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套用唐德剛教授關於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曆史三峽”理論，清末民初這十數年，應該算是一段灘險浪急的艱難航程了。武昌起義的一聲槍響，千年帝國眨眼間轟然崩塌。民國肇建，創業殊艱；共和締造，前路尚遙。本書所敘述的，正是從清室遜位、民國建立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尾聲、中國決定正式參戰為止的這段曆史。這是一段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其間波譎雲詭、山重水覆，每每令後世讀史者為之廢書而歎。
本書作者署名帕特南·威爾，其實是辛博森的筆名。在中國近代史上，辛博森算得上是一位大名鼎鼎“洋鬼子”了。他1877年出生於中國寧波，父親是寧波中國海關稅務司辛盛之。辛博森早年在瑞士留學，除母語英語外，能流利運用法語、德語和漢語。回中國後進入進入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在赫德爵士手下任總司錄司事，庚子拳亂期間亦曾被困使館。1902年，辛博森辭去海關職位，投身新聞業，先後任一些英國報紙駐北京的通訊員，辛亥革命後，任倫敦《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駐北京記者。1916年被黎元洪聘為總統府顧問，1922-1925年兼任張作霖的顧問。期間，他還創辦了當時北京最大的英文報紙《東方時報》（The Far Eastern Times）。1930年，協助閻錫山接收海關，引起西方列強的強烈不滿，9月閻錫山反蔣失敗，遂將海關交出，11月遇刺身亡。辛普森是著名的中國通，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在中國度過，畢生關注遠東問題。他以“帕特南·威爾”為筆名，出版過不少討論遠東問題的著作，除本書外，還有《遠東的新調整》、《滿人與俄國人》、《來自北京的有欠審慎的信函》、《東方的休戰及其後果》、《中日兩國真相》等書。
本書最早於1918年在倫敦出版，當時在西方引起廣泛的關注。因為此時作者依然是中華民國總統府顧問，書中所記述的這段曆史，也正是作者在中國政壇和報界最活躍的幾年，是這段曆史的親曆者。在當年信息尚不透明的情況下，此書幾乎就是一份內幕報告。
民國初建，百廢待興，在一個帝製的香火延續了兩千餘年的古老帝國，要建立現代議會民主製度，一切還得從頭學起，當國者似乎也願意擺出一副虛心學習姿態，於是，聘請洋顧問成了一時風氣。莫理循之於袁世凱，辛博森之於黎元洪，皆一時之選。辛博森充任總統府顧問期間，看來也並非隻是白拿薪水的花瓶，現存《黎元洪藏函電稿》中收有《辛博森外務報告》計30件，時間從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且不管這些報告對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有多大影響，這樣的數量至少說明，辛博森對顧問這份閑差，還是頗能勤勉盡力的。
書中對黎元洪，頗多溢美之詞。以我輩這等小肚雞腸度之，大約也是“拿人家手軟，吃人家嘴軟”吧。不過話說回來，黎元洪雖然素有“黎菩薩”的雅稱，做事缺乏果敢，但考其生平，應該說大節還是無虧的：武昌首義，舉國憬從；洪憲封王，數次嚴拒；張勳複辟，通電反對。這些，在那個風雲變幻、泥沙俱下的時代，並不是那麽容易做到的。知人論世，殊為不易，後世讀史者，不可不察。
辛博森雖然號稱中國通，但畢竟是洋鬼子，與中國的曆史和現實，到底隔膜得很。書中許多言之鑿鑿的預言，在我們這些事後諸葛亮看來，實在是太過樂觀了。按照唐德剛教授的估計，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從1840年算起，大約需要200年，方能走出“曆史三峽”，才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參見《晚清七十年》）在本書所記述的那個時代，這段“曆史三峽”，行程尚未及半，其後又有多少崎嶇坎坷，多少艱難挫折。風高浪惡，一波數回，沉舟側畔，關山萬裏。讀史者披卷至此，能不扼腕唏噓，撫案長歎。
秦傳安
2005年7月30日北京花家地
本書作者署名帕特南·威爾，其實是辛博森的筆名。在中國近代史上，辛博森算得上是一位大名鼎鼎“洋鬼子”了。他1877年出生於中國寧波，父親是寧波中國海關稅務司辛盛之。辛博森早年在瑞士留學，除母語英語外，能流利運用法語、德語和漢語。回中國後進入進入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在赫德爵士手下任總司錄司事，庚子拳亂期間亦曾被困使館。1902年，辛博森辭去海關職位，投身新聞業，先後任一些英國報紙駐北京的通訊員，辛亥革命後，任倫敦《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駐北京記者。1916年被黎元洪聘為總統府顧問，1922-1925年兼任張作霖的顧問。期間，他還創辦了當時北京最大的英文報紙《東方時報》（The Far Eastern Times）。1930年，協助閻錫山接收海關，引起西方列強的強烈不滿，9月閻錫山反蔣失敗，遂將海關交出，11月遇刺身亡。辛普森是著名的中國通，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在中國度過，畢生關注遠東問題。他以“帕特南·威爾”為筆名，出版過不少討論遠東問題的著作，除本書外，還有《遠東的新調整》、《滿人與俄國人》、《來自北京的有欠審慎的信函》、《東方的休戰及其後果》、《中日兩國真相》等書。
本書最早於1918年在倫敦出版，當時在西方引起廣泛的關注。因為此時作者依然是中華民國總統府顧問，書中所記述的這段曆史，也正是作者在中國政壇和報界最活躍的幾年，是這段曆史的親曆者。在當年信息尚不透明的情況下，此書幾乎就是一份內幕報告。
民國初建，百廢待興，在一個帝製的香火延續了兩千餘年的古老帝國，要建立現代議會民主製度，一切還得從頭學起，當國者似乎也願意擺出一副虛心學習姿態，於是，聘請洋顧問成了一時風氣。莫理循之於袁世凱，辛博森之於黎元洪，皆一時之選。辛博森充任總統府顧問期間，看來也並非隻是白拿薪水的花瓶，現存《黎元洪藏函電稿》中收有《辛博森外務報告》計30件，時間從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且不管這些報告對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有多大影響，這樣的數量至少說明，辛博森對顧問這份閑差，還是頗能勤勉盡力的。
書中對黎元洪，頗多溢美之詞。以我輩這等小肚雞腸度之，大約也是“拿人家手軟，吃人家嘴軟”吧。不過話說回來，黎元洪雖然素有“黎菩薩”的雅稱，做事缺乏果敢，但考其生平，應該說大節還是無虧的：武昌首義，舉國憬從；洪憲封王，數次嚴拒；張勳複辟，通電反對。這些，在那個風雲變幻、泥沙俱下的時代，並不是那麽容易做到的。知人論世，殊為不易，後世讀史者，不可不察。
辛博森雖然號稱中國通，但畢竟是洋鬼子，與中國的曆史和現實，到底隔膜得很。書中許多言之鑿鑿的預言，在我們這些事後諸葛亮看來，實在是太過樂觀了。按照唐德剛教授的估計，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從1840年算起，大約需要200年，方能走出“曆史三峽”，才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參見《晚清七十年》）在本書所記述的那個時代，這段“曆史三峽”，行程尚未及半，其後又有多少崎嶇坎坷，多少艱難挫折。風高浪惡，一波數回，沉舟側畔，關山萬裏。讀史者披卷至此，能不扼腕唏噓，撫案長歎。
秦傳安
2005年7月30日北京花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