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日本的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晴天霹靂，震碎了中國並不穩定的平靜。這倒並不是因為中國人知道這場艱苦卓絕的戰爭會打出怎樣重大的結果，而是因為：德國的膠州灣殖民地在中國領土上的存在，以及德國巡洋艦在黃海海域的活躍，已經把戰火燒到了中國的大門口。
袁世凱也隱約意識到了：這場戰爭可能會給他野心勃勃的計劃帶來滅頂之災。事實上，日本在與英國盟友迅速協商之後，已經向德國發出了最後通牒，不容分說地要求德國移交其在山東的所有權益（這都是德國在大開租界的1898年強行獲得的）。當這個消息傳到北京的時候，袁世凱正在和德國使館協商歸還膠州灣領土的事情。
袁世凱立刻認識到：那個終其一生都如影隨形的複仇女神，又一次逼近了自己的身後。在日本人進攻膠州灣的時候，他就預見到了那張就連他無與倫比的外交手段也無法解開的複雜大網。因為，他從自己痛苦的經曆中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日本人踏足何處，他都會賴在那裏不走。因此，圍繞日本的因素，接下來兩年的曆史，將周期性地重演。在中國人的畫布上，袁世凱一直是個無可爭議的中心人物，這一回卻突然淪為在日本幹涉的恐怖之下提心吊膽的次要角色，這種幹涉，就像一塊烏雲一樣，始終懸浮在他的頭頂之上，支配著他的一舉一動，從1914年8月15日開始，直到1916年6月6日他戲劇性地命歸黃泉為止。事情何以會這樣呢？我們將努力記錄下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解答。
要想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為一位傲慢的西方聽眾的利益來討論日本問題，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日本人的政策包含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麵，看上去立南轅北轍。不過，如果把外交上的目標暫時擱置一旁，其中的奧妙大部分還是可以理解的。東京的政治家們，有一種非凡才能：他們可以同時抱持兩種對立觀點。他們很久以前就認識到了，有必要采取兩種互不相幹的政策：東方政策應對東亞，西方政策應對西方國家。因為，東方和西方本質上完全相反，不能（至少到目前為止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西方的政策是坦率而果斷的，而且專門由那些有才華、有魅力的人所掌控，這些人大多在歐美的學校接受教育，完全有能力按照外交慣例處理所有事情；東方政策則是那幫蒙昧主義者的工作，他們的想象力被那些大而無當的計劃所占據，那幫軍國主義者相信，這些計劃能夠在中國實現。因此，日本人的態度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持續不變的矛盾，任何讓這種矛盾協調一致的努力都是徒然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外部世界對日本的看法，分為兩種思想流派，一派盲目地相信日本是誠實的，另一派則普遍把日本罵得狗血淋頭，他們斷言：日本人在遊戲公平、手段正當方麵的觀念，是所有民族當中最糟糕的。這兩種觀點都很牽強。有一點，在日本，與在世界上其他各國政府中都一樣真實，那就是：支配其行動的，既非利他主義，亦非背信棄義，而隻不過是許多容易犯錯的智囊人物的過失所帶來的結果。就日本的政府運作而言，其自身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在這個世界的盡頭，非但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脅，相反，其君權神授的原則，依然完好無損地屹立不倒，依然以它全部的質樸榮耀展示自己。這一原則在歐洲遭到了抨擊和肢解，他們認為，這幾乎就是來自洪荒時代的蠻風遺存。一個高度貴族化的朝廷，擁有世界上最錯綜複雜、最猜忌防範的等級製度，一位君主統轄著這個朝廷，他聲稱是2500年前神武天皇的直係後裔，完全和從前一樣受命於天。精心設計的儀式，控製著每一次行動、每一個決定和每一款協議。考慮到在這一珍奇的政治古董中，有些東西如此引人入勝，有些東西如此遠離眼下正隆隆滾向其結局的世界大勢，那麽，讀者或許會原諒我在這裏暫時離題，談談某些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深刻影響著中國的未來，因此也就不能不引起公眾的關注。
日本人，將他們的全部神權觀念歸功於中國人，就像他們把自己的文字和學術也歸功於中國人一樣，他們依然在名義上將他們的統治者視為天國和塵世之間的聯結紐帶，這一重要事實，支配著他們關於宇宙起源的觀念。雖然如今的日本城市裏，有為數甚眾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充斥其中，他們也充分認識到：這種信仰，在如今這個將其視為迷信的時代，有多麽古怪；但他們依然沒有做任何努力來試圖改變它。因為（這一點很重要），日本人的社會結構是這樣一種形態：它沒有經曆過那種足以把其軍閥體製推倒在地的劇烈動亂，要徹底摧毀人神理論、提倡人類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隻要這兩個特征依然存在，換句話說，隻要一個特權軍人階級支持並努力創造全能的人神理論，日本就是一個國際火藥桶，因為那裏缺乏一種民主政體的約束機製。此次世界大戰已經表明：這種約束機製，對於在各民族間取得一種和平諒解，是絕對必需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如果不進行一場極端激進的憲政改革，日本將不可能獲得與其人民的藝術天賦和勤奮刻苦相稱的國際地位，而且，她將一直落在世界前進步伐的後麵，蹣跚而行。這種由遠古遺風所帶來的無能，是如此嚴重，以至於它對中國的影響與對日本的影響一樣有害，對此，我們應當有普遍的認識。
如果我們將其表麵假象剝除的話，日本的曆史有一種確實不同尋常的品質，它似乎一直浸泡在英雄的血裏。尚武主義（這在歐洲表現在其粗野的形態中），在日本一直是一套英雄行為的理論體係，對於普遍人性來說，它是如此迷人，以至於直到近代，其世界意義依然沒有被充分認識。作為1500年前日本諸島武力征服的產物而形成的日本社會的封建組織，阻止了集權措施的執行，因為君主除了某些準祭司特性之外，完全是軟弱無力的，他所依賴的，是神聖祖先的美德，而不是任何表述清晰的政治理論。“征夷大將軍”這個軍事頭銜，最早在800年前授予給一個大氏族的首領，這是自然的、充分發展的結果。要是我們沒有忘記的話，當時，土著種族尚未被攆出日本本島，他們依然在與日本文化的進步潮流作鬥爭，這種文化，其本身由幾種互相競爭的源流所組成，它們來自亞洲大陸和馬來群島。這樣的武力殖民活動，充斥著日本的曆史，也是無休止的地方戰爭和對武士精神的崇尚所賴以形成的主要原因。這種崇拜得勝將軍的觀念（豐臣秀吉在16世紀試圖把這種觀念帶到朝鮮，但沒有成功），直接導致了幕府統治在17世紀初葉的正式確立，那種軍事獨裁，是朝鮮冒險逆流的後果，也是給日本社會帶來動蕩不寧的最有力的證據。這一世襲的軍事獨裁體製，持續了250年以上，它生動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和在日本一樣，除了遠古時期以外，神權政治的觀念是行不通的——文明，需要的是組織，而不是訓誡，它拒絕向不能說話的國王俯首稱臣。
雖然1868的“王政複古”，名義上把所有在1603年被迫拱手交給別人的東西都歸還給了天皇，但權力的轉移，是想像中的，而非真實的。繼承將軍政府的新軍事組織，是“王政複古”中生死攸關的部分。換句話說，是日本新軍的領袖，繼承了實際的權力。這一事實，通過新軍粉碎“薩摩叛亂”的事件而變得更加清楚，新軍憑借著他們的組織化，把驕傲而勇敢的武士們打得落花流水，順便也宣告了現代火器的勝利。
還是回到眼下吧，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早在1874年（明治天皇“複古”6年之後），這些事實就在日本社會中引起過廣泛的關注，人們為憲法而興奮不已，平民議會也得以如火如荼的推行。在著名的貴族政治家板垣退助的領導下，日本自由黨早在25年前就加入了同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的鬥爭中，雖然那個時期，恢複關稅、司法自治以及修訂外交條約的問題更為迫切，但在憲政改革的強烈興奮中，外交問題常常被推到一旁。
然而，直到1889年，憲法才獲得批準，這是來自天皇的恩賜，而且也隻不過是有條件地授權給少數人，使他們成了政府運作的目擊者，而決不是它的操控者。1890年召開的首屆議會，為此提供了充分的證據。一次衝突立即引發了財政問題，結果導致了內閣的辭職。從那段時期起直到現在，也就是說27年以來，日本的連續幾屆國會都一直在絕望地為權力而戰，除非是通過革命，這樣的權力是絕不會落入他們之手的。很自然，社會主義已經被統治階級視為無政府主義，同時，自1905年的東京和平騷亂以來，暴民，也一直是個嚴重的威脅。
這一長期爭論，一直被日本的主流媒體故意掩蓋，這也正是所有日本人的典型特征：對天皇抱有一種儀式上的尊敬。一個忠誠而順從的民族，對一大堆的君主都抱有這樣的尊敬，這些君主的出身已經迷失在遠古的薄霧裏，但這種傳統感情卻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他們把一場實際上的反對君權神授原則的鬥爭，演變成了一場黨派領袖之爭，每當他們打算維護無可爭辯的憲法原則的時候，就會指責對方“違反憲法”。於是，就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荒謬情形：雖然從本質上講，日本自由黨必定是革命的，亦即“先破後立”，但它卻假裝胡塗，滿心希望通過說服而非武力，議會政治的原則能夠莫明其妙地嫁接到被排斥於爭論之外的國民和皇帝們的身上，使他們變得樂於接受一種大相徑庭的法律規章。
這一希望，從曆史的觀點看，似乎是枉費心機。在日本，軍國主義和宗族製度決不是最後一道溝坎，他們不會比俄國的官僚們更願意放棄手中的權力。在這種情形下，惟一有說服力的論據，乃是曾經使用過的最後一個論據。在日本，哪怕隻是提及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就足以導致當場逮捕。躲在皇座背後尋求庇護的軍事首領們，他們近代的獨裁權力，名義上來自天皇的詔令，時至今日，還沒有什麽事情導致他們願意放棄自己的特權。通過一個與當代情勢相適應的過程，如今又發現了一套規則，希望這個能管用好些年。在法外手段的保護下，眾議院以“多數票”所作出的回答，使得“國民支持獨裁政權”的鬼話重新活躍起來，這就等於說：對所有進步民族都有益的東西，對日本人是有害的，他們必定對恩賜給他們的東西心滿意足，從不懷疑特權階層的高級智慧。
在筆者看來，倘若日本人能夠支配自己，與德國人也能這樣做，對世界和平而言，從各方麵來講都同樣重要。我們今天在日本所看到的軍人政府的持續存在，對所有類似國家都是有害的，因為它像沙皇製一樣腐朽不堪，而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已經解除武裝的國家來說，則更是一個長期的威脅。隻要那樣的政府一息尚存，日本就始終是個國際嫌疑犯，在西方列強的“聚義廳”裏，將拒絕給她同等的權利。
要想徹底搞懂肇始於1914年8月15日的形勢，就必須理清許多年前中日關係的某些線索。這幅圖畫，要想讓它畫麵完整、色彩鮮明，並具有所有真正藝術作品都不可或缺的暗示，就必須熟悉至少近30年間的場景和演員。因為中日問題，首先是一件藝術品，而不僅僅是一隻枯瘦的外交之手，越過多年的時光伸向我們。命運的梭子飛快地來回投擲，將這些緊密纏繞的線索編織成了整個遠東的圖案，直到今天。於是，我們有了這樣一幅完整的織錦壁掛，華美豔麗，意味深長，豐富飽滿，形態畢現，而且，充滿學究式的趣味。
讓我們順藤摸瓜吧。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斷言：中日之間的衝突肇始於朝鮮（當時，朝鮮是一個認北京為宗主的附庸國），而且，既然兩位主角為之爭鬥不休的宗主權已經牢牢掌控在日本的手裏，這場衝突也就應該在那裏終結。然而，這一漏洞百出的陳述，是危險而錯誤的。
追溯至30年前那個生死攸關的時期，當時，袁世凱首次以軍事武官的身份隨中國駐外公使一起前往漢城（由於1882年的《朝美修好條約》使得朝鮮開始“對外開放”，中國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被迫采取行動）。三個對東亞領土權的天平都同樣抱有興趣的競爭者——俄羅斯、中國和日本，持續不懈地把朝鮮當作他們爭雄逐鹿的戰場。這場競爭，雖然以中俄兩國的衰落而黯然收場，但也隻不過是把比賽地點從朝鮮的地盤上挪到了滿洲。從這時起，戰場逐步擴大，到最後，不僅把內蒙古和長城外遼闊的鄉村地帶納入了比賽場地的範圍之內，而且，中國本身的整體麵貌，也因此變得麵目全非。這些重大事實，想必人們已經注意到了。直到1904-05年間的日俄戰爭才證實了：作為國際關係中的一個軍事要素，沙俄帝國完全無足輕重。曾幾何時，日本幾乎是心甘情願地在遠東事務中扮演配角。1895年，朝鮮戰爭之後，日本進行了一次並不成熟的努力，希望一舉成為大陸強國，其結果是被迫從遼東半島撤軍。在吞下這枚苦果之後，日本似乎變得規矩多了，這種姿態在1900年贏得了極好的反響，當時，她的北京遠征軍用行動證明了自己是那麽循規蹈矩、那麽英勇豪俠，讓全世界都讚歎不已。然而，與俄國之間的戰爭，加上沙皇的滿洲冒險計劃的徹底垮台，不但把她拽回了那塊她壓根就不希望再看到的領土，而且還把一套現成的鐵路係統交到了她的手裏（由此她幾乎可以直達鬆花江），並把一直延伸到大興安嶺的遼闊草原置於她的軍事控製之下。這次西進極大地拓展了日本人的政治視野，徹底改變了日本人的觀點，以至於東京那幫興奮不已的政治家們紛紛扔掉他們老花眼鏡，驚訝地發現：他們自己的眼睛完全和歐洲人的眼睛一樣好。如今，他們也像別人那樣看待這個世界了，他們總算認識到：生存競爭（無論是個人之間還是民族之間）最輕鬆簡便的方法，就是采用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法則——永不停息地進攻，而不是通過撰寫毫無價值的電稿。日俄戰爭之前，他們曾經寫過一大堆的公文給俄羅斯，誠懇地為公平和解辯護，沒想到這一切都是白費力氣。他們被迫兵戎相見，結果，他們在戰鬥中得到的不僅僅是勝利，而且還有全新的法則。
這一發現使得新的政策成為必要。在19世紀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小部分時間裏，日本還隻滿足於以一種溫和謙讓的方式采取行動，因為她希望，無論如何也要避免自己尚不成熟的力量經受太嚴厲的考驗。但由於競爭對手的相繼崩潰，日本如今發現，自己不僅能依照最安全的行動策略發起進攻，而且還得出了這樣的觀點：那持續不懈地對他國施加高壓的軍事強國，必然是最成功的。這個結論非常重要，因為，正如英國在亞洲的首要信條（沒有哪個強國允許別人占據威脅其海上交通的戰略港口）一樣，如今日本當局的政策並沒有像那幫淺薄之徒所料想的那樣，成為東方的門羅主義，而是完全成了“高壓主義”。打這之後，每個日本人都認為，竭盡全力向中國施壓是至關重要的。正是因為這種精神，自1905年生米煮成熟飯以後，每種外交花樣都被編進了這幅織錦當中。在這一顯著事實被人們所領悟之前，不可能根據新近局勢的發展做出什麽有用的分析。為這一政策作後盾、並不斷增強它的，是陣容強大的新興民主政治精英，他們是在良好的教育和物質繁榮的巨大增長之下脫穎而出的。這樣的雄心壯誌（它來自海洋所賜予的攻擊性），被這樣一個有著海盜行為外表的民族所發展，不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已。在這樣的形勢下，對中國人來說，日本將不僅僅有著海怪一樣的外表，而且，中國看來將要成為那位被綁在岩石上的不幸的安德洛墨達，一直等待一位從未出現過的珀修斯。
1911年的革命，一方麵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麵又在他們的預料之中，因為許多年來，中國的革命黨一直在利用日本作為一個庇護所和行動基地。但他們絕對沒有預料到，一個古老王朝的垮台，竟然如此輕而易舉。因此，滿清王朝的退位，雖然是陰謀而非戰爭的結果，但在人們看來，完全不亞於一場災難，因為這場革命使得前景變得更加錯綜複雜，而這麽多年來一直小心翼翼地編織的圖案，也將因此毀於一旦。不但一套脈絡清晰的製度體係被付之一炬，而且毀滅的威脅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整個遠東的權力平衡將會被扭曲得不成樣子。日本的政治家希望看到一個軟弱的中國，一個最終會因為種族相同而向自己求助的中國，而不是一個向法國大革命看齊的中國。對於像日本這樣一個對突如其來的驚愕適應很慢的民族來說，整個事情讓他們驚慌失措，到處彌漫著絕望的氣氛，並使得他們在最初的那一刻就下定決心，讓事情回到它們最初的起點，以甩掉自己身上的每一盎司重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1911年，他們不僅在理論上準備給滿清朝廷以武裝支援，而且，當他們私下試探英國的態度的時候，並沒有遭到強烈的反對，於是，他們很快就這樣做了。即使在今天，當日本政策的一次臨時性調整順利完成的時候，對研究政治問題的學者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記住：在東京，王朝的影響力從未悖離過這樣的觀點：合法的統治權依然屬於滿清朝廷，而且，自1911年以來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合規矩的，都是違憲的。
然而，眼下有兩種迥然不同的情勢需要小心對待。首先，在日本，被高度興奮的媒體助長起來的民主政治狂熱，已經展示給了年輕的共和中國，他們曾經有那麽多人是在東京的學校裏打下的底子，而且已經實現了革命。其次（這一點更為重要），所有階層的日本人都感受到了，那個從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家夥——袁世凱，對他們所懷有的深刻、持久而且根深蒂固的仇恨，要超過所有其他人。
讓我們再追溯到朝鮮吧，當時，袁世凱非凡的外交才能總是讓他能夠擊敗日本的競爭對手，並使得中國的建議在朝鮮的宮廷裏至高無上，直至甲午戰爭的第一槍打響，這種由來已久的憎惡（其實就是一種仇恨），已經成了一種固定的觀念。由於一次大戰爆發前夕世界輿論的抑製，再加上要采取行動就必須在財政上與其他列強合作，因此，直到1914年8月，期待已久的機會終於來了，日本已做好了準備，要以最不尋常的方式采取行動。
在日本公眾當中，攻打膠州灣的戰鬥從一開始就不受歡迎，因為人們覺得，對於像“歐洲國家的力量平衡”這樣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問題，實在沒有什麽正當的理由能夠調動起自己的興趣，在他們看來，那似乎應該是英、德兩國一決雌雄的問題。雖然由於德國在1895年的幹涉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對這個國家深感憎惡，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正如日本海軍是英國海軍的兒子一樣，日本陸軍也是德國陸軍的兒子，而且，控製日本的，主要是其陸軍首領。這幫家夥壓根就不願意在一場他們毫無興趣的衝突中“糟蹋他們的陸軍”。人們還普遍懷有這樣的感覺：英國總是讓她的盟友去執行聯盟的基本條款，這表明她有更好的買賣，而且，她一直在以某種方式利用過去的優勢為自己撈好處，而這種方式，對日本未來的世界關係並非沒有反作用。除此之外，有必要強調這樣一個事實：事不關己的英國外交部，卻自始至終都在給予袁世凱的政府以心照不宣的支持，這使得日本官方頗感不快。看待中國的試驗，英國人更多是帶著娛樂消遣的心態，而日本人則是帶著利害攸關的興奮。當英國外交部以“白皮書”的形式煞有介事地發表袁世凱那些公開宣言（就好像這些玩意兒是當代史的重要文獻似的）的時候，這一情形就更加顯著了。就在頭一年（1913），關於中國總統想當皇帝的“正式否認”在《中國事務》的名目下發表了，日本人將這份文獻歸類為一次蓄意撒謊，一次傲慢之舉，因為它的工作方式表明它的作者想要隱瞞自己對日本的敵意，這位獨裁者宣稱：
世凱束發受書，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風，以為曆代治道之隆汙，罔不係乎公私之兩念。洎乎中歲，略識外情，自睹法美共和之良規，謂為深合“天下為公”之古訓。客歲武昌起義，各省景從，遂使二千餘年專製之舊邦，一躍而為共和政體。世凱以衰朽之年，躬茲盛會，私願從此退休田裏，共享升平。乃荷國民委托之殷，膺茲重任。當共和宣布之日，即經通告天下，謂當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見於中國。就職之初，又複瀝忱宣誓，皇天後土，實聞此言。乃近日以來，各省無識之徒捏造訛言，搖惑觀聽，以法蘭西拿破侖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懼，其用心如何，姑置不問，大抵出於誤解者半，出於故意者亦半。民國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強承認尚無端倪，內之各省秩序亦未回複，危機一發，稍縱即逝。世凱膺茲艱巨，自不得不力為支拄，冀挽狂瀾。乃當事者雖極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終難開懷以相諒。殊不思世凱既負國民之委托，則天下興亡，安能漠視。倘明知不可為而複虛與委蛇，致民國前途於不可收拾，縱人不我責，而自問何以對同胞。區區此心，可質天日。但使內省不怍，亦複遑恤其他。惟當此艱難締造之秋，豈容有彼此猜嫌之隱。用是重為宣布，苟我國民，當以救國為前提，則自能見其大，萬不能輕聽悠悠之口，徒為擾亂之階。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壞，藉端熒惑，不顧大局，則世凱亦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事關大局，不敢不被瀝素誌，解釋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論。
此外，袁世凱在對外國顧問的選擇和使用上，也顯示了他決意要以通告這樣的方式繼續表明他對日本的猜疑和敵意。在1913年11月4日發動政變、解散國會之後，正是一位美國顧問著手為他炮製新的“憲法”。雖然日本人有賀長雄博士也接受高薪聘請，協助這項工作，但他對獨裁統治的認可，卻被他的大多數同胞視為叛國行為。同樣眾所周知的是，袁世凱還花了大筆的鈔票收買日本的報刊媒體，努力在日本國會議員中贏得支持者。有一些非同尋常的故事流傳甚廣，這些故事將危及日本高層人士的名譽，但筆者拿一時不定主意，把這些當作文獻證據而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來是否有益。無論如何，東京方麵覺得，到了該對兩國關係給出一個恰當定義的時候了。袁世凱則更是如此，他公然宣告，在膠州灣劃出一小塊戰爭地帶，隻允許日本人在此範圍內對德國開戰，以此表明，他本人對日本的最高權威毫無興趣。早在1914年底日本人決定承認事實上的獨裁在中國的存在之前，他們就襲取了膠州灣。因此，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親自向袁世凱遞交了那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要求》，這一紙要價清單，為的是滿足日本政策現在和將來的所有需要，並讓中國淪為一個附庸國。
袁世凱也隱約意識到了：這場戰爭可能會給他野心勃勃的計劃帶來滅頂之災。事實上，日本在與英國盟友迅速協商之後，已經向德國發出了最後通牒，不容分說地要求德國移交其在山東的所有權益（這都是德國在大開租界的1898年強行獲得的）。當這個消息傳到北京的時候，袁世凱正在和德國使館協商歸還膠州灣領土的事情。
袁世凱立刻認識到：那個終其一生都如影隨形的複仇女神，又一次逼近了自己的身後。在日本人進攻膠州灣的時候，他就預見到了那張就連他無與倫比的外交手段也無法解開的複雜大網。因為，他從自己痛苦的經曆中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日本人踏足何處，他都會賴在那裏不走。因此，圍繞日本的因素，接下來兩年的曆史，將周期性地重演。在中國人的畫布上，袁世凱一直是個無可爭議的中心人物，這一回卻突然淪為在日本幹涉的恐怖之下提心吊膽的次要角色，這種幹涉，就像一塊烏雲一樣，始終懸浮在他的頭頂之上，支配著他的一舉一動，從1914年8月15日開始，直到1916年6月6日他戲劇性地命歸黃泉為止。事情何以會這樣呢？我們將努力記錄下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解答。
要想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為一位傲慢的西方聽眾的利益來討論日本問題，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日本人的政策包含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麵，看上去立南轅北轍。不過，如果把外交上的目標暫時擱置一旁，其中的奧妙大部分還是可以理解的。東京的政治家們，有一種非凡才能：他們可以同時抱持兩種對立觀點。他們很久以前就認識到了，有必要采取兩種互不相幹的政策：東方政策應對東亞，西方政策應對西方國家。因為，東方和西方本質上完全相反，不能（至少到目前為止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西方的政策是坦率而果斷的，而且專門由那些有才華、有魅力的人所掌控，這些人大多在歐美的學校接受教育，完全有能力按照外交慣例處理所有事情；東方政策則是那幫蒙昧主義者的工作，他們的想象力被那些大而無當的計劃所占據，那幫軍國主義者相信，這些計劃能夠在中國實現。因此，日本人的態度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持續不變的矛盾，任何讓這種矛盾協調一致的努力都是徒然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外部世界對日本的看法，分為兩種思想流派，一派盲目地相信日本是誠實的，另一派則普遍把日本罵得狗血淋頭，他們斷言：日本人在遊戲公平、手段正當方麵的觀念，是所有民族當中最糟糕的。這兩種觀點都很牽強。有一點，在日本，與在世界上其他各國政府中都一樣真實，那就是：支配其行動的，既非利他主義，亦非背信棄義，而隻不過是許多容易犯錯的智囊人物的過失所帶來的結果。就日本的政府運作而言，其自身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在這個世界的盡頭，非但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威脅，相反，其君權神授的原則，依然完好無損地屹立不倒，依然以它全部的質樸榮耀展示自己。這一原則在歐洲遭到了抨擊和肢解，他們認為，這幾乎就是來自洪荒時代的蠻風遺存。一個高度貴族化的朝廷，擁有世界上最錯綜複雜、最猜忌防範的等級製度，一位君主統轄著這個朝廷，他聲稱是2500年前神武天皇的直係後裔，完全和從前一樣受命於天。精心設計的儀式，控製著每一次行動、每一個決定和每一款協議。考慮到在這一珍奇的政治古董中，有些東西如此引人入勝，有些東西如此遠離眼下正隆隆滾向其結局的世界大勢，那麽，讀者或許會原諒我在這裏暫時離題，談談某些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深刻影響著中國的未來，因此也就不能不引起公眾的關注。
日本人，將他們的全部神權觀念歸功於中國人，就像他們把自己的文字和學術也歸功於中國人一樣，他們依然在名義上將他們的統治者視為天國和塵世之間的聯結紐帶，這一重要事實，支配著他們關於宇宙起源的觀念。雖然如今的日本城市裏，有為數甚眾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充斥其中，他們也充分認識到：這種信仰，在如今這個將其視為迷信的時代，有多麽古怪；但他們依然沒有做任何努力來試圖改變它。因為（這一點很重要），日本人的社會結構是這樣一種形態：它沒有經曆過那種足以把其軍閥體製推倒在地的劇烈動亂，要徹底摧毀人神理論、提倡人類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隻要這兩個特征依然存在，換句話說，隻要一個特權軍人階級支持並努力創造全能的人神理論，日本就是一個國際火藥桶，因為那裏缺乏一種民主政體的約束機製。此次世界大戰已經表明：這種約束機製，對於在各民族間取得一種和平諒解，是絕對必需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如果不進行一場極端激進的憲政改革，日本將不可能獲得與其人民的藝術天賦和勤奮刻苦相稱的國際地位，而且，她將一直落在世界前進步伐的後麵，蹣跚而行。這種由遠古遺風所帶來的無能，是如此嚴重，以至於它對中國的影響與對日本的影響一樣有害，對此，我們應當有普遍的認識。
如果我們將其表麵假象剝除的話，日本的曆史有一種確實不同尋常的品質，它似乎一直浸泡在英雄的血裏。尚武主義（這在歐洲表現在其粗野的形態中），在日本一直是一套英雄行為的理論體係，對於普遍人性來說，它是如此迷人，以至於直到近代，其世界意義依然沒有被充分認識。作為1500年前日本諸島武力征服的產物而形成的日本社會的封建組織，阻止了集權措施的執行，因為君主除了某些準祭司特性之外，完全是軟弱無力的，他所依賴的，是神聖祖先的美德，而不是任何表述清晰的政治理論。“征夷大將軍”這個軍事頭銜，最早在800年前授予給一個大氏族的首領，這是自然的、充分發展的結果。要是我們沒有忘記的話，當時，土著種族尚未被攆出日本本島，他們依然在與日本文化的進步潮流作鬥爭，這種文化，其本身由幾種互相競爭的源流所組成，它們來自亞洲大陸和馬來群島。這樣的武力殖民活動，充斥著日本的曆史，也是無休止的地方戰爭和對武士精神的崇尚所賴以形成的主要原因。這種崇拜得勝將軍的觀念（豐臣秀吉在16世紀試圖把這種觀念帶到朝鮮，但沒有成功），直接導致了幕府統治在17世紀初葉的正式確立，那種軍事獨裁，是朝鮮冒險逆流的後果，也是給日本社會帶來動蕩不寧的最有力的證據。這一世襲的軍事獨裁體製，持續了250年以上，它生動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和在日本一樣，除了遠古時期以外，神權政治的觀念是行不通的——文明，需要的是組織，而不是訓誡，它拒絕向不能說話的國王俯首稱臣。
雖然1868的“王政複古”，名義上把所有在1603年被迫拱手交給別人的東西都歸還給了天皇，但權力的轉移，是想像中的，而非真實的。繼承將軍政府的新軍事組織，是“王政複古”中生死攸關的部分。換句話說，是日本新軍的領袖，繼承了實際的權力。這一事實，通過新軍粉碎“薩摩叛亂”的事件而變得更加清楚，新軍憑借著他們的組織化，把驕傲而勇敢的武士們打得落花流水，順便也宣告了現代火器的勝利。
還是回到眼下吧，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早在1874年（明治天皇“複古”6年之後），這些事實就在日本社會中引起過廣泛的關注，人們為憲法而興奮不已，平民議會也得以如火如荼的推行。在著名的貴族政治家板垣退助的領導下，日本自由黨早在25年前就加入了同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的鬥爭中，雖然那個時期，恢複關稅、司法自治以及修訂外交條約的問題更為迫切，但在憲政改革的強烈興奮中，外交問題常常被推到一旁。
然而，直到1889年，憲法才獲得批準，這是來自天皇的恩賜，而且也隻不過是有條件地授權給少數人，使他們成了政府運作的目擊者，而決不是它的操控者。1890年召開的首屆議會，為此提供了充分的證據。一次衝突立即引發了財政問題，結果導致了內閣的辭職。從那段時期起直到現在，也就是說27年以來，日本的連續幾屆國會都一直在絕望地為權力而戰，除非是通過革命，這樣的權力是絕不會落入他們之手的。很自然，社會主義已經被統治階級視為無政府主義，同時，自1905年的東京和平騷亂以來，暴民，也一直是個嚴重的威脅。
這一長期爭論，一直被日本的主流媒體故意掩蓋，這也正是所有日本人的典型特征：對天皇抱有一種儀式上的尊敬。一個忠誠而順從的民族，對一大堆的君主都抱有這樣的尊敬，這些君主的出身已經迷失在遠古的薄霧裏，但這種傳統感情卻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他們把一場實際上的反對君權神授原則的鬥爭，演變成了一場黨派領袖之爭，每當他們打算維護無可爭辯的憲法原則的時候，就會指責對方“違反憲法”。於是，就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荒謬情形：雖然從本質上講，日本自由黨必定是革命的，亦即“先破後立”，但它卻假裝胡塗，滿心希望通過說服而非武力，議會政治的原則能夠莫明其妙地嫁接到被排斥於爭論之外的國民和皇帝們的身上，使他們變得樂於接受一種大相徑庭的法律規章。
這一希望，從曆史的觀點看，似乎是枉費心機。在日本，軍國主義和宗族製度決不是最後一道溝坎，他們不會比俄國的官僚們更願意放棄手中的權力。在這種情形下，惟一有說服力的論據，乃是曾經使用過的最後一個論據。在日本，哪怕隻是提及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就足以導致當場逮捕。躲在皇座背後尋求庇護的軍事首領們，他們近代的獨裁權力，名義上來自天皇的詔令，時至今日，還沒有什麽事情導致他們願意放棄自己的特權。通過一個與當代情勢相適應的過程，如今又發現了一套規則，希望這個能管用好些年。在法外手段的保護下，眾議院以“多數票”所作出的回答，使得“國民支持獨裁政權”的鬼話重新活躍起來，這就等於說：對所有進步民族都有益的東西，對日本人是有害的，他們必定對恩賜給他們的東西心滿意足，從不懷疑特權階層的高級智慧。
在筆者看來，倘若日本人能夠支配自己，與德國人也能這樣做，對世界和平而言，從各方麵來講都同樣重要。我們今天在日本所看到的軍人政府的持續存在，對所有類似國家都是有害的，因為它像沙皇製一樣腐朽不堪，而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已經解除武裝的國家來說，則更是一個長期的威脅。隻要那樣的政府一息尚存，日本就始終是個國際嫌疑犯，在西方列強的“聚義廳”裏，將拒絕給她同等的權利。
要想徹底搞懂肇始於1914年8月15日的形勢，就必須理清許多年前中日關係的某些線索。這幅圖畫，要想讓它畫麵完整、色彩鮮明，並具有所有真正藝術作品都不可或缺的暗示，就必須熟悉至少近30年間的場景和演員。因為中日問題，首先是一件藝術品，而不僅僅是一隻枯瘦的外交之手，越過多年的時光伸向我們。命運的梭子飛快地來回投擲，將這些緊密纏繞的線索編織成了整個遠東的圖案，直到今天。於是，我們有了這樣一幅完整的織錦壁掛，華美豔麗，意味深長，豐富飽滿，形態畢現，而且，充滿學究式的趣味。
讓我們順藤摸瓜吧。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斷言：中日之間的衝突肇始於朝鮮（當時，朝鮮是一個認北京為宗主的附庸國），而且，既然兩位主角為之爭鬥不休的宗主權已經牢牢掌控在日本的手裏，這場衝突也就應該在那裏終結。然而，這一漏洞百出的陳述，是危險而錯誤的。
追溯至30年前那個生死攸關的時期，當時，袁世凱首次以軍事武官的身份隨中國駐外公使一起前往漢城（由於1882年的《朝美修好條約》使得朝鮮開始“對外開放”，中國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被迫采取行動）。三個對東亞領土權的天平都同樣抱有興趣的競爭者——俄羅斯、中國和日本，持續不懈地把朝鮮當作他們爭雄逐鹿的戰場。這場競爭，雖然以中俄兩國的衰落而黯然收場，但也隻不過是把比賽地點從朝鮮的地盤上挪到了滿洲。從這時起，戰場逐步擴大，到最後，不僅把內蒙古和長城外遼闊的鄉村地帶納入了比賽場地的範圍之內，而且，中國本身的整體麵貌，也因此變得麵目全非。這些重大事實，想必人們已經注意到了。直到1904-05年間的日俄戰爭才證實了：作為國際關係中的一個軍事要素，沙俄帝國完全無足輕重。曾幾何時，日本幾乎是心甘情願地在遠東事務中扮演配角。1895年，朝鮮戰爭之後，日本進行了一次並不成熟的努力，希望一舉成為大陸強國，其結果是被迫從遼東半島撤軍。在吞下這枚苦果之後，日本似乎變得規矩多了，這種姿態在1900年贏得了極好的反響，當時，她的北京遠征軍用行動證明了自己是那麽循規蹈矩、那麽英勇豪俠，讓全世界都讚歎不已。然而，與俄國之間的戰爭，加上沙皇的滿洲冒險計劃的徹底垮台，不但把她拽回了那塊她壓根就不希望再看到的領土，而且還把一套現成的鐵路係統交到了她的手裏（由此她幾乎可以直達鬆花江），並把一直延伸到大興安嶺的遼闊草原置於她的軍事控製之下。這次西進極大地拓展了日本人的政治視野，徹底改變了日本人的觀點，以至於東京那幫興奮不已的政治家們紛紛扔掉他們老花眼鏡，驚訝地發現：他們自己的眼睛完全和歐洲人的眼睛一樣好。如今，他們也像別人那樣看待這個世界了，他們總算認識到：生存競爭（無論是個人之間還是民族之間）最輕鬆簡便的方法，就是采用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法則——永不停息地進攻，而不是通過撰寫毫無價值的電稿。日俄戰爭之前，他們曾經寫過一大堆的公文給俄羅斯，誠懇地為公平和解辯護，沒想到這一切都是白費力氣。他們被迫兵戎相見，結果，他們在戰鬥中得到的不僅僅是勝利，而且還有全新的法則。
這一發現使得新的政策成為必要。在19世紀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小部分時間裏，日本還隻滿足於以一種溫和謙讓的方式采取行動，因為她希望，無論如何也要避免自己尚不成熟的力量經受太嚴厲的考驗。但由於競爭對手的相繼崩潰，日本如今發現，自己不僅能依照最安全的行動策略發起進攻，而且還得出了這樣的觀點：那持續不懈地對他國施加高壓的軍事強國，必然是最成功的。這個結論非常重要，因為，正如英國在亞洲的首要信條（沒有哪個強國允許別人占據威脅其海上交通的戰略港口）一樣，如今日本當局的政策並沒有像那幫淺薄之徒所料想的那樣，成為東方的門羅主義，而是完全成了“高壓主義”。打這之後，每個日本人都認為，竭盡全力向中國施壓是至關重要的。正是因為這種精神，自1905年生米煮成熟飯以後，每種外交花樣都被編進了這幅織錦當中。在這一顯著事實被人們所領悟之前，不可能根據新近局勢的發展做出什麽有用的分析。為這一政策作後盾、並不斷增強它的，是陣容強大的新興民主政治精英，他們是在良好的教育和物質繁榮的巨大增長之下脫穎而出的。這樣的雄心壯誌（它來自海洋所賜予的攻擊性），被這樣一個有著海盜行為外表的民族所發展，不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已。在這樣的形勢下，對中國人來說，日本將不僅僅有著海怪一樣的外表，而且，中國看來將要成為那位被綁在岩石上的不幸的安德洛墨達，一直等待一位從未出現過的珀修斯。
1911年的革命，一方麵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麵又在他們的預料之中，因為許多年來，中國的革命黨一直在利用日本作為一個庇護所和行動基地。但他們絕對沒有預料到，一個古老王朝的垮台，竟然如此輕而易舉。因此，滿清王朝的退位，雖然是陰謀而非戰爭的結果，但在人們看來，完全不亞於一場災難，因為這場革命使得前景變得更加錯綜複雜，而這麽多年來一直小心翼翼地編織的圖案，也將因此毀於一旦。不但一套脈絡清晰的製度體係被付之一炬，而且毀滅的威脅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整個遠東的權力平衡將會被扭曲得不成樣子。日本的政治家希望看到一個軟弱的中國，一個最終會因為種族相同而向自己求助的中國，而不是一個向法國大革命看齊的中國。對於像日本這樣一個對突如其來的驚愕適應很慢的民族來說，整個事情讓他們驚慌失措，到處彌漫著絕望的氣氛，並使得他們在最初的那一刻就下定決心，讓事情回到它們最初的起點，以甩掉自己身上的每一盎司重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1911年，他們不僅在理論上準備給滿清朝廷以武裝支援，而且，當他們私下試探英國的態度的時候，並沒有遭到強烈的反對，於是，他們很快就這樣做了。即使在今天，當日本政策的一次臨時性調整順利完成的時候，對研究政治問題的學者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記住：在東京，王朝的影響力從未悖離過這樣的觀點：合法的統治權依然屬於滿清朝廷，而且，自1911年以來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合規矩的，都是違憲的。
然而，眼下有兩種迥然不同的情勢需要小心對待。首先，在日本，被高度興奮的媒體助長起來的民主政治狂熱，已經展示給了年輕的共和中國，他們曾經有那麽多人是在東京的學校裏打下的底子，而且已經實現了革命。其次（這一點更為重要），所有階層的日本人都感受到了，那個從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家夥——袁世凱，對他們所懷有的深刻、持久而且根深蒂固的仇恨，要超過所有其他人。
讓我們再追溯到朝鮮吧，當時，袁世凱非凡的外交才能總是讓他能夠擊敗日本的競爭對手，並使得中國的建議在朝鮮的宮廷裏至高無上，直至甲午戰爭的第一槍打響，這種由來已久的憎惡（其實就是一種仇恨），已經成了一種固定的觀念。由於一次大戰爆發前夕世界輿論的抑製，再加上要采取行動就必須在財政上與其他列強合作，因此，直到1914年8月，期待已久的機會終於來了，日本已做好了準備，要以最不尋常的方式采取行動。
在日本公眾當中，攻打膠州灣的戰鬥從一開始就不受歡迎，因為人們覺得，對於像“歐洲國家的力量平衡”這樣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問題，實在沒有什麽正當的理由能夠調動起自己的興趣，在他們看來，那似乎應該是英、德兩國一決雌雄的問題。雖然由於德國在1895年的幹涉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對這個國家深感憎惡，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正如日本海軍是英國海軍的兒子一樣，日本陸軍也是德國陸軍的兒子，而且，控製日本的，主要是其陸軍首領。這幫家夥壓根就不願意在一場他們毫無興趣的衝突中“糟蹋他們的陸軍”。人們還普遍懷有這樣的感覺：英國總是讓她的盟友去執行聯盟的基本條款，這表明她有更好的買賣，而且，她一直在以某種方式利用過去的優勢為自己撈好處，而這種方式，對日本未來的世界關係並非沒有反作用。除此之外，有必要強調這樣一個事實：事不關己的英國外交部，卻自始至終都在給予袁世凱的政府以心照不宣的支持，這使得日本官方頗感不快。看待中國的試驗，英國人更多是帶著娛樂消遣的心態，而日本人則是帶著利害攸關的興奮。當英國外交部以“白皮書”的形式煞有介事地發表袁世凱那些公開宣言（就好像這些玩意兒是當代史的重要文獻似的）的時候，這一情形就更加顯著了。就在頭一年（1913），關於中國總統想當皇帝的“正式否認”在《中國事務》的名目下發表了，日本人將這份文獻歸類為一次蓄意撒謊，一次傲慢之舉，因為它的工作方式表明它的作者想要隱瞞自己對日本的敵意，這位獨裁者宣稱：
世凱束發受書，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風，以為曆代治道之隆汙，罔不係乎公私之兩念。洎乎中歲，略識外情，自睹法美共和之良規，謂為深合“天下為公”之古訓。客歲武昌起義，各省景從，遂使二千餘年專製之舊邦，一躍而為共和政體。世凱以衰朽之年，躬茲盛會，私願從此退休田裏，共享升平。乃荷國民委托之殷，膺茲重任。當共和宣布之日，即經通告天下，謂當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見於中國。就職之初，又複瀝忱宣誓，皇天後土，實聞此言。乃近日以來，各省無識之徒捏造訛言，搖惑觀聽，以法蘭西拿破侖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懼，其用心如何，姑置不問，大抵出於誤解者半，出於故意者亦半。民國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強承認尚無端倪，內之各省秩序亦未回複，危機一發，稍縱即逝。世凱膺茲艱巨，自不得不力為支拄，冀挽狂瀾。乃當事者雖極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終難開懷以相諒。殊不思世凱既負國民之委托，則天下興亡，安能漠視。倘明知不可為而複虛與委蛇，致民國前途於不可收拾，縱人不我責，而自問何以對同胞。區區此心，可質天日。但使內省不怍，亦複遑恤其他。惟當此艱難締造之秋，豈容有彼此猜嫌之隱。用是重為宣布，苟我國民，當以救國為前提，則自能見其大，萬不能輕聽悠悠之口，徒為擾亂之階。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壞，藉端熒惑，不顧大局，則世凱亦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事關大局，不敢不被瀝素誌，解釋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論。
此外，袁世凱在對外國顧問的選擇和使用上，也顯示了他決意要以通告這樣的方式繼續表明他對日本的猜疑和敵意。在1913年11月4日發動政變、解散國會之後，正是一位美國顧問著手為他炮製新的“憲法”。雖然日本人有賀長雄博士也接受高薪聘請，協助這項工作，但他對獨裁統治的認可，卻被他的大多數同胞視為叛國行為。同樣眾所周知的是，袁世凱還花了大筆的鈔票收買日本的報刊媒體，努力在日本國會議員中贏得支持者。有一些非同尋常的故事流傳甚廣，這些故事將危及日本高層人士的名譽，但筆者拿一時不定主意，把這些當作文獻證據而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來是否有益。無論如何，東京方麵覺得，到了該對兩國關係給出一個恰當定義的時候了。袁世凱則更是如此，他公然宣告，在膠州灣劃出一小塊戰爭地帶，隻允許日本人在此範圍內對德國開戰，以此表明，他本人對日本的最高權威毫無興趣。早在1914年底日本人決定承認事實上的獨裁在中國的存在之前，他們就襲取了膠州灣。因此，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親自向袁世凱遞交了那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要求》，這一紙要價清單，為的是滿足日本政策現在和將來的所有需要，並讓中國淪為一個附庸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