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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總管大老爺”
一直以來，《華商報》的辦報資金問題是最困擾辦報人的。1947—1948年《華商報》又一次陷入了經濟危機。為了闖過這一關，報社發動了兩次“救報運動”，號召大家想辦法。此時，饒彰風忽然想到曾有人對他說過，香港淪陷期間日軍曾把一批財寶埋在英軍軍營廚房兩側的空地裏。在一次報社會議上，“總管大老爺”饒彰風將他的想法說了出來：“我想我們不如去那裏看看，看是否能挖出什麽財物出來。”對於饒彰風所說的這一傳聞，大家都從未聽聞過，不少人覺得有點不靠譜。
鄧文釗聽後倒是非常支持饒彰風的提法：“嗯，這個主意不錯。雖說這僅僅是個傳聞，可現在我們也沒什麽更好的辦法了，幹脆碰碰運氣好了，要是真能挖出點什麽那就一切問題好說，倘若沒挖出什麽，我們也沒什麽損失，就再想其他辦法。我們不能坐以待斃，隻要有一線希望都要去嚐試，成不成功，有沒有結果，要試過才知道吧！”
聽完鄧文釗發言，其他工作人員相互看了看，想想這的確也是現在唯一可行的辦法了，於是大家都同意了。
“那好，大家要是沒有其他意見，咱們就開個會一起商量具體的作戰方案吧！”
於是，一個“挖寶作戰會議”開始了，饒彰風做主持，鄧文釗等人參與會議。會上，大家將挖寶所需要的工具及現場的環境都一一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最後會議決定：由鄧文釗負責探路，解決進軍營的問題；由陳景文挑選幾個可靠的工友，負責挖掘；而饒彰風等則守候在報社等待消息及做好後勤工作。
當時《華商報》的相關工作人員中，就隻有鄧文釗在香港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他有出國留學的經驗，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些條件足以讓他勝任探路的任務。他在行動前幾天聯係上守營的軍官，英國軍官知道鄧文釗的社會地位，因此對他也沒有太多防備。鄧文釗將他們挖寶的計劃告訴守營軍官，並告訴他說將會把所挖的財寶與他分成，軍官一聽有財寶可拿，立馬答應了鄧文釗的要求，同意在他們前來挖寶的那天在軍營門口接應他們，保證他們順利進入營內挖寶。
幾日過後，鄧文釗、陳景文等一行四人一大早吃過早餐便帶著挖寶的工具鋤頭、鐵鍬，帶上午餐乘車前往“寶地”。車還沒開到軍營門口，他們就看到守營軍官已在那兒等候他們了。車停好，一夥人下了車，鄧文釗走在最前麵，他朝守門的軍官揮揮手，守門軍官立刻迎上來同鄧文釗嘀咕了幾句，接著就打開營門讓他們四人進去。他們走到饒彰風所說的那塊空地後，陳景文等人便立馬抄起家夥使勁挖起來。
“兄弟們，大家加油使勁挖啊，爭取在午飯前弄好。剛才那位軍官跟我說了，到時候會有軍隊來查崗，所以我們必須在他們沒來之前挖出來。”在一旁“督戰”的鄧文釗說道。他們這次的行動是很秘密的，是怕驚動上麵的人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陳景文等幾個人連續挖了幾個小時，除了挖出一些空罐頭和一些亂七八糟的雜物，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挖到，更不用說財寶了。中午時分馬上就要到了，鄧文釗看著已經挖得筋疲力盡的陳景文等人，關心地說道：“景文，算了，別挖了，我看這裏是沒有貨了。我們還是先離開吧，要不等到英軍大隊人馬來了就難脫身了。”
陳景文一看時間，離英軍查崗的時間已經不遠了，再挖下去也沒什麽東西，還不如先回去再商量。於是鄧文釗、陳景文等一行四人拖著疲憊的身體，拿著工具，雙手空空地離開了。回到報社辦公室，他們將今日挖寶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饒彰風：“彰風兄，我們是按照你一開始說的地點去挖的，可是真的什麽都沒有。是不是地點錯了啊？”
“不會的，就是那裏，我後來又去打聽過，地點錯不了。大家不要灰心，反正今日我們隻是挖了空地的一半，說不準日本人把財寶埋在另一邊呢，明日你們再去看看吧！”
“好的。”
第二天，鄧文釗、陳景文等人又來到英軍軍營，在空地的另一側開始挖掘。可是和第一天一樣，他們把地挖出個大洞還是一無所獲。四人隻好又一次空手而回。
回來後，大家都在納悶是不是本身這個情報就有誤，故意害人的呢？後來饒彰風仔細分析了一下，解釋道：“這個情報是當年在軍營裏的一位廚工提供的，也許是因為時間久了中間有變化。或許是日軍撤退時自己就把財寶挖走了，廚工也不知道。”大家見饒彰風所說十分合理，便也不再去討論這次挖寶的事情了。
“沒關係，這次就當是做了一次戶外運動好了，當做是找到解決方法前的一次強身訓練吧！”饒彰風打趣地說道，眾人哈哈哈大笑起來。
雖然此次挖寶事件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經過這次行動，加深了中共中央黨組織與廣大愛國民主人士及港澳同胞之間的密切聯係。而鄧文釗不計個人身份的尊卑，與普通職工一起全心全意支持解放戰爭事業的作戰態度，給饒彰風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得到眾人一致好評。
彰風欣賞文釗，正如文釗欣賞彰風一樣，經過長期的工作合作，二人之間的友誼之花愈開愈大。也正是有了這份真摯的友誼及共同的革命理念，才會有後來的“仗義執言”。
《華商報》的創辦經營過程就已經向世人展示了抗戰時期中共所提倡的統一戰線的強大力量。正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積極團結廣大愛國民主人士，《華商報》才能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神話般的奇跡，才能產生一個又一個感人肺腑的故事。
關於《華商報》複刊，華嘉亦更濃墨重彩地描繪道：
負責《華商報》複刊的籌備工作的是饒彰風。他是個講究效率而又和藹可親的實幹家，從10月開始，沒到年底就做好一切籌備工作，隻等出報。這時各地來的人陸續到廣，很快就組成一個很強的工作班子：總編輯劉思慕，副總編輯廖沫沙，主筆狄超白。後來薩空了調來任總經理，才減輕了饒彰風一些行政工作。跟著又成立了社論委員會，那都是著名的作家和學者，先後為報社撰寫社論的就有章漢夫、喬冠華、許滌新、張鐵生、陳此生、夏衍、邵宗漢、胡繩、邵荃麟、馮乃超、黎澍、黃藥眠等知名人士。
《華商報》是1946年1月4日正式複刊的。複刊初期正是重慶和平談判、簽訂“雙十協定”之後，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但是，1月政治協商會議剛剛閉幕，2月就開始刮起反動的風暴。3月10日發生了重慶的“較場口事件”。5月4日廣州也發生搗毀《華商報》廣州分社和兄弟圖書公司事件，隨後更出動廣州軍警搜掠和封閉進步報刊。同時，在上海也封閉了剛剛創刊的《建國日報》（即《救亡日報》）和《新華》周刊。於是，廣州、上海、重慶等地的著名作家、藝術家和文化界人士，又一次先後陸續被迫轉移到香港來。
複刊後的《華商報》，不僅保存了1941年那種戰鬥的風格，而且還有所發展。在這期間，副刊除了散文、雜文、小說等方麵有很大的收獲，還在理論上有很大的成就。
這個時期的《華商報》，先後發表的長篇散文連載有：茅盾的《蘇聯遊記》，愛倫堡的《美國印象》，劉尊棋的《訪美見聞》。還有薩空了的《兩年的政治犯生活》，憤怒地揭露了重慶政府嚴重侵犯人權，迫害民主進步人士的惡行，並積極宣傳愛國民主戰士的勇敢鬥爭。1948年8月25日開始，《華商報》還連載了郭沫若的《抗戰回憶錄》，更是轟動一時。這部長篇散文，一直連載到郭沫若平安回到當時的北平，12月5日才刊載完畢。後來經郭沫若修訂後改名《洪波曲》出版。
雜文仍然是《華商報》最善於使用的文藝武器。第二版的“今日的問題”專欄，複刊不久改名為“每日展望”，評論的範圍擴大了，而且每篇都署名。寫得最多的仍然是夜班值班的總編輯劉思慕和廖沬沙，同時也約請了知名專家寫稿。另外，為了適應民族解放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及時向讀者介紹戰局情況，在第二版增辟一個“每周戰局”的專欄。開始時還沒引起注意，但不久就受到讀者歡迎和喜愛。因為這些文章語言生動，筆鋒犀利，形象生動，以大量事實說明問題，說理透徹，通俗易懂，與其說是政論文章，不如說是極富藝術感染力的散文。這個專欄的作者署名“懷湘”，即廖沫沙。廖沫沙在那個年代是十分勤奮的多才多藝的作家，寫得很多很好。他在《每周戰局》和《群眾》周刊及其他刊物發表的軍事論文，都是轟動一時的。最近已編輯成書定名為《紙上談兵錄》出版。
複刊後的《華商報》的副刊，先改名《熱風》，後改名為《茶亭》，對雜文更是一如既往地十分重視，而且還有了很大發展。副刊每天都有一篇“花邊文學”的專欄，雖然多次改變名稱，戰鬥的風格卻仍然是很強的。《熱風》初期的雜文專欄叫“無所不談”，署名“東方未白”，是劉思慕、廖沫沙、胡希明、呂劍等人的集體筆名。同時，還有少史公的“俯拾即是”和申公的“和平談屑”。到1948年就隻剩下一個專欄，叫“今日談”。副刊改名為《茶亭》，初期曾開辟了“樓棲”和“秦牧”兩個雜文專欄，到1949年又統一改為“家常話”。複刊後的《華商報》的雜文專欄作者，最突出的一個是“三流”，即胡希明。他繼承和發展了1941年的《東拉西扯》的傳統風格，先後為副刊寫了這樣一些專欄：《熱風》的“心照不宣”、“欲說還休”；《茶亭》的“亭邊瑣語”等。他每天都到報社來，看副刊的大樣，還看“讀者版”，興之所至，抓住題目就即興發揮，都是三言兩語，有時是“打油詩”或他自稱的“新樂府”，嬉笑怒罵，淋漓盡致。他的雜文風格獨樹一格，在當時固然是隻此一家，到現在還沒看到來者。特別是以後他主編“周末版”，更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成為廣大讀者喜愛的雜文作家之一。
《華商報》不僅連載了內地著名戲劇家章泯的五幕劇《惡夢》；同時連載了司馬文森寫香港社會生活的小說《阻街的人》，開創了表現此時此地生活的創作道路。跟著，夏衍發現和推薦了黃穀柳的處女作：《蝦球傳》第一部《春風秋雨》，在《熱風》副刊連載並獲得了讀者的讚賞。作者在讀者的鼓勵下，隨後接連發表了第二部《白雲珠海》、第三部《山長水遠》。《蝦球傳》一直是深受讀者歡迎的暢銷書，並在建國後一再被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影響甚大。還有世居香港的著名本地作家侶倫，也在《熱風》副刊發表了長篇小說《窮巷》，這是這位創作態度嚴謹、文風獨特的作家的一篇力作。這裏說的隻不過是隨手拈來的一些例子，當然還可列舉很多新人及其作品，由於篇幅關係，就不再贅述了。
複刊後的《華商報》也不是一帆風順的。1947年10月，報社已經窮到辦不下去，隻好公開在報上發起群眾性的“救報運動”，呼籲廣大讀者支持報社捐款辦報。在“救報運動”期間，收到成千上萬的讀者來信，幾乎每封信都對報社提出批評和建議，使我們有機會聽取這些來自廣大群眾的意見，從而製定革新的措施，更加堅定地走通俗化、大眾化的道路。既不相同於某些本地報紙的低級趣味和庸俗化，但又要適應香港普通市民的閱讀能力和欣賞習慣，才能使我們的報紙更為讀者所喜聞樂見。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我們作了各種各樣的嚐試，但也不是都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這也反映了40年代香港文學在通俗化和大眾化方麵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值得作為專題去研究和探索。
1949年初，為了適應解放戰爭迅猛發展的新形勢，《華商報》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增加了“星期增刊”，新設《新中國專刊》、《新中國文藝》、《筆談》、《工作與學習》、《舞台與銀幕》等五個專刊，同時開辟一個《華南版》，加強報道華南解放區的新聞。這個期間的《華商報》，大量刊載解放區作家的作品，《茶亭》副刊還連載解放區作家李爾重的小說《落後的腦袋》。
40年代的香港文學活動是十分活躍、豐富多彩的，不是隻從《華商報》這一個小小的側麵能說得清楚的。譬如說，在當年出版的眾多文學刊物裏，就有不少影響極大的名家佳作。像蕭紅的小說，聶紺弩的雜文，黃藥眠的理論文章，還有詩人袁水拍的《馬凡陀山歌》等等，都是香港文學庫藏的瑰寶，不僅文藝界早有定評，而且至今仍為廣大讀者所傳誦。這裏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評述，深感遺憾。
40年代的香港文學，是我國抗戰文藝和人民文藝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兩個高潮時期都起著團結的、民主的、進步的文化中心作用，不僅對內地和本地影響很大，而且對海外的華文文學也有極其深遠的影響，至今仍然有著重大的作用。40年代的香港文學，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流的文學，植根於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鬥爭，並為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服務。40年代的香港文學，繼承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優良傳統，同時又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有所革新和創造。因此，40年代香港文學，有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今天回顧年40代的香港文學，不僅是為了研究史料、探索過去，更重要的是為了有利於創造今天和明天的香港文學。我們期待著香港文學一次規模更大的新的高潮的到來！
這裏應多說幾句是，黃穀柳的《蝦球傳》現在已成為廣東文學中長篇小說的幾部經典力作之一，與《三家巷》、《香飄四季》一起成為嶺南文學足以傳世的傑作。盡管黃穀柳未能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得以幸免，《蝦球傳》的傳世卻是不可改變的……
1947年3月，彰風離開了香港，奔赴南洋，為《華商報》的生存，也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深入到數百萬愛國華僑當中……
鄧文釗聽後倒是非常支持饒彰風的提法：“嗯，這個主意不錯。雖說這僅僅是個傳聞，可現在我們也沒什麽更好的辦法了，幹脆碰碰運氣好了，要是真能挖出點什麽那就一切問題好說，倘若沒挖出什麽，我們也沒什麽損失，就再想其他辦法。我們不能坐以待斃，隻要有一線希望都要去嚐試，成不成功，有沒有結果，要試過才知道吧！”
聽完鄧文釗發言，其他工作人員相互看了看，想想這的確也是現在唯一可行的辦法了，於是大家都同意了。
“那好，大家要是沒有其他意見，咱們就開個會一起商量具體的作戰方案吧！”
於是，一個“挖寶作戰會議”開始了，饒彰風做主持，鄧文釗等人參與會議。會上，大家將挖寶所需要的工具及現場的環境都一一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最後會議決定：由鄧文釗負責探路，解決進軍營的問題；由陳景文挑選幾個可靠的工友，負責挖掘；而饒彰風等則守候在報社等待消息及做好後勤工作。
當時《華商報》的相關工作人員中，就隻有鄧文釗在香港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他有出國留學的經驗，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些條件足以讓他勝任探路的任務。他在行動前幾天聯係上守營的軍官，英國軍官知道鄧文釗的社會地位，因此對他也沒有太多防備。鄧文釗將他們挖寶的計劃告訴守營軍官，並告訴他說將會把所挖的財寶與他分成，軍官一聽有財寶可拿，立馬答應了鄧文釗的要求，同意在他們前來挖寶的那天在軍營門口接應他們，保證他們順利進入營內挖寶。
幾日過後，鄧文釗、陳景文等一行四人一大早吃過早餐便帶著挖寶的工具鋤頭、鐵鍬，帶上午餐乘車前往“寶地”。車還沒開到軍營門口，他們就看到守營軍官已在那兒等候他們了。車停好，一夥人下了車，鄧文釗走在最前麵，他朝守門的軍官揮揮手，守門軍官立刻迎上來同鄧文釗嘀咕了幾句，接著就打開營門讓他們四人進去。他們走到饒彰風所說的那塊空地後，陳景文等人便立馬抄起家夥使勁挖起來。
“兄弟們，大家加油使勁挖啊，爭取在午飯前弄好。剛才那位軍官跟我說了，到時候會有軍隊來查崗，所以我們必須在他們沒來之前挖出來。”在一旁“督戰”的鄧文釗說道。他們這次的行動是很秘密的，是怕驚動上麵的人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陳景文等幾個人連續挖了幾個小時，除了挖出一些空罐頭和一些亂七八糟的雜物，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挖到，更不用說財寶了。中午時分馬上就要到了，鄧文釗看著已經挖得筋疲力盡的陳景文等人，關心地說道：“景文，算了，別挖了，我看這裏是沒有貨了。我們還是先離開吧，要不等到英軍大隊人馬來了就難脫身了。”
陳景文一看時間，離英軍查崗的時間已經不遠了，再挖下去也沒什麽東西，還不如先回去再商量。於是鄧文釗、陳景文等一行四人拖著疲憊的身體，拿著工具，雙手空空地離開了。回到報社辦公室，他們將今日挖寶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饒彰風：“彰風兄，我們是按照你一開始說的地點去挖的，可是真的什麽都沒有。是不是地點錯了啊？”
“不會的，就是那裏，我後來又去打聽過，地點錯不了。大家不要灰心，反正今日我們隻是挖了空地的一半，說不準日本人把財寶埋在另一邊呢，明日你們再去看看吧！”
“好的。”
第二天，鄧文釗、陳景文等人又來到英軍軍營，在空地的另一側開始挖掘。可是和第一天一樣，他們把地挖出個大洞還是一無所獲。四人隻好又一次空手而回。
回來後，大家都在納悶是不是本身這個情報就有誤，故意害人的呢？後來饒彰風仔細分析了一下，解釋道：“這個情報是當年在軍營裏的一位廚工提供的，也許是因為時間久了中間有變化。或許是日軍撤退時自己就把財寶挖走了，廚工也不知道。”大家見饒彰風所說十分合理，便也不再去討論這次挖寶的事情了。
“沒關係，這次就當是做了一次戶外運動好了，當做是找到解決方法前的一次強身訓練吧！”饒彰風打趣地說道，眾人哈哈哈大笑起來。
雖然此次挖寶事件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經過這次行動，加深了中共中央黨組織與廣大愛國民主人士及港澳同胞之間的密切聯係。而鄧文釗不計個人身份的尊卑，與普通職工一起全心全意支持解放戰爭事業的作戰態度，給饒彰風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得到眾人一致好評。
彰風欣賞文釗，正如文釗欣賞彰風一樣，經過長期的工作合作，二人之間的友誼之花愈開愈大。也正是有了這份真摯的友誼及共同的革命理念，才會有後來的“仗義執言”。
《華商報》的創辦經營過程就已經向世人展示了抗戰時期中共所提倡的統一戰線的強大力量。正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積極團結廣大愛國民主人士，《華商報》才能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神話般的奇跡，才能產生一個又一個感人肺腑的故事。
關於《華商報》複刊，華嘉亦更濃墨重彩地描繪道：
負責《華商報》複刊的籌備工作的是饒彰風。他是個講究效率而又和藹可親的實幹家，從10月開始，沒到年底就做好一切籌備工作，隻等出報。這時各地來的人陸續到廣，很快就組成一個很強的工作班子：總編輯劉思慕，副總編輯廖沫沙，主筆狄超白。後來薩空了調來任總經理，才減輕了饒彰風一些行政工作。跟著又成立了社論委員會，那都是著名的作家和學者，先後為報社撰寫社論的就有章漢夫、喬冠華、許滌新、張鐵生、陳此生、夏衍、邵宗漢、胡繩、邵荃麟、馮乃超、黎澍、黃藥眠等知名人士。
《華商報》是1946年1月4日正式複刊的。複刊初期正是重慶和平談判、簽訂“雙十協定”之後，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但是，1月政治協商會議剛剛閉幕，2月就開始刮起反動的風暴。3月10日發生了重慶的“較場口事件”。5月4日廣州也發生搗毀《華商報》廣州分社和兄弟圖書公司事件，隨後更出動廣州軍警搜掠和封閉進步報刊。同時，在上海也封閉了剛剛創刊的《建國日報》（即《救亡日報》）和《新華》周刊。於是，廣州、上海、重慶等地的著名作家、藝術家和文化界人士，又一次先後陸續被迫轉移到香港來。
複刊後的《華商報》，不僅保存了1941年那種戰鬥的風格，而且還有所發展。在這期間，副刊除了散文、雜文、小說等方麵有很大的收獲，還在理論上有很大的成就。
這個時期的《華商報》，先後發表的長篇散文連載有：茅盾的《蘇聯遊記》，愛倫堡的《美國印象》，劉尊棋的《訪美見聞》。還有薩空了的《兩年的政治犯生活》，憤怒地揭露了重慶政府嚴重侵犯人權，迫害民主進步人士的惡行，並積極宣傳愛國民主戰士的勇敢鬥爭。1948年8月25日開始，《華商報》還連載了郭沫若的《抗戰回憶錄》，更是轟動一時。這部長篇散文，一直連載到郭沫若平安回到當時的北平，12月5日才刊載完畢。後來經郭沫若修訂後改名《洪波曲》出版。
雜文仍然是《華商報》最善於使用的文藝武器。第二版的“今日的問題”專欄，複刊不久改名為“每日展望”，評論的範圍擴大了，而且每篇都署名。寫得最多的仍然是夜班值班的總編輯劉思慕和廖沬沙，同時也約請了知名專家寫稿。另外，為了適應民族解放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及時向讀者介紹戰局情況，在第二版增辟一個“每周戰局”的專欄。開始時還沒引起注意，但不久就受到讀者歡迎和喜愛。因為這些文章語言生動，筆鋒犀利，形象生動，以大量事實說明問題，說理透徹，通俗易懂，與其說是政論文章，不如說是極富藝術感染力的散文。這個專欄的作者署名“懷湘”，即廖沫沙。廖沫沙在那個年代是十分勤奮的多才多藝的作家，寫得很多很好。他在《每周戰局》和《群眾》周刊及其他刊物發表的軍事論文，都是轟動一時的。最近已編輯成書定名為《紙上談兵錄》出版。
複刊後的《華商報》的副刊，先改名《熱風》，後改名為《茶亭》，對雜文更是一如既往地十分重視，而且還有了很大發展。副刊每天都有一篇“花邊文學”的專欄，雖然多次改變名稱，戰鬥的風格卻仍然是很強的。《熱風》初期的雜文專欄叫“無所不談”，署名“東方未白”，是劉思慕、廖沫沙、胡希明、呂劍等人的集體筆名。同時，還有少史公的“俯拾即是”和申公的“和平談屑”。到1948年就隻剩下一個專欄，叫“今日談”。副刊改名為《茶亭》，初期曾開辟了“樓棲”和“秦牧”兩個雜文專欄，到1949年又統一改為“家常話”。複刊後的《華商報》的雜文專欄作者，最突出的一個是“三流”，即胡希明。他繼承和發展了1941年的《東拉西扯》的傳統風格，先後為副刊寫了這樣一些專欄：《熱風》的“心照不宣”、“欲說還休”；《茶亭》的“亭邊瑣語”等。他每天都到報社來，看副刊的大樣，還看“讀者版”，興之所至，抓住題目就即興發揮，都是三言兩語，有時是“打油詩”或他自稱的“新樂府”，嬉笑怒罵，淋漓盡致。他的雜文風格獨樹一格，在當時固然是隻此一家，到現在還沒看到來者。特別是以後他主編“周末版”，更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成為廣大讀者喜愛的雜文作家之一。
《華商報》不僅連載了內地著名戲劇家章泯的五幕劇《惡夢》；同時連載了司馬文森寫香港社會生活的小說《阻街的人》，開創了表現此時此地生活的創作道路。跟著，夏衍發現和推薦了黃穀柳的處女作：《蝦球傳》第一部《春風秋雨》，在《熱風》副刊連載並獲得了讀者的讚賞。作者在讀者的鼓勵下，隨後接連發表了第二部《白雲珠海》、第三部《山長水遠》。《蝦球傳》一直是深受讀者歡迎的暢銷書，並在建國後一再被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影響甚大。還有世居香港的著名本地作家侶倫，也在《熱風》副刊發表了長篇小說《窮巷》，這是這位創作態度嚴謹、文風獨特的作家的一篇力作。這裏說的隻不過是隨手拈來的一些例子，當然還可列舉很多新人及其作品，由於篇幅關係，就不再贅述了。
複刊後的《華商報》也不是一帆風順的。1947年10月，報社已經窮到辦不下去，隻好公開在報上發起群眾性的“救報運動”，呼籲廣大讀者支持報社捐款辦報。在“救報運動”期間，收到成千上萬的讀者來信，幾乎每封信都對報社提出批評和建議，使我們有機會聽取這些來自廣大群眾的意見，從而製定革新的措施，更加堅定地走通俗化、大眾化的道路。既不相同於某些本地報紙的低級趣味和庸俗化，但又要適應香港普通市民的閱讀能力和欣賞習慣，才能使我們的報紙更為讀者所喜聞樂見。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我們作了各種各樣的嚐試，但也不是都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這也反映了40年代香港文學在通俗化和大眾化方麵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值得作為專題去研究和探索。
1949年初，為了適應解放戰爭迅猛發展的新形勢，《華商報》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增加了“星期增刊”，新設《新中國專刊》、《新中國文藝》、《筆談》、《工作與學習》、《舞台與銀幕》等五個專刊，同時開辟一個《華南版》，加強報道華南解放區的新聞。這個期間的《華商報》，大量刊載解放區作家的作品，《茶亭》副刊還連載解放區作家李爾重的小說《落後的腦袋》。
40年代的香港文學活動是十分活躍、豐富多彩的，不是隻從《華商報》這一個小小的側麵能說得清楚的。譬如說，在當年出版的眾多文學刊物裏，就有不少影響極大的名家佳作。像蕭紅的小說，聶紺弩的雜文，黃藥眠的理論文章，還有詩人袁水拍的《馬凡陀山歌》等等，都是香港文學庫藏的瑰寶，不僅文藝界早有定評，而且至今仍為廣大讀者所傳誦。這裏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評述，深感遺憾。
40年代的香港文學，是我國抗戰文藝和人民文藝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兩個高潮時期都起著團結的、民主的、進步的文化中心作用，不僅對內地和本地影響很大，而且對海外的華文文學也有極其深遠的影響，至今仍然有著重大的作用。40年代的香港文學，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流的文學，植根於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鬥爭，並為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服務。40年代的香港文學，繼承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優良傳統，同時又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有所革新和創造。因此，40年代香港文學，有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今天回顧年40代的香港文學，不僅是為了研究史料、探索過去，更重要的是為了有利於創造今天和明天的香港文學。我們期待著香港文學一次規模更大的新的高潮的到來！
這裏應多說幾句是，黃穀柳的《蝦球傳》現在已成為廣東文學中長篇小說的幾部經典力作之一，與《三家巷》、《香飄四季》一起成為嶺南文學足以傳世的傑作。盡管黃穀柳未能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得以幸免，《蝦球傳》的傳世卻是不可改變的……
1947年3月，彰風離開了香港，奔赴南洋，為《華商報》的生存，也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深入到數百萬愛國華僑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