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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裁汰冗員，大刀闊斧整頓吏治
姚崇在“十事要說”中，有好幾處是講到整頓吏治的。玄宗對這些意見完全讚成，因為他深知吏治敗壞是中宗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韋後、安樂公主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用高官厚祿來網羅親信死黨，也用賣官鬻爵來搜刮錢財。當時花錢三十萬，就可以別降墨敕，斜封付中書授官。這種斜封官的任命，不通過正常的考選途徑，不能保證任官者具有合格的素質。斜封官補授沒有限製，員闕不夠，就置員外官，多達數千人。“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禦史度員外官也”。吏治的敗壞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睿宗朝初期，宋璟任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盧從願為吏部侍郎，姚崇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盧懷慎為兵部侍郎。他們都為官清正，不徇私情，文武選舉，取舍平允，銓綜有敘，又罷去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數千人，使吏治的情況好了一陣子。不久，由於太平公主幹權弄政，姚、宋被貶職，斜封官又重新起用，賄賂公行，任人唯私，吏治的腐敗一如中宗之世。
玄宗從睿宗那裏接過來的官僚隊伍是一支冗員眾多、素質不良、辦事效率極低的隊伍。他必須整頓和改造現有的官僚隊伍，使之變得精幹、有效率，才能使整個國家機器有力地運轉起來。
因此，姚崇上任以來，裁汰冗員、整頓吏治就成了首要任務。姚崇和唐玄宗主要采取了下麵這些措施：
1.撰寫《五誡》，嚴整吏治
姚崇嚴格要求官吏，開元二年（716年），姚崇集中撰寫《持秤誡》、《彈琴誡》、《持鏡誡》、《辭金誡》、《冰壺誡》（合稱《五誡》）。今天，當人們讀到姚崇的《五誡》時，無不為他的浩然正氣、高風亮節、博大胸懷、精辟見解所折服！
他撰寫的《五誡》，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規範上的具體要求。其中在《持秤誡》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秤那樣，“不差毫厘，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在《辭金誡》中，他極口稱讚了“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為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為懼”的為政廉慎的高貴品質。他要求官吏廉潔：“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他告誡官吏貪贓受賄必將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無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壺誡》中，他讚揚了冰清玉潔、表裏如一的為政者，抨擊了“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的卑鄙齷齪行徑，並規勸官吏說：“在位祿厚官尊，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誡猶存”。姚崇主張行法公正，不避權貴。開元二年，薛王李業的舅舅王仙童驕橫不法，仗勢欺壓百姓，遭到禦史的彈劾，將依法治罪。李業聞訊後，立即到唐玄宗那裏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親，下令重新審理此案，旨在寬免。姚崇知道後，與另一宰相盧懷慎聯名上奏：“仙童罪狀明白，禦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舍。”姚崇堅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親、近臣犯罪，也決不寬貸。玄宗隻好同意依法懲治，“由是貴戚束手”。
黃門監魏知古，論其功勞、地位和聲望，與姚崇不相上下。魏知古原蒙姚崇薦舉，後來竟與姚崇並列相位，姚崇漸漸地瞧不起魏知古，最終把魏知古排擠到東都洛陽去專管那裏的吏部事務。魏知古心懷不滿。姚崇有兩個兒子，都在東都做官，他們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親提拔的，就走魏知古的後門牟取私利。魏知古回到長安時，將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報告給了玄宗。有一天，玄宗與姚崇閑談，順便問道：“你的兒子才能與品德怎樣？現在做什麽官？”姚崇十分機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話裏有話，答道：“我有三個兒子，兩個在東都，為人貪欲而又不謹慎，必定會走魏知古的後門，不過我還沒有來得及問他們。”玄宗原以為姚崇要為兒子隱瞞，在聽了姚崇道出真情後，很是高興。玄宗又問姚崇，他是怎麽知道的。姚崇說：“在魏知古社會地位很低時，我保護過他，提拔過他；我的兒子蠢得很，以為魏知古必定因為感激我而容忍他們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門路。”玄宗聽了，認為姚崇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覺得魏知古有負於姚崇，要罷他的官。姚崇又請求玄宗說：“我的兒子胡鬧，犯了法，陛下赦免他們的罪已經是很萬幸的了，倘若因為這件事而罷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為陛下出於對我的私人感情而這樣做，這就會連累到陛下的聲譽。”後來，玄宗遷魏知古為工部尚書。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響了當時的皇帝和各級官員。唐玄宗和姚崇身體力行，開元之初基本上扭轉了中宗以來的不良風氣，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嚴格銓選製度，裁汰冗員
自武則天末年以來，銓選製度比較紊亂，王公、妃主與權戚有的賣官鬻爵，有的隨意請托，斜封官多，冗官濫吏盈溢官府，甚至宰相、禦史及員外郎無有處理公事的地方。這種弊端睿宗未能革除。玄宗即位後，開始與姚崇一起整頓吏治。開元二年（714年）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李成義請求把王府錄事官（從九品上）閻楚珪破格提拔為王府參軍（正七品上）。宰相姚崇、盧懷慎聞訊後上奏玄宗說：“先嚐得旨，雲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玄宗嘉納二人的奏議，遂停止了此事。
接著，又開始裁減冗官。這時的斜封官已多達數千人，他們坐食俸祿，無所事事，還增加了國家的財政開支。開元二年五月，玄宗下令罷免所有的員外官、試官及檢校官等冗員，嚴格控製官吏的銓選，規定沒有戰功及別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結果“大革奸濫，十去其九”。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又精簡機構和裁汰冗員，認為各類補署頗多繁冗，決定停廢諸司、監、署府十餘所，減免冗散官300餘員。既克服了機構龐雜、官吏冗多、人浮於事的現象，又提高了各官府的工作效率。
3.認真選拔牧宰守令，改善地方吏治
重視京官而輕視地方官，在唐朝積習已久。在中宗時期，宰相韋嗣立曾上疏指陳此弊，他說：刺史、縣令多不加選擇，把一些犯錯誤的，或聲望低下的京官充任牧守，吏部也選用一些年高體衰及無文才者做縣令。至開元初年，重京官而輕外任的風氣仍然盛行一時。班景倩由揚州采訪使調入京城任大理少卿，路過大梁。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倪若水在西郊為他餞行。宴會結束後，班景倩登舟而去，倪若水遠望著行船帆影，悵然若失，對部下說：“班公是行，何異登仙乎？為之騶殿，良所甘心。”默然很久，才整頓車馬回城。大理寺少卿官秩僅從五品下，官位不如汴州刺史，在倪若水眼裏，調入京師任京官，卻如同羽化登仙一樣，甚至不惜屈尊甘心做他的騎從，由此可見一斑。
為了改變這一弊風，加強對地方州縣的治理，玄宗特別重視牧宰守令的選任。他特意頒下《戒牧宰敕》，其中說：“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屬意此官，有殊餘職。”開元二年（714年）正月，玄宗下令從現任京官中挑選一些有才有識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同時又從都督、刺史中選拔有政績者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並成為定製。用這種內外對流的辦法來改變重京官而輕外任的社會偏見。
開元四年（716年）五月，有人向玄宗反映說，今年選舉的官員粗濫，一些縣令多非其才。他很重視這一情況，當新官入朝謝恩時，就把所有的新任縣令召入大明宮宣政殿，親自出題考試，了解縣令是否通曉經國治民之道。其中鄄城令韋濟才學位居第一，當即提拔他做禮泉令。其餘200餘人不入第，依舊任原職，另有45人被淘汰，放回去重新習讀。為了整肅選舉，還把這次的主考官、吏部侍郎盧從願貶為豫州刺史，李朝隱貶為滑州刺史，以示懲前毖後。
玄宗尤其留心提拔地方上的廉潔、正直、奉公的官吏。開元十三年（725年），從泰山封禪回京。一路上，他了解各地的風俗民情，察看地方官吏施政的善惡利弊。懷州刺史王丘除了上獻幾頭牲畜外別無他獻，玄宗認為他為官正直，不買恩寵；魏州刺史崔丐派人供應玄宗路上用物不用錦繡，這是向玄宗表示要儉樸；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聲稱“人或重憂，則不足以告成”。玄宗對這三個刺史的做法十分讚賞，對隨從宰相說：朕將把奏書放在座右，常常自戒，因為他們都很愛護百姓。
玄宗還建立了嚴格的考核製度，通過對刺史、縣令的實際考核，作為陟黜的依據。他頒行了《整飭吏治詔》，規定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對刺史、縣令的政績進行考察，按政績的大小分為五等，上等為最，下等為殿，中間又分為三等，以此定為優劣，作為地方官改轉、升降的基本依據，以獎善勸能。
4.勉勵京官到地方任職
開元八年（720年），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源乾曜上疏說：權要子弟多任京職，俊義之士多任外官，不該如此。他請求玄宗將自己現任京官的三個兒子中的二人出任外職。玄宗欣然答應了他的請求，並大力褒獎宰相源乾曜身先力行的做法，並下令：凡文武百官父子兄弟三人並任京官的，都要仿效源乾曜的做法，出二人為地方官。於是公卿子弟由京官出外任職的有100多人。
開元十六年（728年），玄宗還親自選拔一批京官充任各州刺史，許景先、源光裕等11人分別任虢州、鄭州等州刺史，並命宰臣、諸王、禦史等朝廷要員在京城外餞行，盛具酒宴，奏太常樂，儀式隆重而熱烈。
玄宗勉勵新任州刺史要愛民如子，當好父母官；還要注意發展生產，獄訟清明，抑強扶弱，安定人民生活；他還告誡刺史要腳踏實地，且不可沽名釣譽，弄虛作假。
為了保持地方官的廉潔清明，玄宗對一些貪贓枉法者也繩之以法，嚴懲不貸。開元十年（722年）八月，武強縣令裴景仙貪贓5000匹絹，被揭發後，他又畏罪潛逃，以避懲罰。玄宗命緝拿歸案，追回了全部贓物，命在百官麵前斬首示眾。大理卿李朝隱奏請，贓物已追回，不該死罪。玄宗又改罰杖刑100，然後流放到嶺南荒僻之處。玄宗打擊貪贓枉法的官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新、舊《唐書》立傳的良吏、循吏共65人，其中屬於開元時期的即有12人，約占五分之一，於此可見一斑。
玄宗雖然厲行法治，卻嚴而不酷。武則天重用酷吏，羅織罪狀，鬧得大臣人人自危，朝不慮夕。玄宗即位之初，武則天重用的醅吏仍然在任。開元二年（714年）閏二月，頒下一道敕令，說：涪州刺史周利貞等13人，都是則天時的酷吏，比周興罪狀稍輕，應放歸田野，終身不許做官。開元十三年（725年）三月，禦史大夫程行諶奏請玄宗，說來俊臣等23人，情節嚴重，請禁錮其子孫，不許做官；傅遊藝等四人稍輕，不許任近職。玄宗聽從了他的奏請，不僅懲罰了過去的酷吏，對現任的官吏也是個極好的教訓。
睿宗朝初期，宋璟任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盧從願為吏部侍郎，姚崇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盧懷慎為兵部侍郎。他們都為官清正，不徇私情，文武選舉，取舍平允，銓綜有敘，又罷去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數千人，使吏治的情況好了一陣子。不久，由於太平公主幹權弄政，姚、宋被貶職，斜封官又重新起用，賄賂公行，任人唯私，吏治的腐敗一如中宗之世。
玄宗從睿宗那裏接過來的官僚隊伍是一支冗員眾多、素質不良、辦事效率極低的隊伍。他必須整頓和改造現有的官僚隊伍，使之變得精幹、有效率，才能使整個國家機器有力地運轉起來。
因此，姚崇上任以來，裁汰冗員、整頓吏治就成了首要任務。姚崇和唐玄宗主要采取了下麵這些措施：
1.撰寫《五誡》，嚴整吏治
姚崇嚴格要求官吏，開元二年（716年），姚崇集中撰寫《持秤誡》、《彈琴誡》、《持鏡誡》、《辭金誡》、《冰壺誡》（合稱《五誡》）。今天，當人們讀到姚崇的《五誡》時，無不為他的浩然正氣、高風亮節、博大胸懷、精辟見解所折服！
他撰寫的《五誡》，向官吏提出了在道德規範上的具體要求。其中在《持秤誡》中，他要求官吏像持秤那樣，“不差毫厘，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在《辭金誡》中，他極口稱讚了“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為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為懼”的為政廉慎的高貴品質。他要求官吏廉潔：“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他告誡官吏貪贓受賄必將暴露：“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無悔恡，不若守慎”。在《冰壺誡》中，他讚揚了冰清玉潔、表裏如一的為政者，抨擊了“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的卑鄙齷齪行徑，並規勸官吏說：“在位祿厚官尊，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誡猶存”。姚崇主張行法公正，不避權貴。開元二年，薛王李業的舅舅王仙童驕橫不法，仗勢欺壓百姓，遭到禦史的彈劾，將依法治罪。李業聞訊後，立即到唐玄宗那裏去求情，玄宗念舅甥之親，下令重新審理此案，旨在寬免。姚崇知道後，與另一宰相盧懷慎聯名上奏：“仙童罪狀明白，禦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舍。”姚崇堅持法行自近，即便是皇親、近臣犯罪，也決不寬貸。玄宗隻好同意依法懲治，“由是貴戚束手”。
黃門監魏知古，論其功勞、地位和聲望，與姚崇不相上下。魏知古原蒙姚崇薦舉，後來竟與姚崇並列相位，姚崇漸漸地瞧不起魏知古，最終把魏知古排擠到東都洛陽去專管那裏的吏部事務。魏知古心懷不滿。姚崇有兩個兒子，都在東都做官，他們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親提拔的，就走魏知古的後門牟取私利。魏知古回到長安時，將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報告給了玄宗。有一天，玄宗與姚崇閑談，順便問道：“你的兒子才能與品德怎樣？現在做什麽官？”姚崇十分機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話裏有話，答道：“我有三個兒子，兩個在東都，為人貪欲而又不謹慎，必定會走魏知古的後門，不過我還沒有來得及問他們。”玄宗原以為姚崇要為兒子隱瞞，在聽了姚崇道出真情後，很是高興。玄宗又問姚崇，他是怎麽知道的。姚崇說：“在魏知古社會地位很低時，我保護過他，提拔過他；我的兒子蠢得很，以為魏知古必定因為感激我而容忍他們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門路。”玄宗聽了，認為姚崇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覺得魏知古有負於姚崇，要罷他的官。姚崇又請求玄宗說：“我的兒子胡鬧，犯了法，陛下赦免他們的罪已經是很萬幸的了，倘若因為這件事而罷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為陛下出於對我的私人感情而這樣做，這就會連累到陛下的聲譽。”後來，玄宗遷魏知古為工部尚書。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響了當時的皇帝和各級官員。唐玄宗和姚崇身體力行，開元之初基本上扭轉了中宗以來的不良風氣，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嚴格銓選製度，裁汰冗員
自武則天末年以來，銓選製度比較紊亂，王公、妃主與權戚有的賣官鬻爵，有的隨意請托，斜封官多，冗官濫吏盈溢官府，甚至宰相、禦史及員外郎無有處理公事的地方。這種弊端睿宗未能革除。玄宗即位後，開始與姚崇一起整頓吏治。開元二年（714年）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李成義請求把王府錄事官（從九品上）閻楚珪破格提拔為王府參軍（正七品上）。宰相姚崇、盧懷慎聞訊後上奏玄宗說：“先嚐得旨，雲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玄宗嘉納二人的奏議，遂停止了此事。
接著，又開始裁減冗官。這時的斜封官已多達數千人，他們坐食俸祿，無所事事，還增加了國家的財政開支。開元二年五月，玄宗下令罷免所有的員外官、試官及檢校官等冗員，嚴格控製官吏的銓選，規定沒有戰功及別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結果“大革奸濫，十去其九”。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又精簡機構和裁汰冗員，認為各類補署頗多繁冗，決定停廢諸司、監、署府十餘所，減免冗散官300餘員。既克服了機構龐雜、官吏冗多、人浮於事的現象，又提高了各官府的工作效率。
3.認真選拔牧宰守令，改善地方吏治
重視京官而輕視地方官，在唐朝積習已久。在中宗時期，宰相韋嗣立曾上疏指陳此弊，他說：刺史、縣令多不加選擇，把一些犯錯誤的，或聲望低下的京官充任牧守，吏部也選用一些年高體衰及無文才者做縣令。至開元初年，重京官而輕外任的風氣仍然盛行一時。班景倩由揚州采訪使調入京城任大理少卿，路過大梁。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倪若水在西郊為他餞行。宴會結束後，班景倩登舟而去，倪若水遠望著行船帆影，悵然若失，對部下說：“班公是行，何異登仙乎？為之騶殿，良所甘心。”默然很久，才整頓車馬回城。大理寺少卿官秩僅從五品下，官位不如汴州刺史，在倪若水眼裏，調入京師任京官，卻如同羽化登仙一樣，甚至不惜屈尊甘心做他的騎從，由此可見一斑。
為了改變這一弊風，加強對地方州縣的治理，玄宗特別重視牧宰守令的選任。他特意頒下《戒牧宰敕》，其中說：“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屬意此官，有殊餘職。”開元二年（714年）正月，玄宗下令從現任京官中挑選一些有才有識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同時又從都督、刺史中選拔有政績者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並成為定製。用這種內外對流的辦法來改變重京官而輕外任的社會偏見。
開元四年（716年）五月，有人向玄宗反映說，今年選舉的官員粗濫，一些縣令多非其才。他很重視這一情況，當新官入朝謝恩時，就把所有的新任縣令召入大明宮宣政殿，親自出題考試，了解縣令是否通曉經國治民之道。其中鄄城令韋濟才學位居第一，當即提拔他做禮泉令。其餘200餘人不入第，依舊任原職，另有45人被淘汰，放回去重新習讀。為了整肅選舉，還把這次的主考官、吏部侍郎盧從願貶為豫州刺史，李朝隱貶為滑州刺史，以示懲前毖後。
玄宗尤其留心提拔地方上的廉潔、正直、奉公的官吏。開元十三年（725年），從泰山封禪回京。一路上，他了解各地的風俗民情，察看地方官吏施政的善惡利弊。懷州刺史王丘除了上獻幾頭牲畜外別無他獻，玄宗認為他為官正直，不買恩寵；魏州刺史崔丐派人供應玄宗路上用物不用錦繡，這是向玄宗表示要儉樸；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聲稱“人或重憂，則不足以告成”。玄宗對這三個刺史的做法十分讚賞，對隨從宰相說：朕將把奏書放在座右，常常自戒，因為他們都很愛護百姓。
玄宗還建立了嚴格的考核製度，通過對刺史、縣令的實際考核，作為陟黜的依據。他頒行了《整飭吏治詔》，規定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對刺史、縣令的政績進行考察，按政績的大小分為五等，上等為最，下等為殿，中間又分為三等，以此定為優劣，作為地方官改轉、升降的基本依據，以獎善勸能。
4.勉勵京官到地方任職
開元八年（720年），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源乾曜上疏說：權要子弟多任京職，俊義之士多任外官，不該如此。他請求玄宗將自己現任京官的三個兒子中的二人出任外職。玄宗欣然答應了他的請求，並大力褒獎宰相源乾曜身先力行的做法，並下令：凡文武百官父子兄弟三人並任京官的，都要仿效源乾曜的做法，出二人為地方官。於是公卿子弟由京官出外任職的有100多人。
開元十六年（728年），玄宗還親自選拔一批京官充任各州刺史，許景先、源光裕等11人分別任虢州、鄭州等州刺史，並命宰臣、諸王、禦史等朝廷要員在京城外餞行，盛具酒宴，奏太常樂，儀式隆重而熱烈。
玄宗勉勵新任州刺史要愛民如子，當好父母官；還要注意發展生產，獄訟清明，抑強扶弱，安定人民生活；他還告誡刺史要腳踏實地，且不可沽名釣譽，弄虛作假。
為了保持地方官的廉潔清明，玄宗對一些貪贓枉法者也繩之以法，嚴懲不貸。開元十年（722年）八月，武強縣令裴景仙貪贓5000匹絹，被揭發後，他又畏罪潛逃，以避懲罰。玄宗命緝拿歸案，追回了全部贓物，命在百官麵前斬首示眾。大理卿李朝隱奏請，贓物已追回，不該死罪。玄宗又改罰杖刑100，然後流放到嶺南荒僻之處。玄宗打擊貪贓枉法的官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新、舊《唐書》立傳的良吏、循吏共65人，其中屬於開元時期的即有12人，約占五分之一，於此可見一斑。
玄宗雖然厲行法治，卻嚴而不酷。武則天重用酷吏，羅織罪狀，鬧得大臣人人自危，朝不慮夕。玄宗即位之初，武則天重用的醅吏仍然在任。開元二年（714年）閏二月，頒下一道敕令，說：涪州刺史周利貞等13人，都是則天時的酷吏，比周興罪狀稍輕，應放歸田野，終身不許做官。開元十三年（725年）三月，禦史大夫程行諶奏請玄宗，說來俊臣等23人，情節嚴重，請禁錮其子孫，不許做官；傅遊藝等四人稍輕，不許任近職。玄宗聽從了他的奏請，不僅懲罰了過去的酷吏，對現任的官吏也是個極好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