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節 沃爾特·李普曼
戰爭結束後，他就專心寫了一本書討論宣傳的作用：《輿論》。他認為，一般人對現實的認識是受著宣傳的操縱的，他們怎樣能作出一種知情情況下的政治決定呢？而根據民主的原則老百姓是可以作出明智的決定的。如果他們不能做到，民主還有什麽意義呢？人們不能放棄民主，因此，應當想辦法補救這個漏洞。那就是要培養沒有任何偏見的專家，來清濾新聞報道，使人們得知真相。
戰後的發展使李普曼大失所望。他本來深信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但《巴黎和約》是對德國的一種報複，違反了理想的原則。《新共和》本來是主戰的，現在它極力反對和約。
1922年，李普曼離開《新共和》到了紐約《世界日報》。那時的《世界日報》是一份自由主義報紙。李普曼主寫社論，評論重大事件，如：禁酒問題、裁軍問題、沙可和樊讚地問題、斯考普審判問題等等，筆鋒銳利，大受歡迎。他被公認為是一名“輿論專家”。
1931年，《世界日報》關門，李普曼轉到了保守主義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任專欄辛迪卡作家。這一轉變使許多讀者大惑不解。其實他的思想一直在逐步向保守派靠近。現在的職位保證他可以完全自由地發言，不受老板管束。而且該報為全國性報紙，可以使他的聲音傳至全國。作為一名實用主義者，他何樂而不為。
他的專欄名為“今日和明日”，發送200家報紙，評論家阿瑟·克魯克說：“閱讀（不是理解）李普曼突然成了時髦。”
李普曼自己則認為他的文章實事求是，沒有受黨派或意識形態牽製。
1937年，他與花葉離婚，引起了紐約朋友們的批評。他乃移居華盛頓，並於1938年與海倫·伯恩結婚。在30年代中，他一直主張美國對歐洲應采取中立主義。但現在噩耗接踵而來。首先是張伯倫在慕尼黑向希特勒投降，然後是德國入侵波蘭，不久就有法國淪陷。他的中立主義宣告破產。他要求取消對民主國家的軍火禁運，讚成把美國的驅逐艦讓給英國，極力支持羅斯福的“租借法案”。從此，他再也不相信裁軍、中立、國際討論等辦法。他隻相信實力和軍事平衡。
隨著德國和日本的失敗，又有人出來推銷戰後的“一個世界”學說。他早已不相信這一套。他寫了一本書：《美國的外交政策：保衛共和國的盾牌》。該書認為美國已不可能采取孤立主義，主觀的善意不能替代軍事實力，戰後若要和平，必須繼續保持美英蘇的聯盟。但這一聯盟終歸破滅。為此，他不但大罵莫斯科，而且也大罵倫敦和華盛頓。1947年，他寫了一本《冷戰》，抨擊喬治·凱南的“圍堵主義”。但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後，他不再對蘇聯懷有希望，又回過頭來支持政府現行政策，一直到越戰為止。說到越戰，當然要涉及約翰遜總統。
約翰遜以偶然機會登上了總統寶座，而且那位前總統又是在聲譽鼎盛之期突然死亡的，所以他的處境並不愉快。這時，作為輿論大王的沃爾特·李普曼寫了幾篇社論，籲請全國人民要相信新總統。因此，約翰遜對李普曼是深懷感謝之情的。
當肯尼迪安葬完畢，送走吊唁的外國貴賓以後，約翰遜就打電話給李普曼，問他是否願意邀請自己去他家做客。半小時後，總統就在保鏢們的前呼後擁下，按響了李普曼家的門鈴。李普曼在回憶時說：“當時隻有海倫（李的夫人）、他和我三人在場。他對海倫很親切，他自己很謙恭。他對這偶然落在他頭上的大任的確不知所措，但他一點也不害怕。我的印象是，他十分需要幫助。”
通過這次拜訪，約翰遜自以為李普曼已成了他的朋友，他一有時機就吹噓：“李普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新聞記者，他是我的朋友。”在約翰遜執政的頭一年半中，總統對李普曼恩寵有加：對他迎以大熊式的擁抱，即興地邀他同總統夫人和女孩子們共進晚餐，讓他定期地聽取邦迪的情況通報，真誠地請他發表高見。
當1964年大選來臨之際，李普曼毫無保留地為約翰遜鼓吹，他寫道：“就其天性、氣質、信譽和經曆而言，林登·約翰遜此人最合適。”
約翰遜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偉大社會”的計劃，李普曼對此大加喝彩。他認為這是約翰遜仿效羅斯福新政的翻版，旨在為“大眾政府的編年史上揭開新的篇章”；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第一次沒有把注意力放在國外的種種危險上，而放在國內的問題和前景上。他還誇約翰遜是一位“大有成功希望的大膽革新者，因為他同美國的思想情緒和輿論觀點的最主體部分保持著很深的聯係”。
但約翰遜和李普曼的蜜月不久就在越南問題上宣告結束了。原來，約翰遜曾告訴李普曼，他將用非軍事手段解決越南問題。可是，曾幾何時，他就下令對北越進行“滾雷轟炸”，並在南越增派5萬、10萬的大軍。
李普曼指出：“一個成熟的大國使用自己的力量應當有分寸，有限度。它應當避免全球責任，不僅不使它卷入永無休止的幹涉性戰爭，而且不使它陶醉於一種幻想之中，認為自己是爭取正義的鬥士，它所打的每一場戰爭都是為了結束一切戰爭。全球主義不僅會使我們到處身陷重圍，而且它是建立在十分愚蠢的觀念之上的，即認為如果我們不在世界上建立秩序——不論要付出什麽樣的代價——我們就不能在世界上安居樂業。”他直接指責約翰遜：“他的問題的根子就在於他的驕傲自大，他死不承認美國的局限性和他自己的局限性。總統完全沉溺在一種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中，從而使他認為能夠用坦克打蚊子，用B52轟炸機建立一個偉大的社會。現在人們日益相信，約翰遜的美國已經不再是曆史上的美國了，現在它是一個依賴優勢武力實現其目的的劣等帝國，美國不再是自由社會的明智與人道的榜樣了。”
約翰遜反唇相譏，責罵李普曼是一個反複無常的小人。其實，李普曼雖不是小人，但反複無常倒是家常便飯。
在1928年大選中，李普曼支持共和黨的胡佛，他稱讚胡佛是個“改革家，他可能是比今天投身於公職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更加強烈地意識到美國資本主義弊病的人”。不久，胡佛就帶來了經濟大恐慌，並在大恐慌麵前束手無策，於是，李普曼不得不改口說：“胡佛氣質很糟糕，他沒有活力。如果時局繼續惡化的話，我想他是沒有機會得以防止垮台的。”
在1932年的選舉中，李普曼評論羅斯福說：“羅斯福的確未能有幸長一顆非凡的頭腦，他從未真正準備去把握任何具有很大影響的問題。他從未認真考慮而且也不理解下一屆總統必須關照的重大問題，不過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童子軍而已。他不具有擔任總統的任何重要品質，但卻非常想當總統。”隨後的發展完全推翻了李普曼的預言，作為彌補，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天命所歸的人”，把羅斯福列為美國曆史偉人之一。
盡管李普曼的文章紕漏不少，但他畢竟能獨立思考，勇於立言，自成一家；而且有時的確切中時弊，有鶴立雞群之勢，為自己博得了權威的地位。
譬如說，他能及時看出法國的戴高樂是一個曆史性人物。羅斯福總統及其國務院都沒有重視戴高樂，李普曼就不斷寫文章，而且還不斷向有關人士進言，指出抗德必須依賴戴高樂，戴高樂代表了真正的法國。戰後，李普曼又強調：美國對外的重點應放於歐洲，歐洲的重點在於法國，法國之重點在於戴高樂。他勸告美國當局，不要把戴高樂當作一個高傲的不羈之徒，他認為戴高樂並不高傲，他僅僅是想維護法蘭西的獨立。將來萬一歐洲事起，能真正與美國合作以抗擊蘇聯者唯戴高樂也。李普曼說，戴高樂敢於及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敢於從印度支那撤軍、敢於讓阿爾及利亞獨立，這一切都說明他有清醒的頭腦，能對客觀現實作出正確的反應，可惜美國國務院卻隻有杜勒斯這樣的三等貨色。
1946年當丘吉爾跑到美國密蘇裏州富爾頓發表冷戰演說後，李普曼立即給丘吉爾當頭一棒，他勸告美國人“不應把大英帝國的利益與美國生死攸關的利益等同起來”。他說：“我對丘吉爾的講話感到沮喪，因為他把這個必然的目標以一種可能使其處於危險的方式提了出來，即聯合起來反對蘇聯，而且還要煽動五年之內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李普曼認為，戰後的問題隻能以外交手段來解決。他在《冷戰》一書中寫道：“外交史就是相互競爭的大國之間的關係的曆史，這些大國之間沒有政治上的親密關係可言，它們不會在目標上取得一致。盡管如此，它們之間還是達成了和解。一些和解壽命不很長，一些和解壽命很長。如果一個外交家認為，互相競爭和不友好的大國之間不能達成和解，這就等於完全忘記了外交的性質。”
李普曼認為，美國人攻擊蘇聯搞勢力範圍，這是不公正的，因為美國也在搞勢力範圍。拉丁美洲、西歐以及遠在外洋的日本，都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勢力範圍是一種現實，不能視而不見。解決的方法是謀求雙方取得均衡。他說，均衡要依靠實力。在計算實力的過程中，意識形態不起任何作用。與俄國達成和解並不取決於莫斯科洗心革麵、放棄俄國帝國主義和拋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取決於實力均衡。要緊的並不是蘇聯政治局想做的事情，而是事實上它知道它做不到的事情。他說，就國際關係而言，俄國就是俄國，今天的蘇聯與曆代沙皇沒有區別，人們切不要去相信克裏姆林宮宣傳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因為莫斯科人就首先不相信。如果美國人真的去相信它，那美國人的智商未免太低了。他指出：今天西方與俄國的這場鬥爭是一場爭取軍事優勢的競賽——爭取戰略地位、爭取盟友、爭取從潛在的軍事強國變為實際的軍事強國。和平就在於雙方力量的均衡。
1959年9月23日，李普曼70歲大慶，朋友們為他在全國新聞記者俱樂部舉行一次慶壽宴會，他在宴會上說：
因為我們是具有美國自由傳統的報人，我們闡述新聞的方法不是以事實去遷就教條。我們靠提出理論和假設，這些理論和假設要受到反複的檢驗。我們提出我們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有理的圖景；然後我們坐觀後來的新聞是否能同我們的闡述相吻合。如果後來的新聞與之相吻合，而僅僅在闡述方麵有一些小小的變化，那麽我們就算幹得很好。如果後來的新聞與之不符，如果後來的新聞推翻了早先的報道，就有兩件事可做。一是廢棄我們的理論和闡述，這是自由的、誠實的人的作為；另一種是歪曲或隱瞞那條難以處理的新聞。
如果國家是在人民的讚同下得以掌政的，那麽人民對於治者要求被治者讚同的問題必須具有某種見解。他們怎樣產生見解呢？他們是靠聽收音機和讀報紙，看記者們對華盛頓及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的報道，我們記者在這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在自身所研究的領域內，去推敲、去歸納、去推測正發生的事情，判斷它昨天意味著什麽，明天又可能意味著什麽。
在這裏，我們所做的隻是每個主權公民應做的事，不過他們自己沒有時間或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1972年，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李普曼訪華，但那時他已八十有二，年老體衰，不堪遠行，沒有實現訪華，1974年病逝。
1887年10月22日，約翰·裏德出生於美國西海岸波特蘭的一個富商家庭。在幼兒時代，他的父母曾請了一位中國保姆看護他，還有一位中國廚師。他們常跟他講鬼故事，因此幼小的他一度是一個膽怯的小孩子，直到進學校後才鍛煉身體，逐漸強壯起來。
上學後，裏德變得活潑了。但不久，枯燥和乏味的課程引起他內心的反感，他覺得各科的教學太形式主義了，隻有基礎化學和英國詩歌兩門課喚起了他的興趣，並開始寫作小詩，成為學校中的小詩人。
16歲中學畢業後，裏德到東部上了新澤西市的莫裏斯頓貴族學校。他在學校中經常搞一點男孩子愛玩的惡作劇，結果受到留校察看的處分。
1906年9月，裏德進了哈佛大學。大學的生活不僅滿足他戲弄權威的癖好，而且也使他有了在各方麵施展才能的機會。
實際上，哈佛大學大多數學生都不喜歡裏德那種西部人的直率。因為他們多數出身於美國的名門，在他們看來，裏德隻不過是個普通人，而且太魯莽。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不知道有什麽辦法能和別人找到共同語言。每逢周末，同學們成群結夥地乘電車到波士頓去玩，他們又唱又跳，十分開心。黎明時分，他們唱著歌回來，從我窗下走過。高年級同學畢業後成了音樂家、作家、國務活動家。新生建立了自己的俱樂部。而我卻是局外人。”
兩年後，裏德發現了“第二個哈佛”，這是一個屬於和他一樣不能參加一般社會活動的學生的哈佛。這些人團結在一起，組成一個團體，搞各種活動。裏德把這些活動稱為“複興運動”。俱樂部取名為“世界主義者俱樂部”，它主要是一個討論世界大事的場所。每次集會，裏德都積極參加，因為這裏所辯論的問題正是他所喜歡的。
這個團體以後在貝克教授指導下成立了話劇俱樂部，它造就了不少有成就的劇作家，包括尤金·奧尼爾在內。裏德成了俱樂部主席的助手。他全力工作，獲得好評。他還為俱樂部寫過劇本。
他還經常參加他的同學李普曼所組織的“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各種討論。
在哈佛度過的4年並沒有使裏德進入上流社會，但這4年卻大大有助於他發揮其寫作才能，這主要是因為著名文學教授科普倫德教導有方。
戰後的發展使李普曼大失所望。他本來深信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但《巴黎和約》是對德國的一種報複，違反了理想的原則。《新共和》本來是主戰的，現在它極力反對和約。
1922年，李普曼離開《新共和》到了紐約《世界日報》。那時的《世界日報》是一份自由主義報紙。李普曼主寫社論，評論重大事件，如：禁酒問題、裁軍問題、沙可和樊讚地問題、斯考普審判問題等等，筆鋒銳利，大受歡迎。他被公認為是一名“輿論專家”。
1931年，《世界日報》關門，李普曼轉到了保守主義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任專欄辛迪卡作家。這一轉變使許多讀者大惑不解。其實他的思想一直在逐步向保守派靠近。現在的職位保證他可以完全自由地發言，不受老板管束。而且該報為全國性報紙，可以使他的聲音傳至全國。作為一名實用主義者，他何樂而不為。
他的專欄名為“今日和明日”，發送200家報紙，評論家阿瑟·克魯克說：“閱讀（不是理解）李普曼突然成了時髦。”
李普曼自己則認為他的文章實事求是，沒有受黨派或意識形態牽製。
1937年，他與花葉離婚，引起了紐約朋友們的批評。他乃移居華盛頓，並於1938年與海倫·伯恩結婚。在30年代中，他一直主張美國對歐洲應采取中立主義。但現在噩耗接踵而來。首先是張伯倫在慕尼黑向希特勒投降，然後是德國入侵波蘭，不久就有法國淪陷。他的中立主義宣告破產。他要求取消對民主國家的軍火禁運，讚成把美國的驅逐艦讓給英國，極力支持羅斯福的“租借法案”。從此，他再也不相信裁軍、中立、國際討論等辦法。他隻相信實力和軍事平衡。
隨著德國和日本的失敗，又有人出來推銷戰後的“一個世界”學說。他早已不相信這一套。他寫了一本書：《美國的外交政策：保衛共和國的盾牌》。該書認為美國已不可能采取孤立主義，主觀的善意不能替代軍事實力，戰後若要和平，必須繼續保持美英蘇的聯盟。但這一聯盟終歸破滅。為此，他不但大罵莫斯科，而且也大罵倫敦和華盛頓。1947年，他寫了一本《冷戰》，抨擊喬治·凱南的“圍堵主義”。但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後，他不再對蘇聯懷有希望，又回過頭來支持政府現行政策，一直到越戰為止。說到越戰，當然要涉及約翰遜總統。
約翰遜以偶然機會登上了總統寶座，而且那位前總統又是在聲譽鼎盛之期突然死亡的，所以他的處境並不愉快。這時，作為輿論大王的沃爾特·李普曼寫了幾篇社論，籲請全國人民要相信新總統。因此，約翰遜對李普曼是深懷感謝之情的。
當肯尼迪安葬完畢，送走吊唁的外國貴賓以後，約翰遜就打電話給李普曼，問他是否願意邀請自己去他家做客。半小時後，總統就在保鏢們的前呼後擁下，按響了李普曼家的門鈴。李普曼在回憶時說：“當時隻有海倫（李的夫人）、他和我三人在場。他對海倫很親切，他自己很謙恭。他對這偶然落在他頭上的大任的確不知所措，但他一點也不害怕。我的印象是，他十分需要幫助。”
通過這次拜訪，約翰遜自以為李普曼已成了他的朋友，他一有時機就吹噓：“李普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新聞記者，他是我的朋友。”在約翰遜執政的頭一年半中，總統對李普曼恩寵有加：對他迎以大熊式的擁抱，即興地邀他同總統夫人和女孩子們共進晚餐，讓他定期地聽取邦迪的情況通報，真誠地請他發表高見。
當1964年大選來臨之際，李普曼毫無保留地為約翰遜鼓吹，他寫道：“就其天性、氣質、信譽和經曆而言，林登·約翰遜此人最合適。”
約翰遜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偉大社會”的計劃，李普曼對此大加喝彩。他認為這是約翰遜仿效羅斯福新政的翻版，旨在為“大眾政府的編年史上揭開新的篇章”；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第一次沒有把注意力放在國外的種種危險上，而放在國內的問題和前景上。他還誇約翰遜是一位“大有成功希望的大膽革新者，因為他同美國的思想情緒和輿論觀點的最主體部分保持著很深的聯係”。
但約翰遜和李普曼的蜜月不久就在越南問題上宣告結束了。原來，約翰遜曾告訴李普曼，他將用非軍事手段解決越南問題。可是，曾幾何時，他就下令對北越進行“滾雷轟炸”，並在南越增派5萬、10萬的大軍。
李普曼指出：“一個成熟的大國使用自己的力量應當有分寸，有限度。它應當避免全球責任，不僅不使它卷入永無休止的幹涉性戰爭，而且不使它陶醉於一種幻想之中，認為自己是爭取正義的鬥士，它所打的每一場戰爭都是為了結束一切戰爭。全球主義不僅會使我們到處身陷重圍，而且它是建立在十分愚蠢的觀念之上的，即認為如果我們不在世界上建立秩序——不論要付出什麽樣的代價——我們就不能在世界上安居樂業。”他直接指責約翰遜：“他的問題的根子就在於他的驕傲自大，他死不承認美國的局限性和他自己的局限性。總統完全沉溺在一種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中，從而使他認為能夠用坦克打蚊子，用B52轟炸機建立一個偉大的社會。現在人們日益相信，約翰遜的美國已經不再是曆史上的美國了，現在它是一個依賴優勢武力實現其目的的劣等帝國，美國不再是自由社會的明智與人道的榜樣了。”
約翰遜反唇相譏，責罵李普曼是一個反複無常的小人。其實，李普曼雖不是小人，但反複無常倒是家常便飯。
在1928年大選中，李普曼支持共和黨的胡佛，他稱讚胡佛是個“改革家，他可能是比今天投身於公職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更加強烈地意識到美國資本主義弊病的人”。不久，胡佛就帶來了經濟大恐慌，並在大恐慌麵前束手無策，於是，李普曼不得不改口說：“胡佛氣質很糟糕，他沒有活力。如果時局繼續惡化的話，我想他是沒有機會得以防止垮台的。”
在1932年的選舉中，李普曼評論羅斯福說：“羅斯福的確未能有幸長一顆非凡的頭腦，他從未真正準備去把握任何具有很大影響的問題。他從未認真考慮而且也不理解下一屆總統必須關照的重大問題，不過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童子軍而已。他不具有擔任總統的任何重要品質，但卻非常想當總統。”隨後的發展完全推翻了李普曼的預言，作為彌補，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天命所歸的人”，把羅斯福列為美國曆史偉人之一。
盡管李普曼的文章紕漏不少，但他畢竟能獨立思考，勇於立言，自成一家；而且有時的確切中時弊，有鶴立雞群之勢，為自己博得了權威的地位。
譬如說，他能及時看出法國的戴高樂是一個曆史性人物。羅斯福總統及其國務院都沒有重視戴高樂，李普曼就不斷寫文章，而且還不斷向有關人士進言，指出抗德必須依賴戴高樂，戴高樂代表了真正的法國。戰後，李普曼又強調：美國對外的重點應放於歐洲，歐洲的重點在於法國，法國之重點在於戴高樂。他勸告美國當局，不要把戴高樂當作一個高傲的不羈之徒，他認為戴高樂並不高傲，他僅僅是想維護法蘭西的獨立。將來萬一歐洲事起，能真正與美國合作以抗擊蘇聯者唯戴高樂也。李普曼說，戴高樂敢於及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敢於從印度支那撤軍、敢於讓阿爾及利亞獨立，這一切都說明他有清醒的頭腦，能對客觀現實作出正確的反應，可惜美國國務院卻隻有杜勒斯這樣的三等貨色。
1946年當丘吉爾跑到美國密蘇裏州富爾頓發表冷戰演說後，李普曼立即給丘吉爾當頭一棒，他勸告美國人“不應把大英帝國的利益與美國生死攸關的利益等同起來”。他說：“我對丘吉爾的講話感到沮喪，因為他把這個必然的目標以一種可能使其處於危險的方式提了出來，即聯合起來反對蘇聯，而且還要煽動五年之內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李普曼認為，戰後的問題隻能以外交手段來解決。他在《冷戰》一書中寫道：“外交史就是相互競爭的大國之間的關係的曆史，這些大國之間沒有政治上的親密關係可言，它們不會在目標上取得一致。盡管如此，它們之間還是達成了和解。一些和解壽命不很長，一些和解壽命很長。如果一個外交家認為，互相競爭和不友好的大國之間不能達成和解，這就等於完全忘記了外交的性質。”
李普曼認為，美國人攻擊蘇聯搞勢力範圍，這是不公正的，因為美國也在搞勢力範圍。拉丁美洲、西歐以及遠在外洋的日本，都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勢力範圍是一種現實，不能視而不見。解決的方法是謀求雙方取得均衡。他說，均衡要依靠實力。在計算實力的過程中，意識形態不起任何作用。與俄國達成和解並不取決於莫斯科洗心革麵、放棄俄國帝國主義和拋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取決於實力均衡。要緊的並不是蘇聯政治局想做的事情，而是事實上它知道它做不到的事情。他說，就國際關係而言，俄國就是俄國，今天的蘇聯與曆代沙皇沒有區別，人們切不要去相信克裏姆林宮宣傳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因為莫斯科人就首先不相信。如果美國人真的去相信它，那美國人的智商未免太低了。他指出：今天西方與俄國的這場鬥爭是一場爭取軍事優勢的競賽——爭取戰略地位、爭取盟友、爭取從潛在的軍事強國變為實際的軍事強國。和平就在於雙方力量的均衡。
1959年9月23日，李普曼70歲大慶，朋友們為他在全國新聞記者俱樂部舉行一次慶壽宴會，他在宴會上說：
因為我們是具有美國自由傳統的報人，我們闡述新聞的方法不是以事實去遷就教條。我們靠提出理論和假設，這些理論和假設要受到反複的檢驗。我們提出我們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有理的圖景；然後我們坐觀後來的新聞是否能同我們的闡述相吻合。如果後來的新聞與之相吻合，而僅僅在闡述方麵有一些小小的變化，那麽我們就算幹得很好。如果後來的新聞與之不符，如果後來的新聞推翻了早先的報道，就有兩件事可做。一是廢棄我們的理論和闡述，這是自由的、誠實的人的作為；另一種是歪曲或隱瞞那條難以處理的新聞。
如果國家是在人民的讚同下得以掌政的，那麽人民對於治者要求被治者讚同的問題必須具有某種見解。他們怎樣產生見解呢？他們是靠聽收音機和讀報紙，看記者們對華盛頓及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的報道，我們記者在這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在自身所研究的領域內，去推敲、去歸納、去推測正發生的事情，判斷它昨天意味著什麽，明天又可能意味著什麽。
在這裏，我們所做的隻是每個主權公民應做的事，不過他們自己沒有時間或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1972年，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李普曼訪華，但那時他已八十有二，年老體衰，不堪遠行，沒有實現訪華，1974年病逝。
1887年10月22日，約翰·裏德出生於美國西海岸波特蘭的一個富商家庭。在幼兒時代，他的父母曾請了一位中國保姆看護他，還有一位中國廚師。他們常跟他講鬼故事，因此幼小的他一度是一個膽怯的小孩子，直到進學校後才鍛煉身體，逐漸強壯起來。
上學後，裏德變得活潑了。但不久，枯燥和乏味的課程引起他內心的反感，他覺得各科的教學太形式主義了，隻有基礎化學和英國詩歌兩門課喚起了他的興趣，並開始寫作小詩，成為學校中的小詩人。
16歲中學畢業後，裏德到東部上了新澤西市的莫裏斯頓貴族學校。他在學校中經常搞一點男孩子愛玩的惡作劇，結果受到留校察看的處分。
1906年9月，裏德進了哈佛大學。大學的生活不僅滿足他戲弄權威的癖好，而且也使他有了在各方麵施展才能的機會。
實際上，哈佛大學大多數學生都不喜歡裏德那種西部人的直率。因為他們多數出身於美國的名門，在他們看來，裏德隻不過是個普通人，而且太魯莽。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不知道有什麽辦法能和別人找到共同語言。每逢周末，同學們成群結夥地乘電車到波士頓去玩，他們又唱又跳，十分開心。黎明時分，他們唱著歌回來，從我窗下走過。高年級同學畢業後成了音樂家、作家、國務活動家。新生建立了自己的俱樂部。而我卻是局外人。”
兩年後，裏德發現了“第二個哈佛”，這是一個屬於和他一樣不能參加一般社會活動的學生的哈佛。這些人團結在一起，組成一個團體，搞各種活動。裏德把這些活動稱為“複興運動”。俱樂部取名為“世界主義者俱樂部”，它主要是一個討論世界大事的場所。每次集會，裏德都積極參加，因為這裏所辯論的問題正是他所喜歡的。
這個團體以後在貝克教授指導下成立了話劇俱樂部，它造就了不少有成就的劇作家，包括尤金·奧尼爾在內。裏德成了俱樂部主席的助手。他全力工作，獲得好評。他還為俱樂部寫過劇本。
他還經常參加他的同學李普曼所組織的“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各種討論。
在哈佛度過的4年並沒有使裏德進入上流社會，但這4年卻大大有助於他發揮其寫作才能，這主要是因為著名文學教授科普倫德教導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