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節 安·克拉克·馬丁德爾
馬丁德爾希望在獲得學位後去新澤西和華盛頓特區的政府圖書館審閱、分析她任參議員和駐新西蘭大使期間所作出的一些立法決定。“當我在政府任職時，曾花費了大量時間試圖理解複雜的慣例、規定或決策，以至於我幾乎沒有時間對所作出的決定進行深思熟慮”，她說，“在工作中我是邊學邊幹的，所以現在我期待著回過頭來理解我當時為什麽那樣做”。
早在1932年，迫切希望逃避父母為她設計好的未來的束縛促使馬爾德爾進入了史密斯學院。
她說，“我上中學時（馬裏蘭州的一所寄宿學校），班上有8個女生，我們的父母都想讓我們回家，步入社交界。但是，我們有自己的計劃。”
對馬丁德爾而言，這些計劃包括去史密斯學院上學。她是從她的一個朋友那裏知道這個地方的。她說，她有一位姑姑住在北安普敦。她的父母之所以會讓她到那裏上學，是因為有一個成年人在那座城市，他們可以打電話向他詳細了解她的情況。馬丁德爾在史密斯學院讀了一年，但當她告訴她的父親威廉·克拉克——新澤西州紐瓦克市的一名聯邦法官，她想學習政府學並最終想上法學院時，他“勃然大怒”並強迫她退學。“他擔心我受的教育過多，沒有明理的男人會娶我”，她說，“在那時，父母們認為隻有女兒嫁了人，才算獲得成功”。
於是她回到了普林斯頓的家中。1934年嫁給了證券經紀人喬治·斯科特，扮演起一名傳統的郊區家庭主婦的角色。他們有3個孩子，但在13年後，婚姻破裂了。“這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馬丁德爾說，“從一開始我就很反對，最終我們分道揚鑣了”。
與斯科特離婚後，她遇到了傑克遜·馬丁德爾（他是《名人錄》的名人），並與他結為伉儷。他們的兒子叫羅傑。“在那些年裏，我沒做什麽”，她說。“我待在家中，照顧孩子，做家務。直到我50多歲時，我才開始鼓起勇氣走出家門，參與社區事務。”
她的最初幾次“出擊”之一是1968年參加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她是為了支持尤金·麥卡錫競選參議員以及她們家庭的朋友鮑勃·邁納競選新澤西州州長而參加這次大會的。一天下午，在會場外，一群年輕人聚集在街的對麵抗議越南戰爭。馬丁德爾的兒子羅傑時年17歲，在旁邊觀望抗議行動，這時他的母親進入了會場。“突然，一名演講人宣布，我們的孩子們正在街頭慘遭殺害”，馬丁德爾說，“我當時給嚇呆了”。
她跑了出去，看到催淚瓦斯的煙霧，年輕人被戴上手銬，拖往監獄。雖然她的兒子隻是受到了驚嚇並沒有受傷，可是這次經曆永遠改變了馬丁德爾。“在那一刻以前，我從未在哪一方麵成為積極分子”，馬丁德爾說，“但在我看到了芝加哥發生的那一幕後，我變得激進了”。
那次大會之後，邁納請馬丁德爾出任新澤西州民主黨副主席，“將自由派選民爭取回來”。她說，“我雖然沒有政治經驗，可我竭盡全力。我爭取回來了一些自由派選民，但還是不足以使邁納當選”。
在副主席的4年任期行將結束之際，當地一些民主黨人鼓勵馬丁德爾競選長期被共和黨人占據的新澤西州參議員席位。“那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她說，“沒人以為我會贏”。但她確實贏了，成為全國僅有的37名女州參議員之一。在4年任期中，馬丁德爾呼籲婦女權利，為被毆打的婦女收容所爭取更多的州政府資金，將教育和環境保護作為她的主要目標。她逐漸獲得了“改革領袖”的聲譽。
由於為吉米·卡特1976年的競選活動出力，馬丁德爾獲得卡特政府的兩項任命：最初被任命為審議大使提名委員會成員，後來被任命為國務院外國災害援助辦公室主任，這一職位要求她檢查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的重建工作。
“我熱愛這項工作”，她說，“它使我周遊世界，與一些不同的政府部門打交道，包括軍方”。
這一經曆引起了大使資格審議委員會的注意。當她被提名為駐新西蘭大使時，該委員會向卡特總統積極推薦。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對她的任命感到高興。在馬丁德爾被確認為大使後不久，在華盛頓特區的一次晚宴上她與新西蘭總理羅伯特·馬爾登鄰座。在簡短的介紹之後，那位總理轉過頭對她說：“我不喜歡女政治家。”
“我驚坐在那裏”，馬丁德爾說，“不知如何應答。這就是我將不得不每天與其打交道的人。我想我們永遠不可能合作好。我是第一個獲得這一職位的婦女，所以我想他大概是因為給他派來的是一位婦女而感覺受到了屈辱。但是，他學會了與我相處，最終我們處得不錯”。
在馬丁德爾啟程前往新西蘭前，一位女大使同行給了她幾條建議：“她對我說，‘在鄉下多走走，跟盡可能多的人見麵’。”時年65歲的馬丁德爾將這條建議牢記心頭。在兩年的任期內，她訪問了新西蘭的每座城鎮。對於生活在貧困村莊中的居民來說，她是繁榮與希望的象征。她在旅行中遇到的許多婦女將她視為榜樣。
她說：“那時，新西蘭隻有25%的婦女有工作，所以她們大多對我和我所做的工作感到高興。”
1981年馬丁德爾不再擔任大使，但她並未停止工作。返回美國後，她幫助在新澤西州通過了一項凍結核試驗的公民投票；1987年她創建了美國—新西蘭理事會，旨在促進兩國之間的交流。
她說：“這是我引以為榮的。我認為它已經對兩國起了重要作用。”
雖然事業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馬丁德爾說，沒有完成大學教育這件事一直纏繞著她。“上學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她說，“它使我解脫，所以獲得學位對我非常重要”。
有時，她確實到當地的大學聽課，包括普林斯頓大學，但她並未選擇加入到全日製學生的行列中去。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家庭和工作責任”，她說。
直到她的朋友和伴侶、新西蘭畫家托斯·伍拉斯頓爵士（在她的丈夫傑克遜於20世紀80年代末去世後，她與他建立了友誼）於1998年去世後，她才認真地考慮返回史密斯學院一事。“在托斯去世後，我的朋友們為我將如何打發我的時間而擔憂”，她說。“我不是喜歡一頓午飯泡上幾個鍾頭或無精打采無所適從的女人。我需要保持頭腦的活躍。最後有一位朋友說，‘你今晚給史密斯學院寫封信’。於是我就這麽做了。”
在這封寫給魯斯·西蒙斯院長的信中，馬丁德爾滿懷深情地描述了她1932年在這所學院讀書時的時光，以及她被迫中斷學業時所感受的挫折。“我沒有學位，但我做了很多事情”，她寫道，“然而我還是希望獲得一個學位……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是擁有一個史密斯學院的學位”。
埃達·科姆斯托克項目主任埃麗卡·拉克說，馬丁德爾的職業經曆是“卓越的和令人鼓舞的”，她被錄取為埃達·科姆斯托克學生這一事實“將鼓勵那些認為自己太老了，無法開始學習新的東西的婦女們更新或完成她們的教育。她的故事是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的典型例子”。
她的出現使課堂更具有多樣性。曾在去年秋季教過馬丁德爾美國研究的霍羅維茨記得，有一次他的學生們曾在試圖理解課文的含義時遇到困難。“我把課停了下來，就閱讀有難度的材料的重要性講了10分鍾”，他說，“安是第一個作出回應的，她說，‘我的兒子們告訴我，我的頭腦分析能力不夠，因此，我重回史密斯學院的原因就是想使我的頭腦敏銳。’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說明了人文學科教育對婦女們的重要性，我認為它在學生們當中產生了共鳴”。
且不說她對課堂作出何等貢獻，馬丁德爾的經曆本身就引起了與她同齡的婦女、甚至她的醫生的注意。馬丁德爾說，那位醫生對於監測她的學業是否會改善她的記憶力十分感興趣。“很多人對於我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驚奇”，她說，“他們對於這將對我個人產生什麽樣的影響感到好奇。說實話，自從我開始學這些課後，我的記憶力好多了”。
至於原因，馬丁德爾的理論很簡單：“頭腦是一塊肌肉。不使用就會失去它”，她說，“我選擇了使用”。
1902年2月4日，查爾斯·林白生於明尼蘇達州的小瀑布城。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和議員，母親是一位小學教員。1905年，他家失火，整個房舍付之一炬。全家被迫遷居到明尼阿波利斯，但次年又重新搬回到小瀑布城的新建住房。由於父親投身於當時的“進步運動”，終日忙碌，父母間開始鬧分歧，從1906年起開始分居。但倆人並沒有離婚，仍保持著友好的來往。查爾斯·林白林白上小學時，父親曾帶著他到華盛頓拜見了當時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和威廉·塔夫特副總統。這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12年夏天，父親駕駛著一輛福特T型汽車從華盛頓回家，林白立刻學習駕駛，並從此改變了他的生活。他不但學駕駛，同時也學習修理，他親昵地把車子叫做“瑪麗亞”。林白在學校的學習並不努力，但對機械卻興趣極大，終日撥弄“瑪麗亞”不停。
威爾遜總統的民主黨上台後，父親失去了議員席位。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後，父親又發表反戰言論，人們就罵他“不愛國”。1918年，他出來競選明尼蘇達州州長，結果被人們擲雞蛋和西紅柿，並燒他的模擬像。林白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並在心中埋下了日後反對民主黨的種子。
父親一般隻在夏季與兒子住在一起，其餘的日子林白常與他媽媽在一起。他們仍住在鄉下，一同在農場上工作。林白還特別喜歡開著“瑪麗亞”帶著媽媽到處亂跑。他說：“‘瑪麗亞’使我們能夠到我們夢想的地方去遨遊。”
1916年，林白才14歲，竟敢駕駛“瑪麗亞”帶媽媽作加利福尼亞之遊。
戰爭開始後，政府鼓勵農村少年多多生產，這正中林白下懷，他可以借此不上學校，而整天在農場上顯身手。他買了不少農科書籍，並回憶說：“我決心要采用新辦法。我訂購了一台拖拉機，一具多叉犁，一台播種機。”他還買了一輛新式的擠奶機。由於他幹得出色，竟在1918年獲得了中學畢業文憑。
為了尊重父母的意見，他投考了大學。1920年8月，他買了一輛新的精銳牌摩托車，去麥迪遜，進了威斯康星大學的機械係。媽媽陪他在麥迪遜居住，她還在一家小學當教員。
早在1932年，迫切希望逃避父母為她設計好的未來的束縛促使馬爾德爾進入了史密斯學院。
她說，“我上中學時（馬裏蘭州的一所寄宿學校），班上有8個女生，我們的父母都想讓我們回家，步入社交界。但是，我們有自己的計劃。”
對馬丁德爾而言，這些計劃包括去史密斯學院上學。她是從她的一個朋友那裏知道這個地方的。她說，她有一位姑姑住在北安普敦。她的父母之所以會讓她到那裏上學，是因為有一個成年人在那座城市，他們可以打電話向他詳細了解她的情況。馬丁德爾在史密斯學院讀了一年，但當她告訴她的父親威廉·克拉克——新澤西州紐瓦克市的一名聯邦法官，她想學習政府學並最終想上法學院時，他“勃然大怒”並強迫她退學。“他擔心我受的教育過多，沒有明理的男人會娶我”，她說，“在那時，父母們認為隻有女兒嫁了人，才算獲得成功”。
於是她回到了普林斯頓的家中。1934年嫁給了證券經紀人喬治·斯科特，扮演起一名傳統的郊區家庭主婦的角色。他們有3個孩子，但在13年後，婚姻破裂了。“這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馬丁德爾說，“從一開始我就很反對，最終我們分道揚鑣了”。
與斯科特離婚後，她遇到了傑克遜·馬丁德爾（他是《名人錄》的名人），並與他結為伉儷。他們的兒子叫羅傑。“在那些年裏，我沒做什麽”，她說。“我待在家中，照顧孩子，做家務。直到我50多歲時，我才開始鼓起勇氣走出家門，參與社區事務。”
她的最初幾次“出擊”之一是1968年參加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她是為了支持尤金·麥卡錫競選參議員以及她們家庭的朋友鮑勃·邁納競選新澤西州州長而參加這次大會的。一天下午，在會場外，一群年輕人聚集在街的對麵抗議越南戰爭。馬丁德爾的兒子羅傑時年17歲，在旁邊觀望抗議行動，這時他的母親進入了會場。“突然，一名演講人宣布，我們的孩子們正在街頭慘遭殺害”，馬丁德爾說，“我當時給嚇呆了”。
她跑了出去，看到催淚瓦斯的煙霧，年輕人被戴上手銬，拖往監獄。雖然她的兒子隻是受到了驚嚇並沒有受傷，可是這次經曆永遠改變了馬丁德爾。“在那一刻以前，我從未在哪一方麵成為積極分子”，馬丁德爾說，“但在我看到了芝加哥發生的那一幕後，我變得激進了”。
那次大會之後，邁納請馬丁德爾出任新澤西州民主黨副主席，“將自由派選民爭取回來”。她說，“我雖然沒有政治經驗，可我竭盡全力。我爭取回來了一些自由派選民，但還是不足以使邁納當選”。
在副主席的4年任期行將結束之際，當地一些民主黨人鼓勵馬丁德爾競選長期被共和黨人占據的新澤西州參議員席位。“那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她說，“沒人以為我會贏”。但她確實贏了，成為全國僅有的37名女州參議員之一。在4年任期中，馬丁德爾呼籲婦女權利，為被毆打的婦女收容所爭取更多的州政府資金，將教育和環境保護作為她的主要目標。她逐漸獲得了“改革領袖”的聲譽。
由於為吉米·卡特1976年的競選活動出力，馬丁德爾獲得卡特政府的兩項任命：最初被任命為審議大使提名委員會成員，後來被任命為國務院外國災害援助辦公室主任，這一職位要求她檢查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的重建工作。
“我熱愛這項工作”，她說，“它使我周遊世界，與一些不同的政府部門打交道，包括軍方”。
這一經曆引起了大使資格審議委員會的注意。當她被提名為駐新西蘭大使時，該委員會向卡特總統積極推薦。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對她的任命感到高興。在馬丁德爾被確認為大使後不久，在華盛頓特區的一次晚宴上她與新西蘭總理羅伯特·馬爾登鄰座。在簡短的介紹之後，那位總理轉過頭對她說：“我不喜歡女政治家。”
“我驚坐在那裏”，馬丁德爾說，“不知如何應答。這就是我將不得不每天與其打交道的人。我想我們永遠不可能合作好。我是第一個獲得這一職位的婦女，所以我想他大概是因為給他派來的是一位婦女而感覺受到了屈辱。但是，他學會了與我相處，最終我們處得不錯”。
在馬丁德爾啟程前往新西蘭前，一位女大使同行給了她幾條建議：“她對我說，‘在鄉下多走走，跟盡可能多的人見麵’。”時年65歲的馬丁德爾將這條建議牢記心頭。在兩年的任期內，她訪問了新西蘭的每座城鎮。對於生活在貧困村莊中的居民來說，她是繁榮與希望的象征。她在旅行中遇到的許多婦女將她視為榜樣。
她說：“那時，新西蘭隻有25%的婦女有工作，所以她們大多對我和我所做的工作感到高興。”
1981年馬丁德爾不再擔任大使，但她並未停止工作。返回美國後，她幫助在新澤西州通過了一項凍結核試驗的公民投票；1987年她創建了美國—新西蘭理事會，旨在促進兩國之間的交流。
她說：“這是我引以為榮的。我認為它已經對兩國起了重要作用。”
雖然事業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馬丁德爾說，沒有完成大學教育這件事一直纏繞著她。“上學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她說，“它使我解脫，所以獲得學位對我非常重要”。
有時，她確實到當地的大學聽課，包括普林斯頓大學，但她並未選擇加入到全日製學生的行列中去。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家庭和工作責任”，她說。
直到她的朋友和伴侶、新西蘭畫家托斯·伍拉斯頓爵士（在她的丈夫傑克遜於20世紀80年代末去世後，她與他建立了友誼）於1998年去世後，她才認真地考慮返回史密斯學院一事。“在托斯去世後，我的朋友們為我將如何打發我的時間而擔憂”，她說。“我不是喜歡一頓午飯泡上幾個鍾頭或無精打采無所適從的女人。我需要保持頭腦的活躍。最後有一位朋友說，‘你今晚給史密斯學院寫封信’。於是我就這麽做了。”
在這封寫給魯斯·西蒙斯院長的信中，馬丁德爾滿懷深情地描述了她1932年在這所學院讀書時的時光，以及她被迫中斷學業時所感受的挫折。“我沒有學位，但我做了很多事情”，她寫道，“然而我還是希望獲得一個學位……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是擁有一個史密斯學院的學位”。
埃達·科姆斯托克項目主任埃麗卡·拉克說，馬丁德爾的職業經曆是“卓越的和令人鼓舞的”，她被錄取為埃達·科姆斯托克學生這一事實“將鼓勵那些認為自己太老了，無法開始學習新的東西的婦女們更新或完成她們的教育。她的故事是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的典型例子”。
她的出現使課堂更具有多樣性。曾在去年秋季教過馬丁德爾美國研究的霍羅維茨記得，有一次他的學生們曾在試圖理解課文的含義時遇到困難。“我把課停了下來，就閱讀有難度的材料的重要性講了10分鍾”，他說，“安是第一個作出回應的，她說，‘我的兒子們告訴我，我的頭腦分析能力不夠，因此，我重回史密斯學院的原因就是想使我的頭腦敏銳。’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說明了人文學科教育對婦女們的重要性，我認為它在學生們當中產生了共鳴”。
且不說她對課堂作出何等貢獻，馬丁德爾的經曆本身就引起了與她同齡的婦女、甚至她的醫生的注意。馬丁德爾說，那位醫生對於監測她的學業是否會改善她的記憶力十分感興趣。“很多人對於我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驚奇”，她說，“他們對於這將對我個人產生什麽樣的影響感到好奇。說實話，自從我開始學這些課後，我的記憶力好多了”。
至於原因，馬丁德爾的理論很簡單：“頭腦是一塊肌肉。不使用就會失去它”，她說，“我選擇了使用”。
1902年2月4日，查爾斯·林白生於明尼蘇達州的小瀑布城。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和議員，母親是一位小學教員。1905年，他家失火，整個房舍付之一炬。全家被迫遷居到明尼阿波利斯，但次年又重新搬回到小瀑布城的新建住房。由於父親投身於當時的“進步運動”，終日忙碌，父母間開始鬧分歧，從1906年起開始分居。但倆人並沒有離婚，仍保持著友好的來往。查爾斯·林白林白上小學時，父親曾帶著他到華盛頓拜見了當時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和威廉·塔夫特副總統。這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12年夏天，父親駕駛著一輛福特T型汽車從華盛頓回家，林白立刻學習駕駛，並從此改變了他的生活。他不但學駕駛，同時也學習修理，他親昵地把車子叫做“瑪麗亞”。林白在學校的學習並不努力，但對機械卻興趣極大，終日撥弄“瑪麗亞”不停。
威爾遜總統的民主黨上台後，父親失去了議員席位。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後，父親又發表反戰言論，人們就罵他“不愛國”。1918年，他出來競選明尼蘇達州州長，結果被人們擲雞蛋和西紅柿，並燒他的模擬像。林白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並在心中埋下了日後反對民主黨的種子。
父親一般隻在夏季與兒子住在一起，其餘的日子林白常與他媽媽在一起。他們仍住在鄉下，一同在農場上工作。林白還特別喜歡開著“瑪麗亞”帶著媽媽到處亂跑。他說：“‘瑪麗亞’使我們能夠到我們夢想的地方去遨遊。”
1916年，林白才14歲，竟敢駕駛“瑪麗亞”帶媽媽作加利福尼亞之遊。
戰爭開始後，政府鼓勵農村少年多多生產，這正中林白下懷，他可以借此不上學校，而整天在農場上顯身手。他買了不少農科書籍，並回憶說：“我決心要采用新辦法。我訂購了一台拖拉機，一具多叉犁，一台播種機。”他還買了一輛新式的擠奶機。由於他幹得出色，竟在1918年獲得了中學畢業文憑。
為了尊重父母的意見，他投考了大學。1920年8月，他買了一輛新的精銳牌摩托車，去麥迪遜，進了威斯康星大學的機械係。媽媽陪他在麥迪遜居住，她還在一家小學當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