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新政權
袁世凱死後不到一個小時，處事老練的段祺瑞將軍便以國務卿的身份，拜訪了副總統黎元洪（幾年之前也是他奉命去武漢把黎元洪“請”到北京的），迎請他接任中華民國總統。當天下午1點鍾，匆忙聚集在外交部的各國公使就得到報告：黎元洪將軍已經正式履行職務，首都的和平與安全將會有充分的保障，不必擔憂有任何動蕩發生。毫無疑問，一旦老百姓認識到了這幕大戲高潮部分的悲劇性，肯定會有各式各樣的謠言廣為傳播，到時，憲兵和警察部隊（總共約1萬8千人）將會采取一切可能的防範措施。
盡管有這些擔保，但人們還是深感不安。外國使館的人，雖然身在此山中，但對中國的事情卻一知半解，他們不會相信，在經過4年的激烈衝突之後，國內和平能夠在一夜之間突然實現。在當時人們所作出的許多悲觀預言當中，一個最為普遍的預言，出自某些外國全權大使之口，他們認為，日本人將會在3個月之內全麵占領這個國家——阻撓他們前進的有效障礙已經被搬走了。在中國，職業外交官們所犯的錯誤，就像在巴爾幹半島一樣司空見慣，因為要想不犯錯，就必須日複一日、不帶偏見地研究所有這些構成現代民族主義的複雜現象，而他們，既缺乏這樣的願望，也缺少這方麵的訓練。其行為幾乎完全聽從個人偏好所指引，這種個人偏好又因為對慣有先例的回憶而不斷得以增強，因此，在每一份外交檔案中都塞滿了堆積如山的錯誤，這也就無足為怪了。外交官們最後的一招棋，就是任何帶有激進主義意味的事情都不幹，一切順其自然，這是他們與塵俗世界妥協的慣用伎倆。他們天生就是蒙昧主義的愛好者，是進步的隱秘之敵。所有這些轟轟烈烈的運動，源於對渴望變革的普遍願望，外交官們對此不抱任何信任，隨之而來的必然就是，整個外交使團都傾向於那些真正令人憎惡的東西——密約。在目前的情況下，由於對強人政治的徹底垮台深感失望，通過懷疑未來以尋求安慰，也就隻不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袁世凱的傳奇故事，以及歐洲和日本外交官在這個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所有選擇政治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人來說，都將是一個警告。因為，這個故事中，展示了所有權謀理論更邪惡特征的完整大綱。
黎元洪總統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恢複人們的信心，並向世界宣告：曠日持久的革命就要結束了。所有在京的將軍們被召集到了黎元洪的麵前，他誠摯而坦率地告訴他們：國家的未來就掌握在他們的手裏；他請求他們，必須采取行動，以永久保障外國列強不幹涉民國的事務。他立刻得到了熱烈的支持。一次軍事性質的群眾集會，得到了全體現役軍人的響應，他們願意為維護首都的和平與秩序而擔負起責任。袁世凱統治時期所開創的可怕亂局因此不再可能出現。幾乎在一夜之間，人們開始按部就班，一如平常。
然而，瘋狂的帝製冒險所留下的財政破壞，依然駭人聽聞。北京城裏，不僅沒有錢，而且幾乎沒有食物，因為自從國家暫停供應硬通貨之後，農民拒絕接受人們用紙幣購買他們的農產品，首都的食物來源也就切斷了。這樣一來，政府就不得不以象征性的價格大量出售國家的糧食儲備（那是為軍隊和討伐南方軍而儲備的）。許多天來，出現了人們熟悉的一幕，那些穿藍色製服的警察，排成了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長隊，耐心地等待領取他們在戰時所約定的微薄薪水。
期間，雖然軍隊對新政權保持著忠誠，但那些擁護帝製的政客卻並非如此。眼見得自己就要退出曆史舞台，他們不遺餘力地挑撥離間，試圖阻止各省再次與北京統一。如今，無數的陰謀詭計每個小時都在策劃，以保證國家的控製權不會按照法律許可的方式行使，倘若連篇累牘地描述這些密謀，恐怕會令讀者感到厭倦乏味。這幫以梁士詒為首的帝製主義者們，發現要想消除人們對他們的普遍憎惡幾無可能，於是便改變策略，竭盡全力試圖讓政府頒布一紙特赦令。但不管他們說得多麽天花亂墜，黎元洪總統依然不為所動，拒絕考慮寬恕他們。作為一個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他的意圖是，在頒布這樣的赦令之前，要允許國民暢所欲言。不過為了顯示自己並非前任總統所采用的那些恐怖手段的積極提倡者，他頒布了一道命令，及時廢除了臭名昭著的執法處，這個機構，袁世凱曾把它變成了一架司法謀殺的發動機，1911-1916年間，在它陰森黑暗的管轄範圍之內，數以千計不幸的人，實際上未經審判就被消滅了。
這期間，全國各地的形勢隻是緩慢地得到改善。北洋各係決心要阻止政治權力完全落入南方激進分子之手，於是便強烈反對《臨時約法》的重新生效，公開指責重開1913年的舊國會，這個國會的老班底已經聚集到了上海，正準備北上進京。有必要給北洋軍頭們一點顏色瞧瞧。已經在靠近上海水域集結的中國海軍采取了行動，海軍司令向北京方麵發出了最後通牒，聲稱，隻要段祺瑞所控製的政府拒絕順從民意恢複《臨時約法》並重開國會，海軍將拒絕認可中央政府的權威。隻要南方聯盟的手裏握有艦隊（至今沒有被正式遣散），北京就沒有能力完全控製長江流域，因此，北京方麵為了避免這一合理而正當的解決方法而耍盡花招之後，最後不得不同意，讓事情回到1913年11月4日國會解散之前的狀態——北京政府以聯合內閣的方式重組，內閣成員有南北雙方提名，段祺瑞繼續擔任內閣總理。
6月28日，長長的送葬隊列行進在從總統府到火車站的路上，那位大獨裁者的遺體將被運往河南他最後的安息之地。隊列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那輛豪華馬車，這駕馬車，他本打算作為一個新王朝的開國之君乘它登上皇位，如今卻陪伴他走向墳墓。人群心態各異，隊伍不事鋪張，儀式是按照民國的規矩設計的，這比許多其它觀點更清楚地證明：中國已經多少變得有些現代化了，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如今是最年輕的共和國，正在羞怯地學習青春期的成長課程。
袁世凱剛剛入土為安，總統府便頒布了一道命令，立即逮捕所有的帝製陰謀首犯。但這幫混蛋早就逃之夭夭，已經找到了安全的藏身之地，而且據了解，隻要他們繼續留在治外管轄權的土地上，就奈何他們不得，甚至也無法查抄他們的私人財產（這當然是他們在前政府的治下所積攢起來的）。那個充滿背信棄義、兩麵三刀、膽怯報複的日子，的確正在成為過去，新政權體麵正派，講究“費厄潑賴”。新總統的任務並不簡單，在所有環境中，如果他都能夠遵循安全穩妥的中間道路行事，既避免專製主義死灰複燃，也不把傳統一筆勾銷，那是他訓練有素的明證。
黎元洪總統1864年出生於長江中遊最重要的省份之一湖北，如今52歲，正當盛年。不過，雖然從年輕的時候起他就戎馬倥傯，早已習慣了軍旅氛圍，但他的政策卻從不帶有軍閥作風。他的父親曾經在南方任指揮官多年，從參將開始幹起，這給了他接受完全現代化訓練的優勢。20歲那年，他進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6年之後從那裏畢業，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入海軍服役，成為一名管輪（輪機長）。甲午戰後，應張之洞總督之邀，加入了他在南京的參謀部，負責監督這座古都的現代化炮台的修建，這些炮台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當張之洞轉調武昌時，黎元洪也跟隨鞍前馬後，在一位德國教官的協助下，積極參與湖北新軍的訓練。1897年，他前往日本，研讀教育、軍事和行政，短期逗留之後回到中國。1897年，他再次以軍官的身份前往東京，加入皇家衛隊。翌年秋天回到武昌，被任命為騎兵管帶。1902年再一次受到邀請，去日本參加一場盛大的軍事演習，這些旅行，使他對日本人的工作方式有了很好的認識，加上英國的方法（這在水師學堂是一門重要的課程）他也有一定的了解。1903年，他被提升為協統，隨後被正式任命為湖北常備軍第二鎮統製官。他在自己的實授職位之外，還經常擔任了五花八門的兼職，涉及教育和行政方麵的各種工作，他因此也徹底掌握了省級政府的管理工作。在1906年湖南省彰德那次著名的軍事演習中，他擔任第8協的協統，據說，正是在這次演習中，他萌生了利用軍隊作為主要手段發動一場廣泛的反清起義的念頭。
在1911年10月11日那個令人難忘的日子，當起義軍的旗幟在武昌升起的時候，他被推舉為軍政府首腦（這多少有違他作為一個忠誠指揮官的本意），就這樣成了中華民國實際上的首任領袖。短短的10天時間，他的領袖地位便得到了14個行省的支持，雖然由於裝備和補給的不足而麵臨著嚴峻的困難，但他還是在武昌周圍與北方軍隊展開了長達兩個月之久的戰鬥，打了不少勝仗。當民國正式成立、清政權成為過去的時候，在那艱苦的幾周裏，正是他認真誠懇的工作，使得互相對峙的南北兩軍之間的關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正是他，首先提倡將民政和軍政徹底分開，這兩項行政權力，在民國早期完全掌握在各省軍事首領的手中，他們無視中央政府的要求，大規模地招募新兵。雖然這項改革即使在今天也僅僅隻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人們沒有理由懷疑，早在民國成立之前就形成的“槍指揮政”的古老觀念，必將一去不複返。1913年的所謂二次革命，絲毫沒有贏得黎元洪將軍的同情，因為他反對內戰，堅持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應該為統一而努力工作，協商改革，遠勝於醉心於徒勞無益的紛爭。他麵對險惡的前景，對帝製運動表示了不讚成，這一態度同樣引人注目。高層顯貴反複接近他，讓他屈尊支持袁世凱稱帝，但他堅決地予以拒絕，雖然有人公開表示嚴重擔心：他將因此而遭到暗殺。等到袁世凱正式接受皇位之後，便封黎元洪為親王，而他則堅決拒絕接受。當總統府給他送來親王津貼的時候，他把錢退了回去，並聲稱：因為他沒有接受這個頭銜，所以這筆錢自然也就不是他的。每一次企圖讓他心回意轉的努力，都被證明是徒勞的。他的堅韌和鎮靜，對於最終摧毀袁世凱的那股道德反抗力量，其貢獻亦居功闕偉。
正是這個人，被要求出麵主持新的政府以及眼下正在北京召集的國會，這或許的確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時來運轉，天降大任於斯人。黎元洪將軍也深知，這樣一項已經付諸實施的冷酷而奇特的計劃（以國家法令的形式恢複帝製），要想徹底消除其影響，將要花去幾年的時間，而且事實上，在國家顯示出自己的權威並表明它能夠而且也應該是主人之前，還不得不容忍那些爪牙眾多的軍人政黨——軍隊是革命之後幸存下來的一個有戰鬥力的組織，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解散。在這樣的環境下，黎元洪的權威必然也就非常有限，與其積極有為，不如韜光養晦。他最大的希望，是成為一個合乎憲法的總統，但他很快認識到，必須達觀地接受一個政權空白期，這期間，永久憲法將產生，而不同的政黨將不得不普遍接受。多虧有了這樣的抉擇，袁世凱死後的這一年才基本上太平無事，除了那次引發宣戰的危機——此事將另作詳論。
這期間（1916年最後幾個月），局勢也並非平淡無奇。在革命中崛起了兩大政黨——國民黨和進步黨，前者網羅了所有的激進分子，後者則主要由舊式官僚階級所組成，因此比較保守。導致袁世凱垮台的雲南革命，由大學者梁啟超所鼓動，也主要由他領導，而此人正是進步黨的領袖。當時，人們對進步黨寄予了重建民國的榮譽和信任，雖然在人數上他們不如國民黨，但是國民黨由於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敗而灰頭土臉。然而，由於國民黨主要是由一些更年輕、更現代的知識精英所組成，因而是一些更真誠的共和主義者，從其階級立場上就對軍閥的崛起形成了一個最大的阻礙，因此，雖然其活動必然被局限在議院之內，但它的道德影響力卻非常巨大，並且一直代表平民反對軍閥勢力。在永久憲法產生之前，通過把所有賭注押在堅持《臨時約法》上，國民黨迅速確立了它的優勢地位。因為，雖然人們一致公認，《臨時約法》並沒能帶來一個代議製政府，但它至少確立了中國不能再用家族控製的方式進行統治的基本原則，這本身就標誌著在所有先在觀念上的一個巨大進步。在這樣的環境下，黎元洪總統的政策，便扮演了調停者的角色，力圖讓人數眾多、觀點各異的人和諧相處，協力執行管理四萬萬同胞的實際工作。
他的工作成效從一開始就受到了牽製，有人呼籲，為了抵消國會在北京的權力，軍人應該盡快拿出新的辦法來。我們已經談到過通電在中國的破壞力——這倒確實是外國發明對本國生活影響的一個最意想不到的結果。借助這些電報戰，使得各省首腦之間迅速交換觀點成為可能。因此，1916年的秋天，為了震懾國會，為了軍隊能保持在幕後的控製力，在軍方的鼓動之下，令人生畏的老將軍張勳在徐州組織了一次完全非法的高級將領會議。在今天，我們或許不必多費口舌，隻需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這一做法嚴重損害了國家的和平。不過多虧了黎元洪總統的溫和勸告和非凡智慧，才沒有發生公開的決裂。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嚐試不會再重複了——至少不會以同樣的方式。
必須解決的難題，是獨特而罕見的。這樣的難題，既不在於軍閥政客的必然反動，也不在於統治階級中的士大夫精英（他們對外國方式既沒有超前的認識也不是十分習慣），在更大程度上，它與那個在遼闊農業地區曆久猶存的更古老的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於那些無以數計的村寨小鎮，它們星羅棋布地廣泛分布於各省，直至中亞邊境。對於一個掌握著權力天平並從事大量實際統治工作的社會階層來說，要服從一個他們並不認可的公共機構的發號施令，無疑是困難的。不過有種種跡象表明：倘若一部永久憲法得以頒布，並取得各派的信任，那麽，情況將會變得更好，從前的敵對狀態也會逐漸消失。
正是為了這樣一部憲法，國會自從1916年8月複會以來就一直在埋頭工作，到眼下事實上已經基本完成了。參眾兩院每周三次坐到一起，討論由特別憲法起草委員會所提交的《憲法草案》，進行詳盡的審查和討論。場麵之熱烈，自然標誌著這一重要工作的進展，國會兩大黨，國民黨和進步黨，一直爭論不休。但這些爭論以及最終形成決議，基本上是令人滿意的，也是重要的，因為他們都傾向於以一種具體而明確的形式表達中國人目前的心理狀態及其廣大的民意基礎。例如，正是因為這些引人注目的爭論和強烈的敵意，才使得最終形成了決議：不把儒教作為“國家宗教”。不過絲毫不用懷疑，在正式記錄中，這場針對中國政治思想秘密堡壘的真正革命，使得一座精神的巴士底獄被徹底推倒了，為個人主義和個人責任的發展清理出了一塊幹淨的場地，這在那些最偉大的中國聖賢所製定的繁文縟節之下是不可能的。
要界定中央政府與各行省之間的關係，甚至遇到了更加難以克服的困難。幾個月以來，地方分權的鼓吹者和中央集權的提倡者，一直拒絕在所謂“行省製”的問題上達成一致。接下來，又為關於這一問題的法律文本到底是應該作為憲法的一章還是應該作為附件而打了一場死仗。最後達成一致：讓它成為憲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通過一種巧妙的設計，它確保了人民主權不會在省議會中得到表達（各省議會曾經被袁世凱粗暴摧毀了，如今又重新建立了起來）。不用懷疑，在以後許多年裏，這種製度安排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理論，而非實踐。但是有種種跡象表明：在一個有限的曆史時期內，議會政府在中國，將會比在某些歐洲國家更加成功；而中國人民將帶著他們對公正程序和謹慎行動的熱愛，選擇公開的辯論作為最好的篩子，從秕糠中篩選穀粒，通過多數人的投票來決定每一項重大的事情。在1916-1917年間，國會正在成為一個“國家監督委員會”，這已經更加清楚地證明了重開國會是正當的。針對人們能想得出的每個問題提出質詢的事情經常發生；猛烈的口頭抨擊對準了內閣部長們；內閣的責任感緩慢卻堅定地建立起來了；由於畏懼國會的嚴厲批評，官員玩忽職守的現象正在逐漸減少（即使不是完全消除）。在筆者看來，要不了10年時間，國會將把這個國家凝結為一個有機整體，把內閣置於某種密切的日常關係之中，這種關係與英國的政治理論頗為類似，它必將在北京牢固地建立起來。這一奇跡在古老東方的出現，應該是有可能的，它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什麽勝利是人類智能所不能實現的。
眼下在中國，也像在許多萬裏之外的國家一樣，內閣的“無責任”是政府的大敵。換句話說，所謂“內閣製”，隨著總統權力的削弱，往往使得內閣部長遠離有效的日常管理。所有不該做的事情他們偏偏做了，那些因為玩忽職守而應該被立即趕出首都的人，卻依然還在把持著內閣要職。但是，雖然中國人緩於行動，更喜歡把所有問題都拖延到大難臨頭的時候才解決，而我們卻絲毫也不用懷疑，在飽受長期的欺騙之害以後，一個日益有效率的團隊已經就位。此時此刻，不管從哪種觀點看，我們都有理由為目前的形勢而額首慶賀，深藏心底的每一個希望，未來都會平靜地揭開。
對大多數而言，拜訪一次新國會就是一次新發現：他們離開的時候，腦海裏已經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甚至對參眾兩院的所在地，也會有特別的聯想。它們藏在偏僻的西城區，仿佛它們產生的時候就明不正言不順似的，縮在內城牆巨大的陰影下，這些環繞著北京城的巨大磚石堡壘，它那咄咄逼人的分量讓人們寄予厚望，但很快就證明了：對那些鐵了心要控製國家的闖入者來說，它是多麽無用。在袁世凱的治下（在滿洲人的治下也一樣），參眾兩院是被當作政府的左膀右臂來使用的，某些從未得到允許的事情不斷演變為固定的慣例。它們是鐵路、電力、碎石馬路以及所有現代化的玩意兒最初的親戚，開始改變完全以農業為基礎的古老文明，由於它們與真實的鄉土中國的關係是如此疏遠，以至於人們都認為，它們將一直置身於民族生活之外。
那就是傻瓜們相信的東西。然而在一份過去的“資政院”的程序規則中，筆者找到了這樣一條寫於1910年的注釋：“這些爭論在最初的會議期間就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爭論似乎清楚地表明：1913年的國會攫取中國的控製權，並廢除皇上的權力。結果，革命——”雖然日期使人有些糊塗，但這個預言值得我們記錄在案。
特警們的警覺注視，一直圍繞著1916-1917年的國會，這些人的數量之龐大，也像這幢建築的位置一樣，講述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預期中的暴力並沒有那麽多，把這些監護人作為一種必需品安置在這裏，為的是廣而告之：過去所發生的那些違反憲法的暴力行為，未來如果再有的話，將嚴懲不貸。或許，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的國會像北京的國會那樣，受到那樣大的蔑視。那些思想最開明的人，也滿足於相信：中國的試驗就是某些批評家所聲稱的那個樣子，如果他們在眾議院呆上一個下午，肯定會大吃一驚。中國人，習慣於在行業會所裏開會、爭論，雖然現在人們已經注意到了它的反應遲緩和行動笨拙。當慣例變得更加穩固的時候，民族的共識就得以充分顯露，並在當代史上烙下永久的標記。對此，根本用不著有任何懷疑。
在議會大廳的走廊裏找個位子坐下來，自己親眼瞧瞧吧。你脫口而出的第一個問題必定是：年輕人在哪裏呢？那些假充立法者、乳臭未幹的毛頭小子們（本國的報紙正是這樣譏諷他們的）在哪裏呢？議員中的大多數，遠遠談不上年輕，都是一些三、四十歲甚至年屆不惑的男人，看上去聰明睿智，卻一臉倦容，早已失去了青春的朝氣。你甚至到處都能見到一些白發蒼蒼的莊重老者，忍受著劇烈咳嗽的痛苦，他們本該呆在家裏，安享晚年。雖然偶爾也能見到一兩個西裝革履的翩翩少年，帶著他們從外國沾染來的、尚未來得及完全消除的浮華外表，但是總的印象，還是覺得有幾分老氣橫秋，他們足夠成熟，他們代表這個國家，當然也是這個國家眼下所能夠拿得出手的人物。任何真正了解中國的人，沒人會否認這一點。
按照歐洲國家的方式，議員席位的排列，主席台的建立，連同職員和記錄員位置的安排，都給人以秩序井然的印象，稍稍帶有一種朦朧的革命氣息。或許正是因為中國人整齊的黑發和華麗的綢服，坐在樸實無華的背景前，才使人回想起法國大革命的生動畫麵。不知是由於何種天性使然，在這樣的環境中，竟然偶爾也為了犯法者的鮮血而爆發戲劇性的情緒，仿佛我們不是生活在20世紀，在這個世紀，人們一致公認鮮血已經不再是令人滿意的東西。每一扇門的門口，都站著武裝警察，旁聽者席位的前排也是如此，這給人留下的印象有幾分戲院的性質，並且有一種奇怪的刺激。中國的立法工作，已經創造出了其最早的傳統：一直在謹慎的武裝保護下進行，人們充分認識到，這是鑒於剛剛過去的種種教訓。
這就是文人學士們的棲息之地，大多數議員的桌子上擺放著文件和筆記本。刺耳的電鈴聲剛一響起，人們排成連綿不斷的長隊，魚貫而入，各就各位。因為有一次休會，議會大廳裏隻坐滿了一半。幾乎每個人都穿著中式服裝，胸前佩戴著引人注目的議員徽章。有一種觀點很快成為一種堅定的信念：對於國家而言，此事畢竟不是無關痛癢，相反，它屬於活生生的現實，是一件至關重要且勢在必行的事。它的無遠弗屆，它的大膽進取，所有這一切，不可能不衝擊著有想象力的頭腦，因為聚集在這裏的四、五百人，竟代表著組成這個國家的四、五億人。你看到的仿佛是這個國家的剖麵，一群粗重笨拙、行動遲緩的芸芸大眾，對奇怪的下意識影響迅速做出反應——一會兒暴跳如雷，一會兒又風平浪靜，因為“理智”畢竟一直是人們永恒崇拜的女神，可望而不可及。在各自的行動中，全都學富五車，全都老謀深算。當議長大聲要求議員們保持秩序、辯論開始的時候，會場頓時鴉雀無聲，除了緊張激動的雙手翻動文件，以及坐立不安的來來往往。每個人的雙手（尤其是在他發言的時候），不像他們的歐洲同行那樣緊握著，而是張開著，纖細的手指仿佛在用自己獨特的語言說話，扭曲、旋轉、含沙射影、冷嘲熱諷，簡直是一部妥協折衷的簡短曆史。由手的研究入手，來書寫中國的曆史，應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每個人都上台發言，每個人都有太多的話要說。你方說罷，人們很快發現，另一個人的發言給人留下的印象更為深刻——北方人伶牙俐齒、字正腔圓，比南方佬更有優勢，所有喜歡在公眾場合表演的人都深知這一點。北京官話到底是官場“母語”，比起其他任何方言，都更不容易結結巴巴，也更加清晰準確，使得周圍彌漫著某種無法拒絕的權威氣氛。南方人嗓音的尖聲高調，盡管爭論的時候尖銳而迅速，但聽上去卻總像是越來越居於下風。這當中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傾向，那就是人們容易變得愛發牢騷，容易讓辯論變得華而不實（因為發言過濫）。許多這些稀奇古怪的小事情，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並非沒有影響。
隨著爭論的結束，投票就開始了。電鈴聲再一次響起，院警們用他們粗糙的大手將所有出口都關上了。職員們走到了過道裏，他們看上去似乎無精打采、漠不關心，卻非常迅速地清點了議員人數，以確保出席者超過法定人數。然後，議長要求大家投票。議員席裏爆發出洪亮而僵硬的聲音，隻有兩個字“同意”。接著，掌聲雷動，法案幾乎全票一致通過。然而，事情也並非總是如此。當到處都存在暴躁情緒的時候，議院將拒絕繼續下麵的議程，許多人同時站起來，在各自的桌子後麵發言，彼此都試圖說服對方。議長則有耐心地站在那裏，跟程序問題較勁——常常敗下陣來，因為習慣尚有待形成。必須遵守的法則，必定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建立。自從1916年8月以來，還是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進步，有些事情必須日複一日地學習。國會的職責，畢竟就是要展開爭論，就是要充分表達國家政治信念的真實狀態。國會，就是（或者說應該是）民族的縮影，國會決不會比民眾更好，當然也不會更壞。以國民大會投票的形式所表達的多數原則，必須作為一個基本原則而得到采用，中國也不例外——多數原則必須是決定性的。但在這裏，新中國政治生活另外的複雜性，成了一個難題。責任內閣，則更沒有以任何明確的方式與立法機關建立關聯，而且還常常與總統辦公室唱對台戲，這樣一個內閣的存在，在國家的行政管理中不斷製造日常的爭鬥（這種爭鬥應該受到強烈的譴責），並已經導致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衝突。但依然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議會政府正在取得穩步的進展，當永久憲法和地方政府體係都得到堅持的時候，局麵將會為之一新。毫無疑問，要想確保徹底放棄所有的舊方法，就必須讓年輕的一代進入政府。但是筆者也驚訝地注意到，在過去的一年裏，就連前清的總督們也開始讚成新秩序，樂意幫上一把。圍繞部長職位的激烈競爭越來越明顯，盡管必須經受國會的嚴酷考驗並獲得多數票通過，任命才會生效。
然而，還有最後一個反常現象必須從北京消除。遜帝溥儀依然居住在紫禁城，圍繞在身邊的是一個微型小朝廷，這樣的局麵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因為毫無疑問，這種狀況有利於幫助那些心懷鬼胎的黨派秘密地散布謠言，說一場複辟即將發生，每個人都時不時地聽到這樣的謠言。是時候了，不僅要把前清皇室搬出首都，而且已經計劃好了，要改變旗人家庭養老金的支付方式，他們依然在逐月領取津貼，就像在前清統治時期一樣，這多虧了在1912年退位的時候簽訂的所謂《優待皇室條件》。等到這兩個重要問題得到解決的時候，中國的帝製將風流雲散，迅速被人徹底遺忘。
盡管有這些擔保，但人們還是深感不安。外國使館的人，雖然身在此山中，但對中國的事情卻一知半解，他們不會相信，在經過4年的激烈衝突之後，國內和平能夠在一夜之間突然實現。在當時人們所作出的許多悲觀預言當中，一個最為普遍的預言，出自某些外國全權大使之口，他們認為，日本人將會在3個月之內全麵占領這個國家——阻撓他們前進的有效障礙已經被搬走了。在中國，職業外交官們所犯的錯誤，就像在巴爾幹半島一樣司空見慣，因為要想不犯錯，就必須日複一日、不帶偏見地研究所有這些構成現代民族主義的複雜現象，而他們，既缺乏這樣的願望，也缺少這方麵的訓練。其行為幾乎完全聽從個人偏好所指引，這種個人偏好又因為對慣有先例的回憶而不斷得以增強，因此，在每一份外交檔案中都塞滿了堆積如山的錯誤，這也就無足為怪了。外交官們最後的一招棋，就是任何帶有激進主義意味的事情都不幹，一切順其自然，這是他們與塵俗世界妥協的慣用伎倆。他們天生就是蒙昧主義的愛好者，是進步的隱秘之敵。所有這些轟轟烈烈的運動，源於對渴望變革的普遍願望，外交官們對此不抱任何信任，隨之而來的必然就是，整個外交使團都傾向於那些真正令人憎惡的東西——密約。在目前的情況下，由於對強人政治的徹底垮台深感失望，通過懷疑未來以尋求安慰，也就隻不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袁世凱的傳奇故事，以及歐洲和日本外交官在這個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所有選擇政治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人來說，都將是一個警告。因為，這個故事中，展示了所有權謀理論更邪惡特征的完整大綱。
黎元洪總統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恢複人們的信心，並向世界宣告：曠日持久的革命就要結束了。所有在京的將軍們被召集到了黎元洪的麵前，他誠摯而坦率地告訴他們：國家的未來就掌握在他們的手裏；他請求他們，必須采取行動，以永久保障外國列強不幹涉民國的事務。他立刻得到了熱烈的支持。一次軍事性質的群眾集會，得到了全體現役軍人的響應，他們願意為維護首都的和平與秩序而擔負起責任。袁世凱統治時期所開創的可怕亂局因此不再可能出現。幾乎在一夜之間，人們開始按部就班，一如平常。
然而，瘋狂的帝製冒險所留下的財政破壞，依然駭人聽聞。北京城裏，不僅沒有錢，而且幾乎沒有食物，因為自從國家暫停供應硬通貨之後，農民拒絕接受人們用紙幣購買他們的農產品，首都的食物來源也就切斷了。這樣一來，政府就不得不以象征性的價格大量出售國家的糧食儲備（那是為軍隊和討伐南方軍而儲備的）。許多天來，出現了人們熟悉的一幕，那些穿藍色製服的警察，排成了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長隊，耐心地等待領取他們在戰時所約定的微薄薪水。
期間，雖然軍隊對新政權保持著忠誠，但那些擁護帝製的政客卻並非如此。眼見得自己就要退出曆史舞台，他們不遺餘力地挑撥離間，試圖阻止各省再次與北京統一。如今，無數的陰謀詭計每個小時都在策劃，以保證國家的控製權不會按照法律許可的方式行使，倘若連篇累牘地描述這些密謀，恐怕會令讀者感到厭倦乏味。這幫以梁士詒為首的帝製主義者們，發現要想消除人們對他們的普遍憎惡幾無可能，於是便改變策略，竭盡全力試圖讓政府頒布一紙特赦令。但不管他們說得多麽天花亂墜，黎元洪總統依然不為所動，拒絕考慮寬恕他們。作為一個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他的意圖是，在頒布這樣的赦令之前，要允許國民暢所欲言。不過為了顯示自己並非前任總統所采用的那些恐怖手段的積極提倡者，他頒布了一道命令，及時廢除了臭名昭著的執法處，這個機構，袁世凱曾把它變成了一架司法謀殺的發動機，1911-1916年間，在它陰森黑暗的管轄範圍之內，數以千計不幸的人，實際上未經審判就被消滅了。
這期間，全國各地的形勢隻是緩慢地得到改善。北洋各係決心要阻止政治權力完全落入南方激進分子之手，於是便強烈反對《臨時約法》的重新生效，公開指責重開1913年的舊國會，這個國會的老班底已經聚集到了上海，正準備北上進京。有必要給北洋軍頭們一點顏色瞧瞧。已經在靠近上海水域集結的中國海軍采取了行動，海軍司令向北京方麵發出了最後通牒，聲稱，隻要段祺瑞所控製的政府拒絕順從民意恢複《臨時約法》並重開國會，海軍將拒絕認可中央政府的權威。隻要南方聯盟的手裏握有艦隊（至今沒有被正式遣散），北京就沒有能力完全控製長江流域，因此，北京方麵為了避免這一合理而正當的解決方法而耍盡花招之後，最後不得不同意，讓事情回到1913年11月4日國會解散之前的狀態——北京政府以聯合內閣的方式重組，內閣成員有南北雙方提名，段祺瑞繼續擔任內閣總理。
6月28日，長長的送葬隊列行進在從總統府到火車站的路上，那位大獨裁者的遺體將被運往河南他最後的安息之地。隊列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那輛豪華馬車，這駕馬車，他本打算作為一個新王朝的開國之君乘它登上皇位，如今卻陪伴他走向墳墓。人群心態各異，隊伍不事鋪張，儀式是按照民國的規矩設計的，這比許多其它觀點更清楚地證明：中國已經多少變得有些現代化了，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如今是最年輕的共和國，正在羞怯地學習青春期的成長課程。
袁世凱剛剛入土為安，總統府便頒布了一道命令，立即逮捕所有的帝製陰謀首犯。但這幫混蛋早就逃之夭夭，已經找到了安全的藏身之地，而且據了解，隻要他們繼續留在治外管轄權的土地上，就奈何他們不得，甚至也無法查抄他們的私人財產（這當然是他們在前政府的治下所積攢起來的）。那個充滿背信棄義、兩麵三刀、膽怯報複的日子，的確正在成為過去，新政權體麵正派，講究“費厄潑賴”。新總統的任務並不簡單，在所有環境中，如果他都能夠遵循安全穩妥的中間道路行事，既避免專製主義死灰複燃，也不把傳統一筆勾銷，那是他訓練有素的明證。
黎元洪總統1864年出生於長江中遊最重要的省份之一湖北，如今52歲，正當盛年。不過，雖然從年輕的時候起他就戎馬倥傯，早已習慣了軍旅氛圍，但他的政策卻從不帶有軍閥作風。他的父親曾經在南方任指揮官多年，從參將開始幹起，這給了他接受完全現代化訓練的優勢。20歲那年，他進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6年之後從那裏畢業，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入海軍服役，成為一名管輪（輪機長）。甲午戰後，應張之洞總督之邀，加入了他在南京的參謀部，負責監督這座古都的現代化炮台的修建，這些炮台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當張之洞轉調武昌時，黎元洪也跟隨鞍前馬後，在一位德國教官的協助下，積極參與湖北新軍的訓練。1897年，他前往日本，研讀教育、軍事和行政，短期逗留之後回到中國。1897年，他再次以軍官的身份前往東京，加入皇家衛隊。翌年秋天回到武昌，被任命為騎兵管帶。1902年再一次受到邀請，去日本參加一場盛大的軍事演習，這些旅行，使他對日本人的工作方式有了很好的認識，加上英國的方法（這在水師學堂是一門重要的課程）他也有一定的了解。1903年，他被提升為協統，隨後被正式任命為湖北常備軍第二鎮統製官。他在自己的實授職位之外，還經常擔任了五花八門的兼職，涉及教育和行政方麵的各種工作，他因此也徹底掌握了省級政府的管理工作。在1906年湖南省彰德那次著名的軍事演習中，他擔任第8協的協統，據說，正是在這次演習中，他萌生了利用軍隊作為主要手段發動一場廣泛的反清起義的念頭。
在1911年10月11日那個令人難忘的日子，當起義軍的旗幟在武昌升起的時候，他被推舉為軍政府首腦（這多少有違他作為一個忠誠指揮官的本意），就這樣成了中華民國實際上的首任領袖。短短的10天時間，他的領袖地位便得到了14個行省的支持，雖然由於裝備和補給的不足而麵臨著嚴峻的困難，但他還是在武昌周圍與北方軍隊展開了長達兩個月之久的戰鬥，打了不少勝仗。當民國正式成立、清政權成為過去的時候，在那艱苦的幾周裏，正是他認真誠懇的工作，使得互相對峙的南北兩軍之間的關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正是他，首先提倡將民政和軍政徹底分開，這兩項行政權力，在民國早期完全掌握在各省軍事首領的手中，他們無視中央政府的要求，大規模地招募新兵。雖然這項改革即使在今天也僅僅隻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人們沒有理由懷疑，早在民國成立之前就形成的“槍指揮政”的古老觀念，必將一去不複返。1913年的所謂二次革命，絲毫沒有贏得黎元洪將軍的同情，因為他反對內戰，堅持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應該為統一而努力工作，協商改革，遠勝於醉心於徒勞無益的紛爭。他麵對險惡的前景，對帝製運動表示了不讚成，這一態度同樣引人注目。高層顯貴反複接近他，讓他屈尊支持袁世凱稱帝，但他堅決地予以拒絕，雖然有人公開表示嚴重擔心：他將因此而遭到暗殺。等到袁世凱正式接受皇位之後，便封黎元洪為親王，而他則堅決拒絕接受。當總統府給他送來親王津貼的時候，他把錢退了回去，並聲稱：因為他沒有接受這個頭銜，所以這筆錢自然也就不是他的。每一次企圖讓他心回意轉的努力，都被證明是徒勞的。他的堅韌和鎮靜，對於最終摧毀袁世凱的那股道德反抗力量，其貢獻亦居功闕偉。
正是這個人，被要求出麵主持新的政府以及眼下正在北京召集的國會，這或許的確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時來運轉，天降大任於斯人。黎元洪將軍也深知，這樣一項已經付諸實施的冷酷而奇特的計劃（以國家法令的形式恢複帝製），要想徹底消除其影響，將要花去幾年的時間，而且事實上，在國家顯示出自己的權威並表明它能夠而且也應該是主人之前，還不得不容忍那些爪牙眾多的軍人政黨——軍隊是革命之後幸存下來的一個有戰鬥力的組織，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解散。在這樣的環境下，黎元洪的權威必然也就非常有限，與其積極有為，不如韜光養晦。他最大的希望，是成為一個合乎憲法的總統，但他很快認識到，必須達觀地接受一個政權空白期，這期間，永久憲法將產生，而不同的政黨將不得不普遍接受。多虧有了這樣的抉擇，袁世凱死後的這一年才基本上太平無事，除了那次引發宣戰的危機——此事將另作詳論。
這期間（1916年最後幾個月），局勢也並非平淡無奇。在革命中崛起了兩大政黨——國民黨和進步黨，前者網羅了所有的激進分子，後者則主要由舊式官僚階級所組成，因此比較保守。導致袁世凱垮台的雲南革命，由大學者梁啟超所鼓動，也主要由他領導，而此人正是進步黨的領袖。當時，人們對進步黨寄予了重建民國的榮譽和信任，雖然在人數上他們不如國民黨，但是國民黨由於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敗而灰頭土臉。然而，由於國民黨主要是由一些更年輕、更現代的知識精英所組成，因而是一些更真誠的共和主義者，從其階級立場上就對軍閥的崛起形成了一個最大的阻礙，因此，雖然其活動必然被局限在議院之內，但它的道德影響力卻非常巨大，並且一直代表平民反對軍閥勢力。在永久憲法產生之前，通過把所有賭注押在堅持《臨時約法》上，國民黨迅速確立了它的優勢地位。因為，雖然人們一致公認，《臨時約法》並沒能帶來一個代議製政府，但它至少確立了中國不能再用家族控製的方式進行統治的基本原則，這本身就標誌著在所有先在觀念上的一個巨大進步。在這樣的環境下，黎元洪總統的政策，便扮演了調停者的角色，力圖讓人數眾多、觀點各異的人和諧相處，協力執行管理四萬萬同胞的實際工作。
他的工作成效從一開始就受到了牽製，有人呼籲，為了抵消國會在北京的權力，軍人應該盡快拿出新的辦法來。我們已經談到過通電在中國的破壞力——這倒確實是外國發明對本國生活影響的一個最意想不到的結果。借助這些電報戰，使得各省首腦之間迅速交換觀點成為可能。因此，1916年的秋天，為了震懾國會，為了軍隊能保持在幕後的控製力，在軍方的鼓動之下，令人生畏的老將軍張勳在徐州組織了一次完全非法的高級將領會議。在今天，我們或許不必多費口舌，隻需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這一做法嚴重損害了國家的和平。不過多虧了黎元洪總統的溫和勸告和非凡智慧，才沒有發生公開的決裂。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嚐試不會再重複了——至少不會以同樣的方式。
必須解決的難題，是獨特而罕見的。這樣的難題，既不在於軍閥政客的必然反動，也不在於統治階級中的士大夫精英（他們對外國方式既沒有超前的認識也不是十分習慣），在更大程度上，它與那個在遼闊農業地區曆久猶存的更古老的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於那些無以數計的村寨小鎮，它們星羅棋布地廣泛分布於各省，直至中亞邊境。對於一個掌握著權力天平並從事大量實際統治工作的社會階層來說，要服從一個他們並不認可的公共機構的發號施令，無疑是困難的。不過有種種跡象表明：倘若一部永久憲法得以頒布，並取得各派的信任，那麽，情況將會變得更好，從前的敵對狀態也會逐漸消失。
正是為了這樣一部憲法，國會自從1916年8月複會以來就一直在埋頭工作，到眼下事實上已經基本完成了。參眾兩院每周三次坐到一起，討論由特別憲法起草委員會所提交的《憲法草案》，進行詳盡的審查和討論。場麵之熱烈，自然標誌著這一重要工作的進展，國會兩大黨，國民黨和進步黨，一直爭論不休。但這些爭論以及最終形成決議，基本上是令人滿意的，也是重要的，因為他們都傾向於以一種具體而明確的形式表達中國人目前的心理狀態及其廣大的民意基礎。例如，正是因為這些引人注目的爭論和強烈的敵意，才使得最終形成了決議：不把儒教作為“國家宗教”。不過絲毫不用懷疑，在正式記錄中，這場針對中國政治思想秘密堡壘的真正革命，使得一座精神的巴士底獄被徹底推倒了，為個人主義和個人責任的發展清理出了一塊幹淨的場地，這在那些最偉大的中國聖賢所製定的繁文縟節之下是不可能的。
要界定中央政府與各行省之間的關係，甚至遇到了更加難以克服的困難。幾個月以來，地方分權的鼓吹者和中央集權的提倡者，一直拒絕在所謂“行省製”的問題上達成一致。接下來，又為關於這一問題的法律文本到底是應該作為憲法的一章還是應該作為附件而打了一場死仗。最後達成一致：讓它成為憲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通過一種巧妙的設計，它確保了人民主權不會在省議會中得到表達（各省議會曾經被袁世凱粗暴摧毀了，如今又重新建立了起來）。不用懷疑，在以後許多年裏，這種製度安排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理論，而非實踐。但是有種種跡象表明：在一個有限的曆史時期內，議會政府在中國，將會比在某些歐洲國家更加成功；而中國人民將帶著他們對公正程序和謹慎行動的熱愛，選擇公開的辯論作為最好的篩子，從秕糠中篩選穀粒，通過多數人的投票來決定每一項重大的事情。在1916-1917年間，國會正在成為一個“國家監督委員會”，這已經更加清楚地證明了重開國會是正當的。針對人們能想得出的每個問題提出質詢的事情經常發生；猛烈的口頭抨擊對準了內閣部長們；內閣的責任感緩慢卻堅定地建立起來了；由於畏懼國會的嚴厲批評，官員玩忽職守的現象正在逐漸減少（即使不是完全消除）。在筆者看來，要不了10年時間，國會將把這個國家凝結為一個有機整體，把內閣置於某種密切的日常關係之中，這種關係與英國的政治理論頗為類似，它必將在北京牢固地建立起來。這一奇跡在古老東方的出現，應該是有可能的，它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什麽勝利是人類智能所不能實現的。
眼下在中國，也像在許多萬裏之外的國家一樣，內閣的“無責任”是政府的大敵。換句話說，所謂“內閣製”，隨著總統權力的削弱，往往使得內閣部長遠離有效的日常管理。所有不該做的事情他們偏偏做了，那些因為玩忽職守而應該被立即趕出首都的人，卻依然還在把持著內閣要職。但是，雖然中國人緩於行動，更喜歡把所有問題都拖延到大難臨頭的時候才解決，而我們卻絲毫也不用懷疑，在飽受長期的欺騙之害以後，一個日益有效率的團隊已經就位。此時此刻，不管從哪種觀點看，我們都有理由為目前的形勢而額首慶賀，深藏心底的每一個希望，未來都會平靜地揭開。
對大多數而言，拜訪一次新國會就是一次新發現：他們離開的時候，腦海裏已經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甚至對參眾兩院的所在地，也會有特別的聯想。它們藏在偏僻的西城區，仿佛它們產生的時候就明不正言不順似的，縮在內城牆巨大的陰影下，這些環繞著北京城的巨大磚石堡壘，它那咄咄逼人的分量讓人們寄予厚望，但很快就證明了：對那些鐵了心要控製國家的闖入者來說，它是多麽無用。在袁世凱的治下（在滿洲人的治下也一樣），參眾兩院是被當作政府的左膀右臂來使用的，某些從未得到允許的事情不斷演變為固定的慣例。它們是鐵路、電力、碎石馬路以及所有現代化的玩意兒最初的親戚，開始改變完全以農業為基礎的古老文明，由於它們與真實的鄉土中國的關係是如此疏遠，以至於人們都認為，它們將一直置身於民族生活之外。
那就是傻瓜們相信的東西。然而在一份過去的“資政院”的程序規則中，筆者找到了這樣一條寫於1910年的注釋：“這些爭論在最初的會議期間就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爭論似乎清楚地表明：1913年的國會攫取中國的控製權，並廢除皇上的權力。結果，革命——”雖然日期使人有些糊塗，但這個預言值得我們記錄在案。
特警們的警覺注視，一直圍繞著1916-1917年的國會，這些人的數量之龐大，也像這幢建築的位置一樣，講述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預期中的暴力並沒有那麽多，把這些監護人作為一種必需品安置在這裏，為的是廣而告之：過去所發生的那些違反憲法的暴力行為，未來如果再有的話，將嚴懲不貸。或許，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的國會像北京的國會那樣，受到那樣大的蔑視。那些思想最開明的人，也滿足於相信：中國的試驗就是某些批評家所聲稱的那個樣子，如果他們在眾議院呆上一個下午，肯定會大吃一驚。中國人，習慣於在行業會所裏開會、爭論，雖然現在人們已經注意到了它的反應遲緩和行動笨拙。當慣例變得更加穩固的時候，民族的共識就得以充分顯露，並在當代史上烙下永久的標記。對此，根本用不著有任何懷疑。
在議會大廳的走廊裏找個位子坐下來，自己親眼瞧瞧吧。你脫口而出的第一個問題必定是：年輕人在哪裏呢？那些假充立法者、乳臭未幹的毛頭小子們（本國的報紙正是這樣譏諷他們的）在哪裏呢？議員中的大多數，遠遠談不上年輕，都是一些三、四十歲甚至年屆不惑的男人，看上去聰明睿智，卻一臉倦容，早已失去了青春的朝氣。你甚至到處都能見到一些白發蒼蒼的莊重老者，忍受著劇烈咳嗽的痛苦，他們本該呆在家裏，安享晚年。雖然偶爾也能見到一兩個西裝革履的翩翩少年，帶著他們從外國沾染來的、尚未來得及完全消除的浮華外表，但是總的印象，還是覺得有幾分老氣橫秋，他們足夠成熟，他們代表這個國家，當然也是這個國家眼下所能夠拿得出手的人物。任何真正了解中國的人，沒人會否認這一點。
按照歐洲國家的方式，議員席位的排列，主席台的建立，連同職員和記錄員位置的安排，都給人以秩序井然的印象，稍稍帶有一種朦朧的革命氣息。或許正是因為中國人整齊的黑發和華麗的綢服，坐在樸實無華的背景前，才使人回想起法國大革命的生動畫麵。不知是由於何種天性使然，在這樣的環境中，竟然偶爾也為了犯法者的鮮血而爆發戲劇性的情緒，仿佛我們不是生活在20世紀，在這個世紀，人們一致公認鮮血已經不再是令人滿意的東西。每一扇門的門口，都站著武裝警察，旁聽者席位的前排也是如此，這給人留下的印象有幾分戲院的性質，並且有一種奇怪的刺激。中國的立法工作，已經創造出了其最早的傳統：一直在謹慎的武裝保護下進行，人們充分認識到，這是鑒於剛剛過去的種種教訓。
這就是文人學士們的棲息之地，大多數議員的桌子上擺放著文件和筆記本。刺耳的電鈴聲剛一響起，人們排成連綿不斷的長隊，魚貫而入，各就各位。因為有一次休會，議會大廳裏隻坐滿了一半。幾乎每個人都穿著中式服裝，胸前佩戴著引人注目的議員徽章。有一種觀點很快成為一種堅定的信念：對於國家而言，此事畢竟不是無關痛癢，相反，它屬於活生生的現實，是一件至關重要且勢在必行的事。它的無遠弗屆，它的大膽進取，所有這一切，不可能不衝擊著有想象力的頭腦，因為聚集在這裏的四、五百人，竟代表著組成這個國家的四、五億人。你看到的仿佛是這個國家的剖麵，一群粗重笨拙、行動遲緩的芸芸大眾，對奇怪的下意識影響迅速做出反應——一會兒暴跳如雷，一會兒又風平浪靜，因為“理智”畢竟一直是人們永恒崇拜的女神，可望而不可及。在各自的行動中，全都學富五車，全都老謀深算。當議長大聲要求議員們保持秩序、辯論開始的時候，會場頓時鴉雀無聲，除了緊張激動的雙手翻動文件，以及坐立不安的來來往往。每個人的雙手（尤其是在他發言的時候），不像他們的歐洲同行那樣緊握著，而是張開著，纖細的手指仿佛在用自己獨特的語言說話，扭曲、旋轉、含沙射影、冷嘲熱諷，簡直是一部妥協折衷的簡短曆史。由手的研究入手，來書寫中國的曆史，應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每個人都上台發言，每個人都有太多的話要說。你方說罷，人們很快發現，另一個人的發言給人留下的印象更為深刻——北方人伶牙俐齒、字正腔圓，比南方佬更有優勢，所有喜歡在公眾場合表演的人都深知這一點。北京官話到底是官場“母語”，比起其他任何方言，都更不容易結結巴巴，也更加清晰準確，使得周圍彌漫著某種無法拒絕的權威氣氛。南方人嗓音的尖聲高調，盡管爭論的時候尖銳而迅速，但聽上去卻總像是越來越居於下風。這當中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傾向，那就是人們容易變得愛發牢騷，容易讓辯論變得華而不實（因為發言過濫）。許多這些稀奇古怪的小事情，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並非沒有影響。
隨著爭論的結束，投票就開始了。電鈴聲再一次響起，院警們用他們粗糙的大手將所有出口都關上了。職員們走到了過道裏，他們看上去似乎無精打采、漠不關心，卻非常迅速地清點了議員人數，以確保出席者超過法定人數。然後，議長要求大家投票。議員席裏爆發出洪亮而僵硬的聲音，隻有兩個字“同意”。接著，掌聲雷動，法案幾乎全票一致通過。然而，事情也並非總是如此。當到處都存在暴躁情緒的時候，議院將拒絕繼續下麵的議程，許多人同時站起來，在各自的桌子後麵發言，彼此都試圖說服對方。議長則有耐心地站在那裏，跟程序問題較勁——常常敗下陣來，因為習慣尚有待形成。必須遵守的法則，必定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建立。自從1916年8月以來，還是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進步，有些事情必須日複一日地學習。國會的職責，畢竟就是要展開爭論，就是要充分表達國家政治信念的真實狀態。國會，就是（或者說應該是）民族的縮影，國會決不會比民眾更好，當然也不會更壞。以國民大會投票的形式所表達的多數原則，必須作為一個基本原則而得到采用，中國也不例外——多數原則必須是決定性的。但在這裏，新中國政治生活另外的複雜性，成了一個難題。責任內閣，則更沒有以任何明確的方式與立法機關建立關聯，而且還常常與總統辦公室唱對台戲，這樣一個內閣的存在，在國家的行政管理中不斷製造日常的爭鬥（這種爭鬥應該受到強烈的譴責），並已經導致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衝突。但依然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議會政府正在取得穩步的進展，當永久憲法和地方政府體係都得到堅持的時候，局麵將會為之一新。毫無疑問，要想確保徹底放棄所有的舊方法，就必須讓年輕的一代進入政府。但是筆者也驚訝地注意到，在過去的一年裏，就連前清的總督們也開始讚成新秩序，樂意幫上一把。圍繞部長職位的激烈競爭越來越明顯，盡管必須經受國會的嚴酷考驗並獲得多數票通過，任命才會生效。
然而，還有最後一個反常現象必須從北京消除。遜帝溥儀依然居住在紫禁城，圍繞在身邊的是一個微型小朝廷，這樣的局麵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因為毫無疑問，這種狀況有利於幫助那些心懷鬼胎的黨派秘密地散布謠言，說一場複辟即將發生，每個人都時不時地聽到這樣的謠言。是時候了，不僅要把前清皇室搬出首都，而且已經計劃好了，要改變旗人家庭養老金的支付方式，他們依然在逐月領取津貼，就像在前清統治時期一樣，這多虧了在1912年退位的時候簽訂的所謂《優待皇室條件》。等到這兩個重要問題得到解決的時候，中國的帝製將風流雲散，迅速被人徹底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