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節 陳納德夫婦
由於戰局危急，飛虎隊員在緬甸訓練尚未完成就奉調駐昆明，擔任滇緬公路和重慶及昆明的空防任務。第一次在昆明近郊交鋒，就打下了敵機19架。這個戰績震驚一時。由此，飛虎隊和陳納德的戰術聞名天下，使日本軍事當局驚惶失措，趕緊下令變更戰略，再不敢無忌憚地霸行天空了。在短短的七個月中，飛虎隊先後擊毀敵機299架。由於飛虎隊與空軍的英勇戰績，重慶與昆明所受轟炸的威脅得以暫告解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誌願隊由美軍接管，改編為中國戰區別動隊，仍由陳納德負責指揮。到了1943年3月，別動隊又改組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以少將銜正式被委任司令。以後兩年，中國空軍與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並肩作戰，發揮了高度戰鬥效能，把敵機趕出中國天空。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他卸職返美。臨行他告訴幾位友好說，勝利已在望，我不久必重返中國來協助複員，並願以有生之年繼續為中國服務。民國三十五年（1946）一月，他果然再來上海。創辦空運大隊，協助運送救濟物資，對中國戰後複員工作盡了很大力量。
因為對中國有偉大的貢獻，陳納德將軍曾多次受到中國政府的贈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七日他受領過國民黨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勳章，那是由蔣“總統”和夫人親自授予的。
1990年陳香梅對她的丈夫則做了如下介紹：
1893年9月6日，陳納德生於美國南方德克薩斯州的東北部一個小城鎮Commerce。他老家的房子由該市保管，算是曆史遺跡。假如他仍健在的話，已114歲了。蔣介石生於中國浙江省，也已過了百歲冥壽。這兩個人，一個在亞洲，一個在美洲，卻於1937年5月，也就是抗日戰爭前兩個月在中國的首都會麵了。從那時開始直到1958年，二十一年中，他們共同抗日，後來陳納德又成立了航空公司幫助蔣介石恢複戰後的運輸工作。接著協助他和國民黨撤退到重慶、廣州、海南島，最後到了台灣。陳納德一直到病危，仍深信中國人有一天會團結起來。他也相信蔣介石和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會再談統一。陳納德和毛澤東隻在重慶會過麵。他反對蘇聯的共產主義，也反對中國的共產主義，他認為這個製度隻會使富人變窮，窮人更窮，違反自由和民主。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他選擇了支持國民黨與蔣介石，終其一生為這個信念而奉獻。他比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早走，去世時隻有64歲。美國國防部以最隆重的軍禮把他葬在華盛頓的威靈頓軍人公墓，與他同葬在一條大道上的有肯尼迪總統和名將麥克阿瑟元帥的父親麥克阿瑟將軍。
64歲，在今日醫學昌明時代不算長壽。而在他個人來說，有許多誌願未了就告別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隻不過10個寒暑，恩愛逾恒，竟遭此大變，死別生離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古語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外子的一生也真是勞碌無已。外子祖籍法國，他的先人隨納法益（即拉法耶——筆者注）將軍來美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兄弟兩人在（即“弗吉尼亞”——筆者注）州落籍。外子的外祖母與美國南方名將李將軍是近親。李將軍當年在南北戰爭時領導南方與北方對抗，其威武使北方將領也大為折服，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風雲人物之一。外子年少時即以李將軍為其心目中的英雄。
陳納德的祖父與父親都務農，先在美國南方的德州，外子即生於德州東部的一個小鎮，離開德州的大都市達拉斯約有百裏。他還未上學，他的父母即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仍是務農為生。外子共有兄弟四人，他居長。他的生母逝世後，父親續弦，第一個繼母因難產去世，父親又再娶。這位我稱為“婆婆”的老人家，如今仍在世，已90多歲了。外子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去世，其時外子正在中國作戰，其父有子揚威海外，死亦瞑目了。
外子家境清貧，上小學時每天要徒步四五裏路去上課。過聖誕時，所得禮物也隻是蘋果一個、書一本、糖果少許而已。但他喜歡讀書，又愛做戶外活動，諸如釣魚、打獵、踢足球、打網球等都有興趣。但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因為除了讀書之外還要幫助父親下田工作，有時還要附帶幫助繼母照顧比他年幼八九歲的兩個弟弟。
據外子告訴我，他幼年時有機會就喜歡離群獨處，周末常自己一個人帶著魚竿到河邊垂釣，或帶著父親送給他的一枝舊獵槍到野外去打獵；要不然，晚上一個人在寂靜的戶外看星星。當他隻不過八九歲時，已知道天上很多星星的名字。因為他愛看書，在那小鎮上他也讀到有關航空的新書籍，同時到外找尋有關在天空飛行的報道，他心中暗暗自許，有一天他也要飛向天空。
15歲，他中學畢業了，還未到入大學的年齡，但他長得又高又大，父親不願他虛度時光，於是為他虛報年齡，15歲報了18歲，考入了大學，是師範大學。他的父親希望兒子不再做田裏的工作，拿了學位，好去做教師，也可以改善生活。
他大學畢業時實際年齡隻有18歲，馬上得去找工作。他應征去做一所三家村學校的教師，五六年級的學生在同一教室上課。那些學生們都是農家子弟，因為入學遲，所以雖然是五六年級的小學生，但都已是高頭大馬，好幾個學生比外子的年歲還大。他們看見這乳臭未幹的小大人來做教師，馬上聯合起來和他搗蛋。首先，他們是上課時不聽講，大家高聲談笑，根本不把老師看在眼裏。
外子心想，要和全班頑皮學生鬥法，一定鬥不過他們，於是他細心觀察哪個是“禍首”。他找到了一個個子又壯又高的男孩，看來比他還高出一個頭，但外子心想若不把此人製服，將來無法留下去。第二天一清早上課時，大家又來給他過不去。外子把那個大男孩叫出來。他說：“來，我們到外麵去一試身手！”
那個高頭大馬的學生不知道外子曾學過拳擊，而且技術不差。他們兩人來到戶外一較身手，其他學生也跟著走到外麵看熱鬧。兩人隻不過打了一兩個回合，外子就把那個淘氣學生打倒。於是大家喝彩，外子搖身成為他們的英雄，那個為首搗亂的學生也服輸，不再淘氣了。外子再一調查，原來這群學生已攆掉了好幾位教師，那些老師都因受不了這些淘氣的大孩子起哄，皆掛冠求去。外子想，這些孩子們該有些運動來調劑他們的生活與時間，於是他組織了一個球隊，下課後教他們練球並鼓勵他們和其他校隊比賽，於是本來愛搗蛋的學生都安心讀書，而且對於這位隻有18歲的老師也非常尊重了。
我特別提到這一件事，是因為外子實在是一位很好的導師，其後他在航校做教官時，對於學習飛行的學生也訓導有方。經過他教導的學生有好幾位後來都出人頭地。反過來說，他對於不該學習飛行的學生也有很公正的一套，他說不具有飛行員品能的人，學習飛行隻有害自己、害人，不如趁早勸他們改行為是。數年前，我遇到一位大公司的老板。他說：“陳納德將軍勸我不要學習飛行，我當時很氣憤，但後來我想，假如我做飛行員，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該感謝您的丈夫。”
外子加入航校時，美國的航空事業仍在繈褓時期。美國空軍是在陸軍部之下，而那些陸軍將領對於倡導飛行的官員都有點不滿，認為這是不足道的玩意兒。而外子對於飛行是無限向往，他已決定獻身航空事業。他知道，終有一天空軍會在國防與交通兩方都有很大的貢獻。
30年代，外子已是美國空軍少尉，他在陸軍部空軍組做飛行教官，而且有許多飛行論文發表，並編有飛行教材和空防戰鬥術等書，成為當年飛行員手冊。
那時大家對於這位蓄有小胡子的陳納德少尉都另眼相看。連蘇聯空軍也耳聞其名，並派人來和他商議，聘請他到莫斯科去做空軍教官，替俄國人訓練空軍。那是1935年的事。其時美國的少尉月薪260美元，吃不飽，餓不死。而俄人的協約是月薪1000美元，還答應供應汽車與司機和其他雜費。那真是使人心動的合同，但外子婉拒了，因為他不願意把他的技術教於蘇聯人，他早知美蘇絕不能成為友人。
蘇聯的將官盯了他一年之久，常常送些伏特加酒、魚子醬和雪茄給他，但他不為所動。
1936年他接到蔣介石與宋美齡（時任中國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邀請書，請他到中國視察中國空軍。他答應了。因為他已看到中日戰事迫在眉睫。他知道美國也將被卷入漩渦。
1937年春初，外子乘船自美經東京，經上海，赴南京。這是他第一次到南京，也是第一次到中國。這一旅程，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本來的計劃是到中國視察三個月，然後回美國工作。但當他所乘的船抵橫濱時，他已睹日本人準備作戰的動機，日本是一片戰時景象，他知道戰爭隨時爆發。那時東京去接他的是他多年同事與好友麥當奴。麥當奴已在中國服務，他是外子三人飛行技術小組之一員，兩人交稱莫逆。麥當奴和蔣夫人急於要和他們商談，於是他們馬上由東京去上海。外子的美國護照上寫著他是到中國“考察農業”的！
外子和蔣夫人的見麵也是非常戲劇性的。蔣夫人給外子升了級，任命他為中國空軍上校，並囑他馬上開始考慮如何加快中國空軍的成長。於是外子和麥當奴到杭州筧橋、漢口其他許多空軍單位視察。他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的空軍真要大大調整，他們有的是飽滿的空軍精神，但沒有飛機，缺乏支援。這是急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這些，外子都親自向蔣夫人報告，並一直與周至柔將軍會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拉開了八年抗日戰爭的序幕。在南京外子親眼看到日本空軍向沒有防衛的民房與學校、醫院投彈，傷亡不計其數。他憤恨極了，他認為這是最不人道的事。蔣夫人和他談，他們談到美國誌願隊來華參戰的計劃。但這隻是計劃而已，因為美國其時還未向日宣戰。
蔣夫人促外子馬上回美設法取得白宮與國會同意，讓他組織美國空軍誌願隊來華作戰。這不是一件易辦的差事，因為美國人仍保持中立主義，不願牽連到中日戰爭的漩渦裏去。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克倫律師，是羅斯福總統的親信。他被外子的精誠所打動，願意完成這一任務。葛克倫不但建議羅斯福總統批準組織美國空軍誌願隊去華作戰，而且予以武器及飛機的協助。這真是一項壯舉。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華報告。幾經挫折，“飛虎隊”終於在1940年成立，在緬甸受訓，1941年初正式參加作戰，與中國空軍合作，在天空上擊落無數敵機，建立了輝煌的戰績。陳納德本準備在中國停留三個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長到八年之久！
日本投降之後，日軍方麵承認，他們在華作戰，在空中他們是大大的失敗了——這是中美空軍合作的成果。
外子常對我說，他在中國最寶貴的體驗是和中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更可珍貴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冊的經驗。
他去世後，中國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園為他立銅像留念，這是台灣唯一的外國人銅像。外子曾說：“我雖然是美國人，但我和中國發生了如此密切的關係，大家共患難、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個中國人。”
以上是陳香梅緬懷陳納德的文章，再讀一讀陳納德夫婦在生死之別前一刻陳香梅給丈夫的書信，就可看出他們之間的“結合有說不盡的深情。”
我最親愛的：
我不知該如何對你表達，我那深切的愛，因為這種愛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的。是你，給我帶來了無比的幸福，我永遠愛你，直至我生命的終結。回憶我們剛結婚的時候，兩個生命如同兩條溪流，交匯在一起，成了一條大河。我們深深地依戀著，願白頭到老。因為我們的愛不僅是表麵的，它是來自靈魂深處的愛，這是上帝可以證明的。親愛的，我真心實意地全身心地愛著你，正如你對我的愛。親愛的，我和你為你的病受著磨難……我無法想象與你分別，或沒有你的日子我該怎樣度過。你一定要活下去！
真正的愛對死是無所畏懼的，因為這種愛構成了生命的主體。親愛的，請鼓起愛的風帆，靠勇氣、信念和希望同病魔勇敢地戰鬥吧。人類最大的敵人是怯懦和瞻前顧後。親愛的，我無所畏懼，也不會彷徨猶豫，因為你時刻都站在我的身邊。
我們已休戚與共、相親相愛地度過了逝去的滄桑歲月，我們共歡樂、共悲傷……噢，我親愛的，讓我們滿懷希望去迎接未來，我將繼續與你共享歡樂，同度悲傷，一如既往。讓我們充滿希望，使心變得更堅強，愛變得更純真，我們將無所畏懼地去正視將要到來的一切……
如果有一天，我變老了，克萊爾·安娜和辛西婭·露易斯將會陪伴我。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就像看不到希望的愛。我非常欣慰，祝福上帝賜予了我們兩個女孩。她們從自己深深相愛的雙親那裏學會了愛，我確信，她們長大後，一定是純潔、美麗、充滿熱情的人。
你不僅是一個普通的人，而且也是一位卓越超群，為真理和信仰而戰的勇者。基於這一點，更增添了我對你的愛心。我非常榮幸有你這樣的人做我的丈夫，做我孩子的父親。你知道，我一直為你而感到驕傲，尊敬並熱愛你所追求的事業。
親愛的，我想一遍又一遍向你述說：我愛你，用我的全身心去愛你。
陳納德給了如下的回信：
親愛的：
昨天晚上，我一到紐約的這家旅店，就讀了你那封充滿美好感情的信。
你帶著溫情寫下的，那些充滿愛心的話語，我對你也有同樣的感受——隻是沒有時常用言語來表達。我愛你和我們的兩個女兒，在我的一生中，她們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切。我感到最可怕的是，我失去你，以及失去她們中的一個。
即使沒有你和女兒們，我也絕不會向死神或其他任何敵人屈服、低頭。你可能會相信，我會竭盡全力去拚搏，盡可能多活幾年，同你們生活在一起。與你們離別的那種淒涼、孤獨，那樣可怕，是我不願忍受的。
然而，如果我必須提前離開人間，那麽撫養、引導、教育孩子的重任將落在你肩上，你要盡最大努力，使她們為先輩的業績而自豪，走向正直、輝煌的人生旅途。我還要委托你去保管我留給你們的財產，這些遺產是為了你們能過上舒適的生活，把握住每一個歡樂的機會，過一個完美幸福的生活，以及盡可能幫助那些處在困難中的人們。
當我同你結婚時，我實際上隻有一個願望——找一個值得尊重的妻子。一個給我以溫情、尊敬和愛心的人。當然，如果我們找到了幸福，並相互真心相愛的話，我希望我們能有孩子。你給了我想要的一切，甚至比那還多。在這個世界上，我從你那裏已經得到了，比大多數男人擁有的都要多得多的幸福、理解和愛。我有幸在自己年老的時候，得到上帝對我關懷備至的照顧。
評論家王開林這樣說：拋開世俗偏見，陳納德與陳香梅的結合堪稱完美，她本人也一再說過：“我們的結合有說不盡的深情。”中華民族是一個知恩必報的民族，它將自己優秀的女兒嫁給仗義行俠的美國英雄，合情合理，讓這位美國英雄的晚年得到幸福，也是每一位中國人的共同心願。十年後，陳香梅曾在寫給夫君的信中一往情深地傾訴道：“我們的生命恰似兩條溪水，互相匯合，流成一條江河。我們根深蒂固地願偕白首，隻為我們的愛不僅是表麵上的美好，而且是靈魂的真實。這是上蒼可以證明的。”這樣的愛情，是千古絕唱。
婚姻幸福了，人生便已成功了一半，陳香梅的成就感和滿足感溢於言表。她視他為師為友；他視她為妻為女，從他那兒，她加倍地補回了曾經失落的父愛。嫁給一位英雄，陳香梅的確失去了普通女人的許多樂趣，但她嫁給“飛虎將軍”，就仿佛亟待升空的衛星擁有了火箭發射架，正是其時。
“二戰”後，英勇仗義的陳納德聲名響徹全球，他有不少機會回美國發展，有人勸他挺身而出競選州長，有不少公司請他做董事。這大把大把的機會都很有吸引力，但他卻選擇了再回中國服務這一途徑。終於在台北得了肺癌，不得不回國治療。
他在臨死前立下遺囑說：“我以任何一個人所可能付出的愛，愛你和她們，我同時相信愛將永存於死後。要記住並教導我們的孩子們生命中確切的真諦——要行為端正，要誠實忠貞，並以慈愛及於他人。生活不可過分奢侈，不要嫉妒別人，享受人間生活的舒適以及不以匱乏為憂。要謙和並全心致力於你所選擇的職業。”每讀此信，陳香梅熱淚必潸潸而下。
作家楊子在《紅粉知己》中說：“人生以立言、立德、立功為榮，其實，立情才是生命的最高意境。能愛與被愛，生命就如花朵之開放，燦爛繁華，固不免終於凋謝褪色，也是不枉不朽了。”陳香梅對此大加讚賞。其實，她走的正是“三不朽”加“立情”的路子。
說起陳香梅的家史，就會令人肅然起敬。她的祖父陳慶雲，原籍福建，後來移居廣東，曾任招商局局長，後來又為香港的大商賈。她的外祖父姓廖，是清朝的駐美外交官，娶了一位出生於美國的邱姓的華僑女子。兩家祖父是好友，他們指腹為婚，果然一家生男，一家生女，因此陳家的兒子陳應榮就娶了廖家女兒廖香詞。
母親瘳香詞最初到英國留學，隨後又到意大利和奧地利留學。父親是牛津大學法學博士，後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陳應榮在20年代回到北京，陳香梅於1925年6月23日出生於協和醫學院。她有一個姐姐和四個妹妹。她外祖母是當時北京很活躍的洋派女性，會多種外語，名流如汪精衛、唐紹儀、梁啟超、顧維鈞、葉恭綽等常常到廖家做客。
父親陳應榮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教務長，香梅本人則進了北京東城的孔德小學。九·一八事變後，她家成了客人們議論日本鬼子侵華的沙龍。從那時起她就知道了中國是一個被侵略國家。
1935年，陳應榮被外交部外放到美國新墨西哥州任職。當時北平情勢不穩，所以他帶妻子和六個女兒去香港，但先去了廣州老家。陳香梅是孔德小學語文老師李潔吾的最心愛的學生，所以李老師給了她一封信送行：
“香梅小朋友：你終於走了，和父母姐妹離開你生長的故鄉北京到人生地疏的香港去，我有點舍不得你走，因為你是我的好學生，也是我的小朋友。但這個北方的城市如今隻有苦寒苦熱的冬和夏，還有秋天自北麵吹來的風沙，也沒有什麽值得你留戀的了。”
她在廣州見到了舊式的老奶奶，她與新式的姥姥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女人。她是一位纏足的老太婆，她在丈夫跳樓自殺後信佛，室內終日香煙嫋嫋，木魚篤篤，另有一番風味。她想的是兒女滿堂，因此對廖香詞光生六個女兒而沒有男孩大為不滿。好在香詞是一個開明女人，不在乎這些。但在廣州僅待了一個多月，全家又到了香港，香梅就此在香港過了十個年頭，而她父親去美國後也始終沒有來接母親去美，母親終於病逝於香港。
廖香詞和女兒們住進了香港銅鑼灣金龍台一幢小洋房，這是廖家親戚的房子。香梅姐妹們進了天主教的聖保羅女書院，不久，全家姐妹又受洗為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做完禮拜後，全家常到二叔婆家做客，二叔婆是誰？就是何香凝。這又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女人。她不事妝飾，對廖香詞的時髦口紅等大為不滿，特別對其讓女兒們入教更不客氣地訓了一番。
何香凝是廖仲愷的遺孀，她是一位傑出的女革命家，她考慮的是國家大事，不同於一般普通女性，1937年抗戰軍興後，她終日忙碌，在不少群眾集會上她慷慨致詞，聲震寰宇，號召同胞為抗日出錢出力，這一切對陳香梅起了很大的啟發。二叔婆有一子一女，女兒叫廖夢醒，兒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廖承誌。他雖然年紀比香梅大得多，但很能和小姐妹們玩耍，因此成了她們中的一位紅人。
1938年，香梅考入了真光女中念高中。真光女中在廣東是一家名牌女子中學，抗戰後遷來香港，它與聖保羅書院的風格不同。它是一家開放型的學校，有各種各樣的文娛和社會活動。另外，聖保羅強調的是英文，而這裏卻很注重中文。香梅在孔德時是語文老師李潔吾的寵兒，現在又成了語文老師羅慕華的得意門生。她的作文實在太棒了，老師常常要她在堂上念她的作文作為典範。更有甚者，香梅是一口京片子，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獲得演講桂冠。她馬上成了全校的明星，而她又是年紀最輕的一位。真是小不點兒出風頭！
香梅自己心中免不了在問自己，“我是不是在學二叔婆呢？”
1940年給陳家帶來了噩運。廖香詞病倒逝世，接著老祖母也病逝，而父親卻沒有回家奔喪。為此，香梅對她爸爸一直懷著一種冰冷的感情。
1941年12月月8日，太平洋戰爭打響了，日本鬼子很快地占領了香港。香梅一家必須逃難。她們六口子在大姐和二姐帶領下從香港逃到澳門，再由澳門進入內地。這一短短的路程在當時的雜亂局麵下竟走了一個多月才抵達目的地桂林。桂林本來是一個山明水秀之鄉，但現在變成了難民之鄉，再加上日機的轟炸，它已成了問題城市。大姐靜宜決定到昆明去“飛虎隊”當護士，香梅進了嶺南大學，同時要照看四位小妹妹。那時，她十七歲，她在逃出香港時帶了她媽媽給她的珍貴首飾，以防不時之需，她知道，她現在已經是一家之長了，她必須帶好四個妹妹。她一夜間已成人了，不再是小丫頭了。
嶺南大學本身也在逃難，它設在鄉下，本來鄉下不是日機目標，但敵機不放過“流亡大學”，所以不得不時常移動。
香梅最喜歡上吳重翰教授的中國文學課。吳先生從來不帶講稿，從先秦文學到明清小說，如數家珍。他對學生要求很嚴，要學生背書。有一次，有一位學生抗議道：“這朝不保夕的亂世，背這些勞什子有何用？”他像遭了一記悶棍，臉都灰了。但一下清醒過來，兩手高舉拳頭呼喊曰：“你們是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希望，中國不會亡。中國人從來就沒有被徹底征服過！”
二十年後，陳香梅成了世界名人，她在懷念舅舅廖承誌的文章中說：“或許，由於中國人民生於地大物博的中華，有五千年的文化與曆史，又受孔孟之熏陶，因此無論從文從武，學劍學畫，在野在朝，無時無刻沒有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超越了黨派，超越了地區，超越了時空，使大漢子孫都有一種為國奉獻的精神。中國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貫徹。”
當然，那時18歲的陳香梅可能還沒有這種境界。但她在吳教授的鼓勵下開始寫散文和小說。她在校刊上發表了《寸草心》和《遙遠的夢》。吳教授豎起大拇指說：“才女，才女！”他還直言不諱地說：“文學天才是天生的，後天的培養屬次要。我並不要你們複古，但古文是基礎，是功底。”
不久，大姐靜宜從昆明來信說，她已在第十四航空隊工作，讓她們小姐妹全去昆明，並說父親已拜托陳納德將軍照顧她們。這樣，香梅又帶領妹妹們踏上旅途。這一次是吳教授送了香梅一首送行詩：“幾生修到梅花福，添香伴讀人如玉。”
五姐妹坐汽車離開了桂林，這是一部用淘汰了的美國卡軍零件組裝的破爛客車。她們總算擠上了這部破車。一車人盡量擠緊，活像沙丁魚罐頭。
她們在貴州金河鎮換上了火車。眼見貴陽近了，姐妹們還活著，而且在一起，這已是一種莫大的幸運，但沒有想到災難即將降臨。這列車是逃難者們的荒誕列車。人和行李填塞著空間。水泄不通中彌漫著茅廁的混濁臭味。有一回，香梅在一個小站買了一袋食物，上車前她見到了賣甘蔗的。這時，甘蔗是旅途中的甘霖，再貴她也要買上兩根，讓小姐妹們解解口饞。就在這時，列車開動了。她飛跑上了梯子，可是拿甘蔗的手幫不上忙，她又舍不得丟掉甘蔗。情況非常危險。幸而有一位壯士於心不忍，護住香梅，向香梅伸上雙手，吼道：“丟掉甘蔗，抓住我的手！”但她已失去理智，反而把甘蔗攥得更緊。壯漢隻得探下身，抓住她的胳膊強扯她上了車。這是生死一瞥之戰。她僥幸成活了。接著，列車駛進了一個熱鬧的小站。一排排的小吃攤熱氣騰騰，十分誘人。此外，有一細妹子，肩上壓根竹扁擔，一頭是暗紅的炭爐，一頭是盛著熱水的陶罐，這是洗熱水臉的挑子。人們都想借此機會，把自己洗一洗。四位小姐妹也就去洗臉了，香梅則去買一點吃的東西。她買好吃的，就催妹妹們趕快回車子。現在輪到她來洗洗了。洗完後，她付了錢。但突然響起了一聲“鬼子飛機來了”，一下車站秩序大亂，人群擁擠，香梅已沒有辦法走回車子了，而車子竟開動了。這樣，五姐妹就失散了。作為姐姐的香梅禁不住哭了起來。有人看她可憐，把她帶到電報局，向昆明的姐姐打了一個電報，告她四個妹妹失蹤，她必須找到她們然後再動身去昆明。大姐靜宜立刻去見了陳納德，請他代為尋找。陳納德馬上發電報去各個站頭尋找四姐妹。
在此期間，香梅走過田埂，穿過村舍，在鐵道旁的碎石路上蹣跚而行，鞋走破了，腳磨出了血泡，嗓了喊啞了，貴陽走到了，妹妹們卻不見蹤影。一周後，她拖著疲憊的身軀去到聯絡部打聽消息，一位美軍值日官告訴她：你的妹妹們找到了。
值日官說：“這是陳納德將軍請人轉來的電話：請立即通知陳香梅：香蓮、香竹、香蘭、香桃，已經在貴陽開往昆明的火車上找到。”香梅大哭一場，這是歡樂之淚。第二天，她就搭車去昆明。
在靜宜的宿舍裏，六姐妹終於團圓了，她們抱頭慟哭。
靜宜說：“爸爸因姐妹們失散，大為傷心，已請求陳納德將軍幫助，讓我們全體搭飛機去美國。”這樣，五姐妹就去了美國，隻有香梅決定留下來不走。因為在這一場的苦難旅行中，她看到了同胞們的悲慘遭遇，她要與他們共享患難。
1945年，陳香梅大學畢業，進入了中央通訊社昆明分社任記者，她是中央社的第一位女性記者。她的主要采訪點就是陳納德航空隊。由於她流利的英語，她家與陳納德的私交，更由於她的文學天才，真可以說得天時地利人和，一下就成了名記者。接著來的是日本的投降，中央社要恢複戰前據點。陳香梅受到了中央社社長肖同茲的賞識，被調到上海分社任記者。這時，陳納德也來了上海組織民航空運隊，或曰民航公司。香梅和陳納納德又重新見麵了。陳納德在來滬之前回美國是去與妻子辦理離婚手續的，他把全部財產都交給了他的妻子。他決心重組家庭，對象就是陳香梅。他們之間相差近三十歲，但他充滿信心。
皇天不負有心人，1947年12月21日，陳納德和陳香梅在上海舉行了婚禮。
這裏要插一段題外話。《陳香梅傳》作者胡辛在她文章中提到了麥筱梅的故事。麥筱梅應為麥筱梅。胡辛寫道：
傳達室老李來報：“陳小姐，有人找你。”傳達室裏果然有對中年男女，陳香梅很是納悶，她並不認識他們。中年男子已趨前：“陳小姐，打攪你了。我們是麥筱梅的父母。筱梅天沒亮時被抓走了。說她是共產黨。”筱梅母親更拉住她說：“陳小姐，你能幫忙的，隻有你們馮社長可以保她出來。求求你了，我家筱梅是無辜的。”
據胡辛說，香梅向馮有真社長說了這件事，馮把麥筱梅保了出來。
本書作者是麥筱梅的丈夫、亞非萬隆會議的烈士李肇基的同學和朋友。也是和李麥夫妻在美國密蘇裏大學的同學。1946—47年我在南京中央社工作。李麥當時還沒有結婚，隻是在戀愛中。李在麥被捕後到處奔走。他幾度來南京，找司徒雷登幫忙。由傅涇波接見。李拿了一張麥筱梅在聖約翰大學時代的基督教唱詩班的照片，使司徒雷登確信麥筱梅不是共產黨，並同意作保。所以麥之獲釋可能是司徒雷登之助。蔣介石當然是獨裁者，但他把目標鎖定在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對其他反對派是比較寬容的。麥筱梅的獲釋就是這個原因。麥在被釋後進了陳納德公司工作，正是她，糾正了我對陳納德三字的發音，她說，正確的讀音應當是“齊諾爾”。
當時的“左派”文人對香梅的婚姻潑了不少髒水，但婚姻畢竟是私人事件，隻有當事者明白是甜是苦。香梅是這樣評價的：
“西洋人以結婚為愛的墳墓，因為兩人相悅到極點時，愛也走到終途，在那時結婚，已淡然無味；東方人以結婚為愛的開端，因為未結婚前兩人相知不深，甚至根本不認識，結婚才領略人生的溫暖。克萊爾（即陳納德）是美國人，我是中國人，我們把東西習俗來一個折中，恰到好處，永無止境。”
“我們來自西方和東方，起初，我們被一道冷硬的老牆阻隔著，我們非常陌生，可是當我走出圍牆之外時，我們發現我們呼吸著同一的空氣，我們原來就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雖然萍水相逢，可是相知極深。”
陳納德說：“這樣漂亮的女孩子竟會嫁給我這匹老馬，我是世上最幸運的人。”
陳香梅說：“我才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昵，一個默默無聞的中央社小記者陳香梅，嫁給了舉世聞名的飛虎將軍陳納德。”
1949年，蔣介石被逐出大陸，陳氏夫婦隨即遷往了香港。
從1950到1960，陳香梅發表了不少小說和散文，結集後由台北文星書店出版。
1958年，陳納德病倒於故鄉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市醫院，宋美齡聞訊後特地前來探望。宋美齡還帶來了蔣介石的手書，說“西醫若無法醫治，可以到台北試試中醫”。但十天後，陳納德就去世了。他葬於華盛頓的威靈頓軍人公墓。
陳香梅雖然有很多再婚的機緣，但她決心守寡，不是由於舊道德的束縛，而是由於愛的專一。正如燕京大學校長美國的司徒雷登一樣，他在喪妻後就決心不再續弦，因為他太愛他的妻子，不可能再去愛第二個女人。
為了學會做美國人，陳香梅為自己立下了三條要求：
她寫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人，往往被視為次等人，或許在這種環境中成長反而養成了中國女子有毅力與勇氣去克服困難。外子雖愛我，卻無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隻好獨自計劃如何去爭取鄰居以及我們交遊的南方人的友誼。我決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實自己的英語能力。我有空時即朗誦英語詩文。鄰居住著一位文學教授，她比我大二十多歲，是個很有修養的學者，我朗讀時發音不正確她就指正我。並要我多讀數遍，直到正確為止。她幫了我不少忙，使我感激不盡。
第二，加強了解美國曆史。入鄉隨俗，說易行難。以駕駛汽車為例，我到美國時不會開汽車，外子自告奮勇做我的老師。他常嫌我開得太慢。有一天，他又說我開得太慢，我一氣之下，飛快駛進車房，把車頭都撞壞了。此後每天清晨我自己練習，一星期後終於考到執照。
第三，學打橋牌。打橋牌是女人閑下來的最佳消遣。我知道，若不會打橋牌，永遠會是檻外之人。所以我交學費去上課。終於學會了橋牌。
1960年，陳香梅移居華盛頓，入美國喬治亞城大學工作，並從特別教授學習演講術。1962年，英文《一千個春天》在紐約出版，立即成了暢銷書，一年之內，銷了二十二版。《一千個春天》是記述她和陳納德將軍度過的一千個幸福的日子的。
她認為這本書是她傳世之作，並這樣寫道：“1947年冬我和美國‘飛虎隊’領袖、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將軍在上海結婚。這段中美姻緣雖然隻有短暫的十年，他比我年長三十多歲，但我們的結合有說不盡的深情。他去世後，我用英文寫了一本婚姻的故事，書出版一月馬上成為《紐約時報》推薦的十大暢銷書之一。在美國共出了二十二版。後來有數種中譯本，書名《一千個春天》。台灣台視公司於七十年代根據中譯本製作了連續劇，在黃金時檔播放，一共二十集，甚得好評。名歌唱家王芷雷女士負責唱我寫的主題歌《一千個春天》，為唱此曲而得了大獎。”
1963年，肯尼迪總統任陳香梅為“中國難民救濟總署主席”，是第一位華裔受命為白宮工作者。
1964年，在華盛頓參加支持高華德參議員競選總統委員會發起人委員會，開始進入華人參政的主流運動。1967年，尼克鬆任其為全美婦女支持尼克鬆競選委員會主席，並兼任亞洲事務顧問1968年，尼克鬆大勝。陳香梅婉拒入閣，或其他大使官職，但仍被任為共和黨行政委員。1970年，出任飛虎航空公司副總裁，為美國航空公司第一位女副總裁。1972年，被選為全美七十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1980年，被裏根總統任為親善大使，被派往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訪問；被選為共和黨少數民族委員會全國主席；又是共和黨亞裔委員會主席。任白宮出口委員會副主席，前後共8年。1991年，任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美中航運總裁。
自從中美恢複邦交以來，陳香梅一直是促進中美友誼的使者，同時又是推動海峽兩岸和解的使者。她在這方麵所起的作用，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
她在自傳中對第一次訪問新中國做了如下敘述：
中共駐美第一任大使是柴澤民，他帶來了鄧小平的請柬，要我到北京訪問。我向雷根（即裏根總統）報告，並建議少數黨議長貝克同行；同時建議我們訪問中國之後也要訪問台灣。
這項措施做得非常保密。當時夏功權是駐美代表，一切都經由他的溝通與安排。北京方麵我的舅父廖承誌也和我有書信往來，他說一別三十年，很想見見這位被選出來的美國共和黨少數民族主席並敘敘舊。啟程前一周，貝克的夫人要入院開刀，他隻好請史蒂芬議員代他出馬。史蒂芬當年在十四航空隊做過飛行員，也是陳納德將軍的老部下。
在華府替我們處理行程的，台灣方麵有好友夏功權夫婦和胡旭光；中國大使館有柴澤民和他的副手冀朝鑄。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啟程到東京，在東京與史蒂芬夫婦會合。當時，我和史蒂芬就是怕節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裏根找麻煩，才絕對保守秘密。
在東京除了泛美航空公司的負責人、“中華民國”駐日本代表馬樹禮在機場接待我們外，美國大使館也沒人來，以免引起國務院的注意。到了北京，新聞還是保密。直到第二天的早晨，鄧小平和其他官員在人民大會堂與我們會談時，中外記者才齊集會堂內搶鏡頭。當天晚上，中美電視台都有了我們訪華的新聞。1981年1月2日，《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把我同鄧小平握手的照片作頭條新聞。我們回到華府時，一位前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對我說：“早上吃早餐時打開報紙，看到你和鄧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簡直呆了。後來我靜靜想一想，裏根這一招真是了不起，兩邊都關照到。這項任務，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
關於第二次訪問，陳香梅如此寫道：
其時章文晉是中國對外友協會長，友協發出了邀請書，我接受邀請，決定自己到北京一趟。行前我兩度入白宮見布什總統，在座的還有鮑威爾，沒有發表新聞。
我自紐約乘中國國際民航班機經舊金山、上海抵北京。那次我沒有住釣魚台，而是住友協的賓館。到北京後，我一再解釋我是私人身份訪華。七月各大學都放暑假，但我仍然要求到北京師範大學和學生們談談話。到了北師大，我受到熱烈的歡迎。我捐贈一個書齋給新落成的圖書館，紀念先父陳應榮於1930年代在該校擔任過教務長和英文科主任。我應邀做了兩個小時的演講，覺得中國的青年實在可愛。我鼓勵他們充實自己。我幾次到各大學演講，都呼籲當權者應與學生教授多接觸，並交換意見。不同的意見並非就是反政府；共產黨製度也罷，社會主義製度也罷，第一是要能為老百姓著想。“百花齊放”後不能秋後算賬。這樣才有人敢出來說真話，而不需要到海外去說。在中國本國，他們也應有說話的自由。台灣現在進步了。中國宜使教育循健康的路向前進。
怎樣評價陳香梅呢？正如胡辛所說：她是幸福的，她是充實的。她是美國人，更是中國人。她的祖國是中國。自從1980年冬回祖國訪後，她就止不住激動又驕傲地呐喊出：我不再是無根的浮萍！她每年回娘家。從最北邊哈爾濱北麵的黑河鄉野到最南邊三亞市的天涯海角，都留下了她層層疊疊的足跡。她在-36℃的嚴冬應邀飛哈爾濱參加冰雕藝術節，在沈陽參觀了張學良少帥故居，揮筆寫下七絕一首：“西安舊事一盤棋，亦風亦浪實堪悲，少帥如今頭白發，城北城南盼歸期”。她在西安碑林待了整整三天，廢寢忘食，如醉如癡，欣賞中國的書法藝術。她登上了泰山，“會當淩絕頂，一覽群山小。”她曾學過國畫，師從黃君璧。1988年，她在北京結識了李可染大師和啟功大師。她懷著一片赤子之心，走遍了祖國的名山勝水。她說：“我沒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獲是一份自足。我並不自命為勇者，但絕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頭，隻要我自認為是正確又大公無私的事，就該認真去做，畢竟生逢亂世，費解的事太多，既無需大驚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做一個中國人，不容易。”
她說：“中國人的命運是一連串的悲劇，滿清腐敗無能，民國成立後又因各軍閥你爭我奪，被日本人和俄國人乘機侵占，把中國變為次殖民地，民不聊生。我希望中國有一天能在自由民主的製度下統一，成為強壯的國家，讓海內外的炎黃子孫一申百年的冤屈，揚眉吐氣。我們受苦難太久了，這不光是形體上的，精神上的不平更為可悲。我相信中國總有統一的一天，因為凡是愛國愛自由的中國人都正在往這條路上前進。”
“中國不能再搞革命，但我們需要改革，要自強，我們要成為經濟強國，日本可做到，為什麽我們不可以做到？我們有那一點不如日本？有的就是政黨尚未周全。是政黨改革的時候了！有使命感有奉獻精神的中國人啊，無論你在何地何方，無論你是在朝在野，是我們奮起的時辰了！我相信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會與我共鳴共感。”
她說：“近十多年來，每年都數次回到中國訪問，其實絕不僅僅是訪問，而是竭盡心力精力和時間，從各方麵協助祖國的四個現代化。積平生經驗，我深深感到推動中國教育事業的迫切需求，這是巨龍騰飛的基礎關鍵，得有長遠的目光。”
據報紙報導，近幾年來，陳香梅一直熱心於中國的教育事業。在北京師範大學已成立了“陳香梅發展研究中心”和“陳香梅講堂”。她還在中國12個城市設立教育基金，並每年撥出100萬人民幣獎勵西部優秀教師，以發展西部的教育事業。
陳香梅有一顆赤熾滾燙的中國心，她在七十大壽前所作的一首詩《故土》，足以表達她葉落歸根的心願，這首詩已被作曲家譜成曲子，唱遍了中華大地：
故土有萬年滄桑，
故土有宮殿華堂，
故土有秦淮明月，
故土有赤壁敦煌，
故土有小橋流水，
故土有大豆高粱，
中國，中國，我的東方！
東方，東方，我的家邦！
我有一片驕傲的故土，
我心中充滿希望，充滿希望！
最後，陳香梅在《留雲借月》中講了她的晚年生涯，她寫道：
今年夏天我在喬治亞城區自置了一棟辦公樓，將原來的辦公室遷了過去，準備安定後好好讀書寫字，多臨摹顏真卿、歐陽詢的字帖。我兩次訪問西安碑林，對古人研究學問的認真精神向往不已。近年來，有幸結識了名書畫家如啟功大師、李可染大師和周懷民先生，還多次觀賞他們親自寫字作畫的情景，真是一樂也。在台北拜師黃君璧先生，又多次在外雙溪看張大千先生揮筆，使我覺得藝術修養深厚的人，必然有其獨特的風雅，而且氣魄博大，雄渾莊重，與一味“向錢看”的庸俗之輩迥然不同。
香港《大公報》社長王國華評價陳香梅：“陳香梅的名字，在海峽兩岸及中美兩國間，知名度之高，活躍時間之長，恐怕無人出其右。”鄧小平曾說：“美國有一百位參議員，但隻有一個陳香梅。”有人曾歎她是“永遠的陳香梅”。而若從她對中華民族的傑出貢獻講，也可說“國寶陳香梅”。
大凡名人，都有其動人之處，陳香梅的動人之處，源自其情之細膩，心之博大。
陳女士說，“情這個字實在太微妙了”。內心深處積澱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智慧與美德的她，明義重情，所以她的回憶錄要在情字上用筆。無論是她與陳納德將軍那刻骨銘心、至死不渝的愛情，還是對朋友的真摯友情，都是那般純真，那般感人。
她那真摯的情，源自博大的胸懷和她那顆純淨的中國心。她稱自己是“半個中國人”，說：“雖然自己是美國人，長年身在海外，但心卻在祖國。”她是有一顆“中國心”的美國人，時時不忘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奉獻心力。
抗戰初期，豆蔻年華的陳香梅為與祖國同胞共度艱難，違抗父命拒遷美國，在昆明做了一名戰地記者。痛別家園後的幾十年，她在海外曆經艱辛，依然奮鬥不息，置身美國上層社會，成為開啟美國高層政壇之門的第一位華人，實乃“梅花香自苦寒來”。30年後的1980年，陳香梅受鄧小平的邀請，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負發展中美關係之使命，第一次重返故裏。她寫道：“離別時的中國，災難深重，到處是逃難的人群，街頭橫倒著餓死的同胞。”“可是30年後，重歸故土，展現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全新的中國，她的新，她的美，她的興盛，她的朝氣，她的純樸親切，她的自強不息，從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迎麵向我撲來，向我展現，向我訴說。”
聽見了嗎？這分明是陳香梅在伸雙手擁抱祖國大地，向自己的祖國母親訴說30年的夢境別情，把她那顆純潔的中國心，緊緊地依偎在祖國的懷中。請記住，當她訴說這一切時，她是一位美國總統的特使。這就是陳香梅那一顆胸懷祖國的心。
此後，陳香梅經常穿梭往來於太平洋的上空，奔走於海峽兩岸。是她第一個向蔣經國建議，開放探親政策，使萬千中國人得以骨肉團聚。在西方國家紛紛聲明要“製裁”中國，祖國經濟發展麵臨嚴峻考驗的1989年底，又是她毅然率領一個龐大的中國台灣工商界投資考察團到大陸訪問。此事當年曾震驚海內外，輿論一時嘩然。可今天越來越多的台商把大陸視為最理想的投資熱土的事實證明，陳香梅當年的開拓之舉，是曆史性的。
陳香梅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還是一位情感豐富、勤學多產的優秀作家。幾年前我約她為《大公報》寫專欄文章時，曾問她用什麽頭銜，她說：“頭銜不頭銜無所謂，關鍵是寫出好文章。如果一定要，就用‘專欄作家’吧。我的理想是做一名作家。”她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出色女作家，論視野，論文采，論情感，都不比中國曆史上的許多女作家遜色。
她中英文造詣頗深，用雙語寫出了許多優秀的抒情或論述文章。40年前她就用英文寫了一本情感真摯的好書：《一千個春天》。這本書在紐約出版，再版20多次，連續多年被評為暢銷書，兩年後在台灣出版，30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後又被拍成電影和電視連續劇，都引起轟動。在中文方麵，她更是文筆流暢，清新脫俗。她的觀察細膩，善於以情感人，使文章更添光彩，引人入勝。她的傳記、小說、散文，均各具特色，常以優雅的詩詞點綴潤色，更顯高人一等。在60年中，她出版了50多部著作，她的作品已成為我們中華民族文學寶庫中的珍品。
“作家陳香梅”，也許更符合她的身份，而“國寶陳香梅”，則是她魅力之所在。
比爾·克林頓是一名遺腹子。1946年8月19日，他生於阿肯色州的霍普城。他生父叫比爾·布萊斯，原是德克薩斯的一個買賣小轎車的商人，後又經營旅行載重設備。一天，為了看望他的懷孕妻子，從德克薩斯出發，卻在密蘇裏的61號公路上因車禍而喪生。
在美國社會裏，孤兒寡母肯定會處處碰到困難，特別是像阿肯色那樣的窮州。他媽媽為了完成在新奧爾良的培訓課程，以便今後能當上麻醉師助手，不得不把他托給她的父母看管。克林頓在回憶中說：我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了多年。他們沒有多少錢，阿肯色的人大多是如此。但我們並未真正克林頓感到貧窮，因為我們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相信美國人所謂的‘夢想成真’。我們信奉熱愛家庭和發奮工作。
他母親弗吉尼亞·卡西狄在兒子四歲時重新嫁了人。她的新丈夫叫羅傑·克林頓，他收養了比爾·布萊爾，把繼子改名為比爾·克林頓。這時的家在溫泉城。克林頓在溫泉的天主教小學上完二年級和三年級。後來又進了另一家小學和溫泉中學。克林頓特別愛好學習，他母親和老師對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學時代，克林頓曾在一個三人爵士樂隊裏演奏過高音薩克斯管。應該說，在某一個時期，他曾考慮過是否應把音樂作為他的終身事業。
在他中學三年級到四年級的暑假期間，他被選去參加阿肯色州的“男孩模擬州”。在那裏克林頓的童年朋友麥克拉蒂被選為“州長”，克林頓則被選為代表，去參加在華盛頓地區舉行的“男孩模擬國”活動。正是在那次活動中，克林頓見到了肯尼迪總統，並從此改變了他一生的道路。
他母親說：“我從未看到過他因為參加某種活動而如此興奮和激動。當他從華盛頓回來手裏拿著他和肯尼迪總統的合影照片時，他臉上的表情難以形容，我當時就感到，搞政治正對他的口味。”
報紙上也說：“與肯尼迪總統握手，在參議院餐廳裏和他敬佩的參議員富布賴特共進午餐，這一切都使他深為感動。”
1964年，克林頓從溫泉中學畢業，在全班300多人中名列第四。
為了投身政治，他進了喬治敦大學。他還在富布賴特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找到一份校外工作。他在喬治敦的學習生活使他著了迷。他說：“在參議院的那份工作是在富布賴特總的領導下進行的。這份工作把我唯一剩下的一點課餘時間也全都占了。當我還什麽也不是的時候他們給了我這份工作。我家沒有錢，沒有政治背景，什麽也沒有。我靠著它完成了學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誌願隊由美軍接管，改編為中國戰區別動隊，仍由陳納德負責指揮。到了1943年3月，別動隊又改組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以少將銜正式被委任司令。以後兩年，中國空軍與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並肩作戰，發揮了高度戰鬥效能，把敵機趕出中國天空。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他卸職返美。臨行他告訴幾位友好說，勝利已在望，我不久必重返中國來協助複員，並願以有生之年繼續為中國服務。民國三十五年（1946）一月，他果然再來上海。創辦空運大隊，協助運送救濟物資，對中國戰後複員工作盡了很大力量。
因為對中國有偉大的貢獻，陳納德將軍曾多次受到中國政府的贈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七日他受領過國民黨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勳章，那是由蔣“總統”和夫人親自授予的。
1990年陳香梅對她的丈夫則做了如下介紹：
1893年9月6日，陳納德生於美國南方德克薩斯州的東北部一個小城鎮Commerce。他老家的房子由該市保管，算是曆史遺跡。假如他仍健在的話，已114歲了。蔣介石生於中國浙江省，也已過了百歲冥壽。這兩個人，一個在亞洲，一個在美洲，卻於1937年5月，也就是抗日戰爭前兩個月在中國的首都會麵了。從那時開始直到1958年，二十一年中，他們共同抗日，後來陳納德又成立了航空公司幫助蔣介石恢複戰後的運輸工作。接著協助他和國民黨撤退到重慶、廣州、海南島，最後到了台灣。陳納德一直到病危，仍深信中國人有一天會團結起來。他也相信蔣介石和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會再談統一。陳納德和毛澤東隻在重慶會過麵。他反對蘇聯的共產主義，也反對中國的共產主義，他認為這個製度隻會使富人變窮，窮人更窮，違反自由和民主。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他選擇了支持國民黨與蔣介石，終其一生為這個信念而奉獻。他比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早走，去世時隻有64歲。美國國防部以最隆重的軍禮把他葬在華盛頓的威靈頓軍人公墓，與他同葬在一條大道上的有肯尼迪總統和名將麥克阿瑟元帥的父親麥克阿瑟將軍。
64歲，在今日醫學昌明時代不算長壽。而在他個人來說，有許多誌願未了就告別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隻不過10個寒暑，恩愛逾恒，竟遭此大變，死別生離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古語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外子的一生也真是勞碌無已。外子祖籍法國，他的先人隨納法益（即拉法耶——筆者注）將軍來美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兄弟兩人在（即“弗吉尼亞”——筆者注）州落籍。外子的外祖母與美國南方名將李將軍是近親。李將軍當年在南北戰爭時領導南方與北方對抗，其威武使北方將領也大為折服，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風雲人物之一。外子年少時即以李將軍為其心目中的英雄。
陳納德的祖父與父親都務農，先在美國南方的德州，外子即生於德州東部的一個小鎮，離開德州的大都市達拉斯約有百裏。他還未上學，他的父母即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仍是務農為生。外子共有兄弟四人，他居長。他的生母逝世後，父親續弦，第一個繼母因難產去世，父親又再娶。這位我稱為“婆婆”的老人家，如今仍在世，已90多歲了。外子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去世，其時外子正在中國作戰，其父有子揚威海外，死亦瞑目了。
外子家境清貧，上小學時每天要徒步四五裏路去上課。過聖誕時，所得禮物也隻是蘋果一個、書一本、糖果少許而已。但他喜歡讀書，又愛做戶外活動，諸如釣魚、打獵、踢足球、打網球等都有興趣。但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因為除了讀書之外還要幫助父親下田工作，有時還要附帶幫助繼母照顧比他年幼八九歲的兩個弟弟。
據外子告訴我，他幼年時有機會就喜歡離群獨處，周末常自己一個人帶著魚竿到河邊垂釣，或帶著父親送給他的一枝舊獵槍到野外去打獵；要不然，晚上一個人在寂靜的戶外看星星。當他隻不過八九歲時，已知道天上很多星星的名字。因為他愛看書，在那小鎮上他也讀到有關航空的新書籍，同時到外找尋有關在天空飛行的報道，他心中暗暗自許，有一天他也要飛向天空。
15歲，他中學畢業了，還未到入大學的年齡，但他長得又高又大，父親不願他虛度時光，於是為他虛報年齡，15歲報了18歲，考入了大學，是師範大學。他的父親希望兒子不再做田裏的工作，拿了學位，好去做教師，也可以改善生活。
他大學畢業時實際年齡隻有18歲，馬上得去找工作。他應征去做一所三家村學校的教師，五六年級的學生在同一教室上課。那些學生們都是農家子弟，因為入學遲，所以雖然是五六年級的小學生，但都已是高頭大馬，好幾個學生比外子的年歲還大。他們看見這乳臭未幹的小大人來做教師，馬上聯合起來和他搗蛋。首先，他們是上課時不聽講，大家高聲談笑，根本不把老師看在眼裏。
外子心想，要和全班頑皮學生鬥法，一定鬥不過他們，於是他細心觀察哪個是“禍首”。他找到了一個個子又壯又高的男孩，看來比他還高出一個頭，但外子心想若不把此人製服，將來無法留下去。第二天一清早上課時，大家又來給他過不去。外子把那個大男孩叫出來。他說：“來，我們到外麵去一試身手！”
那個高頭大馬的學生不知道外子曾學過拳擊，而且技術不差。他們兩人來到戶外一較身手，其他學生也跟著走到外麵看熱鬧。兩人隻不過打了一兩個回合，外子就把那個淘氣學生打倒。於是大家喝彩，外子搖身成為他們的英雄，那個為首搗亂的學生也服輸，不再淘氣了。外子再一調查，原來這群學生已攆掉了好幾位教師，那些老師都因受不了這些淘氣的大孩子起哄，皆掛冠求去。外子想，這些孩子們該有些運動來調劑他們的生活與時間，於是他組織了一個球隊，下課後教他們練球並鼓勵他們和其他校隊比賽，於是本來愛搗蛋的學生都安心讀書，而且對於這位隻有18歲的老師也非常尊重了。
我特別提到這一件事，是因為外子實在是一位很好的導師，其後他在航校做教官時，對於學習飛行的學生也訓導有方。經過他教導的學生有好幾位後來都出人頭地。反過來說，他對於不該學習飛行的學生也有很公正的一套，他說不具有飛行員品能的人，學習飛行隻有害自己、害人，不如趁早勸他們改行為是。數年前，我遇到一位大公司的老板。他說：“陳納德將軍勸我不要學習飛行，我當時很氣憤，但後來我想，假如我做飛行員，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該感謝您的丈夫。”
外子加入航校時，美國的航空事業仍在繈褓時期。美國空軍是在陸軍部之下，而那些陸軍將領對於倡導飛行的官員都有點不滿，認為這是不足道的玩意兒。而外子對於飛行是無限向往，他已決定獻身航空事業。他知道，終有一天空軍會在國防與交通兩方都有很大的貢獻。
30年代，外子已是美國空軍少尉，他在陸軍部空軍組做飛行教官，而且有許多飛行論文發表，並編有飛行教材和空防戰鬥術等書，成為當年飛行員手冊。
那時大家對於這位蓄有小胡子的陳納德少尉都另眼相看。連蘇聯空軍也耳聞其名，並派人來和他商議，聘請他到莫斯科去做空軍教官，替俄國人訓練空軍。那是1935年的事。其時美國的少尉月薪260美元，吃不飽，餓不死。而俄人的協約是月薪1000美元，還答應供應汽車與司機和其他雜費。那真是使人心動的合同，但外子婉拒了，因為他不願意把他的技術教於蘇聯人，他早知美蘇絕不能成為友人。
蘇聯的將官盯了他一年之久，常常送些伏特加酒、魚子醬和雪茄給他，但他不為所動。
1936年他接到蔣介石與宋美齡（時任中國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邀請書，請他到中國視察中國空軍。他答應了。因為他已看到中日戰事迫在眉睫。他知道美國也將被卷入漩渦。
1937年春初，外子乘船自美經東京，經上海，赴南京。這是他第一次到南京，也是第一次到中國。這一旅程，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本來的計劃是到中國視察三個月，然後回美國工作。但當他所乘的船抵橫濱時，他已睹日本人準備作戰的動機，日本是一片戰時景象，他知道戰爭隨時爆發。那時東京去接他的是他多年同事與好友麥當奴。麥當奴已在中國服務，他是外子三人飛行技術小組之一員，兩人交稱莫逆。麥當奴和蔣夫人急於要和他們商談，於是他們馬上由東京去上海。外子的美國護照上寫著他是到中國“考察農業”的！
外子和蔣夫人的見麵也是非常戲劇性的。蔣夫人給外子升了級，任命他為中國空軍上校，並囑他馬上開始考慮如何加快中國空軍的成長。於是外子和麥當奴到杭州筧橋、漢口其他許多空軍單位視察。他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的空軍真要大大調整，他們有的是飽滿的空軍精神，但沒有飛機，缺乏支援。這是急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這些，外子都親自向蔣夫人報告，並一直與周至柔將軍會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拉開了八年抗日戰爭的序幕。在南京外子親眼看到日本空軍向沒有防衛的民房與學校、醫院投彈，傷亡不計其數。他憤恨極了，他認為這是最不人道的事。蔣夫人和他談，他們談到美國誌願隊來華參戰的計劃。但這隻是計劃而已，因為美國其時還未向日宣戰。
蔣夫人促外子馬上回美設法取得白宮與國會同意，讓他組織美國空軍誌願隊來華作戰。這不是一件易辦的差事，因為美國人仍保持中立主義，不願牽連到中日戰爭的漩渦裏去。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克倫律師，是羅斯福總統的親信。他被外子的精誠所打動，願意完成這一任務。葛克倫不但建議羅斯福總統批準組織美國空軍誌願隊去華作戰，而且予以武器及飛機的協助。這真是一項壯舉。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華報告。幾經挫折，“飛虎隊”終於在1940年成立，在緬甸受訓，1941年初正式參加作戰，與中國空軍合作，在天空上擊落無數敵機，建立了輝煌的戰績。陳納德本準備在中國停留三個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長到八年之久！
日本投降之後，日軍方麵承認，他們在華作戰，在空中他們是大大的失敗了——這是中美空軍合作的成果。
外子常對我說，他在中國最寶貴的體驗是和中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更可珍貴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冊的經驗。
他去世後，中國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園為他立銅像留念，這是台灣唯一的外國人銅像。外子曾說：“我雖然是美國人，但我和中國發生了如此密切的關係，大家共患難、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個中國人。”
以上是陳香梅緬懷陳納德的文章，再讀一讀陳納德夫婦在生死之別前一刻陳香梅給丈夫的書信，就可看出他們之間的“結合有說不盡的深情。”
我最親愛的：
我不知該如何對你表達，我那深切的愛，因為這種愛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的。是你，給我帶來了無比的幸福，我永遠愛你，直至我生命的終結。回憶我們剛結婚的時候，兩個生命如同兩條溪流，交匯在一起，成了一條大河。我們深深地依戀著，願白頭到老。因為我們的愛不僅是表麵的，它是來自靈魂深處的愛，這是上帝可以證明的。親愛的，我真心實意地全身心地愛著你，正如你對我的愛。親愛的，我和你為你的病受著磨難……我無法想象與你分別，或沒有你的日子我該怎樣度過。你一定要活下去！
真正的愛對死是無所畏懼的，因為這種愛構成了生命的主體。親愛的，請鼓起愛的風帆，靠勇氣、信念和希望同病魔勇敢地戰鬥吧。人類最大的敵人是怯懦和瞻前顧後。親愛的，我無所畏懼，也不會彷徨猶豫，因為你時刻都站在我的身邊。
我們已休戚與共、相親相愛地度過了逝去的滄桑歲月，我們共歡樂、共悲傷……噢，我親愛的，讓我們滿懷希望去迎接未來，我將繼續與你共享歡樂，同度悲傷，一如既往。讓我們充滿希望，使心變得更堅強，愛變得更純真，我們將無所畏懼地去正視將要到來的一切……
如果有一天，我變老了，克萊爾·安娜和辛西婭·露易斯將會陪伴我。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就像看不到希望的愛。我非常欣慰，祝福上帝賜予了我們兩個女孩。她們從自己深深相愛的雙親那裏學會了愛，我確信，她們長大後，一定是純潔、美麗、充滿熱情的人。
你不僅是一個普通的人，而且也是一位卓越超群，為真理和信仰而戰的勇者。基於這一點，更增添了我對你的愛心。我非常榮幸有你這樣的人做我的丈夫，做我孩子的父親。你知道，我一直為你而感到驕傲，尊敬並熱愛你所追求的事業。
親愛的，我想一遍又一遍向你述說：我愛你，用我的全身心去愛你。
陳納德給了如下的回信：
親愛的：
昨天晚上，我一到紐約的這家旅店，就讀了你那封充滿美好感情的信。
你帶著溫情寫下的，那些充滿愛心的話語，我對你也有同樣的感受——隻是沒有時常用言語來表達。我愛你和我們的兩個女兒，在我的一生中，她們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切。我感到最可怕的是，我失去你，以及失去她們中的一個。
即使沒有你和女兒們，我也絕不會向死神或其他任何敵人屈服、低頭。你可能會相信，我會竭盡全力去拚搏，盡可能多活幾年，同你們生活在一起。與你們離別的那種淒涼、孤獨，那樣可怕，是我不願忍受的。
然而，如果我必須提前離開人間，那麽撫養、引導、教育孩子的重任將落在你肩上，你要盡最大努力，使她們為先輩的業績而自豪，走向正直、輝煌的人生旅途。我還要委托你去保管我留給你們的財產，這些遺產是為了你們能過上舒適的生活，把握住每一個歡樂的機會，過一個完美幸福的生活，以及盡可能幫助那些處在困難中的人們。
當我同你結婚時，我實際上隻有一個願望——找一個值得尊重的妻子。一個給我以溫情、尊敬和愛心的人。當然，如果我們找到了幸福，並相互真心相愛的話，我希望我們能有孩子。你給了我想要的一切，甚至比那還多。在這個世界上，我從你那裏已經得到了，比大多數男人擁有的都要多得多的幸福、理解和愛。我有幸在自己年老的時候，得到上帝對我關懷備至的照顧。
評論家王開林這樣說：拋開世俗偏見，陳納德與陳香梅的結合堪稱完美，她本人也一再說過：“我們的結合有說不盡的深情。”中華民族是一個知恩必報的民族，它將自己優秀的女兒嫁給仗義行俠的美國英雄，合情合理，讓這位美國英雄的晚年得到幸福，也是每一位中國人的共同心願。十年後，陳香梅曾在寫給夫君的信中一往情深地傾訴道：“我們的生命恰似兩條溪水，互相匯合，流成一條江河。我們根深蒂固地願偕白首，隻為我們的愛不僅是表麵上的美好，而且是靈魂的真實。這是上蒼可以證明的。”這樣的愛情，是千古絕唱。
婚姻幸福了，人生便已成功了一半，陳香梅的成就感和滿足感溢於言表。她視他為師為友；他視她為妻為女，從他那兒，她加倍地補回了曾經失落的父愛。嫁給一位英雄，陳香梅的確失去了普通女人的許多樂趣，但她嫁給“飛虎將軍”，就仿佛亟待升空的衛星擁有了火箭發射架，正是其時。
“二戰”後，英勇仗義的陳納德聲名響徹全球，他有不少機會回美國發展，有人勸他挺身而出競選州長，有不少公司請他做董事。這大把大把的機會都很有吸引力，但他卻選擇了再回中國服務這一途徑。終於在台北得了肺癌，不得不回國治療。
他在臨死前立下遺囑說：“我以任何一個人所可能付出的愛，愛你和她們，我同時相信愛將永存於死後。要記住並教導我們的孩子們生命中確切的真諦——要行為端正，要誠實忠貞，並以慈愛及於他人。生活不可過分奢侈，不要嫉妒別人，享受人間生活的舒適以及不以匱乏為憂。要謙和並全心致力於你所選擇的職業。”每讀此信，陳香梅熱淚必潸潸而下。
作家楊子在《紅粉知己》中說：“人生以立言、立德、立功為榮，其實，立情才是生命的最高意境。能愛與被愛，生命就如花朵之開放，燦爛繁華，固不免終於凋謝褪色，也是不枉不朽了。”陳香梅對此大加讚賞。其實，她走的正是“三不朽”加“立情”的路子。
說起陳香梅的家史，就會令人肅然起敬。她的祖父陳慶雲，原籍福建，後來移居廣東，曾任招商局局長，後來又為香港的大商賈。她的外祖父姓廖，是清朝的駐美外交官，娶了一位出生於美國的邱姓的華僑女子。兩家祖父是好友，他們指腹為婚，果然一家生男，一家生女，因此陳家的兒子陳應榮就娶了廖家女兒廖香詞。
母親瘳香詞最初到英國留學，隨後又到意大利和奧地利留學。父親是牛津大學法學博士，後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陳應榮在20年代回到北京，陳香梅於1925年6月23日出生於協和醫學院。她有一個姐姐和四個妹妹。她外祖母是當時北京很活躍的洋派女性，會多種外語，名流如汪精衛、唐紹儀、梁啟超、顧維鈞、葉恭綽等常常到廖家做客。
父親陳應榮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教務長，香梅本人則進了北京東城的孔德小學。九·一八事變後，她家成了客人們議論日本鬼子侵華的沙龍。從那時起她就知道了中國是一個被侵略國家。
1935年，陳應榮被外交部外放到美國新墨西哥州任職。當時北平情勢不穩，所以他帶妻子和六個女兒去香港，但先去了廣州老家。陳香梅是孔德小學語文老師李潔吾的最心愛的學生，所以李老師給了她一封信送行：
“香梅小朋友：你終於走了，和父母姐妹離開你生長的故鄉北京到人生地疏的香港去，我有點舍不得你走，因為你是我的好學生，也是我的小朋友。但這個北方的城市如今隻有苦寒苦熱的冬和夏，還有秋天自北麵吹來的風沙，也沒有什麽值得你留戀的了。”
她在廣州見到了舊式的老奶奶，她與新式的姥姥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女人。她是一位纏足的老太婆，她在丈夫跳樓自殺後信佛，室內終日香煙嫋嫋，木魚篤篤，另有一番風味。她想的是兒女滿堂，因此對廖香詞光生六個女兒而沒有男孩大為不滿。好在香詞是一個開明女人，不在乎這些。但在廣州僅待了一個多月，全家又到了香港，香梅就此在香港過了十個年頭，而她父親去美國後也始終沒有來接母親去美，母親終於病逝於香港。
廖香詞和女兒們住進了香港銅鑼灣金龍台一幢小洋房，這是廖家親戚的房子。香梅姐妹們進了天主教的聖保羅女書院，不久，全家姐妹又受洗為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做完禮拜後，全家常到二叔婆家做客，二叔婆是誰？就是何香凝。這又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女人。她不事妝飾，對廖香詞的時髦口紅等大為不滿，特別對其讓女兒們入教更不客氣地訓了一番。
何香凝是廖仲愷的遺孀，她是一位傑出的女革命家，她考慮的是國家大事，不同於一般普通女性，1937年抗戰軍興後，她終日忙碌，在不少群眾集會上她慷慨致詞，聲震寰宇，號召同胞為抗日出錢出力，這一切對陳香梅起了很大的啟發。二叔婆有一子一女，女兒叫廖夢醒，兒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廖承誌。他雖然年紀比香梅大得多，但很能和小姐妹們玩耍，因此成了她們中的一位紅人。
1938年，香梅考入了真光女中念高中。真光女中在廣東是一家名牌女子中學，抗戰後遷來香港，它與聖保羅書院的風格不同。它是一家開放型的學校，有各種各樣的文娛和社會活動。另外，聖保羅強調的是英文，而這裏卻很注重中文。香梅在孔德時是語文老師李潔吾的寵兒，現在又成了語文老師羅慕華的得意門生。她的作文實在太棒了，老師常常要她在堂上念她的作文作為典範。更有甚者，香梅是一口京片子，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獲得演講桂冠。她馬上成了全校的明星，而她又是年紀最輕的一位。真是小不點兒出風頭！
香梅自己心中免不了在問自己，“我是不是在學二叔婆呢？”
1940年給陳家帶來了噩運。廖香詞病倒逝世，接著老祖母也病逝，而父親卻沒有回家奔喪。為此，香梅對她爸爸一直懷著一種冰冷的感情。
1941年12月月8日，太平洋戰爭打響了，日本鬼子很快地占領了香港。香梅一家必須逃難。她們六口子在大姐和二姐帶領下從香港逃到澳門，再由澳門進入內地。這一短短的路程在當時的雜亂局麵下竟走了一個多月才抵達目的地桂林。桂林本來是一個山明水秀之鄉，但現在變成了難民之鄉，再加上日機的轟炸，它已成了問題城市。大姐靜宜決定到昆明去“飛虎隊”當護士，香梅進了嶺南大學，同時要照看四位小妹妹。那時，她十七歲，她在逃出香港時帶了她媽媽給她的珍貴首飾，以防不時之需，她知道，她現在已經是一家之長了，她必須帶好四個妹妹。她一夜間已成人了，不再是小丫頭了。
嶺南大學本身也在逃難，它設在鄉下，本來鄉下不是日機目標，但敵機不放過“流亡大學”，所以不得不時常移動。
香梅最喜歡上吳重翰教授的中國文學課。吳先生從來不帶講稿，從先秦文學到明清小說，如數家珍。他對學生要求很嚴，要學生背書。有一次，有一位學生抗議道：“這朝不保夕的亂世，背這些勞什子有何用？”他像遭了一記悶棍，臉都灰了。但一下清醒過來，兩手高舉拳頭呼喊曰：“你們是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希望，中國不會亡。中國人從來就沒有被徹底征服過！”
二十年後，陳香梅成了世界名人，她在懷念舅舅廖承誌的文章中說：“或許，由於中國人民生於地大物博的中華，有五千年的文化與曆史，又受孔孟之熏陶，因此無論從文從武，學劍學畫，在野在朝，無時無刻沒有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超越了黨派，超越了地區，超越了時空，使大漢子孫都有一種為國奉獻的精神。中國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貫徹。”
當然，那時18歲的陳香梅可能還沒有這種境界。但她在吳教授的鼓勵下開始寫散文和小說。她在校刊上發表了《寸草心》和《遙遠的夢》。吳教授豎起大拇指說：“才女，才女！”他還直言不諱地說：“文學天才是天生的，後天的培養屬次要。我並不要你們複古，但古文是基礎，是功底。”
不久，大姐靜宜從昆明來信說，她已在第十四航空隊工作，讓她們小姐妹全去昆明，並說父親已拜托陳納德將軍照顧她們。這樣，香梅又帶領妹妹們踏上旅途。這一次是吳教授送了香梅一首送行詩：“幾生修到梅花福，添香伴讀人如玉。”
五姐妹坐汽車離開了桂林，這是一部用淘汰了的美國卡軍零件組裝的破爛客車。她們總算擠上了這部破車。一車人盡量擠緊，活像沙丁魚罐頭。
她們在貴州金河鎮換上了火車。眼見貴陽近了，姐妹們還活著，而且在一起，這已是一種莫大的幸運，但沒有想到災難即將降臨。這列車是逃難者們的荒誕列車。人和行李填塞著空間。水泄不通中彌漫著茅廁的混濁臭味。有一回，香梅在一個小站買了一袋食物，上車前她見到了賣甘蔗的。這時，甘蔗是旅途中的甘霖，再貴她也要買上兩根，讓小姐妹們解解口饞。就在這時，列車開動了。她飛跑上了梯子，可是拿甘蔗的手幫不上忙，她又舍不得丟掉甘蔗。情況非常危險。幸而有一位壯士於心不忍，護住香梅，向香梅伸上雙手，吼道：“丟掉甘蔗，抓住我的手！”但她已失去理智，反而把甘蔗攥得更緊。壯漢隻得探下身，抓住她的胳膊強扯她上了車。這是生死一瞥之戰。她僥幸成活了。接著，列車駛進了一個熱鬧的小站。一排排的小吃攤熱氣騰騰，十分誘人。此外，有一細妹子，肩上壓根竹扁擔，一頭是暗紅的炭爐，一頭是盛著熱水的陶罐，這是洗熱水臉的挑子。人們都想借此機會，把自己洗一洗。四位小姐妹也就去洗臉了，香梅則去買一點吃的東西。她買好吃的，就催妹妹們趕快回車子。現在輪到她來洗洗了。洗完後，她付了錢。但突然響起了一聲“鬼子飛機來了”，一下車站秩序大亂，人群擁擠，香梅已沒有辦法走回車子了，而車子竟開動了。這樣，五姐妹就失散了。作為姐姐的香梅禁不住哭了起來。有人看她可憐，把她帶到電報局，向昆明的姐姐打了一個電報，告她四個妹妹失蹤，她必須找到她們然後再動身去昆明。大姐靜宜立刻去見了陳納德，請他代為尋找。陳納德馬上發電報去各個站頭尋找四姐妹。
在此期間，香梅走過田埂，穿過村舍，在鐵道旁的碎石路上蹣跚而行，鞋走破了，腳磨出了血泡，嗓了喊啞了，貴陽走到了，妹妹們卻不見蹤影。一周後，她拖著疲憊的身軀去到聯絡部打聽消息，一位美軍值日官告訴她：你的妹妹們找到了。
值日官說：“這是陳納德將軍請人轉來的電話：請立即通知陳香梅：香蓮、香竹、香蘭、香桃，已經在貴陽開往昆明的火車上找到。”香梅大哭一場，這是歡樂之淚。第二天，她就搭車去昆明。
在靜宜的宿舍裏，六姐妹終於團圓了，她們抱頭慟哭。
靜宜說：“爸爸因姐妹們失散，大為傷心，已請求陳納德將軍幫助，讓我們全體搭飛機去美國。”這樣，五姐妹就去了美國，隻有香梅決定留下來不走。因為在這一場的苦難旅行中，她看到了同胞們的悲慘遭遇，她要與他們共享患難。
1945年，陳香梅大學畢業，進入了中央通訊社昆明分社任記者，她是中央社的第一位女性記者。她的主要采訪點就是陳納德航空隊。由於她流利的英語，她家與陳納德的私交，更由於她的文學天才，真可以說得天時地利人和，一下就成了名記者。接著來的是日本的投降，中央社要恢複戰前據點。陳香梅受到了中央社社長肖同茲的賞識，被調到上海分社任記者。這時，陳納德也來了上海組織民航空運隊，或曰民航公司。香梅和陳納納德又重新見麵了。陳納德在來滬之前回美國是去與妻子辦理離婚手續的，他把全部財產都交給了他的妻子。他決心重組家庭，對象就是陳香梅。他們之間相差近三十歲，但他充滿信心。
皇天不負有心人，1947年12月21日，陳納德和陳香梅在上海舉行了婚禮。
這裏要插一段題外話。《陳香梅傳》作者胡辛在她文章中提到了麥筱梅的故事。麥筱梅應為麥筱梅。胡辛寫道：
傳達室老李來報：“陳小姐，有人找你。”傳達室裏果然有對中年男女，陳香梅很是納悶，她並不認識他們。中年男子已趨前：“陳小姐，打攪你了。我們是麥筱梅的父母。筱梅天沒亮時被抓走了。說她是共產黨。”筱梅母親更拉住她說：“陳小姐，你能幫忙的，隻有你們馮社長可以保她出來。求求你了，我家筱梅是無辜的。”
據胡辛說，香梅向馮有真社長說了這件事，馮把麥筱梅保了出來。
本書作者是麥筱梅的丈夫、亞非萬隆會議的烈士李肇基的同學和朋友。也是和李麥夫妻在美國密蘇裏大學的同學。1946—47年我在南京中央社工作。李麥當時還沒有結婚，隻是在戀愛中。李在麥被捕後到處奔走。他幾度來南京，找司徒雷登幫忙。由傅涇波接見。李拿了一張麥筱梅在聖約翰大學時代的基督教唱詩班的照片，使司徒雷登確信麥筱梅不是共產黨，並同意作保。所以麥之獲釋可能是司徒雷登之助。蔣介石當然是獨裁者，但他把目標鎖定在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對其他反對派是比較寬容的。麥筱梅的獲釋就是這個原因。麥在被釋後進了陳納德公司工作，正是她，糾正了我對陳納德三字的發音，她說，正確的讀音應當是“齊諾爾”。
當時的“左派”文人對香梅的婚姻潑了不少髒水，但婚姻畢竟是私人事件，隻有當事者明白是甜是苦。香梅是這樣評價的：
“西洋人以結婚為愛的墳墓，因為兩人相悅到極點時，愛也走到終途，在那時結婚，已淡然無味；東方人以結婚為愛的開端，因為未結婚前兩人相知不深，甚至根本不認識，結婚才領略人生的溫暖。克萊爾（即陳納德）是美國人，我是中國人，我們把東西習俗來一個折中，恰到好處，永無止境。”
“我們來自西方和東方，起初，我們被一道冷硬的老牆阻隔著，我們非常陌生，可是當我走出圍牆之外時，我們發現我們呼吸著同一的空氣，我們原來就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雖然萍水相逢，可是相知極深。”
陳納德說：“這樣漂亮的女孩子竟會嫁給我這匹老馬，我是世上最幸運的人。”
陳香梅說：“我才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昵，一個默默無聞的中央社小記者陳香梅，嫁給了舉世聞名的飛虎將軍陳納德。”
1949年，蔣介石被逐出大陸，陳氏夫婦隨即遷往了香港。
從1950到1960，陳香梅發表了不少小說和散文，結集後由台北文星書店出版。
1958年，陳納德病倒於故鄉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市醫院，宋美齡聞訊後特地前來探望。宋美齡還帶來了蔣介石的手書，說“西醫若無法醫治，可以到台北試試中醫”。但十天後，陳納德就去世了。他葬於華盛頓的威靈頓軍人公墓。
陳香梅雖然有很多再婚的機緣，但她決心守寡，不是由於舊道德的束縛，而是由於愛的專一。正如燕京大學校長美國的司徒雷登一樣，他在喪妻後就決心不再續弦，因為他太愛他的妻子，不可能再去愛第二個女人。
為了學會做美國人，陳香梅為自己立下了三條要求：
她寫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人，往往被視為次等人，或許在這種環境中成長反而養成了中國女子有毅力與勇氣去克服困難。外子雖愛我，卻無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隻好獨自計劃如何去爭取鄰居以及我們交遊的南方人的友誼。我決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實自己的英語能力。我有空時即朗誦英語詩文。鄰居住著一位文學教授，她比我大二十多歲，是個很有修養的學者，我朗讀時發音不正確她就指正我。並要我多讀數遍，直到正確為止。她幫了我不少忙，使我感激不盡。
第二，加強了解美國曆史。入鄉隨俗，說易行難。以駕駛汽車為例，我到美國時不會開汽車，外子自告奮勇做我的老師。他常嫌我開得太慢。有一天，他又說我開得太慢，我一氣之下，飛快駛進車房，把車頭都撞壞了。此後每天清晨我自己練習，一星期後終於考到執照。
第三，學打橋牌。打橋牌是女人閑下來的最佳消遣。我知道，若不會打橋牌，永遠會是檻外之人。所以我交學費去上課。終於學會了橋牌。
1960年，陳香梅移居華盛頓，入美國喬治亞城大學工作，並從特別教授學習演講術。1962年，英文《一千個春天》在紐約出版，立即成了暢銷書，一年之內，銷了二十二版。《一千個春天》是記述她和陳納德將軍度過的一千個幸福的日子的。
她認為這本書是她傳世之作，並這樣寫道：“1947年冬我和美國‘飛虎隊’領袖、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將軍在上海結婚。這段中美姻緣雖然隻有短暫的十年，他比我年長三十多歲，但我們的結合有說不盡的深情。他去世後，我用英文寫了一本婚姻的故事，書出版一月馬上成為《紐約時報》推薦的十大暢銷書之一。在美國共出了二十二版。後來有數種中譯本，書名《一千個春天》。台灣台視公司於七十年代根據中譯本製作了連續劇，在黃金時檔播放，一共二十集，甚得好評。名歌唱家王芷雷女士負責唱我寫的主題歌《一千個春天》，為唱此曲而得了大獎。”
1963年，肯尼迪總統任陳香梅為“中國難民救濟總署主席”，是第一位華裔受命為白宮工作者。
1964年，在華盛頓參加支持高華德參議員競選總統委員會發起人委員會，開始進入華人參政的主流運動。1967年，尼克鬆任其為全美婦女支持尼克鬆競選委員會主席，並兼任亞洲事務顧問1968年，尼克鬆大勝。陳香梅婉拒入閣，或其他大使官職，但仍被任為共和黨行政委員。1970年，出任飛虎航空公司副總裁，為美國航空公司第一位女副總裁。1972年，被選為全美七十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1980年，被裏根總統任為親善大使，被派往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訪問；被選為共和黨少數民族委員會全國主席；又是共和黨亞裔委員會主席。任白宮出口委員會副主席，前後共8年。1991年，任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美中航運總裁。
自從中美恢複邦交以來，陳香梅一直是促進中美友誼的使者，同時又是推動海峽兩岸和解的使者。她在這方麵所起的作用，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
她在自傳中對第一次訪問新中國做了如下敘述：
中共駐美第一任大使是柴澤民，他帶來了鄧小平的請柬，要我到北京訪問。我向雷根（即裏根總統）報告，並建議少數黨議長貝克同行；同時建議我們訪問中國之後也要訪問台灣。
這項措施做得非常保密。當時夏功權是駐美代表，一切都經由他的溝通與安排。北京方麵我的舅父廖承誌也和我有書信往來，他說一別三十年，很想見見這位被選出來的美國共和黨少數民族主席並敘敘舊。啟程前一周，貝克的夫人要入院開刀，他隻好請史蒂芬議員代他出馬。史蒂芬當年在十四航空隊做過飛行員，也是陳納德將軍的老部下。
在華府替我們處理行程的，台灣方麵有好友夏功權夫婦和胡旭光；中國大使館有柴澤民和他的副手冀朝鑄。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啟程到東京，在東京與史蒂芬夫婦會合。當時，我和史蒂芬就是怕節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裏根找麻煩，才絕對保守秘密。
在東京除了泛美航空公司的負責人、“中華民國”駐日本代表馬樹禮在機場接待我們外，美國大使館也沒人來，以免引起國務院的注意。到了北京，新聞還是保密。直到第二天的早晨，鄧小平和其他官員在人民大會堂與我們會談時，中外記者才齊集會堂內搶鏡頭。當天晚上，中美電視台都有了我們訪華的新聞。1981年1月2日，《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把我同鄧小平握手的照片作頭條新聞。我們回到華府時，一位前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對我說：“早上吃早餐時打開報紙，看到你和鄧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簡直呆了。後來我靜靜想一想，裏根這一招真是了不起，兩邊都關照到。這項任務，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
關於第二次訪問，陳香梅如此寫道：
其時章文晉是中國對外友協會長，友協發出了邀請書，我接受邀請，決定自己到北京一趟。行前我兩度入白宮見布什總統，在座的還有鮑威爾，沒有發表新聞。
我自紐約乘中國國際民航班機經舊金山、上海抵北京。那次我沒有住釣魚台，而是住友協的賓館。到北京後，我一再解釋我是私人身份訪華。七月各大學都放暑假，但我仍然要求到北京師範大學和學生們談談話。到了北師大，我受到熱烈的歡迎。我捐贈一個書齋給新落成的圖書館，紀念先父陳應榮於1930年代在該校擔任過教務長和英文科主任。我應邀做了兩個小時的演講，覺得中國的青年實在可愛。我鼓勵他們充實自己。我幾次到各大學演講，都呼籲當權者應與學生教授多接觸，並交換意見。不同的意見並非就是反政府；共產黨製度也罷，社會主義製度也罷，第一是要能為老百姓著想。“百花齊放”後不能秋後算賬。這樣才有人敢出來說真話，而不需要到海外去說。在中國本國，他們也應有說話的自由。台灣現在進步了。中國宜使教育循健康的路向前進。
怎樣評價陳香梅呢？正如胡辛所說：她是幸福的，她是充實的。她是美國人，更是中國人。她的祖國是中國。自從1980年冬回祖國訪後，她就止不住激動又驕傲地呐喊出：我不再是無根的浮萍！她每年回娘家。從最北邊哈爾濱北麵的黑河鄉野到最南邊三亞市的天涯海角，都留下了她層層疊疊的足跡。她在-36℃的嚴冬應邀飛哈爾濱參加冰雕藝術節，在沈陽參觀了張學良少帥故居，揮筆寫下七絕一首：“西安舊事一盤棋，亦風亦浪實堪悲，少帥如今頭白發，城北城南盼歸期”。她在西安碑林待了整整三天，廢寢忘食，如醉如癡，欣賞中國的書法藝術。她登上了泰山，“會當淩絕頂，一覽群山小。”她曾學過國畫，師從黃君璧。1988年，她在北京結識了李可染大師和啟功大師。她懷著一片赤子之心，走遍了祖國的名山勝水。她說：“我沒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獲是一份自足。我並不自命為勇者，但絕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頭，隻要我自認為是正確又大公無私的事，就該認真去做，畢竟生逢亂世，費解的事太多，既無需大驚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做一個中國人，不容易。”
她說：“中國人的命運是一連串的悲劇，滿清腐敗無能，民國成立後又因各軍閥你爭我奪，被日本人和俄國人乘機侵占，把中國變為次殖民地，民不聊生。我希望中國有一天能在自由民主的製度下統一，成為強壯的國家，讓海內外的炎黃子孫一申百年的冤屈，揚眉吐氣。我們受苦難太久了，這不光是形體上的，精神上的不平更為可悲。我相信中國總有統一的一天，因為凡是愛國愛自由的中國人都正在往這條路上前進。”
“中國不能再搞革命，但我們需要改革，要自強，我們要成為經濟強國，日本可做到，為什麽我們不可以做到？我們有那一點不如日本？有的就是政黨尚未周全。是政黨改革的時候了！有使命感有奉獻精神的中國人啊，無論你在何地何方，無論你是在朝在野，是我們奮起的時辰了！我相信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會與我共鳴共感。”
她說：“近十多年來，每年都數次回到中國訪問，其實絕不僅僅是訪問，而是竭盡心力精力和時間，從各方麵協助祖國的四個現代化。積平生經驗，我深深感到推動中國教育事業的迫切需求，這是巨龍騰飛的基礎關鍵，得有長遠的目光。”
據報紙報導，近幾年來，陳香梅一直熱心於中國的教育事業。在北京師範大學已成立了“陳香梅發展研究中心”和“陳香梅講堂”。她還在中國12個城市設立教育基金，並每年撥出100萬人民幣獎勵西部優秀教師，以發展西部的教育事業。
陳香梅有一顆赤熾滾燙的中國心，她在七十大壽前所作的一首詩《故土》，足以表達她葉落歸根的心願，這首詩已被作曲家譜成曲子，唱遍了中華大地：
故土有萬年滄桑，
故土有宮殿華堂，
故土有秦淮明月，
故土有赤壁敦煌，
故土有小橋流水，
故土有大豆高粱，
中國，中國，我的東方！
東方，東方，我的家邦！
我有一片驕傲的故土，
我心中充滿希望，充滿希望！
最後，陳香梅在《留雲借月》中講了她的晚年生涯，她寫道：
今年夏天我在喬治亞城區自置了一棟辦公樓，將原來的辦公室遷了過去，準備安定後好好讀書寫字，多臨摹顏真卿、歐陽詢的字帖。我兩次訪問西安碑林，對古人研究學問的認真精神向往不已。近年來，有幸結識了名書畫家如啟功大師、李可染大師和周懷民先生，還多次觀賞他們親自寫字作畫的情景，真是一樂也。在台北拜師黃君璧先生，又多次在外雙溪看張大千先生揮筆，使我覺得藝術修養深厚的人，必然有其獨特的風雅，而且氣魄博大，雄渾莊重，與一味“向錢看”的庸俗之輩迥然不同。
香港《大公報》社長王國華評價陳香梅：“陳香梅的名字，在海峽兩岸及中美兩國間，知名度之高，活躍時間之長，恐怕無人出其右。”鄧小平曾說：“美國有一百位參議員，但隻有一個陳香梅。”有人曾歎她是“永遠的陳香梅”。而若從她對中華民族的傑出貢獻講，也可說“國寶陳香梅”。
大凡名人，都有其動人之處，陳香梅的動人之處，源自其情之細膩，心之博大。
陳女士說，“情這個字實在太微妙了”。內心深處積澱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智慧與美德的她，明義重情，所以她的回憶錄要在情字上用筆。無論是她與陳納德將軍那刻骨銘心、至死不渝的愛情，還是對朋友的真摯友情，都是那般純真，那般感人。
她那真摯的情，源自博大的胸懷和她那顆純淨的中國心。她稱自己是“半個中國人”，說：“雖然自己是美國人，長年身在海外，但心卻在祖國。”她是有一顆“中國心”的美國人，時時不忘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奉獻心力。
抗戰初期，豆蔻年華的陳香梅為與祖國同胞共度艱難，違抗父命拒遷美國，在昆明做了一名戰地記者。痛別家園後的幾十年，她在海外曆經艱辛，依然奮鬥不息，置身美國上層社會，成為開啟美國高層政壇之門的第一位華人，實乃“梅花香自苦寒來”。30年後的1980年，陳香梅受鄧小平的邀請，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負發展中美關係之使命，第一次重返故裏。她寫道：“離別時的中國，災難深重，到處是逃難的人群，街頭橫倒著餓死的同胞。”“可是30年後，重歸故土，展現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全新的中國，她的新，她的美，她的興盛，她的朝氣，她的純樸親切，她的自強不息，從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迎麵向我撲來，向我展現，向我訴說。”
聽見了嗎？這分明是陳香梅在伸雙手擁抱祖國大地，向自己的祖國母親訴說30年的夢境別情，把她那顆純潔的中國心，緊緊地依偎在祖國的懷中。請記住，當她訴說這一切時，她是一位美國總統的特使。這就是陳香梅那一顆胸懷祖國的心。
此後，陳香梅經常穿梭往來於太平洋的上空，奔走於海峽兩岸。是她第一個向蔣經國建議，開放探親政策，使萬千中國人得以骨肉團聚。在西方國家紛紛聲明要“製裁”中國，祖國經濟發展麵臨嚴峻考驗的1989年底，又是她毅然率領一個龐大的中國台灣工商界投資考察團到大陸訪問。此事當年曾震驚海內外，輿論一時嘩然。可今天越來越多的台商把大陸視為最理想的投資熱土的事實證明，陳香梅當年的開拓之舉，是曆史性的。
陳香梅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還是一位情感豐富、勤學多產的優秀作家。幾年前我約她為《大公報》寫專欄文章時，曾問她用什麽頭銜，她說：“頭銜不頭銜無所謂，關鍵是寫出好文章。如果一定要，就用‘專欄作家’吧。我的理想是做一名作家。”她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出色女作家，論視野，論文采，論情感，都不比中國曆史上的許多女作家遜色。
她中英文造詣頗深，用雙語寫出了許多優秀的抒情或論述文章。40年前她就用英文寫了一本情感真摯的好書：《一千個春天》。這本書在紐約出版，再版20多次，連續多年被評為暢銷書，兩年後在台灣出版，30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後又被拍成電影和電視連續劇，都引起轟動。在中文方麵，她更是文筆流暢，清新脫俗。她的觀察細膩，善於以情感人，使文章更添光彩，引人入勝。她的傳記、小說、散文，均各具特色，常以優雅的詩詞點綴潤色，更顯高人一等。在60年中，她出版了50多部著作，她的作品已成為我們中華民族文學寶庫中的珍品。
“作家陳香梅”，也許更符合她的身份，而“國寶陳香梅”，則是她魅力之所在。
比爾·克林頓是一名遺腹子。1946年8月19日，他生於阿肯色州的霍普城。他生父叫比爾·布萊斯，原是德克薩斯的一個買賣小轎車的商人，後又經營旅行載重設備。一天，為了看望他的懷孕妻子，從德克薩斯出發，卻在密蘇裏的61號公路上因車禍而喪生。
在美國社會裏，孤兒寡母肯定會處處碰到困難，特別是像阿肯色那樣的窮州。他媽媽為了完成在新奧爾良的培訓課程，以便今後能當上麻醉師助手，不得不把他托給她的父母看管。克林頓在回憶中說：我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了多年。他們沒有多少錢，阿肯色的人大多是如此。但我們並未真正克林頓感到貧窮，因為我們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相信美國人所謂的‘夢想成真’。我們信奉熱愛家庭和發奮工作。
他母親弗吉尼亞·卡西狄在兒子四歲時重新嫁了人。她的新丈夫叫羅傑·克林頓，他收養了比爾·布萊爾，把繼子改名為比爾·克林頓。這時的家在溫泉城。克林頓在溫泉的天主教小學上完二年級和三年級。後來又進了另一家小學和溫泉中學。克林頓特別愛好學習，他母親和老師對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學時代，克林頓曾在一個三人爵士樂隊裏演奏過高音薩克斯管。應該說，在某一個時期，他曾考慮過是否應把音樂作為他的終身事業。
在他中學三年級到四年級的暑假期間，他被選去參加阿肯色州的“男孩模擬州”。在那裏克林頓的童年朋友麥克拉蒂被選為“州長”，克林頓則被選為代表，去參加在華盛頓地區舉行的“男孩模擬國”活動。正是在那次活動中，克林頓見到了肯尼迪總統，並從此改變了他一生的道路。
他母親說：“我從未看到過他因為參加某種活動而如此興奮和激動。當他從華盛頓回來手裏拿著他和肯尼迪總統的合影照片時，他臉上的表情難以形容，我當時就感到，搞政治正對他的口味。”
報紙上也說：“與肯尼迪總統握手，在參議院餐廳裏和他敬佩的參議員富布賴特共進午餐，這一切都使他深為感動。”
1964年，克林頓從溫泉中學畢業，在全班300多人中名列第四。
為了投身政治，他進了喬治敦大學。他還在富布賴特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找到一份校外工作。他在喬治敦的學習生活使他著了迷。他說：“在參議院的那份工作是在富布賴特總的領導下進行的。這份工作把我唯一剩下的一點課餘時間也全都占了。當我還什麽也不是的時候他們給了我這份工作。我家沒有錢，沒有政治背景，什麽也沒有。我靠著它完成了學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