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最後的難題
對於自6年前民國肇建以來的這段曆史，我們所作的這篇謹慎小心的記敘（其實也有文獻的支持），想必會讓那些有興趣滿世界傳播“好政府主義”的人深感驚訝。就連那些漫不經心的讀者，也會毫不困難地認識到：當既乏聰明才智亦欠寬厚仁慈的人把這個國家帶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時，由於外國人在那漫長而疲倦的4年中給予袁世凱的盲目支持，由於他們對那些早被推翻的觀念的隨聲附和，有多少人為之命喪黃泉，國家因此遭受的損失又是多麽巨大。像中國在1916年不得不做的那樣，回過頭去，重新開始本該在1912年完成的工作，應該是一個能夠克服的障礙，也是惟一必須堅持不懈地予以解決的問題。因為，國家已經如此貧困窮乏，要想從混亂無序中完全恢複過來，必定所費經年。當我們補充記述1917年5-7月間所發生的事件時（這些事件很可能進一步加重了這個國家的負擔），紛繁複雜的前景也就變得容易理解了。
幸好，外國人的姿態，最近已經向更好的方向轉變。一種新的規則對袁世凱政權的取代，最初被視為一次帶有悲劇色彩的政治垮台（多數外國人拒絕相信一個亞洲的共和國），與此同時，1917年2月9日所作出的勇敢決定（它在外交上明確地把中國劃到了西方列強的一邊），已經導致了某些事情的根本逆轉。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有一種風靡一時的觀點認為：中國不僅不適合共和政體，而且，她的最終解體也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雖然帝國之夢因為在現代世界無可立足而早已風流雲散，但在許多外國人的頭腦裏，帝製依然保留著中華文明的極致，消滅它，也就意味著砍掉中國巨人的頭，隻留下僵死的軀殼，癱倒在地。這個淺顯直白的比喻，牛頭不對馬嘴。正是因為中華文明已經油盡燈枯，人們才呼喚一種新的政府理念，認為政府必須恢複民族的生命活力；不過，我們要是堅持這樣的觀點，則完全是白費力氣。人們（尤其是外交官們）不願意去了解：這一觀點包含著這場爭論的核心靈魂，而且，人民授予共和國的專門權力，以及為什麽必須要支持它（倘若國家不至瓦解的話）的終極理由，一直就在於它預設了這樣一個假想：如果拿出勇氣、果斷鞭策，那麽，某些與舊製度背道而馳的事情，必將在這一代人中間大功告成。
依筆者看來，主要的麻煩，是問題的簡單，而並不是它的複雜。祛除籠罩皇位的非凡魔力，踢開古老政府儀式的繁文縟節，中國人生活中的簡單和貧乏就會變得一目了然，比較西方生活的紛繁複雜，這種情形就尤為顯著。沐浴在近代現實的強烈光線之中，那個依然活在其精美藝術中的詩歌中國，已經永遠消失了，它的位置被散文中國所取代。對於那些一直以詩化語言描繪亞洲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樁非常糟糕的事——與“政治死亡”的意思大致相當。可事實上，那些最基本的東西，依然和從前一樣，即使它們看上去獲得了嶄新的意義，那也隻不過是因為它們如今被搬到了前台，而且不再用一種華而不實的上層建築來偽裝自己。
如果撇開錢的問題不談，並暫時假定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狀況良好，那麽，中國依然是過去的中國，雖然已經受到了新觀念的衝擊。這裏，依然擁有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農業公社，他們像過去一樣，以一種盡可能簡單的方式生活著，把他們收獲的盈餘源源不斷地轉移到城市（總的城市人口不足1500萬）。這些城市，在地方自治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發展出了一種獨立自主，人們公認，這種情形是前所未有的。新聞媒體總是傳播一種喋喋不休的武斷自信，以及一種吹毛求疵、喜好爭訟的精神，這些，往往容易導致對權威的憎惡和反對。隨著新的需求被創造出來，以及流行時尚的不斷改變，商業貿易也在穩定增長，雖說經常宣布將要陷入困境。大量新的建築拔地而起，尤其是那些在辛亥革命中遭受破壞最嚴重的地區。古老的財政體係，正在淪入公開的破產，已經部分地被歐洲的觀念所取代，盡管人們對這些觀念隻不過是一知半解，但他們並不真的反對。這個自詡其人口隻比19世紀的歐洲人口少了大約5000萬的國家，其擁有的軍隊和武裝警察的規模是如此之小，以至於你可以說：中國實際上已經解除了武裝，因為隻有90萬人手裏有武器。要想揭示前景的真實色調，隻需把握這樣一個事實：長期以來，世界遲遲不肯以它所給予拉丁美洲那些低劣族群的相同待遇來對待中國，再加上經常遭到日本沙文主義的恐嚇，這使得中國看上去就像是一塊水漫金山的陸地，雖然其國債在世界上相對來說最少，其人民又最勤勞、最本分。在這樣的環境下，僅僅由於對基本事實的錯誤評估，就足以讓崩潰的觀念傳遍四海。
我們必須記住，一個國家如此長時間地實踐英國的放任主義教條以至於成了根深蒂固的習慣，其哲學精神又是如此天經地義以至於社會棟梁們就像乞丐一樣，因那些資助他們的富人而乞討；在這樣一個國家，特殊人物的影響力，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角色，隻能慢慢加以克服。長期以來，中國人如此推崇被動，以至於你確實可以說：他們不會自傲到為瑣碎之事而戰鬥的程度——這可不是一個富有成效的局麵。民眾以冷漠超然的態度看待這個世界，他們我行我素，隻有在古老的節慶日才暫時停下手裏的工作，每逢這樣的節日，他們依然要像從前一樣慶祝一番。埋頭日常瑣事的大批民眾，在某些與其他民族大相徑庭的特殊動力的驅使下，以這種特別的方式，聚集到一起。這在那些洞悉外部危險的西方人看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他們相信：中國不但走投無路，而且四顧茫茫——被罩在一張由政治協議和承諾義務所編織的大網裏，這些，持續摧毀著她的積極力量，使她變得衰弱無力。看她處變不驚，行動遲緩，看她耕田種地，婚喪嫁娶，買入賣出，嬉笑怒罵，謀反叛亂，搞一些小小的陰謀詭計，仿佛數百年的時光流逝，她依然心甘情願地當牛做馬，到最後，成了一場真正惡夢的旁觀者。人們對這種如此令人驚惶以至無法清晰定義的現象感到大惑不解，最後，他們聲稱：一個一文不名的財政，就是一種一錢不值的統治，單單從金錢的觀點看，新中國政權就應該受到審判，他們的觀點最終將被當作權威意見接受。無可否認，這種局麵是危險的，盡快尋求療救之道勢在必行；因為，一筆因管理不善而處於破產邊緣的財產，它的繼承者和受讓人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確保不會受到破產清算。
療救之道何在？必定在於對大拙大愚的直接發難，在於認識到：在歐洲和日本的壓力下，中國人的生活基礎正土崩瓦解，必須盡早重建民國與世界的政治經濟關係，必須小心而徹底地修訂1860年以來所簽訂的每一份條約。僅此足矣。
這種老生常談毫無新意可言，卑之無甚高論，許多年來每個人的頭腦裏浮現的正是這種想法。早在1902年，當中英兩國協商那份並未生效的《馬凱條約》的時候，商議條款中，不但準備徹底改革關稅——作為對廢除“厘金”（或稱“省際貿易稅”）的回報，進口稅將增加2.5倍，而且還規定：等到中國建立了有效的現代司法製度的時候，將廢除治外法權。還有諸如以發行長期債券的方式將中國所有賠款和借款轉化為單一合並債務、收回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鈔票的權利之類的事情，雖然也同樣重要，但並沒有觸及。同樣的原則，因為有利於重新確立中國的自主權，因而毋庸置疑地也適用於這些實例，如果中國談判代表足夠聰明，就該極力主張這些問題同樣重要。因為中國的大敵，主要是債務和債務的處理。
三筆外債，三組約束條款，對應著中國曆史上三個生死攸關的時期，到如今，就像壓在中國巨人肩上的三副重擔。第一筆，產生於甲午戰爭的糾葛；第二筆，起因庚子拳亂的清算；第三筆，則是辛亥革命所付出的代價。我們已經詳盡無遺地討論過拳亂的清算和革命時期的財政，因此在這裏有必要詳細討論一下第一筆債務。
在第一個時期，一直被日本粗暴對待的中國，隻能滿足於通過那種已成滿清統治慣例的外交手段來安慰自己。對於任何一個在危難中幫自己一把的人，都感心存激。對俄羅斯的介入，她打心眼裏歡迎，在物質損失已經如此驚人的時候，這種介入，讓她收回了遼東半島，為她保全了最後一點力量。今天的人們容易忘記，那次讓中國能夠清償對日戰爭債務的財政調節，是一次不同尋常的交易，而俄羅斯，正是這次交易中的決定性因素。1895年，沙俄政府出於利己主義動機而出麵幹涉，曆史上，正是相同的動機，激勵了每一個處在危急時期的國家。日本所贏得的迅速勝利，使得黑龍江流域以南那塊被黃海環繞的遼闊版圖的所有問題重新浮出水麵。俄國的政治家猛然意識到，在19世紀中葉以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為傑出代表的對外政策（向“暖水海洋”擴張），正麵臨釘上十字架的危險，多年的苦心經營也將毀於一旦。在俄國方麵，行動是絕對必要的，因此不能說她純粹是在剝奪一個勇敢民族的勝利果實，並因此向她發出直接的挑戰，她邀請了幾個與中國簽有條約的主要強國，與自己聯合行動，重新調整被她描述為危及力量平衡的那些事情。對這樣的邀請，法國和德國作出了積極響應，英國則提出了異議。法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她加入了一個確保歐洲邊境安全的國家聯盟；德國則是因為她擔心俄國將會陷身亞洲事務而將近東問題丟到一邊。就英國方麵而言，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她總是非常謹慎地拒絕與一項疑竇叢生的勾當牽扯到一起。
正是在彼得堡，這筆帳被結算清楚了。以災難性的《樸次茅斯協議》作結的這一離奇篇章，為俄羅斯開辟一條絕妙的通道。在沙皇舉行加冕典禮的時候，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李鴻章的出席，為徹底討論全部遠東問題提供了一個天賜良機。中國需要的是錢，而俄國需要的，則是接受那些最終證明讓中國損失慘重的計劃。根據《馬關條約》第4款，中國已經同意分8期向日本支付總計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第一期5000萬兩半年之內付清，第二期5000萬兩在接下來的12個月之內付清，剩下的1億兩，則在7年之內平均分6期支付，另外增加5000萬兩，以換取遼東半島的歸還。
因此，中國眼下就急需8000萬兩白銀。俄羅斯承諾，以難以置信的低利息（4厘）借給中國1600萬英鎊。作為對這筆貸款的回報，1895年7月6日兩國發表了那篇著名的“中俄聲明”，其中最要命的第四條聲稱：“因此借款事，中國聲明，無論何國、何故，決不許其辦理照看稅收等項權利。如中國經允他國此種權力，亦準俄國均沾。”
這一條款有著裏程碑式的意義，它在中國引發了一場爭奪，過去22年的曆史，就像在其基礎上堆起的一座金字塔。如今，既然羅曼諾夫王朝被推翻了，俄羅斯就必定急於證明自己要把過去的政策顛倒過來，這種政策曾經把日本帶到了她的西伯利亞邊境，並把一種兄弟式的民主政治釘入了那塊土地。
而中國，非但沒有像許多人斷言的那樣瀕臨破產，反而成了世界上債務最輕的國家之一，這多虧了本次大戰所確立的新的債務標準。中國的全部國債（鐵路債除外），總計也不超過1.5億英鎊，按人口平均，每人7英鎊，這的確不算太糟。適當關注過這個問題的研究者，都不會否認：遠東和平的真正關鍵，主要在於恰當處理這種金融權益的關係，而不是通過建立外國列強之間的任何力量均衡。確保國家償還的方法是現成的：西方國家應該把中國國會當作一種改革手段而加以利用，並隻限於這一種方法。貨幣、稅收、鐵路以及所有其他令人頭疼的問題，隻有利用這一工具才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一旦中國人認識到，議會政治不僅僅是一場實驗，而且是使國家能夠獨立自主的最後的機會，他們就會重整旗鼓，並證明：過去這麽些年的許多麻煩和混亂，應該歸咎於西方知識精英對中國國內問題的誤解，他們總是煽動中國人互相暗算，保持不團結。我們之所以堅持認為：用我們前麵已經指出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是一種迫切的需要，乃是因為我們非常準確地知道日本人對這一問題是怎麽想的。
他們是怎麽想的呢？
可以毫不隱瞞地說，日本人在遠東各地的行動，乃是建立在對事實的徹底而恰當的評價之上的，這個事實是：中國的霸權還遠沒有成功，要讓外國利益（尤其是英國利益）這張大網黯然失色並最終移開這張大網，則要困難得多、棘手得多，自從開埠通商以來，這張大網已經纏住這個國家75年。早年在廣州的工廠裏播下的種子，生長出了這些外國在華利益，其源頭就在於英國政府貿易壟斷法案的結果，直到19世紀最後30年，英國還在通過東印度公司享受這一權利。在1842年《南京條約》正式贏得在5個開放口岸的通商權並因此建立了中英兩國最初的協商基礎之前，這些利益一直沒有留下一個恰當的定義，以一種半辛半意的方式緩慢擴張，直到1860年，當時，為了結束貿易摩擦，治外法權的原則被大膽地從“土耳其投降條約”中借用了過來，並使之成為國際社會處理對華關係的一塊基石。這些條約（其中總是反複出現“最惠國”字樣，並暗示所有類似列強都享有同等待遇），成了遠東“國際公法”的組成部分，正如西方國家之間的條約組成了歐洲“國際公法”一樣。任何試圖取消、削弱或限製其範圍與功能的努力，都將被普遍視為對所有“締約方”的攻擊。通過一種徹頭徹尾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推理，那些負責製訂日本最新政策的人，認為他們的計劃，本質上就是要維持治外法權的原則（這是一根連接中國和世界的鏈條），維持中國在關稅和經濟上的受支配地位，因為這些事情，就像他們在許多領域必須加強約束和限製一樣，可以讓日本人自由自在地置身於這些約束和限製之外，而外國人的利益就會被孤立，並受製於其霸權所裝配的“更高級的機器”。他們希望，中國人自己將會逐漸被連哄帶騙地默許這一離奇非凡的局麵，因為中國人毫無組織並分裂成了彼此互不信任的團體，可以用這樣一種方式操縱他們，使他們對日本的前進拿不出有效的抵抗，最後可以誘使他們把這當作不可避免的事而予以接受。
如果讀者能夠細心地記住這些重大事實，那麽你就會逐漸得出一個新的見解，中國問題的緊迫性也就會得以顯露。日本人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並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異想天開，那樣牽強附會，相反，它顯示出日本人擬訂得非常聰明，整個條約在中國的位置被研究得非常透徹，那片遼闊領土上每一塊老牌擴張列強尚未染指的漏網之魚，都被他們做上了預備入侵的標記。說到西方國家，盡管他們在中國曆史上的某些時期也提出過過高的要求，但他們主要還是局限於想得到沿海和交通特權，這些特權更多的是出於名副其實的貿易目的，而不是要摧毀中國的自主權，他們如今處在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日本人顯得對此了如指掌，他們不僅收緊了對滿洲和山東的控製，而且還直奔問題的根本，利用每一次可能的場合，公開聲稱：他們隻對遠東的和平與安全負責——完全不顧他們1915年的計劃已經暴露並且部分落空的事實。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日本外務省背後的主要力量是那些軍國主義者；而對於軍方來說，反複對中國發起進攻直至穩勝或穩敗為止，是一樁為了維護麵子而不得不做的事。
至此，考慮到前麵章節中已經長篇大論地陳述過的這些事實，人們必然會認識到，發生在遠東的這場競爭，也像巴爾幹問題一樣，是一件紮根於地理和民族的事情，不可能用折衷妥協的辦法推到一旁或者徹底解決。中華文明的全部未來，與所涉及的問題密不可分，問題如果不是變得更容易處理，就必定日複一日地變得更加困難。日本人真正的目的，就是終止歐美國家依然在遠東行使的那種不便明言的托管權，歐戰的進程，必定直接影響著最後的結果。如果這一結果合乎民主國家的預期，中國就可以合理地要求分享這個結果所帶來的利益；另一方麵，如果自由世界沒有贏得足以永久確保條約神聖的壓倒性勝利，中國的前途恐怕就比較艱難。表麵上，日本所追求的直接目標，隻不過是成為東亞公認的代言人和官方代表；但實際上，她一直是在利用這一代理人的身份做掩護，而得寸進尺，去達到其他列強依照不同原則所追求的目標。日本人如此牢固地紮根於那些事不關己的地方，以至於誰也不願意冒險將他們清理出場。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才看到那種經過改良的18世紀策略在滿洲裏的複活，這種策略，曾經構成荷蘭對付路易十四的政策的本質特征，也就是，為關閉和保護邊境而創造出了所謂的“衛城”，方法就是：收回這些城市的普通管轄權，將外國守軍派駐到那裏。這也正好是從鴨綠江到東部滿洲裏正在發生的事情，絲毫不用懷疑，一旦時機出現，這套把戲就會擴展到其他地區。在山東，已經開始執行同樣的政策，有跡象顯示，他們正在打福建的主意。辛亥革命期間，靜悄悄地進駐漢口的衛戍步兵，顯然也是打算要賴著不走的。日本的政策一直被那些對海洋知之甚少的人所左右，他們忘記了馬漢所講授的偉大課程，使日本麵臨著正在逼近的危險。馬漢告誡我們，對島國之民而言，海上力量就是一切，那些使得海上力量的效力有所減損的陸地征服，隻不過是錯覺和陷阱。日本，卻越來越遠地投身滿洲和蒙古那些遼闊廣袤的地區，這些地方曾經是無數王朝的葬身之地，日本顯得越來越不關心此次大戰所得出的教訓——海洋的重要性是壓倒性的。日本，是亞洲交往賴以立基的那些原則的必然守護者，因為是她製定了這些原則並為之戰鬥，而且在這些原則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大廈。英國的海上力量（如今和美國的聯合起來了，我們希望永遠這樣），依然保持著，並將繼續保持下去，不管它今天可能在半遮半掩地做什麽，遠東的優勢因素實際上在“遠西”。讓我們暫時撇下這片風景吧，因為危機迫在眉睫，因為英日同盟依然包含著一大疊協議，西方的海上力量依然矗立在那裏，就像海上一片厚重的烏雲，對東方正在發生的事情充滿疑慮，總有一天（讓我們祈禱吧），他們會徹底下定決心，要得到坦率的答複。任何一個民族，無論多麽弱小，都有權享受堅持獨立自主所帶來的無法估量的利益。這種權利，已經得以絕對確立，假以時日，這一理論不僅會被普遍接受，而且會被普遍應用。
如今，西方的政治家們，雖然他們在考慮亞洲問題時，其聲名狼藉的做法是：把那些在歐洲奉為圭臬的政治理念丟到腦後，這要歸因於在他們自己的政策中也能找到反對這些理念的積極因素；但是，最近無疑發生了一場巨大的改變，可以肯定，在東方，民族主義的主張很快就會被賦予其在西方所擁有的同樣的力量和價值。
雖然許多年來，日本人都在忙於輕聲細氣地向所有亞洲人宣稱：日本向他們伸出了兄弟之手，夢想著一個歐洲征服的年代（如今那隻是個遙遠記憶）；但日本人一向言行不一，並顯示出：他們在政治思想上，比起18世紀的那些拙劣觀念，並沒有什麽長進。因此，今天的朝鮮，被日本當作一次軍事勝利所征服的行省來統治，沒有殘留任何自治的痕跡，也沒有得到任何承諾，以表明“這樣一個統治時期隻不過是臨時之舉”。遭遇悲劇命運的不僅僅是這個隻有1600萬人口的國家，而且，應用於他們身上的那些原則，也被暗地裏擴展到了中國人的身上。
如今，如果正如我們所說的那樣，歐洲的理念必將具有普遍意義，如果日本還希望得到歐洲的待遇，那麽，此時我們應該認識到：日本在朝鮮所遵循的政策，再加上她努力把這一政策擴展到中國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的領土上，要讓國際社會接納日本，這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考慮到她奇跡般的工業進展，沒有人會拒絕在世界上給日本一個合適的位置。但這樣一個位置，必須是一個符合現代觀念的位置，而不是對待東方是一套對待西方又是另一套。日本人在1904年對俄戰爭期間喋喋不休的那句名言：“掌握在外國人手裏的朝鮮，是日本的心腹大患。”——眼下的衝突表明，這本質上就是錯誤的。即使這樣，朝鮮這個“心腹大患”，離日本的海岸也有120海裏之遙。這樣的論據清楚地表明：如果說1905年的倉促休戰是為了給永久和平讓路的話，那麽，隻有將那些被歐洲進程證明為正確的原則用之於遠東，才有可能取得進展。換句話說，正像應該給波蘭以自治權一樣，朝鮮也必須享受同樣的權利，日本人主張東亞大陸宗主權的整個理論必須徹底拋棄。要在遠東重建適當的力量均衡，在已知曆史上已經存在了1500年的朝鮮民族，必須恢複與其過去大致相當的地位。因為，朝鮮一直是遠東拱門的拱頂石，在任何可以導致中國崩潰的事情中，沒有比毀壞這座拱門更迫在眉睫的了。
一旦朝鮮人民的合法願望得到滿足，那麽，整個滿蒙問題就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麵貌，中日間的真正和平也就有了實現的可能。沒有人注意到：遠東也有波蘭問題，這個問題也必定會導致苦難和罪惡；避免這個問題產生的最佳時機，是它剛剛開始成為一個困擾國際社會的重大問題的時候。
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中國人通過他們最近的行動，對所有企圖置中國於國際法的運作之外的陰險圖謀，對所有那些能夠使生活更有價值的支持，做出了他們的回答。因為，隨著新的外交政策的正式出台，人們可以明確地期待：盡管國內有動亂、有爭鬥，但在創造出與世界之間的新的關係之前，中國決不會固步自滿。中國已經在其政府理論上領先於日本數十年，無論其實踐如何。奇跡般的辛亥革命正在恢複這個古老民族從前的位置：他們是黃海沿岸地區觀念上的領導者。在我們最後的分析中，日本人在戰爭期間試圖付諸實現的全部美夢，已經成為明日黃花，最終將風流雲散。在歐洲人為了從最後的封建殘餘中解放出來而不惜犧牲一切的年代，而在遠東，如果斯巴達的信徒們依然保持一種神聖不可侵犯、必須頂禮膜拜的教條，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本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遠東政策始終是有害的，而且，對1917年由戰爭問題而突然激發的強烈敵意，也負有主要責任。對於1915年日本人在最後通牒的威脅下向中國敲詐勒索一事，中國人將不得不盡可能在最早的時刻就這一行為的合法性提出全麵質疑。在1914年8月4日至15日這生死攸關的11天裏（也就是從英國正式對德宣戰到日本關於膠州灣問題的最後通牒），英日外交的準確內容依然秘而不宣，但中國人猜測：自從本次世界大剛一開始，日本就利用英國義務繁巨、無暇他顧而越權行動。中國人希望並相信：英國決不會以現有的形式再次與日本締結同盟（這一同盟將於1921年屆滿），尤其考慮到英美之間如今有可能訂立協定，則更應該如此。中國人知道：盡管日本人每天都在與北京及各省的極端激進分子和軍閥勢力眉來眼去，但日本外交的隱秘目標是，要麽讓清王朝複辟，要麽把某位溫順聽話的篡位者推上皇位，要想在中國重演朝鮮的曆史，一個傀儡皇帝是必要的。日本將很樂意竭盡全力以確保這個反動目標的實現。出於對自己“神聖使命”的忠誠，日本人不停地煽風點火，製造麻煩，希望可以留出時間讓她鞏固自己在亞洲大陸的地位。日本最近耍弄的把戲之一，就是在太平洋上那些遙遠的角落瞎忙活，以便讓西方人為了和平而最終願意放棄黃海沿岸，無可爭議地交給她掌控。
中國麵臨的難題，經過這樣粗略的概述，就成了一場大戲。追蹤這個難題的線索，真是漫無邊際，從中國內陸到被太平洋環抱的每一處海岸，再從那裏到遙遠的西方。無論何時，隻要有一段沉悶乏味的平靜期，這段平靜期，就應該僅僅被看作是一次幕間休息，是為了一場比上節劇情更加精彩的段落所作的準備，而不能被視為長治久安，這種長治久安，隻能通過我們前麵已經指出的方法才能得到。因為，中國問題已經不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家們必須通過協商予以調整的世界性大問題，在這樣的協商中，如果他們還想永久消除那個國際火藥桶裏幾乎是最後殘存的那點火藥的話，那些普遍性的原則就必須得到維護。從此以後，中國不僅被國際大家庭一視同仁地接納，而且將被視為自由主義的代表，被視為和平的文明社會賴以立基的全部法律的捐助者，而受到歡迎。這樣一個中國，將直接有利於調整所有亞洲問題，防止那些邪惡現象的再次出現，這些邪惡現象，是進步和幸福的大敵。
夢想這樣一個圓滿的結局是不是太過分了呢？我認為，一點也不過分。對於美國和英國來說，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實現複興、走向共和是可以指望的。倘若他們傾心相助，倘若他們始終如一，我們就更有理由相信，黃海岸邊這個民主國家，必將恢複她在兩千年前所占有的驕傲位置，當年，凱撒的女兒們身上所穿的，正是這個國家所出產的精美絲綢。
幸好，外國人的姿態，最近已經向更好的方向轉變。一種新的規則對袁世凱政權的取代，最初被視為一次帶有悲劇色彩的政治垮台（多數外國人拒絕相信一個亞洲的共和國），與此同時，1917年2月9日所作出的勇敢決定（它在外交上明確地把中國劃到了西方列強的一邊），已經導致了某些事情的根本逆轉。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有一種風靡一時的觀點認為：中國不僅不適合共和政體，而且，她的最終解體也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雖然帝國之夢因為在現代世界無可立足而早已風流雲散，但在許多外國人的頭腦裏，帝製依然保留著中華文明的極致，消滅它，也就意味著砍掉中國巨人的頭，隻留下僵死的軀殼，癱倒在地。這個淺顯直白的比喻，牛頭不對馬嘴。正是因為中華文明已經油盡燈枯，人們才呼喚一種新的政府理念，認為政府必須恢複民族的生命活力；不過，我們要是堅持這樣的觀點，則完全是白費力氣。人們（尤其是外交官們）不願意去了解：這一觀點包含著這場爭論的核心靈魂，而且，人民授予共和國的專門權力，以及為什麽必須要支持它（倘若國家不至瓦解的話）的終極理由，一直就在於它預設了這樣一個假想：如果拿出勇氣、果斷鞭策，那麽，某些與舊製度背道而馳的事情，必將在這一代人中間大功告成。
依筆者看來，主要的麻煩，是問題的簡單，而並不是它的複雜。祛除籠罩皇位的非凡魔力，踢開古老政府儀式的繁文縟節，中國人生活中的簡單和貧乏就會變得一目了然，比較西方生活的紛繁複雜，這種情形就尤為顯著。沐浴在近代現實的強烈光線之中，那個依然活在其精美藝術中的詩歌中國，已經永遠消失了，它的位置被散文中國所取代。對於那些一直以詩化語言描繪亞洲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樁非常糟糕的事——與“政治死亡”的意思大致相當。可事實上，那些最基本的東西，依然和從前一樣，即使它們看上去獲得了嶄新的意義，那也隻不過是因為它們如今被搬到了前台，而且不再用一種華而不實的上層建築來偽裝自己。
如果撇開錢的問題不談，並暫時假定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狀況良好，那麽，中國依然是過去的中國，雖然已經受到了新觀念的衝擊。這裏，依然擁有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農業公社，他們像過去一樣，以一種盡可能簡單的方式生活著，把他們收獲的盈餘源源不斷地轉移到城市（總的城市人口不足1500萬）。這些城市，在地方自治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發展出了一種獨立自主，人們公認，這種情形是前所未有的。新聞媒體總是傳播一種喋喋不休的武斷自信，以及一種吹毛求疵、喜好爭訟的精神，這些，往往容易導致對權威的憎惡和反對。隨著新的需求被創造出來，以及流行時尚的不斷改變，商業貿易也在穩定增長，雖說經常宣布將要陷入困境。大量新的建築拔地而起，尤其是那些在辛亥革命中遭受破壞最嚴重的地區。古老的財政體係，正在淪入公開的破產，已經部分地被歐洲的觀念所取代，盡管人們對這些觀念隻不過是一知半解，但他們並不真的反對。這個自詡其人口隻比19世紀的歐洲人口少了大約5000萬的國家，其擁有的軍隊和武裝警察的規模是如此之小，以至於你可以說：中國實際上已經解除了武裝，因為隻有90萬人手裏有武器。要想揭示前景的真實色調，隻需把握這樣一個事實：長期以來，世界遲遲不肯以它所給予拉丁美洲那些低劣族群的相同待遇來對待中國，再加上經常遭到日本沙文主義的恐嚇，這使得中國看上去就像是一塊水漫金山的陸地，雖然其國債在世界上相對來說最少，其人民又最勤勞、最本分。在這樣的環境下，僅僅由於對基本事實的錯誤評估，就足以讓崩潰的觀念傳遍四海。
我們必須記住，一個國家如此長時間地實踐英國的放任主義教條以至於成了根深蒂固的習慣，其哲學精神又是如此天經地義以至於社會棟梁們就像乞丐一樣，因那些資助他們的富人而乞討；在這樣一個國家，特殊人物的影響力，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角色，隻能慢慢加以克服。長期以來，中國人如此推崇被動，以至於你確實可以說：他們不會自傲到為瑣碎之事而戰鬥的程度——這可不是一個富有成效的局麵。民眾以冷漠超然的態度看待這個世界，他們我行我素，隻有在古老的節慶日才暫時停下手裏的工作，每逢這樣的節日，他們依然要像從前一樣慶祝一番。埋頭日常瑣事的大批民眾，在某些與其他民族大相徑庭的特殊動力的驅使下，以這種特別的方式，聚集到一起。這在那些洞悉外部危險的西方人看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他們相信：中國不但走投無路，而且四顧茫茫——被罩在一張由政治協議和承諾義務所編織的大網裏，這些，持續摧毀著她的積極力量，使她變得衰弱無力。看她處變不驚，行動遲緩，看她耕田種地，婚喪嫁娶，買入賣出，嬉笑怒罵，謀反叛亂，搞一些小小的陰謀詭計，仿佛數百年的時光流逝，她依然心甘情願地當牛做馬，到最後，成了一場真正惡夢的旁觀者。人們對這種如此令人驚惶以至無法清晰定義的現象感到大惑不解，最後，他們聲稱：一個一文不名的財政，就是一種一錢不值的統治，單單從金錢的觀點看，新中國政權就應該受到審判，他們的觀點最終將被當作權威意見接受。無可否認，這種局麵是危險的，盡快尋求療救之道勢在必行；因為，一筆因管理不善而處於破產邊緣的財產，它的繼承者和受讓人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確保不會受到破產清算。
療救之道何在？必定在於對大拙大愚的直接發難，在於認識到：在歐洲和日本的壓力下，中國人的生活基礎正土崩瓦解，必須盡早重建民國與世界的政治經濟關係，必須小心而徹底地修訂1860年以來所簽訂的每一份條約。僅此足矣。
這種老生常談毫無新意可言，卑之無甚高論，許多年來每個人的頭腦裏浮現的正是這種想法。早在1902年，當中英兩國協商那份並未生效的《馬凱條約》的時候，商議條款中，不但準備徹底改革關稅——作為對廢除“厘金”（或稱“省際貿易稅”）的回報，進口稅將增加2.5倍，而且還規定：等到中國建立了有效的現代司法製度的時候，將廢除治外法權。還有諸如以發行長期債券的方式將中國所有賠款和借款轉化為單一合並債務、收回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鈔票的權利之類的事情，雖然也同樣重要，但並沒有觸及。同樣的原則，因為有利於重新確立中國的自主權，因而毋庸置疑地也適用於這些實例，如果中國談判代表足夠聰明，就該極力主張這些問題同樣重要。因為中國的大敵，主要是債務和債務的處理。
三筆外債，三組約束條款，對應著中國曆史上三個生死攸關的時期，到如今，就像壓在中國巨人肩上的三副重擔。第一筆，產生於甲午戰爭的糾葛；第二筆，起因庚子拳亂的清算；第三筆，則是辛亥革命所付出的代價。我們已經詳盡無遺地討論過拳亂的清算和革命時期的財政，因此在這裏有必要詳細討論一下第一筆債務。
在第一個時期，一直被日本粗暴對待的中國，隻能滿足於通過那種已成滿清統治慣例的外交手段來安慰自己。對於任何一個在危難中幫自己一把的人，都感心存激。對俄羅斯的介入，她打心眼裏歡迎，在物質損失已經如此驚人的時候，這種介入，讓她收回了遼東半島，為她保全了最後一點力量。今天的人們容易忘記，那次讓中國能夠清償對日戰爭債務的財政調節，是一次不同尋常的交易，而俄羅斯，正是這次交易中的決定性因素。1895年，沙俄政府出於利己主義動機而出麵幹涉，曆史上，正是相同的動機，激勵了每一個處在危急時期的國家。日本所贏得的迅速勝利，使得黑龍江流域以南那塊被黃海環繞的遼闊版圖的所有問題重新浮出水麵。俄國的政治家猛然意識到，在19世紀中葉以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為傑出代表的對外政策（向“暖水海洋”擴張），正麵臨釘上十字架的危險，多年的苦心經營也將毀於一旦。在俄國方麵，行動是絕對必要的，因此不能說她純粹是在剝奪一個勇敢民族的勝利果實，並因此向她發出直接的挑戰，她邀請了幾個與中國簽有條約的主要強國，與自己聯合行動，重新調整被她描述為危及力量平衡的那些事情。對這樣的邀請，法國和德國作出了積極響應，英國則提出了異議。法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她加入了一個確保歐洲邊境安全的國家聯盟；德國則是因為她擔心俄國將會陷身亞洲事務而將近東問題丟到一邊。就英國方麵而言，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她總是非常謹慎地拒絕與一項疑竇叢生的勾當牽扯到一起。
正是在彼得堡，這筆帳被結算清楚了。以災難性的《樸次茅斯協議》作結的這一離奇篇章，為俄羅斯開辟一條絕妙的通道。在沙皇舉行加冕典禮的時候，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李鴻章的出席，為徹底討論全部遠東問題提供了一個天賜良機。中國需要的是錢，而俄國需要的，則是接受那些最終證明讓中國損失慘重的計劃。根據《馬關條約》第4款，中國已經同意分8期向日本支付總計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第一期5000萬兩半年之內付清，第二期5000萬兩在接下來的12個月之內付清，剩下的1億兩，則在7年之內平均分6期支付，另外增加5000萬兩，以換取遼東半島的歸還。
因此，中國眼下就急需8000萬兩白銀。俄羅斯承諾，以難以置信的低利息（4厘）借給中國1600萬英鎊。作為對這筆貸款的回報，1895年7月6日兩國發表了那篇著名的“中俄聲明”，其中最要命的第四條聲稱：“因此借款事，中國聲明，無論何國、何故，決不許其辦理照看稅收等項權利。如中國經允他國此種權力，亦準俄國均沾。”
這一條款有著裏程碑式的意義，它在中國引發了一場爭奪，過去22年的曆史，就像在其基礎上堆起的一座金字塔。如今，既然羅曼諾夫王朝被推翻了，俄羅斯就必定急於證明自己要把過去的政策顛倒過來，這種政策曾經把日本帶到了她的西伯利亞邊境，並把一種兄弟式的民主政治釘入了那塊土地。
而中國，非但沒有像許多人斷言的那樣瀕臨破產，反而成了世界上債務最輕的國家之一，這多虧了本次大戰所確立的新的債務標準。中國的全部國債（鐵路債除外），總計也不超過1.5億英鎊，按人口平均，每人7英鎊，這的確不算太糟。適當關注過這個問題的研究者，都不會否認：遠東和平的真正關鍵，主要在於恰當處理這種金融權益的關係，而不是通過建立外國列強之間的任何力量均衡。確保國家償還的方法是現成的：西方國家應該把中國國會當作一種改革手段而加以利用，並隻限於這一種方法。貨幣、稅收、鐵路以及所有其他令人頭疼的問題，隻有利用這一工具才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一旦中國人認識到，議會政治不僅僅是一場實驗，而且是使國家能夠獨立自主的最後的機會，他們就會重整旗鼓，並證明：過去這麽些年的許多麻煩和混亂，應該歸咎於西方知識精英對中國國內問題的誤解，他們總是煽動中國人互相暗算，保持不團結。我們之所以堅持認為：用我們前麵已經指出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是一種迫切的需要，乃是因為我們非常準確地知道日本人對這一問題是怎麽想的。
他們是怎麽想的呢？
可以毫不隱瞞地說，日本人在遠東各地的行動，乃是建立在對事實的徹底而恰當的評價之上的，這個事實是：中國的霸權還遠沒有成功，要讓外國利益（尤其是英國利益）這張大網黯然失色並最終移開這張大網，則要困難得多、棘手得多，自從開埠通商以來，這張大網已經纏住這個國家75年。早年在廣州的工廠裏播下的種子，生長出了這些外國在華利益，其源頭就在於英國政府貿易壟斷法案的結果，直到19世紀最後30年，英國還在通過東印度公司享受這一權利。在1842年《南京條約》正式贏得在5個開放口岸的通商權並因此建立了中英兩國最初的協商基礎之前，這些利益一直沒有留下一個恰當的定義，以一種半辛半意的方式緩慢擴張，直到1860年，當時，為了結束貿易摩擦，治外法權的原則被大膽地從“土耳其投降條約”中借用了過來，並使之成為國際社會處理對華關係的一塊基石。這些條約（其中總是反複出現“最惠國”字樣，並暗示所有類似列強都享有同等待遇），成了遠東“國際公法”的組成部分，正如西方國家之間的條約組成了歐洲“國際公法”一樣。任何試圖取消、削弱或限製其範圍與功能的努力，都將被普遍視為對所有“締約方”的攻擊。通過一種徹頭徹尾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推理，那些負責製訂日本最新政策的人，認為他們的計劃，本質上就是要維持治外法權的原則（這是一根連接中國和世界的鏈條），維持中國在關稅和經濟上的受支配地位，因為這些事情，就像他們在許多領域必須加強約束和限製一樣，可以讓日本人自由自在地置身於這些約束和限製之外，而外國人的利益就會被孤立，並受製於其霸權所裝配的“更高級的機器”。他們希望，中國人自己將會逐漸被連哄帶騙地默許這一離奇非凡的局麵，因為中國人毫無組織並分裂成了彼此互不信任的團體，可以用這樣一種方式操縱他們，使他們對日本的前進拿不出有效的抵抗，最後可以誘使他們把這當作不可避免的事而予以接受。
如果讀者能夠細心地記住這些重大事實，那麽你就會逐漸得出一個新的見解，中國問題的緊迫性也就會得以顯露。日本人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並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異想天開，那樣牽強附會，相反，它顯示出日本人擬訂得非常聰明，整個條約在中國的位置被研究得非常透徹，那片遼闊領土上每一塊老牌擴張列強尚未染指的漏網之魚，都被他們做上了預備入侵的標記。說到西方國家，盡管他們在中國曆史上的某些時期也提出過過高的要求，但他們主要還是局限於想得到沿海和交通特權，這些特權更多的是出於名副其實的貿易目的，而不是要摧毀中國的自主權，他們如今處在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日本人顯得對此了如指掌，他們不僅收緊了對滿洲和山東的控製，而且還直奔問題的根本，利用每一次可能的場合，公開聲稱：他們隻對遠東的和平與安全負責——完全不顧他們1915年的計劃已經暴露並且部分落空的事實。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日本外務省背後的主要力量是那些軍國主義者；而對於軍方來說，反複對中國發起進攻直至穩勝或穩敗為止，是一樁為了維護麵子而不得不做的事。
至此，考慮到前麵章節中已經長篇大論地陳述過的這些事實，人們必然會認識到，發生在遠東的這場競爭，也像巴爾幹問題一樣，是一件紮根於地理和民族的事情，不可能用折衷妥協的辦法推到一旁或者徹底解決。中華文明的全部未來，與所涉及的問題密不可分，問題如果不是變得更容易處理，就必定日複一日地變得更加困難。日本人真正的目的，就是終止歐美國家依然在遠東行使的那種不便明言的托管權，歐戰的進程，必定直接影響著最後的結果。如果這一結果合乎民主國家的預期，中國就可以合理地要求分享這個結果所帶來的利益；另一方麵，如果自由世界沒有贏得足以永久確保條約神聖的壓倒性勝利，中國的前途恐怕就比較艱難。表麵上，日本所追求的直接目標，隻不過是成為東亞公認的代言人和官方代表；但實際上，她一直是在利用這一代理人的身份做掩護，而得寸進尺，去達到其他列強依照不同原則所追求的目標。日本人如此牢固地紮根於那些事不關己的地方，以至於誰也不願意冒險將他們清理出場。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才看到那種經過改良的18世紀策略在滿洲裏的複活，這種策略，曾經構成荷蘭對付路易十四的政策的本質特征，也就是，為關閉和保護邊境而創造出了所謂的“衛城”，方法就是：收回這些城市的普通管轄權，將外國守軍派駐到那裏。這也正好是從鴨綠江到東部滿洲裏正在發生的事情，絲毫不用懷疑，一旦時機出現，這套把戲就會擴展到其他地區。在山東，已經開始執行同樣的政策，有跡象顯示，他們正在打福建的主意。辛亥革命期間，靜悄悄地進駐漢口的衛戍步兵，顯然也是打算要賴著不走的。日本的政策一直被那些對海洋知之甚少的人所左右，他們忘記了馬漢所講授的偉大課程，使日本麵臨著正在逼近的危險。馬漢告誡我們，對島國之民而言，海上力量就是一切，那些使得海上力量的效力有所減損的陸地征服，隻不過是錯覺和陷阱。日本，卻越來越遠地投身滿洲和蒙古那些遼闊廣袤的地區，這些地方曾經是無數王朝的葬身之地，日本顯得越來越不關心此次大戰所得出的教訓——海洋的重要性是壓倒性的。日本，是亞洲交往賴以立基的那些原則的必然守護者，因為是她製定了這些原則並為之戰鬥，而且在這些原則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大廈。英國的海上力量（如今和美國的聯合起來了，我們希望永遠這樣），依然保持著，並將繼續保持下去，不管它今天可能在半遮半掩地做什麽，遠東的優勢因素實際上在“遠西”。讓我們暫時撇下這片風景吧，因為危機迫在眉睫，因為英日同盟依然包含著一大疊協議，西方的海上力量依然矗立在那裏，就像海上一片厚重的烏雲，對東方正在發生的事情充滿疑慮，總有一天（讓我們祈禱吧），他們會徹底下定決心，要得到坦率的答複。任何一個民族，無論多麽弱小，都有權享受堅持獨立自主所帶來的無法估量的利益。這種權利，已經得以絕對確立，假以時日，這一理論不僅會被普遍接受，而且會被普遍應用。
如今，西方的政治家們，雖然他們在考慮亞洲問題時，其聲名狼藉的做法是：把那些在歐洲奉為圭臬的政治理念丟到腦後，這要歸因於在他們自己的政策中也能找到反對這些理念的積極因素；但是，最近無疑發生了一場巨大的改變，可以肯定，在東方，民族主義的主張很快就會被賦予其在西方所擁有的同樣的力量和價值。
雖然許多年來，日本人都在忙於輕聲細氣地向所有亞洲人宣稱：日本向他們伸出了兄弟之手，夢想著一個歐洲征服的年代（如今那隻是個遙遠記憶）；但日本人一向言行不一，並顯示出：他們在政治思想上，比起18世紀的那些拙劣觀念，並沒有什麽長進。因此，今天的朝鮮，被日本當作一次軍事勝利所征服的行省來統治，沒有殘留任何自治的痕跡，也沒有得到任何承諾，以表明“這樣一個統治時期隻不過是臨時之舉”。遭遇悲劇命運的不僅僅是這個隻有1600萬人口的國家，而且，應用於他們身上的那些原則，也被暗地裏擴展到了中國人的身上。
如今，如果正如我們所說的那樣，歐洲的理念必將具有普遍意義，如果日本還希望得到歐洲的待遇，那麽，此時我們應該認識到：日本在朝鮮所遵循的政策，再加上她努力把這一政策擴展到中國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的領土上，要讓國際社會接納日本，這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考慮到她奇跡般的工業進展，沒有人會拒絕在世界上給日本一個合適的位置。但這樣一個位置，必須是一個符合現代觀念的位置，而不是對待東方是一套對待西方又是另一套。日本人在1904年對俄戰爭期間喋喋不休的那句名言：“掌握在外國人手裏的朝鮮，是日本的心腹大患。”——眼下的衝突表明，這本質上就是錯誤的。即使這樣，朝鮮這個“心腹大患”，離日本的海岸也有120海裏之遙。這樣的論據清楚地表明：如果說1905年的倉促休戰是為了給永久和平讓路的話，那麽，隻有將那些被歐洲進程證明為正確的原則用之於遠東，才有可能取得進展。換句話說，正像應該給波蘭以自治權一樣，朝鮮也必須享受同樣的權利，日本人主張東亞大陸宗主權的整個理論必須徹底拋棄。要在遠東重建適當的力量均衡，在已知曆史上已經存在了1500年的朝鮮民族，必須恢複與其過去大致相當的地位。因為，朝鮮一直是遠東拱門的拱頂石，在任何可以導致中國崩潰的事情中，沒有比毀壞這座拱門更迫在眉睫的了。
一旦朝鮮人民的合法願望得到滿足，那麽，整個滿蒙問題就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麵貌，中日間的真正和平也就有了實現的可能。沒有人注意到：遠東也有波蘭問題，這個問題也必定會導致苦難和罪惡；避免這個問題產生的最佳時機，是它剛剛開始成為一個困擾國際社會的重大問題的時候。
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中國人通過他們最近的行動，對所有企圖置中國於國際法的運作之外的陰險圖謀，對所有那些能夠使生活更有價值的支持，做出了他們的回答。因為，隨著新的外交政策的正式出台，人們可以明確地期待：盡管國內有動亂、有爭鬥，但在創造出與世界之間的新的關係之前，中國決不會固步自滿。中國已經在其政府理論上領先於日本數十年，無論其實踐如何。奇跡般的辛亥革命正在恢複這個古老民族從前的位置：他們是黃海沿岸地區觀念上的領導者。在我們最後的分析中，日本人在戰爭期間試圖付諸實現的全部美夢，已經成為明日黃花，最終將風流雲散。在歐洲人為了從最後的封建殘餘中解放出來而不惜犧牲一切的年代，而在遠東，如果斯巴達的信徒們依然保持一種神聖不可侵犯、必須頂禮膜拜的教條，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本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遠東政策始終是有害的，而且，對1917年由戰爭問題而突然激發的強烈敵意，也負有主要責任。對於1915年日本人在最後通牒的威脅下向中國敲詐勒索一事，中國人將不得不盡可能在最早的時刻就這一行為的合法性提出全麵質疑。在1914年8月4日至15日這生死攸關的11天裏（也就是從英國正式對德宣戰到日本關於膠州灣問題的最後通牒），英日外交的準確內容依然秘而不宣，但中國人猜測：自從本次世界大剛一開始，日本就利用英國義務繁巨、無暇他顧而越權行動。中國人希望並相信：英國決不會以現有的形式再次與日本締結同盟（這一同盟將於1921年屆滿），尤其考慮到英美之間如今有可能訂立協定，則更應該如此。中國人知道：盡管日本人每天都在與北京及各省的極端激進分子和軍閥勢力眉來眼去，但日本外交的隱秘目標是，要麽讓清王朝複辟，要麽把某位溫順聽話的篡位者推上皇位，要想在中國重演朝鮮的曆史，一個傀儡皇帝是必要的。日本將很樂意竭盡全力以確保這個反動目標的實現。出於對自己“神聖使命”的忠誠，日本人不停地煽風點火，製造麻煩，希望可以留出時間讓她鞏固自己在亞洲大陸的地位。日本最近耍弄的把戲之一，就是在太平洋上那些遙遠的角落瞎忙活，以便讓西方人為了和平而最終願意放棄黃海沿岸，無可爭議地交給她掌控。
中國麵臨的難題，經過這樣粗略的概述，就成了一場大戲。追蹤這個難題的線索，真是漫無邊際，從中國內陸到被太平洋環抱的每一處海岸，再從那裏到遙遠的西方。無論何時，隻要有一段沉悶乏味的平靜期，這段平靜期，就應該僅僅被看作是一次幕間休息，是為了一場比上節劇情更加精彩的段落所作的準備，而不能被視為長治久安，這種長治久安，隻能通過我們前麵已經指出的方法才能得到。因為，中國問題已經不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家們必須通過協商予以調整的世界性大問題，在這樣的協商中，如果他們還想永久消除那個國際火藥桶裏幾乎是最後殘存的那點火藥的話，那些普遍性的原則就必須得到維護。從此以後，中國不僅被國際大家庭一視同仁地接納，而且將被視為自由主義的代表，被視為和平的文明社會賴以立基的全部法律的捐助者，而受到歡迎。這樣一個中國，將直接有利於調整所有亞洲問題，防止那些邪惡現象的再次出現，這些邪惡現象，是進步和幸福的大敵。
夢想這樣一個圓滿的結局是不是太過分了呢？我認為，一點也不過分。對於美國和英國來說，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實現複興、走向共和是可以指望的。倘若他們傾心相助，倘若他們始終如一，我們就更有理由相信，黃海岸邊這個民主國家，必將恢複她在兩千年前所占有的驕傲位置，當年，凱撒的女兒們身上所穿的，正是這個國家所出產的精美絲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