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節 亨利·盧斯
1922年，他到紐約同老朋友布立頓·海登謀自立門戶。他們在曼哈頓東17街租了一間辦公室。月租55美元。他們籌劃出版一份雜誌，報道每周的“國內新聞”、“國際新聞”、“專業新聞”和“人民生活”。
盧斯一家與拖拉機公司的麥考密克一家有交往，在那裏弄到一筆投資。到10月底，他們已籌得92000美元。1923年3月3日，第一期《時代》周刊問世。這是一本以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為對象的雜誌。第一年，他們賠了40000美元，但第二年就開始賺錢。最初的每周銷量是30000份，1924年年底時已達到每周70000份。1926年，達到了111000份。1928年，達到了200000份。這時，雜誌終於贏利125788美元。1929年，《時代》純贏利400000美元。這時，他和妻子莉拉·霍茲才買進了一幢豪華的住宅。
盧斯的第二步棋是出版一份商業刊物。他認為市麵上的商業刊物講的隻是賺錢之道，實際上成了變相的廣告，質量太低。他認為資本家應有自己的出版物（Literature）。他說，那些資本家隻知道蓋工廠、造機器，卻不知道如何與周圍的人群相處。他決心要創立一種投資文學。他要培植一批懂得社會責任的投資者。
他最初擬把雜誌名為《力量》，但最後決定采用《財富》一詞。他還請到了詩人麥克列希主持編輯，並保證他仍可以有充分時間寫詩。另一名能幹的編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艾雷克·霍金斯。1929年10月21日，《財富》在美國經濟大蕭條中出世。1930年的銷量為30000份，10年後，銷量增到了四倍。
1934年，盧斯碰到了一個叫克拉爾·布茲的女人。她當時31歲，也是一名編輯。她曾同一名富商喬治·伯魯考結婚，但後者酗酒過度，心理和生理都失去正常，兩人以離婚結束。她自己很有錢，她對盧斯發生興趣主要是因為某種事業心。她覺得與盧斯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辦刊物。結果她取得了勝利。盧斯終於在1935年10月與莉拉離了婚，7周後就與克拉爾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結了婚。從此，這對夫婦就一心一意經營《時代》公司。
盧斯的第三起傑作是《生活》雜誌，這是一本以照片和圖片為主的報道性刊物。這是盧斯夫婦設計的產品，它色彩鮮豔，印刷精良。男人最喜歡看的可能就是女人的胴體，而這也常常為《生活》帶來麻煩。有一次，它發表了一幀全裸體的浴女照片，結果郵政局認為“有傷風化”，不予寄遞。由此引出了一場有關“裸女陰毛”問題的爭論。
還有一次，它發表了一組產婦生子的全過程的相片，從精子跑進卵子一直到嬰兒從媽媽的陰戶中擠出來為止。官方認為這“有傷風化”，又一次打了官司。但社會名人（包括羅斯福夫人在內）紛紛為盧斯打氣，他們認為這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知識，說不上什麽“有傷風化”。結果這一期的雜誌特別暢銷。全國許多小城鎮也都搶購，公司不得不幾次複印出版。
1938年時，人們已公認《生活》是美國最吸引人最刺激人的偉大雜誌。盧斯自稱它擁有1700萬讀者。但《生活》沒有能賺錢，因為它成本高，售價低。
現在來談一談盧斯如何創造“美國世紀”這個名詞。那是在1940年，美國國內對美國是否應參戰爭論不休。共和黨是孤立主義的反戰派，盧斯是鐵杆共和黨人，但在這個具體問題上卻走到了羅斯福總統的“國際主義”一邊去了。
1941年2月17日，盧斯在《生活》上發表了題為“美國世紀”的文章。他指出美國在1919年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它拒絕參加國聯，放棄了對全球應負的領導責任。他要求美國埋葬孤立主義，正如同林肯用內戰來結束蓄奴製度的辯論一樣。他說，今天我們所提倡的國際主義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際主義。
他說，美國的文明和文化已經點亮了通往未來的新世紀的大道。全世界各地都在聽美國的爵士音樂，都在看好萊塢電影。美國的詞語正像美國的機器一樣源源輸往世界各地。世界需要美國的物質產品，也需要美國的精神產品。他認為美國是向世界發放自由精神的大庫房。在這個美國世紀中，美國應當充任主宰。總之，盧斯強調美國必須充當世界的道義領袖，決不能有半點推諉。
盧斯還花大筆錢在《紐約時報》和《讀者文摘》等報刊上做廣告，推銷他的文章。
著名評論家李普曼寫信給盧斯的爸爸說：“沒有別的事情比這篇文章更使我高興的了。”作家羅伯特·謝伍德說，盧斯的文章真是“神來之筆”。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稱讚這篇文章是“超人一等”。許多中學和大學把這篇文章列為必讀。一位漫畫家畫了一幅畫，內有一個人快要溺死，有人向他拋出一條救命的繩子。繩子就是《美國世紀》，而那位快溺死者就是美國。
有一位國務院官員說：如果采用盧斯的觀點，美國必須改變對華政策。
當時的共和黨領袖塔夫脫是一名鐵杆孤立主義者，他罵盧斯是黨的叛徒。
盧斯與羅斯福本來有隔閡，因為他們在對內問題上看法不同。但這篇文章卻使羅斯福大感興趣。他特地邀請盧斯夫婦兩次到白宮做客，進行商談。
羅斯福要求盧斯向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進行遊說，請威爾基不要反對美國向當時正處於失敗地位的英國轉讓30艘潛艇。盧斯完成了這個任務。這就使兩人改善了關係。
更巧的是，盧斯果真使美國對華政策有所改變，那就是從消極援華走上積極援華。1941年，盧斯帶了夫人到中國臨時首都重慶。當時，《時代》在中國派有記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Theodore White，中文叫白修德。此人是美國猶太人，極為能幹，深得盧斯賞識。他既取得中國國民黨的認可，也取得了中國共產黨的認可。盧斯到重慶後，就由他向盧斯介紹中國情況並陪著他到處轉。他首先把盧斯介紹給國民黨宣傳部長董顯光，然後由董顯光將盧斯夫婦引薦給蔣介石夫婦。這樣，盧斯就和宋美齡成了朋友。
盧斯在華了解到了日本軍隊之殘暴，如南京大屠殺和重慶大轟炸。他出於基督徒的公正原則，回國後就積極要求美國大力援助中國抗戰。他說：“美國每年援英3000萬美元，而援華隻有30萬美元，實在太不公平。”
盧斯還麵見了國務院主管亞洲事務的範宣德（John Vincent），並說服他美國應更重視中國問題（後來範也成了被調查對象）。
1943年宋美齡訪問美國時，《時代》和《生活》大肆宣傳，使宋美齡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而且是一名人見人愛的女人。這一切都大大有助於美國人了解中國。
這裏我們還要再談一下一個有趣的故事。白修德作為記者，向《時代》發回了大量高質量的報道。但他的報道被保守分子認為有失公正（意思是說太多地報道國民黨的黑暗麵，太多地為共產黨說好話）。而其時《時代》負責管國際報道的編輯恰巧是惠特克·錢伯斯。錢伯斯原是美國共產黨黨員，他說他發現美國共產黨員或其同路人正在潛進美國的政府機關，他說他為了愛國退出共產黨，並向聯邦調查局頻頻告發，但因沒有具體證據，一時拖了下來。他既是編輯，所以白修德的文章都要經他修改，這就使白的文章大為減色。盡管如此，當時美國人還是從《時代》雜誌上看到了許多好文章。
接著在1944年發生了《美亞雜誌》案。該雜誌是由左派分子傑菲主編。有一天，調查局發現該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與國務院的一份內部報告完全一樣。這就產生了所謂內部間諜問題。最後牽涉到了美國駐重慶大使館的一秘和二秘，那就是戴維斯和謝偉思。而白修德又是戴維斯和謝偉思的常客。戴、謝兩人後來都被免職，但白修德靠盧斯之護，得以逃過此劫。他一直供職於《時代》，一直到1947年。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盧斯夫婦重遊中國，他們當然盼望蔣介石能統一中國，並願為此出力，但形勢壓人，盧斯夢寐以求的“由美國和蔣介石夫婦基督徒的中國結為兄弟”的美夢隻能是一場空夢。
當然，盧斯是堅定的反共分子，在國共內戰時，他是永遠支持國民黨的。但他沒有參加麥卡錫的反共活動。
在1952年大選中，盧斯夫婦大力為艾森豪威爾競選。艾上任總統後就任命盧斯夫人為駐意大利大使。
盧斯於1967年病逝。
盧斯夫婦設有“盧斯基金會”，中美恢複邦交後，有不少中國學者得“盧斯基金”之助在美國做研究工作。
一位具名肖三郎的作者對盧斯做了蓋棺論定。他這樣寫道：
20世紀美國新聞史上的巨頭人物亨利·盧斯（Henry。Luce，1898—1967）在曆史上是作為最偉大的發行人被人記住，與此同時人們奉送他的稱號還有：“教育家”、“宣傳家”、“虔誠的基督教徒”、“意識形態專家”、“西方理論家”、“保守人士”……《美國新聞百科全書》稱讚盧斯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時代》周刊所創造的詞語已成為當今美國英語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學前校長赫欽斯說“他的雜誌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整個美國的教育製度的總和”。
亨利·盧斯一生都在從事新聞出版工作。有人說，他留給世界最大的財富就是對雜誌新聞事業的革命。這個“偏執狂”首創新聞雜誌的形式，創辦了《時代》周刊、《生活》周刊、《財富》等著名刊物，30歲成為美國百萬富翁，進入上流社會。美國雜誌品牌的經營與延伸，對創意的無限推崇，對人力資源的發掘等雜誌經營理念都是從他而開始的。他成立了當時美國最大的雜誌出版公司——時代公司，這一公司的主體後來輾轉成為當今全球最大的傳媒集團“美國在線—時代華納”。
附錄：盧斯新聞思想要點
“群體新聞學”（group journalism）
群體新聞學為盧斯首創，在雜誌的編輯中，盧斯要求記者隻寫出新聞的背景材料，不署名，編輯來決定一切，發揮編輯、撰述員、特派員和研究員的工作合力。整個《時代》周刊是圍繞盧斯思想轉動的一台機器。盧斯認為這個世界隻是他的記者和雜誌對偶然事件的觀察進行證實的固定模式。
“解釋性新聞報道”（Interpretative News）
解釋性新聞報道也是盧斯以及《時代》周刊的貢獻。一方麵，《時代》周刊的寫作內容豐富，手法生動，使得新聞變成故事一樣吸引人；另一方麵還能寓理於事，以事明理，點破事件的意義，縮小或擴大事件影響，它不靠改變新聞，而是利用各種手段改變新聞的意義，來發表無形意見，從而引導讀者在不自覺中讚同它的立場和觀點。
“人名創造新聞”（Name Makes News）
《時代》周刊的傾向性立場尤其表現在人物新聞上。盧斯認為，大量生動的人物新聞是《時代》的特色。《時代》周刊竭力塑造的媒介人物（media figure）就是封麵人物。不過當代有很多批評家認為《時代》周刊陷入了封麵故事的膚淺拚湊之中。
“封麵報道”（Cover Story）
封麵報道也是《時代》周刊的創舉，雜誌內頁進行詳細報道和論述的文章的主要文章，在封麵上通過照片、圖片或者標題加以突出。雜誌的封麵報道大概相當於報紙的頭條新聞。《時代》周刊的編排製作方法，後來受到國內外新聞雜誌的效仿。
“年度新聞人物”（Man of the year）
從1927年起，每年年終《時代》周刊要選擇對世界事態影響最大的一個人作為“風雲人物”，也叫“新聞人物”、“年度人物”，用以提高雜誌在國內外的知名度。
“核心輻射力”
一般公眾對美國國外事務不太關心，隻有大約25%的美國人對對外政策感興趣，這些人一般受過良好教育，能出國旅遊，或出於職業原因對國際問題感興趣，如記者、編輯、商人、勞工領袖、知識分子。由於他們一般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和影響，故其意見往往能傳給更多的人，構成所謂“輿論精英”。在美國一直有“誰調動了精英，誰就調動了大眾”之說。盧斯的讀者群正屬於“輿論精英”和“意見領袖”的範圍。《時代》雜誌是一係列光譜的核心，它的影響數量可以達到200萬，而這些人可以傳達給更多的受眾。
1817年7月12日，亨利·梭羅生於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他的祖先是法國移民。他在1837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但是在文學上並沒有獲得優異的成績。作為一個文學上的叛逆者，梭羅並不十分敬重大學的教育，也很少對其有過感謝。但同時，他確實在大學裏受益匪淺，離開大學後，梭羅和他哥哥約翰共同任教於一所私立學校。
亨利·大衛·梭羅
1839年7月，一名17歲的少女艾倫·西華爾一家從馬薩諸塞州的希尤特遷到了康科德。在那個隻有5000人的小鎮，艾倫很快認識並拜訪了梭羅一家。那時梭羅已在該地的小學校任教，顯然，梭羅意識到艾倫的到來對他意味著什麽。在1849年7月25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愛情是沒有辦法治療的，除了更深地去愛。”不過他還不知道在同校任教的他的哥哥約翰也深深地愛著艾倫。同時被兩個男孩愛著的艾倫充滿了快樂。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三個人形影不離。艾倫盡管會對兄弟倆或他們之中的一個產生類似於愛情的感覺，但情況並不那樣簡單。1840年，約翰首先對艾倫表示了愛慕之情，但很快傷心不已，因為艾倫斷然拒絕了他。之後，梭羅也表達了他的愛情，寫了一封長長的情書，但艾倫的回信非常冷淡。不久，她就嫁給了一位牧師。
1842年1月，約翰在一條皮子上磨剃刀時不慎割破了手指，發展成了急性感染，十天之後竟溘然去世。梭羅為之傷心不已。哥哥的逝世和愛情的破滅使梭羅心灰意淡，他從此終身都沒有談戀愛或結婚。
1841年起，他不再教書，轉為寫作。在拉爾夫·愛默生的支持下，梭羅在康科德住下並開始了他超驗主義實踐。這時期，梭羅放棄寫詩歌而開始撰寫隨筆。起先給《日晷》寫稿，其後在各地的報紙上發表他的文章。
1845年7月4日獨立紀念日這一天，28歲的梭羅獨自一人來到距康科德兩英裏處的瓦爾登湖畔，建了一個小木屋定居下來，並在此之後根據自己在瓦爾登湖的生活觀察和思考，發表了兩本著作：《康科德和梅裏馬克河上的一周》和《瓦爾登湖》。
在瓦爾登湖生活期間，梭羅因為反對黑奴製和拒交人頭稅而被捕入獄。雖然他在獄中隻蹲了一個夜晚就被友人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代他交納了稅款使其獲釋，但這一夜卻激發他思考了許多問題。出來後有一些市民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有許多人寧願坐牢也不願意交稅。為解釋這一問題，他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鹼，寫了一篇著名的論述：《抵製公民政府》，後改名為《公民之不服從》。也就是說，當你發現某一條或某部分的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時，可以主動拒絕遵守政府或強權所頒發的法律、要求、命令，隻要不訴諸暴力就行。也就是所謂非暴力抵抗。非暴力抵抗的鬥爭形式曾對印度甘地和美國黑人領袖金牧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盧斯一家與拖拉機公司的麥考密克一家有交往，在那裏弄到一筆投資。到10月底，他們已籌得92000美元。1923年3月3日，第一期《時代》周刊問世。這是一本以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為對象的雜誌。第一年，他們賠了40000美元，但第二年就開始賺錢。最初的每周銷量是30000份，1924年年底時已達到每周70000份。1926年，達到了111000份。1928年，達到了200000份。這時，雜誌終於贏利125788美元。1929年，《時代》純贏利400000美元。這時，他和妻子莉拉·霍茲才買進了一幢豪華的住宅。
盧斯的第二步棋是出版一份商業刊物。他認為市麵上的商業刊物講的隻是賺錢之道，實際上成了變相的廣告，質量太低。他認為資本家應有自己的出版物（Literature）。他說，那些資本家隻知道蓋工廠、造機器，卻不知道如何與周圍的人群相處。他決心要創立一種投資文學。他要培植一批懂得社會責任的投資者。
他最初擬把雜誌名為《力量》，但最後決定采用《財富》一詞。他還請到了詩人麥克列希主持編輯，並保證他仍可以有充分時間寫詩。另一名能幹的編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艾雷克·霍金斯。1929年10月21日，《財富》在美國經濟大蕭條中出世。1930年的銷量為30000份，10年後，銷量增到了四倍。
1934年，盧斯碰到了一個叫克拉爾·布茲的女人。她當時31歲，也是一名編輯。她曾同一名富商喬治·伯魯考結婚，但後者酗酒過度，心理和生理都失去正常，兩人以離婚結束。她自己很有錢，她對盧斯發生興趣主要是因為某種事業心。她覺得與盧斯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辦刊物。結果她取得了勝利。盧斯終於在1935年10月與莉拉離了婚，7周後就與克拉爾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結了婚。從此，這對夫婦就一心一意經營《時代》公司。
盧斯的第三起傑作是《生活》雜誌，這是一本以照片和圖片為主的報道性刊物。這是盧斯夫婦設計的產品，它色彩鮮豔，印刷精良。男人最喜歡看的可能就是女人的胴體，而這也常常為《生活》帶來麻煩。有一次，它發表了一幀全裸體的浴女照片，結果郵政局認為“有傷風化”，不予寄遞。由此引出了一場有關“裸女陰毛”問題的爭論。
還有一次，它發表了一組產婦生子的全過程的相片，從精子跑進卵子一直到嬰兒從媽媽的陰戶中擠出來為止。官方認為這“有傷風化”，又一次打了官司。但社會名人（包括羅斯福夫人在內）紛紛為盧斯打氣，他們認為這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知識，說不上什麽“有傷風化”。結果這一期的雜誌特別暢銷。全國許多小城鎮也都搶購，公司不得不幾次複印出版。
1938年時，人們已公認《生活》是美國最吸引人最刺激人的偉大雜誌。盧斯自稱它擁有1700萬讀者。但《生活》沒有能賺錢，因為它成本高，售價低。
現在來談一談盧斯如何創造“美國世紀”這個名詞。那是在1940年，美國國內對美國是否應參戰爭論不休。共和黨是孤立主義的反戰派，盧斯是鐵杆共和黨人，但在這個具體問題上卻走到了羅斯福總統的“國際主義”一邊去了。
1941年2月17日，盧斯在《生活》上發表了題為“美國世紀”的文章。他指出美國在1919年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它拒絕參加國聯，放棄了對全球應負的領導責任。他要求美國埋葬孤立主義，正如同林肯用內戰來結束蓄奴製度的辯論一樣。他說，今天我們所提倡的國際主義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際主義。
他說，美國的文明和文化已經點亮了通往未來的新世紀的大道。全世界各地都在聽美國的爵士音樂，都在看好萊塢電影。美國的詞語正像美國的機器一樣源源輸往世界各地。世界需要美國的物質產品，也需要美國的精神產品。他認為美國是向世界發放自由精神的大庫房。在這個美國世紀中，美國應當充任主宰。總之，盧斯強調美國必須充當世界的道義領袖，決不能有半點推諉。
盧斯還花大筆錢在《紐約時報》和《讀者文摘》等報刊上做廣告，推銷他的文章。
著名評論家李普曼寫信給盧斯的爸爸說：“沒有別的事情比這篇文章更使我高興的了。”作家羅伯特·謝伍德說，盧斯的文章真是“神來之筆”。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稱讚這篇文章是“超人一等”。許多中學和大學把這篇文章列為必讀。一位漫畫家畫了一幅畫，內有一個人快要溺死，有人向他拋出一條救命的繩子。繩子就是《美國世紀》，而那位快溺死者就是美國。
有一位國務院官員說：如果采用盧斯的觀點，美國必須改變對華政策。
當時的共和黨領袖塔夫脫是一名鐵杆孤立主義者，他罵盧斯是黨的叛徒。
盧斯與羅斯福本來有隔閡，因為他們在對內問題上看法不同。但這篇文章卻使羅斯福大感興趣。他特地邀請盧斯夫婦兩次到白宮做客，進行商談。
羅斯福要求盧斯向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進行遊說，請威爾基不要反對美國向當時正處於失敗地位的英國轉讓30艘潛艇。盧斯完成了這個任務。這就使兩人改善了關係。
更巧的是，盧斯果真使美國對華政策有所改變，那就是從消極援華走上積極援華。1941年，盧斯帶了夫人到中國臨時首都重慶。當時，《時代》在中國派有記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Theodore White，中文叫白修德。此人是美國猶太人，極為能幹，深得盧斯賞識。他既取得中國國民黨的認可，也取得了中國共產黨的認可。盧斯到重慶後，就由他向盧斯介紹中國情況並陪著他到處轉。他首先把盧斯介紹給國民黨宣傳部長董顯光，然後由董顯光將盧斯夫婦引薦給蔣介石夫婦。這樣，盧斯就和宋美齡成了朋友。
盧斯在華了解到了日本軍隊之殘暴，如南京大屠殺和重慶大轟炸。他出於基督徒的公正原則，回國後就積極要求美國大力援助中國抗戰。他說：“美國每年援英3000萬美元，而援華隻有30萬美元，實在太不公平。”
盧斯還麵見了國務院主管亞洲事務的範宣德（John Vincent），並說服他美國應更重視中國問題（後來範也成了被調查對象）。
1943年宋美齡訪問美國時，《時代》和《生活》大肆宣傳，使宋美齡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而且是一名人見人愛的女人。這一切都大大有助於美國人了解中國。
這裏我們還要再談一下一個有趣的故事。白修德作為記者，向《時代》發回了大量高質量的報道。但他的報道被保守分子認為有失公正（意思是說太多地報道國民黨的黑暗麵，太多地為共產黨說好話）。而其時《時代》負責管國際報道的編輯恰巧是惠特克·錢伯斯。錢伯斯原是美國共產黨黨員，他說他發現美國共產黨員或其同路人正在潛進美國的政府機關，他說他為了愛國退出共產黨，並向聯邦調查局頻頻告發，但因沒有具體證據，一時拖了下來。他既是編輯，所以白修德的文章都要經他修改，這就使白的文章大為減色。盡管如此，當時美國人還是從《時代》雜誌上看到了許多好文章。
接著在1944年發生了《美亞雜誌》案。該雜誌是由左派分子傑菲主編。有一天，調查局發現該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與國務院的一份內部報告完全一樣。這就產生了所謂內部間諜問題。最後牽涉到了美國駐重慶大使館的一秘和二秘，那就是戴維斯和謝偉思。而白修德又是戴維斯和謝偉思的常客。戴、謝兩人後來都被免職，但白修德靠盧斯之護，得以逃過此劫。他一直供職於《時代》，一直到1947年。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盧斯夫婦重遊中國，他們當然盼望蔣介石能統一中國，並願為此出力，但形勢壓人，盧斯夢寐以求的“由美國和蔣介石夫婦基督徒的中國結為兄弟”的美夢隻能是一場空夢。
當然，盧斯是堅定的反共分子，在國共內戰時，他是永遠支持國民黨的。但他沒有參加麥卡錫的反共活動。
在1952年大選中，盧斯夫婦大力為艾森豪威爾競選。艾上任總統後就任命盧斯夫人為駐意大利大使。
盧斯於1967年病逝。
盧斯夫婦設有“盧斯基金會”，中美恢複邦交後，有不少中國學者得“盧斯基金”之助在美國做研究工作。
一位具名肖三郎的作者對盧斯做了蓋棺論定。他這樣寫道：
20世紀美國新聞史上的巨頭人物亨利·盧斯（Henry。Luce，1898—1967）在曆史上是作為最偉大的發行人被人記住，與此同時人們奉送他的稱號還有：“教育家”、“宣傳家”、“虔誠的基督教徒”、“意識形態專家”、“西方理論家”、“保守人士”……《美國新聞百科全書》稱讚盧斯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時代》周刊所創造的詞語已成為當今美國英語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學前校長赫欽斯說“他的雜誌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整個美國的教育製度的總和”。
亨利·盧斯一生都在從事新聞出版工作。有人說，他留給世界最大的財富就是對雜誌新聞事業的革命。這個“偏執狂”首創新聞雜誌的形式，創辦了《時代》周刊、《生活》周刊、《財富》等著名刊物，30歲成為美國百萬富翁，進入上流社會。美國雜誌品牌的經營與延伸，對創意的無限推崇，對人力資源的發掘等雜誌經營理念都是從他而開始的。他成立了當時美國最大的雜誌出版公司——時代公司，這一公司的主體後來輾轉成為當今全球最大的傳媒集團“美國在線—時代華納”。
附錄：盧斯新聞思想要點
“群體新聞學”（group journalism）
群體新聞學為盧斯首創，在雜誌的編輯中，盧斯要求記者隻寫出新聞的背景材料，不署名，編輯來決定一切，發揮編輯、撰述員、特派員和研究員的工作合力。整個《時代》周刊是圍繞盧斯思想轉動的一台機器。盧斯認為這個世界隻是他的記者和雜誌對偶然事件的觀察進行證實的固定模式。
“解釋性新聞報道”（Interpretative News）
解釋性新聞報道也是盧斯以及《時代》周刊的貢獻。一方麵，《時代》周刊的寫作內容豐富，手法生動，使得新聞變成故事一樣吸引人；另一方麵還能寓理於事，以事明理，點破事件的意義，縮小或擴大事件影響，它不靠改變新聞，而是利用各種手段改變新聞的意義，來發表無形意見，從而引導讀者在不自覺中讚同它的立場和觀點。
“人名創造新聞”（Name Makes News）
《時代》周刊的傾向性立場尤其表現在人物新聞上。盧斯認為，大量生動的人物新聞是《時代》的特色。《時代》周刊竭力塑造的媒介人物（media figure）就是封麵人物。不過當代有很多批評家認為《時代》周刊陷入了封麵故事的膚淺拚湊之中。
“封麵報道”（Cover Story）
封麵報道也是《時代》周刊的創舉，雜誌內頁進行詳細報道和論述的文章的主要文章，在封麵上通過照片、圖片或者標題加以突出。雜誌的封麵報道大概相當於報紙的頭條新聞。《時代》周刊的編排製作方法，後來受到國內外新聞雜誌的效仿。
“年度新聞人物”（Man of the year）
從1927年起，每年年終《時代》周刊要選擇對世界事態影響最大的一個人作為“風雲人物”，也叫“新聞人物”、“年度人物”，用以提高雜誌在國內外的知名度。
“核心輻射力”
一般公眾對美國國外事務不太關心，隻有大約25%的美國人對對外政策感興趣，這些人一般受過良好教育，能出國旅遊，或出於職業原因對國際問題感興趣，如記者、編輯、商人、勞工領袖、知識分子。由於他們一般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和影響，故其意見往往能傳給更多的人，構成所謂“輿論精英”。在美國一直有“誰調動了精英，誰就調動了大眾”之說。盧斯的讀者群正屬於“輿論精英”和“意見領袖”的範圍。《時代》雜誌是一係列光譜的核心，它的影響數量可以達到200萬，而這些人可以傳達給更多的受眾。
1817年7月12日，亨利·梭羅生於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他的祖先是法國移民。他在1837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但是在文學上並沒有獲得優異的成績。作為一個文學上的叛逆者，梭羅並不十分敬重大學的教育，也很少對其有過感謝。但同時，他確實在大學裏受益匪淺，離開大學後，梭羅和他哥哥約翰共同任教於一所私立學校。
亨利·大衛·梭羅
1839年7月，一名17歲的少女艾倫·西華爾一家從馬薩諸塞州的希尤特遷到了康科德。在那個隻有5000人的小鎮，艾倫很快認識並拜訪了梭羅一家。那時梭羅已在該地的小學校任教，顯然，梭羅意識到艾倫的到來對他意味著什麽。在1849年7月25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愛情是沒有辦法治療的，除了更深地去愛。”不過他還不知道在同校任教的他的哥哥約翰也深深地愛著艾倫。同時被兩個男孩愛著的艾倫充滿了快樂。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三個人形影不離。艾倫盡管會對兄弟倆或他們之中的一個產生類似於愛情的感覺，但情況並不那樣簡單。1840年，約翰首先對艾倫表示了愛慕之情，但很快傷心不已，因為艾倫斷然拒絕了他。之後，梭羅也表達了他的愛情，寫了一封長長的情書，但艾倫的回信非常冷淡。不久，她就嫁給了一位牧師。
1842年1月，約翰在一條皮子上磨剃刀時不慎割破了手指，發展成了急性感染，十天之後竟溘然去世。梭羅為之傷心不已。哥哥的逝世和愛情的破滅使梭羅心灰意淡，他從此終身都沒有談戀愛或結婚。
1841年起，他不再教書，轉為寫作。在拉爾夫·愛默生的支持下，梭羅在康科德住下並開始了他超驗主義實踐。這時期，梭羅放棄寫詩歌而開始撰寫隨筆。起先給《日晷》寫稿，其後在各地的報紙上發表他的文章。
1845年7月4日獨立紀念日這一天，28歲的梭羅獨自一人來到距康科德兩英裏處的瓦爾登湖畔，建了一個小木屋定居下來，並在此之後根據自己在瓦爾登湖的生活觀察和思考，發表了兩本著作：《康科德和梅裏馬克河上的一周》和《瓦爾登湖》。
在瓦爾登湖生活期間，梭羅因為反對黑奴製和拒交人頭稅而被捕入獄。雖然他在獄中隻蹲了一個夜晚就被友人在他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代他交納了稅款使其獲釋，但這一夜卻激發他思考了許多問題。出來後有一些市民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有許多人寧願坐牢也不願意交稅。為解釋這一問題，他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鹼，寫了一篇著名的論述：《抵製公民政府》，後改名為《公民之不服從》。也就是說，當你發現某一條或某部分的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時，可以主動拒絕遵守政府或強權所頒發的法律、要求、命令，隻要不訴諸暴力就行。也就是所謂非暴力抵抗。非暴力抵抗的鬥爭形式曾對印度甘地和美國黑人領袖金牧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