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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必定有其確定的國體,而國體的形成,通常並不是其國民選擇的結果。即使是國民中最優秀的知識階級,對此也不可能發揮任何思想上的影響。其國體究竟是選擇君主,還是選擇共和,也往往不是人力所能決定,而隻能與本國的曆史、習慣及社會經濟狀況相適應。如果國體不能與國情適應,則雖能定於一時,但最終將被更適合的國體所取代。

  簡言之:一個國家的國體,通常是其具體環境的必然結果。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很多,而最為重要的,則是實力。如果我們研究一下君主政體國家,就會發現:一個朝代通常由一個強有力的人物所創立,這個人能夠掌握全國的實力,並能鎮服所有反對他的人。如果此人善於治國,其子孫也有不世之才,而本國的國情又適合於君主政體,則其人往往能創立一個新的朝代,子承孫繼,代代相傳。

  如果真的能夠這樣,則國家困境的解決,君主政體要優於共和政體。因為君主崩殂之日,並不存在誰應該繼承大位的問題,也不必采用選舉之類的程序。英國人常說:國王雖死,國王長存。說的正是這個意思。但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其繼承法必須有明確的規定,並得到公開的承認。否則君主晏駕之日,覬覦君位者,將不乏其人,權力之爭,也無從定奪,其結果必定是內亂不止。

  曆史告訴我們:君主國家的繼承之法,其完善者,莫如歐洲各國。根據歐洲的繼承製度,君位的繼承權屬於長子,如果沒有兒子,則以近支旁係中血緣最親、年紀最長的男性後裔代替。同時,法定繼承人也可以自動放棄繼承權。因此,如果長子不願繼承王位,則次子將取而代之。這就是歐洲的繼承規則。

  如果不采用這樣的繼承之法,而由君主在諸皇子及近支旁係中選擇繼承人,並無長子繼立的規定,則禍亂之萌,將不可避免。那些妄想竊權篡位,因而在宮闈之間大搞陰謀詭計者,亦將不乏其人。暮年君主,疾痛益增,所帶來的結果,即便幸免於內戰之禍,但繼承之人未定,皇位之爭紛起,這的確是一個危險的局麵。

  這就是我們從曆史中得出的教訓。所以,就政權移轉的問題而言,君主政體之所以優於共和政體,就在於繼承之法,也就是以君主的長子繼承皇位。古代各國,無論亞洲或歐洲,大多采用君主政體,雖然也有例外,如威尼斯、瑞士等國都是采用共和製,但為數並不很多,而且都是小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國家中,大多數都是采用君主政體。

  近一個半世紀以來,歐洲的態度忽然一變,大有舍君主而取共和的趨勢。歐洲大國中,首次嚐試共和製的國家是英國。17世紀中葉,英國革命爆發,查理一世經國會審判,以叛國罪被處以死刑。至此,乃開始建立共和製,號召民主政治,以克倫威爾為攝政,也就是大總統。克倫威爾統率革命軍,打敗了國王,因此控製了國家權力。然而英國的共和政體,也僅僅施行了數年,最終也還是以失敗而告終。因為克倫威爾去世之後,攝政的繼承問題難以定奪。克倫威爾很想讓自己的兒子繼承,但是,因為當時的英國人民並不適宜於共和,而克倫威爾的兒子又沒有治理國家的才能,因此英國的共和製很快就壽終正寢。英國人於是拋棄了共和製,重新采用君主製,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被擁立為國王,不但軍隊擁戴,全國人民也都讚成。

  歐洲民族第二次嚐試共和製的是美國。18世紀,美洲革命成功,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但美國的革命,起初並非要推翻君主,其目的也不過是想脫離英國而獨立。等到革命成功之後,形勢所迫,而不能不采用共和政體,因為美國本來就沒有皇胄帝胤足以肩負國家之重。而且上一世紀在英國提倡共和製的那些人,大多移居了美洲,常常鼓吹共和主義,逐漸也就深入人心,雖然其人已杳然無存,然而影響卻既深且遠。因此,實現共和,實為當時美國人民的共同心聲。假使當時的革命軍領袖華盛頓想要稱王稱帝,多半也是可以做到的。但華盛頓的目標,是締造共和,而並不願意成為國王,再加上他又無子嗣繼承王位,因此當美國獨立告成之日,便毅然采用共和製,一百餘年以來,沒有出現過反複。美國共和製度的建立,其結果是好是壞,有目共睹,不問可知。共和政體的所有聲譽,實在都是美國帶來的。但是,美國在尚未建立共和之前,美國人就久習英國的法律製度,而美國實行英國的憲法及議院製,也在百年以上。因此,1789年美國從殖民地一變為共和國,並不是從君主製而驟然轉變為共和製。其共和政體建立之前,就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國民的自治精神,也訓練有素。不僅如此,而且當時美國的民智,開化程度甚高,因為美國有史以來就關注普通教育,每一個孩子都能讀書識字,由此,也可見其教育普及的程度。

  美國共和製創立不久,緊接著又有法蘭西共和國。但法國在尚未宣告共和以前,一直都是君主政體,國王掌握著極大的行政權力,國民從未能參與國家管理,因而也缺乏自治的經驗。所以,法國雖然改行共和政製,但結果卻不如人意,騷擾頻年,無由平定,而軍政府的暴政,更是相繼而起。拿破侖折戟沉沙之後,在外國列強的幹涉之下,法國複辟了帝製。1830年的二次革命,雖然仍舊采用帝製,但平民的權力稍有擴張。而到了1848年,帝製再次被推翻,共和得以再造,拿破侖的侄子被推舉為大總統。不料這位總統再次推翻共和,複辟稱帝。直至1870年普法戰爭之後,拿破侖三世被廢黜,最後的共和製得以重建,迄至於今,已近半個世紀,按照目前的形勢測度,大概可望維持久遠。

  法國今天的共和製,固然有希望永久持續下去,但其所以能夠持之久遠的理由,實在是由於百年政治改革的結果。在這一百年裏,法國極力發展教育,增進國民的政治知識,以此建立其基礎,而後使國民參與國家管理,以此加強其自治政治的訓練,故共和製能行之久遠。而且法、美兩國,對於國家難題(即所謂政權繼承問題),也頗有一套解決的方法。法國總統由議院選舉;美國總統則由人民選舉。這兩個國家,其國民因為都能夠參與國家政治事務,所以都有自治政製的經驗。而近50年來,兩國又都注重普通教育,廣泛設立學校,政府大力幫助,所以兩國人民的知識文化水平,程度都很高。

  18世紀末葉,既有美、法兩國所樹立的共和典範,於是,舊屬西班牙殖民地的中、南美各國,也紛紛宣告獨立,相率仿效。就這些國家當時的情形而言,大致與美國類似;當獨立告成之時,共和政體似乎最符合國情,這些地方既無皇胄帝胤足以負民望,而北美共和製度的成功,又恰好可以引為先例。於是乎,輿論一致認為:共和製為政治製度的最高形態,無論何種國家,何等人民,都可以適用這種體製。因此,一時間風起雲湧,爭相仿效,幾乎沒有哪個國家不實行共和製的。

  然而,各國的獨立,都是由於努力鬥爭所爭取來的,動亂既已萌發,不能迅速平息,而教育又沒有普及,民智依然未曾開化,其一直以來所習慣的,也還是專製政體而已。而民智未開的國家,最難建立共和政體,所以,各國雖然勉強施行,最終卻沒有什麽好的結果。中、南美各國,雖然獨立早就取得了成功,卻長期上演動亂不寧的悲劇,軍界巨子,爭相搶政奪權。即使有時候有幸能過上幾天太平日子,也不過是因為一兩個手握大權的偉人,竭盡全力進行鎮壓,因此可以暫收一時之效。然而這些大權在握的偉人,又根本不注重教育,從來也沒有聽說過他們設立過什麽學校。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人民也沒有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機會,以培養他們的政治經驗。到最後,等這位偉人老病謝世的時候,壓製的力量稍有鬆懈,爭權奪利之徒便紛紛而起。因為政權繼承問題,並沒有圓滿的解決方法。於是以前太平時期開始施行的所有事業,到此時也就掃蕩無餘。甚至禍亂頻仍,竟至於陷入無政府狀態,全國社會經濟的諸多要素,無不盡遭其踐踏蹂躪。

  墨西哥近年來的事情,在中、南美各國,可謂屢見不鮮。因為共和製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不相適應,必然就會有這樣的結果。迪亞茲為軍界領袖,獨握政權,在他擔任大總統期間,政治問題似乎已經解決。然而,由於迪亞茲既沒有發展教育,而且又壓製人民,不讓他們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等到他年事漸高,威權漸弱,革命者再舉義旗,迪亞茲便失去了政權。自從迪亞茲失敗之後,軍隊首領紛紛擁兵自重,互相爭鬥,國內動亂此起彼伏,至今餘波未平。按照目前墨西哥的形勢來判斷,除了外國列強的幹涉之外,恐怕也別無他法足以解決其國內的政治問題。

  南美各國中,也有采用共和製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的國家,其中尤以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國最為顯著。阿根廷及智利兩國最初建立共和的時候,也是騷擾紛紜,久難平定,其後才漸見安寧,很享受了一段時間的太平歲月。至於巴西,自25年前建立共和製以來,雖然也略有騷動,但共和製度的命運,實在還算平穩。然而這三個國家對於立憲政體,都能夠竭力施行。19世紀初葉,阿根廷及智利兩國,早就開始努力爭取進步。而巴西則早在未建立共和之前的帝製時代,就能夠鼓勵人民參與國家政治事務。所以,這三個國家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也決非偶然。

  研究中、南美各國的現狀和法、美兩國的曆史經驗,其中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實行共和政體的國家,要想在政權繼承問題上有妥善的解決辦法,就必須廣泛建立學校,使得人民能夠接受普通教育,以提高其知識文化水平。同時還要讓人民能夠參與國家政治事務,從而獲得政治實踐的訓練,然後才可以實行共和製而不致產生弊端。

  第二、人民知識文化水平較低的國家,其人民平日又沒有機會參與國家政治事務,因此也毫無政治智慧,如果倉促實行共和政製,則決不可能有好的結果。因為元首既非世襲,總統繼承問題也就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其結果必然淪為軍政府專製。這些采用共和製的國家,雖然也可能會有一時的平靜,但和平時期與紛亂時期,實在是自始至終相伴相生。野心勃勃之徒,操戈相向,爭權奪利,禍亂也就不可收拾了。

  不但如此,就今日的世界趨勢而言,西方列強也不會容忍世界各國有軍政府存在。因為曆史經驗告訴我們,軍政府的結果,必然會使社會陷入混亂,這與西方列強皆利害攸關。因為西方的經濟勢力,很久以來就不斷擴張,歐洲各國的資本及其商務實業的分支機構,已經遍布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雖然對各國政府采用什麽樣的政治製度,他們本無權幹涉,但是利益攸關,他們必定會提出自己的主張,以使得其采用的政治製度不至於擾亂治安,這樣才能使各國所投入的資本,可望得到相應的回報。這種極力主張的結果,勢必會破壞相關國家的政治獨立,甚至取該國的政府而代之。如果隻有這樣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則列強肯定會悍然采取行動,而不會縮手縮腳。因此,從今往後,一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將不可能自行其是地任意建設,致召革命禍亂,重蹈南美洲上個世紀的覆轍。今後的國家,也應當審慎選擇其所采用的政治製度,以便能夠維護社會穩定。否則列強的幹涉,恐怕就不可避免了。

  以上研究,與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又有什麽關係呢?這實在是題中應有之義。中國數千年以來,習慣於君主獨裁,沒有現代意義的學校,大多數人民的知識文化水平尚低,而政治經濟的實際運作,人民又絕不能參與其中,因此也就沒有研究政治的能力。4年以前,由專製驟然改變為共和,這一舉措太過倉促,因此難望有良好的結果。倘若清朝的皇帝並非異族君主(正是因為這一點,人民才一直想推翻他),那麽,如今最好的辦法,莫過於保存君位,逐漸施行立憲政治,凡是當年考察憲政大臣所籌劃的政策措施,都可以逐步推行,以期達到最好的效果。然而不幸的是,異族政權,百姓視之如仇寇,必欲推倒而後快,於是保存君位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了。而君主被推翻之後,除了采用共和製,也實在別無良策。

  由此觀之,中國近幾年來,因此也就逐漸推行立憲政製,隻不過新製草創,未盡完善。假如當日有皇族帝胤,為人民所擁戴,百姓願竭誠效忠,其效果應該不止如此。就現在的政製而論,總統繼承問題尚未解決,目前的相關規定,原本就不很圓滿。一旦總統解除職務,則各國所經曆的種種困境,必將再現於中國。因為各國的社會經濟狀況,本來就與中國差不多,因此所遇到的危險也就並無不同。日後如果因為這個問題而釀成禍亂,一時不能撲滅,甚至於威脅到中國的獨立,也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凡是關心中國福祉的人,處在這種形勢下,又應該持什麽樣的態度呢?是主張繼續推行共和製呢?還是提議改建君主製呢?這個問題頗不容易回答。但毋庸置疑,中國如果采用君主製,比起采用共和製來,應該更為適宜。因為,中國如果想維護其國家獨立,則不得不采用立憲政治,然而從中國的曆史、習慣、社會經濟狀況以及與列強的關係來看,則中國的立憲,以君主立憲較易,而共和立憲較難。盡管如此,由共和而改為君主,要想得到良好的結果,則下列必要條件,闕一不可:

  一、這樣的改革,不可招致中國人民及外國列強的反對,致使近日共和政府所極力撲滅的禍亂再現於中國。因為目前的和平環境來之不易,應當竭力維持,不可滋生禍根。

  二、君主繼承的法律,如果不予以明確規定,以使嗣位問題絕無疑義,則由共和而改為君主,實在沒什麽益處可言。至於君位的繼承不可聽任君主自己選擇,前麵言之甚詳,此處不再贅述。雖然君主的權威比大總統更加尊貴,中國的百姓,也早已習慣於君主,而很少有人知道大總統為何物,所以君主一直受到人民的尊重敬畏;但此番改革,如果隻是用來增加元首的權威,而對於繼承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則這樣的改革,似乎也就沒有什麽充分的理由。因為君位繼承的確定不移,實在是君主製最優於共和製的地方。

  三、如果政府不能預先籌劃,以求立憲政治的發展,那麽,即使由共和變為君主,也將不可能有長治久安。因為中國如果想在世界強國中取得其相應的地位,則必須使其人民的愛國之心日漸增長,這樣政府才能夠日漸強大,足以抵抗外侮。然而,中國人民如果不能參與國家的政治事務,則其愛國心自然也就無從增長;政府如果沒有人民的熱誠讚助,則必定沒有強大的力量。而人民之所以能夠讚助政府,必先自覺參與政治,而後才能盡其能力。因此,執政者必須使人民了解到政府是造福人民的機關,使人民知道自己有權監督政府的運作,而後方能大有作為。

  以上所述三種條件,都是改共和製為君主製所必不可少的。至於目前的中國是否完全具備這樣的條件,這個問題,應該留給那些熟知中國國情、並以中國進步為己任的人做出判斷。如果這幾項條件都完全具備,則國體改革之有利於中國,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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