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節 查爾斯·埃利奧特
查爾斯·埃利奧特
1845年，他留在哈佛的勞倫斯學院任數學助教，1858年任數學和化學副教授。由於學院經費不足，他沒有能提升為正教授。南北戰爭開始後，他被授為陸軍中校，但他沒有接受而去了歐洲考察教育。他在歐洲除了繼續進修化學外，特別注意歐洲的教育體製。
回國後，他於1865年出任當時新成立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化學教授。他除了專業外，還在管理方麵表現了其特殊才能。1869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主張教育改革的長文：《新教育：它的組織》。這篇文章使他名噪一時。他主張大學的文科教育和理科技術教育應分開。同年，他被哈佛的董事們推選為校長。這時，美國大學興起了一陣改革風。因此，埃利奧特經常與康乃爾大學校長安德魯·懷德、霍普金斯大學校長丹尼爾·基爾曼等人討論改革問題。
埃利奧特在哈佛當了40年校長，因此他有充分時間實施他的計劃。
在組織方麵，他強調研究生院的作用，這就突出了大學作為高等學府的特點。這樣一來，就使哈佛可以找一批有資格的教員來任教，最終使它成了名教授向往之地。
為了做到這點，埃利奧特采用了多種辦法，包括提高教員薪金和擴大教授人數。1869年和1890年，他為部分教員提了薪。1905年，他做了一次籌款努力，實現了全麵提薪。埃利奧特還不顧一切，從其他大學挖走有真才實學的教員，並聘請專門有誌於研究工作的教員。而擴大人員編製則可以使各位教員有更多的時間來從事研究。
他雖然是獨自做主，但也經常鼓勵同人們參加討論。會往往開得很長，參加者都可以有時間暢所欲言。他還允許各係自己獨立行事，以發揮它們的主動性，盡管他知道這多少會產生一些各係間的矛盾。他還設立各種各樣有關校務的委員會，請教員們參加，直至有人抱怨說這占用了他們太多時間而不想參加。
埃利奧特對大學教育的最大貢獻就是實行選課製。選課製是逐步推行的。首先在1872年對高年級生實行選課，然後在1885年才實行新生的選課製。
他認為個人的發展應合於個人的興趣和專長，而年輕人不是一下子就可把握自己的。選課可以幫助人們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隨之而來的當然是可以自由轉係。
埃利奧特更注意各個專業學院，如醫學院、法學院、神學院、商學院等等。他認為對這些學生必須抓好其入學條件，也就是注重其入學前的學習成績。這些學院的學習是很嚴格的，大大不同於文科的學習。
在19世紀，在歐洲大陸美國大學畢業生在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別是在德國，他們根本就不承認來自美國的學位。在埃利奧特領導下，哈佛終於取得了很大成績，被公認為世界名牌大學之一。
埃利奧特也關心中學教育。他是全國教育協會十人委員之一，並在1903年任該協會之主席。在他和另一教育家尼古拉斯·莫萊建議下，美國於1900年成立了大專院校入學考試局（CEEB）。1906年，哈佛大學就以CEEB的測試作為入學考試標準。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在其1915年度報告中認為埃利奧特是學術自由的捍衛者。在這個問題上，他就是美國的蔡元培。李普曼和裏德都是埃利奧特時期的哈佛學生，他們都認為埃利奧特時期是哈佛最活潑的時期。他們兩個都曾在哈佛大談社會主義。盡管埃利奧特本人是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但他決不禁止別人鼓吹社會主義。
他對學生富有同情心。有一個故事說：當時有一名學生得了天花，無人照看，埃利奧特就把他接到家中，而讓自己的家人搬到別處去居住。
他很注意吸收亞洲學生來哈佛念書。當然他吸收的是亞洲國家的富有家庭的子弟。
他要使哈佛成為各國和各族學生能共處的學校。他認為哈佛可以使黑人和移民進入白人社會，因為它隻問學習成績而不問其他的。
埃利奧特於1909年退休。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他寫了許多文章，支持《凡爾賽和約》和國際聯盟，提倡“一個能使民主得到安全的世界”。
他晚年以演講和寫文章為樂，到老仍勤奮不已。1926年8月22日他病逝於緬因州的東北港。
最後，作為中國人，我們當然要提到埃裏奧特校長在促進中美文化交流方麵所作出的貢獻，那就是他是第一個聘請中國人在哈佛教書的美國校長。2008年7月12日美國《亞美時報》有如下的一篇詳細報道：
當我們走進哈佛燕京社的圖書館時，會被牆上懸掛的一幅大照片所驚訝。這是一個清代官員打扮的中年人，頭上頂戴花翎，身穿官服，他是第一位到美國名校任教的中國學者戈鯤化（1838—1882）。120多年前，戈鯤化不遠萬裏來到美國，創立哈佛大學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戈鯤化能夠赴美擔任哈佛語言文學教師也是機緣巧合。起先，在哈佛設立中文課程並不是校方的本意，而是在華經商的美國商人的建議。1877年，一些美國商人在與中國進行貿易時，深感培養通曉中文人才的重要性，他們希望哈佛可以培養一些了解中國的年輕人，使美國人能夠在中國政府供職，並促進兩國間的貿易來往。
計劃敲定了，但到哪裏去找合適的中文教師成了一個難題。這時，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想起了自己的一位朋友——美國駐中國領事鼐德。他親自寫了一封信，請求鼐德幫忙在中國尋找中文教師。鼐德則委托擔任清朝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幫忙。赫德又把此事托付給任職寧波稅務司的美國人杜德維。早在康熙年間，寧波就是中國4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1884年開埠以後，與外國的貿易往來更加頻繁，人們的思想比較開放，赫德認為在寧波更容易找到合適的人選。經過仔細考慮，杜德維選取了自己的中文老師戈鯤化，當時戈鯤化正在美國駐寧波領事館任職，對西洋文化，特別是對美國有一定的了解，而且還教過一位英國學生和一位法國學生。
1879年5月26日，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和戈鯤化簽訂了任教合同。合同規定，哈佛聘請戈鯤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這年秋天，41歲的戈鯤化帶著妻兒和一個仆人，經過50天的航行抵達美國，開始了他在哈佛大學為期3年的教學生涯。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師講授中國文化。促成這件事的主要人物就是埃利奧特。
抵達哈佛後，戈鯤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開課，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說。戈鯤化在哈佛開館授徒，但學生並不局限於本校人士，任何有興趣了解中國的學者，或者希望從事外交、海關、商業及傳教事業者，隻要繳費就可選修他的課程。戈鯤化每周上五天課，每次上課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學生尊師重道。他還為哈佛的教授們特別開設了中國詩文講座，有時還應邀到教授俱樂部去演講。1880年，戈鯤化以他的特立獨行和厚重的中國文化背景成為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令人矚目的貴賓。
在哈佛，戈鯤化的教學以其豐富的內容、充分的準備和高度的技巧著稱，深受學生和同事的好評。戈鯤化是作為語言老師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決定了他更想做一個文化傳播者，而不僅僅是語言老師。他選擇的載體是中國詩歌，因為“詩言誌”，詩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因此，他在任何場合，幾乎都不忘吟詩、講解詩。
作為詩人的戈鯤化，用中國詩歌的魅力和中國詩人的氣質，感染了從未接觸過中國文化的美國人。戈鯤化不僅自己喜歡詩，而且強烈地意識到詩的價值，有意識地在美國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傳播，要把詩的精神帶到美國。為此，戈鯤化專門編纂了中文教材《華質英文》，這本教材被哈佛大學稱作“有史以來最早的一本中國人用中英文對照編寫的介紹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詩詞的教材”。在這本收錄了戈鯤化自己創作的15首詩作的小冊子中，既有中文原詩，又有英文譯文，還有對詩中詞句、典故的英文解釋，甚至還標出了平仄發音。通過這種方式，戈鯤化不僅使中文教育更加生動，也讓學生在學習漢語的同時了解到中國的文化。在異國的戈鯤化就這樣頑強地成為中國文化輸出的先行者。
在日常生活中，旅居哈佛的戈鯤化也以一種開放積極的姿態融入了美國社會。他一到哈佛就開始學習英語。很快，他就擺脫了基本上不會說英語的窘境，能比較隨意地用英語和人們交談，甚至可以翻譯自己的文章和詩歌。他從不排斥美國文化，對所見所聞總是倍感興趣，孜孜以學。
戈鯤化很注意與身邊的美國人友好交往。美國報刊評價他“擅長交友，待人真誠”，“他獨特的社交氣質使他能夠與社會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依靠著自己的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戈鯤化與美國的漢學家們和當地社會名流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盡管戈鯤化關於漢語教學和文化傳播有許多雄心勃勃的設計，可惜“千古文章未盡才”，他在哈佛的任教期還未結束，就於1882年2月不幸患上了肺炎，雖經當地名醫全力搶救，但他的病情仍不斷惡化。幾天後，帶著事業未竟的遺憾，戈鯤化在異國的土地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戈鯤化雖然英年早逝，但他卻留給美國人一筆精神財富。正如他的美國朋友在悼詞中所說：“通過戈鯤化的言行，我們發現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兄弟般的關係。”哈佛大學神學院院長埃利福特也高度評價戈鯤化：“當他拜訪別人時，具有紳士的老練機智，尊重我們社會的習俗；他款待客人時，又總是以中國的禮儀相待。”這種交流智慧，被埃利福特視作“能在新舊兩大文明間進行溝通交流”的佐證。
過早結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鯤化，沒有來得及把他在美國的收獲帶回國內，用他的學識來推動中國的進步。比起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一百多年來，戈鯤化的名字幾乎不為世人所知。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國之行所體現出的意義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在美國，入大學是沒有年齡限製的。老年人入大學的時有所聞。但最令人感動不已的，不能不推安·克拉克·馬丁德爾。《交流》有一篇文章就是專門介紹馬丁德爾的：
她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絕大多數人的夢想——曾任參議員和大使。但是，這位祖母在她85歲時重返大學，實現她65年來的夢想：取得大學學位。
安·克拉克·馬丁德爾
安·克拉克·馬丁德爾，這位國會中代表新澤西州的首位女參議員和駐新西蘭的首位女大使，被人譽為政治先驅、嚴肅的政客，拒絕讓過時的陳規陋俗或靠男性老關係行事阻礙她的工作。
但這些年來，她在打破另一種障礙。在85歲的時候，她回到了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以完成她約65年前中斷的學業。那時，她父親曾禁止她返回校園，擔心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會一輩子找不到婆家。於是，她贏得了史密斯學院“年紀最大的學生”這一頭銜，並得以向她的同學和教師講述一些年紀增長後的經驗。
“安是一位非常有尊嚴的女人”，美國研究教授、馬丁德爾的學術顧問丹尼爾·霍羅威茨稱。“她的興趣極其廣泛，並且希望盡可能地多學知識。我希望學生們可以從她的身上學到這一點，即生活在延續，而人們，不論多大年紀，都可以繼續學習，成為課堂上的積極參與者。”
馬丁德爾本人是個和藹而且話語溫柔的人。歲月使她的背駝了，步子緩了，但她的笑聲中卻有著青年人的生命力，她同時自稱有著與青年人一樣的精力。在回憶返回校園第一個學期的生活時，她將所獲得的這一段“令人激動、振奮人心”的經曆歸功於她的同學們。“我所認識的那麽多學生是如此的聰明和富有創造性”，她說。“他們真的令我激動、使我精力充沛，激發了我的活力，我過得非常愉快。”
由退任大使、祖母突然轉變成一名學生，在開始階段是一個挑戰。馬丁德爾在秋季學期選了兩門課——藝術史和美國研究。起初她曾擔心自己將不得不住在校園內，學生們就寢時間晚將使她難以忍受。但是，學校為她在校園附近找到了一處公寓，她用儲存在普林斯頓家中地下室精美的桌子、椅子，以及長沙發椅裝點了這間公寓。“最大的挑戰是在離開了家庭和自己的兒孫們後，使自己適應這一新的環境”，她指著房間裏鑲著照片的相框說道。“但課程並不難。我每星期要讀近400頁書，但我讀得快，能夠跟得上這一速度。這些天來我沒時間讀任何消遣性的書籍。”
在過去的幾年中，馬丁德爾在普林斯頓地區幾所當地學院修完了足夠的課時，這使她得以學習史密斯學院三年級的課程。她選擇了“美國研究”這一專業，這是因為“我已經在政府中工作過，現在我想了解我們為什麽會是那樣，為什麽會作出一些那樣的決定”，她說道。
1845年，他留在哈佛的勞倫斯學院任數學助教，1858年任數學和化學副教授。由於學院經費不足，他沒有能提升為正教授。南北戰爭開始後，他被授為陸軍中校，但他沒有接受而去了歐洲考察教育。他在歐洲除了繼續進修化學外，特別注意歐洲的教育體製。
回國後，他於1865年出任當時新成立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化學教授。他除了專業外，還在管理方麵表現了其特殊才能。1869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主張教育改革的長文：《新教育：它的組織》。這篇文章使他名噪一時。他主張大學的文科教育和理科技術教育應分開。同年，他被哈佛的董事們推選為校長。這時，美國大學興起了一陣改革風。因此，埃利奧特經常與康乃爾大學校長安德魯·懷德、霍普金斯大學校長丹尼爾·基爾曼等人討論改革問題。
埃利奧特在哈佛當了40年校長，因此他有充分時間實施他的計劃。
在組織方麵，他強調研究生院的作用，這就突出了大學作為高等學府的特點。這樣一來，就使哈佛可以找一批有資格的教員來任教，最終使它成了名教授向往之地。
為了做到這點，埃利奧特采用了多種辦法，包括提高教員薪金和擴大教授人數。1869年和1890年，他為部分教員提了薪。1905年，他做了一次籌款努力，實現了全麵提薪。埃利奧特還不顧一切，從其他大學挖走有真才實學的教員，並聘請專門有誌於研究工作的教員。而擴大人員編製則可以使各位教員有更多的時間來從事研究。
他雖然是獨自做主，但也經常鼓勵同人們參加討論。會往往開得很長，參加者都可以有時間暢所欲言。他還允許各係自己獨立行事，以發揮它們的主動性，盡管他知道這多少會產生一些各係間的矛盾。他還設立各種各樣有關校務的委員會，請教員們參加，直至有人抱怨說這占用了他們太多時間而不想參加。
埃利奧特對大學教育的最大貢獻就是實行選課製。選課製是逐步推行的。首先在1872年對高年級生實行選課，然後在1885年才實行新生的選課製。
他認為個人的發展應合於個人的興趣和專長，而年輕人不是一下子就可把握自己的。選課可以幫助人們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隨之而來的當然是可以自由轉係。
埃利奧特更注意各個專業學院，如醫學院、法學院、神學院、商學院等等。他認為對這些學生必須抓好其入學條件，也就是注重其入學前的學習成績。這些學院的學習是很嚴格的，大大不同於文科的學習。
在19世紀，在歐洲大陸美國大學畢業生在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別是在德國，他們根本就不承認來自美國的學位。在埃利奧特領導下，哈佛終於取得了很大成績，被公認為世界名牌大學之一。
埃利奧特也關心中學教育。他是全國教育協會十人委員之一，並在1903年任該協會之主席。在他和另一教育家尼古拉斯·莫萊建議下，美國於1900年成立了大專院校入學考試局（CEEB）。1906年，哈佛大學就以CEEB的測試作為入學考試標準。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在其1915年度報告中認為埃利奧特是學術自由的捍衛者。在這個問題上，他就是美國的蔡元培。李普曼和裏德都是埃利奧特時期的哈佛學生，他們都認為埃利奧特時期是哈佛最活潑的時期。他們兩個都曾在哈佛大談社會主義。盡管埃利奧特本人是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但他決不禁止別人鼓吹社會主義。
他對學生富有同情心。有一個故事說：當時有一名學生得了天花，無人照看，埃利奧特就把他接到家中，而讓自己的家人搬到別處去居住。
他很注意吸收亞洲學生來哈佛念書。當然他吸收的是亞洲國家的富有家庭的子弟。
他要使哈佛成為各國和各族學生能共處的學校。他認為哈佛可以使黑人和移民進入白人社會，因為它隻問學習成績而不問其他的。
埃利奧特於1909年退休。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他寫了許多文章，支持《凡爾賽和約》和國際聯盟，提倡“一個能使民主得到安全的世界”。
他晚年以演講和寫文章為樂，到老仍勤奮不已。1926年8月22日他病逝於緬因州的東北港。
最後，作為中國人，我們當然要提到埃裏奧特校長在促進中美文化交流方麵所作出的貢獻，那就是他是第一個聘請中國人在哈佛教書的美國校長。2008年7月12日美國《亞美時報》有如下的一篇詳細報道：
當我們走進哈佛燕京社的圖書館時，會被牆上懸掛的一幅大照片所驚訝。這是一個清代官員打扮的中年人，頭上頂戴花翎，身穿官服，他是第一位到美國名校任教的中國學者戈鯤化（1838—1882）。120多年前，戈鯤化不遠萬裏來到美國，創立哈佛大學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戈鯤化能夠赴美擔任哈佛語言文學教師也是機緣巧合。起先，在哈佛設立中文課程並不是校方的本意，而是在華經商的美國商人的建議。1877年，一些美國商人在與中國進行貿易時，深感培養通曉中文人才的重要性，他們希望哈佛可以培養一些了解中國的年輕人，使美國人能夠在中國政府供職，並促進兩國間的貿易來往。
計劃敲定了，但到哪裏去找合適的中文教師成了一個難題。這時，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想起了自己的一位朋友——美國駐中國領事鼐德。他親自寫了一封信，請求鼐德幫忙在中國尋找中文教師。鼐德則委托擔任清朝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幫忙。赫德又把此事托付給任職寧波稅務司的美國人杜德維。早在康熙年間，寧波就是中國4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1884年開埠以後，與外國的貿易往來更加頻繁，人們的思想比較開放，赫德認為在寧波更容易找到合適的人選。經過仔細考慮，杜德維選取了自己的中文老師戈鯤化，當時戈鯤化正在美國駐寧波領事館任職，對西洋文化，特別是對美國有一定的了解，而且還教過一位英國學生和一位法國學生。
1879年5月26日，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和戈鯤化簽訂了任教合同。合同規定，哈佛聘請戈鯤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這年秋天，41歲的戈鯤化帶著妻兒和一個仆人，經過50天的航行抵達美國，開始了他在哈佛大學為期3年的教學生涯。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師講授中國文化。促成這件事的主要人物就是埃利奧特。
抵達哈佛後，戈鯤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開課，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說。戈鯤化在哈佛開館授徒，但學生並不局限於本校人士，任何有興趣了解中國的學者，或者希望從事外交、海關、商業及傳教事業者，隻要繳費就可選修他的課程。戈鯤化每周上五天課，每次上課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學生尊師重道。他還為哈佛的教授們特別開設了中國詩文講座，有時還應邀到教授俱樂部去演講。1880年，戈鯤化以他的特立獨行和厚重的中國文化背景成為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令人矚目的貴賓。
在哈佛，戈鯤化的教學以其豐富的內容、充分的準備和高度的技巧著稱，深受學生和同事的好評。戈鯤化是作為語言老師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決定了他更想做一個文化傳播者，而不僅僅是語言老師。他選擇的載體是中國詩歌，因為“詩言誌”，詩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因此，他在任何場合，幾乎都不忘吟詩、講解詩。
作為詩人的戈鯤化，用中國詩歌的魅力和中國詩人的氣質，感染了從未接觸過中國文化的美國人。戈鯤化不僅自己喜歡詩，而且強烈地意識到詩的價值，有意識地在美國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傳播，要把詩的精神帶到美國。為此，戈鯤化專門編纂了中文教材《華質英文》，這本教材被哈佛大學稱作“有史以來最早的一本中國人用中英文對照編寫的介紹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詩詞的教材”。在這本收錄了戈鯤化自己創作的15首詩作的小冊子中，既有中文原詩，又有英文譯文，還有對詩中詞句、典故的英文解釋，甚至還標出了平仄發音。通過這種方式，戈鯤化不僅使中文教育更加生動，也讓學生在學習漢語的同時了解到中國的文化。在異國的戈鯤化就這樣頑強地成為中國文化輸出的先行者。
在日常生活中，旅居哈佛的戈鯤化也以一種開放積極的姿態融入了美國社會。他一到哈佛就開始學習英語。很快，他就擺脫了基本上不會說英語的窘境，能比較隨意地用英語和人們交談，甚至可以翻譯自己的文章和詩歌。他從不排斥美國文化，對所見所聞總是倍感興趣，孜孜以學。
戈鯤化很注意與身邊的美國人友好交往。美國報刊評價他“擅長交友，待人真誠”，“他獨特的社交氣質使他能夠與社會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依靠著自己的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戈鯤化與美國的漢學家們和當地社會名流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盡管戈鯤化關於漢語教學和文化傳播有許多雄心勃勃的設計，可惜“千古文章未盡才”，他在哈佛的任教期還未結束，就於1882年2月不幸患上了肺炎，雖經當地名醫全力搶救，但他的病情仍不斷惡化。幾天後，帶著事業未竟的遺憾，戈鯤化在異國的土地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戈鯤化雖然英年早逝，但他卻留給美國人一筆精神財富。正如他的美國朋友在悼詞中所說：“通過戈鯤化的言行，我們發現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兄弟般的關係。”哈佛大學神學院院長埃利福特也高度評價戈鯤化：“當他拜訪別人時，具有紳士的老練機智，尊重我們社會的習俗；他款待客人時，又總是以中國的禮儀相待。”這種交流智慧，被埃利福特視作“能在新舊兩大文明間進行溝通交流”的佐證。
過早結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鯤化，沒有來得及把他在美國的收獲帶回國內，用他的學識來推動中國的進步。比起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一百多年來，戈鯤化的名字幾乎不為世人所知。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國之行所體現出的意義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在美國，入大學是沒有年齡限製的。老年人入大學的時有所聞。但最令人感動不已的，不能不推安·克拉克·馬丁德爾。《交流》有一篇文章就是專門介紹馬丁德爾的：
她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絕大多數人的夢想——曾任參議員和大使。但是，這位祖母在她85歲時重返大學，實現她65年來的夢想：取得大學學位。
安·克拉克·馬丁德爾
安·克拉克·馬丁德爾，這位國會中代表新澤西州的首位女參議員和駐新西蘭的首位女大使，被人譽為政治先驅、嚴肅的政客，拒絕讓過時的陳規陋俗或靠男性老關係行事阻礙她的工作。
但這些年來，她在打破另一種障礙。在85歲的時候，她回到了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以完成她約65年前中斷的學業。那時，她父親曾禁止她返回校園，擔心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會一輩子找不到婆家。於是，她贏得了史密斯學院“年紀最大的學生”這一頭銜，並得以向她的同學和教師講述一些年紀增長後的經驗。
“安是一位非常有尊嚴的女人”，美國研究教授、馬丁德爾的學術顧問丹尼爾·霍羅威茨稱。“她的興趣極其廣泛，並且希望盡可能地多學知識。我希望學生們可以從她的身上學到這一點，即生活在延續，而人們，不論多大年紀，都可以繼續學習，成為課堂上的積極參與者。”
馬丁德爾本人是個和藹而且話語溫柔的人。歲月使她的背駝了，步子緩了，但她的笑聲中卻有著青年人的生命力，她同時自稱有著與青年人一樣的精力。在回憶返回校園第一個學期的生活時，她將所獲得的這一段“令人激動、振奮人心”的經曆歸功於她的同學們。“我所認識的那麽多學生是如此的聰明和富有創造性”，她說。“他們真的令我激動、使我精力充沛，激發了我的活力，我過得非常愉快。”
由退任大使、祖母突然轉變成一名學生，在開始階段是一個挑戰。馬丁德爾在秋季學期選了兩門課——藝術史和美國研究。起初她曾擔心自己將不得不住在校園內，學生們就寢時間晚將使她難以忍受。但是，學校為她在校園附近找到了一處公寓，她用儲存在普林斯頓家中地下室精美的桌子、椅子，以及長沙發椅裝點了這間公寓。“最大的挑戰是在離開了家庭和自己的兒孫們後，使自己適應這一新的環境”，她指著房間裏鑲著照片的相框說道。“但課程並不難。我每星期要讀近400頁書，但我讀得快，能夠跟得上這一速度。這些天來我沒時間讀任何消遣性的書籍。”
在過去的幾年中，馬丁德爾在普林斯頓地區幾所當地學院修完了足夠的課時，這使她得以學習史密斯學院三年級的課程。她選擇了“美國研究”這一專業，這是因為“我已經在政府中工作過，現在我想了解我們為什麽會是那樣，為什麽會作出一些那樣的決定”，她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