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言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那場革命，最終以1912年2月12日滿清王朝的退位而收場，人們為革命的大功告成而歡呼喝彩，然而其真實麵目卻大為不同。隨著中華民國的宣告成立，在人們的想象裏，專製統治的陰影似乎真的已經風流雲散。然而，傳統卻依然活著，它足以讓實質上的帝製機器，把那些名義上的勝利者打得落花流水。
打從1644年滿洲人從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手中攫取了皇帝寶座以來，排滿運動就由來已久。各種企圖終結滿清統治的密謀，從來就沒有消停過，然而曆史學家們在談到這個話題的時候，總是裝聾作啞。他們的沉默，一方麵要歸因於缺乏真實可靠的檔案材料，另一方麵，在一個謠言盛行的國度，要想鑿實最簡單的真相，亦殊非易事。不過，毋庸置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哥老會”（一個總部設在偏遠省份四川的秘密組織），其起源便可以追溯到明代的遺民。這些人，打從他們被趕出北京城的那天起，就一直在開展拚死一搏的遊擊戰爭。到最後，來日收複河山的希望徹底破滅，絕望中，他們開始使出下三濫的手段：暗殺，破壞，唯恐天下不亂。至少，我們明確地知道一件事情：19世紀初葉，一個秘密組織曾密謀在北京城的大街上刺殺嘉慶皇帝，這一事件，導致這位皇帝突然放棄了微服私訪的習慣。這一習慣的始作俑者，乃是從前的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他們一直樂此不疲，這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外族主子的個人忠誠。
打那以後，一個多世紀以來，就再也沒有哪位皇上膽敢從紫禁城那凶險的高牆後麵走出來了，除了每年像冬至祭天那樣的簡短儀式，以及兩次“逃跑”：第一次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的時候，朝廷驚慌失措地跑到熱河行宮避難；第二次是在1900年，隨著義和團泡沫的破滅，八國聯軍的不請自來，皇上一大家子被迫沿著崎嶇不平的山路，遠走西安。
這樣的囚禁，其後果很快就顯露出來了。滿洲人的統治，曾經以刀馬弓箭蜚聲四海，如今迅速地變得如此衰弱，以至於皇上們都成了純粹的“甩手掌櫃”，任由大臣擺布。因此，19世紀的曆史，在邏輯上完全可以稱為“遞衰”的曆史。不但洋鬼子明目張膽地擂響帝國的大門，強行要求進入，國內的謀反叛亂也是層出不窮，遍地開花。撇開那些小打小鬧不說，這一時期有兩場大規模的穆斯林叛亂，還有翻天覆地的太平天國運動也迅速崛起，據估算，其間慘遭塗炭的生靈，達1億之眾。泱泱帝國，被兩敗俱傷的內戰弄得支離破碎，乖乖地向洋人拱手交出了許多基本特權，等到接受了所謂的“治外法權”，那條通向最終垮台的道路，也就終於鋪平了。
在這樣的局麵之，如何能讓專製主義苟延殘喘呢？答案是如此奇特，我們不得不在此坦率而詳盡地直言以告。
簡單的事實是：除了在緊接著每次外族征服之後的那段時期之外（比如13世紀的蒙古和17世紀的滿洲），中國不但從未有過任何堪稱專製主義的東西，而且，在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除了最輕微低效的稅收和聊勝於無的治安維持，除了民間自發或他們要求官方提供的所謂“互保”，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管治。任何人如果對這些陳述有所懷疑，那他肯定對某些事實一無所知，這些事實，乃是中國族群體係的構成基礎和最高形態，必須透過這個國家的鄉村生活對之進行富有耐心的研究，方能給予恰當的評價。坦率地說，專製主義是一個從忽必烈時代流傳下來神話，那時候，他是那麽驕傲地建造了他的“汗八裏”（也就是馬可？波羅筆下的Cambaluc，北京城的前身），並在裏麵塞滿自己的軍隊（他們像冬天的積雪一樣消失得那麽迅速）。從那時直到現在，一套精心設計的繁文縟節，一套精心設計的虛偽策略，給“聖旨”賦予了一種他們從未真正擁有過的最高權威。君權在19世紀的消解，使得那位依然生活在皇城之內的“聖上”成為一個傳說。傳說中，對他而言沒有什麽奇跡是不可能的，百姓和官員都對他誠惶誠恐、俯首帖耳。
實際上，皇帝這個職位，從來就隻是一個政治宗教概念，為了群體的利益而轉化為社會經濟法令。這些法令，以一種被稱為“上諭”的定期說教的形式頒布天下，它們是政府的例行儀式。其效用，與其說是強製命令，不如說是指導教育。根據設計，它們宣揚並承續了這樣一種國家理論：皇帝，乃是國家的最高領袖，他恪守“盛世”的道德原則，這個盛世，乃是自孔孟以降，所有聖哲先賢都曾反複念叨過的2500年前的那個繁榮時期，那時候，人民安樂，國家強盛。
因此，皇帝的職位，乃是天上的，而非人間的，是勸誡，而非武力，是用諸日常生活中的最為有力的論據。令人驚奇（確切地說，是令洋人驚奇）的回答，是由偉大的康熙皇帝在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和多明我會傳教士之間展開的那場大論戰中所作出的，這個回答，使得中國成為羅馬天主教國家的希望徹底化為泡影，同時也遭到了羅馬教皇的拒絕。皇帝的回答是：祖先崇拜的傳統習慣，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它絕對正確。君權之下的中國，政治，隻是一種通過反複灌輸“對祖先的服從”而得以行使的國家控製係統。16世紀末葉，滿洲人還隻是偏居中國東北的小小侯國，為登上帝王寶座而拚命攻打中國的長城。從那時開始，他們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既接納達賴喇嘛，也接納西藏和蒙古那些地位更低的宗教頭領。這種努力最後證明了：擁有尊貴，不同於純粹的擁有皇位，它需要給那種以尚武精神開創的統治以穩固性。除非以某種方式賦予這種統治以“道德”名目，否則，它就像蒙古人的統治一樣，隻需一次宮廷政變，就足以讓它土崩瓦解。
即使是在進入北京城之後，滿洲人也並不像曆史學家所描述的那樣，完全是靠軍事上的征服。縱然加上他們的蒙古和漢人助手，滿洲也是一個太小的少數民族，除了打敗明朝的軍隊，他們無法做到更多，也不可能讓中國的主要城市俯首帖耳。對於研究他們的管理方法的學者來說，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就是：當他們統治中國的時候，他們隻能和漢人一起管理。這種有效的製度，一直是一種雙重控製，它始於中央的軍機處和六部，繼而延伸到各省首府，然而在巨大的鄉鎮序列中卻戛然而止，在那些地方，有史以來的自治狀態依然故我，實際上並沒有被觸及。精心設計的科舉製度，連同保留給成功士子的官方殊榮，也被滿清王朝所采用。如此一來，不僅安撫了漢人社會，也供養了一大批這樣的人：他們的利益與維護新主子的統治休戚相關。因此，一直以來就作為晉身之階的文學，不僅成了一種統治工具，而且實際上也成了外族統治的辯護士。考慮到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再加上有一套精心設計的協議條款以保護他們的女眷不會被侵略者的後宮所征用，那麽，在經曆了明代末年那種使國家支離破碎的可怕混亂之後，大批的漢人都歡迎一個更穩固的政權，也就無足為怪了。
隨著1860年北京城的陷落和《天津條約》的批準，洋人紛紛湧入中國，正是他們，對滿清專製主義的錯誤觀念在世界各地的風行居功闕偉，在這項工作中，那些滿腦子歐洲專製主義傳統的西方外交官，扮演了頗為重要的角色。他們賦予皇帝以某種權威，而這種權威，事實上他們從未真正擁有過，除非是為了某些儀式方麵的目的。或許主要是因為朝廷遠離人們的視線之外，因為它在對外交往中的極端傲慢，才將一種“至高無上”的概念傳布四方，引起人們充滿敬畏的聯想。漢族的官員們很快就發現，要想在無法抵抗的高壓之下保護自己，最簡便易行的手段，就是躲在君主那冠冕堂皇的名頭後麵尋求庇護。他們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做得如此成功，以至於在1900年之前，歐洲人普遍相信：在中國，沒有別的統治形式比君主專製更能深入人心。等到他們發現，所謂“聖旨”，隻是在表麵上享有專製君主的最高權威的時候，西方人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要把某些他們完全沒能從中國文化消極方麵予以分析的東西，解釋得最符合自己的冒險精神。說來也巧，雖然自從“皇權神聖、絕對正確”的理論被治外法權摧毀殆盡的那一刻起，中國政府就完全成了“無政府”，然而，由於遙不可及的距離所提供的偽裝，使得那種將國家懷疑主義轉化為統治的積極因素的神奇力量，勉強支撐著政府繼續運行。
要想充分解釋中國的“距離哲學”，以及它在曆史上的深長意味，恐怕需要整本的專著來進行討論。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隻需指出它的幾個基本要點也就足夠了。古老的中國人民在他們遼闊廣袤的土地上虎踞龍盤，不屑於那種在他們看來完全超乎自然的力量遊戲（亦即：蒸汽機、電報、裝甲戰船以及諸如此類），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受到侵擾。他們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在他們看來，穿越遼闊無際、無路可通的空間發動襲擊，純粹是勞命傷財，而等到他們成為別人瞄準的目標時，在軍事力量上，他們也就成了純粹的笑柄。而且，也正是由於他們如此不堪一擊，從而為現實的妥協鋪平了道路。他們擅長現代外科醫生所采用的那種技藝：盡可能地讓傷口自我愈合。他們相信：時間和自然的力量，最終能解決政治上的紛爭，對於這樣的紛爭，西方國家總是遵照絕然不同的原則大膽出擊。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看，這些觀點並不錯。從北京城到長江流域（這是中國的心髒地帶），有800英裏，遠遠超過從巴黎到柏林的距離。從北京到廣州是1400英裏，道路崎嶇難行。由長江溯流而上，到雲南是2000英裏，這段距離，比拿破侖曾經進行過的最遠的行軍還要遠。當人們說到“邊疆領土”（蒙古、西藏、突厥斯坦）的時候，英裏數就不再是數以百計，而必須換成數以千計了，再加上地勢險要，怕是連羅馬那些心高氣傲的將軍們，也要為之氣餒。
如今的中國人也接受了這樣的觀點：距離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是政府的出發點，也是政府的目的地。發端於明代的總督製，被滿洲人當作一種穩固可靠、妙不可言的統治法則而繼承了下來，到後來已臻於完善。在這一製度中，我們看到的是那種消除了巨大障礙的製度安排。每一種權力都由皇上委派，以完全而廣泛的方式統治地方，無遠弗屆。每幾個行省統一在一位總督的治下，每件事情（除了名稱）都像聯邦各州一樣獨立，對它們的要求也隻是征稅，而在其他方麵則全然不管。因此，那根將各省同中央政府綁在一起的鏈條，歸根到底還是財政，而且隻是財政。這一製度在1911年的崩潰，其原因，正是由於財政改革（他們低估了以蒸汽機為象征的新生力量）像軍事改革一樣，都實施得太遲了，而且方式也是錯誤的，因此，非但沒有鞏固反而極大削弱了君主的權威。
依據改革計劃（在拳亂底定、兩宮回鑾之後，這一計劃頗受歡迎），總督確立了一項最要命的特權，就是控製所轄行省的錢包，他們大量從各省征稅，然後轉交給直接對北京戶部負責的“財政專員”，這個部門一直在努力用歐洲那種直接征收每個便士（這將顯示在“年度預算”中）的稅收係統，來取代鬆散隨意的“納捐”係統。毫無疑問，假如時間允許，假如能得到歐洲的大力幫助，這項變革最終會大功告成。然而恰恰是因為時間不夠，使得滿清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樣的代價，總是因為那些辦事拖遝之輩而不斷地付出。古老的理論已經被公然拋棄，如今需要的隻是這樣的希望：國會將徹底摧毀“天子”的尊貴，讓總督們在造反者的手裏成為純粹的人質。1911年叛亂發生後，短短的幾周時間，就足以導致各省回到幾百年前的狀態，那時候，他們被徹底解放，各自為政。而且，他們一旦品嚐到了這次新的獨立所帶來的喜悅，指望他們重新“北麵稱臣”，幾無可能。
在這裏，要想清楚地揭示中國地方主義的確切意義，則需要另費一番口舌。
每一行省最初創立的是各地區的主要城市，這樣的城市，必須用城牆圍起來，以作為儲藏所有增量的倉庫。對領土的貪婪增加了他們的財富，也招來了對他們的權力的嫉妒。古往今來，這些行省的首府，沒有一塊石頭不是在致力於從每一個可能的方向擴張它們的勢力、將盡可能多的領土置於它們的經濟控製之下。這一事實，被全國各地五花八門的度量衡係統所證實，這樣的係統，正是為阻礙經濟交流而故意設置的。河流、山脈、氣候和土壤，無疑在治理上助長了這種擴張，不過，商業和財政上的貪得無厭，才是主要的推動力。這當中，我們有一個頗為有趣而又無可置疑的生動例證，那就是：東北三省（奉天、吉林和黑龍江）之間，至今仍在為攫取內蒙古東部那些處女地的主要份額而爭得不可開交，那裏有綿延起伏的大草原作為它的“遼闊邊疆”。奉天省因為擁有最強大的省會沈陽，因而能極大地蠶食蒙古草原，以至於到今天它的管轄區域已經把吉林的整個西翼給圍起來了，就像一隻吞火怪獸，從而有效地阻止了後者控製那些在地理上屬於它的領土。以同樣的方式，山西的大片領土也被首善之區直隸所蠶食。雖然各省的邊界在過去就曾經做過粗略的調整，但從總體上講，我們上麵所提出的這些，一直是決定各行政區域麵積的主導因素。
如今，在許多殖民活動由來已久的行省中，那種由於距離遙遠和通訊落後所帶來的地方主義，因種族融合而變本加厲。廣東省，其大部分居民是一些漢人冒險家，他們從長江流域出發，沿海岸航行至此，然後與安南人及更古老的土著種族通婚，他們有著獨特的地方性格，與北方人的性格特點水火不容。福建省不但一樣的族群龐雜，而且所說的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外語。諸如長江以北和西部地區，也演繹著同樣的故事，具有最高政治意義的氣質差異，顯然無處不在，並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吵和嫉妒。這種地方主義在政治上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多數行省的眼裏，中央政府簡直差不多就是一個外國政府。單一貨幣成了聯合的紐帶，除非牽扯到稅收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北京就像火星一樣遙遠。
正如我們如今能夠清楚地看到的那樣，50年前（正是太平軍叛亂爆發的時候），作為軍事中心的國家首都，其古老的權威和魔力已經化為烏有。雖然在古代，裝備著弓箭和長矛的英雄能夠像龍卷風一樣橫掃大地，蕩平一切（除了築有高牆的城市）。但是在19世紀，這樣的手段已經毫無用武之地。蒙古和滿洲，也已經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勇士儲備庫；更近一些的周邊地區也已經商業化了，而外圍地區則淪為人煙稀少的遊牧之地。在太平天國垮台之後，政府也已經被消耗得油盡燈枯，隻能在省與省、人與人之間的對抗中尋找平衡，希望借助某些手段，以便能夠恢複它從前的威望和部分財富。北京的官僚們取出包含各省捐納清單的總帳簿，徹底修訂了每一頁賬單，重新分配了每一份稅負，以確保能用這樣的方式不斷榨取稅捐。新的稅種“厘金”（有點像英國的所得稅），最初純粹是“戰爭稅”，它死死扼住省際貿易的咽喉，並利用壁壘粗暴地控製它。人們突然發現，這也是讓滿洲人感覺到主權受到威脅的一種新的、極好的方法。雖然這套係統明顯是把雙刃劍，但它首要的刀口是皇帝控製的那一刃，這就是為什麽太平天國之後的幾十年間中國能保持相對平靜的主要原因。
時間也帶來了另一項重要的發展（其重要意義後來被證明是決定性的）。對於北京來說，有一點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有傑出的天才人物出現），那就是：它不僅要預見到如今政府的根基完全成了經濟控製，而且要預見到：正是在這種控製失效的那一刻，中央政府就徹頭徹尾地不再是什麽政府了。現代商業主義，以通商口岸為媒介，開始不斷侵襲中國，這是一股最終無法抗拒的力量。
星移鬥轉，悄然流失的每一年，都在不斷強化這樣一個事實：現代的社會環境，已經使得北京與真正的權力中心漸行漸遠——除天津以外的所有經濟中心，全都位於800至1500英裏之外。正是在這些經濟中心，逐步發展出了革命思想，這種思想，與古老的中國社會慢慢建立起來的、像蒙古和滿洲這樣的外族王朝從未觸動過的社會經濟原則背道而馳。後太平天國時期的政府，依然幻想著通過加重人民的負擔、通過收緊稅收控製（而不是通過真正創造性的勞動），他們能夠自我複興。
要想以無可辯駁的方式確立這樣一個論題（這是部分政治學者長期以來所調查質詢的一個題目），那將要花費很大的篇幅，也會使讀者的寬容之心感到疲倦。中國社會，本質上是一個在信用合作的體係之上所組織起來的社會，它調整得如此精密，以至於除了微不足道的日常購買之外，金錢（無論是貨幣還是信用）並不被人們所渴求。任何一個為解決貿易平衡而大膽抓住金融組織以確保省際間銀流通的係統，都必定是有效的，隻要這些金融組織能保持穩定。
最著名的一些金融組織（這是一個被統稱為“晉商”的龐大團體），算得上是政府銀行家，他們不僅擔保著所有匯往北京的公積金，而且還通過一種複雜的票據係統控製著大清帝國幾乎每一位公職人員的津貼。一位處於這套已臻成熟的係統之下的政府官員，剛一走馬上任，立刻就會成為這些慷慨商號的一名秘密職員，他們以雇主的名義預付該職位所需的全額報酬，然後，隨著稅收的流入，預付款得以一點一點地償還，平衡得以重新建立。因此，在地方的金錢利益和官僚階級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隱秘而又影響深遠的聯係。管理中國的實際工作，也就是平衡稅收帳簿和地方銀行家的帳目。就連“鑄幣廠”（在這裏，銀錠按照各省的習慣被鑄造），也是官員和商人的共同事業。交易無所不在。隻有當饑荒和叛亂造成這一機器嚴重損毀的時候，才會動用不同於金錢的其他力量介入。
這些慣例絕無例外，就其效用而言，古老的中華帝國也不過是在步羅馬帝國的後塵而已。公元前，羅馬人通過在地中海盆地及北歐野蠻部落的軍事與商業擴張而建立起來的那個龐大政權，在極大程度上要依賴於意大利那些金融家和稅收員的天才。因此，中國的現象決不是什麽新鮮事物。貨幣的缺乏和地方標準的種類繁多，使得這些方法的使用具有了經濟上的必要性。這一係統，就其本身而言並不壞，它的致命性，就在於它的僵硬，在於它的缺乏適應性，在於它麵對從不了解的外部競爭時所不斷顯露出來的弱點。這樣的外部競爭，對手注定要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並最終讓那種遠古遺風撞向崩潰。
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吹響了第一聲毀滅的號角，這一點，應該已經被人們注意到了。1894年，因為需要弄到一大筆戰爭經費，而國內的銀行家們則趕忙捂緊口袋，宣稱自己完全無能為力，情急之下，一筆巨額外國借款合同簽訂了。很少有人關注中國曆史的轉折點到底在哪兒。絲毫也不用懷疑，正是在1894年，滿洲人寫下了那篇1912年才正式宣布的退位詔書的第一個句子：他們開始給自己套上了財政的枷鎖，在這樣的枷鎖之下，中國至今困頓潦倒。為了結束損失慘重的對日戰爭，在短短40個月之內，外債總額累計高達近5500萬英鎊。這筆債務，總數幾乎相當於這個國家3年“看得見的”財政收入（換句話說，也就是北京實際到手的收入），這在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這是一筆黃金債務，沒有哪個中國人完全懂得它那些五花八門的操作。它有著特殊的政治意義，也帶來了特殊的政治後果，因為這筆貸款實際上是拿“權力”作擔保的。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自然的“政變”，所有外國人都心知肚明，因為它鍛造了外部的鏈條。
其“內部的”意義甚至比外部的更大。這筆貸款，是以北京最重要的“直接”收入——關稅——作擔保的，它牽涉到正在萌發的新經濟生命最為生死攸關的職能：蒸汽船所承載的沿海、沿江貿易，以及單純對外貿易。這一生死攸關的職能，因此打上了越來越鮮明的外國標記。在任何直接的意義上，它也就不再依賴於北京的保護。這種將財政收入抵押給外國人的、為期數十年的擔保契約，是對國家支配權的一種明顯約束，實際上相當於對國家主權的部分取消。
這一點，當時的民眾認識得並不是很透徹，如今已經確鑿無疑了。正如公元前在意大利爆發的那些大規模無產者起義是羅馬政治腐敗所帶來的貧困和道德失範的必然結果一樣，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也隻不過是一場社會經濟災難，以一種意想不到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奄奄一息的滿清王朝，終於在公開的絕望之中，將反抗的怒火瘋狂地引向了外國人——更確切地說，是引向了那些掌握了他們的真正主權命脈的人。這一行動非但沒有挽救其存亡，相反，大清王朝以此在它的死亡通知書上寫下了又一個判句。許多年來，滿洲人在經濟上幾乎破產，庚子賠款是最後的致命一擊。由於超過雙倍的外債負擔，由於把賠款結算按月直接交到外國銀行家手裏（在上海支付），北京政府早在15年前就已經淪為一個隻有30天眼界的政府，任何能夠將債務拖延幾個月的事件都會讓它俯首帖耳、任由擺布。誰也無法否認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它或許是亞洲曆史上金錢限製力的最為生動的說明。
然而，現象是複雜的，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地了解它的運作方式。對於一種沒有任何公式可以完全套用的局麵而言，商業上的好奇心隻會有助於加重它的困境，要找到與此類似的情形，我們不得不回到歐洲的中世紀，當時，像漢薩同盟那樣一些“自由市”，星羅棋布地散落在廣闊的江河流域和海岸線上。治外法權，通過在中國創設所謂的“通商口岸”，從而成了破壞本地經濟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與此同時，它也是創造強有力的、新的反利益平衡的媒介。盡管日益龐大的洋人群體（他們受本國法律的保護），在國際貿易的特殊保護之下，逐步建立起了一座新的宏偉大廈，並使得茅舍似的中國經濟也顯得光彩奪目，但新興的中國商人階級，一直手在腳麻利地利用這些掙錢機器，他們不僅在這座新大廈中為自己找到了庇護之所，而且還身手矯健、心甘情願地為它添磚加瓦。簡言之，從事商業活動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主要利益，都已經與“通商口岸”融為一體。他們不斷把自己的財富轉移到了那邊，在他們絕對信賴的外國旗子的保護下，從事巨額的地產投資。這個國家的利益集團本能地認識到了：本國的製度體係已經在劫難逃，隨著厄運的到來，這裏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利益集團，以一種普遍的方式將錢存入世界各地，以確保自己能夠逃過此劫。
這一切，其政治上的威力，最終在1911年變得一目了然。我們在一開始的命題中講所到的問題，如今將會一清二楚。中國革命，是反對北京製度（因為它是一個糟糕、低效而倒退的製度）的一次情緒爆發，其程度絲毫不亞於反對滿洲人，盡管他們已經完全采用了漢人的手段，而且也已經不再是外國人了，就像英國的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一樣。1911年的革命，其意義和價值（其所獲得的授權也一樣）並非來自於它所宣稱的那些東西，而是來自它所支持的那些東西。曆史地看，1911年是1900年的直係後裔，後者也是經濟崩潰的產物，這次崩潰以巨額的對日戰爭外債而著稱，當時，由於太平天國運動暴露出了北京主權（亦即過去的軍事力量）惟一存在的理由也已經消失殆盡，從而使得借款成為必然。因此，這個故事一清二楚、脈絡分明，在結果上如此合乎邏輯，以至於它的終局使人聯想到：那不可避免的厄運正在逐漸展開。
革命期間，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很快就顯露出來了，這就是錢，而且僅僅隻是錢。最初一個月的月末，政府就感覺到了捉襟見肘的困窘。各省的匯款終止了，庚子賠款的月度定額尚未支付，外國禁運又阻塞了關稅的收入。由袁世凱（當時的直隸總督）所招募、訓練的軍隊，一直以來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南方軍壓根就不是自己的對手，這倒是真的，但這樣的客觀形勢並沒有什麽意義。事實證明，那些軍隊正在為之戰鬥的東西（也就是北京的製度，以及大清王朝），已經決定了它注定失敗的命運。戰鬥，越來越演變成了“金錢戰”。正是外國的鈔票，導致了第一次休戰，也導致了所謂的“共和政府”從南京遷到了北京。嚴格說來，每一階段的和解，都是通過現金達成的。
假如存在這樣的手段：能夠迅速補充中國的財政而無需動用歐洲證券市場的資源（當涉及遙遠地區的時候，這一市場行為受半官方控製），共和國也許能活得更好一些。但是，通過外國人的耳提麵命，它幾乎立刻就被置於一種警察控製之下。這種警察控製，雖然名義上源自西方的觀念，但它的設計，主要還是用來恢複已經喪失殆盡的權威。所謂的共和，僅僅是一個依稀殘存的夢想。而整個世界都在教導人們相信：在製度設計接近於北京長期形成的專製主義之前，那裏不可能有真正的穩定，他們很有耐心地等待人們猛然的醒悟，伴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的政變一起到來。由此，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雙重吊詭：一方麵，中國人民都在按照中國人的方式和弱點笨拙地努力西化，另一方麵，西方的官員和政府卻又都在努力用中國人的方式看待問題，從而使混亂變得益發不可收拾。在這樣的情形下，不可避免的是：過去6年的曆史，將是一出情節緩慢的悲劇的曆史，幾乎每一頁都寫滿了那個被推舉為權力執行者的名字，此人，便是袁世凱。
打從1644年滿洲人從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手中攫取了皇帝寶座以來，排滿運動就由來已久。各種企圖終結滿清統治的密謀，從來就沒有消停過，然而曆史學家們在談到這個話題的時候，總是裝聾作啞。他們的沉默，一方麵要歸因於缺乏真實可靠的檔案材料，另一方麵，在一個謠言盛行的國度，要想鑿實最簡單的真相，亦殊非易事。不過，毋庸置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哥老會”（一個總部設在偏遠省份四川的秘密組織），其起源便可以追溯到明代的遺民。這些人，打從他們被趕出北京城的那天起，就一直在開展拚死一搏的遊擊戰爭。到最後，來日收複河山的希望徹底破滅，絕望中，他們開始使出下三濫的手段：暗殺，破壞，唯恐天下不亂。至少，我們明確地知道一件事情：19世紀初葉，一個秘密組織曾密謀在北京城的大街上刺殺嘉慶皇帝，這一事件，導致這位皇帝突然放棄了微服私訪的習慣。這一習慣的始作俑者，乃是從前的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他們一直樂此不疲，這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外族主子的個人忠誠。
打那以後，一個多世紀以來，就再也沒有哪位皇上膽敢從紫禁城那凶險的高牆後麵走出來了，除了每年像冬至祭天那樣的簡短儀式，以及兩次“逃跑”：第一次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的時候，朝廷驚慌失措地跑到熱河行宮避難；第二次是在1900年，隨著義和團泡沫的破滅，八國聯軍的不請自來，皇上一大家子被迫沿著崎嶇不平的山路，遠走西安。
這樣的囚禁，其後果很快就顯露出來了。滿洲人的統治，曾經以刀馬弓箭蜚聲四海，如今迅速地變得如此衰弱，以至於皇上們都成了純粹的“甩手掌櫃”，任由大臣擺布。因此，19世紀的曆史，在邏輯上完全可以稱為“遞衰”的曆史。不但洋鬼子明目張膽地擂響帝國的大門，強行要求進入，國內的謀反叛亂也是層出不窮，遍地開花。撇開那些小打小鬧不說，這一時期有兩場大規模的穆斯林叛亂，還有翻天覆地的太平天國運動也迅速崛起，據估算，其間慘遭塗炭的生靈，達1億之眾。泱泱帝國，被兩敗俱傷的內戰弄得支離破碎，乖乖地向洋人拱手交出了許多基本特權，等到接受了所謂的“治外法權”，那條通向最終垮台的道路，也就終於鋪平了。
在這樣的局麵之，如何能讓專製主義苟延殘喘呢？答案是如此奇特，我們不得不在此坦率而詳盡地直言以告。
簡單的事實是：除了在緊接著每次外族征服之後的那段時期之外（比如13世紀的蒙古和17世紀的滿洲），中國不但從未有過任何堪稱專製主義的東西，而且，在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除了最輕微低效的稅收和聊勝於無的治安維持，除了民間自發或他們要求官方提供的所謂“互保”，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管治。任何人如果對這些陳述有所懷疑，那他肯定對某些事實一無所知，這些事實，乃是中國族群體係的構成基礎和最高形態，必須透過這個國家的鄉村生活對之進行富有耐心的研究，方能給予恰當的評價。坦率地說，專製主義是一個從忽必烈時代流傳下來神話，那時候，他是那麽驕傲地建造了他的“汗八裏”（也就是馬可？波羅筆下的Cambaluc，北京城的前身），並在裏麵塞滿自己的軍隊（他們像冬天的積雪一樣消失得那麽迅速）。從那時直到現在，一套精心設計的繁文縟節，一套精心設計的虛偽策略，給“聖旨”賦予了一種他們從未真正擁有過的最高權威。君權在19世紀的消解，使得那位依然生活在皇城之內的“聖上”成為一個傳說。傳說中，對他而言沒有什麽奇跡是不可能的，百姓和官員都對他誠惶誠恐、俯首帖耳。
實際上，皇帝這個職位，從來就隻是一個政治宗教概念，為了群體的利益而轉化為社會經濟法令。這些法令，以一種被稱為“上諭”的定期說教的形式頒布天下，它們是政府的例行儀式。其效用，與其說是強製命令，不如說是指導教育。根據設計，它們宣揚並承續了這樣一種國家理論：皇帝，乃是國家的最高領袖，他恪守“盛世”的道德原則，這個盛世，乃是自孔孟以降，所有聖哲先賢都曾反複念叨過的2500年前的那個繁榮時期，那時候，人民安樂，國家強盛。
因此，皇帝的職位，乃是天上的，而非人間的，是勸誡，而非武力，是用諸日常生活中的最為有力的論據。令人驚奇（確切地說，是令洋人驚奇）的回答，是由偉大的康熙皇帝在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和多明我會傳教士之間展開的那場大論戰中所作出的，這個回答，使得中國成為羅馬天主教國家的希望徹底化為泡影，同時也遭到了羅馬教皇的拒絕。皇帝的回答是：祖先崇拜的傳統習慣，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它絕對正確。君權之下的中國，政治，隻是一種通過反複灌輸“對祖先的服從”而得以行使的國家控製係統。16世紀末葉，滿洲人還隻是偏居中國東北的小小侯國，為登上帝王寶座而拚命攻打中國的長城。從那時開始，他們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既接納達賴喇嘛，也接納西藏和蒙古那些地位更低的宗教頭領。這種努力最後證明了：擁有尊貴，不同於純粹的擁有皇位，它需要給那種以尚武精神開創的統治以穩固性。除非以某種方式賦予這種統治以“道德”名目，否則，它就像蒙古人的統治一樣，隻需一次宮廷政變，就足以讓它土崩瓦解。
即使是在進入北京城之後，滿洲人也並不像曆史學家所描述的那樣，完全是靠軍事上的征服。縱然加上他們的蒙古和漢人助手，滿洲也是一個太小的少數民族，除了打敗明朝的軍隊，他們無法做到更多，也不可能讓中國的主要城市俯首帖耳。對於研究他們的管理方法的學者來說，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就是：當他們統治中國的時候，他們隻能和漢人一起管理。這種有效的製度，一直是一種雙重控製，它始於中央的軍機處和六部，繼而延伸到各省首府，然而在巨大的鄉鎮序列中卻戛然而止，在那些地方，有史以來的自治狀態依然故我，實際上並沒有被觸及。精心設計的科舉製度，連同保留給成功士子的官方殊榮，也被滿清王朝所采用。如此一來，不僅安撫了漢人社會，也供養了一大批這樣的人：他們的利益與維護新主子的統治休戚相關。因此，一直以來就作為晉身之階的文學，不僅成了一種統治工具，而且實際上也成了外族統治的辯護士。考慮到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再加上有一套精心設計的協議條款以保護他們的女眷不會被侵略者的後宮所征用，那麽，在經曆了明代末年那種使國家支離破碎的可怕混亂之後，大批的漢人都歡迎一個更穩固的政權，也就無足為怪了。
隨著1860年北京城的陷落和《天津條約》的批準，洋人紛紛湧入中國，正是他們，對滿清專製主義的錯誤觀念在世界各地的風行居功闕偉，在這項工作中，那些滿腦子歐洲專製主義傳統的西方外交官，扮演了頗為重要的角色。他們賦予皇帝以某種權威，而這種權威，事實上他們從未真正擁有過，除非是為了某些儀式方麵的目的。或許主要是因為朝廷遠離人們的視線之外，因為它在對外交往中的極端傲慢，才將一種“至高無上”的概念傳布四方，引起人們充滿敬畏的聯想。漢族的官員們很快就發現，要想在無法抵抗的高壓之下保護自己，最簡便易行的手段，就是躲在君主那冠冕堂皇的名頭後麵尋求庇護。他們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做得如此成功，以至於在1900年之前，歐洲人普遍相信：在中國，沒有別的統治形式比君主專製更能深入人心。等到他們發現，所謂“聖旨”，隻是在表麵上享有專製君主的最高權威的時候，西方人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要把某些他們完全沒能從中國文化消極方麵予以分析的東西，解釋得最符合自己的冒險精神。說來也巧，雖然自從“皇權神聖、絕對正確”的理論被治外法權摧毀殆盡的那一刻起，中國政府就完全成了“無政府”，然而，由於遙不可及的距離所提供的偽裝，使得那種將國家懷疑主義轉化為統治的積極因素的神奇力量，勉強支撐著政府繼續運行。
要想充分解釋中國的“距離哲學”，以及它在曆史上的深長意味，恐怕需要整本的專著來進行討論。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隻需指出它的幾個基本要點也就足夠了。古老的中國人民在他們遼闊廣袤的土地上虎踞龍盤，不屑於那種在他們看來完全超乎自然的力量遊戲（亦即：蒸汽機、電報、裝甲戰船以及諸如此類），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受到侵擾。他們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在他們看來，穿越遼闊無際、無路可通的空間發動襲擊，純粹是勞命傷財，而等到他們成為別人瞄準的目標時，在軍事力量上，他們也就成了純粹的笑柄。而且，也正是由於他們如此不堪一擊，從而為現實的妥協鋪平了道路。他們擅長現代外科醫生所采用的那種技藝：盡可能地讓傷口自我愈合。他們相信：時間和自然的力量，最終能解決政治上的紛爭，對於這樣的紛爭，西方國家總是遵照絕然不同的原則大膽出擊。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看，這些觀點並不錯。從北京城到長江流域（這是中國的心髒地帶），有800英裏，遠遠超過從巴黎到柏林的距離。從北京到廣州是1400英裏，道路崎嶇難行。由長江溯流而上，到雲南是2000英裏，這段距離，比拿破侖曾經進行過的最遠的行軍還要遠。當人們說到“邊疆領土”（蒙古、西藏、突厥斯坦）的時候，英裏數就不再是數以百計，而必須換成數以千計了，再加上地勢險要，怕是連羅馬那些心高氣傲的將軍們，也要為之氣餒。
如今的中國人也接受了這樣的觀點：距離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是政府的出發點，也是政府的目的地。發端於明代的總督製，被滿洲人當作一種穩固可靠、妙不可言的統治法則而繼承了下來，到後來已臻於完善。在這一製度中，我們看到的是那種消除了巨大障礙的製度安排。每一種權力都由皇上委派，以完全而廣泛的方式統治地方，無遠弗屆。每幾個行省統一在一位總督的治下，每件事情（除了名稱）都像聯邦各州一樣獨立，對它們的要求也隻是征稅，而在其他方麵則全然不管。因此，那根將各省同中央政府綁在一起的鏈條，歸根到底還是財政，而且隻是財政。這一製度在1911年的崩潰，其原因，正是由於財政改革（他們低估了以蒸汽機為象征的新生力量）像軍事改革一樣，都實施得太遲了，而且方式也是錯誤的，因此，非但沒有鞏固反而極大削弱了君主的權威。
依據改革計劃（在拳亂底定、兩宮回鑾之後，這一計劃頗受歡迎），總督確立了一項最要命的特權，就是控製所轄行省的錢包，他們大量從各省征稅，然後轉交給直接對北京戶部負責的“財政專員”，這個部門一直在努力用歐洲那種直接征收每個便士（這將顯示在“年度預算”中）的稅收係統，來取代鬆散隨意的“納捐”係統。毫無疑問，假如時間允許，假如能得到歐洲的大力幫助，這項變革最終會大功告成。然而恰恰是因為時間不夠，使得滿清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樣的代價，總是因為那些辦事拖遝之輩而不斷地付出。古老的理論已經被公然拋棄，如今需要的隻是這樣的希望：國會將徹底摧毀“天子”的尊貴，讓總督們在造反者的手裏成為純粹的人質。1911年叛亂發生後，短短的幾周時間，就足以導致各省回到幾百年前的狀態，那時候，他們被徹底解放，各自為政。而且，他們一旦品嚐到了這次新的獨立所帶來的喜悅，指望他們重新“北麵稱臣”，幾無可能。
在這裏，要想清楚地揭示中國地方主義的確切意義，則需要另費一番口舌。
每一行省最初創立的是各地區的主要城市，這樣的城市，必須用城牆圍起來，以作為儲藏所有增量的倉庫。對領土的貪婪增加了他們的財富，也招來了對他們的權力的嫉妒。古往今來，這些行省的首府，沒有一塊石頭不是在致力於從每一個可能的方向擴張它們的勢力、將盡可能多的領土置於它們的經濟控製之下。這一事實，被全國各地五花八門的度量衡係統所證實，這樣的係統，正是為阻礙經濟交流而故意設置的。河流、山脈、氣候和土壤，無疑在治理上助長了這種擴張，不過，商業和財政上的貪得無厭，才是主要的推動力。這當中，我們有一個頗為有趣而又無可置疑的生動例證，那就是：東北三省（奉天、吉林和黑龍江）之間，至今仍在為攫取內蒙古東部那些處女地的主要份額而爭得不可開交，那裏有綿延起伏的大草原作為它的“遼闊邊疆”。奉天省因為擁有最強大的省會沈陽，因而能極大地蠶食蒙古草原，以至於到今天它的管轄區域已經把吉林的整個西翼給圍起來了，就像一隻吞火怪獸，從而有效地阻止了後者控製那些在地理上屬於它的領土。以同樣的方式，山西的大片領土也被首善之區直隸所蠶食。雖然各省的邊界在過去就曾經做過粗略的調整，但從總體上講，我們上麵所提出的這些，一直是決定各行政區域麵積的主導因素。
如今，在許多殖民活動由來已久的行省中，那種由於距離遙遠和通訊落後所帶來的地方主義，因種族融合而變本加厲。廣東省，其大部分居民是一些漢人冒險家，他們從長江流域出發，沿海岸航行至此，然後與安南人及更古老的土著種族通婚，他們有著獨特的地方性格，與北方人的性格特點水火不容。福建省不但一樣的族群龐雜，而且所說的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外語。諸如長江以北和西部地區，也演繹著同樣的故事，具有最高政治意義的氣質差異，顯然無處不在，並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吵和嫉妒。這種地方主義在政治上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多數行省的眼裏，中央政府簡直差不多就是一個外國政府。單一貨幣成了聯合的紐帶，除非牽扯到稅收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北京就像火星一樣遙遠。
正如我們如今能夠清楚地看到的那樣，50年前（正是太平軍叛亂爆發的時候），作為軍事中心的國家首都，其古老的權威和魔力已經化為烏有。雖然在古代，裝備著弓箭和長矛的英雄能夠像龍卷風一樣橫掃大地，蕩平一切（除了築有高牆的城市）。但是在19世紀，這樣的手段已經毫無用武之地。蒙古和滿洲，也已經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勇士儲備庫；更近一些的周邊地區也已經商業化了，而外圍地區則淪為人煙稀少的遊牧之地。在太平天國垮台之後，政府也已經被消耗得油盡燈枯，隻能在省與省、人與人之間的對抗中尋找平衡，希望借助某些手段，以便能夠恢複它從前的威望和部分財富。北京的官僚們取出包含各省捐納清單的總帳簿，徹底修訂了每一頁賬單，重新分配了每一份稅負，以確保能用這樣的方式不斷榨取稅捐。新的稅種“厘金”（有點像英國的所得稅），最初純粹是“戰爭稅”，它死死扼住省際貿易的咽喉，並利用壁壘粗暴地控製它。人們突然發現，這也是讓滿洲人感覺到主權受到威脅的一種新的、極好的方法。雖然這套係統明顯是把雙刃劍，但它首要的刀口是皇帝控製的那一刃，這就是為什麽太平天國之後的幾十年間中國能保持相對平靜的主要原因。
時間也帶來了另一項重要的發展（其重要意義後來被證明是決定性的）。對於北京來說，有一點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有傑出的天才人物出現），那就是：它不僅要預見到如今政府的根基完全成了經濟控製，而且要預見到：正是在這種控製失效的那一刻，中央政府就徹頭徹尾地不再是什麽政府了。現代商業主義，以通商口岸為媒介，開始不斷侵襲中國，這是一股最終無法抗拒的力量。
星移鬥轉，悄然流失的每一年，都在不斷強化這樣一個事實：現代的社會環境，已經使得北京與真正的權力中心漸行漸遠——除天津以外的所有經濟中心，全都位於800至1500英裏之外。正是在這些經濟中心，逐步發展出了革命思想，這種思想，與古老的中國社會慢慢建立起來的、像蒙古和滿洲這樣的外族王朝從未觸動過的社會經濟原則背道而馳。後太平天國時期的政府，依然幻想著通過加重人民的負擔、通過收緊稅收控製（而不是通過真正創造性的勞動），他們能夠自我複興。
要想以無可辯駁的方式確立這樣一個論題（這是部分政治學者長期以來所調查質詢的一個題目），那將要花費很大的篇幅，也會使讀者的寬容之心感到疲倦。中國社會，本質上是一個在信用合作的體係之上所組織起來的社會，它調整得如此精密，以至於除了微不足道的日常購買之外，金錢（無論是貨幣還是信用）並不被人們所渴求。任何一個為解決貿易平衡而大膽抓住金融組織以確保省際間銀流通的係統，都必定是有效的，隻要這些金融組織能保持穩定。
最著名的一些金融組織（這是一個被統稱為“晉商”的龐大團體），算得上是政府銀行家，他們不僅擔保著所有匯往北京的公積金，而且還通過一種複雜的票據係統控製著大清帝國幾乎每一位公職人員的津貼。一位處於這套已臻成熟的係統之下的政府官員，剛一走馬上任，立刻就會成為這些慷慨商號的一名秘密職員，他們以雇主的名義預付該職位所需的全額報酬，然後，隨著稅收的流入，預付款得以一點一點地償還，平衡得以重新建立。因此，在地方的金錢利益和官僚階級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隱秘而又影響深遠的聯係。管理中國的實際工作，也就是平衡稅收帳簿和地方銀行家的帳目。就連“鑄幣廠”（在這裏，銀錠按照各省的習慣被鑄造），也是官員和商人的共同事業。交易無所不在。隻有當饑荒和叛亂造成這一機器嚴重損毀的時候，才會動用不同於金錢的其他力量介入。
這些慣例絕無例外，就其效用而言，古老的中華帝國也不過是在步羅馬帝國的後塵而已。公元前，羅馬人通過在地中海盆地及北歐野蠻部落的軍事與商業擴張而建立起來的那個龐大政權，在極大程度上要依賴於意大利那些金融家和稅收員的天才。因此，中國的現象決不是什麽新鮮事物。貨幣的缺乏和地方標準的種類繁多，使得這些方法的使用具有了經濟上的必要性。這一係統，就其本身而言並不壞，它的致命性，就在於它的僵硬，在於它的缺乏適應性，在於它麵對從不了解的外部競爭時所不斷顯露出來的弱點。這樣的外部競爭，對手注定要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並最終讓那種遠古遺風撞向崩潰。
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吹響了第一聲毀滅的號角，這一點，應該已經被人們注意到了。1894年，因為需要弄到一大筆戰爭經費，而國內的銀行家們則趕忙捂緊口袋，宣稱自己完全無能為力，情急之下，一筆巨額外國借款合同簽訂了。很少有人關注中國曆史的轉折點到底在哪兒。絲毫也不用懷疑，正是在1894年，滿洲人寫下了那篇1912年才正式宣布的退位詔書的第一個句子：他們開始給自己套上了財政的枷鎖，在這樣的枷鎖之下，中國至今困頓潦倒。為了結束損失慘重的對日戰爭，在短短40個月之內，外債總額累計高達近5500萬英鎊。這筆債務，總數幾乎相當於這個國家3年“看得見的”財政收入（換句話說，也就是北京實際到手的收入），這在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這是一筆黃金債務，沒有哪個中國人完全懂得它那些五花八門的操作。它有著特殊的政治意義，也帶來了特殊的政治後果，因為這筆貸款實際上是拿“權力”作擔保的。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自然的“政變”，所有外國人都心知肚明，因為它鍛造了外部的鏈條。
其“內部的”意義甚至比外部的更大。這筆貸款，是以北京最重要的“直接”收入——關稅——作擔保的，它牽涉到正在萌發的新經濟生命最為生死攸關的職能：蒸汽船所承載的沿海、沿江貿易，以及單純對外貿易。這一生死攸關的職能，因此打上了越來越鮮明的外國標記。在任何直接的意義上，它也就不再依賴於北京的保護。這種將財政收入抵押給外國人的、為期數十年的擔保契約，是對國家支配權的一種明顯約束，實際上相當於對國家主權的部分取消。
這一點，當時的民眾認識得並不是很透徹，如今已經確鑿無疑了。正如公元前在意大利爆發的那些大規模無產者起義是羅馬政治腐敗所帶來的貧困和道德失範的必然結果一樣，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也隻不過是一場社會經濟災難，以一種意想不到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奄奄一息的滿清王朝，終於在公開的絕望之中，將反抗的怒火瘋狂地引向了外國人——更確切地說，是引向了那些掌握了他們的真正主權命脈的人。這一行動非但沒有挽救其存亡，相反，大清王朝以此在它的死亡通知書上寫下了又一個判句。許多年來，滿洲人在經濟上幾乎破產，庚子賠款是最後的致命一擊。由於超過雙倍的外債負擔，由於把賠款結算按月直接交到外國銀行家手裏（在上海支付），北京政府早在15年前就已經淪為一個隻有30天眼界的政府，任何能夠將債務拖延幾個月的事件都會讓它俯首帖耳、任由擺布。誰也無法否認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它或許是亞洲曆史上金錢限製力的最為生動的說明。
然而，現象是複雜的，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地了解它的運作方式。對於一種沒有任何公式可以完全套用的局麵而言，商業上的好奇心隻會有助於加重它的困境，要找到與此類似的情形，我們不得不回到歐洲的中世紀，當時，像漢薩同盟那樣一些“自由市”，星羅棋布地散落在廣闊的江河流域和海岸線上。治外法權，通過在中國創設所謂的“通商口岸”，從而成了破壞本地經濟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與此同時，它也是創造強有力的、新的反利益平衡的媒介。盡管日益龐大的洋人群體（他們受本國法律的保護），在國際貿易的特殊保護之下，逐步建立起了一座新的宏偉大廈，並使得茅舍似的中國經濟也顯得光彩奪目，但新興的中國商人階級，一直手在腳麻利地利用這些掙錢機器，他們不僅在這座新大廈中為自己找到了庇護之所，而且還身手矯健、心甘情願地為它添磚加瓦。簡言之，從事商業活動的中國人，以及他們的主要利益，都已經與“通商口岸”融為一體。他們不斷把自己的財富轉移到了那邊，在他們絕對信賴的外國旗子的保護下，從事巨額的地產投資。這個國家的利益集團本能地認識到了：本國的製度體係已經在劫難逃，隨著厄運的到來，這裏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利益集團，以一種普遍的方式將錢存入世界各地，以確保自己能夠逃過此劫。
這一切，其政治上的威力，最終在1911年變得一目了然。我們在一開始的命題中講所到的問題，如今將會一清二楚。中國革命，是反對北京製度（因為它是一個糟糕、低效而倒退的製度）的一次情緒爆發，其程度絲毫不亞於反對滿洲人，盡管他們已經完全采用了漢人的手段，而且也已經不再是外國人了，就像英國的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一樣。1911年的革命，其意義和價值（其所獲得的授權也一樣）並非來自於它所宣稱的那些東西，而是來自它所支持的那些東西。曆史地看，1911年是1900年的直係後裔，後者也是經濟崩潰的產物，這次崩潰以巨額的對日戰爭外債而著稱，當時，由於太平天國運動暴露出了北京主權（亦即過去的軍事力量）惟一存在的理由也已經消失殆盡，從而使得借款成為必然。因此，這個故事一清二楚、脈絡分明，在結果上如此合乎邏輯，以至於它的終局使人聯想到：那不可避免的厄運正在逐漸展開。
革命期間，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很快就顯露出來了，這就是錢，而且僅僅隻是錢。最初一個月的月末，政府就感覺到了捉襟見肘的困窘。各省的匯款終止了，庚子賠款的月度定額尚未支付，外國禁運又阻塞了關稅的收入。由袁世凱（當時的直隸總督）所招募、訓練的軍隊，一直以來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南方軍壓根就不是自己的對手，這倒是真的，但這樣的客觀形勢並沒有什麽意義。事實證明，那些軍隊正在為之戰鬥的東西（也就是北京的製度，以及大清王朝），已經決定了它注定失敗的命運。戰鬥，越來越演變成了“金錢戰”。正是外國的鈔票，導致了第一次休戰，也導致了所謂的“共和政府”從南京遷到了北京。嚴格說來，每一階段的和解，都是通過現金達成的。
假如存在這樣的手段：能夠迅速補充中國的財政而無需動用歐洲證券市場的資源（當涉及遙遠地區的時候，這一市場行為受半官方控製），共和國也許能活得更好一些。但是，通過外國人的耳提麵命，它幾乎立刻就被置於一種警察控製之下。這種警察控製，雖然名義上源自西方的觀念，但它的設計，主要還是用來恢複已經喪失殆盡的權威。所謂的共和，僅僅是一個依稀殘存的夢想。而整個世界都在教導人們相信：在製度設計接近於北京長期形成的專製主義之前，那裏不可能有真正的穩定，他們很有耐心地等待人們猛然的醒悟，伴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的政變一起到來。由此，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雙重吊詭：一方麵，中國人民都在按照中國人的方式和弱點笨拙地努力西化，另一方麵，西方的官員和政府卻又都在努力用中國人的方式看待問題，從而使混亂變得益發不可收拾。在這樣的情形下，不可避免的是：過去6年的曆史，將是一出情節緩慢的悲劇的曆史，幾乎每一頁都寫滿了那個被推舉為權力執行者的名字，此人，便是袁世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