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
中國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感受如何，中國政府與交戰雙方之間的確切關係怎樣，這樣的問題完全不為人知。如果你領會了上麵關於這個陣痛中的共和國的詳細報道的意義，想必就不會對這一論述感到驚訝。因為，在世界政治中，除了一個無足輕重而又吃力不討好的龍套之外，中國實在沒有條件去扮演什麽重要角色。
當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中國依然處於國內動亂的劇痛當中，國庫裏一貧如洗。麵對史無前例的國際局勢，袁世凱雖然已經為確保收複膠州灣而開始與德國進行談判，但1914年8月15日日本對德國的最後通牒，卻使得他那些試探性的建議瞬間化為泡影。的確，當德日戰爭超出了以巡洋艦為後盾租借中國領土的問題之外時，袁世凱對形勢的急劇發展沒有絲毫的準備；盡管他也曾考慮了在攻打德國要塞的時候派遣中國軍隊聯合作戰的可行性，但這個計劃從就就沒有考慮成熟，而他後來那些異想天開的創新之舉（特別是在山東開辟所謂的“交戰區”），沒有任何國際價值，除了日本，也不會吸引任何人的關注。
然而，中國人不會一直昧於大勢。隨著青島的陷落，以及後來與日本關係的複雜化（這使得局勢更加波譎雲詭），某些思路也在不知不覺地發展。中國的權勢階層應該很希望，德國能夠通過某些手段重建它在歐洲的聲威，並因此有條件去懲罰日本——這個20年來除了不幸之外沒有帶給他們任何東西的國家。這樣的願望，多半隻是自然的流露，而戰爭初期所謂對德國的同情，也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不過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在戰爭的最初兩年，德國在中國的龐大的宣傳機器，再加上在俄國及其他地方所贏得的勝利，給中國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這倒未必是因為他們被一個推崇軍國主義的強國所表演的高超技藝所吸引，而是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或遲或早，這一軍事表演的結果，不僅會使日本對中國的控製有所鬆懈，而且會迫使列強重寫他們戰前的對華政策，並放棄他們把中國置於財政監督之下的種種努力。因此，由於命運之神的嘲弄，在1914-1916這三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德國在東亞卻站到了壓迫者的一邊——這樣一個教訓，我們或許非常希望它不會逃過各國外交部的法眼。我們也一定不要忘了，現代化的中國軍隊，也像日本軍隊一樣，主要接受的是德式訓練，裝備的是德式武器，對日耳曼精神有一種自然的偏好。既然這樣一支軍隊在中華民國的政治事務中扮演著一個強有力的角色，那麽民意的向背，也就取決於軍隊通過它所信任的喉舌所宣揚的那些東西。
盡管如此，對於這樣一個領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國家來說，在一場燒遍世界的大火中，當到有那麽多東西需要搶救的時候，要想讓他永久保持紋絲不動，實非人力所可為也。慢慢地，必須有所作為的觀念在中國變得越來越普遍，確切地說，技術上的中立狀態，除了有可能把他們帶到地獄的大門口之外，不會有其他的結果。
早在1915年11月，袁世凱及其直接追隨者們實際上就已經認識到，中國的利益，應該來自與《倫敦協定》各簽署國結成正式的戰爭夥伴關係。幾次從中國發貨的重要軍火運輸，有力推動了這一思潮。一次在北京進行的、半遮半掩的討價還價，引發了不小的激動，然而，事情僅僅停留在很普通的條款上，北京政府所提出的重大條款頗具特色，就是要求給中國一筆200萬英鎊的直接貸款，而中國，則以技術上的交戰狀態作為回報。然而，當這個建議被提交給東京的時候，日本人一眼就看出來了，其主要目的，不過是為了得到外國人對袁世凱作為候選皇帝的間接承認。因為這個原因，日本人給整個計劃兜頭澆了一瓢冷水。這樣一個方案，除了讓袁世凱龍袍加身之外，對日本的大陸野心也將是一個嚴重打擊，要讓日本人讚同，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這一策略注定要泡湯。
1916年夏天，袁世凱的去世，使局麵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強勢階層再一次開始行動，他們要踩碎德國偶像，要讓少數受過良好教育、掌握國家命運的人認識到，他們真正的利益，隻能在協約國一方。他們開始出口中國的人力，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戰爭支援，他們很想把整個事情置於更堅實的基礎之上。然而，他們所取得的真正進展並不大，因為，複興的德國一直努力用他們鋪天蓋地的宣傳淹沒這個國家。借助那些在英國和中國印行的作戰地圖，同時也借助巨細無遺的每日電訊，反複向中國人灌輸每一種能夠說明“德國不可戰勝”的例證。在羅馬尼亞被占領的那段時期，德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增強。命運之神真是古怪的很，任何一個鼓吹與協約國結成同盟的人，都遭到了猛烈的攻擊，不但德國人攻擊他們，日本人也跟著起哄。
直到1916年12月19日，威爾遜總統送來了他的“和平建議”，局麵才有了明顯的改觀。這份正式送交中國政府的文件，引起了人們巨大的興趣，過去的希望被重新點燃，中國將有可能以某種方式獲得最終“和平會議”的入場券，會議將解決膠州灣及德國在山東的全部利益的處置問題——中國人對這個議題之所以有強烈的興趣，不僅僅因為曾經在日本人手裏經曆了粗暴的對待，而且還因為，如果中國堅持不放棄自己的主張（要求國際社會把自己當作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來尊重），人們就會認識到，1905年《樸次茅斯協議》所確立的先例必須打破。那一次，日本隻是與俄國就涉及滿洲裏的所有問題展開談判，“和約”簽訂以後，才派特使到北京，以獲得中國對全部條款的承認，絲毫沒有討論的餘地。通過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開始半年），通過在最後通牒的威脅之下迫使中國承認所有山東問題，日本把《樸次茅斯協議》的程序顛倒了過來，一勞永逸地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當事實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時候，中國人滿心希望，這一外交怪胎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而山東問題真的能夠重打鑼鼓另開張。
在德國人的“無限製潛艇戰”使得決定性的一著成為必要之前，中國已經開始表明自己的態度：在一場間接危及自身利益的世界衝突中，她不能繼續被動了。美國也放下了身段，就和平的可能性直接與中國進行溝通，這一行動發出了一個直接的暗示：美國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她已決定盡可能地幫助中國。這與美國一貫的對華政策完全一致，這一政策雖然太過空想主義，因而並沒有太多的實際價值（戰艦和刺刀的支持太少了），但對弱小者畢竟是一種嗬護。戲台已經搭好，就等著1917年2月9日那份不同尋常的文件出現，讓全世界大吃一驚。
本月4日，就德國針對中立國船隻的所謂“無限製潛艇戰”的威脅，美國正式知會中國，並邀請中國在與德國斷交的事情上與美國聯合行動。這期間，中國也收到了駐柏林公使的電報，轉來了德國政府的照會，告知中國政府，在規定海域航行的所有商船都將麵臨危險。中國政府對這兩份電報的最初反應，明顯是目瞪口呆，在北京，人們聽見了各式各樣的觀點。有史以來，中國政府還是頭一遭應邀參與這樣的行動，這意味著一種明確無疑、沒有退路的外交政策拉開了大幕。4天的激烈討論，製造了極大的不安。不過到了2月8日，黎元洪總統已經打定主意，最後的難題，僅僅是“轉變”軍方的觀念，讓他們認識到：到最後，必須采取這一將使他們與德國永遠一刀兩斷的決定性步驟。於是，才華橫溢的大學者梁啟超被緊急召到了北京，眾所周知，他對此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短短幾個小時的討論，就完成了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2月9日，德國公使被請到了中國外務部，當麵向他宣讀了下麵這篇照會，隨後又電告了柏林：
為照會事。接準駐德公使電，轉貴國政府本年二月二日照會，知貴國新定之封鎖計劃，使中立國商船從是日起，在限定禁線內行駛諸多危險。查貴國前此所行方法，損害我國人民生命已屬不少；今茲潛艇作戰之新計劃，危及我人民生命財產必更劇烈。且此項計劃，違背現行之國際公法，而妨害中立國與中立國及中立國與交戰國之正當商務。若隱忍任其施行，不啻使無理之主張，列入國際公法。因此，本國政府特向貴國政府對於二月一月頒行之計劃嚴重抗議。切盼貴國尊崇中立國權利，且重視兩國友誼，勿將此項計劃置諸實行，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本國甚為惋惜，迫於必不得已，勢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至本國宗旨，專在注重世界和平，並尊崇神聖之國際公法，則無用贅述也。須至照會者。
與此同時，向美國駐北京公使遞交了下麵這篇答複，因此明確地將事情敲定了：
為照會事。接準本年二月四日，貴公使來照，知貴國政府對二月一日德國政府頒行之潛艇作戰計劃，對於德國決定相當之辦法，本國政府亦如貴國大總統，不願深信德國果行其計劃。因此項計劃，置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於危險地位，且妨害中立國與中立國及中立國與交戰國之正當商務，若施行無阻，勢將列入國際公法。今本國政府，讚成貴公使來文所陳之宗旨，故與貴國政府毅然附合，取一致行動，向德國政府對於封鎖計劃嚴重抗議。本國政府並擬將來為必要之隨誼進行，以達維護公法之目的。特此照複，須至照會者。
當這些事實真相變得眾所周知的時候，一場大騷亂也就顯然不可避免。軍方的反對並非無足輕重（任何違背消極中立的政策，都會遭到他們的反對），至於當局做出了什麽樣的努力來消除這種反對，如今已經沒有必要在這裏多費口舌，我們隻要陳述這樣一個事實也就足夠了：無論從哪一方麵看，已經達成的這個決議，都可以說是年輕知識分子的力量對保守官僚階級的一次勝利，官僚階級“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老傳統，以及沒有骨氣的外交政策，到目前為止，已經讓國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種明確堅定而又影響深遠的外交政策，終於開始付諸實踐了。通過迅速的反應，再加上美國執意邀請中國與自己聯合行動，堅決反對德國的海盜行徑——“無限製潛艇戰”，中國毋庸置疑地為自己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敬。這個消息，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都喚起了顯而易見的熱情，並使得人們確信：中華民國終於開始支持某些重大而真實事情。1917年2月9日之前，中國所做的事情，並沒有真正維護自己的中立，因為在1914年，她非但沒能保護好自己的領土，反而讓它成了公共的戰場，她隻是在忙於保護並維持她慣有的無能。有時候，下麵的說法應該是準確的（隻有少數西方人認識到了這個事實）：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歐洲大家族中不同的成員確實很難分出彼此，在中國，很少有人分得清楚俄羅斯人和德國人，英格蘭人和奧地利人，法國人和希臘人，雖然一個世紀的貿易交往確實教會了許多人：與哪一方交往有利，與哪一方交往倒黴。比如，他們知道得很清楚：英國代表著海上帝國，海洋是全世界的通途，英國人的船（無論是商船還是軍艦）數量最為龐大，在別的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英國對中國命運的影響，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都大。但是，英國與日本的聯盟，極大地削弱了中國人先前對英國的信任，再加上這樣一個事實：德國盡管被海洋所孤立和封閉，卻依然因為它非凡的戰爭機器而維護著自己的完整，這使得無所作為似乎才是上策。可是，雖然中國人對目前這場衝突的事實真相並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但他們無疑也認識到了，當一個能夠讓他們踏進國際友誼圈子的直接機會出現的時候，不再繼續置身於這個圈子之外，是絕對必要的。
正是這些事情的意外暗示，如今使得公眾的頭腦漸漸明亮起來，並慢慢喚起了人們的熱情。自從與列強建立條約關係以來，中國外交行動的笤帚，不再僅僅是用來打掃自家門前的積雪了，它第一次掃過了北京的城牆，把國際政治包括進了其範圍之內。儒家的國家觀念，作為一種地方性的創造，一種由於糾結於過去、無關乎未來因而充分自足的事物，至今依然是至高無上的。所謂的外交事務，隻不過是在沿海港口或亞洲高原與那些競爭對手極不情願的接觸所帶來的結果。看到中國人已經準備以西方的方式，嚴格而忠誠地擔負起國家主權所賦予他們的職責和義務，真是一個美好的大發現。有些人猜測，在這件事情上，利益誘惑應該扮演了一個有力的角色，換句話說，在中國做出這個決定的過程中，產生重大影響的，應該是她認識到了：如果聲明廢除與德國簽訂的條約，那麽就可以立即暫停德國的庚子賠款，那樣一來，每個月就差不多有200萬“鷹洋”，源源不斷地流入已經空空如也的國庫。在一個因為現金而被狼狽不堪地逼入困境的國家，不管聽上去如何不可信，在說服北京政府的過程中，金錢因素並沒有扮演任何角色。深遠、潛在而決定性的影響，隻不過就是“利己”——所有政治理由中最微妙、也最難定義的。正如英國的宣戰，是因為比利時的入侵，使得所有對德國的政策立場曖昧的國家到了不得不做出決定的時候；也正如美國的斷交，是因為關於海戰的承諾一再被撕毀，使得她必須采取行動；中國這樣做，乃是選擇一個正確的時機，通過表示自己決心支持其獨立最終賴以依存的全麵國際製裁，從而宣告自己的獨立自主。歸根到底，2月9日中國對德國政府的照會，直接而明確地回答了大戰爆發以來所有陰險d的圖謀：國際社會就一直企圖將中國排斥在歐洲公法的運作之外。掌握中國命運的領導者們，從他們決定說話的那一刻起，就已經為交戰狀態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但對交戰的態度，他們又不能不憂心如焚，因為他們的國際地位許多年來一直是這樣不穩定，稍有閃失，就會頭破血流。
讓我們說得更清楚些吧。從一開始，中國就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打算與友好列強合作，采取最終將改善其國際地位的戰爭手段，但同時，她並沒有準備將自己在這些事情上的主動權拱手交給外國人。例如，那種認為其資源動員隻能交給特別指定的外國人處理才能更有效率的觀點，就一直遭到中國人的排斥，因為他們從過去痛苦的經曆中認識到，雖然日本在此次大戰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而且也確實把自己歸類為“半交戰國”，但東京政府卻出於自私的目的，毫不猶豫地利用中國所出現的任何機會。而且，日本一直堅持認為，因為她就在現場，所以她最有能力確保中國合作的效率，藉此努力收緊對中國的控製。對於任何一個在場的觀察者而言，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是：自從“二十一條要求”的提出直到現在，許多日本人都相信，他們已經差不多完全控製了中國，已經成為中國一切爭端的最高調停人，也是整個東方世界的仲裁者。在中國照會發表的幾天之前，日本的報紙上就冒冒失失地發表了一些觀點，這些觀點，暴露了日本人對於中國參與協約國的真實想法。例如下麵所引的這篇（它顯然有官方的授意），事後讀起來頗為奇怪：
北京電，英法兩國已經開始側麵誘使中國加入反德聯盟。尚未獲知中國政府的意圖。但如果條件有利，並因此在未來的和平會議上獲得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中國政府很有可能會同意。如果各協約國能給中國一個可靠的保證，恐怕中國將會毫不猶豫地采取行動。
日本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政策，至今未能獲知。不過，看來日本政府並不反對落實巴黎經濟會議的決議，隻要它們所涉及的是純粹的經濟問題，因為日本希望，德國在東方的經濟財政方麵的影響將被徹底清除。但如果歐洲各協約國試圖誘使中國加入他們的行列，日本可能會提出反對，理由是：這將會在中國製造更大的動亂，並導致東方和平的整體失衡。
現在，筆者絲毫也不懷疑，對日本的企圖和目標，這一解釋是非常正確的；同時可以相信，後來，當日本外相與各協約國公使會晤之後，東京方麵對中國加入協約國的鼓勵，也隻不過是被形勢所迫而做出的一種新的政策定位而已。一直以來，日本的確希望德國在遠東的影響被徹底清除——如果能夠由日本自己取而代之的話；但是，如果她不能絕對而完全地取代德國的位置，她將更願意這種影響繼續保留，因為它具有抗衡歐美列強影響的性質。正如日置益先生在1915年1月18日拜訪已故的袁大總統時所說，外國勢力在中國的存在，對日本人民而言，是持續憤怒的一個源泉，對遠東的永久互諒而言，是一塊最大的絆腳石。
因此，如果說一個有著4億人口的國家強烈關心自己的獨立自主是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的話，那麽，中國人對來自東京的任何建議都深表懷疑，也就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了。許多事件已經充分證明，德國被趕出山東之後，其1898年在中國強行獲取的利益，並沒有歸還給中國，結果隻不過是日本取而代之，繼承了這些利益，並從此將她在1914年最初向世界所做的承諾（將德國人從中國拿走的還給中國）丟到了九霄雲外。在此有必要提醒讀者注意，日本不僅在“二十一條”的談判中強迫中國移交德國在山東的1200萬英鎊，而且，現任駐華公使林權助男爵近日宣稱，日本將向中國要求在青島得到一大片殖民地或租界，從而使得所謂的歸還租借地的聲明（這是日本信誓旦旦地保證過的）完全成了空中樓閣。之所以采用“殖民地”的說法，乃是因為，旅順口12年的經曆表明，領土的“租借”，加之軍事駐防和行政管理，實在是花費昂貴而又陳舊過時的東西，而且，借助大批的殖民地進行滲透，要比切下幾片領土冠以“租界”的命名（這是分裂圖謀的一種大喊大叫的廣告），也更容易一些，在殖民地中，崗亭和警察構成重要的因素。
至此，雖然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正在領著我們遠離我們所討論的特定話題，但事情並非真的如此。日本行動的威脅，就像地平線上陰沉沉的雷雨雲，已經明顯使中國的合作成了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即便是諸如對德宣戰這樣簡單的事情，也是如此。有謠言說，中國可能會向美索不達米亞派遣一支遠征軍。僅僅就是這樣的謠言，便足以讓日本人派出大量密探從四麵八方進入北京，他們堅持認為，如果中國人一定要做點什麽事情的話，也應該僅限於向俄羅斯派兵，否則他們就會“丟掉”那裏——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建議，乃是因為那正是日本人自己當年打算做的事情，那是在1915年，盟國要求派兵歐洲的建議被他們拒絕時候。同樣不該忽略的事實是，在其他國家也像在中國一樣，外交事務，為國內局勢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天賜良機。因此，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軍方雖然最初不讚成任何行動，但是他們已經認識到，強硬的外交政策將極大地提高他們的聲望，而且使得他們能夠影響1918年重要的國會選舉，這屆國會將代行“國民大會”選舉下屆總統。因此，2月份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裏，互相競爭的各政黨，都在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這樣的事世界各地都在發生），為爭奪席位而調兵遣將。副總統馮國璋將軍，親自從南京風塵仆仆地趕到北京，為的就是參加這場精心設計的比賽，如今許多人參加這場比賽，不過是為了從中能夠撈到某些好處。
到了3月4日，比賽開始進入高潮。在一次討論與德國斷交所應遵循的程序的內閣會議上，黎元洪總統與內閣總理段祺瑞將軍終於公開決裂。雖然差不多過去了整整1個月，柏林方麵依然沒有任何答複。提出的行動計劃林林總總，但沒有一項能正式決定下來。日本人竭力從東京對中國施加影響，以盡快達成明確的安排，再這樣的壓力之下，普遍的憂慮正在增長。對於幾封打算發給日本政府的電報中所提到的問題，黎元洪總統持堅決抵製的態度（此前他對其中的內容一無所知），結果，深感不快的段祺瑞總理突然離開了會議室，很快就遞交了辭呈，離開了北京——這一行動策略，其實就是威脅要激發國家的危機。
幸運的是，中國有一個黎元洪總統這樣冷靜沉著、不帶偏見的政治家。麵對執政以來的第一次嚴重危機，他希望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確保這樣的原則：在采取任何步驟之前，必須得到國會的同意。一項政策，沒有經過公開辯論就付諸實施，沒有比這更冒險的事情了。他固執地堅持這一觀點。經過幾次協商，段祺瑞總理在勸導下回京複職，並達成諒解：在最終獲得普遍認可之前，將不采取任何行動。
3月10日，問題被提交國會表決。眾議院經過幾個小時的激烈辯論，政府的這項政策以330篇讚成87票反對獲得通過。第二天，參議院以158票讚成37票反對的表決結果，也通過了這一決議。說來也巧（如果不是人為預謀的話，那實在是太巧了），人們盼望已久的德國的答複也在3月10日早晨送達了，德國人安插在議員中的密探將這份文件的副本廣為散發，為的是作最後的努力，影響他們的表決。德國答複的原件如下：
本月十日晚七點鍾，本大臣奉本國政府命令，轉達中華民國政府者如左：反對德國新近所宣布封鎖計劃，中華民國政府抗議中，用恫嚇之言，本帝國政府詫異。查他國等僅抗議，惟與德國交誼親密之中國，係各國中獨一加上恫嚇者。中國在封鎖海內無航業，而不受累，故此項恫嚇更屬奇異。中華民國政府提及現在戰法，曾損害中國人民生命。查中華民國政府，向未對本帝國政府聲明一個此等事實或聲訴也。據本帝國政府所自得報告，如有中國人民損害者，係在戰線掘壕或為他項軍事之用者。伊等用此行為，如同與戰者連帶，與戰者之危險，本帝國政府屢次抗議，將中國人運去作戰事上用，即於戰時德國曾予與中國有良好交誼之憑據，因此交誼，德國允願將恫嚇之言視為未到。故此，本帝國政府，據理可望中華民國改府修正此問題之意旨。德國之敵人，先宣布封鎖戰策，且悍然不顧而實行之，德國礙難取消其封鎖戰略，但仍願依照中華民國政府特願，而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俾盡力顧及中國航業利益。德國向中國用此通融態度，實因確知倘至與德國絕交，中國不但失一真實良友，且中國冒不堪設想之，等因奉此。本大臣除將本帝國政府答複照會貴總長外，並聲明，如中華民國政府允願，則本大臣有權議商保護中國航業利益。須至照會者。[《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28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有了國會的認可，北京政府除了采取至關重要的步驟——斷交——之外，也就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了。某些材料還要最後敲定，但這些事情很快就處理好了。沒有做進一步的磋商，3月14日中午，德國公使收到了中國外交部送來的護照和下麵這封密封急件。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記錄一下，在2月9日中國發出照會到3月10日德國作出答複之間的這段時間裏，法國郵輪阿多士號在地中海被魚雷擊沉，船上有500名前往法國的中國勞工，全都葬身魚腹。
關於德國施行潛水艇新計劃一事，本國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國際公法之宗旨，曾於二月九日照達貴公使提出抗議，並經聲明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迫於必不得已，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等語在案。乃自一月以來，貴國潛艇行動，置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不顧，且因而致多傷中國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準貴公使照複。雖據稱貴政府仍願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惟既聲明礙難取消封鎖戰略，即與本國政府抗議之宗旨不符。本國政府視為抗議無效，深為可惜，茲不得巳，與貴國政府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因此備具貴公使並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沿途保護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為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28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直到11天之後（3月25日），德國公使及其隨從人員才一肚子不情願地離開了北京，經美國打道回府。其間，中國政府尚未決定采取最後的步驟，因為尚有許多重要問題需要解決。不僅要與協約國之間作一些安排，還需根據美國的行動對中國的政策進行調整。一個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每天都在爭論應該遵循的程序，由於各省對下一步行動所持的觀點針鋒相對，因而耽擱了很長時間。
3、4兩個月全都耗在這場人人參加卻又徒勞無功的討論上。考慮到各省的反對，段祺瑞總理如今便把各省軍政首腦召集到北京開會，讓他們為自己的政策背書。不過，這一行動雖然就軍頭們所關心的範圍而言可謂大獲全勝（他們投票一致同意參戰），然而卻讓國會驚慌失措，他們認識到，這一程序暗含著一種新的企圖，要破壞國會的權力，依法外手段控製國家。此外，《京報》也發表文章，揭露日本人在幕後的小動作，這自然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擔心，有人可能懷著通過秘密外交以獲得某些私人性質的擔保的目的而大搞陰謀詭計。除了參與各協約國在北京的半官方談判之外，日本同時還展開了另一場談判，主要是通過寺內正毅首相從東京特別派來的一位名叫西原龜三的秘密代理人進行的，這一行動，導致了關於中國未來債務的聳人聽聞的謠言迅速流傳。
當段祺瑞總理3月10日就立即與德國斷交的必要性向國會發表陳述的時候，他暗示，中國已經得到了協約國的明確保證：庚子賠款延期1年，立即提高關稅率，修改《辛醜條約》中關於中國軍隊在天津附近存在的問題。這幾點的突然宣布，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圍繞庚款延期的時間長度，以及關稅增加的實際金額，似乎出現了一種無法解釋的混亂，這主要是由於密探太多的緣故，再加上如今觀點的交流幾乎完全是口頭的、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分析一場與北京特殊的外交氣氛密切相關的爭論，將會令人不勝其煩。不過，這一事件生動說明了，在中國，那怕是作出一個簡單的決定，也會遇到多麽巨大的困難。《京報》每天都用大幅版麵強調：如果軍方一意孤行的話，中國民主政治的未來將再一次麵臨威脅。如果說正式對德宣戰的問題如今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麵貌，那也絲毫不用奇怪。
5月1日，盡管經曆了所有這些考驗和磨難，在段祺瑞總理的強力推動下，內閣一致作出決定：對德宣戰勢在必行。5月7日，在與黎元洪總統達成一致之後，國會收到了下麵這份谘文——這是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之間溝通的常用方法：
大總統為谘行事。吾國與德絕交以來，德國政府仍侵犯中立權利，損害吾民生命財產，破壞公法，違背人道。本大總統為促進和平，維持公法，保護吾國人民生命財產起見，認為與德政府有宣戰之必要。茲依據《約法》第三十五條，谘請同意，並據《約法》第二十一條，要求秘密會議。此谘眾議院。
5月8日，在聽取了段祺瑞總理親自所做的陳述之後，眾議院秘密會議將“參戰案”提交眾議院委員會審查，以便為作出決定贏得時間。同一天，參議院也就同一問題開會。參議院群情激昂、討論熱烈，這倒並不是因為對討論的問題有什麽真正的爭執，而是因為大部分參議員對國內的後果深感擔憂。
5月10日，國會召開秘密會議，很明顯，一場危機已經初露端倪。數千名烏合之眾將進入國會的通道圍得水泄不通，眾議院的議員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走過這段路，許多議員不是被人飽以老拳，就是被人推來搡去。這群烏合之眾，明顯是由一個眾議院拒絕參與的秘密組織所控製的。緊急通知被送到了警備司令部，要求增派武裝人員前往保護，議員們同時還要求段祺瑞總理到場。大批警察很快趕到了現場，但在阻止暴民進入議會、燒毀議會大廈、殺害國會議員（他們曾發出過這樣的威脅）的同時，警察們卻沒有（也許是不願）驅散人群，人們後來得知，有半個營的步兵，身著便衣，在他們長官的指揮下，構成了這群示威者的骨幹力量。
直到天快黑的時候，這些混亂場麵持續了6、7個小時之後，段祺瑞總理終於姍姍而來。直到人們謠傳有一個日本記者被殺的時候，警察們才得到命令：向人群發動衝擊，用武力強行驅散他們。這事很快就辦妥了，因為，除了那些穿便衣的士兵之外，這群烏合之眾基本上都屬於最低層的階級，隻不過是被人花錢買來狂呼亂叫的，根本就沒有真刀真槍打一架的興趣。饑腸轆轆地關了一天的禁閉之後，快到午夜時分，議員們才得以四散離去，各自回家，早就沒有力氣爭論什麽“參戰案”。結果是，我們的段總理發現：他的全體閣僚，除教育總長外，全都辭職不幹了。內閣總長們不願意和一個用武力脅迫國會的政府同流合汙。
然而，段祺瑞總理依然決意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沒過幾天，第二篇谘文被送到國會，谘文要求：不管發生什麽事情，立即將“參戰案”提交討論。這期間，北京的一份主要報紙發表了更詳細的資料，揭露日本暗地裏的活動，這極大地激怒了公眾，並使得自由主義分子的立場比以前更加堅定了。報道稱，寺內正毅伯爵正在重演1915年“二十一條要求”中的第五號，日本人這一次的提議，采用的是20條密約的形式，其中主要條款是：給中國一筆2000萬日元的借款以在日本人指導下改造3座主要兵工廠，第二筆8000萬日元的借款將用於使中國軍隊日本化。作為這篇報道的結果，《京報》的一位編輯被抓了起來，投入了監獄。而國會非但沒有被嚇倒，反而在第二天（5月19日）通過了一項決議：除非改組內閣（這意味著段祺瑞的辭職），否則就拒絕考慮以任何形式對德宣戰。反動分子的最後一搏，就是讓在北京聚會的各省督軍向總統遞交了一份要求解散國會的請願書，以這種花招誘使總統屈服。當這一建議遭到總統的斷然拒絕，而督軍們揚言要武力幹涉的時候，一場暴風雨前的平靜時期隨之而來。
然而，國會依然無動於衷，該幹什麽幹什麽。雖然“永久憲法”草案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但如今又提議做重要增訂，贈訂條款的設計，為的是擴大國會的控製權，針對未來的獨斷專行提供每一種可能的防範。按照新的規定，一次對內閣的不信任投票以簡單多數通過之後，總統就必須要麽解散內閣，要麽解散眾議院（不過眾議院的解散必須得到參議院的批準）。人們公認，這一規定對清除袁世凱統治的最後殘餘是必要的。此外，另一項新的條款規定，總統有權以總統令的形式立即解除總理的職位，而無需其他內閣部長的副署，保守派們眼見得這一規定讓他們最後的希望也化為泡影，一時間陣腳大亂。
到了5月21日，碩果僅存的教育總長也辭職不幹了，總理完全成了光杆司令。5月23日，在國民的普遍支持下，黎元洪總統解除了段祺瑞總理的職務，指定經驗豐富的外交官伍廷芳代行總理職務，同時，將首都地區置於4位值得信賴的將軍的控製之下，他們被授予警備司令的權力，保護首都的安全。督軍們則在這些事情發生的幾小時之前，全體倉惶逃出了北京城，宣布與徐州那位令人生畏的張勳將軍結成聯盟，這對共和國的安全構成不小的威脅。然而，盡管他們竭盡全力煽動騷亂，但各省對他們的反應都很冷淡。不過，這對他們後來的行為並沒有什麽影響。在這場戲劇性的事變中，那位前總理竟然人不知鬼不覺地消失不見了，這使得人們紛紛謠傳，他身邊那些腐敗奸黨將要被逮捕，但總統很快就公開否認了有任何這樣的打算——如今看來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我不得不在此沮喪地告訴大家，北京的幾乎所有協約國使館，都與這幫人關係密切（隻有態度一貫正確的美國除外），法國公使甚至走得更遠，他對督軍們熱誠相待，並公開宣稱：據本國媒體報道，國會根本就無足輕重，對中國而言，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迅速宣戰。在中國與列強之間有希望建立恰當的關係之前，有必要對北京的外交做一些公眾調查，這一點似乎無可爭辯。
5月底之前，軍閥們孤注一擲，玩起了他們的老把戲：竭力煽動各省“宣布獨立”，雖然這個國家的民眾明顯反對他們。這場運動也得力於某些成功的策略，因為南方各省的軍人對他們的領導忠心耿耿、言聽計從，他們突然提出了進軍北京的強烈要求。鐵路上的所有車輛為了這個目的而被大量征用，最南端的幾個省份提出了強烈的譴責，他們還威脅：隻要他們一完成動員就立即向北方軍隊發動全麵的進攻，這一切，使得混亂的局麵益發不可收拾。
6月到來了，局麵比過去幾年裏的形勢更加凶險。揭竿而起的將軍們派出了他們的特使，與形形色色的失意政客和心懷不滿的將領們一起，齊聚天津（這裏離北京隻有80英裏），公開組建了一個軍事總部，他們宣稱，到時將把這個機構轉變為臨時政府，以尋求列強的承認。軍隊也在調動和集結，以對付北京；解散國會的要求被重新提起；同時，首都的報紙也突然連篇累牘地發表煽動性的文章。眼見得形勢急轉直下，黎元洪總統在別人（雖然是何人尚不得而知）的引誘下，發布命令，召張勳將軍進京擔當調停人，這又是一個致命的舉措。6月7日，張勳領著大隊人馬抵達天津，並在那裏停了下來，很快就製服了顛覆勢力，然後，立即向北京發出了最後通牒，重彈解散國會的老調調。
這期間，6月5日，被這一連串突如其來的事件弄得驚慌失措的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遞交了下麵這篇照會，希望以此穩定局勢：
美政府聞中國內訌，極為憂慮，篤望即複歸於和好，政治統一。中國對德開戰，抑或仍守與德絕交之現狀，乃次要之事件。在中國最為必要者，乃維持繼續其政治之實體，沿已得進步之途徑，進求國家之發展。美國所以關心於中國政體及行政人物者，僅以中美友誼之關係，美國不得不助中國。但美國尤深切關心者，在中國之維持中央統一與單獨負責之政府。是以美國今表示其極誠懇之希望，願中國為自己利益及世界利益計，立息黨爭，並願所有黨派與一切人民，共謀統一致府之再建，共保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所應有之地位。但若內訌不息，而欲占其所應得之地位，則必不可能也。[《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29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然而，局勢的發展是如此迅速而影響深遠，以至於這一表態顯得毫無分量。副總統馮國璋將軍也不願（或者不能）有所作為，他已經從南京遞交了辭呈，並聲稱，在這場特殊鬥爭中，他將保持長江下遊重要地區的所謂“中立”。他的行動，看上去似乎很奇怪，但卻代表了鬱結在每個人心頭的深重憂慮。
在6月9日星期六之前，總統的態度似乎一直很強硬。這一天，他親自會見了外國媒體的記者，並向他們保證，不管麵臨什麽樣的威脅，任何情況下他都不可能試圖采取“解散國會”這樣的違憲之舉。之所以說違憲，乃是因為《臨時約法》（在國會正式通過永久憲法之前它依然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隻是規定了國會是作為憲法起草委員會而創立的，但沒有給予總統在它為期3年的“生存”期內解散它的權力。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從1913年11月4日國會解散至1916年8月1日重開國會，這3年時間，被視為一個純粹的空白期，因此，如果法律得到恰當解釋的話，在1918年之前，除了國會自己，這個國家誰也沒有權力中斷它的開會。但是考慮到危險的形勢，國會已經表示願意主動做下麵這些事：1、重新審議憲法草案的某些規定，以確保兩周之內全部文件在兩院通過；2、修改“選舉法”，以贏得更多保守分子的支持；3、做完這些事情，立即進入第二次休會期（1916-1917），經過短暫休息之後再第三次開會（1917-1918），並在3個月之內閉會，允許在1918年最初的幾個月裏舉行新的選舉——新一屆國會將在1918年4月召開，並把自己變成“國民大會”，選舉出任期5年的新總統（1918-1923）。
6月10日星期日，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給了所有這些合理計劃當頭一棒，消息稱，總統斷然指出，要想挽救中華民國，要想防止北京的浩劫，要想阻止一場公開用武力恢複宣統皇位的圖謀，解散國會是惟一的辦法。他已經簽署解散國會的命令，單等到總理伍廷芳副署就立即生效，根據《臨時約法》第45條，這樣的副署是強製性的。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不能防患於未然，必將貽害於將來。假如5月23日前後能夠采取果斷的措施，將幾個不聽話的督軍強行扣押在北京，曆史就會大不相同，中國將免去多少國內、國際的羞辱。6年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的確在這個民族的心裏培育出了一種渴望，他們渴望立憲政體，也培育出了一種憎恨，他們憎恨軍閥專製。但這種渴望和憎恨需要堅強的領導階層。沒有這樣的領導階層，它就不能水到渠成，也必定隻能在對殘忍報複的持續恐懼中偷偷摸摸地生根發芽。一個大好時機出現了，又失去了。
黎元洪總統曾經與筆者交換過他的個人看法，他說，在簽署解散國會命令的時候，自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因為，雖然南方軍和海軍宣稱要保護國會到最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大批軍隊沿進京的鐵路成梯隊排列，每天都在威脅要采取行動。不管1917年6月發生了什麽，未來幾年的事情必定會最終證明，槍杆子不可能再統治中國了，哪怕是名義上。
而此時，經驗豐富的伍廷芳博士卻宣稱，世界上沒有什麽力量能迫使他簽署一份得不到法律支持的命令，他也的確堅決抵製了所有的誘惑。雖然他的辭職遭到了拒絕，但他的態度卻非常堅決，顯然，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權宜之計。6月13日下半夜，這個權宜之計才算有了著落：通過一次快速的重新洗牌，好好先生江朝宗將軍被指定代替伍廷芳，及時副署了這份至關重要的命令，淩晨4點，命令很快被印刷發行、張貼公布。有人曾告訴筆者，此時，張勳4個營的辮子軍已經在天壇安營紮寨好幾天了，命令如果不這樣發布，我們的辮帥就會放任他們在北京城裏自由行動。命令原文如下：
上年六月，本大總統申令，以憲法之成，專待國會。開國五年，憲法未定，大本不立，亟應召集國會，速定憲法等因。是本屆國會之召集，專以製憲為要義。前據吉林督軍孟恩遠等呈稱：日前憲法會議及審議會通過之憲法數條，內有眾議院有不信任國務員之決議時，大總統可免國務員之職，或解散眾議院，惟解散時，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又，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必經國務員之副署；又，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語，實屬震悚異常。考之各國製憲成例，不應由國會議定，故我國欲得良妥憲法，非從根本改正，實無以善其後。以常事與國會較，固國會重，以國會與國家較，則國家重。今日之國會，既不為國家計，惟有仰懇權宜輕重，毅然獨斷，將參、眾兩院即日解散，另行組織，俾議憲之局，得以早日改圖，庶幾共和政體，永得保障等語。近日全國軍、政、商、學各界，函電絡繹，情詞亦複相同。查參、眾兩院，組織憲法會議，時將一載，迄未告成。現在時局艱難，千鈞一發，兩院議員紛紛辭職，以致迭次開會，均不足法定人數，憲法審議之案，欲修正而無從，自非另籌辦法，無以慰國人憲法期成之喁望。本大總統俯順輿情，深維國本，應即準如該督軍等所請，將參、眾兩院即日解散，克期另行選舉，以維法治。此次改組國會本旨，原以符速定憲法之成議，並非取消民國立法之機關，邦人君子，鹹喻此意。此令。
隨著這份文件的發表，一場大的騷動和民眾的極大不安接踵而至。國會議員們此前有一小部分人已經離開北京，這下子全部都撤出了首都，去了南方。
這些喜劇性事件的展開，是日本方麵最大的秘密行動的信號，如今，到處都能看到這些日本人在摩拳擦掌、額首相慶。正在中國各地做考察旅行的日本陸軍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將軍，在一個最佳的時刻到達了北京，如今正忙於通過受雇於中國政府的日本官員扯動每一根繩線，試圖以這種方式讓這次可恥陰謀的領袖們成為日本人的傀儡。日本的新聞媒體，則抓住6月5日的美國照會作為借口，連日來喋喋不休地抨擊美國對中國事務的“幹涉”，以及無視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據這幫時事評論員聲稱，未經先行與日本商議，列強中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在遠東采取任何行動，提出任何建議。對於這樣自以為是的傲慢，一旦戰局的發展塵埃落定，必定會遭到嚴厲的責難。不過，忙得不亦樂乎的，不僅僅是日本的軍官和新聞記者，中國政府的那幫所謂的日本顧問，也在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幫著添亂。憲法專家有賀長雄博士，當黎元洪總統在最後的時刻召他來征詢建議的時候，他直截了當地與莫理循博士頂撞了起來。莫理循博士，以一個英國人對司法和憲政的熱愛，堅持認為，總統隻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不管付出任何代價也要遵守法律。有賀博士則錯誤地聲稱，發布這樣的命令隻不過是權宜之計，從而蓄意地為分裂勢力幫了大忙。對於一個曾經建議袁世凱稱帝的人來說（他清楚地知道這絕不會成功，而且從日本的觀點看整個計劃的確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圈套），這或許是他惟一期待的事情。
各省對6月13日解散國會之舉的反應，如今成了每個人都熱切期待的事情。西南各省，以及他們在廣州的軍事總部，開始公開一致地采取對抗行動，不過他們並非要反對總統的權威，而是要消滅那些篡奪權力的將領，以及躲在他們身後的大奸巨滑。至今恪守“中立”的長江流域各省，以及他們在南京的總部，也開始秘密地與南方的共和主義者們交換看法。聚集在天津的那幫軍人和“政客”，則被這些新的情況搞糊塗了，隻好繼續按兵不動。
毋庸置疑，正是那位半文盲將軍張勳，策劃了這場瘋狂的政變。7月1日淩晨，張勳利用北京城的混亂，帶著他的人馬進入了紫禁城，經過與前清皇室的預先安排，7月1日淩晨4點鍾的時候，1912年2月丟掉寶座的兒皇帝宣統，在一小撮滿清貴族（都是一些擅長阿諛奉承的馬屁精）的麵前，重新登上了皇位。北京城一覺醒來，發現到處都有巡邏的辮子軍，並將信將疑地聽說：老規矩又回來了。警察們根據命令迅速造訪了所有商店和民居，命令每一家都要掛上龍旗。這天下午，發表了下麵這篇滿紙荒唐的複位詔書，文中所雲黎元洪總統的奏折，則全然是赤裸裸的偽造，除了張勳，沒有一個人有資格列名其中。有各種各樣的理由相信，滿清的宗社黨也是被強迫的。這一瘋狂行動，從一開始就讓人感到恐怖，因為這很有可能使北京變成一座滿洲人的城市。
複位詔書
朕不幸，以衝齡繼承大業，煢煢在疚，未堪多難。辛亥變起，我孝定景皇後至德深仁，不忍生民塗炭，毅然以祖宗創垂之重，億兆生靈之命，付托前閣臣袁世凱，設臨時政府，推讓政權，公諸天下，冀以息爭弭亂，民得安居。乃國體自改革共和以來，紛爭無已，迭起幹戈，強劫暴斂，賄賂公行。歲入增至四萬萬，而仍患不足；外債增至十餘萬萬，而有加無已。海內囂然，哀其樂生之氣，使我孝定景皇後不得已遜政恤民之舉，轉以重苦吾民。此誠我孝定景皇後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靈惻痛而難安者。而朕深居宮禁，日夜禱天，彷徨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複以黨爭，激成兵禍，天下洶洶，久莫能定。共和解體，補救已窮。據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以國體動搖，人心思舊，合詞奏請複辟，以拯生靈。又據瞿鴻禨等為國勢阽危，人心渙散，合詞奏請禦極聽政，以順天人。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以惠中國，而拯生靈各等語。覽奏情詞懇切，實深痛懼。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責，輕任於衝人微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禍福之讕言，遂置生億兆靈於不顧。權衡輕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臨朝聽政，收回大權，與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上下以至誠相感，不徒恃法守為維係之資；政令以懲毖為心，不得以國本為嚐試之具。況當此萬象虛耗，元氣垂竭，存亡絕續之交，朕臨深履薄，固不敢有樂為君，稍自縱逸。爾大小臣工，尤當精白乃心，滌除舊染，息息以民瘼為念。為民生留一分元氣，即為國家留一息命脈，庶幾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興複初政亟應興革諸大端，條舉如下：
一、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
二、皇室經費，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元數目，按年撥用，不得絲毫增加。
三、凜遵本朝祖製，親貴不得幹預政事。
四、實行融化滿漢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概不複設。至通俗易婚等事，並著所司條議具奏。
五、自宣統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與東西各國正式簽定條約，及已付債款各合同，一律繼續有效。
六、民國所行印花稅一事，應即廢止，以舒民困。其餘苛細雜捐，並著各省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裁減。
七、民國刑律，不適國情，應即廢除，暫以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刑律為準。
八、禁除黨派惡習，其從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棄於民，而擾亂治安者，朕不敢赦。
九、凡我臣民，無論已否剪發，應遵照宣統三年九月諭旨，悉聽其便。
凡此九條，誓共遵守。皇天後土，實鑒臨之。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內閣議政大臣張勳。[《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617-618]
敕封黎元洪為一等公上諭
本日黎元洪奏請奉還國政，籲懇複禦大統一折。據稱該員因兵變被脅，盜竊大位，謬領國事，無濟時艱。並曆陳改建共和諸多弊害，奏懇複禦大統，以拯生靈，自請待罪有司等語。覽奏情詞悱惻，出於至誠。從亂既非本懷，歸政尤明大義，際此國事危岌，大局飄搖，竟能作吾民親上之先，定中國救亡之策，厥功甚偉，深孚朕心。黎元洪著賜封為一等公，以彰殊典，尚其欽承朕命，永荷天庥。欽此。[《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623]
特設內閣議政大臣上諭
興複伊始，特設內閣議政大臣，以資讚襄而專責成，並設閣丞二員。其餘京外缺，均暫照宣統初年官職辦理。起現任大小文武官員，均著照常供職。欽此。[《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628]
對這一野蠻行動的普遍麻木，再加上辮子軍對所有郵局和電報局的軍事占領，使得人們在最初的48小時裏對此竟毫無反應。7月2日，幾篇詔書依然繼續著它們企圖激活帝製僵屍的努力，被弄得稀裏糊塗的老百姓則依然高掛他們的龍旗。然而，到了3日早晨，一個消息不脛而走，說的是已經事實上被囚於總統府的黎元洪，在兩位侍從武官的陪伴下，乘汽車逃跑了。在試圖讓使館區法國醫院收留未果之後，隨即轉到了日本使館，那裏為他提供了一個合適的住處。3日傍晚，日本使館（用法語）發表了下麵這份官方公報，闡述了自己的立場：
黎大總統帶侍衛武官陸軍中將唐仲寅、秘書劉鍾秀及從者一名，於七月二日午後九時半，不預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館域內之使館武隨員齋藤少將官舍，懇其保護身命。日公使館認為係不得已之事情，並為顧及國際道義，決定作相當之保護，即以使館域內之營房，暫充黎大總統居所。黎大總統在日使館時，日本公使館絕對不允其作政治的活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624-625]
隨著這一聳人聽聞的新情況的出現，接下來的事情眾所周知，黎元洪總統向天津發出了一係列電令，並通過這一行動使得帝製主義者的努力付之東流。通過巧妙的安排，段祺瑞將軍被任命為總理，同時，副總統馮國璋被請求代行總統職務，這些安排是如此妥善，以至於張勳很快就被自己編製的羅網給罩住了。
以下就是4封具有曆史意義的電報原文：
1、（7月1日）本日張巡閱使率兵入城，實行複辟。斷絕交通，派梁鼎芬等來府遊說。元洪嚴詞拒絕，誓不承認，副總統等擁護共和，當必有善後之策。特聞。元洪。東。
2、（7月1日）天不悔禍，複辟實行。聞本日清帝上諭有“元洪奏請歸政”等語，不勝駭異。吾國由專製為共和，實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付托之重，自當始終民國，不知其他。特此奉聞，藉免誤會。元洪。東。
3、南京馮副總統，南寧陸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並轉省議會暨各鎮守使、各師旅長，熱河、察哈爾、綏遠都統，龍華盧護軍使，上海薩總長、程總司令並轉各艦隊長，孫中山先生、伍秩庸先生、章太炎先生、唐少川先生、岑雲階先生，天津徐菊人、段芝泉先生、熊秉三、梁任公、湯濟武先生，廣州李協和先生，敘府羅前督軍，嶽州吳總司令均鑒：國家不幸，患難相尋。前因憲法爭持，致啟兵端。安徽督軍張勳，願任調停之責，由國務院總理李經羲主張招致入京，共商國是。甫至天津，首請解散國會，在京各員屢次聲稱，為保全國家統一起見，委曲相從，刻正組織內閣，期速完成，以圖補救。不料昨晚十二點鍾，突接報告，張勳主張複辟，先將電報局派兵占領。今晨梁鼎芬等入府，麵稱先朝舊物，應即歸還等語。當經痛加斥責，逐出府外。風聞彼等已發通電數道，何人名義，內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負國民付托之重，本擬一俟內閣成立，秩序稍複，即行辭職，以謝國民。今既枝節橫生，張勳膽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壞群力建造之邦基，及世界各國公認之國體，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時局至此，諸公夙懷愛國，遠過元洪。佇望迅即出師，共圖討賊，以期複我共和，而救危亡。無任迫切，臨電涕泣，不知所雲。如有電複，即希由路透公司轉交為盼。黎元洪。東。印。
4、（7月3日）南京馮副總統、各省督軍、省長、南寧陸巡閱使、瓊州龍督辦、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報館鑒：東日兩電、冬日一電計達。此次政變猝生，致搖國體。元洪負疚民國，哀痛何窮。已於本月冬日，特任段芝泉總理國事，並請馮副總統依法代行職權，在副總統未經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機宜統由段總理便宜處理。所有印信、文件業經送津，請段總理暫行攝護，並設法轉送副座，呈請接受。再，頃者公府衛隊猝被裁撤，催交三海，元洪亦即移居醫院。此後一切救國大計，務請商承馮副總統、段總理合力進行。臨電翹企，不盡區區。元洪。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499-503]
期間，就在北京發生這些戲劇性事件的同時，發生在各省的聳人聽聞的事情亦複不少。天津那一夥人很快就認識到：國家存亡，危在旦夕；他們非常迅速地采取了果斷行動。這表明：盡管存在種種爭論，但對於這個國家裏的每一個有點頭腦的人來說，共和主義已經深入人心；至少，設想一個統一的中國是可能的。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言人、學者梁啟超，有一種特殊的才能，就是言簡意賅地概述每一件事情的重要性，然後把它們傳播到各省。梁啟超的通電以“昊天不吊，國生妖孽”開頭，結尾擲地有聲：“啟超前此曲突徙薪之論，是以供若曹含沙喋血之資，亦既痛憤積中，誓將緘結終古。今睹瀕覆之巢，複吐在喉之鯁，知我罪我，固所不辭。”
如今，軍人與文人們聯合了起來。段祺瑞將軍立即挑起了放在他肩上的重擔，來到天津城外嚴陣以待的兵營，擔任了集結於此的軍隊的總司令，同時發布了下麵這篇宣言：
天禍中國，變亂相尋，張勳懷抱野心，假調停時局為名，阻兵京國，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國體之奇變。竊惟國體者，國之所以與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後而複圖變置，其害之於國家者，實不可勝言。且以今日民智日開，民權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嚴，馴伏億兆，尤為事理所萬不能致。民國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勢，推誠遜讓，民懷舊德，優待條件，勒為成憲，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長保名義上之尊榮，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曆考有史以來二十餘姓帝王之結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張勳等以個人權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韙，以倡此逆謀，思欲效法莽、卓，挾幼主以製天下，竟捏黎元洪奏稱改建共和，諸多弊害，懇複禦大統，以拯生靈等語，擅發偽諭。橫逆至此，中外震駭。若曰為國家耶，安有君主專製之政，而尚能生存於今之世者？其必釀成四海鼎沸，蓋可斷言。而各友邦之承認民國，於茲五年，今覆雨翻雲，我國人雖不惜以國為戲，在友邦則豈能與吾同戲者。內部紛爭之結局，勢非召外人幹涉不止，國運真從茲斬矣。若曰為清室耶，清帝衝齡高拱，絕無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為大戒，今茲之舉，出於迫脅，天下共聞，曆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優待終古，既為曠古所無，豈可更置諸嚴牆，使其為再度之傾覆以至於盡？祺瑞罷斥以來，本不敢複與聞國事，惟念辛亥締造伊始，祺瑞不敏，實從領軍諸君子後，共促其成。既已服勞於民國，不能坐視民國之顛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於前朝，更不忍聽前朝為匪人所利用，以陷於自滅。情義所在，守死不渝。諸公皆國之幹城，各膺重寄，際茲奇變，義憤當同。為國家計，自必矢有死無貳之誠；為清室計，當久明愛人以德之義。複望戮力同心，戢茲大難，祺瑞雖衰，亦當執鞭以從其後也。敢布腹心，伏維鑒察。
隨著這篇宣言的發表，一場大規模的軍隊調動開始了。7月5日，據報告，至關重要的京津鐵路，在離北京40英裏的廊坊中斷了，庚子那年，西摩爾將軍的遠征聯軍差一點就被圍剿在那裏。張勳打算拿出像他的政變一樣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作最後一搏，他將自己的辮子軍大規模地調到了北京城外，再充以大量的滿洲兵，使得這支軍隊更加強大。他宣稱，要與段祺瑞的討逆軍一決雌雄、死而後已，事後證明這話和他其餘的話一樣，也不過是說說而已。第一次交鋒發生在7月5日傍晚，這一仗，對我們的辨帥而言是致命的。整個北洋陸軍，除了留在北京的滿洲軍，都迅速集中到了兩條通向北京的主要鐵路的沿線，無論在數量上還是策略上，辮子軍都望塵莫及，短暫的抵抗之後，辮子軍望風而逃。張勳本人則很快醒悟到，古老的帝製，在北方與在南方一樣，也早已是明日黃花。他顯然被這一發現給驚呆了。政變還不到一個禮拜，他就已經準備舉手投降了（假如能全他的小命和名聲的話）。到了7月9日，形勢已經不可逆轉，共和軍包圍了北京，張勳辭去了所有職務，除了辮子軍的總司令。滿清宗社黨已經起草好了一篇新的退位詔書，隻因懾於紫禁城周圍的辮子軍，才不敢發布。
以外國使館作中間人，一場老一套的討價還價搭台開唱了。誰也不希望看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擺開戰場，那樣，不僅無辜百姓要慘遭塗炭，而且洋人也會跟著受池魚之殃。在對紫禁城的一次小規模炮擊中，人們已經領教了新奇的事物，炸彈在滿清皇室的心裏所引起的恐慌，讓他們不僅做好了舉手投降的準備，甚至打算逃之夭夭。人們爭論的主要問題，並非君主政體的命運（這已經是個死老虎），而隻是將要發生在張勳腦袋上的事情——這是個問題讓張勳痛苦不堪。共和軍已經為這顆腦袋懸賞1萬塊現大洋，而那些煽風點火的家夥則鼓吹：必須拿獲此人，無論是死是活，都要在梟首國門，以清算他的背信棄義。圍繞這一問題，一場詭秘的戰鬥打響了，但直到7月11日傍晚，也沒有弄來一顆人頭，當所有迫使張勳無條件投降的努力全都宣告失敗的時候，討逆軍宣布，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對張勳的部隊發動全麵進攻。
7月12日的拂曉時分，一聲炮響宣告了進攻的開始。大批共和軍小分隊從各個不同的城門進入北京城，猛烈的交火聲在老百姓當中引起了恐怖。張勳的主力部隊，駐紮在被大牆圍起來的天壇內，那裏很快就被包圍了。對他們而言，雖然在那裏撐上幾天是完全可能的，但剛剛交火幾個小時，一場談判就開始了，他們平靜地舉手投降。在紫禁城（張勳就住在這裏）也是一樣，我們的辮帥，盡管此前曾咄咄逼人地宣稱要決一死戰，但事到臨頭卻溜之乎也，逃到使館區去尋求庇護。他的人馬則堅持到了下午兩點，當抵抗全線崩潰的時候，戰鬥也就結束了。雙方的傷亡人數都微不足道，就這樣，11天的鬧劇之後，前清皇室發現自己的處境比以前更糟了。然而，我們不應該忽略中國的主要難題，這就是聯合政府的建立，以及內部混戰的停止——這個問題因張勳的逃走而稍稍變得簡單了一些，但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最終必將建立一個聯合政府，這正是筆者的信念之所在，這種信念是建立在認識全部事實的基礎之上的。但要達成這個目標，未來省際間的鬥爭將不可避免，因為中國太大了，要想不經曆大量的磨難困苦，就能找到共同的立場，殊非易事。黎元洪總統已經宣布，無論如何他也不打算再度出山了，馮國璋副總統成了合法的繼任者，他平靜地走馬上任。辮帥張勳的流產政變，已經將華北的空氣淨化到了這樣的程度：滿清皇室已經被搬出了北京城，皇室津貼也大為縮水，而且，像康有為這樣徹頭徹尾的帝製主義者，也已經被剝奪了公民權，這徹底摧毀了他們所剩無幾的民意支持。最後，1917年8月14日，中國終於對德奧兩國宣戰，並製定了與這一外交政策相一致的行動策略。
當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中國依然處於國內動亂的劇痛當中，國庫裏一貧如洗。麵對史無前例的國際局勢，袁世凱雖然已經為確保收複膠州灣而開始與德國進行談判，但1914年8月15日日本對德國的最後通牒，卻使得他那些試探性的建議瞬間化為泡影。的確，當德日戰爭超出了以巡洋艦為後盾租借中國領土的問題之外時，袁世凱對形勢的急劇發展沒有絲毫的準備；盡管他也曾考慮了在攻打德國要塞的時候派遣中國軍隊聯合作戰的可行性，但這個計劃從就就沒有考慮成熟，而他後來那些異想天開的創新之舉（特別是在山東開辟所謂的“交戰區”），沒有任何國際價值，除了日本，也不會吸引任何人的關注。
然而，中國人不會一直昧於大勢。隨著青島的陷落，以及後來與日本關係的複雜化（這使得局勢更加波譎雲詭），某些思路也在不知不覺地發展。中國的權勢階層應該很希望，德國能夠通過某些手段重建它在歐洲的聲威，並因此有條件去懲罰日本——這個20年來除了不幸之外沒有帶給他們任何東西的國家。這樣的願望，多半隻是自然的流露，而戰爭初期所謂對德國的同情，也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不過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在戰爭的最初兩年，德國在中國的龐大的宣傳機器，再加上在俄國及其他地方所贏得的勝利，給中國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這倒未必是因為他們被一個推崇軍國主義的強國所表演的高超技藝所吸引，而是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或遲或早，這一軍事表演的結果，不僅會使日本對中國的控製有所鬆懈，而且會迫使列強重寫他們戰前的對華政策，並放棄他們把中國置於財政監督之下的種種努力。因此，由於命運之神的嘲弄，在1914-1916這三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德國在東亞卻站到了壓迫者的一邊——這樣一個教訓，我們或許非常希望它不會逃過各國外交部的法眼。我們也一定不要忘了，現代化的中國軍隊，也像日本軍隊一樣，主要接受的是德式訓練，裝備的是德式武器，對日耳曼精神有一種自然的偏好。既然這樣一支軍隊在中華民國的政治事務中扮演著一個強有力的角色，那麽民意的向背，也就取決於軍隊通過它所信任的喉舌所宣揚的那些東西。
盡管如此，對於這樣一個領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國家來說，在一場燒遍世界的大火中，當到有那麽多東西需要搶救的時候，要想讓他永久保持紋絲不動，實非人力所可為也。慢慢地，必須有所作為的觀念在中國變得越來越普遍，確切地說，技術上的中立狀態，除了有可能把他們帶到地獄的大門口之外，不會有其他的結果。
早在1915年11月，袁世凱及其直接追隨者們實際上就已經認識到，中國的利益，應該來自與《倫敦協定》各簽署國結成正式的戰爭夥伴關係。幾次從中國發貨的重要軍火運輸，有力推動了這一思潮。一次在北京進行的、半遮半掩的討價還價，引發了不小的激動，然而，事情僅僅停留在很普通的條款上，北京政府所提出的重大條款頗具特色，就是要求給中國一筆200萬英鎊的直接貸款，而中國，則以技術上的交戰狀態作為回報。然而，當這個建議被提交給東京的時候，日本人一眼就看出來了，其主要目的，不過是為了得到外國人對袁世凱作為候選皇帝的間接承認。因為這個原因，日本人給整個計劃兜頭澆了一瓢冷水。這樣一個方案，除了讓袁世凱龍袍加身之外，對日本的大陸野心也將是一個嚴重打擊，要讓日本人讚同，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這一策略注定要泡湯。
1916年夏天，袁世凱的去世，使局麵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強勢階層再一次開始行動，他們要踩碎德國偶像，要讓少數受過良好教育、掌握國家命運的人認識到，他們真正的利益，隻能在協約國一方。他們開始出口中國的人力，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戰爭支援，他們很想把整個事情置於更堅實的基礎之上。然而，他們所取得的真正進展並不大，因為，複興的德國一直努力用他們鋪天蓋地的宣傳淹沒這個國家。借助那些在英國和中國印行的作戰地圖，同時也借助巨細無遺的每日電訊，反複向中國人灌輸每一種能夠說明“德國不可戰勝”的例證。在羅馬尼亞被占領的那段時期，德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增強。命運之神真是古怪的很，任何一個鼓吹與協約國結成同盟的人，都遭到了猛烈的攻擊，不但德國人攻擊他們，日本人也跟著起哄。
直到1916年12月19日，威爾遜總統送來了他的“和平建議”，局麵才有了明顯的改觀。這份正式送交中國政府的文件，引起了人們巨大的興趣，過去的希望被重新點燃，中國將有可能以某種方式獲得最終“和平會議”的入場券，會議將解決膠州灣及德國在山東的全部利益的處置問題——中國人對這個議題之所以有強烈的興趣，不僅僅因為曾經在日本人手裏經曆了粗暴的對待，而且還因為，如果中國堅持不放棄自己的主張（要求國際社會把自己當作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來尊重），人們就會認識到，1905年《樸次茅斯協議》所確立的先例必須打破。那一次，日本隻是與俄國就涉及滿洲裏的所有問題展開談判，“和約”簽訂以後，才派特使到北京，以獲得中國對全部條款的承認，絲毫沒有討論的餘地。通過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開始半年），通過在最後通牒的威脅之下迫使中國承認所有山東問題，日本把《樸次茅斯協議》的程序顛倒了過來，一勞永逸地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當事實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時候，中國人滿心希望，這一外交怪胎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而山東問題真的能夠重打鑼鼓另開張。
在德國人的“無限製潛艇戰”使得決定性的一著成為必要之前，中國已經開始表明自己的態度：在一場間接危及自身利益的世界衝突中，她不能繼續被動了。美國也放下了身段，就和平的可能性直接與中國進行溝通，這一行動發出了一個直接的暗示：美國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她已決定盡可能地幫助中國。這與美國一貫的對華政策完全一致，這一政策雖然太過空想主義，因而並沒有太多的實際價值（戰艦和刺刀的支持太少了），但對弱小者畢竟是一種嗬護。戲台已經搭好，就等著1917年2月9日那份不同尋常的文件出現，讓全世界大吃一驚。
本月4日，就德國針對中立國船隻的所謂“無限製潛艇戰”的威脅，美國正式知會中國，並邀請中國在與德國斷交的事情上與美國聯合行動。這期間，中國也收到了駐柏林公使的電報，轉來了德國政府的照會，告知中國政府，在規定海域航行的所有商船都將麵臨危險。中國政府對這兩份電報的最初反應，明顯是目瞪口呆，在北京，人們聽見了各式各樣的觀點。有史以來，中國政府還是頭一遭應邀參與這樣的行動，這意味著一種明確無疑、沒有退路的外交政策拉開了大幕。4天的激烈討論，製造了極大的不安。不過到了2月8日，黎元洪總統已經打定主意，最後的難題，僅僅是“轉變”軍方的觀念，讓他們認識到：到最後，必須采取這一將使他們與德國永遠一刀兩斷的決定性步驟。於是，才華橫溢的大學者梁啟超被緊急召到了北京，眾所周知，他對此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短短幾個小時的討論，就完成了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2月9日，德國公使被請到了中國外務部，當麵向他宣讀了下麵這篇照會，隨後又電告了柏林：
為照會事。接準駐德公使電，轉貴國政府本年二月二日照會，知貴國新定之封鎖計劃，使中立國商船從是日起，在限定禁線內行駛諸多危險。查貴國前此所行方法，損害我國人民生命已屬不少；今茲潛艇作戰之新計劃，危及我人民生命財產必更劇烈。且此項計劃，違背現行之國際公法，而妨害中立國與中立國及中立國與交戰國之正當商務。若隱忍任其施行，不啻使無理之主張，列入國際公法。因此，本國政府特向貴國政府對於二月一月頒行之計劃嚴重抗議。切盼貴國尊崇中立國權利，且重視兩國友誼，勿將此項計劃置諸實行，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本國甚為惋惜，迫於必不得已，勢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至本國宗旨，專在注重世界和平，並尊崇神聖之國際公法，則無用贅述也。須至照會者。
與此同時，向美國駐北京公使遞交了下麵這篇答複，因此明確地將事情敲定了：
為照會事。接準本年二月四日，貴公使來照，知貴國政府對二月一日德國政府頒行之潛艇作戰計劃，對於德國決定相當之辦法，本國政府亦如貴國大總統，不願深信德國果行其計劃。因此項計劃，置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於危險地位，且妨害中立國與中立國及中立國與交戰國之正當商務，若施行無阻，勢將列入國際公法。今本國政府，讚成貴公使來文所陳之宗旨，故與貴國政府毅然附合，取一致行動，向德國政府對於封鎖計劃嚴重抗議。本國政府並擬將來為必要之隨誼進行，以達維護公法之目的。特此照複，須至照會者。
當這些事實真相變得眾所周知的時候，一場大騷亂也就顯然不可避免。軍方的反對並非無足輕重（任何違背消極中立的政策，都會遭到他們的反對），至於當局做出了什麽樣的努力來消除這種反對，如今已經沒有必要在這裏多費口舌，我們隻要陳述這樣一個事實也就足夠了：無論從哪一方麵看，已經達成的這個決議，都可以說是年輕知識分子的力量對保守官僚階級的一次勝利，官僚階級“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老傳統，以及沒有骨氣的外交政策，到目前為止，已經讓國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種明確堅定而又影響深遠的外交政策，終於開始付諸實踐了。通過迅速的反應，再加上美國執意邀請中國與自己聯合行動，堅決反對德國的海盜行徑——“無限製潛艇戰”，中國毋庸置疑地為自己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敬。這個消息，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都喚起了顯而易見的熱情，並使得人們確信：中華民國終於開始支持某些重大而真實事情。1917年2月9日之前，中國所做的事情，並沒有真正維護自己的中立，因為在1914年，她非但沒能保護好自己的領土，反而讓它成了公共的戰場，她隻是在忙於保護並維持她慣有的無能。有時候，下麵的說法應該是準確的（隻有少數西方人認識到了這個事實）：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歐洲大家族中不同的成員確實很難分出彼此，在中國，很少有人分得清楚俄羅斯人和德國人，英格蘭人和奧地利人，法國人和希臘人，雖然一個世紀的貿易交往確實教會了許多人：與哪一方交往有利，與哪一方交往倒黴。比如，他們知道得很清楚：英國代表著海上帝國，海洋是全世界的通途，英國人的船（無論是商船還是軍艦）數量最為龐大，在別的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英國對中國命運的影響，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都大。但是，英國與日本的聯盟，極大地削弱了中國人先前對英國的信任，再加上這樣一個事實：德國盡管被海洋所孤立和封閉，卻依然因為它非凡的戰爭機器而維護著自己的完整，這使得無所作為似乎才是上策。可是，雖然中國人對目前這場衝突的事實真相並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但他們無疑也認識到了，當一個能夠讓他們踏進國際友誼圈子的直接機會出現的時候，不再繼續置身於這個圈子之外，是絕對必要的。
正是這些事情的意外暗示，如今使得公眾的頭腦漸漸明亮起來，並慢慢喚起了人們的熱情。自從與列強建立條約關係以來，中國外交行動的笤帚，不再僅僅是用來打掃自家門前的積雪了，它第一次掃過了北京的城牆，把國際政治包括進了其範圍之內。儒家的國家觀念，作為一種地方性的創造，一種由於糾結於過去、無關乎未來因而充分自足的事物，至今依然是至高無上的。所謂的外交事務，隻不過是在沿海港口或亞洲高原與那些競爭對手極不情願的接觸所帶來的結果。看到中國人已經準備以西方的方式，嚴格而忠誠地擔負起國家主權所賦予他們的職責和義務，真是一個美好的大發現。有些人猜測，在這件事情上，利益誘惑應該扮演了一個有力的角色，換句話說，在中國做出這個決定的過程中，產生重大影響的，應該是她認識到了：如果聲明廢除與德國簽訂的條約，那麽就可以立即暫停德國的庚子賠款，那樣一來，每個月就差不多有200萬“鷹洋”，源源不斷地流入已經空空如也的國庫。在一個因為現金而被狼狽不堪地逼入困境的國家，不管聽上去如何不可信，在說服北京政府的過程中，金錢因素並沒有扮演任何角色。深遠、潛在而決定性的影響，隻不過就是“利己”——所有政治理由中最微妙、也最難定義的。正如英國的宣戰，是因為比利時的入侵，使得所有對德國的政策立場曖昧的國家到了不得不做出決定的時候；也正如美國的斷交，是因為關於海戰的承諾一再被撕毀，使得她必須采取行動；中國這樣做，乃是選擇一個正確的時機，通過表示自己決心支持其獨立最終賴以依存的全麵國際製裁，從而宣告自己的獨立自主。歸根到底，2月9日中國對德國政府的照會，直接而明確地回答了大戰爆發以來所有陰險d的圖謀：國際社會就一直企圖將中國排斥在歐洲公法的運作之外。掌握中國命運的領導者們，從他們決定說話的那一刻起，就已經為交戰狀態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但對交戰的態度，他們又不能不憂心如焚，因為他們的國際地位許多年來一直是這樣不穩定，稍有閃失，就會頭破血流。
讓我們說得更清楚些吧。從一開始，中國就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打算與友好列強合作，采取最終將改善其國際地位的戰爭手段，但同時，她並沒有準備將自己在這些事情上的主動權拱手交給外國人。例如，那種認為其資源動員隻能交給特別指定的外國人處理才能更有效率的觀點，就一直遭到中國人的排斥，因為他們從過去痛苦的經曆中認識到，雖然日本在此次大戰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而且也確實把自己歸類為“半交戰國”，但東京政府卻出於自私的目的，毫不猶豫地利用中國所出現的任何機會。而且，日本一直堅持認為，因為她就在現場，所以她最有能力確保中國合作的效率，藉此努力收緊對中國的控製。對於任何一個在場的觀察者而言，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是：自從“二十一條要求”的提出直到現在，許多日本人都相信，他們已經差不多完全控製了中國，已經成為中國一切爭端的最高調停人，也是整個東方世界的仲裁者。在中國照會發表的幾天之前，日本的報紙上就冒冒失失地發表了一些觀點，這些觀點，暴露了日本人對於中國參與協約國的真實想法。例如下麵所引的這篇（它顯然有官方的授意），事後讀起來頗為奇怪：
北京電，英法兩國已經開始側麵誘使中國加入反德聯盟。尚未獲知中國政府的意圖。但如果條件有利，並因此在未來的和平會議上獲得發表自己觀點的權利，中國政府很有可能會同意。如果各協約國能給中國一個可靠的保證，恐怕中國將會毫不猶豫地采取行動。
日本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政策，至今未能獲知。不過，看來日本政府並不反對落實巴黎經濟會議的決議，隻要它們所涉及的是純粹的經濟問題，因為日本希望，德國在東方的經濟財政方麵的影響將被徹底清除。但如果歐洲各協約國試圖誘使中國加入他們的行列，日本可能會提出反對，理由是：這將會在中國製造更大的動亂，並導致東方和平的整體失衡。
現在，筆者絲毫也不懷疑，對日本的企圖和目標，這一解釋是非常正確的；同時可以相信，後來，當日本外相與各協約國公使會晤之後，東京方麵對中國加入協約國的鼓勵，也隻不過是被形勢所迫而做出的一種新的政策定位而已。一直以來，日本的確希望德國在遠東的影響被徹底清除——如果能夠由日本自己取而代之的話；但是，如果她不能絕對而完全地取代德國的位置，她將更願意這種影響繼續保留，因為它具有抗衡歐美列強影響的性質。正如日置益先生在1915年1月18日拜訪已故的袁大總統時所說，外國勢力在中國的存在，對日本人民而言，是持續憤怒的一個源泉，對遠東的永久互諒而言，是一塊最大的絆腳石。
因此，如果說一個有著4億人口的國家強烈關心自己的獨立自主是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的話，那麽，中國人對來自東京的任何建議都深表懷疑，也就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了。許多事件已經充分證明，德國被趕出山東之後，其1898年在中國強行獲取的利益，並沒有歸還給中國，結果隻不過是日本取而代之，繼承了這些利益，並從此將她在1914年最初向世界所做的承諾（將德國人從中國拿走的還給中國）丟到了九霄雲外。在此有必要提醒讀者注意，日本不僅在“二十一條”的談判中強迫中國移交德國在山東的1200萬英鎊，而且，現任駐華公使林權助男爵近日宣稱，日本將向中國要求在青島得到一大片殖民地或租界，從而使得所謂的歸還租借地的聲明（這是日本信誓旦旦地保證過的）完全成了空中樓閣。之所以采用“殖民地”的說法，乃是因為，旅順口12年的經曆表明，領土的“租借”，加之軍事駐防和行政管理，實在是花費昂貴而又陳舊過時的東西，而且，借助大批的殖民地進行滲透，要比切下幾片領土冠以“租界”的命名（這是分裂圖謀的一種大喊大叫的廣告），也更容易一些，在殖民地中，崗亭和警察構成重要的因素。
至此，雖然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正在領著我們遠離我們所討論的特定話題，但事情並非真的如此。日本行動的威脅，就像地平線上陰沉沉的雷雨雲，已經明顯使中國的合作成了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即便是諸如對德宣戰這樣簡單的事情，也是如此。有謠言說，中國可能會向美索不達米亞派遣一支遠征軍。僅僅就是這樣的謠言，便足以讓日本人派出大量密探從四麵八方進入北京，他們堅持認為，如果中國人一定要做點什麽事情的話，也應該僅限於向俄羅斯派兵，否則他們就會“丟掉”那裏——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建議，乃是因為那正是日本人自己當年打算做的事情，那是在1915年，盟國要求派兵歐洲的建議被他們拒絕時候。同樣不該忽略的事實是，在其他國家也像在中國一樣，外交事務，為國內局勢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天賜良機。因此，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軍方雖然最初不讚成任何行動，但是他們已經認識到，強硬的外交政策將極大地提高他們的聲望，而且使得他們能夠影響1918年重要的國會選舉，這屆國會將代行“國民大會”選舉下屆總統。因此，2月份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裏，互相競爭的各政黨，都在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這樣的事世界各地都在發生），為爭奪席位而調兵遣將。副總統馮國璋將軍，親自從南京風塵仆仆地趕到北京，為的就是參加這場精心設計的比賽，如今許多人參加這場比賽，不過是為了從中能夠撈到某些好處。
到了3月4日，比賽開始進入高潮。在一次討論與德國斷交所應遵循的程序的內閣會議上，黎元洪總統與內閣總理段祺瑞將軍終於公開決裂。雖然差不多過去了整整1個月，柏林方麵依然沒有任何答複。提出的行動計劃林林總總，但沒有一項能正式決定下來。日本人竭力從東京對中國施加影響，以盡快達成明確的安排，再這樣的壓力之下，普遍的憂慮正在增長。對於幾封打算發給日本政府的電報中所提到的問題，黎元洪總統持堅決抵製的態度（此前他對其中的內容一無所知），結果，深感不快的段祺瑞總理突然離開了會議室，很快就遞交了辭呈，離開了北京——這一行動策略，其實就是威脅要激發國家的危機。
幸運的是，中國有一個黎元洪總統這樣冷靜沉著、不帶偏見的政治家。麵對執政以來的第一次嚴重危機，他希望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確保這樣的原則：在采取任何步驟之前，必須得到國會的同意。一項政策，沒有經過公開辯論就付諸實施，沒有比這更冒險的事情了。他固執地堅持這一觀點。經過幾次協商，段祺瑞總理在勸導下回京複職，並達成諒解：在最終獲得普遍認可之前，將不采取任何行動。
3月10日，問題被提交國會表決。眾議院經過幾個小時的激烈辯論，政府的這項政策以330篇讚成87票反對獲得通過。第二天，參議院以158票讚成37票反對的表決結果，也通過了這一決議。說來也巧（如果不是人為預謀的話，那實在是太巧了），人們盼望已久的德國的答複也在3月10日早晨送達了，德國人安插在議員中的密探將這份文件的副本廣為散發，為的是作最後的努力，影響他們的表決。德國答複的原件如下：
本月十日晚七點鍾，本大臣奉本國政府命令，轉達中華民國政府者如左：反對德國新近所宣布封鎖計劃，中華民國政府抗議中，用恫嚇之言，本帝國政府詫異。查他國等僅抗議，惟與德國交誼親密之中國，係各國中獨一加上恫嚇者。中國在封鎖海內無航業，而不受累，故此項恫嚇更屬奇異。中華民國政府提及現在戰法，曾損害中國人民生命。查中華民國政府，向未對本帝國政府聲明一個此等事實或聲訴也。據本帝國政府所自得報告，如有中國人民損害者，係在戰線掘壕或為他項軍事之用者。伊等用此行為，如同與戰者連帶，與戰者之危險，本帝國政府屢次抗議，將中國人運去作戰事上用，即於戰時德國曾予與中國有良好交誼之憑據，因此交誼，德國允願將恫嚇之言視為未到。故此，本帝國政府，據理可望中華民國改府修正此問題之意旨。德國之敵人，先宣布封鎖戰策，且悍然不顧而實行之，德國礙難取消其封鎖戰略，但仍願依照中華民國政府特願，而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俾盡力顧及中國航業利益。德國向中國用此通融態度，實因確知倘至與德國絕交，中國不但失一真實良友，且中國冒不堪設想之，等因奉此。本大臣除將本帝國政府答複照會貴總長外，並聲明，如中華民國政府允願，則本大臣有權議商保護中國航業利益。須至照會者。[《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28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有了國會的認可，北京政府除了采取至關重要的步驟——斷交——之外，也就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了。某些材料還要最後敲定，但這些事情很快就處理好了。沒有做進一步的磋商，3月14日中午，德國公使收到了中國外交部送來的護照和下麵這封密封急件。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記錄一下，在2月9日中國發出照會到3月10日德國作出答複之間的這段時間裏，法國郵輪阿多士號在地中海被魚雷擊沉，船上有500名前往法國的中國勞工，全都葬身魚腹。
關於德國施行潛水艇新計劃一事，本國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國際公法之宗旨，曾於二月九日照達貴公使提出抗議，並經聲明萬一出於中國願望之外抗議無效，迫於必不得已，將與貴國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等語在案。乃自一月以來，貴國潛艇行動，置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不顧，且因而致多傷中國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準貴公使照複。雖據稱貴政府仍願議商保護中國人民生命財產辦法，惟既聲明礙難取消封鎖戰略，即與本國政府抗議之宗旨不符。本國政府視為抗議無效，深為可惜，茲不得巳，與貴國政府斷絕現有之外交關係。因此備具貴公使並貴館館員暨各眷屬離去中國領土所需沿途保護之護照一件，照送貴公使，請煩查收為荷。至貴國駐中國各領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員一律發給出境護照矣。須至照會者。[《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28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直到11天之後（3月25日），德國公使及其隨從人員才一肚子不情願地離開了北京，經美國打道回府。其間，中國政府尚未決定采取最後的步驟，因為尚有許多重要問題需要解決。不僅要與協約國之間作一些安排，還需根據美國的行動對中國的政策進行調整。一個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每天都在爭論應該遵循的程序，由於各省對下一步行動所持的觀點針鋒相對，因而耽擱了很長時間。
3、4兩個月全都耗在這場人人參加卻又徒勞無功的討論上。考慮到各省的反對，段祺瑞總理如今便把各省軍政首腦召集到北京開會，讓他們為自己的政策背書。不過，這一行動雖然就軍頭們所關心的範圍而言可謂大獲全勝（他們投票一致同意參戰），然而卻讓國會驚慌失措，他們認識到，這一程序暗含著一種新的企圖，要破壞國會的權力，依法外手段控製國家。此外，《京報》也發表文章，揭露日本人在幕後的小動作，這自然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擔心，有人可能懷著通過秘密外交以獲得某些私人性質的擔保的目的而大搞陰謀詭計。除了參與各協約國在北京的半官方談判之外，日本同時還展開了另一場談判，主要是通過寺內正毅首相從東京特別派來的一位名叫西原龜三的秘密代理人進行的，這一行動，導致了關於中國未來債務的聳人聽聞的謠言迅速流傳。
當段祺瑞總理3月10日就立即與德國斷交的必要性向國會發表陳述的時候，他暗示，中國已經得到了協約國的明確保證：庚子賠款延期1年，立即提高關稅率，修改《辛醜條約》中關於中國軍隊在天津附近存在的問題。這幾點的突然宣布，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圍繞庚款延期的時間長度，以及關稅增加的實際金額，似乎出現了一種無法解釋的混亂，這主要是由於密探太多的緣故，再加上如今觀點的交流幾乎完全是口頭的、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分析一場與北京特殊的外交氣氛密切相關的爭論，將會令人不勝其煩。不過，這一事件生動說明了，在中國，那怕是作出一個簡單的決定，也會遇到多麽巨大的困難。《京報》每天都用大幅版麵強調：如果軍方一意孤行的話，中國民主政治的未來將再一次麵臨威脅。如果說正式對德宣戰的問題如今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麵貌，那也絲毫不用奇怪。
5月1日，盡管經曆了所有這些考驗和磨難，在段祺瑞總理的強力推動下，內閣一致作出決定：對德宣戰勢在必行。5月7日，在與黎元洪總統達成一致之後，國會收到了下麵這份谘文——這是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之間溝通的常用方法：
大總統為谘行事。吾國與德絕交以來，德國政府仍侵犯中立權利，損害吾民生命財產，破壞公法，違背人道。本大總統為促進和平，維持公法，保護吾國人民生命財產起見，認為與德政府有宣戰之必要。茲依據《約法》第三十五條，谘請同意，並據《約法》第二十一條，要求秘密會議。此谘眾議院。
5月8日，在聽取了段祺瑞總理親自所做的陳述之後，眾議院秘密會議將“參戰案”提交眾議院委員會審查，以便為作出決定贏得時間。同一天，參議院也就同一問題開會。參議院群情激昂、討論熱烈，這倒並不是因為對討論的問題有什麽真正的爭執，而是因為大部分參議員對國內的後果深感擔憂。
5月10日，國會召開秘密會議，很明顯，一場危機已經初露端倪。數千名烏合之眾將進入國會的通道圍得水泄不通，眾議院的議員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走過這段路，許多議員不是被人飽以老拳，就是被人推來搡去。這群烏合之眾，明顯是由一個眾議院拒絕參與的秘密組織所控製的。緊急通知被送到了警備司令部，要求增派武裝人員前往保護，議員們同時還要求段祺瑞總理到場。大批警察很快趕到了現場，但在阻止暴民進入議會、燒毀議會大廈、殺害國會議員（他們曾發出過這樣的威脅）的同時，警察們卻沒有（也許是不願）驅散人群，人們後來得知，有半個營的步兵，身著便衣，在他們長官的指揮下，構成了這群示威者的骨幹力量。
直到天快黑的時候，這些混亂場麵持續了6、7個小時之後，段祺瑞總理終於姍姍而來。直到人們謠傳有一個日本記者被殺的時候，警察們才得到命令：向人群發動衝擊，用武力強行驅散他們。這事很快就辦妥了，因為，除了那些穿便衣的士兵之外，這群烏合之眾基本上都屬於最低層的階級，隻不過是被人花錢買來狂呼亂叫的，根本就沒有真刀真槍打一架的興趣。饑腸轆轆地關了一天的禁閉之後，快到午夜時分，議員們才得以四散離去，各自回家，早就沒有力氣爭論什麽“參戰案”。結果是，我們的段總理發現：他的全體閣僚，除教育總長外，全都辭職不幹了。內閣總長們不願意和一個用武力脅迫國會的政府同流合汙。
然而，段祺瑞總理依然決意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沒過幾天，第二篇谘文被送到國會，谘文要求：不管發生什麽事情，立即將“參戰案”提交討論。這期間，北京的一份主要報紙發表了更詳細的資料，揭露日本暗地裏的活動，這極大地激怒了公眾，並使得自由主義分子的立場比以前更加堅定了。報道稱，寺內正毅伯爵正在重演1915年“二十一條要求”中的第五號，日本人這一次的提議，采用的是20條密約的形式，其中主要條款是：給中國一筆2000萬日元的借款以在日本人指導下改造3座主要兵工廠，第二筆8000萬日元的借款將用於使中國軍隊日本化。作為這篇報道的結果，《京報》的一位編輯被抓了起來，投入了監獄。而國會非但沒有被嚇倒，反而在第二天（5月19日）通過了一項決議：除非改組內閣（這意味著段祺瑞的辭職），否則就拒絕考慮以任何形式對德宣戰。反動分子的最後一搏，就是讓在北京聚會的各省督軍向總統遞交了一份要求解散國會的請願書，以這種花招誘使總統屈服。當這一建議遭到總統的斷然拒絕，而督軍們揚言要武力幹涉的時候，一場暴風雨前的平靜時期隨之而來。
然而，國會依然無動於衷，該幹什麽幹什麽。雖然“永久憲法”草案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但如今又提議做重要增訂，贈訂條款的設計，為的是擴大國會的控製權，針對未來的獨斷專行提供每一種可能的防範。按照新的規定，一次對內閣的不信任投票以簡單多數通過之後，總統就必須要麽解散內閣，要麽解散眾議院（不過眾議院的解散必須得到參議院的批準）。人們公認，這一規定對清除袁世凱統治的最後殘餘是必要的。此外，另一項新的條款規定，總統有權以總統令的形式立即解除總理的職位，而無需其他內閣部長的副署，保守派們眼見得這一規定讓他們最後的希望也化為泡影，一時間陣腳大亂。
到了5月21日，碩果僅存的教育總長也辭職不幹了，總理完全成了光杆司令。5月23日，在國民的普遍支持下，黎元洪總統解除了段祺瑞總理的職務，指定經驗豐富的外交官伍廷芳代行總理職務，同時，將首都地區置於4位值得信賴的將軍的控製之下，他們被授予警備司令的權力，保護首都的安全。督軍們則在這些事情發生的幾小時之前，全體倉惶逃出了北京城，宣布與徐州那位令人生畏的張勳將軍結成聯盟，這對共和國的安全構成不小的威脅。然而，盡管他們竭盡全力煽動騷亂，但各省對他們的反應都很冷淡。不過，這對他們後來的行為並沒有什麽影響。在這場戲劇性的事變中，那位前總理竟然人不知鬼不覺地消失不見了，這使得人們紛紛謠傳，他身邊那些腐敗奸黨將要被逮捕，但總統很快就公開否認了有任何這樣的打算——如今看來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我不得不在此沮喪地告訴大家，北京的幾乎所有協約國使館，都與這幫人關係密切（隻有態度一貫正確的美國除外），法國公使甚至走得更遠，他對督軍們熱誠相待，並公開宣稱：據本國媒體報道，國會根本就無足輕重，對中國而言，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迅速宣戰。在中國與列強之間有希望建立恰當的關係之前，有必要對北京的外交做一些公眾調查，這一點似乎無可爭辯。
5月底之前，軍閥們孤注一擲，玩起了他們的老把戲：竭力煽動各省“宣布獨立”，雖然這個國家的民眾明顯反對他們。這場運動也得力於某些成功的策略，因為南方各省的軍人對他們的領導忠心耿耿、言聽計從，他們突然提出了進軍北京的強烈要求。鐵路上的所有車輛為了這個目的而被大量征用，最南端的幾個省份提出了強烈的譴責，他們還威脅：隻要他們一完成動員就立即向北方軍隊發動全麵的進攻，這一切，使得混亂的局麵益發不可收拾。
6月到來了，局麵比過去幾年裏的形勢更加凶險。揭竿而起的將軍們派出了他們的特使，與形形色色的失意政客和心懷不滿的將領們一起，齊聚天津（這裏離北京隻有80英裏），公開組建了一個軍事總部，他們宣稱，到時將把這個機構轉變為臨時政府，以尋求列強的承認。軍隊也在調動和集結，以對付北京；解散國會的要求被重新提起；同時，首都的報紙也突然連篇累牘地發表煽動性的文章。眼見得形勢急轉直下，黎元洪總統在別人（雖然是何人尚不得而知）的引誘下，發布命令，召張勳將軍進京擔當調停人，這又是一個致命的舉措。6月7日，張勳領著大隊人馬抵達天津，並在那裏停了下來，很快就製服了顛覆勢力，然後，立即向北京發出了最後通牒，重彈解散國會的老調調。
這期間，6月5日，被這一連串突如其來的事件弄得驚慌失措的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遞交了下麵這篇照會，希望以此穩定局勢：
美政府聞中國內訌，極為憂慮，篤望即複歸於和好，政治統一。中國對德開戰，抑或仍守與德絕交之現狀，乃次要之事件。在中國最為必要者，乃維持繼續其政治之實體，沿已得進步之途徑，進求國家之發展。美國所以關心於中國政體及行政人物者，僅以中美友誼之關係，美國不得不助中國。但美國尤深切關心者，在中國之維持中央統一與單獨負責之政府。是以美國今表示其極誠懇之希望，願中國為自己利益及世界利益計，立息黨爭，並願所有黨派與一切人民，共謀統一致府之再建，共保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所應有之地位。但若內訌不息，而欲占其所應得之地位，則必不可能也。[《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29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然而，局勢的發展是如此迅速而影響深遠，以至於這一表態顯得毫無分量。副總統馮國璋將軍也不願（或者不能）有所作為，他已經從南京遞交了辭呈，並聲稱，在這場特殊鬥爭中，他將保持長江下遊重要地區的所謂“中立”。他的行動，看上去似乎很奇怪，但卻代表了鬱結在每個人心頭的深重憂慮。
在6月9日星期六之前，總統的態度似乎一直很強硬。這一天，他親自會見了外國媒體的記者，並向他們保證，不管麵臨什麽樣的威脅，任何情況下他都不可能試圖采取“解散國會”這樣的違憲之舉。之所以說違憲，乃是因為《臨時約法》（在國會正式通過永久憲法之前它依然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隻是規定了國會是作為憲法起草委員會而創立的，但沒有給予總統在它為期3年的“生存”期內解散它的權力。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從1913年11月4日國會解散至1916年8月1日重開國會，這3年時間，被視為一個純粹的空白期，因此，如果法律得到恰當解釋的話，在1918年之前，除了國會自己，這個國家誰也沒有權力中斷它的開會。但是考慮到危險的形勢，國會已經表示願意主動做下麵這些事：1、重新審議憲法草案的某些規定，以確保兩周之內全部文件在兩院通過；2、修改“選舉法”，以贏得更多保守分子的支持；3、做完這些事情，立即進入第二次休會期（1916-1917），經過短暫休息之後再第三次開會（1917-1918），並在3個月之內閉會，允許在1918年最初的幾個月裏舉行新的選舉——新一屆國會將在1918年4月召開，並把自己變成“國民大會”，選舉出任期5年的新總統（1918-1923）。
6月10日星期日，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給了所有這些合理計劃當頭一棒，消息稱，總統斷然指出，要想挽救中華民國，要想防止北京的浩劫，要想阻止一場公開用武力恢複宣統皇位的圖謀，解散國會是惟一的辦法。他已經簽署解散國會的命令，單等到總理伍廷芳副署就立即生效，根據《臨時約法》第45條，這樣的副署是強製性的。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不能防患於未然，必將貽害於將來。假如5月23日前後能夠采取果斷的措施，將幾個不聽話的督軍強行扣押在北京，曆史就會大不相同，中國將免去多少國內、國際的羞辱。6年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的確在這個民族的心裏培育出了一種渴望，他們渴望立憲政體，也培育出了一種憎恨，他們憎恨軍閥專製。但這種渴望和憎恨需要堅強的領導階層。沒有這樣的領導階層，它就不能水到渠成，也必定隻能在對殘忍報複的持續恐懼中偷偷摸摸地生根發芽。一個大好時機出現了，又失去了。
黎元洪總統曾經與筆者交換過他的個人看法，他說，在簽署解散國會命令的時候，自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因為，雖然南方軍和海軍宣稱要保護國會到最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大批軍隊沿進京的鐵路成梯隊排列，每天都在威脅要采取行動。不管1917年6月發生了什麽，未來幾年的事情必定會最終證明，槍杆子不可能再統治中國了，哪怕是名義上。
而此時，經驗豐富的伍廷芳博士卻宣稱，世界上沒有什麽力量能迫使他簽署一份得不到法律支持的命令，他也的確堅決抵製了所有的誘惑。雖然他的辭職遭到了拒絕，但他的態度卻非常堅決，顯然，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權宜之計。6月13日下半夜，這個權宜之計才算有了著落：通過一次快速的重新洗牌，好好先生江朝宗將軍被指定代替伍廷芳，及時副署了這份至關重要的命令，淩晨4點，命令很快被印刷發行、張貼公布。有人曾告訴筆者，此時，張勳4個營的辮子軍已經在天壇安營紮寨好幾天了，命令如果不這樣發布，我們的辮帥就會放任他們在北京城裏自由行動。命令原文如下：
上年六月，本大總統申令，以憲法之成，專待國會。開國五年，憲法未定，大本不立，亟應召集國會，速定憲法等因。是本屆國會之召集，專以製憲為要義。前據吉林督軍孟恩遠等呈稱：日前憲法會議及審議會通過之憲法數條，內有眾議院有不信任國務員之決議時，大總統可免國務員之職，或解散眾議院，惟解散時，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又，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不必經國務員之副署；又，兩院議決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語，實屬震悚異常。考之各國製憲成例，不應由國會議定，故我國欲得良妥憲法，非從根本改正，實無以善其後。以常事與國會較，固國會重，以國會與國家較，則國家重。今日之國會，既不為國家計，惟有仰懇權宜輕重，毅然獨斷，將參、眾兩院即日解散，另行組織，俾議憲之局，得以早日改圖，庶幾共和政體，永得保障等語。近日全國軍、政、商、學各界，函電絡繹，情詞亦複相同。查參、眾兩院，組織憲法會議，時將一載，迄未告成。現在時局艱難，千鈞一發，兩院議員紛紛辭職，以致迭次開會，均不足法定人數，憲法審議之案，欲修正而無從，自非另籌辦法，無以慰國人憲法期成之喁望。本大總統俯順輿情，深維國本，應即準如該督軍等所請，將參、眾兩院即日解散，克期另行選舉，以維法治。此次改組國會本旨，原以符速定憲法之成議，並非取消民國立法之機關，邦人君子，鹹喻此意。此令。
隨著這份文件的發表，一場大的騷動和民眾的極大不安接踵而至。國會議員們此前有一小部分人已經離開北京，這下子全部都撤出了首都，去了南方。
這些喜劇性事件的展開，是日本方麵最大的秘密行動的信號，如今，到處都能看到這些日本人在摩拳擦掌、額首相慶。正在中國各地做考察旅行的日本陸軍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將軍，在一個最佳的時刻到達了北京，如今正忙於通過受雇於中國政府的日本官員扯動每一根繩線，試圖以這種方式讓這次可恥陰謀的領袖們成為日本人的傀儡。日本的新聞媒體，則抓住6月5日的美國照會作為借口，連日來喋喋不休地抨擊美國對中國事務的“幹涉”，以及無視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據這幫時事評論員聲稱，未經先行與日本商議，列強中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在遠東采取任何行動，提出任何建議。對於這樣自以為是的傲慢，一旦戰局的發展塵埃落定，必定會遭到嚴厲的責難。不過，忙得不亦樂乎的，不僅僅是日本的軍官和新聞記者，中國政府的那幫所謂的日本顧問，也在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幫著添亂。憲法專家有賀長雄博士，當黎元洪總統在最後的時刻召他來征詢建議的時候，他直截了當地與莫理循博士頂撞了起來。莫理循博士，以一個英國人對司法和憲政的熱愛，堅持認為，總統隻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不管付出任何代價也要遵守法律。有賀博士則錯誤地聲稱，發布這樣的命令隻不過是權宜之計，從而蓄意地為分裂勢力幫了大忙。對於一個曾經建議袁世凱稱帝的人來說（他清楚地知道這絕不會成功，而且從日本的觀點看整個計劃的確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圈套），這或許是他惟一期待的事情。
各省對6月13日解散國會之舉的反應，如今成了每個人都熱切期待的事情。西南各省，以及他們在廣州的軍事總部，開始公開一致地采取對抗行動，不過他們並非要反對總統的權威，而是要消滅那些篡奪權力的將領，以及躲在他們身後的大奸巨滑。至今恪守“中立”的長江流域各省，以及他們在南京的總部，也開始秘密地與南方的共和主義者們交換看法。聚集在天津的那幫軍人和“政客”，則被這些新的情況搞糊塗了，隻好繼續按兵不動。
毋庸置疑，正是那位半文盲將軍張勳，策劃了這場瘋狂的政變。7月1日淩晨，張勳利用北京城的混亂，帶著他的人馬進入了紫禁城，經過與前清皇室的預先安排，7月1日淩晨4點鍾的時候，1912年2月丟掉寶座的兒皇帝宣統，在一小撮滿清貴族（都是一些擅長阿諛奉承的馬屁精）的麵前，重新登上了皇位。北京城一覺醒來，發現到處都有巡邏的辮子軍，並將信將疑地聽說：老規矩又回來了。警察們根據命令迅速造訪了所有商店和民居，命令每一家都要掛上龍旗。這天下午，發表了下麵這篇滿紙荒唐的複位詔書，文中所雲黎元洪總統的奏折，則全然是赤裸裸的偽造，除了張勳，沒有一個人有資格列名其中。有各種各樣的理由相信，滿清的宗社黨也是被強迫的。這一瘋狂行動，從一開始就讓人感到恐怖，因為這很有可能使北京變成一座滿洲人的城市。
複位詔書
朕不幸，以衝齡繼承大業，煢煢在疚，未堪多難。辛亥變起，我孝定景皇後至德深仁，不忍生民塗炭，毅然以祖宗創垂之重，億兆生靈之命，付托前閣臣袁世凱，設臨時政府，推讓政權，公諸天下，冀以息爭弭亂，民得安居。乃國體自改革共和以來，紛爭無已，迭起幹戈，強劫暴斂，賄賂公行。歲入增至四萬萬，而仍患不足；外債增至十餘萬萬，而有加無已。海內囂然，哀其樂生之氣，使我孝定景皇後不得已遜政恤民之舉，轉以重苦吾民。此誠我孝定景皇後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靈惻痛而難安者。而朕深居宮禁，日夜禱天，彷徨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複以黨爭，激成兵禍，天下洶洶，久莫能定。共和解體，補救已窮。據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以國體動搖，人心思舊，合詞奏請複辟，以拯生靈。又據瞿鴻禨等為國勢阽危，人心渙散，合詞奏請禦極聽政，以順天人。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以惠中國，而拯生靈各等語。覽奏情詞懇切，實深痛懼。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責，輕任於衝人微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禍福之讕言，遂置生億兆靈於不顧。權衡輕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臨朝聽政，收回大權，與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上下以至誠相感，不徒恃法守為維係之資；政令以懲毖為心，不得以國本為嚐試之具。況當此萬象虛耗，元氣垂竭，存亡絕續之交，朕臨深履薄，固不敢有樂為君，稍自縱逸。爾大小臣工，尤當精白乃心，滌除舊染，息息以民瘼為念。為民生留一分元氣，即為國家留一息命脈，庶幾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興複初政亟應興革諸大端，條舉如下：
一、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
二、皇室經費，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元數目，按年撥用，不得絲毫增加。
三、凜遵本朝祖製，親貴不得幹預政事。
四、實行融化滿漢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概不複設。至通俗易婚等事，並著所司條議具奏。
五、自宣統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與東西各國正式簽定條約，及已付債款各合同，一律繼續有效。
六、民國所行印花稅一事，應即廢止，以舒民困。其餘苛細雜捐，並著各省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裁減。
七、民國刑律，不適國情，應即廢除，暫以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刑律為準。
八、禁除黨派惡習，其從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棄於民，而擾亂治安者，朕不敢赦。
九、凡我臣民，無論已否剪發，應遵照宣統三年九月諭旨，悉聽其便。
凡此九條，誓共遵守。皇天後土，實鑒臨之。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內閣議政大臣張勳。[《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617-618]
敕封黎元洪為一等公上諭
本日黎元洪奏請奉還國政，籲懇複禦大統一折。據稱該員因兵變被脅，盜竊大位，謬領國事，無濟時艱。並曆陳改建共和諸多弊害，奏懇複禦大統，以拯生靈，自請待罪有司等語。覽奏情詞悱惻，出於至誠。從亂既非本懷，歸政尤明大義，際此國事危岌，大局飄搖，竟能作吾民親上之先，定中國救亡之策，厥功甚偉，深孚朕心。黎元洪著賜封為一等公，以彰殊典，尚其欽承朕命，永荷天庥。欽此。[《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623]
特設內閣議政大臣上諭
興複伊始，特設內閣議政大臣，以資讚襄而專責成，並設閣丞二員。其餘京外缺，均暫照宣統初年官職辦理。起現任大小文武官員，均著照常供職。欽此。[《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628]
對這一野蠻行動的普遍麻木，再加上辮子軍對所有郵局和電報局的軍事占領，使得人們在最初的48小時裏對此竟毫無反應。7月2日，幾篇詔書依然繼續著它們企圖激活帝製僵屍的努力，被弄得稀裏糊塗的老百姓則依然高掛他們的龍旗。然而，到了3日早晨，一個消息不脛而走，說的是已經事實上被囚於總統府的黎元洪，在兩位侍從武官的陪伴下，乘汽車逃跑了。在試圖讓使館區法國醫院收留未果之後，隨即轉到了日本使館，那裏為他提供了一個合適的住處。3日傍晚，日本使館（用法語）發表了下麵這份官方公報，闡述了自己的立場：
黎大總統帶侍衛武官陸軍中將唐仲寅、秘書劉鍾秀及從者一名，於七月二日午後九時半，不預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館域內之使館武隨員齋藤少將官舍，懇其保護身命。日公使館認為係不得已之事情，並為顧及國際道義，決定作相當之保護，即以使館域內之營房，暫充黎大總統居所。黎大總統在日使館時，日本公使館絕對不允其作政治的活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624-625]
隨著這一聳人聽聞的新情況的出現，接下來的事情眾所周知，黎元洪總統向天津發出了一係列電令，並通過這一行動使得帝製主義者的努力付之東流。通過巧妙的安排，段祺瑞將軍被任命為總理，同時，副總統馮國璋被請求代行總統職務，這些安排是如此妥善，以至於張勳很快就被自己編製的羅網給罩住了。
以下就是4封具有曆史意義的電報原文：
1、（7月1日）本日張巡閱使率兵入城，實行複辟。斷絕交通，派梁鼎芬等來府遊說。元洪嚴詞拒絕，誓不承認，副總統等擁護共和，當必有善後之策。特聞。元洪。東。
2、（7月1日）天不悔禍，複辟實行。聞本日清帝上諭有“元洪奏請歸政”等語，不勝駭異。吾國由專製為共和，實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付托之重，自當始終民國，不知其他。特此奉聞，藉免誤會。元洪。東。
3、南京馮副總統，南寧陸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並轉省議會暨各鎮守使、各師旅長，熱河、察哈爾、綏遠都統，龍華盧護軍使，上海薩總長、程總司令並轉各艦隊長，孫中山先生、伍秩庸先生、章太炎先生、唐少川先生、岑雲階先生，天津徐菊人、段芝泉先生、熊秉三、梁任公、湯濟武先生，廣州李協和先生，敘府羅前督軍，嶽州吳總司令均鑒：國家不幸，患難相尋。前因憲法爭持，致啟兵端。安徽督軍張勳，願任調停之責，由國務院總理李經羲主張招致入京，共商國是。甫至天津，首請解散國會，在京各員屢次聲稱，為保全國家統一起見，委曲相從，刻正組織內閣，期速完成，以圖補救。不料昨晚十二點鍾，突接報告，張勳主張複辟，先將電報局派兵占領。今晨梁鼎芬等入府，麵稱先朝舊物，應即歸還等語。當經痛加斥責，逐出府外。風聞彼等已發通電數道，何人名義，內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負國民付托之重，本擬一俟內閣成立，秩序稍複，即行辭職，以謝國民。今既枝節橫生，張勳膽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壞群力建造之邦基，及世界各國公認之國體，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時局至此，諸公夙懷愛國，遠過元洪。佇望迅即出師，共圖討賊，以期複我共和，而救危亡。無任迫切，臨電涕泣，不知所雲。如有電複，即希由路透公司轉交為盼。黎元洪。東。印。
4、（7月3日）南京馮副總統、各省督軍、省長、南寧陸巡閱使、瓊州龍督辦、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報館鑒：東日兩電、冬日一電計達。此次政變猝生，致搖國體。元洪負疚民國，哀痛何窮。已於本月冬日，特任段芝泉總理國事，並請馮副總統依法代行職權，在副總統未經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機宜統由段總理便宜處理。所有印信、文件業經送津，請段總理暫行攝護，並設法轉送副座，呈請接受。再，頃者公府衛隊猝被裁撤，催交三海，元洪亦即移居醫院。此後一切救國大計，務請商承馮副總統、段總理合力進行。臨電翹企，不盡區區。元洪。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三）499-503]
期間，就在北京發生這些戲劇性事件的同時，發生在各省的聳人聽聞的事情亦複不少。天津那一夥人很快就認識到：國家存亡，危在旦夕；他們非常迅速地采取了果斷行動。這表明：盡管存在種種爭論，但對於這個國家裏的每一個有點頭腦的人來說，共和主義已經深入人心；至少，設想一個統一的中國是可能的。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言人、學者梁啟超，有一種特殊的才能，就是言簡意賅地概述每一件事情的重要性，然後把它們傳播到各省。梁啟超的通電以“昊天不吊，國生妖孽”開頭，結尾擲地有聲：“啟超前此曲突徙薪之論，是以供若曹含沙喋血之資，亦既痛憤積中，誓將緘結終古。今睹瀕覆之巢，複吐在喉之鯁，知我罪我，固所不辭。”
如今，軍人與文人們聯合了起來。段祺瑞將軍立即挑起了放在他肩上的重擔，來到天津城外嚴陣以待的兵營，擔任了集結於此的軍隊的總司令，同時發布了下麵這篇宣言：
天禍中國，變亂相尋，張勳懷抱野心，假調停時局為名，阻兵京國，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國體之奇變。竊惟國體者，國之所以與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後而複圖變置，其害之於國家者，實不可勝言。且以今日民智日開，民權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嚴，馴伏億兆，尤為事理所萬不能致。民國肇建，前清明察世界大勢，推誠遜讓，民懷舊德，優待條件，勒為成憲，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長保名義上之尊榮，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曆考有史以來二十餘姓帝王之結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今張勳等以個人權利欲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韙，以倡此逆謀，思欲效法莽、卓，挾幼主以製天下，竟捏黎元洪奏稱改建共和，諸多弊害，懇複禦大統，以拯生靈等語，擅發偽諭。橫逆至此，中外震駭。若曰為國家耶，安有君主專製之政，而尚能生存於今之世者？其必釀成四海鼎沸，蓋可斷言。而各友邦之承認民國，於茲五年，今覆雨翻雲，我國人雖不惜以國為戲，在友邦則豈能與吾同戲者。內部紛爭之結局，勢非召外人幹涉不止，國運真從茲斬矣。若曰為清室耶，清帝衝齡高拱，絕無利天下之心，其保傅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為大戒，今茲之舉，出於迫脅，天下共聞，曆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優待終古，既為曠古所無，豈可更置諸嚴牆，使其為再度之傾覆以至於盡？祺瑞罷斥以來，本不敢複與聞國事，惟念辛亥締造伊始，祺瑞不敏，實從領軍諸君子後，共促其成。既已服勞於民國，不能坐視民國之顛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於前朝，更不忍聽前朝為匪人所利用，以陷於自滅。情義所在，守死不渝。諸公皆國之幹城，各膺重寄，際茲奇變，義憤當同。為國家計，自必矢有死無貳之誠；為清室計，當久明愛人以德之義。複望戮力同心，戢茲大難，祺瑞雖衰，亦當執鞭以從其後也。敢布腹心，伏維鑒察。
隨著這篇宣言的發表，一場大規模的軍隊調動開始了。7月5日，據報告，至關重要的京津鐵路，在離北京40英裏的廊坊中斷了，庚子那年，西摩爾將軍的遠征聯軍差一點就被圍剿在那裏。張勳打算拿出像他的政變一樣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作最後一搏，他將自己的辮子軍大規模地調到了北京城外，再充以大量的滿洲兵，使得這支軍隊更加強大。他宣稱，要與段祺瑞的討逆軍一決雌雄、死而後已，事後證明這話和他其餘的話一樣，也不過是說說而已。第一次交鋒發生在7月5日傍晚，這一仗，對我們的辨帥而言是致命的。整個北洋陸軍，除了留在北京的滿洲軍，都迅速集中到了兩條通向北京的主要鐵路的沿線，無論在數量上還是策略上，辮子軍都望塵莫及，短暫的抵抗之後，辮子軍望風而逃。張勳本人則很快醒悟到，古老的帝製，在北方與在南方一樣，也早已是明日黃花。他顯然被這一發現給驚呆了。政變還不到一個禮拜，他就已經準備舉手投降了（假如能全他的小命和名聲的話）。到了7月9日，形勢已經不可逆轉，共和軍包圍了北京，張勳辭去了所有職務，除了辮子軍的總司令。滿清宗社黨已經起草好了一篇新的退位詔書，隻因懾於紫禁城周圍的辮子軍，才不敢發布。
以外國使館作中間人，一場老一套的討價還價搭台開唱了。誰也不希望看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擺開戰場，那樣，不僅無辜百姓要慘遭塗炭，而且洋人也會跟著受池魚之殃。在對紫禁城的一次小規模炮擊中，人們已經領教了新奇的事物，炸彈在滿清皇室的心裏所引起的恐慌，讓他們不僅做好了舉手投降的準備，甚至打算逃之夭夭。人們爭論的主要問題，並非君主政體的命運（這已經是個死老虎），而隻是將要發生在張勳腦袋上的事情——這是個問題讓張勳痛苦不堪。共和軍已經為這顆腦袋懸賞1萬塊現大洋，而那些煽風點火的家夥則鼓吹：必須拿獲此人，無論是死是活，都要在梟首國門，以清算他的背信棄義。圍繞這一問題，一場詭秘的戰鬥打響了，但直到7月11日傍晚，也沒有弄來一顆人頭，當所有迫使張勳無條件投降的努力全都宣告失敗的時候，討逆軍宣布，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對張勳的部隊發動全麵進攻。
7月12日的拂曉時分，一聲炮響宣告了進攻的開始。大批共和軍小分隊從各個不同的城門進入北京城，猛烈的交火聲在老百姓當中引起了恐怖。張勳的主力部隊，駐紮在被大牆圍起來的天壇內，那裏很快就被包圍了。對他們而言，雖然在那裏撐上幾天是完全可能的，但剛剛交火幾個小時，一場談判就開始了，他們平靜地舉手投降。在紫禁城（張勳就住在這裏）也是一樣，我們的辮帥，盡管此前曾咄咄逼人地宣稱要決一死戰，但事到臨頭卻溜之乎也，逃到使館區去尋求庇護。他的人馬則堅持到了下午兩點，當抵抗全線崩潰的時候，戰鬥也就結束了。雙方的傷亡人數都微不足道，就這樣，11天的鬧劇之後，前清皇室發現自己的處境比以前更糟了。然而，我們不應該忽略中國的主要難題，這就是聯合政府的建立，以及內部混戰的停止——這個問題因張勳的逃走而稍稍變得簡單了一些，但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最終必將建立一個聯合政府，這正是筆者的信念之所在，這種信念是建立在認識全部事實的基礎之上的。但要達成這個目標，未來省際間的鬥爭將不可避免，因為中國太大了，要想不經曆大量的磨難困苦，就能找到共同的立場，殊非易事。黎元洪總統已經宣布，無論如何他也不打算再度出山了，馮國璋副總統成了合法的繼任者，他平靜地走馬上任。辮帥張勳的流產政變，已經將華北的空氣淨化到了這樣的程度：滿清皇室已經被搬出了北京城，皇室津貼也大為縮水，而且，像康有為這樣徹頭徹尾的帝製主義者，也已經被剝奪了公民權，這徹底摧毀了他們所剩無幾的民意支持。最後，1917年8月14日，中國終於對德奧兩國宣戰，並製定了與這一外交政策相一致的行動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