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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洪承疇降清，力促議和
洪承疇是明朝的重臣，身負抗清的大任，兵敗被俘後怎麽會降清呢？這主要與皇太極對歸降的漢人漢官的政策有關。
皇太極對待歸降的漢人漢官，都是非常優待的。皇太極曾說：“歸降之地土，即我地土；歸降之民，即我民人”，“皆吾赤子，束歸之後，自當加以恩養”。為了防止傷害歸降漢人的行為，他規定：“凡貝勒大臣有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強取民物者，計所取之數，倍償其主。”天聰七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極在一次講話中再次諭令滿洲將上對新附之眾，“一切勿得侵擾”。
正是在皇太極這種善待漢人的政策影響下，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紛紛歸降了後金。
孔、耿皆遼東人，在明朝為登州參將，因內部矛盾，發動兵變，占領登州。明朝發兵來攻，他們難以自存，航海歸金。天聰七年（1633年）六月三日，皇太極不顧群臣的反對，親率諸貝勒出迎至渾河，並打破常規，行抱見禮，以示優寵，這在後金的曆史上是不多見的。孔、耿不僅帶了12000精壯官兵及紅衣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遼東海防很快崩潰了。此後不到4個月，明鎮守廣鹿島的副將尚可喜就緊步孔、耿之後塵。皇太極稱讚他“識時勢之向背”，“殘破海防，實為我功”。皇太極重新任命紮骨德為都元帥，耿仲明、尚可喜部為總兵官，讓他們繼續帶兵，與和碩貝勒並列。
皇太極在優禮漢官方麵，做的是十分有成效的，對範文程的重用，就是個典型例子。範文程原是沈陽縣學秀才，在努爾哈赤攻陷撫順時，自願投效後金。努爾哈赤在位時，他僅是個無關緊要的章京，皇太極對他則非常信任、器重，安排他參與軍政大計。每逢議事，皇太極總要問：“範章京知道嗎？”當遇有疑難問題時，就說：“為什麽不與範章京商議呢？”範文程練達持重，有遠見卓識，由於受到重用，為滿族關外政權及日後入關建立全國統治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來歸降的漢官，皇太極“無不恩養之”，迎接、宴請、賞賜、封官，處處優禮。皇太極的這些做法使漢官無不心悅誠服，感激涕零，他們表示：“以此豢養之恩，雖肝腦塗地，實難報稱萬一也。”皇太極對漢官采取大膽使用，破格提拔，不吝獎賞的“善撫”政策，與明廷君臣上下猜忌，朋黨互相傾軋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皇太極的子侄們在他麵前發牢騷說：“昔太祖（努爾哈赤）誅戮漢人，撫養滿洲。今漢人有為王者矣，有為昂邦章京者矣。至於宗室，今有為官者，有為民者，時勢顛倒，一至於此！”具有遠見卓識的皇太極並未因此動搖其改善漢人地位、優禮漢官的國策。
天聰五年（1631年），在大淩河戰役中，皇太極對祖大壽的招降，是很典型的。大淩河守將祖大壽是明軍中的悍將，又有許多子侄在明軍中任職，如果爭取到祖大壽，就同時爭取到一批祖大壽的親屬朋友和部下。皇太極對大淩河城圍而不攻，然後致書祖大壽招降，態度十分誠懇，招降書裏說：“我起自東陲，但知軍旅之事；至於養民馭兵之道，實所不知；山川地勢之險夷，亦多末諳。倘得傾心從我，戰爭之事我自任之，運籌決勝，惟將軍指示。休戚與共，富貴同享，此朕之願也。”
祖大壽不肯降，表示寧死於大淩河城也不降。皇太極仍不灰心，他再次致書祖大壽：“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駐。但思山海關以東智勇之士，盡在此城。巷殺爾等，於我何益？何如與眾將軍共成大業！故以肝膈之言，屢屢相勸。”
祖大壽當時已處於困難境地，突圍不行，守城又很難持久，明廷派來的援軍在離城15裏的長山口已被後金軍打敗。在援救無望、坐困孤城之際，祖大壽無可奈何表示願意投降。皇太極派石廷柱去聯絡，祖大壽和諸貝勒約降，並殺了反對投降的副將何可剛。祖大壽心情是矛盾的，從封建道德忠君思想來衡量，他的投降是被迫的，但要取得皇太極的信任，才能逃離後金。為此，他又不得不將子侄祖澤洪、祖澤潤、祖可法等留在後金。祖大壽向皇太極獻計，詐逃以裏應外合助後金取錦州，皇太極接受他的意見，令祖大壽率明軍以敗將身份逃回錦州。
皇太極對祖大壽能否不負前議，自然是有思想準備的。他把祖大壽的子侄帶到沈陽，多次要祖大壽配合後金攻錦州，祖大壽全無回音，顯然祖大壽又變卦不降了。皇太極並沒有因此把留作人質的祖氏子侄處死，而是加以重用。皇太極對降將不但錄用，而且盡可能采納他們的合理意見。祖可法留作人質後，被帶到後金軍中，諸貝勒問他為什麽“死守空城”，他說：“恐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縮。上於貧困者賑給衣食，富饒者秋毫無擾。寬仁愛民之穗，遠近聞之，然我國人猶不信也。”
努爾哈赤的孫子嶽托對他說：“殺遼東民，乃太祖時事，我等亦不勝追悔。殺永平兵民，乃二貝勒阿敏所為，後論罪幽禁，奪其屬員，此事與今無涉。我皇上自即位以來，教行禮儀，政治一新，撫養黎民，愛惜士卒，想爾等亦聞之矣！”
祖可法答道：“上寬愛民，亦嚐聞之。雖我國之人，見爾等先年殺戮肝膽俱喪；今雖言養人，人猶不信，職此故也。”
這段對話說明許多問題，後金的屠戮政策確實在明將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陰影，盡管他們誠懇地爭取漢人、漢將投降，但明將中大部分人對後金是信不過的。
以往，努爾哈赤殺漢人十分殘酷，幾乎每陷一個城鎮都把漢兵盡殺之，俘獲的漢人基本上都分給女真貴族充當奴隸。有一次分賞給將士當奴隸的漢人，竟達30萬人。後人把努爾哈赤對漢人的政策歸納為兩條：一是大規模屠殺漢人，二是把漢人大批分給女真貴族當奴隸。這個歸納，大體上是準確的。祖可法既然投降，就希望後金能成氣候，所以他幹脆把這個問題挑開，如皇太極接受這個意見，一方麵可使漢人少遭誅殺；另一方麵可使後金政權更得人心，也算忠言之告；更重要的是可保住自己身家性命。祖可法是有膽略的，這一點頗得皇太極的歡心。而嶽托的答話也算是誠懇的，對原先的屠戮政策表示追悔，對永平殺降將之事說明是阿敏所為，已受到懲處，這倒不是敷衍之詞。
阿敏是努爾哈赤的侄兒，也是一員猛將，為清入關前的四大貝勒之一。天聰四年阿敏在永平（今河北盧龍）附近被明軍打敗，隨即下令將新降巡撫白養粹、知府張養初、太仆寺卿陳王庭、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掌印官陳清華等，一律處死，並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殺。為此，皇太極下令懲處阿敏時，確實將誅殺降將和百姓列其一條罪行，指責阿敏是故意破壞他的基業。
皇太極認識到，對待永平等處歸降漢民的態度，決定後金今後能否招降更多的漢民，能否穩定地統治漢民地區。正由於他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才把如何對待永平等處歸降漢民的問題，看得這樣重。他一上台就把“安民”看成是“治國之要”，認為“滿漢之人，均屬一體”，並製定了許多安撫漢人和使用漢官的政策。這對爭取漢官漢民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年大淩河城一役，雖然祖大壽降而複叛，但卻得到祖可法等30多人，也算招降的一大壯舉。而且在這一批人裏，確有頗具才能之輩，像祖可法和原明朝寧遠副將張存仁，後來在清朝定天下的過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皇太極對他倆都給予重用。由於皇太極對明降將寬厚，絕大部分的明將都是忠心耿耿地為後金效勞的，心地也比較坦誠。
皇太極對降將也基本上是信任的，在大淩河戰役之後，他得到大批明朝降將，這些人都忠心耿耿地為清廷效勞。皇太極所實行的許多政策大多是從降將獻策中得來的。後金、清初幾次進軍關內，都有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將隨行。這些人長期在明軍中服役，對明朝情況很了解，他們參與運籌，自然要起很大作用。後金和清招降明將，由女真或滿洲人出麵效果比較差；而以明將出麵招降，效果就很好，許多明軍將士看到大勢已去，就在明降將的招撫下投到後金或清營。對後金或清軍瓦解明軍鬥誌起了重要作用。
皇太極曾經說過，作戰的事他來指揮，政治製度的建設主要聽明朝降臣的，這並不是虛設之詞。如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想考察漢官治績，以所管地區丁戶的增減，作為賞罰標準，凡是人數減少三分之一者，即將轄官削職為民。馬光遠認為不妥，即上疏言明：“各堡逃亡，多寡不同，而管堡各官，功次不等。既邀國恩予世職，慨罷為民，眾情驚懼。”
他要求對這些人可以“免削世職，仍令戴罪視事”。皇太極采納了他的意見。又如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準備將內三院遷到理藩院之外。降將祖可法、張存仁認為不妥，上疏說明內三院是朝廷重臣，不宜遠離皇宮。他們建議把理藩院遷出，而將內三院仍和都察院一起留在原地。皇太極立即照準。皇太極對漢臣的重視，調動了漢臣的積極性，又吸引許多明臣來降。
皇太極是比較寬厚的，不少漢將犯罪應受處罰，有的甚至犯死罪，大多得到皇太極的赦免。相反的，明廷對將領處罰卻十分嚴酷，任憑一些太監、奸臣，陷害忠良。袁祟煥對明朝忠心耿耿，為保衛寧遠，費盡心力，連續大敗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卻僅因清軍施了離間計，崇禎帝就對他產生了懷疑，既不調查，又不顧前功，立即將他逮捕，淩遲處死。兩朝對待有懷疑的將領，處理辦法完全不同。相形之下，皇太極自然是較能籠絡人心的。
皇太極對祖大壽的處理辦法，就十分大度。祖大壽以詐逃為名逃回錦州城中，名義上以充內應，實際上重回明營。但他卻帶話給清營，說是帶去的兵太少不便獻城，須等待時機。皇太極知道祖大壽變了卦，卻並不聲討他，隻派人送信，叫他“勿忘前約”。當祖大壽的降清被明朝巡撫邱嘉禾偵知，密報了崇禎帝，在這種情況下，祖大壽上疏自劾。崇禎帝為了籠絡人沒有降罪於他，還晉升他為左都督。清軍先後多次致書祖大壽，祖一直沒有答複。
皇太極耐心等待，並沒有明顯表示對他不滿；並在這時候，封祖大壽的子侄祖可法為一等梅勒章京，祖澤潤為兵部右參政，祖澤洪為吏部承政；還把清軍戰事進展報給祖大壽，無非是希望他認清形勢，助清討明。祖大壽仍是一直沒有理皇太極。但是，祖大壽並非明朝的忠臣，他對崇禎帝殺袁崇煥十分不滿，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被崇禎帝所殺。所以，崇禎帝三次召他進京，他都不去，皇太極對祖大壽等了10年，費了很大力氣，最後還是錦州城裏彈盡糧絕時，他才被迫投降的。皇太極不但不責怪他，反倒說：“往事已不可追，此後當竭盡爾力以事朕，則善矣。”
皇太極以這樣寬廣的胸懷，來爭取降將，其目的是為入主中原作準備。正像他自己所說：“被使人心悅服，以圖大事耳。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眾，焉能攻城必克，野戰必勝。”
清朝從努爾哈赤開始，征戰不休，湧現出許多猛將，如議政十貝勒、八大臣中就有許多是征明的勇將，但這些人大多“不諳國事”。誠如《清太宗實錄》中所講：“我國之攻城破敵、斬將搴旗者，實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內攮外者，概未多見。”
在這種情況下，皇太極自然想從漢官中爭取到治國安邦之臣，這是他的出發點，也是他製定爭取降將政策的立足點。
值得注意的是，像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降將，在明朝並不是什麽名將，地位也較低；但到了後金和清朝，受到重用，於是個個精明，獻謀獻策，對進占遼東已經立下汗馬功勞，而要入主中原，就更需要具有文韜武略的定國安邦大臣。在皇太極眼裏，洪承疇就是這樣的人才。因此，清廷得到洪承疇的忠心歸順，就成為結束鬆錦戰役之後的頭等大事。
洪承疇是明朝的重臣，以薊遼總督率兵援遼，朝中文武對他寄予很大希望。鬆山城破之後，洪承疇及其部將祖大樂被俘。皇太極派席賴、查塔、鍾古、商吉圖等前往鬆山，諭請圍困鬆山的皇太極長子、多羅郡王豪格，代善的孫子、多羅郡王阿達禮，努爾哈赤的十五子、多羅貝勒多鐸等說，鬆山所獲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壽之弟祖大樂，可送入盛京；巡撫丘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如不降，可處死；祖大名、祖大成放入錦州城。於是，豪格、阿達禮等對被俘人員以不同的待遇：將洪承疇、祖大樂兩人送往沈陽；對明朝巡撫丘民仰、總兵曹變蚊、王廷臣等，先進行勸降，遭到拒絕以後，當即把他們就地處死，其下部將100餘人、士兵3000餘人，也全部被殺害；將祖大壽的另外兩個弟弟遊擊祖大名、祖大成，卻放回錦州，實際是讓他們去做祖大壽的工作。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皇太極很有心計，同時也說明他雖然比較寬厚，但對漢人的屠殺也是十分殘酷的。被俘明將僅洪承疇、祖大樂送沈陽。祖大樂是祖大壽的弟弟，為爭取祖大壽，自然要保護；而洪承疇是明朝重臣，加以文韜武略聞名，如能爭取洪承疇歸順清廷，對清朝以後形勢發展將起重大作用。
洪承疇於三月到沈陽以後，據說被幽禁在大清門左邊舊有的三宮廟內，距宮門很近。清廷一再勸降，洪承疇堅決不降。勸降的滿將見洪承疇怒目而視，死不開口，就舉刀欲殺承疇，他竟“延頸承刃，始終不屈”。那麽，洪承疇後來為什麽投降呢？史書說法不一，據《清朝全史》上記載：
汲修主人（禮親王）談太宗襟度有曰：鬆山既破，擒洪文襄（洪承疇），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頭跣足，罵言不休。太宗乃命諸文臣勸勉之，洪一語不答。太宗乃親至洪之館，解貂裘而與之服，徐曰：“先生得無冷乎？”洪茫然，視太宗良久，歎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頭請降。太宗大悅，即日賞費無算，陳百戲作賀。諸將皆不悅曰：“洪承疇僅一羈囚，何待之重乎？”太宗曰：“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究竟欲何為乎？”眾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眾乃服。
據《清史稿·洪承疇傳》記載：
上欲收承疇為用，命範文程諭降。承疇方科跣謾罵，文程靜與語，泛及今古事，梁間塵偶落，著承疇衣，承疇拂去之。文程速歸，告上曰：“承疇必不死，惜其衣，況其身乎。”上自臨視，解所禦貂裘衣之，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良久，歎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
這兩處所說的一個共同點是，洪承疇被俘之初，確實堅決不降，其他史料，也證明這一點。《明季北略》裏說他被俘後：
不屈，命之跪，承疇曰：“吾天朝大臣，豈拜小邦王子乎！”
《清朝全史》和《清史稿》裏所說的洪承疇降清的關鍵之舉，都是由於皇太極親自去看他，並把自己的貂裘親手給洪承疇披上，洪承疇受到感動，才歸順了清朝。應當說洪承疇從堅決不降到決定降清，是皇太極招降政策的結果。皇太極為此費了很大力氣，做了很多工作，一些比較有作為的漢臣，如範文程、張存仁，也起了重要作用。當然，洪承疇也從皇太極的禮賢下士和寬廣胸懷中，看到清朝有可能成功，而明朝的腐敗已很難重振基業，這大概也是洪承疇決心降清的原因之一。至於民間廣泛流傳著洪承疇的降清，是由於皇太極的愛妃博爾濟吉特氏做工作的結果，似乎並無根據。《清史演義》中第十回裏關於洪承疇降清有過這樣一段描述：
原來洪承疇人本剛正，隻是有樁好色的奇癖。這日正幽在別室，他是立意待死，毫無他念。到了巳牌，紅日滿窗，幾明室淨。聽門外叮當一聲，開去了鎖，半扉漸辟，進來了一個青年美婦，嫋嫋婷婷地走近前來，頓覺一種異香撲入鼻中。承疇不由得抬頭一望，但見這美婦真是絕色，髻雲高擁，鬟風低垂，麵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風楊柳，更有一雙纖纖玉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手中捧著一把玉壺，映著柔荑，格外潔白。
承疇暗訝不己，正是胡思亂想，那美婦櫻口半開，瓠唇微啟，輕輕的呼出“將軍”二字。承疇欲答不可，不答又不忍，也輕輕的應了一聲。這一聲相應，引出那美婦問長道短，先把承疇被擄的情形，問了一遍。承疇約略相告。隨後美婦又問起承疇家眷，知承疇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她卻佯作淒惶的情狀，一雙俏眼，含淚兩眶，頓令承疇思家心動，不禁酸楚起來。那美婦又設詞勸慰，隨即提起玉壺，令承疇喝飲。
承疇此時，已覺口渴，又被她美色所進，便張開嘴喝了數口，把味一辨，乃是參湯。美婦知已入轂，索性與他暢說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憐將軍而來；將軍今日死，於國無益，於家有害。”承疇道：“除死以外，尚有何法？難道真個降清不成？”美婦道：“實告將軍，我家皇帝，並不是要明室江山，所以屢次授書，與明議和。怎奈明帝輕信邪言，屢次反對，因此，常要打仗。今請將軍暫時降順，為我家皇帝主持和議，兩下息爭，一麵請將軍作一密書，報知明帝，說是身在滿洲，心在本國。現在明朝內亂相尋，聞知將軍為國調停，斷不至與將軍家屬為難。那時家也保了，國也報了，將來兩國議和，將軍在此固可，回國亦可，豈不是兩全之計？”
這一席話，說得承疇心悅誠服，歎息道：“汝非不是，但不知汝家皇帝，肯容我這般舉動否？”美婦道：“這事包管在我身上。”言至此，複提起玉壺，與承疇喝了數口，令承疇說一允字，遂嫣然一笑，分花拂柳的出去。
看官！你道這美婦是何人？便是太宗最寵愛的莊妃。因聞承疇不肯投降，她竟在太宗前，作一自薦，不料她竟勸降成功，立了一大功。
《清史演義》這個記述，在民間廣泛流傳。“演義”屬小說類，情節可以根據作者愛憎進行編造，本不足信。顯然，這些編述的目的，在貶低洪承疇和貶損莊妃。
事實上，莊妃是不可能獨自一人去看望洪承疇的，起碼會有宮女隨從；而且，沈陽的清宮院落不是很大，皇太極住的清寧宮，與莊妃所住宮室在一個院落，莊妃的一舉一動其他嬪妃也能看得到。皇太極為顧及自己的顏麵，也不會同意莊妃去用“美人計”說降洪承疇，這是一般常識。況且，《清史演義》在講這個內容的第一句話就是：“原來洪承疇人本剛正，隻是有一樁好色的奇癖。”這話自然是醜化洪承疇的。實際上，洪承疇在個人生活上很遵守儒家道德，並沒有什麽風流之舉。莊妃說降洪承疇未必是曆史事實，但莊妃聰明賢惠，為皇太極出了勸降洪承疇的主意，倒還是有可能的。
張存仁等早年降清的漢臣，對招降洪承疇的確比較熱心。到四月初，都察院參政張存仁即上奏道：“今鬆錦既破……明國將帥有不人人破膽，處處惶懼者乎。臣觀洪承疇欣欣自得，僥幸再生，是能審天時，達世務，仰慕皇上為天授福德之真主……洪承疇既幸得生，必思效用於我國，似不宜久加拘禁，應速令薤發，酌加任用，使明國之主，聞之寒心；在廷文臣，聞之奪氣。蓋皇上特為文臣之歸順者開一生路也，且洪承疇身係書生，養於我國，譬如孤羊在檻阱之中，蠅飛無百步之力耳，縱之何所能，禁之何所用，此恩養之不宜薄者也。”
崇禎十五年（1642年），即崇德七年五月四日，洪承畸同意薤發，正式降清。清廷怕他反悔，當天夜裏就給他剃了發。第二天下午，皇太極命明朝降臣降將洪承疇、祖大壽、祖大樂、夏承德、祖大弼等入見。皇太極坐於崇政殿，洪承疇跪於大清門外請罪，奏曰：“臣係明國主帥，將兵13萬，來鬆山援錦州，曾經數戰，冒犯軍威。聖駕一至，眾兵敗沒。臣坐困鬆山城內，糗糧罄絕，人皆相食，城破被擒。自分應死，蒙皇上矜憐不殺而恩養之。今令朝見，臣自知罪重，不敢遽入。所以先陳罪狀，許入與否，候旨定奪。”
皇太極聽罷，十分高興，他說：“洪承疇所陳誠是。彼時與我軍交戰，各為其主，朕豈介意？朕所以宥爾者，以擊敗十三萬兵，與得鬆錦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善養人者，斯合天道。朕故推恩活爾，爾但念朕撫育之臣，盡心圖報。從前情罪，悉與寬釋。”
於是洪承疇等入大清門，在崇政殿前，向皇太極“行三拜九叩”，正式投降清朝。禮畢，皇太極召洪承疇等入殿，命坐於左側，賜茶，問洪承疇曰：“朕觀爾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聞，至將帥率兵死戰，或陣前被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否則沒入為奴者，何故？此舊規乎？抑新製乎？”
洪承疇答道：“昔無此例，今因文臣眾多，台諫紛爭，各陳所見，以聞於上，故致如此。”
皇太極說：“今日文臣固眾，昔之文臣亦豈少耶？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殺，似此死戰被擒，勢蹙歸降之輩，豈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敵國，可以財幣贖而得之，亦所當為，何至坐妻子以死徒之罪乎？其無辜冤濫亦甚矣。”
洪承疇垂涕叩首奏道：“皇上此諭，真至仁之言也。”
皇太極命洪承疇等退出，坐於大清門外。當時祖大壽等為皇太極準備了一份豐厚的禮物，皇太極不受，祖大壽等跪於大清門外一再懇請，皇太極念其心誠隻拿了一兩件，其餘全部退回。回宮之後，皇太極命多羅貝勒多鐸等在崇政殿宴請洪承疇等。
宴畢，大學士希福、範文程等傳皇太極諭承疇、大壽曰：“朕今日未服視朝衣冠，又不躬親賜宴，非有所慢於爾等也，蓋因關雎宮敏惠恭和元妃之喪，未過期故耳。”洪承疇等忙叩首奏道：“聖恩優異，臣等何以克當，雖死亦無憾矣！”皇太極是個極細心的政治家，對祖大壽送來的豐厚禮物拒不收，並非他不喜歡，而是不願讓初次相交的降臣看他不起，最後收一兩件，是為了照顧降臣的情緒。
他在賜宴之後，考慮到降臣因他不在席上而有想法，忙又讓人向降臣說明他不出席的理由，這實在是周到極了。在降臣麵前，他的這些做法，都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也增加了降臣對他的信任。皇太極的這些舉動，使洪承疇感激涕零，從此真心歸降，為清王朝建功立業。
但是，洪承疇的歸降卻是明朝意想不到的。先是由洪承疇的一個家人回來報信，稱洪承疇被俘後“義不受辱，罵喊不屈”，已被清軍所殺，“碎體而亡”。由於洪承疇在明廷有很高威望，鬆山戰敗又是兵部尚書陳新甲等從中掣肘，明臣對洪承疇非常同情。崇禎帝對此也很關切，一聽到洪承疇壯烈殉節，“痛哭遙祭”，準備隆重祭奠。
再有就是洪承疇家人的報告，洪承疇在鬆山被俘，他的家人乘亂逃回北京，上書“言承疇殉難始末甚詳”，兵部收到的塘報和洪承疇家人的上書，基本一致。還有的書中記載，鬆山城破之後，“承疇子某走京師，擊登聞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謝其殉難，立祠於京祭之，蔭其一子”。這裏所說的“十八疏”，是指洪承疇被圍困在鬆山之後，不斷上疏求援，前後共有“十八疏”。但是，這些疏文都被高起潛扣下，沒有交給崇禎帝。高起潛怕洪承疇立功，所以不上報。這個記載不大可靠，洪承疇去遼東上陣，似乎並沒有帶兒子；且當時他在圍城之下，想連續進出“十八疏”，談何容易。不過這條材料也說明，洪承疇被俘後確實表現堅貞不屈，當時從巡撫到一般士兵，凡是不願投降的一律砍頭，洪承疇一再表示要求“速死”，並無乞降之意。因此，逃出的人分析，洪承疇已被殺死，也在情理之中，並非故意虛報。可是，意外的事是存在的，清朝皇帝偏偏看上了洪承疇，在被俘明將中，隻將他和祖大樂二人押送沈陽，這是崇禎帝所未曾料到的。所以，崇禎帝一聞洪承疇被殺，就毫不懷疑，早在四月十二日就下了一道聖旨：
錦州不守，奴氛屠慘情形，真堪憤痛。其鬆城撫鎮，義殉可憫，洪承疇節烈彌篤。即著該督鎮再一確察，速與優旌，以慰幽忠。
但是，洪承疇之死隻是在預料之中，並沒有真憑實據，所以在崇禎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又下行文稿，急催核實洪承疇死難的情況：
四月二十七日，又準禮部谘，為旌恤忠烈之臣，以維大義等事等因。移谘到部，複行催去後，迄今仍未見察覆，事關吃緊欽件，再難需待，相應亟催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劄谘遼督煩為查照。劄吳三桂遵照）先今事理希速將洪承疇、丘民仰等死難緣由，確察覆部，以便會覆吏禮二部議恤。
顯然，不論遼督或吳三桂，都沒有能夠提供確鑿的材料，說明洪承疇的死難。崇禎帝還是下令賜祭，建立祠堂，準備隆重祭奠。據《通鑒輯覽》記載：
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詔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民仰六。尋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並列，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
有的書裏，還具體說出崇禎帝為洪承疇所建祠的地點，就是後來正陽門東月城的觀音大士廟。崇禎時下令修建的，專為“祀經略洪承疇”，後知洪承疇降清，“改祠大士焉”。
洪承疇畢竟是明之重臣，而且明王朝是個漢族人建立的王朝，清朝是滿洲貴族建立的王朝，洪承疇降清，若以曆代改朝換代，新王朝接納舊王朝有作為的大臣擔任重要職務，本是司空見慣的事。唯獨少數民族為最高統治者的政權，在初建時，漢臣降之，殊為大不可原諒之舉。洪承疇降清，後又成為清初開國功臣，為大清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因此，一些明朝遺臣遺老對洪承疇多加譴責，並編造了許多責備洪承疇的言論。如明遺民張怡在《諛聞續筆》中說：
洪仆走京師，上書言承疇殉難始末甚詳。先帝震悼痛哭，贈恤有加，命設壇朝天官前，將親祭，以示激勵。有台臣言其家人偏詞，恐不足信，姑緩以待確報。而熟知承疇竟不死？大負先帝意。
另一個明朝遺民李介立在《天香閣隨筆》中，講了這麽一個故事，稱清軍將洪承疇抓走，承疇的愛將曹變蛟跟從他到淩河，對洪承疇說：“可以死矣。”洪承疇沒有死，曹變蛟就自己扼喉而死。這當然是為了頌揚被清軍殺害的曹變蛟，貶斥洪承疇貪生怕死。其實，清軍俘獲洪承疇之後，就決定將他送到沈陽，未必還和曹變蛟關押在一起。事實上，曹變蛟、丘民仰等明將，因拒絕投降，都被清軍殺害了；而洪承疇同樣也拒絕投降，清軍卻不殺他，將他押往沈陽。所謂曹變蛟勸洪承疇死，洪承疇不死，顯然未必是事實。
洪承疇降清後，皇太極對他雖然“恩養有加”，但由於“不強令服官”。所以，在皇太極當政期間，一直沒有給洪承疇委任官職，洪承疇實際上也沒有起太大的作用。史書記載，隻有一件事是問過洪承疇的，那就是明朝派使臣至錦州清營，要求“講和”的問題。關於“講和”，自皇太極繼位以來，多次致書明朝，呼籲和談。皇太極這樣做，是因為明清多年交戰，境內經濟困難，民族和階級矛盾也比較尖銳，急需鞏固和加強統治。後來，清朝力量強大起來，為了籠絡人心，皇太極仍然呼籲和談。
在崇禎帝與皇太極對抗較量中，初有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至十月間以袁崇煥為代表的與皇太極的議和，得到寶貴的時間，修築城池，整飭兵備，加強寧錦防線，使皇太極不敢由寧錦進逼，隻得繞道蒙古入邊侵擾。另外，還有崇禎五年（1632年）正月皇太極與明宣府巡撫沈榮的議和；十一年（1638年）兵部尚書楊嗣昌和遼東巡撫方一藻與皇太極的議和，等等。
如果說，袁崇煥以議和為手段，達到了加強戰備並給對方以威脅的目的的話，那麽，沈榮、楊嗣昌、方一藻的議和，無論是時機的選擇和實際效果，遠不能與袁崇煥相比，而陷於被動。之所以如此被動的議和還能得到對方的響應，隻不過是因為皇太極在入侵之後，無心也無力保守攻略的城池，而采取的應付手段罷了。不同時機，由不同的將帥提出的議和，明顯地反映出雙方力量對比在微妙地發生著變化。這一變化，當以袁崇煥被冤殺為標誌，不僅失去了議和的有利時機，而且失去了對皇太極的威懾力。從而使皇太極步步緊逼，遂有鬆山之戰的失敗和錦州、鬆山的被圍困。
皇太極指揮清兵重重圍困錦州、鬆山，希望明軍內亂而收勝利之效。可是，時近天寒，圍困錦州、鬆山的清兵的糧餉難以為繼，導致垂手可得戰果化為烏有；準備撤回，又擔心明兵從後追擊。於是，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使降丁入關議款。”兵部尚書陳新甲聽信張若麒之言，口頭許諾。
崇禎帝最忌諱群臣百官建言議和，他周圍的文武大臣亦囿於宋金和議的恥辱，絕口不談議和之事，即使為了某種需要默許議和，而事後便委過於人，以保持自己的尊嚴和所謂的氣節。一些官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避免陷入兩線作戰與腹背受敵的困境，意為以設和安撫後金，集中兵力解除內憂。這本是富有遠見卓識之議，但遭到崇禎帝的斷然拒絕，嚴旨問責，下令敢談和者斬，朝中文武噤若寒蟬。
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軍事形勢更加危重。兵部尚書陳新甲認為“南北交困”，隻有議和才能暫時擺脫麵臨的困境。在上年十一月聽到張若麒奏報皇太極有議和之議時，就以為可以同意。此時又輾轉得知寧前道副使石鳳台探知皇太極的議和意向，並試探清兵守將，回答說：“此吾國素誌也。”陳新甲便暗示石鳳台將此事麵奏皇上。崇禎帝勃然大怒，“以私遣辱國”，下令將其逮捕，投入刑部監獄。
盡管如此，陳新甲覺得唯一的出路，仍是遣使議和，並將此意私下告知傅宗龍。傅宗龍出都前夕，再告大學士謝升。謝升“見疆事大壞”，便對同僚說：“我力竭矣，款建虜以剿寇，鳳台言良是。”同僚以為言之有理，便囑咐陳新甲在適當的時候將此意含蓄地轉達皇上，並相約以“兩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為詞。當陳新甲依約而行時，崇禎帝的態度似有轉還，一改怒容，擔心地問道：“城圍且半載，一耗不達，何間之乘？”或許他也感到，事已至此，不議和難以緩解時艱，令陳新甲“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接著，又詢問閣臣，周延儒等閉口不言，唯有謝升回答道：“彼果許款，款亦可恃。”至此，崇禎帝才對議和一事下定了決心，表明了態度，令“新甲密圖之。”陳新甲遂推薦主事馬紹愉，加職方郎中，賜二品服，充任使者，前往議和。崇禎帝雖同意議和，但仍十分保密，“外廷不知”。
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奉命，便於同年正月初七日帶領參將李禦蘭、周維墉馳往寧遠，先與清將取得聯係。當清將請敕為信時，馬紹愉急忙請命於朝，兵部奏報皇上，如此“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泄。”崇禎帝仍要保全其天朝大國皇帝的尊嚴，直到三月中旬，崇禎帝才以“諭兵部陳新甲”一道敕諭代之。敕諭稱：“據卿部奏：遼沈有息兵休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複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與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確信音回奏。”
崇禎帝的敕書，是給兵部尚書陳新甲，而不直接與皇太極的大清通話，無非是玩弄此種伎倆，仍以天朝大國皇帝自居，全祖望對此有一針見血的評論：在百戰百敗之後，而負氣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則自取滅亡之道也。對崇禎帝的心態，皇太極一眼識破，並對敕書中的傲慢言詞甚表憤怒，明確指出崇禎帝“執滯不通。自以天之子，鄙視他人，口出大言，不願和好。”而大清本無意起兵，全係明廷逼迫所致，相信“有德者受命，無德者廢棄”之理，願意修好。皇太極以長篇敕諭交付諸王，令其傳示明朝來使。馬紹愉接到敕諭，即回朝廷奏呈。
崇禎帝得到馬紹愉的奏報，尋思如何回答，是仍像以前那樣，居高臨下，抑或稍示謙恭，承認大清？頗費神思。然而，錦州、鬆山已陷，杏山、塔山危在旦夕，這一嚴酷的現實，又使崇禎帝不能對皇太極的敕書置之不理，隻好決定繼續遣使前往議和。四月中，馬紹愉及兵部司務朱濟之奉命起程，率領副將周維墉、魯宗孔，以及僧性容、遊擊王應宗、都司朱龍、守備喬國棟、張祚、趙榮祖、李國登、王有功、黃有才等8人，從役99人，於月末抵達寧遠，即向清將聯絡。五月初一日，圍守杏山、塔山的清將濟爾哈朗、多爾袞派官奏報皇太極。皇太極立即派詹霸、葉成格、石圖等前往曉諭迎接。初三日至塔山，初七日至清境，十四日至沈陽。皇太極命大臣到20裏外設宴迎接。禮儀結束，馬紹愉一行住於驛館，並呈上崇禎帝的敕諭。這一敕諭仍是以給陳新甲為名，其中說：“敕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昨據卿部奏稱，前日所諭休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確報，因未遣官至沈，未得的音，今準該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確探實情且奏。特諭。”
皇太極看到崇禎帝的敕諭，仍以“天之子”自居，且空洞無物。心中的不快，不言自明。加上張存仁等上書懇請皇太極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之師，成“一統基業”。具體分析明朝日益衰敗之勢說：“南朝盜賊蜂起，饑饉載途，兵力竭而倉廩虛，征調不前，中原勢如瓦解。關外所恃者止有九城，已破其四矣。遼之兵將，巳失十之八九矣；依賴之武職，重托之文臣，皆為我擒矣。明國之君，審天時，度人事，自知氣運衰敗，文臣不能效謀，武職不能宣力，欲戰無術，欲守無資。我兵再舉，彼南遷必矣。大勢一動，河北皆皇上有也。南地非練兵之地，南人非備敵之人，表裏山河，全屬皇上。漢人此時，心膽懼喪，如坐針氈。是以遣使乞憐，求和淳切。”同時提出了“首廣其地，次廣其財”的建議。皇太極對此當然心中有數，尤其是鬆山、錦州一戰的勝利，再取杏山、塔山，明廷的關外防線已被摧毀，乘此進兵，勝算在握，當無問題。然而，皇太極的成熟與穩健，使他思考問題比群臣更上一層，比崇禎帝高出一籌。他明白地知道明廷的危機，也知道清將、清兵在取得勝利後的士氣極為飽滿。
盡管有此有利條件，但仍不能采納文武百官的意見。這是因為，內部目前的穩定，是由於有明朝這一大敵才形成的，若一旦失去這一大敵，內部的穩定將隨之瓦解。隻有在取得一些勝利之時，加強內部的整頓以及周邊勢力的馴服，才有力量去進擊，而且會取得更大的勝利。因此，皇太極將崇禎帝的倨傲置之腦後，仍然利用議和之機，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使自己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出於這種考慮，令禮官熱情接待來使，並給予十分優厚的賞賜。最後，在馬紹愉臨走時，再命大臣送至15裏之外，並將他寫給崇禎帝的長信，交馬紹愉轉呈。
皇太極給朱由檢的長信，在追溯了後金（清）與明朝開戰的曆史淵源，歸咎於明廷之後，又談及清兵勝勢，仍願議和通好，就此提出了具體條件：“邇來我軍，每入爾境，輒克城陷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複何難。然予仍願和好者，特為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者祥。應感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全億兆，而誠心和好，則自前以後，宿怨盡釋，彼此不必複言矣。至我兩國尊卑之分，又何必較哉！古雲‘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來，予令麵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麵見。如此則情不塞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視尊大，俾使臣不得麵見，情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國家之憂矣。夫豈拒絕使臣進見，遂足以示尊耶。至兩國有吉凶大事，則當遣使變相慶吊。每歲賢國饋兼金萬兩，白金百萬，我國饋人參千觔，貂皮千張。若我國滿洲、蒙古、漢人及朝鮮人等，有逃叛至貴國者，當遣還我國；貴國人有逃叛至我國者，亦遣還貴國。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界，以塔山為我國界；以連山為適中之地，兩國俱於此互市。自寧遠雙樹堡土嶺界北，至寧遠北台，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處分。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上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為界，我國於黃城島以東為界。若兩國有越境枉行者，亦俱察出處死。倘願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予亦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其遺兆死亡之孽，於予無與矣。”最後通牒：“約九月不至則治兵。”
在馬紹愉一行未從沈陽返回之前，明朝廷內外就為議和一事議論紛紛，其因是大學士謝升的一席話。一天，言官在朝房謁見謝升，談及議和之事，謝升對給事中方士亮、倪仁禎等人說：“議和事，諸君不必言，上祈簽奉先殿，意已決。”又說：“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高，上太用聰明，致天下壞盡。”方士亮等聽得此言，十分驚愕，退出朝房之後，方士亮首先上書，彈劾謝升“詐謗君父，泄禁中語。”倪仁禎與同官廖國遴等繼之而起，指斥謝升“大不道，無人臣禮。”方士亮趁機再次上書，先後彈劾謝升的奏疏達數十封。
崇禎帝勃然大怒，一再囑咐議和之事，不得外傳。而現在議論如此紛紛揚揚，有失體統，也是皇帝的尊嚴遭到沾汙，為此，隻得將謝升削籍了事。議和風波，因無實指而漸趨平息。不料，馬紹愉返回京師，將議和案件呈遞兵部尚書陳新甲，陳新甲看過之後，隨手放在幾案之上，就急忙入朝視事。而家僮誤以為塘報，即令抄傳。群臣百官得此密件，朝野為之嘩然，言官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崇禎帝極為憤怒，本來，此事十分機密，且三令五申不得外泄，以便“事成則分其功，事敗則委之司馬。”可現在鬧得實出意料之外。起初，崇禎帝將言官的奏疏壓下不發，希望不了了之。但是過了一段時間，見輿論鼎沸，難以平息，才降嚴旨切責，令陳新甲自陳其過。
而陳新甲覺得此事自始至終都是在皇帝指示下進行的，自己並沒有在其中增添什麽額外的內容，便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自詡其功”。為了名譽、威嚴孜孜以求，且憂心如焚的崇禎帝，更加怒不可遏。究竟如何處置陳新甲，崇禎帝心中仍無穩妥之策，便再三詢問閣臣周延儒。幾上幾下的周延儒深於世故，麵對陳新甲遭彈劾，與其事緊緊聯係在一起的皇上又喜怒無常，欲脫幹係，因此對皇上的詢問始終保持沉默，閉口不答。氣得崇禎帝慨然而起，拂袖而去。此時，言官再次指斥陳新甲，並說“堂堂天朝，何至講款！”在此輿論麵前，崇禎帝便於七月二十九日，下令將陳新甲逮捕入獄。陳新甲入獄之初，仍懷有僥幸，以為僅僅是崇禎皇帝為掩人耳目，遮飾己過的權宜之計，便上書請求赦免，卻遭到皇帝的斷然拒絕。
這時，陳新甲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將充當替罪羊的角色，趕緊設法向朝廷內外官員行賄。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到刑部侍郎徐石麒說情營救，被徐石麒拒絕。起初閉口不言的周延儒，在其收受賄賂之後，也與陳渲一起，竭力營救陳新甲，對皇帝說：“國法，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崇禎帝說：“他邊疆即勿論，辱我親藩七焉，不甚於薄城乎！”周延儒等無言以對。徐石麒說：“罪樞陳新甲奏辯，一曰有例，再曰有例，不知親藩累寄寇刃，百姓駢釁腥原，城邑迭見丘墟，兵士惟聞逃潰。此中樞所未有之罪也。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今專擅議款，未聞奏請，瞽師頻遣，用張若麒以掣任事之肘，嗾石鳳台以露挾疑之端。今日百口將誰欺乎。”崇禎帝見此說正合其心，即令覆奏，徐石麒及時奉命而行。九月二十二日，陳新甲的赦免之夢還未做醒時，便被棄於西市。
那麽“講和”同洪承疇有什麽關係呢？原來皇太極看到崇禎帝給陳新甲的敕書上蓋有皇帝之寶的大印，心有所疑。一般來說，皇帝給大臣的敕諭，不必蓋上寶印，他懷疑這印是否真是崇禎帝的。於是，他令人把這個蓋有寶印的敕諭，拿給洪承疇看，以辨別真假。洪承疇看後說：
此寶劄果真。昔壬申年，皇帝征察哈爾時，張家口沈巡撫六月二十八日盟事之事，明國皇帝亦悉知之，但為文臣浮議所惑，故將沈某罷巡撫之任，後來複命會議和事，又為諸文臣所阻，遂寢其事，此次請和，絕非虛語。
洪承疇的這番話，解除了皇太極的疑心。皇太極相信，明朝此次議和，迫於形勢，不得不和。從洪承疇那時的心境上看，對明朝還是有感情的，他希望明清能夠達成和議，所以不僅辨認了寶印，還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以此來促成和議的進行。
可惜的是，崇禎帝卻辜負了洪承疇的這一番苦心。既剛愎自用，又當斷不斷的崇禎帝，隻考慮自己的麵子，在關鍵時刻，諉過於人，出爾反爾的性格缺陷，得到了充分地暴露。結果，議和不成，徒失二位大臣，明朝的政局日益敗壞，一發不可收拾。
由於明廷有此變故，對皇太極的議和條件，自然不予答複。直到十月十四日，皇太極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率清兵討伐明朝。他告諭道：“朕命爾等統領大軍，往伐明國者，非好為黷武窮兵也。朕不忍使生靈罹害，屢欲與明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從，朕是以命爾等往。爾等一入明境，遇老弱閑散之人，毋任意妄殺，不應作俘之人，毋奪其衣服，毋離人妻子，毋焚毀財物，毋暴殄糧穀”，並令其“切以為戒，傳諭各旗悉知”。次日出發。
崇禎帝並沒有忘記對皇太極的防禦。尤其是關外四城失陷之後，他在調兵遣將對付農民起義軍的同時，於關內、關外並設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位尤為尊榮，又於昌平、保定設二督，千裏之內有四督臣；還在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地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律、保定八地設總兵。盡管“星羅棋布，無地不防”，但“事權反不一。”
其時，薊遼總督張福臻昏庸無能，言官彈劾，建議移督師於關內，裁撤薊遼總督。崇禎帝照樣批準，召回張福臻，今遼東總督範誌完兼理關內，移駐關門。範誌完深知其任重大，再三推辭，崇禎帝不準，範誌完請求致仕，也不批準。不得已便上書請求仍設薊遼督師，崇禎帝命趙光抃赴任。如此將不敢任其事、推來推去之時，清兵已由牆子嶺、青山口等處入侵，連破遷安、三河，分道一趨通州，一自柳樹澗趨天津。崇禎帝不得不再次宣布京師戒嚴，命勳臣分守九門，征諸鎮兵入援。
當援兵逐漸抵達，都畏怯觀望不敢與清兵作戰，致使清兵如入無人之境，先後攻陷薊州，趨真定、河間，再抵山東，攻下臨清各州縣，進至兗州，魯生朱壽鏞被俘自殺。遂分兵上泰安、青州、魚台、武城、金鄉、單縣，一一攻克。次年又攻德州、萊陽、安丘，出登、萊合軍，陷順德，取道彰德、順德北上。直到四月初一日，清兵折道畿內，經寶坻，準備回師，初五日，周延儒見崇禎帝十分憂慮，無所措手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好請求督師。崇禎帝喜出望外，賜敕設宴，直到二十日才出京，駐紮通州。他不思如何督軍圍殲清兵，而每天與幕下賓客飲酒娛樂。同月二十八日，清兵由原路北歸，諸援軍跟隨其後，始終沒有敢於與之作戰的。唯一戰鬥是在螺山，而趙光抃、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以失敗而告終，總兵官張登科、和應薦戰死。
此次清兵深入內地，曆時7個月，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俘獲人口36萬9千人、牲畜32萬1千餘頭、黃金12250兩、白金220萬5270餘兩、珍珠4440兩、彩緞52230匹。
明朝損失如此慘重，但周延儒卻奏報說：“臣中夜冒警，自順義抵密雲，趨各督逐戰。東騎今俱出塞。”崇禎帝信以為真，論功行賞，加太師，蔭其子為中書舍人。周延儒自知無功，再三辭卻太師銜。而實際情況，正如給事中熊汝霖所揭露的：“將不任戰，敵南北往返，謹隨其後，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為將，何名為督師。”又說：“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雲避兵，不雲避敵。霸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官軍繼至，始無孑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
而當掌錦衣事的駱養性揭露周延儒在督師過程中的所作所為，崇禎帝為之惱怒，指責周延儒蒙蔽推諉，交付廷臣議處。周延儒自知有罪，自請戍邊。崇禎帝又一改怒容，降下聖旨，說什麽“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允許乘坐驛站車馬回家，賜給路費，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待廷臣將處理意見奏報，崇禎帝說：“延儒功多過少”，不要再議其罪，打發其回家了事。崇禎帝賞罰不明，暗於事理，本末倒置的表現，於此可見一斑。
清兵入擾雖告一段落，而內地的農民起義軍，聲勢浩大，向京師進發，崇禎帝及其大明王朝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岌岌可危。
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的部隊相繼攻克襄陽、荊州、德安等地，又經過汝州戰役，打敗了孫傳庭的明軍主力。就在這年十一月，李自成農民軍攻破潼關，占領了西安，然後分兵攻打漢中、榆林、甘肅，在年底以前已據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廣的數十府縣。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進入湖廣，破漢陽，克武昌，轉戰湘贛鄂數省，亦給明廷以重創。
這時的明朝內外交困，隻有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李自成農民軍和清軍都在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數百裏之遙，虎視眈眈地注視著北京，究竟鹿死誰手呢？
崇禎十七年（1644年），幹支為甲申年，這一年是中國曆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正月初一，這個一元複始、萬象更新的日子，當時的中國是在遍地烽火、炮聲隆隆中迎來的。這天北京刮大風，明朝發祥地及祖陵所在地鳳陽地震。據說這都是國破家亡的不祥之兆，甲申年的第一日，對明王朝幾無喜慶可言。這天崇禎帝視朝，大臣們人心惶惶，朝班混亂。
但這一天對李自成的農民軍來說，卻是個大吉大利的日子。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國，國號大順，建元永昌，以宋獻策為軍師，牛金星為丞相，並仿明六部，設六政府，各政府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開科取士，一派興旺發達景象。李自成下一個進攻的目標就是明朝的統治心髒——北京。
正月初八，李自成親率農民軍由西安向北京進軍。農民軍的戰略是先入山西，取太原，然後由大名、真定而北；攻宣府，再由居庸關而入昌平，攻占北京。一路上，明軍望風披靡。二月初二日，大順軍進入山西，當日攻克汾州。初三陷懷慶，初八占太原，隨後連下忻州、代州。明三關總兵周遇吉拚死抵抗，固守寧武關，幾經激戰，農民軍傷亡很大。至三月初一日，農民軍攻破寧武關擒殺周遇吉，戰局才出現轉機。初七日，明總兵薑瓖在大同投降大順軍，次日，明監軍太監杜勳、總兵王承胤以宣府降。另一路大順軍由河南向北進軍直隸，攻克彰德、真定、大名。
在攻克太原向北進軍的途中，李自成發布了著名的討明詔書：
上帝鑒觀，實惟求瘼；下民歸往，祗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鑒往識令，每悉治忽之故。茲爾明朝，久席泰寧，浸弛綱紀。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紈絝，而恃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祲災。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鹹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躬於恒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爾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庚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誼靡忒。唯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於宗公，勿阽危於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於君父，廣貽穀於身家。謹詔。”
麵對農民軍的迅猛攻勢，正月初三日，崇禎帝召見左中允李明睿，問防禦起義軍的對策。李明睿請屏退左右後，對崇禎帝說：“如今起義軍勢大，已逼近畿甸，實在是危急存亡之秋，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崇禎帝四顧無人，才說：“朕有此誌久矣，無人讚襄，放延遲至今，但怕諸臣不從，所以還要保密。”他還和李明睿研究了南遷途中的安排。後來此議一出，馬上有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出來反對，認為這是邪說，而且不斬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崇禎帝雖然生氣，但南遷之議卻也因此作罷。不過此時，崇禎帝已經意識到京城旦夕不保，所以不得不考慮退路。
大學士李建泰，自告奮勇，主動為皇上分憂，“願以家財佐軍”，領兵西行阻擊農民軍。二十六日，剛出北京，就以山西烽火甚急，而遲遲不前。第二天到了涿州，他的兵已經逃走了3000人。李建泰行至廣宗，當地橫行鄉裏的紳衿竟不允許他入城，結果攻打了3天才進城。然後殺紳衿王佐，笞知縣張弘基。李建泰以家財佐軍的幻想破滅後，進退兩難，隻得逡巡於畿內。三月，李建泰迎降大順軍。
二月的北京已四麵楚歌，危在旦夕。二月十三日，崇禎帝下《罪己詔》，企圖以此喚起軍民“忠君愛國”的熱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崇禎皇帝最信賴的外戚宦官，在關鍵時刻，都拋棄了他。當這位曾被他們俯伏高呼的“萬歲爺”按籍征其助餉，並派太監徐高讓皇後的父親嘉定伯周奎帶個頭時，家藏現金50餘萬的周奎竟然拒絕說沒有。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漫不搭理。徐高氣憤地說：“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周奎報告捐納萬金，皇帝嫌少，要求捐2萬。周奎又向皇後求助，皇後給他5000金，他自己又留下2千，隻拿出3000.宦官王之心最富，僅納萬金，後來農民起義軍拷打他，卻拿出15萬。宦官們為了躲避助餉表示無錢，有人故意在自家的門上大寫：“此房急賣。”
三月十五日，大順軍入居庸關，守將唐通投降。十六日，進占昌平，焚明十二陵享殿。大順軍逼近京師，給明廷蒙上了一片陰沉的氣氛，崇禎帝和他的大臣們陷入了束手無策的境地。
三月十六日，大臣們在朝房商討對策，一個個“但相顧不發一言”。同一天，崇禎帝故作鎮定，按照常例召對考選諸臣，以抵禦滿洲軍隊和農民起義軍以及籌措兵餉為題，挨次奏對。在厄運臨頭的時候，他做這種毫無實際意義的官樣文章，隻不過是借以安定人心而已。然而，就連崇禎帝本人的內心恐懼也無法掩飾了。崇禎帝在聽取諸臣奏對時已經心不在焉。“上或憑幾而聽之，或左右顧哂之，或斟茶，或磨墨，皆親手為之。如忽忽無緒然，非平時莊嚴景象也。”奏對還沒結束，內官便忽然遞進一件密封文書，崇禎帝一看，立刻麵無人色，萬分驚恐地進入後宮。參加奏對的臣下們麵向相覷，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出來後一打聽才知道是報告昌平失守，起義軍即將兵臨城下了。
這天傍晚，大順軍先頭部隊到達京師北麵的土城（即元大都北麵城牆的遺址）。十七日，農民軍進抵北京城下，開始攻城。京城裏立即像開了鍋一樣亂作一團，“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諾諾，或同無言，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有的官僚心懷僥幸，“猶謂城堅勢重，外有大帥足倚，圍三月未傷也。故城中多務積煤米，餘無所問。”崇禎帝則仰天長號，繞殿環走拊胸頓足，歎息通宵，大呼：“內外諸臣誤我，誤我！”而且“倉皇召對，人人戰栗無策，噤不發聲。”守城的重任完全落在了宦官手裏，被驅趕上城守垛的士兵平時既無訓練，臨事又缺糧餉，“守垛之兵，饑不得食。或母或子，攜粥至城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無一二。”襄城伯李國楨所統京兵三大營屯紮於城外，大順軍一到即全部投降，火炮等器械轉手之間便成了農民軍攻城的利器。
李自成為減少傷亡，命投降的明監軍太監杜勳縋城入見崇禎帝。表示：“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王，並犒軍銀百萬兩，退守河南”；同時“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精兵助製遼藩”。崇禎帝欲戰不能，欲和不願，猶豫不決，和議最終未成。三月十八日夜間，大順軍將士爬城而入，占領了外城。十九日淩晨，太監曹化淳獻彰義門投降，大順軍大隊人馬開始攻入京城。
十八日夜晚，崇禎帝感到火燒眉毛了，他已無法安然就寢，“徘徊殿廷，憂懣計無所出。”此時，內官張殷忽然跑上前來說道“皇爺不需憂愁，奴輩有策在此。”崇禎帝忙問何策，答到：“賊若果然入城，直須投降使無事矣。”崇禎帝大怒，一劍把張殷刺死。直到這時，他還妄圖突圍逃命。他先要皇親國戚鞏永固、劉文炳等召集家丁護駕，得到的答複卻是人心已散，無法可想。
崇禎帝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銃帶著一批內官像沒頭蒼蠅似的向齊北（朝陽）、安定等門亂竄，但卻碰壁而回。他同身邊的宦官王承恩隻得登上萬壽山（煤山，即今景山），眼看著烽火燭天，耳邊不時傳來的喊殺聲越來越近。他往來徘徊多時，最後徹底絕望，丟掉一切幻想，開始安排後事：把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分別送到外公周家與田家。對皇後說：“大事已去了。”兩人相對而泣。一大群宮娥圍著這位自身難保的“萬歲爺”哀嚎不已。他根本顧不了這些紅妝粉黛，隻是一甩袖子，讓她們自找出路。
皇後送走了太子並二王，自我結束了生命。崇禎帝又召來了15歲的大女兒，對這位樂安公主說：“為何生我家？”意思是說，到這個時候，還不如生在平民百姓之家安全。崇禎帝說完就揮劍砍向自己的女兒，公主舉手遮擋，被砍斷了左臂，昏了過去；然後又殺死了幼女昭仁公主。接著，命袁貴妃自縊，但繩子斷了，他就拔劍砍了她的肩膀；最後，又胡砍亂殺了幾個妃嬪。在崇禎帝認為他的後事處理差不多的時候，由王承恩陪伴，往來中南門、東華門、齊化門之間，到處奔竄。到了安定門，想衝出去，門卻不開。東方現出了魚肚白色，崇禎帝更加緊張了，他到前殿敲鍾，還想召集文武百官，來一次大登殿，可是鍾聲不靈了，沒有一個人響應。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這位如今已落到孤家寡人地步的大明天子，登上了萬壽山的萬壽亭，披散著頭發，穿著藍色的衣服，左腳光著，右腳穿著一隻紅鞋，在一棵比人身略高的海棠樹上縊死了。他的前衣襟上還寫著兩行字，一行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另一行是：“百官俱赴東宮行在”。
崇禎皇帝朱由檢之死，標誌著統治中國276年的大明國已經崩潰。
三月十八日深夜，外廷大小官僚們還在夢中，宮內已經亂成一團。皇帝不知去向，皇家的變亂又是那樣觸目驚心，宮女和太監們紛紛奪門而逃，絡繹道路，頓時一片驚惶駭亂的景象。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這天上午，大順軍邁著勝利的步伐由外城通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進入北京內城。北京城裏的居民熱烈歡迎農民軍，皆在門口設立香案，大書“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有的人在帽子上還帖上“順民”字樣，“往來奔走如故”。
在劉宗敏、牛金星、宋獻策等文武大員的陪同下，李自成騎著高頭大馬進入了象征著封建帝國權威所在的皇城。他立馬承天門下，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李自成等人進宮時，明太子朱慈烺“跪迎於門左，遂仆地。”李自成叫人把他扶起來。接著又搜獲了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兄弟三人“身穿民間破衣，帽上亦帖順民二字”。李自成命人給他們換下破衣服，吩咐他們不必害怕，“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貴。”隨即將明太子和二王交劉宗敏營內看管。不久，李自成封明太子為宋王，定王為安定公，永王也改封公爵，目的是招徠原來為明王朝效勞的文武官員。李自成在宮內看到被朱由檢砍傷的袁妃和長公主，也為之歎息，“令扶去本宮，各調理之。”
當時的頭等大事是要查明崇禎皇帝的下落。宮中既找不到朱由檢的蹤跡，內官和宮女也說不清去向。尚璽卿黎誌陞說：“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於是，一麵“令諸將南追”，一而出牌大書曰：‘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禎逃出城外，有能出首者賞黃金一千兩；隱匿者誅其全家。”過了兩天，有個內官在煤山發現了朱由檢所騎的馬，才尋蹤找到了朱由檢的屍體。大順政權把朱由檢和周後的屍體移至宮禁，停在東華門外示眾，故明諸臣往哭祭拜者寥寥無幾。那些不久前還在朝廷上爭權固寵的明朝官僚們，這時皆樹倒猢猻散，有的鑽穴覓縫，希冀改換門庭；有的藏頭露尾，避之唯恐不及，誰還顧及這具毫無用場的屍骸。
入城時，李自成拔箭去鏃，向後軍連發三矢，約定軍紀：“軍兵入城，有敢傷一人者斬，以為令。”當日，大順軍進入北京後，出榜安民“大軍臨城，秋毫無犯，敢掠民財者，即磔之。”民間逐漸安定如常。
大順軍進入北京後，故明官吏3000多人在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陳演的率領下，向李自成祝讚，具表勸進，準備改換門庭，投靠大順政權。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牛金星、劉宗敏召見這些降官。此後，他們中間有300多人被授以京職，400多人被派到大順軍控製的外省任職。二十四日，李自成開始在北京健全政權機構，同時向直隸、山東、河南等地派任地方官。
在北京，大順軍將領紛紛占住高門大宅、貴胄府第，日益追求享樂。農民軍主要將領、鐵匠出身的劉宗敏便居住在皇親國戚田弘遇的宅中。田宅乃是京師名第，劉宗敏在府宅中，征歌逐妓，劫掠婦女，當田府中女眷潛逃卻被
皇太極對待歸降的漢人漢官，都是非常優待的。皇太極曾說：“歸降之地土，即我地土；歸降之民，即我民人”，“皆吾赤子，束歸之後，自當加以恩養”。為了防止傷害歸降漢人的行為，他規定：“凡貝勒大臣有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強取民物者，計所取之數，倍償其主。”天聰七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極在一次講話中再次諭令滿洲將上對新附之眾，“一切勿得侵擾”。
正是在皇太極這種善待漢人的政策影響下，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紛紛歸降了後金。
孔、耿皆遼東人，在明朝為登州參將，因內部矛盾，發動兵變，占領登州。明朝發兵來攻，他們難以自存，航海歸金。天聰七年（1633年）六月三日，皇太極不顧群臣的反對，親率諸貝勒出迎至渾河，並打破常規，行抱見禮，以示優寵，這在後金的曆史上是不多見的。孔、耿不僅帶了12000精壯官兵及紅衣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遼東海防很快崩潰了。此後不到4個月，明鎮守廣鹿島的副將尚可喜就緊步孔、耿之後塵。皇太極稱讚他“識時勢之向背”，“殘破海防，實為我功”。皇太極重新任命紮骨德為都元帥，耿仲明、尚可喜部為總兵官，讓他們繼續帶兵，與和碩貝勒並列。
皇太極在優禮漢官方麵，做的是十分有成效的，對範文程的重用，就是個典型例子。範文程原是沈陽縣學秀才，在努爾哈赤攻陷撫順時，自願投效後金。努爾哈赤在位時，他僅是個無關緊要的章京，皇太極對他則非常信任、器重，安排他參與軍政大計。每逢議事，皇太極總要問：“範章京知道嗎？”當遇有疑難問題時，就說：“為什麽不與範章京商議呢？”範文程練達持重，有遠見卓識，由於受到重用，為滿族關外政權及日後入關建立全國統治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來歸降的漢官，皇太極“無不恩養之”，迎接、宴請、賞賜、封官，處處優禮。皇太極的這些做法使漢官無不心悅誠服，感激涕零，他們表示：“以此豢養之恩，雖肝腦塗地，實難報稱萬一也。”皇太極對漢官采取大膽使用，破格提拔，不吝獎賞的“善撫”政策，與明廷君臣上下猜忌，朋黨互相傾軋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皇太極的子侄們在他麵前發牢騷說：“昔太祖（努爾哈赤）誅戮漢人，撫養滿洲。今漢人有為王者矣，有為昂邦章京者矣。至於宗室，今有為官者，有為民者，時勢顛倒，一至於此！”具有遠見卓識的皇太極並未因此動搖其改善漢人地位、優禮漢官的國策。
天聰五年（1631年），在大淩河戰役中，皇太極對祖大壽的招降，是很典型的。大淩河守將祖大壽是明軍中的悍將，又有許多子侄在明軍中任職，如果爭取到祖大壽，就同時爭取到一批祖大壽的親屬朋友和部下。皇太極對大淩河城圍而不攻，然後致書祖大壽招降，態度十分誠懇，招降書裏說：“我起自東陲，但知軍旅之事；至於養民馭兵之道，實所不知；山川地勢之險夷，亦多末諳。倘得傾心從我，戰爭之事我自任之，運籌決勝，惟將軍指示。休戚與共，富貴同享，此朕之願也。”
祖大壽不肯降，表示寧死於大淩河城也不降。皇太極仍不灰心，他再次致書祖大壽：“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駐。但思山海關以東智勇之士，盡在此城。巷殺爾等，於我何益？何如與眾將軍共成大業！故以肝膈之言，屢屢相勸。”
祖大壽當時已處於困難境地，突圍不行，守城又很難持久，明廷派來的援軍在離城15裏的長山口已被後金軍打敗。在援救無望、坐困孤城之際，祖大壽無可奈何表示願意投降。皇太極派石廷柱去聯絡，祖大壽和諸貝勒約降，並殺了反對投降的副將何可剛。祖大壽心情是矛盾的，從封建道德忠君思想來衡量，他的投降是被迫的，但要取得皇太極的信任，才能逃離後金。為此，他又不得不將子侄祖澤洪、祖澤潤、祖可法等留在後金。祖大壽向皇太極獻計，詐逃以裏應外合助後金取錦州，皇太極接受他的意見，令祖大壽率明軍以敗將身份逃回錦州。
皇太極對祖大壽能否不負前議，自然是有思想準備的。他把祖大壽的子侄帶到沈陽，多次要祖大壽配合後金攻錦州，祖大壽全無回音，顯然祖大壽又變卦不降了。皇太極並沒有因此把留作人質的祖氏子侄處死，而是加以重用。皇太極對降將不但錄用，而且盡可能采納他們的合理意見。祖可法留作人質後，被帶到後金軍中，諸貝勒問他為什麽“死守空城”，他說：“恐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縮。上於貧困者賑給衣食，富饒者秋毫無擾。寬仁愛民之穗，遠近聞之，然我國人猶不信也。”
努爾哈赤的孫子嶽托對他說：“殺遼東民，乃太祖時事，我等亦不勝追悔。殺永平兵民，乃二貝勒阿敏所為，後論罪幽禁，奪其屬員，此事與今無涉。我皇上自即位以來，教行禮儀，政治一新，撫養黎民，愛惜士卒，想爾等亦聞之矣！”
祖可法答道：“上寬愛民，亦嚐聞之。雖我國之人，見爾等先年殺戮肝膽俱喪；今雖言養人，人猶不信，職此故也。”
這段對話說明許多問題，後金的屠戮政策確實在明將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陰影，盡管他們誠懇地爭取漢人、漢將投降，但明將中大部分人對後金是信不過的。
以往，努爾哈赤殺漢人十分殘酷，幾乎每陷一個城鎮都把漢兵盡殺之，俘獲的漢人基本上都分給女真貴族充當奴隸。有一次分賞給將士當奴隸的漢人，竟達30萬人。後人把努爾哈赤對漢人的政策歸納為兩條：一是大規模屠殺漢人，二是把漢人大批分給女真貴族當奴隸。這個歸納，大體上是準確的。祖可法既然投降，就希望後金能成氣候，所以他幹脆把這個問題挑開，如皇太極接受這個意見，一方麵可使漢人少遭誅殺；另一方麵可使後金政權更得人心，也算忠言之告；更重要的是可保住自己身家性命。祖可法是有膽略的，這一點頗得皇太極的歡心。而嶽托的答話也算是誠懇的，對原先的屠戮政策表示追悔，對永平殺降將之事說明是阿敏所為，已受到懲處，這倒不是敷衍之詞。
阿敏是努爾哈赤的侄兒，也是一員猛將，為清入關前的四大貝勒之一。天聰四年阿敏在永平（今河北盧龍）附近被明軍打敗，隨即下令將新降巡撫白養粹、知府張養初、太仆寺卿陳王庭、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掌印官陳清華等，一律處死，並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殺。為此，皇太極下令懲處阿敏時，確實將誅殺降將和百姓列其一條罪行，指責阿敏是故意破壞他的基業。
皇太極認識到，對待永平等處歸降漢民的態度，決定後金今後能否招降更多的漢民，能否穩定地統治漢民地區。正由於他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才把如何對待永平等處歸降漢民的問題，看得這樣重。他一上台就把“安民”看成是“治國之要”，認為“滿漢之人，均屬一體”，並製定了許多安撫漢人和使用漢官的政策。這對爭取漢官漢民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年大淩河城一役，雖然祖大壽降而複叛，但卻得到祖可法等30多人，也算招降的一大壯舉。而且在這一批人裏，確有頗具才能之輩，像祖可法和原明朝寧遠副將張存仁，後來在清朝定天下的過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皇太極對他倆都給予重用。由於皇太極對明降將寬厚，絕大部分的明將都是忠心耿耿地為後金效勞的，心地也比較坦誠。
皇太極對降將也基本上是信任的，在大淩河戰役之後，他得到大批明朝降將，這些人都忠心耿耿地為清廷效勞。皇太極所實行的許多政策大多是從降將獻策中得來的。後金、清初幾次進軍關內，都有孔有德、耿仲明等降將隨行。這些人長期在明軍中服役，對明朝情況很了解，他們參與運籌，自然要起很大作用。後金和清招降明將，由女真或滿洲人出麵效果比較差；而以明將出麵招降，效果就很好，許多明軍將士看到大勢已去，就在明降將的招撫下投到後金或清營。對後金或清軍瓦解明軍鬥誌起了重要作用。
皇太極曾經說過，作戰的事他來指揮，政治製度的建設主要聽明朝降臣的，這並不是虛設之詞。如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想考察漢官治績，以所管地區丁戶的增減，作為賞罰標準，凡是人數減少三分之一者，即將轄官削職為民。馬光遠認為不妥，即上疏言明：“各堡逃亡，多寡不同，而管堡各官，功次不等。既邀國恩予世職，慨罷為民，眾情驚懼。”
他要求對這些人可以“免削世職，仍令戴罪視事”。皇太極采納了他的意見。又如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準備將內三院遷到理藩院之外。降將祖可法、張存仁認為不妥，上疏說明內三院是朝廷重臣，不宜遠離皇宮。他們建議把理藩院遷出，而將內三院仍和都察院一起留在原地。皇太極立即照準。皇太極對漢臣的重視，調動了漢臣的積極性，又吸引許多明臣來降。
皇太極是比較寬厚的，不少漢將犯罪應受處罰，有的甚至犯死罪，大多得到皇太極的赦免。相反的，明廷對將領處罰卻十分嚴酷，任憑一些太監、奸臣，陷害忠良。袁祟煥對明朝忠心耿耿，為保衛寧遠，費盡心力，連續大敗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卻僅因清軍施了離間計，崇禎帝就對他產生了懷疑，既不調查，又不顧前功，立即將他逮捕，淩遲處死。兩朝對待有懷疑的將領，處理辦法完全不同。相形之下，皇太極自然是較能籠絡人心的。
皇太極對祖大壽的處理辦法，就十分大度。祖大壽以詐逃為名逃回錦州城中，名義上以充內應，實際上重回明營。但他卻帶話給清營，說是帶去的兵太少不便獻城，須等待時機。皇太極知道祖大壽變了卦，卻並不聲討他，隻派人送信，叫他“勿忘前約”。當祖大壽的降清被明朝巡撫邱嘉禾偵知，密報了崇禎帝，在這種情況下，祖大壽上疏自劾。崇禎帝為了籠絡人沒有降罪於他，還晉升他為左都督。清軍先後多次致書祖大壽，祖一直沒有答複。
皇太極耐心等待，並沒有明顯表示對他不滿；並在這時候，封祖大壽的子侄祖可法為一等梅勒章京，祖澤潤為兵部右參政，祖澤洪為吏部承政；還把清軍戰事進展報給祖大壽，無非是希望他認清形勢，助清討明。祖大壽仍是一直沒有理皇太極。但是，祖大壽並非明朝的忠臣，他對崇禎帝殺袁崇煥十分不滿，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被崇禎帝所殺。所以，崇禎帝三次召他進京，他都不去，皇太極對祖大壽等了10年，費了很大力氣，最後還是錦州城裏彈盡糧絕時，他才被迫投降的。皇太極不但不責怪他，反倒說：“往事已不可追，此後當竭盡爾力以事朕，則善矣。”
皇太極以這樣寬廣的胸懷，來爭取降將，其目的是為入主中原作準備。正像他自己所說：“被使人心悅服，以圖大事耳。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眾，焉能攻城必克，野戰必勝。”
清朝從努爾哈赤開始，征戰不休，湧現出許多猛將，如議政十貝勒、八大臣中就有許多是征明的勇將，但這些人大多“不諳國事”。誠如《清太宗實錄》中所講：“我國之攻城破敵、斬將搴旗者，實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內攮外者，概未多見。”
在這種情況下，皇太極自然想從漢官中爭取到治國安邦之臣，這是他的出發點，也是他製定爭取降將政策的立足點。
值得注意的是，像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降將，在明朝並不是什麽名將，地位也較低；但到了後金和清朝，受到重用，於是個個精明，獻謀獻策，對進占遼東已經立下汗馬功勞，而要入主中原，就更需要具有文韜武略的定國安邦大臣。在皇太極眼裏，洪承疇就是這樣的人才。因此，清廷得到洪承疇的忠心歸順，就成為結束鬆錦戰役之後的頭等大事。
洪承疇是明朝的重臣，以薊遼總督率兵援遼，朝中文武對他寄予很大希望。鬆山城破之後，洪承疇及其部將祖大樂被俘。皇太極派席賴、查塔、鍾古、商吉圖等前往鬆山，諭請圍困鬆山的皇太極長子、多羅郡王豪格，代善的孫子、多羅郡王阿達禮，努爾哈赤的十五子、多羅貝勒多鐸等說，鬆山所獲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壽之弟祖大樂，可送入盛京；巡撫丘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如不降，可處死；祖大名、祖大成放入錦州城。於是，豪格、阿達禮等對被俘人員以不同的待遇：將洪承疇、祖大樂兩人送往沈陽；對明朝巡撫丘民仰、總兵曹變蚊、王廷臣等，先進行勸降，遭到拒絕以後，當即把他們就地處死，其下部將100餘人、士兵3000餘人，也全部被殺害；將祖大壽的另外兩個弟弟遊擊祖大名、祖大成，卻放回錦州，實際是讓他們去做祖大壽的工作。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皇太極很有心計，同時也說明他雖然比較寬厚，但對漢人的屠殺也是十分殘酷的。被俘明將僅洪承疇、祖大樂送沈陽。祖大樂是祖大壽的弟弟，為爭取祖大壽，自然要保護；而洪承疇是明朝重臣，加以文韜武略聞名，如能爭取洪承疇歸順清廷，對清朝以後形勢發展將起重大作用。
洪承疇於三月到沈陽以後，據說被幽禁在大清門左邊舊有的三宮廟內，距宮門很近。清廷一再勸降，洪承疇堅決不降。勸降的滿將見洪承疇怒目而視，死不開口，就舉刀欲殺承疇，他竟“延頸承刃，始終不屈”。那麽，洪承疇後來為什麽投降呢？史書說法不一，據《清朝全史》上記載：
汲修主人（禮親王）談太宗襟度有曰：鬆山既破，擒洪文襄（洪承疇），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頭跣足，罵言不休。太宗乃命諸文臣勸勉之，洪一語不答。太宗乃親至洪之館，解貂裘而與之服，徐曰：“先生得無冷乎？”洪茫然，視太宗良久，歎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頭請降。太宗大悅，即日賞費無算，陳百戲作賀。諸將皆不悅曰：“洪承疇僅一羈囚，何待之重乎？”太宗曰：“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究竟欲何為乎？”眾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眾乃服。
據《清史稿·洪承疇傳》記載：
上欲收承疇為用，命範文程諭降。承疇方科跣謾罵，文程靜與語，泛及今古事，梁間塵偶落，著承疇衣，承疇拂去之。文程速歸，告上曰：“承疇必不死，惜其衣，況其身乎。”上自臨視，解所禦貂裘衣之，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良久，歎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
這兩處所說的一個共同點是，洪承疇被俘之初，確實堅決不降，其他史料，也證明這一點。《明季北略》裏說他被俘後：
不屈，命之跪，承疇曰：“吾天朝大臣，豈拜小邦王子乎！”
《清朝全史》和《清史稿》裏所說的洪承疇降清的關鍵之舉，都是由於皇太極親自去看他，並把自己的貂裘親手給洪承疇披上，洪承疇受到感動，才歸順了清朝。應當說洪承疇從堅決不降到決定降清，是皇太極招降政策的結果。皇太極為此費了很大力氣，做了很多工作，一些比較有作為的漢臣，如範文程、張存仁，也起了重要作用。當然，洪承疇也從皇太極的禮賢下士和寬廣胸懷中，看到清朝有可能成功，而明朝的腐敗已很難重振基業，這大概也是洪承疇決心降清的原因之一。至於民間廣泛流傳著洪承疇的降清，是由於皇太極的愛妃博爾濟吉特氏做工作的結果，似乎並無根據。《清史演義》中第十回裏關於洪承疇降清有過這樣一段描述：
原來洪承疇人本剛正，隻是有樁好色的奇癖。這日正幽在別室，他是立意待死，毫無他念。到了巳牌，紅日滿窗，幾明室淨。聽門外叮當一聲，開去了鎖，半扉漸辟，進來了一個青年美婦，嫋嫋婷婷地走近前來，頓覺一種異香撲入鼻中。承疇不由得抬頭一望，但見這美婦真是絕色，髻雲高擁，鬟風低垂，麵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風楊柳，更有一雙纖纖玉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手中捧著一把玉壺，映著柔荑，格外潔白。
承疇暗訝不己，正是胡思亂想，那美婦櫻口半開，瓠唇微啟，輕輕的呼出“將軍”二字。承疇欲答不可，不答又不忍，也輕輕的應了一聲。這一聲相應，引出那美婦問長道短，先把承疇被擄的情形，問了一遍。承疇約略相告。隨後美婦又問起承疇家眷，知承疇上有老母，下有妻妾子女，她卻佯作淒惶的情狀，一雙俏眼，含淚兩眶，頓令承疇思家心動，不禁酸楚起來。那美婦又設詞勸慰，隨即提起玉壺，令承疇喝飲。
承疇此時，已覺口渴，又被她美色所進，便張開嘴喝了數口，把味一辨，乃是參湯。美婦知已入轂，索性與他暢說道：“我是清朝皇帝的妃子，特憐將軍而來；將軍今日死，於國無益，於家有害。”承疇道：“除死以外，尚有何法？難道真個降清不成？”美婦道：“實告將軍，我家皇帝，並不是要明室江山，所以屢次授書，與明議和。怎奈明帝輕信邪言，屢次反對，因此，常要打仗。今請將軍暫時降順，為我家皇帝主持和議，兩下息爭，一麵請將軍作一密書，報知明帝，說是身在滿洲，心在本國。現在明朝內亂相尋，聞知將軍為國調停，斷不至與將軍家屬為難。那時家也保了，國也報了，將來兩國議和，將軍在此固可，回國亦可，豈不是兩全之計？”
這一席話，說得承疇心悅誠服，歎息道：“汝非不是，但不知汝家皇帝，肯容我這般舉動否？”美婦道：“這事包管在我身上。”言至此，複提起玉壺，與承疇喝了數口，令承疇說一允字，遂嫣然一笑，分花拂柳的出去。
看官！你道這美婦是何人？便是太宗最寵愛的莊妃。因聞承疇不肯投降，她竟在太宗前，作一自薦，不料她竟勸降成功，立了一大功。
《清史演義》這個記述，在民間廣泛流傳。“演義”屬小說類，情節可以根據作者愛憎進行編造，本不足信。顯然，這些編述的目的，在貶低洪承疇和貶損莊妃。
事實上，莊妃是不可能獨自一人去看望洪承疇的，起碼會有宮女隨從；而且，沈陽的清宮院落不是很大，皇太極住的清寧宮，與莊妃所住宮室在一個院落，莊妃的一舉一動其他嬪妃也能看得到。皇太極為顧及自己的顏麵，也不會同意莊妃去用“美人計”說降洪承疇，這是一般常識。況且，《清史演義》在講這個內容的第一句話就是：“原來洪承疇人本剛正，隻是有一樁好色的奇癖。”這話自然是醜化洪承疇的。實際上，洪承疇在個人生活上很遵守儒家道德，並沒有什麽風流之舉。莊妃說降洪承疇未必是曆史事實，但莊妃聰明賢惠，為皇太極出了勸降洪承疇的主意，倒還是有可能的。
張存仁等早年降清的漢臣，對招降洪承疇的確比較熱心。到四月初，都察院參政張存仁即上奏道：“今鬆錦既破……明國將帥有不人人破膽，處處惶懼者乎。臣觀洪承疇欣欣自得，僥幸再生，是能審天時，達世務，仰慕皇上為天授福德之真主……洪承疇既幸得生，必思效用於我國，似不宜久加拘禁，應速令薤發，酌加任用，使明國之主，聞之寒心；在廷文臣，聞之奪氣。蓋皇上特為文臣之歸順者開一生路也，且洪承疇身係書生，養於我國，譬如孤羊在檻阱之中，蠅飛無百步之力耳，縱之何所能，禁之何所用，此恩養之不宜薄者也。”
崇禎十五年（1642年），即崇德七年五月四日，洪承畸同意薤發，正式降清。清廷怕他反悔，當天夜裏就給他剃了發。第二天下午，皇太極命明朝降臣降將洪承疇、祖大壽、祖大樂、夏承德、祖大弼等入見。皇太極坐於崇政殿，洪承疇跪於大清門外請罪，奏曰：“臣係明國主帥，將兵13萬，來鬆山援錦州，曾經數戰，冒犯軍威。聖駕一至，眾兵敗沒。臣坐困鬆山城內，糗糧罄絕，人皆相食，城破被擒。自分應死，蒙皇上矜憐不殺而恩養之。今令朝見，臣自知罪重，不敢遽入。所以先陳罪狀，許入與否，候旨定奪。”
皇太極聽罷，十分高興，他說：“洪承疇所陳誠是。彼時與我軍交戰，各為其主，朕豈介意？朕所以宥爾者，以擊敗十三萬兵，與得鬆錦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善養人者，斯合天道。朕故推恩活爾，爾但念朕撫育之臣，盡心圖報。從前情罪，悉與寬釋。”
於是洪承疇等入大清門，在崇政殿前，向皇太極“行三拜九叩”，正式投降清朝。禮畢，皇太極召洪承疇等入殿，命坐於左側，賜茶，問洪承疇曰：“朕觀爾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聞，至將帥率兵死戰，或陣前被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否則沒入為奴者，何故？此舊規乎？抑新製乎？”
洪承疇答道：“昔無此例，今因文臣眾多，台諫紛爭，各陳所見，以聞於上，故致如此。”
皇太極說：“今日文臣固眾，昔之文臣亦豈少耶？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殺，似此死戰被擒，勢蹙歸降之輩，豈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敵國，可以財幣贖而得之，亦所當為，何至坐妻子以死徒之罪乎？其無辜冤濫亦甚矣。”
洪承疇垂涕叩首奏道：“皇上此諭，真至仁之言也。”
皇太極命洪承疇等退出，坐於大清門外。當時祖大壽等為皇太極準備了一份豐厚的禮物，皇太極不受，祖大壽等跪於大清門外一再懇請，皇太極念其心誠隻拿了一兩件，其餘全部退回。回宮之後，皇太極命多羅貝勒多鐸等在崇政殿宴請洪承疇等。
宴畢，大學士希福、範文程等傳皇太極諭承疇、大壽曰：“朕今日未服視朝衣冠，又不躬親賜宴，非有所慢於爾等也，蓋因關雎宮敏惠恭和元妃之喪，未過期故耳。”洪承疇等忙叩首奏道：“聖恩優異，臣等何以克當，雖死亦無憾矣！”皇太極是個極細心的政治家，對祖大壽送來的豐厚禮物拒不收，並非他不喜歡，而是不願讓初次相交的降臣看他不起，最後收一兩件，是為了照顧降臣的情緒。
他在賜宴之後，考慮到降臣因他不在席上而有想法，忙又讓人向降臣說明他不出席的理由，這實在是周到極了。在降臣麵前，他的這些做法，都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也增加了降臣對他的信任。皇太極的這些舉動，使洪承疇感激涕零，從此真心歸降，為清王朝建功立業。
但是，洪承疇的歸降卻是明朝意想不到的。先是由洪承疇的一個家人回來報信，稱洪承疇被俘後“義不受辱，罵喊不屈”，已被清軍所殺，“碎體而亡”。由於洪承疇在明廷有很高威望，鬆山戰敗又是兵部尚書陳新甲等從中掣肘，明臣對洪承疇非常同情。崇禎帝對此也很關切，一聽到洪承疇壯烈殉節，“痛哭遙祭”，準備隆重祭奠。
再有就是洪承疇家人的報告，洪承疇在鬆山被俘，他的家人乘亂逃回北京，上書“言承疇殉難始末甚詳”，兵部收到的塘報和洪承疇家人的上書，基本一致。還有的書中記載，鬆山城破之後，“承疇子某走京師，擊登聞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謝其殉難，立祠於京祭之，蔭其一子”。這裏所說的“十八疏”，是指洪承疇被圍困在鬆山之後，不斷上疏求援，前後共有“十八疏”。但是，這些疏文都被高起潛扣下，沒有交給崇禎帝。高起潛怕洪承疇立功，所以不上報。這個記載不大可靠，洪承疇去遼東上陣，似乎並沒有帶兒子；且當時他在圍城之下，想連續進出“十八疏”，談何容易。不過這條材料也說明，洪承疇被俘後確實表現堅貞不屈，當時從巡撫到一般士兵，凡是不願投降的一律砍頭，洪承疇一再表示要求“速死”，並無乞降之意。因此，逃出的人分析，洪承疇已被殺死，也在情理之中，並非故意虛報。可是，意外的事是存在的，清朝皇帝偏偏看上了洪承疇，在被俘明將中，隻將他和祖大樂二人押送沈陽，這是崇禎帝所未曾料到的。所以，崇禎帝一聞洪承疇被殺，就毫不懷疑，早在四月十二日就下了一道聖旨：
錦州不守，奴氛屠慘情形，真堪憤痛。其鬆城撫鎮，義殉可憫，洪承疇節烈彌篤。即著該督鎮再一確察，速與優旌，以慰幽忠。
但是，洪承疇之死隻是在預料之中，並沒有真憑實據，所以在崇禎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又下行文稿，急催核實洪承疇死難的情況：
四月二十七日，又準禮部谘，為旌恤忠烈之臣，以維大義等事等因。移谘到部，複行催去後，迄今仍未見察覆，事關吃緊欽件，再難需待，相應亟催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劄谘遼督煩為查照。劄吳三桂遵照）先今事理希速將洪承疇、丘民仰等死難緣由，確察覆部，以便會覆吏禮二部議恤。
顯然，不論遼督或吳三桂，都沒有能夠提供確鑿的材料，說明洪承疇的死難。崇禎帝還是下令賜祭，建立祠堂，準備隆重祭奠。據《通鑒輯覽》記載：
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詔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民仰六。尋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並列，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
有的書裏，還具體說出崇禎帝為洪承疇所建祠的地點，就是後來正陽門東月城的觀音大士廟。崇禎時下令修建的，專為“祀經略洪承疇”，後知洪承疇降清，“改祠大士焉”。
洪承疇畢竟是明之重臣，而且明王朝是個漢族人建立的王朝，清朝是滿洲貴族建立的王朝，洪承疇降清，若以曆代改朝換代，新王朝接納舊王朝有作為的大臣擔任重要職務，本是司空見慣的事。唯獨少數民族為最高統治者的政權，在初建時，漢臣降之，殊為大不可原諒之舉。洪承疇降清，後又成為清初開國功臣，為大清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因此，一些明朝遺臣遺老對洪承疇多加譴責，並編造了許多責備洪承疇的言論。如明遺民張怡在《諛聞續筆》中說：
洪仆走京師，上書言承疇殉難始末甚詳。先帝震悼痛哭，贈恤有加，命設壇朝天官前，將親祭，以示激勵。有台臣言其家人偏詞，恐不足信，姑緩以待確報。而熟知承疇竟不死？大負先帝意。
另一個明朝遺民李介立在《天香閣隨筆》中，講了這麽一個故事，稱清軍將洪承疇抓走，承疇的愛將曹變蛟跟從他到淩河，對洪承疇說：“可以死矣。”洪承疇沒有死，曹變蛟就自己扼喉而死。這當然是為了頌揚被清軍殺害的曹變蛟，貶斥洪承疇貪生怕死。其實，清軍俘獲洪承疇之後，就決定將他送到沈陽，未必還和曹變蛟關押在一起。事實上，曹變蛟、丘民仰等明將，因拒絕投降，都被清軍殺害了；而洪承疇同樣也拒絕投降，清軍卻不殺他，將他押往沈陽。所謂曹變蛟勸洪承疇死，洪承疇不死，顯然未必是事實。
洪承疇降清後，皇太極對他雖然“恩養有加”，但由於“不強令服官”。所以，在皇太極當政期間，一直沒有給洪承疇委任官職，洪承疇實際上也沒有起太大的作用。史書記載，隻有一件事是問過洪承疇的，那就是明朝派使臣至錦州清營，要求“講和”的問題。關於“講和”，自皇太極繼位以來，多次致書明朝，呼籲和談。皇太極這樣做，是因為明清多年交戰，境內經濟困難，民族和階級矛盾也比較尖銳，急需鞏固和加強統治。後來，清朝力量強大起來，為了籠絡人心，皇太極仍然呼籲和談。
在崇禎帝與皇太極對抗較量中，初有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至十月間以袁崇煥為代表的與皇太極的議和，得到寶貴的時間，修築城池，整飭兵備，加強寧錦防線，使皇太極不敢由寧錦進逼，隻得繞道蒙古入邊侵擾。另外，還有崇禎五年（1632年）正月皇太極與明宣府巡撫沈榮的議和；十一年（1638年）兵部尚書楊嗣昌和遼東巡撫方一藻與皇太極的議和，等等。
如果說，袁崇煥以議和為手段，達到了加強戰備並給對方以威脅的目的的話，那麽，沈榮、楊嗣昌、方一藻的議和，無論是時機的選擇和實際效果，遠不能與袁崇煥相比，而陷於被動。之所以如此被動的議和還能得到對方的響應，隻不過是因為皇太極在入侵之後，無心也無力保守攻略的城池，而采取的應付手段罷了。不同時機，由不同的將帥提出的議和，明顯地反映出雙方力量對比在微妙地發生著變化。這一變化，當以袁崇煥被冤殺為標誌，不僅失去了議和的有利時機，而且失去了對皇太極的威懾力。從而使皇太極步步緊逼，遂有鬆山之戰的失敗和錦州、鬆山的被圍困。
皇太極指揮清兵重重圍困錦州、鬆山，希望明軍內亂而收勝利之效。可是，時近天寒，圍困錦州、鬆山的清兵的糧餉難以為繼，導致垂手可得戰果化為烏有；準備撤回，又擔心明兵從後追擊。於是，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使降丁入關議款。”兵部尚書陳新甲聽信張若麒之言，口頭許諾。
崇禎帝最忌諱群臣百官建言議和，他周圍的文武大臣亦囿於宋金和議的恥辱，絕口不談議和之事，即使為了某種需要默許議和，而事後便委過於人，以保持自己的尊嚴和所謂的氣節。一些官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避免陷入兩線作戰與腹背受敵的困境，意為以設和安撫後金，集中兵力解除內憂。這本是富有遠見卓識之議，但遭到崇禎帝的斷然拒絕，嚴旨問責，下令敢談和者斬，朝中文武噤若寒蟬。
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軍事形勢更加危重。兵部尚書陳新甲認為“南北交困”，隻有議和才能暫時擺脫麵臨的困境。在上年十一月聽到張若麒奏報皇太極有議和之議時，就以為可以同意。此時又輾轉得知寧前道副使石鳳台探知皇太極的議和意向，並試探清兵守將，回答說：“此吾國素誌也。”陳新甲便暗示石鳳台將此事麵奏皇上。崇禎帝勃然大怒，“以私遣辱國”，下令將其逮捕，投入刑部監獄。
盡管如此，陳新甲覺得唯一的出路，仍是遣使議和，並將此意私下告知傅宗龍。傅宗龍出都前夕，再告大學士謝升。謝升“見疆事大壞”，便對同僚說：“我力竭矣，款建虜以剿寇，鳳台言良是。”同僚以為言之有理，便囑咐陳新甲在適當的時候將此意含蓄地轉達皇上，並相約以“兩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為詞。當陳新甲依約而行時，崇禎帝的態度似有轉還，一改怒容，擔心地問道：“城圍且半載，一耗不達，何間之乘？”或許他也感到，事已至此，不議和難以緩解時艱，令陳新甲“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接著，又詢問閣臣，周延儒等閉口不言，唯有謝升回答道：“彼果許款，款亦可恃。”至此，崇禎帝才對議和一事下定了決心，表明了態度，令“新甲密圖之。”陳新甲遂推薦主事馬紹愉，加職方郎中，賜二品服，充任使者，前往議和。崇禎帝雖同意議和，但仍十分保密，“外廷不知”。
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奉命，便於同年正月初七日帶領參將李禦蘭、周維墉馳往寧遠，先與清將取得聯係。當清將請敕為信時，馬紹愉急忙請命於朝，兵部奏報皇上，如此“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泄。”崇禎帝仍要保全其天朝大國皇帝的尊嚴，直到三月中旬，崇禎帝才以“諭兵部陳新甲”一道敕諭代之。敕諭稱：“據卿部奏：遼沈有息兵休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複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今特與卿便宜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確信音回奏。”
崇禎帝的敕書，是給兵部尚書陳新甲，而不直接與皇太極的大清通話，無非是玩弄此種伎倆，仍以天朝大國皇帝自居，全祖望對此有一針見血的評論：在百戰百敗之後，而負氣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則自取滅亡之道也。對崇禎帝的心態，皇太極一眼識破，並對敕書中的傲慢言詞甚表憤怒，明確指出崇禎帝“執滯不通。自以天之子，鄙視他人，口出大言，不願和好。”而大清本無意起兵，全係明廷逼迫所致，相信“有德者受命，無德者廢棄”之理，願意修好。皇太極以長篇敕諭交付諸王，令其傳示明朝來使。馬紹愉接到敕諭，即回朝廷奏呈。
崇禎帝得到馬紹愉的奏報，尋思如何回答，是仍像以前那樣，居高臨下，抑或稍示謙恭，承認大清？頗費神思。然而，錦州、鬆山已陷，杏山、塔山危在旦夕，這一嚴酷的現實，又使崇禎帝不能對皇太極的敕書置之不理，隻好決定繼續遣使前往議和。四月中，馬紹愉及兵部司務朱濟之奉命起程，率領副將周維墉、魯宗孔，以及僧性容、遊擊王應宗、都司朱龍、守備喬國棟、張祚、趙榮祖、李國登、王有功、黃有才等8人，從役99人，於月末抵達寧遠，即向清將聯絡。五月初一日，圍守杏山、塔山的清將濟爾哈朗、多爾袞派官奏報皇太極。皇太極立即派詹霸、葉成格、石圖等前往曉諭迎接。初三日至塔山，初七日至清境，十四日至沈陽。皇太極命大臣到20裏外設宴迎接。禮儀結束，馬紹愉一行住於驛館，並呈上崇禎帝的敕諭。這一敕諭仍是以給陳新甲為名，其中說：“敕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昨據卿部奏稱，前日所諭休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確報，因未遣官至沈，未得的音，今準該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確探實情且奏。特諭。”
皇太極看到崇禎帝的敕諭，仍以“天之子”自居，且空洞無物。心中的不快，不言自明。加上張存仁等上書懇請皇太極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之師，成“一統基業”。具體分析明朝日益衰敗之勢說：“南朝盜賊蜂起，饑饉載途，兵力竭而倉廩虛，征調不前，中原勢如瓦解。關外所恃者止有九城，已破其四矣。遼之兵將，巳失十之八九矣；依賴之武職，重托之文臣，皆為我擒矣。明國之君，審天時，度人事，自知氣運衰敗，文臣不能效謀，武職不能宣力，欲戰無術，欲守無資。我兵再舉，彼南遷必矣。大勢一動，河北皆皇上有也。南地非練兵之地，南人非備敵之人，表裏山河，全屬皇上。漢人此時，心膽懼喪，如坐針氈。是以遣使乞憐，求和淳切。”同時提出了“首廣其地，次廣其財”的建議。皇太極對此當然心中有數，尤其是鬆山、錦州一戰的勝利，再取杏山、塔山，明廷的關外防線已被摧毀，乘此進兵，勝算在握，當無問題。然而，皇太極的成熟與穩健，使他思考問題比群臣更上一層，比崇禎帝高出一籌。他明白地知道明廷的危機，也知道清將、清兵在取得勝利後的士氣極為飽滿。
盡管有此有利條件，但仍不能采納文武百官的意見。這是因為，內部目前的穩定，是由於有明朝這一大敵才形成的，若一旦失去這一大敵，內部的穩定將隨之瓦解。隻有在取得一些勝利之時，加強內部的整頓以及周邊勢力的馴服，才有力量去進擊，而且會取得更大的勝利。因此，皇太極將崇禎帝的倨傲置之腦後，仍然利用議和之機，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使自己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出於這種考慮，令禮官熱情接待來使，並給予十分優厚的賞賜。最後，在馬紹愉臨走時，再命大臣送至15裏之外，並將他寫給崇禎帝的長信，交馬紹愉轉呈。
皇太極給朱由檢的長信，在追溯了後金（清）與明朝開戰的曆史淵源，歸咎於明廷之後，又談及清兵勝勢，仍願議和通好，就此提出了具體條件：“邇來我軍，每入爾境，輒克城陷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複何難。然予仍願和好者，特為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者祥。應感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全億兆，而誠心和好，則自前以後，宿怨盡釋，彼此不必複言矣。至我兩國尊卑之分，又何必較哉！古雲‘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來，予令麵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麵見。如此則情不塞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視尊大，俾使臣不得麵見，情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國家之憂矣。夫豈拒絕使臣進見，遂足以示尊耶。至兩國有吉凶大事，則當遣使變相慶吊。每歲賢國饋兼金萬兩，白金百萬，我國饋人參千觔，貂皮千張。若我國滿洲、蒙古、漢人及朝鮮人等，有逃叛至貴國者，當遣還我國；貴國人有逃叛至我國者，亦遣還貴國。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界，以塔山為我國界；以連山為適中之地，兩國俱於此互市。自寧遠雙樹堡土嶺界北，至寧遠北台，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處分。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上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為界，我國於黃城島以東為界。若兩國有越境枉行者，亦俱察出處死。倘願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予亦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其遺兆死亡之孽，於予無與矣。”最後通牒：“約九月不至則治兵。”
在馬紹愉一行未從沈陽返回之前，明朝廷內外就為議和一事議論紛紛，其因是大學士謝升的一席話。一天，言官在朝房謁見謝升，談及議和之事，謝升對給事中方士亮、倪仁禎等人說：“議和事，諸君不必言，上祈簽奉先殿，意已決。”又說：“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高，上太用聰明，致天下壞盡。”方士亮等聽得此言，十分驚愕，退出朝房之後，方士亮首先上書，彈劾謝升“詐謗君父，泄禁中語。”倪仁禎與同官廖國遴等繼之而起，指斥謝升“大不道，無人臣禮。”方士亮趁機再次上書，先後彈劾謝升的奏疏達數十封。
崇禎帝勃然大怒，一再囑咐議和之事，不得外傳。而現在議論如此紛紛揚揚，有失體統，也是皇帝的尊嚴遭到沾汙，為此，隻得將謝升削籍了事。議和風波，因無實指而漸趨平息。不料，馬紹愉返回京師，將議和案件呈遞兵部尚書陳新甲，陳新甲看過之後，隨手放在幾案之上，就急忙入朝視事。而家僮誤以為塘報，即令抄傳。群臣百官得此密件，朝野為之嘩然，言官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崇禎帝極為憤怒，本來，此事十分機密，且三令五申不得外泄，以便“事成則分其功，事敗則委之司馬。”可現在鬧得實出意料之外。起初，崇禎帝將言官的奏疏壓下不發，希望不了了之。但是過了一段時間，見輿論鼎沸，難以平息，才降嚴旨切責，令陳新甲自陳其過。
而陳新甲覺得此事自始至終都是在皇帝指示下進行的，自己並沒有在其中增添什麽額外的內容，便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自詡其功”。為了名譽、威嚴孜孜以求，且憂心如焚的崇禎帝，更加怒不可遏。究竟如何處置陳新甲，崇禎帝心中仍無穩妥之策，便再三詢問閣臣周延儒。幾上幾下的周延儒深於世故，麵對陳新甲遭彈劾，與其事緊緊聯係在一起的皇上又喜怒無常，欲脫幹係，因此對皇上的詢問始終保持沉默，閉口不答。氣得崇禎帝慨然而起，拂袖而去。此時，言官再次指斥陳新甲，並說“堂堂天朝，何至講款！”在此輿論麵前，崇禎帝便於七月二十九日，下令將陳新甲逮捕入獄。陳新甲入獄之初，仍懷有僥幸，以為僅僅是崇禎皇帝為掩人耳目，遮飾己過的權宜之計，便上書請求赦免，卻遭到皇帝的斷然拒絕。
這時，陳新甲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將充當替罪羊的角色，趕緊設法向朝廷內外官員行賄。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到刑部侍郎徐石麒說情營救，被徐石麒拒絕。起初閉口不言的周延儒，在其收受賄賂之後，也與陳渲一起，竭力營救陳新甲，對皇帝說：“國法，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崇禎帝說：“他邊疆即勿論，辱我親藩七焉，不甚於薄城乎！”周延儒等無言以對。徐石麒說：“罪樞陳新甲奏辯，一曰有例，再曰有例，不知親藩累寄寇刃，百姓駢釁腥原，城邑迭見丘墟，兵士惟聞逃潰。此中樞所未有之罪也。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今專擅議款，未聞奏請，瞽師頻遣，用張若麒以掣任事之肘，嗾石鳳台以露挾疑之端。今日百口將誰欺乎。”崇禎帝見此說正合其心，即令覆奏，徐石麒及時奉命而行。九月二十二日，陳新甲的赦免之夢還未做醒時，便被棄於西市。
那麽“講和”同洪承疇有什麽關係呢？原來皇太極看到崇禎帝給陳新甲的敕書上蓋有皇帝之寶的大印，心有所疑。一般來說，皇帝給大臣的敕諭，不必蓋上寶印，他懷疑這印是否真是崇禎帝的。於是，他令人把這個蓋有寶印的敕諭，拿給洪承疇看，以辨別真假。洪承疇看後說：
此寶劄果真。昔壬申年，皇帝征察哈爾時，張家口沈巡撫六月二十八日盟事之事，明國皇帝亦悉知之，但為文臣浮議所惑，故將沈某罷巡撫之任，後來複命會議和事，又為諸文臣所阻，遂寢其事，此次請和，絕非虛語。
洪承疇的這番話，解除了皇太極的疑心。皇太極相信，明朝此次議和，迫於形勢，不得不和。從洪承疇那時的心境上看，對明朝還是有感情的，他希望明清能夠達成和議，所以不僅辨認了寶印，還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以此來促成和議的進行。
可惜的是，崇禎帝卻辜負了洪承疇的這一番苦心。既剛愎自用，又當斷不斷的崇禎帝，隻考慮自己的麵子，在關鍵時刻，諉過於人，出爾反爾的性格缺陷，得到了充分地暴露。結果，議和不成，徒失二位大臣，明朝的政局日益敗壞，一發不可收拾。
由於明廷有此變故，對皇太極的議和條件，自然不予答複。直到十月十四日，皇太極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率清兵討伐明朝。他告諭道：“朕命爾等統領大軍，往伐明國者，非好為黷武窮兵也。朕不忍使生靈罹害，屢欲與明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從，朕是以命爾等往。爾等一入明境，遇老弱閑散之人，毋任意妄殺，不應作俘之人，毋奪其衣服，毋離人妻子，毋焚毀財物，毋暴殄糧穀”，並令其“切以為戒，傳諭各旗悉知”。次日出發。
崇禎帝並沒有忘記對皇太極的防禦。尤其是關外四城失陷之後，他在調兵遣將對付農民起義軍的同時，於關內、關外並設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位尤為尊榮，又於昌平、保定設二督，千裏之內有四督臣；還在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地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律、保定八地設總兵。盡管“星羅棋布，無地不防”，但“事權反不一。”
其時，薊遼總督張福臻昏庸無能，言官彈劾，建議移督師於關內，裁撤薊遼總督。崇禎帝照樣批準，召回張福臻，今遼東總督範誌完兼理關內，移駐關門。範誌完深知其任重大，再三推辭，崇禎帝不準，範誌完請求致仕，也不批準。不得已便上書請求仍設薊遼督師，崇禎帝命趙光抃赴任。如此將不敢任其事、推來推去之時，清兵已由牆子嶺、青山口等處入侵，連破遷安、三河，分道一趨通州，一自柳樹澗趨天津。崇禎帝不得不再次宣布京師戒嚴，命勳臣分守九門，征諸鎮兵入援。
當援兵逐漸抵達，都畏怯觀望不敢與清兵作戰，致使清兵如入無人之境，先後攻陷薊州，趨真定、河間，再抵山東，攻下臨清各州縣，進至兗州，魯生朱壽鏞被俘自殺。遂分兵上泰安、青州、魚台、武城、金鄉、單縣，一一攻克。次年又攻德州、萊陽、安丘，出登、萊合軍，陷順德，取道彰德、順德北上。直到四月初一日，清兵折道畿內，經寶坻，準備回師，初五日，周延儒見崇禎帝十分憂慮，無所措手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好請求督師。崇禎帝喜出望外，賜敕設宴，直到二十日才出京，駐紮通州。他不思如何督軍圍殲清兵，而每天與幕下賓客飲酒娛樂。同月二十八日，清兵由原路北歸，諸援軍跟隨其後，始終沒有敢於與之作戰的。唯一戰鬥是在螺山，而趙光抃、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以失敗而告終，總兵官張登科、和應薦戰死。
此次清兵深入內地，曆時7個月，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俘獲人口36萬9千人、牲畜32萬1千餘頭、黃金12250兩、白金220萬5270餘兩、珍珠4440兩、彩緞52230匹。
明朝損失如此慘重，但周延儒卻奏報說：“臣中夜冒警，自順義抵密雲，趨各督逐戰。東騎今俱出塞。”崇禎帝信以為真，論功行賞，加太師，蔭其子為中書舍人。周延儒自知無功，再三辭卻太師銜。而實際情況，正如給事中熊汝霖所揭露的：“將不任戰，敵南北往返，謹隨其後，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為將，何名為督師。”又說：“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雲避兵，不雲避敵。霸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官軍繼至，始無孑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
而當掌錦衣事的駱養性揭露周延儒在督師過程中的所作所為，崇禎帝為之惱怒，指責周延儒蒙蔽推諉，交付廷臣議處。周延儒自知有罪，自請戍邊。崇禎帝又一改怒容，降下聖旨，說什麽“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允許乘坐驛站車馬回家，賜給路費，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待廷臣將處理意見奏報，崇禎帝說：“延儒功多過少”，不要再議其罪，打發其回家了事。崇禎帝賞罰不明，暗於事理，本末倒置的表現，於此可見一斑。
清兵入擾雖告一段落，而內地的農民起義軍，聲勢浩大，向京師進發，崇禎帝及其大明王朝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岌岌可危。
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的部隊相繼攻克襄陽、荊州、德安等地，又經過汝州戰役，打敗了孫傳庭的明軍主力。就在這年十一月，李自成農民軍攻破潼關，占領了西安，然後分兵攻打漢中、榆林、甘肅，在年底以前已據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廣的數十府縣。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進入湖廣，破漢陽，克武昌，轉戰湘贛鄂數省，亦給明廷以重創。
這時的明朝內外交困，隻有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李自成農民軍和清軍都在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數百裏之遙，虎視眈眈地注視著北京，究竟鹿死誰手呢？
崇禎十七年（1644年），幹支為甲申年，這一年是中國曆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正月初一，這個一元複始、萬象更新的日子，當時的中國是在遍地烽火、炮聲隆隆中迎來的。這天北京刮大風，明朝發祥地及祖陵所在地鳳陽地震。據說這都是國破家亡的不祥之兆，甲申年的第一日，對明王朝幾無喜慶可言。這天崇禎帝視朝，大臣們人心惶惶，朝班混亂。
但這一天對李自成的農民軍來說，卻是個大吉大利的日子。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國，國號大順，建元永昌，以宋獻策為軍師，牛金星為丞相，並仿明六部，設六政府，各政府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開科取士，一派興旺發達景象。李自成下一個進攻的目標就是明朝的統治心髒——北京。
正月初八，李自成親率農民軍由西安向北京進軍。農民軍的戰略是先入山西，取太原，然後由大名、真定而北；攻宣府，再由居庸關而入昌平，攻占北京。一路上，明軍望風披靡。二月初二日，大順軍進入山西，當日攻克汾州。初三陷懷慶，初八占太原，隨後連下忻州、代州。明三關總兵周遇吉拚死抵抗，固守寧武關，幾經激戰，農民軍傷亡很大。至三月初一日，農民軍攻破寧武關擒殺周遇吉，戰局才出現轉機。初七日，明總兵薑瓖在大同投降大順軍，次日，明監軍太監杜勳、總兵王承胤以宣府降。另一路大順軍由河南向北進軍直隸，攻克彰德、真定、大名。
在攻克太原向北進軍的途中，李自成發布了著名的討明詔書：
上帝鑒觀，實惟求瘼；下民歸往，祗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鑒往識令，每悉治忽之故。茲爾明朝，久席泰寧，浸弛綱紀。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紈絝，而恃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祲災。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鹹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躬於恒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爾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庚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誼靡忒。唯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於宗公，勿阽危於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於君父，廣貽穀於身家。謹詔。”
麵對農民軍的迅猛攻勢，正月初三日，崇禎帝召見左中允李明睿，問防禦起義軍的對策。李明睿請屏退左右後，對崇禎帝說：“如今起義軍勢大，已逼近畿甸，實在是危急存亡之秋，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崇禎帝四顧無人，才說：“朕有此誌久矣，無人讚襄，放延遲至今，但怕諸臣不從，所以還要保密。”他還和李明睿研究了南遷途中的安排。後來此議一出，馬上有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出來反對，認為這是邪說，而且不斬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崇禎帝雖然生氣，但南遷之議卻也因此作罷。不過此時，崇禎帝已經意識到京城旦夕不保，所以不得不考慮退路。
大學士李建泰，自告奮勇，主動為皇上分憂，“願以家財佐軍”，領兵西行阻擊農民軍。二十六日，剛出北京，就以山西烽火甚急，而遲遲不前。第二天到了涿州，他的兵已經逃走了3000人。李建泰行至廣宗，當地橫行鄉裏的紳衿竟不允許他入城，結果攻打了3天才進城。然後殺紳衿王佐，笞知縣張弘基。李建泰以家財佐軍的幻想破滅後，進退兩難，隻得逡巡於畿內。三月，李建泰迎降大順軍。
二月的北京已四麵楚歌，危在旦夕。二月十三日，崇禎帝下《罪己詔》，企圖以此喚起軍民“忠君愛國”的熱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崇禎皇帝最信賴的外戚宦官，在關鍵時刻，都拋棄了他。當這位曾被他們俯伏高呼的“萬歲爺”按籍征其助餉，並派太監徐高讓皇後的父親嘉定伯周奎帶個頭時，家藏現金50餘萬的周奎竟然拒絕說沒有。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漫不搭理。徐高氣憤地說：“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周奎報告捐納萬金，皇帝嫌少，要求捐2萬。周奎又向皇後求助，皇後給他5000金，他自己又留下2千，隻拿出3000.宦官王之心最富，僅納萬金，後來農民起義軍拷打他，卻拿出15萬。宦官們為了躲避助餉表示無錢，有人故意在自家的門上大寫：“此房急賣。”
三月十五日，大順軍入居庸關，守將唐通投降。十六日，進占昌平，焚明十二陵享殿。大順軍逼近京師，給明廷蒙上了一片陰沉的氣氛，崇禎帝和他的大臣們陷入了束手無策的境地。
三月十六日，大臣們在朝房商討對策，一個個“但相顧不發一言”。同一天，崇禎帝故作鎮定，按照常例召對考選諸臣，以抵禦滿洲軍隊和農民起義軍以及籌措兵餉為題，挨次奏對。在厄運臨頭的時候，他做這種毫無實際意義的官樣文章，隻不過是借以安定人心而已。然而，就連崇禎帝本人的內心恐懼也無法掩飾了。崇禎帝在聽取諸臣奏對時已經心不在焉。“上或憑幾而聽之，或左右顧哂之，或斟茶，或磨墨，皆親手為之。如忽忽無緒然，非平時莊嚴景象也。”奏對還沒結束，內官便忽然遞進一件密封文書，崇禎帝一看，立刻麵無人色，萬分驚恐地進入後宮。參加奏對的臣下們麵向相覷，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出來後一打聽才知道是報告昌平失守，起義軍即將兵臨城下了。
這天傍晚，大順軍先頭部隊到達京師北麵的土城（即元大都北麵城牆的遺址）。十七日，農民軍進抵北京城下，開始攻城。京城裏立即像開了鍋一樣亂作一團，“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諾諾，或同無言，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有的官僚心懷僥幸，“猶謂城堅勢重，外有大帥足倚，圍三月未傷也。故城中多務積煤米，餘無所問。”崇禎帝則仰天長號，繞殿環走拊胸頓足，歎息通宵，大呼：“內外諸臣誤我，誤我！”而且“倉皇召對，人人戰栗無策，噤不發聲。”守城的重任完全落在了宦官手裏，被驅趕上城守垛的士兵平時既無訓練，臨事又缺糧餉，“守垛之兵，饑不得食。或母或子，攜粥至城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無一二。”襄城伯李國楨所統京兵三大營屯紮於城外，大順軍一到即全部投降，火炮等器械轉手之間便成了農民軍攻城的利器。
李自成為減少傷亡，命投降的明監軍太監杜勳縋城入見崇禎帝。表示：“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王，並犒軍銀百萬兩，退守河南”；同時“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精兵助製遼藩”。崇禎帝欲戰不能，欲和不願，猶豫不決，和議最終未成。三月十八日夜間，大順軍將士爬城而入，占領了外城。十九日淩晨，太監曹化淳獻彰義門投降，大順軍大隊人馬開始攻入京城。
十八日夜晚，崇禎帝感到火燒眉毛了，他已無法安然就寢，“徘徊殿廷，憂懣計無所出。”此時，內官張殷忽然跑上前來說道“皇爺不需憂愁，奴輩有策在此。”崇禎帝忙問何策，答到：“賊若果然入城，直須投降使無事矣。”崇禎帝大怒，一劍把張殷刺死。直到這時，他還妄圖突圍逃命。他先要皇親國戚鞏永固、劉文炳等召集家丁護駕，得到的答複卻是人心已散，無法可想。
崇禎帝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銃帶著一批內官像沒頭蒼蠅似的向齊北（朝陽）、安定等門亂竄，但卻碰壁而回。他同身邊的宦官王承恩隻得登上萬壽山（煤山，即今景山），眼看著烽火燭天，耳邊不時傳來的喊殺聲越來越近。他往來徘徊多時，最後徹底絕望，丟掉一切幻想，開始安排後事：把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分別送到外公周家與田家。對皇後說：“大事已去了。”兩人相對而泣。一大群宮娥圍著這位自身難保的“萬歲爺”哀嚎不已。他根本顧不了這些紅妝粉黛，隻是一甩袖子，讓她們自找出路。
皇後送走了太子並二王，自我結束了生命。崇禎帝又召來了15歲的大女兒，對這位樂安公主說：“為何生我家？”意思是說，到這個時候，還不如生在平民百姓之家安全。崇禎帝說完就揮劍砍向自己的女兒，公主舉手遮擋，被砍斷了左臂，昏了過去；然後又殺死了幼女昭仁公主。接著，命袁貴妃自縊，但繩子斷了，他就拔劍砍了她的肩膀；最後，又胡砍亂殺了幾個妃嬪。在崇禎帝認為他的後事處理差不多的時候，由王承恩陪伴，往來中南門、東華門、齊化門之間，到處奔竄。到了安定門，想衝出去，門卻不開。東方現出了魚肚白色，崇禎帝更加緊張了，他到前殿敲鍾，還想召集文武百官，來一次大登殿，可是鍾聲不靈了，沒有一個人響應。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這位如今已落到孤家寡人地步的大明天子，登上了萬壽山的萬壽亭，披散著頭發，穿著藍色的衣服，左腳光著，右腳穿著一隻紅鞋，在一棵比人身略高的海棠樹上縊死了。他的前衣襟上還寫著兩行字，一行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另一行是：“百官俱赴東宮行在”。
崇禎皇帝朱由檢之死，標誌著統治中國276年的大明國已經崩潰。
三月十八日深夜，外廷大小官僚們還在夢中，宮內已經亂成一團。皇帝不知去向，皇家的變亂又是那樣觸目驚心，宮女和太監們紛紛奪門而逃，絡繹道路，頓時一片驚惶駭亂的景象。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這天上午，大順軍邁著勝利的步伐由外城通過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進入北京內城。北京城裏的居民熱烈歡迎農民軍，皆在門口設立香案，大書“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有的人在帽子上還帖上“順民”字樣，“往來奔走如故”。
在劉宗敏、牛金星、宋獻策等文武大員的陪同下，李自成騎著高頭大馬進入了象征著封建帝國權威所在的皇城。他立馬承天門下，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李自成等人進宮時，明太子朱慈烺“跪迎於門左，遂仆地。”李自成叫人把他扶起來。接著又搜獲了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兄弟三人“身穿民間破衣，帽上亦帖順民二字”。李自成命人給他們換下破衣服，吩咐他們不必害怕，“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貴。”隨即將明太子和二王交劉宗敏營內看管。不久，李自成封明太子為宋王，定王為安定公，永王也改封公爵，目的是招徠原來為明王朝效勞的文武官員。李自成在宮內看到被朱由檢砍傷的袁妃和長公主，也為之歎息，“令扶去本宮，各調理之。”
當時的頭等大事是要查明崇禎皇帝的下落。宮中既找不到朱由檢的蹤跡，內官和宮女也說不清去向。尚璽卿黎誌陞說：“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於是，一麵“令諸將南追”，一而出牌大書曰：‘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禎逃出城外，有能出首者賞黃金一千兩；隱匿者誅其全家。”過了兩天，有個內官在煤山發現了朱由檢所騎的馬，才尋蹤找到了朱由檢的屍體。大順政權把朱由檢和周後的屍體移至宮禁，停在東華門外示眾，故明諸臣往哭祭拜者寥寥無幾。那些不久前還在朝廷上爭權固寵的明朝官僚們，這時皆樹倒猢猻散，有的鑽穴覓縫，希冀改換門庭；有的藏頭露尾，避之唯恐不及，誰還顧及這具毫無用場的屍骸。
入城時，李自成拔箭去鏃，向後軍連發三矢，約定軍紀：“軍兵入城，有敢傷一人者斬，以為令。”當日，大順軍進入北京後，出榜安民“大軍臨城，秋毫無犯，敢掠民財者，即磔之。”民間逐漸安定如常。
大順軍進入北京後，故明官吏3000多人在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陳演的率領下，向李自成祝讚，具表勸進，準備改換門庭，投靠大順政權。二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牛金星、劉宗敏召見這些降官。此後，他們中間有300多人被授以京職，400多人被派到大順軍控製的外省任職。二十四日，李自成開始在北京健全政權機構，同時向直隸、山東、河南等地派任地方官。
在北京，大順軍將領紛紛占住高門大宅、貴胄府第，日益追求享樂。農民軍主要將領、鐵匠出身的劉宗敏便居住在皇親國戚田弘遇的宅中。田宅乃是京師名第，劉宗敏在府宅中，征歌逐妓，劫掠婦女，當田府中女眷潛逃卻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