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共和與現實的衝突
這就是袁世凱死後政府部門所不得不麵對的國內環境。國庫裏的錢已經少得可憐，各省既不能也不願給中央匯一個銅板。幸運的是，至少有一家公共機構（還是迫於外國的壓力而建立起來的），很漂亮地證明了自己的存在是有價值的，這就是鹽務署。了不起的印度權威丁恩爵士在短短3年之內，就有效地改造了中國的鹽政，如今每月的盈餘將近有500萬元。正是有了這筆收入，在那個麻煩不斷、變故頻仍的時期，讓民國活了下來，當時，每個人都斷言她必死無疑。通過精打細算地使用這筆硬通貨，再混雜進大量紙幣，自1916年6月以來，中央政府的能夠應付它的流通債務，保持了國家機器的繼續運轉，不至於土崩瓦解。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必定有許多新的危險要經常麵對，要平穩地排除——外部世界在這個國家強行獲得的利益，以及與本國利益在各個方麵的衝突。為了生動而清楚地說明這個國家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種與日俱增的憤激之情（因為它的領土遼闊無邊，而外國人的手爪又伸得太遠），我們在此給出兩起引起國際麻煩的案例，都是在袁世凱死後發生的。其一是1916年8月發生在滿洲裏的“鄭家屯事件”；其二是同年11月發生在天津的“老西開事件”，此次事件激起了遍及整個華北的反法怒潮，在筆者寫下這段文字的此時此刻，依然沒有平息。
關於鄭家屯事件的事實真相，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值得在此徹底講一講。鄭家屯是一個蒙滿雜居的小集鎮，從南滿鐵路沿一條普通的車馬大道，向西大約60英裏就到了，直線距離則更近。鄭家屯所在的轄區，最初完全屬於蒙古的領土，後來漢人移民越來越多，有必要建立常設的民事行政機構。小鎮向西大約三、四十英裏的地方，事實上荒無人煙，沒有耕種，除了連綿起伏的蒙古草原，除了零星散落其間的遊牧部落養馬人和牧羊人的營地，一眼望不見任何別的東西，就這樣一直單調地向前延伸，進入浩瀚無垠的亞洲高原。
這個地區在戰略上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從洮南府新興市場延伸而來的貿易通道匯合於此，洮南府是中國權威在蒙古邊陲所能到達的最遠的西部邊界。這裏有大量獸革皮毛、畜禽糧食的貿易交換，在那些深知自由放任政策之危險的中國人看來，這個邊陲小鎮的地位，一年比一年重要，他們於是決定要保護自己已經搶先獲得的權利。那些聲名狼藉的蒙古土匪頭目，比如那位與滿人“宗社黨”結成同盟的巴布劄布（據說他還受到日本軍界的資助），也一直把鄭家屯作為自己的目標，在1916年初就與奉天督軍、精力旺盛的張作霖搭上了關係，而張作霖，為了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危險，迅速圍繞這一地區建立了軍事警戒線，並以鄭家屯為基地建立了比較大的補給儲備，把奉軍第28師抽調到了這裏。在這個小鎮名揚天下之前，就已經斷斷續續打了幾個月的零星小仗，這使得鄭家屯頗有幾分火藥味。根據《樸次茅斯和約》，日本單獨擁有南滿鐵路的開發經營權，這年夏天，日本人借口南滿鐵路地帶對於野戰演習來說太狹窄了，於是把分散各處的部隊集中到鄭家屯地區進行軍事演習，當演習開始的時候，尤其是當一支日本步兵要求得到在小鎮中心宿營的權利的時候，人們顯然預計到了危險的發展。
8月13日，一位在鄭家屯居留的日本平民（這裏有一家不大的日本貿易公司）向一位正在賣魚的中國小孩走去。當小孩拒絕以他提出的價格賣魚給他的時候，這個日本人抓住了小孩，並開始揍他。一位路過此地的28師士兵上前幹涉，於是，一場扭打開始了，另外幾名中國士兵也加入了進來，結果這個日本人被狠狠修理了一頓。中國人揚長而去之後，此人灰溜溜地跑到附近的日本營地報告：自己遭到了中國士兵毫無來由的猛烈襲擊。一名日本憲兵與此人一起，進行了初步調查，然後返回了日本兵營，聲稱：他沒能找到到一個當官的，他搜尋嫌犯的努力遭到了抵抗，他必須得到幫助。指揮部的一位日本軍官，派出了一名陸軍中尉和20名士兵，前往中國兵營，要從中國指揮官那裏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複——必要的時候可以動武。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演出開始了。
小分隊向惹下大禍的中國特遣隊的指揮部出發了，指揮部設在一家當鋪裏，他們試圖強行通過正在警戒的崗哨，進入內院。接下來，在刺刀之下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判，中國士兵最後仍然不肯讓路，中尉命令把他砍倒。關於這些重來事實看來沒有什麽可懷疑的，也就是說，這次戰爭行為，是日本武裝小分隊對一名正在守衛長官住處的中國哨兵發動有預謀的攻擊而引發的。
接下來是一個可怕的場麵。看來中國的士兵是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在這個危急時刻才匆忙集合，他們有的帶著武器，有的赤手空拳，近距離正麵交火立即開始了。第一槍據說是中國團部的一位馬夫打響的（雖然這一點從未得到證實），當時，他在離大門有一段距離的馬廄那裏，和幾匹馬站在一起。據說這名馬夫打死打傷的日本人為數最多。不管實際情況如何，一共有7名日本士兵被直接打死，5名以上受了致命傷，4名重傷，中國人則有4名士兵被殺，多人受傷。剩下的幾名日本士兵隨同他們受傷的指揮官一起回到自己的兵營，設好路障，全部人馬以路障為掩護朝大路上任何移動的東西亂射一氣，開火達數小時，雖然中國士兵並沒有打算追殺過來。
猛烈開火的聲音，以及許多日本人被殺的謠言，使得恐慌在整個小鎮上迅速蔓延。人們擔心遭到可怕的報複，開始四散潰逃。中國的地方官最終恢複了一些表麵上的秩序，天黑以後，他又親自帶上了本鎮幾個頭麵人物，向日本人的兵營走去，打算向他們表示了自己的歉意，並安排將幾個被打死日本士兵從他們倒下的地方移走，雖然這些死屍已經成了這次武裝入侵重要而不容破壞的證據，但按照中國的風俗習慣，死者應該得到適當的照顧。日本指揮官非但不領情，反而非法逮捕了地方官，把他鎖了起來。日本士兵中的普遍恐懼激化了這一行動，他們擔心，在此駐防的中國部隊將會在夜裏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攻擊，整個指揮部已經精疲力竭。然而，什麽事也沒發生，本月14日，在地方官派人叫來自己的兒子以頂替自己做人質的情況下，日本人及時釋放了他。到了16日，地方官已經成功地安排中國軍隊撤到距離小鎮5英裏以外的地方，以防止進一步的衝突發生。15日的時候，日本騎兵和步兵開始大規模地從南滿鐵路地帶開拔到此，對鄭家屯小鎮形成了包圍之勢。
這就是整個事件的原始材料，沒有比上述事實更好的材料能夠非常醒目地說明一個強國是如何對付一個弱國的。
期間，這些意外事件在東京所產生的影響是驚人的。依據眾所周知的日本警察公理，首先進入故事的人就是原告，被告是有罪的一方，不管證據怎樣。所有報紙都發表了同樣的報道，說是日本特遣隊遭到了“凶殘的中國士兵”的蓄意攻擊，並請普通民眾相信：有許多他們的子弟兵被人故意地殘忍殺害。然而，直到事件過去一個多禮拜之後，東京外務省才發布了一則官方報道，當時，下麵這則歪曲報道被當作日本人的訴狀而到處散布：
當鄭家屯一家日本藥店的27歲的雇員吉本於本月13日經過中國軍隊指揮部的時候，一位中國士兵截住了他，對他發表了一番讓這位日本人莫名其妙的評論之後，突然對他迎頭痛揍。吉本大怒，但很快被一大群中國士兵及其他人所包圍，他們對他百般羞辱。作為中國方麵這一非法行為的結果，這位日本人的身上承受了七、八處嚴重的傷害，但他還是設法逃脫了，來到日本的警察崗亭，請求幫助。得到這個消息，一位名叫河賴的日本警察匆匆趕往現場，然而等他到達那裏的時候，所有罪犯全跑了。他因此去了中國人的指揮部，以提出申訴，但哨兵將他攔住了，並拔出手槍對準了他，在這樣的情形下，他被迫向日本駐防部隊指揮部求援，井上上尉命令鬆尾中尉帶領20個人，去護送河賴警官進入中國指揮部。當一行人走進中國指揮部的時候，中國軍隊開始開火，這位警察及其他人或死或傷。中國軍隊不顧日本軍隊已經撤退的事實，繼續發動了幾次猛烈的攻擊。戰鬥停止後不久，中國地方當局訪問了日本兵營，表達了友善解決事端的願望。日本軍隊最初打算決戰到底，但眾寡懸殊，為避免日本居民的安全受到威脅，於是停止了戰鬥。檢查了7名日本士兵的屍體（他們被打死在兵營的外麵）之後，人們發現：他們全都是被中國軍隊所殺，屍體上有明顯的暴力痕跡。
用不著再次討論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了，我們該請教那些熟知近代曆史的人，中國軍隊是否有可能采取這樣的行動、去蓄意攻擊20個全副武裝的日本人呢？他們明知這樣將遭受怎樣的痛苦和處罰。我們相信，任何公正的法庭，在經過現場調查之後，都會指出誰是真正的攻擊者，並由此揭露出這次最令人驚詫的事態所布下的圈套。為了了解1916年8月13所發生的事情，有必要從鄭家屯轉到更遠的地方，看看這一切的背後到底藏著什麽。
在日本軍方的頭腦裏（他們決不代表日本民族或日本政府，盡管對這二者都有著強有力的影響），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如果東亞的力量均衡必須維持的話，南滿洲和內蒙古一定要成為牢牢掌握、防守堅固的日本“飛地”。依據這一觀念，日本的外交，數月之前就在日本軍方的誘導之下，集中到了這樣的努力上：鬆花江以南的鐵路沿線地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必須設法從俄國人的手裏“贏”過來（即使不是“擰”過來的話）；因為（這一點應該仔細注意），隨著鬆花江成為了俄日兩國在滿洲的勢力範圍無可爭議的分界線，隨著日本那些吃水很淺的炮艇沿水路航行進入了嫩江，對日本來說，要完成它的“大陸四邊形”也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這個“四邊形”，將包括日本本土、朝鮮、南滿洲和內蒙古，它的西端邊界，即是新的內蒙古鐵路係統，集中於洮南府，終止於熱河，日本已經握有這條鐵路的修築權。這塊飛地外部地帶的治安權（將所有中國駐軍悉數排除在外），正是日本軍方長期以來毫不隱瞞地為之努力的初步目標。早在鄭家屯名揚天下的很久之前，建立一支偵查小分隊的計劃就已經開始實施，他們強行偵察這一地帶，並與蒙古匪幫結成工作聯盟，為的是騷擾中國當局的代表，並最終把他們全都趕走。到那時，在日本特遣隊悄悄進入的這片遼闊廣袤而又罕為人知的區域之內，鄭家屯所發生的事情，可能就會發生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果說中國外交在1916年8月麵臨著一場粗暴的突然襲擊的話，那也不過是政治學者們早就預料的事情。因為，雖然日本一直自詡為中國自由的真正捍衛者，但事實情況是，在對華事務中，日本外交長期以來受東京軍方的耳提麵命、頤指氣使，等到暴行讓它從中國獨立完整的身上撕下某塊新鮮血肉的時候，它也沒有做任何挽救的努力。
至此，我們已經觸及了問題的關鍵。那一天的事實，還潛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特點，那就是：日本是一個政治上很懶惰的國家，因為，除了自甲午戰爭以來由陸海軍首領們所培養起來的某些習慣之外，那裏根本就沒有行動的傳統。隻要把這短短20年間國際條約中的世界形象化一下，用不著費多少工夫，日本的平民政府就一定能夠創造出一個合適的傳統。沒有這樣的傳統，這個東方島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外交政策，也就隻有完全受人工製造的危機所支配，過於頻繁地投身於瑣碎渺小的冒險，這樣的冒險，把她劃入了那些在本次大戰中自取滅亡的國家的行列當中。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人才總是被當作奴隸看待，雖然他們是些伐木者和汲水人；日報的專欄，偶爾也為這樣的奴隸發發牢騷，可是私下裏卻把他們視為天生就該帶上鐐銬、天生就該被征服的人。
奉天督軍張作霖將軍，在與筆者討論鄭家屯事件的時候，一席話將此事說得幹淨透徹。他拍案大呼：“我們畢竟不是木頭做的呀，我們也是血肉之軀，守土保民，責之所在。我曾屢次三番講過，他們要是有膽量，就讓他們來吧，公開把滿洲占了去，但不要再搞這些三歲小孩的鬼把戲了。他們為何不這麽幹呢？因為他們沒有把握是否能咽得下我們，一點把握也沒有。你懂麽？是的，我們軟弱，我們愚昧，我們不團結，但我們人多呀。如果他們硬要這麽做的話，到頭來，中國將撐爆日本人的肚皮。”
這番慷慨陳詞的確說得很好，但每當坐到談判桌旁邊的時候，令人遺憾的事實卻是：中國人不能恰當地使用他們軍火庫裏的許多武器，雖然外國朋友一直懇求他們這樣做。因此在這一次的特例中，他們並沒有讓那幫無所事事的外國顧問立刻趕往鄭家屯，這些人成年累月地在北京空耗時光，其中有不少稱職的法學家，相反，中國幾乎什麽也沒做。沒有撰寫全麵客觀的現場報道，沒有搜集可靠的證詞，也沒有把目擊證人帶到北京。因此，當日本提出賠償要求的時候，中國除了一份於事無補的答辯，手裏沒有任何東西。主要由於這個原因，中國不得不同意放棄對事實真相的直接討論，而立即著手就日本所提出的各種要求進行談判，這些要求如下：
1、懲戒第二十八師師長；
2、有責任製將校悉行免黜，其中直接指揮暴行者處以嚴刑；
3、為使中國軍隊或軍人此後不再有挑戰日本軍隊軍人或人民之何等言動，嚴飭中國駐紮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中國軍全部，並令該地方之中國各官廳，以此項命令布告周知；
4、承認日本政府為保護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日本臣民，於認為必要之地點，派駐日本警察官，南滿洲中國官憲並增聘日本人為警察顧問。
另外：
1、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駐紮之中國各部隊，聘用日本將校若幹名為顧問；
2、中國士官學校聘用日本將校若幹名為教習；
3、令奉天督軍親住關東都督及牽天日本總領事署訪問謝罪；
4、對於被害者或其遺族與以相當之慰籍金。
就連涉世未深的新手，也能立即看出：日本非但沒有對本國士兵的被殺寄予多少同情，反而一門心思要利用這個機會在南滿和內蒙地區大撈其好處，尤其是要擴張其警察權和軍事管理權。然而，盡管中國人所接受的談判程序本身就站不住腳，但是在持續了將近半年的談判過程中，他們還是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頑強和堅韌，到了1917年1月底，日本人的賠償問題被大打折扣。準確地說，兩國政府最後同意，以換文的方式形成下列5項約定：
1、申飭第二十八師師長；
2、有責任之中國軍官，按照法律酌量處罰，其應從嚴者自應從嚴；
3、於日本臣民之雜居區域內，以對於日本軍民待以相當禮遇等語，出示告諭一般軍民；
4、奉天督軍以相當方法表示抱歉之意，於關東都督及奉天日本總領事同在旅順之時行之，其方法由該督軍任意辦理；
5、給與日本商人吉本五百元之恤金。
盡管這一事件就此草草收場，“中日親善”得以恢複，但至關重要的一點——日本人在南滿和內蒙的警察權，卻依然懸而未決，中國人的強烈抗議，也沒能讓日本對自己的無理要求打一絲一毫的折扣。在過去幾年裏，日本人無視地方當局的意見，在這一地區建立了許多警署和警察崗亭；對於它們的存在，中國雖然在曆次談判中也表明了強烈的異議，指出：它們是中日兩國之間不斷產生摩擦的主要原因，但日本堅持認為：它們並沒有逾越治外法權的原則，而且，日本警察也確實是分布在那些日本領事權必須得到尊重、必須永久承認的地點。這在當時是一個必須小心對待的問題，彼時，列強意識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們與中國簽訂的條約必須做一些修訂；而日本在滿洲裏的地位，與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地位，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應用於此方的條款，必定也要應用於彼方。新中國的警察，一直大規模地分布在中國各地，他們形成了一支令人讚賞的力量，在履行幾乎所有職責的時候，都要勝過日本警察。當中國的行政機構正在竭盡所能，提供富有效率的和平保護者的時候，日本以及其他列強以這樣一種應該譴責的方式采取行動，是極其荒謬的。
第二個案例，是法國官僚一次愚蠢的荒唐行徑，它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並在1916年底為德國的在華宣傳機器提供了一件強有力武器。老西開之爭，涉及到天津一塊不過333英畝的土地，它如今取代了鄭家屯事件，成了那堆卷帙浩繁的不幸卷宗中被經常援引的例案，許多中國人聲稱，這堆屈辱的卷宗構成了一部中歐關係大全。
這一回的事實真相，又一次絕對簡單，絕對無可爭議。1902年，法國在天津的領事當局提出請求，希望能擴大他們日嫌狹窄的租界範圍。盡管中國當局不願意接受這個請求，並且也確實不予理睬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在法國人的威逼利誘之下，最終還是開始了斷斷續續的談判。到了1916年10月，經過14年時間的修改變更、討價還價和重新陳述，這場爭端已經變得如此精細，以至於達成了一份關於新區行政機構的協議。這份北京政府準備付諸實施的協議，受製於一個合理的約束，那就是，對於這次新的領土割讓，地方上的反對確實存在，因為中國人對自己地盤上的警察控製權的強烈反應，是首先必須克服的。這場爭執的全部本質或靈魂，就在於此：土地的主人們（中國人民，在本案中則尤其是天津人民），應該接受這個已經做出的決定，那就是，將建立一個在一名中國官員控製之下的中法聯合行政管理機構。
當這些建議條款通過法國公使館轉達給天津領事館的時候，法國領事官對這樣的安排很不高興，他正在辦理遷任上海的手續，他建議在自己離任之前，將事情解決到令他的僑民們滿意的程度。毋庸置疑，作為一位領事官（主要是根據條約負責保護僑民的秩序和維護法律），他念念不忘的頭等大事，就是在將自己的職責移交給繼任者之前，結束那些令人頭痛的懸案，必要的話可以通過武力解決。正是帶著這樣的觀念，這位法國領事官草擬了一份最後通牒，並且，在得到法國公使館並不積極的批準之後，遞交給了中國地方當局。限定中國政府在24個小時之內，將全部警察撤出那塊他們垂涎已久的地帶，對簽署正式協議的拖延，是蓄意為之、別有用心，同時也關上了進一步談判的大門。最後的時限已到，依然沒有收到答複，於是，一場對中國領土的公開入侵，由一支法國武裝小分隊著手實施了。9名身穿製服的中國警員正在執勤，被強行帶走，鎖進了法國的兵營，法國崗哨被布置在有爭議的分界線上。
這一錯誤的行動，結果引起了中國人聲勢浩大的強烈抗議，一場遍及整個華北地區的聯合抵製法國人的運動開始了。大約2000名警察、仆人和雇員，眨眼之間全部離開了法租界，民眾聯合了起來，仇恨的怒火在繼續燃燒。雖然法國人最後釋放了被逮捕的警察，但盟國的友好介入被證明並不能解決問題，問題依然留在那裏，到筆者撰寫本書的此時此刻，剛好過去整整一年。
至此，對於外國在華利益的問題，在它們所呈現給中國人的意義上，你應該有了一個清晰的解釋。這一蓄意違法的生動例證（在過去，那些隻不過是些治安法官的領事們，玩這套把戲實在是太稀鬆平常了），這在任何別的地方都令人難以置信，可是在中國，這種無法無天已經成了人們公認的所謂“政策”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在民國成立之前的50年中，弱不禁風的官僚階級一向都是在投降中尋求安全。如果我們還想要有一個幸福未來的話，就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打壓這種無法無天。中國人民至今還滿足於和平的複仇，從不衝冠一怒；不過，那些在“聯合抵製”的福音中看出了正在沉睡不醒的險惡幽靈的人，應該夜夜祈禱：他們生活在一個如此理智的國家。想想在中國可能沒有發生的事情吧，如果人民並非全部都通情達理的話。在中國各地，你都能看到小規模的外國人社群，他們不過是滴落在四萬萬人海裏的一滴水，生活絕對安全，雖然絕對控製在數量龐大的鄰居們手裏。這些，全部（或者說幾乎全部）外國人都是為了利益的目的來到中國，他們的生計依靠與中國人的合作，一旦這樣的合作終止，他們就可能死去並被埋葬，盡管有很好的住處為他們準備著。在這樣的環境下，做出這樣的假設是合情合理的：某種莊重得體應該主導他們的態度，折衷妥協的政策應該始終得到小心謹慎的奉行。隻有當諸如鄭家屯和老西開這樣的事件發生的時候，平靜溫和的老百姓才會憤而行動。即使在這時，他們也不會遷怒於那些毫無防衛能力的外國人社群，將他們撕得粉碎（歐洲的烏合之眾肯定會這樣做），他們隻限於“聯合抵製”那些侵犯者，希望這些表示他們不滿的證據能夠最終使得世界相信：他們決心要得到合理的對待。中國人在做某些事情的時候所表現出的遲緩，或許確實叫人生氣（雖然他們在做買賣的時候卻像動作最快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一樣麻利），但那也不應該是那些自詡高人一等的人輕蔑他們的借口。中國人最早認識到，至少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才能使他們的國家和政府有效地現代化；但他們相信，隻要建立了共和政體，隻要他們甘做西方的弟子，他們就有理由指望得到同樣的待遇，同樣的尊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甚至把這樣的待遇和尊重給了那些最弱小的歐洲國家。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必定有許多新的危險要經常麵對，要平穩地排除——外部世界在這個國家強行獲得的利益，以及與本國利益在各個方麵的衝突。為了生動而清楚地說明這個國家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種與日俱增的憤激之情（因為它的領土遼闊無邊，而外國人的手爪又伸得太遠），我們在此給出兩起引起國際麻煩的案例，都是在袁世凱死後發生的。其一是1916年8月發生在滿洲裏的“鄭家屯事件”；其二是同年11月發生在天津的“老西開事件”，此次事件激起了遍及整個華北的反法怒潮，在筆者寫下這段文字的此時此刻，依然沒有平息。
關於鄭家屯事件的事實真相，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值得在此徹底講一講。鄭家屯是一個蒙滿雜居的小集鎮，從南滿鐵路沿一條普通的車馬大道，向西大約60英裏就到了，直線距離則更近。鄭家屯所在的轄區，最初完全屬於蒙古的領土，後來漢人移民越來越多，有必要建立常設的民事行政機構。小鎮向西大約三、四十英裏的地方，事實上荒無人煙，沒有耕種，除了連綿起伏的蒙古草原，除了零星散落其間的遊牧部落養馬人和牧羊人的營地，一眼望不見任何別的東西，就這樣一直單調地向前延伸，進入浩瀚無垠的亞洲高原。
這個地區在戰略上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從洮南府新興市場延伸而來的貿易通道匯合於此，洮南府是中國權威在蒙古邊陲所能到達的最遠的西部邊界。這裏有大量獸革皮毛、畜禽糧食的貿易交換，在那些深知自由放任政策之危險的中國人看來，這個邊陲小鎮的地位，一年比一年重要，他們於是決定要保護自己已經搶先獲得的權利。那些聲名狼藉的蒙古土匪頭目，比如那位與滿人“宗社黨”結成同盟的巴布劄布（據說他還受到日本軍界的資助），也一直把鄭家屯作為自己的目標，在1916年初就與奉天督軍、精力旺盛的張作霖搭上了關係，而張作霖，為了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危險，迅速圍繞這一地區建立了軍事警戒線，並以鄭家屯為基地建立了比較大的補給儲備，把奉軍第28師抽調到了這裏。在這個小鎮名揚天下之前，就已經斷斷續續打了幾個月的零星小仗，這使得鄭家屯頗有幾分火藥味。根據《樸次茅斯和約》，日本單獨擁有南滿鐵路的開發經營權，這年夏天，日本人借口南滿鐵路地帶對於野戰演習來說太狹窄了，於是把分散各處的部隊集中到鄭家屯地區進行軍事演習，當演習開始的時候，尤其是當一支日本步兵要求得到在小鎮中心宿營的權利的時候，人們顯然預計到了危險的發展。
8月13日，一位在鄭家屯居留的日本平民（這裏有一家不大的日本貿易公司）向一位正在賣魚的中國小孩走去。當小孩拒絕以他提出的價格賣魚給他的時候，這個日本人抓住了小孩，並開始揍他。一位路過此地的28師士兵上前幹涉，於是，一場扭打開始了，另外幾名中國士兵也加入了進來，結果這個日本人被狠狠修理了一頓。中國人揚長而去之後，此人灰溜溜地跑到附近的日本營地報告：自己遭到了中國士兵毫無來由的猛烈襲擊。一名日本憲兵與此人一起，進行了初步調查，然後返回了日本兵營，聲稱：他沒能找到到一個當官的，他搜尋嫌犯的努力遭到了抵抗，他必須得到幫助。指揮部的一位日本軍官，派出了一名陸軍中尉和20名士兵，前往中國兵營，要從中國指揮官那裏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複——必要的時候可以動武。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演出開始了。
小分隊向惹下大禍的中國特遣隊的指揮部出發了，指揮部設在一家當鋪裏，他們試圖強行通過正在警戒的崗哨，進入內院。接下來，在刺刀之下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判，中國士兵最後仍然不肯讓路，中尉命令把他砍倒。關於這些重來事實看來沒有什麽可懷疑的，也就是說，這次戰爭行為，是日本武裝小分隊對一名正在守衛長官住處的中國哨兵發動有預謀的攻擊而引發的。
接下來是一個可怕的場麵。看來中國的士兵是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在這個危急時刻才匆忙集合，他們有的帶著武器，有的赤手空拳，近距離正麵交火立即開始了。第一槍據說是中國團部的一位馬夫打響的（雖然這一點從未得到證實），當時，他在離大門有一段距離的馬廄那裏，和幾匹馬站在一起。據說這名馬夫打死打傷的日本人為數最多。不管實際情況如何，一共有7名日本士兵被直接打死，5名以上受了致命傷，4名重傷，中國人則有4名士兵被殺，多人受傷。剩下的幾名日本士兵隨同他們受傷的指揮官一起回到自己的兵營，設好路障，全部人馬以路障為掩護朝大路上任何移動的東西亂射一氣，開火達數小時，雖然中國士兵並沒有打算追殺過來。
猛烈開火的聲音，以及許多日本人被殺的謠言，使得恐慌在整個小鎮上迅速蔓延。人們擔心遭到可怕的報複，開始四散潰逃。中國的地方官最終恢複了一些表麵上的秩序，天黑以後，他又親自帶上了本鎮幾個頭麵人物，向日本人的兵營走去，打算向他們表示了自己的歉意，並安排將幾個被打死日本士兵從他們倒下的地方移走，雖然這些死屍已經成了這次武裝入侵重要而不容破壞的證據，但按照中國的風俗習慣，死者應該得到適當的照顧。日本指揮官非但不領情，反而非法逮捕了地方官，把他鎖了起來。日本士兵中的普遍恐懼激化了這一行動，他們擔心，在此駐防的中國部隊將會在夜裏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攻擊，整個指揮部已經精疲力竭。然而，什麽事也沒發生，本月14日，在地方官派人叫來自己的兒子以頂替自己做人質的情況下，日本人及時釋放了他。到了16日，地方官已經成功地安排中國軍隊撤到距離小鎮5英裏以外的地方，以防止進一步的衝突發生。15日的時候，日本騎兵和步兵開始大規模地從南滿鐵路地帶開拔到此，對鄭家屯小鎮形成了包圍之勢。
這就是整個事件的原始材料，沒有比上述事實更好的材料能夠非常醒目地說明一個強國是如何對付一個弱國的。
期間，這些意外事件在東京所產生的影響是驚人的。依據眾所周知的日本警察公理，首先進入故事的人就是原告，被告是有罪的一方，不管證據怎樣。所有報紙都發表了同樣的報道，說是日本特遣隊遭到了“凶殘的中國士兵”的蓄意攻擊，並請普通民眾相信：有許多他們的子弟兵被人故意地殘忍殺害。然而，直到事件過去一個多禮拜之後，東京外務省才發布了一則官方報道，當時，下麵這則歪曲報道被當作日本人的訴狀而到處散布：
當鄭家屯一家日本藥店的27歲的雇員吉本於本月13日經過中國軍隊指揮部的時候，一位中國士兵截住了他，對他發表了一番讓這位日本人莫名其妙的評論之後，突然對他迎頭痛揍。吉本大怒，但很快被一大群中國士兵及其他人所包圍，他們對他百般羞辱。作為中國方麵這一非法行為的結果，這位日本人的身上承受了七、八處嚴重的傷害，但他還是設法逃脫了，來到日本的警察崗亭，請求幫助。得到這個消息，一位名叫河賴的日本警察匆匆趕往現場，然而等他到達那裏的時候，所有罪犯全跑了。他因此去了中國人的指揮部，以提出申訴，但哨兵將他攔住了，並拔出手槍對準了他，在這樣的情形下，他被迫向日本駐防部隊指揮部求援，井上上尉命令鬆尾中尉帶領20個人，去護送河賴警官進入中國指揮部。當一行人走進中國指揮部的時候，中國軍隊開始開火，這位警察及其他人或死或傷。中國軍隊不顧日本軍隊已經撤退的事實，繼續發動了幾次猛烈的攻擊。戰鬥停止後不久，中國地方當局訪問了日本兵營，表達了友善解決事端的願望。日本軍隊最初打算決戰到底，但眾寡懸殊，為避免日本居民的安全受到威脅，於是停止了戰鬥。檢查了7名日本士兵的屍體（他們被打死在兵營的外麵）之後，人們發現：他們全都是被中國軍隊所殺，屍體上有明顯的暴力痕跡。
用不著再次討論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了，我們該請教那些熟知近代曆史的人，中國軍隊是否有可能采取這樣的行動、去蓄意攻擊20個全副武裝的日本人呢？他們明知這樣將遭受怎樣的痛苦和處罰。我們相信，任何公正的法庭，在經過現場調查之後，都會指出誰是真正的攻擊者，並由此揭露出這次最令人驚詫的事態所布下的圈套。為了了解1916年8月13所發生的事情，有必要從鄭家屯轉到更遠的地方，看看這一切的背後到底藏著什麽。
在日本軍方的頭腦裏（他們決不代表日本民族或日本政府，盡管對這二者都有著強有力的影響），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如果東亞的力量均衡必須維持的話，南滿洲和內蒙古一定要成為牢牢掌握、防守堅固的日本“飛地”。依據這一觀念，日本的外交，數月之前就在日本軍方的誘導之下，集中到了這樣的努力上：鬆花江以南的鐵路沿線地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必須設法從俄國人的手裏“贏”過來（即使不是“擰”過來的話）；因為（這一點應該仔細注意），隨著鬆花江成為了俄日兩國在滿洲的勢力範圍無可爭議的分界線，隨著日本那些吃水很淺的炮艇沿水路航行進入了嫩江，對日本來說，要完成它的“大陸四邊形”也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這個“四邊形”，將包括日本本土、朝鮮、南滿洲和內蒙古，它的西端邊界，即是新的內蒙古鐵路係統，集中於洮南府，終止於熱河，日本已經握有這條鐵路的修築權。這塊飛地外部地帶的治安權（將所有中國駐軍悉數排除在外），正是日本軍方長期以來毫不隱瞞地為之努力的初步目標。早在鄭家屯名揚天下的很久之前，建立一支偵查小分隊的計劃就已經開始實施，他們強行偵察這一地帶，並與蒙古匪幫結成工作聯盟，為的是騷擾中國當局的代表，並最終把他們全都趕走。到那時，在日本特遣隊悄悄進入的這片遼闊廣袤而又罕為人知的區域之內，鄭家屯所發生的事情，可能就會發生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果說中國外交在1916年8月麵臨著一場粗暴的突然襲擊的話，那也不過是政治學者們早就預料的事情。因為，雖然日本一直自詡為中國自由的真正捍衛者，但事實情況是，在對華事務中，日本外交長期以來受東京軍方的耳提麵命、頤指氣使，等到暴行讓它從中國獨立完整的身上撕下某塊新鮮血肉的時候，它也沒有做任何挽救的努力。
至此，我們已經觸及了問題的關鍵。那一天的事實，還潛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特點，那就是：日本是一個政治上很懶惰的國家，因為，除了自甲午戰爭以來由陸海軍首領們所培養起來的某些習慣之外，那裏根本就沒有行動的傳統。隻要把這短短20年間國際條約中的世界形象化一下，用不著費多少工夫，日本的平民政府就一定能夠創造出一個合適的傳統。沒有這樣的傳統，這個東方島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外交政策，也就隻有完全受人工製造的危機所支配，過於頻繁地投身於瑣碎渺小的冒險，這樣的冒險，把她劃入了那些在本次大戰中自取滅亡的國家的行列當中。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人才總是被當作奴隸看待，雖然他們是些伐木者和汲水人；日報的專欄，偶爾也為這樣的奴隸發發牢騷，可是私下裏卻把他們視為天生就該帶上鐐銬、天生就該被征服的人。
奉天督軍張作霖將軍，在與筆者討論鄭家屯事件的時候，一席話將此事說得幹淨透徹。他拍案大呼：“我們畢竟不是木頭做的呀，我們也是血肉之軀，守土保民，責之所在。我曾屢次三番講過，他們要是有膽量，就讓他們來吧，公開把滿洲占了去，但不要再搞這些三歲小孩的鬼把戲了。他們為何不這麽幹呢？因為他們沒有把握是否能咽得下我們，一點把握也沒有。你懂麽？是的，我們軟弱，我們愚昧，我們不團結，但我們人多呀。如果他們硬要這麽做的話，到頭來，中國將撐爆日本人的肚皮。”
這番慷慨陳詞的確說得很好，但每當坐到談判桌旁邊的時候，令人遺憾的事實卻是：中國人不能恰當地使用他們軍火庫裏的許多武器，雖然外國朋友一直懇求他們這樣做。因此在這一次的特例中，他們並沒有讓那幫無所事事的外國顧問立刻趕往鄭家屯，這些人成年累月地在北京空耗時光，其中有不少稱職的法學家，相反，中國幾乎什麽也沒做。沒有撰寫全麵客觀的現場報道，沒有搜集可靠的證詞，也沒有把目擊證人帶到北京。因此，當日本提出賠償要求的時候，中國除了一份於事無補的答辯，手裏沒有任何東西。主要由於這個原因，中國不得不同意放棄對事實真相的直接討論，而立即著手就日本所提出的各種要求進行談判，這些要求如下：
1、懲戒第二十八師師長；
2、有責任製將校悉行免黜，其中直接指揮暴行者處以嚴刑；
3、為使中國軍隊或軍人此後不再有挑戰日本軍隊軍人或人民之何等言動，嚴飭中國駐紮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中國軍全部，並令該地方之中國各官廳，以此項命令布告周知；
4、承認日本政府為保護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日本臣民，於認為必要之地點，派駐日本警察官，南滿洲中國官憲並增聘日本人為警察顧問。
另外：
1、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駐紮之中國各部隊，聘用日本將校若幹名為顧問；
2、中國士官學校聘用日本將校若幹名為教習；
3、令奉天督軍親住關東都督及牽天日本總領事署訪問謝罪；
4、對於被害者或其遺族與以相當之慰籍金。
就連涉世未深的新手，也能立即看出：日本非但沒有對本國士兵的被殺寄予多少同情，反而一門心思要利用這個機會在南滿和內蒙地區大撈其好處，尤其是要擴張其警察權和軍事管理權。然而，盡管中國人所接受的談判程序本身就站不住腳，但是在持續了將近半年的談判過程中，他們還是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頑強和堅韌，到了1917年1月底，日本人的賠償問題被大打折扣。準確地說，兩國政府最後同意，以換文的方式形成下列5項約定：
1、申飭第二十八師師長；
2、有責任之中國軍官，按照法律酌量處罰，其應從嚴者自應從嚴；
3、於日本臣民之雜居區域內，以對於日本軍民待以相當禮遇等語，出示告諭一般軍民；
4、奉天督軍以相當方法表示抱歉之意，於關東都督及奉天日本總領事同在旅順之時行之，其方法由該督軍任意辦理；
5、給與日本商人吉本五百元之恤金。
盡管這一事件就此草草收場，“中日親善”得以恢複，但至關重要的一點——日本人在南滿和內蒙的警察權，卻依然懸而未決，中國人的強烈抗議，也沒能讓日本對自己的無理要求打一絲一毫的折扣。在過去幾年裏，日本人無視地方當局的意見，在這一地區建立了許多警署和警察崗亭；對於它們的存在，中國雖然在曆次談判中也表明了強烈的異議，指出：它們是中日兩國之間不斷產生摩擦的主要原因，但日本堅持認為：它們並沒有逾越治外法權的原則，而且，日本警察也確實是分布在那些日本領事權必須得到尊重、必須永久承認的地點。這在當時是一個必須小心對待的問題，彼時，列強意識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們與中國簽訂的條約必須做一些修訂；而日本在滿洲裏的地位，與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地位，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應用於此方的條款，必定也要應用於彼方。新中國的警察，一直大規模地分布在中國各地，他們形成了一支令人讚賞的力量，在履行幾乎所有職責的時候，都要勝過日本警察。當中國的行政機構正在竭盡所能，提供富有效率的和平保護者的時候，日本以及其他列強以這樣一種應該譴責的方式采取行動，是極其荒謬的。
第二個案例，是法國官僚一次愚蠢的荒唐行徑，它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並在1916年底為德國的在華宣傳機器提供了一件強有力武器。老西開之爭，涉及到天津一塊不過333英畝的土地，它如今取代了鄭家屯事件，成了那堆卷帙浩繁的不幸卷宗中被經常援引的例案，許多中國人聲稱，這堆屈辱的卷宗構成了一部中歐關係大全。
這一回的事實真相，又一次絕對簡單，絕對無可爭議。1902年，法國在天津的領事當局提出請求，希望能擴大他們日嫌狹窄的租界範圍。盡管中國當局不願意接受這個請求，並且也確實不予理睬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在法國人的威逼利誘之下，最終還是開始了斷斷續續的談判。到了1916年10月，經過14年時間的修改變更、討價還價和重新陳述，這場爭端已經變得如此精細，以至於達成了一份關於新區行政機構的協議。這份北京政府準備付諸實施的協議，受製於一個合理的約束，那就是，對於這次新的領土割讓，地方上的反對確實存在，因為中國人對自己地盤上的警察控製權的強烈反應，是首先必須克服的。這場爭執的全部本質或靈魂，就在於此：土地的主人們（中國人民，在本案中則尤其是天津人民），應該接受這個已經做出的決定，那就是，將建立一個在一名中國官員控製之下的中法聯合行政管理機構。
當這些建議條款通過法國公使館轉達給天津領事館的時候，法國領事官對這樣的安排很不高興，他正在辦理遷任上海的手續，他建議在自己離任之前，將事情解決到令他的僑民們滿意的程度。毋庸置疑，作為一位領事官（主要是根據條約負責保護僑民的秩序和維護法律），他念念不忘的頭等大事，就是在將自己的職責移交給繼任者之前，結束那些令人頭痛的懸案，必要的話可以通過武力解決。正是帶著這樣的觀念，這位法國領事官草擬了一份最後通牒，並且，在得到法國公使館並不積極的批準之後，遞交給了中國地方當局。限定中國政府在24個小時之內，將全部警察撤出那塊他們垂涎已久的地帶，對簽署正式協議的拖延，是蓄意為之、別有用心，同時也關上了進一步談判的大門。最後的時限已到，依然沒有收到答複，於是，一場對中國領土的公開入侵，由一支法國武裝小分隊著手實施了。9名身穿製服的中國警員正在執勤，被強行帶走，鎖進了法國的兵營，法國崗哨被布置在有爭議的分界線上。
這一錯誤的行動，結果引起了中國人聲勢浩大的強烈抗議，一場遍及整個華北地區的聯合抵製法國人的運動開始了。大約2000名警察、仆人和雇員，眨眼之間全部離開了法租界，民眾聯合了起來，仇恨的怒火在繼續燃燒。雖然法國人最後釋放了被逮捕的警察，但盟國的友好介入被證明並不能解決問題，問題依然留在那裏，到筆者撰寫本書的此時此刻，剛好過去整整一年。
至此，對於外國在華利益的問題，在它們所呈現給中國人的意義上，你應該有了一個清晰的解釋。這一蓄意違法的生動例證（在過去，那些隻不過是些治安法官的領事們，玩這套把戲實在是太稀鬆平常了），這在任何別的地方都令人難以置信，可是在中國，這種無法無天已經成了人們公認的所謂“政策”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在民國成立之前的50年中，弱不禁風的官僚階級一向都是在投降中尋求安全。如果我們還想要有一個幸福未來的話，就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打壓這種無法無天。中國人民至今還滿足於和平的複仇，從不衝冠一怒；不過，那些在“聯合抵製”的福音中看出了正在沉睡不醒的險惡幽靈的人，應該夜夜祈禱：他們生活在一個如此理智的國家。想想在中國可能沒有發生的事情吧，如果人民並非全部都通情達理的話。在中國各地，你都能看到小規模的外國人社群，他們不過是滴落在四萬萬人海裏的一滴水，生活絕對安全，雖然絕對控製在數量龐大的鄰居們手裏。這些，全部（或者說幾乎全部）外國人都是為了利益的目的來到中國，他們的生計依靠與中國人的合作，一旦這樣的合作終止，他們就可能死去並被埋葬，盡管有很好的住處為他們準備著。在這樣的環境下，做出這樣的假設是合情合理的：某種莊重得體應該主導他們的態度，折衷妥協的政策應該始終得到小心謹慎的奉行。隻有當諸如鄭家屯和老西開這樣的事件發生的時候，平靜溫和的老百姓才會憤而行動。即使在這時，他們也不會遷怒於那些毫無防衛能力的外國人社群，將他們撕得粉碎（歐洲的烏合之眾肯定會這樣做），他們隻限於“聯合抵製”那些侵犯者，希望這些表示他們不滿的證據能夠最終使得世界相信：他們決心要得到合理的對待。中國人在做某些事情的時候所表現出的遲緩，或許確實叫人生氣（雖然他們在做買賣的時候卻像動作最快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一樣麻利），但那也不應該是那些自詡高人一等的人輕蔑他們的借口。中國人最早認識到，至少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才能使他們的國家和政府有效地現代化；但他們相信，隻要建立了共和政體，隻要他們甘做西方的弟子，他們就有理由指望得到同樣的待遇，同樣的尊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甚至把這樣的待遇和尊重給了那些最弱小的歐洲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