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節 林肯·斯蒂芬
1885年，斯蒂芬離家進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作為一名花花公子，斯蒂芬在學校幹的是打球、賽跑、賭博、扯淡。直到三年級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才開始有個學生樣了。他進入三年級時決定專修曆史：“去選一切必修之課，也包括那些我本來考不及格的課，既下此決心，我就十分認真地聽了威廉·瓊斯教授的‘美國憲法史導言’。他講得並不動人，但我注意到，他交代我們該讀何書何頁後，又捎帶提到一些其他參考書，給那些有心深入探討的人。”“下課後其他人都跑去曬太陽了，我卻找上瓊斯教授，要求他把書名開給我，他不勝驚異。他開了書名，我就奔往圖書館，念了兩本參考書中的有關章節，發現它們在某些地方說法不一，我再去找其他權威著作，發現說法也不一致。圖書館管理員在我要求之下又幫我找了一些其他的書，直至閉館。我又跑去找瓊斯教授，要他再開一些參考書。我不是想做好孩子，我要比這更進一層，我要做一名探索的孩子，他借給了我幾本書。”“曆史學家竟並不通曉曆史！曆史不是科學，而是一個有待研究的領域，有待我，有待任何年輕人去進行探索，去發現，去寫出科學性報告。我感到著了迷。我日複一日一段一章地讀，經常發現見解和事實都有重要分歧，我發現我將有許多工作要做。”“當然，我成了一名好學生，當課堂上同學們回答不出問題時，瓊斯教授就說，‘斯蒂芬，你告訴他們吧！’”“不過，當時主要操縱我的倒不是虛榮心，而是感到我正在學到一種研究曆史的方法，感到曆史的每一頁都在要求我們去重寫，這是青年們可以去做的事，那些高人一等的老一代人並沒有作出什麽成績。”
斯蒂芬書讀得愈多，愈覺得曆史之撲朔和是非之迷離，他決定要搞個清楚，這就必須到當時哲學聖地德意誌去探索。
從伯克利畢業後，斯蒂芬向他爸爸談了他的計劃。“我爸爸聽了我的計劃，感到很失望，他本來希望我接他的生意，他之所以繼續做生意就是等我去接班的。當我說完我的計劃，並著重說明，不管我將來做什麽，我決不會去做生意。他神色沮喪地說，他將出售他的生意而告老退休。他果真不久就這樣做了。”
1889年，斯蒂芬進了柏林大學修哲學，他向柏林大學注冊處呈上伯克利的畢業證書，那不懂英語的管事說：“這是博士學位證書嗎？拿回去，美國的博士學位在我們這兒不值一文，你隻要給我看你的美國護照就行了。”
斯蒂芬在德國念了4個大學，由柏林大學轉至海德堡大學，由海德堡大學轉至慕尼黑大學，由慕尼黑大學轉至萊比錫大學。他念完德國大學後又轉至巴黎，並在巴黎結了婚，妻子約瑟芬也是美國人。他丈母娘是美國籍，因同她丈夫離了婚，攜女兒在德國讀書，斯蒂芬在德國邂逅約瑟芬並結為百年之好。
從巴黎又到倫敦的博物館圖書館，這時，斯蒂芬真可以算是滿腹皆文章了。1892年，斯蒂芬帶了妻子和嶽母從倫敦回到紐約。
船剛到紐約碼頭，他爸爸在紐約的代理人就跑上船來，交給了斯蒂芬一封他爸爸的親筆信：
我親愛的兒子：
當你中學畢業要求上大學時，我把你送進了伯克利。當你畢業後，你不想接我的生意，我就把生意讓了出去。你想去柏林學習，我讓你去了。柏林之後有海德堡，之後有萊比錫。念完德國大學，你又要去上巴黎的法國大學，我同意了。你在法國一年，之後又去倫敦英國博物館待半年，你全都如願了。
現在，你大概已通曉生活的理論了，但還有另外一麵，即生活的實踐。生活的實踐也大大值得一學。我建議你學它一學，而學習之道，我認為，最好留在紐約混一陣子。
附上一百美元，足夠維持你一個星期，直到你找到維持生計的辦法。
斯蒂芬在《自傳》中寫道：“這封信使我感到我的船沉了，我必須遊泳以自救。”
原來斯蒂芬並沒有把結婚的事告訴他爸爸。如果他爸爸知道他帶妻子回來，一定會替他們安排得舒舒服服，而且斯蒂芬也多半會按照他原定計劃，在加州當個哲學教授或倫理學教授。由於這一疏忽，斯蒂芬被逼上了他本來沒有預想到的道路。人生中有很多偶然，這是不能排除的。
斯蒂芬每天閱讀報紙上的招聘廣告，逐家上門求職，屢遭碰壁。在那個時代，企業界是看不上大學生的，據斯蒂芬說：“除了衣冠楚楚，麵貌清秀以外，我的另一個求職的障礙是我受了大學教育，而且不隻是一個大學，而是三四個。”
斯蒂芬的錢本來隻能養活他自己，他妻子是由丈母娘養活的。現的，丈母娘不但要養活女兒，也開始養活女婿了。斯蒂芬開始悟到“生活原來不是我從書本上看到的那個樣子”。
斯蒂芬口袋中本來有一封他爸爸為他開的介紹信，斯蒂芬為了表示獨立性，不願依靠這封介紹信，碰巧他嶽母也是一名女中豪傑，反對依靠介紹信。倒是年輕的妻子是一名現實主義者，斯蒂芬在屢遭失敗後，不得不依從妻子的勸告，把介紹信拿了出來，最後在《紐約郵報》的本市版當上了一名記者。
生活的第一堂課就把斯蒂芬20年來所學的關於真善美的理想打得個稀巴爛。
不過，說到寫文章，斯蒂芬的功夫到底要高人一籌，他的文章膾炙人口，別有一番滋味，他本人也馬上成了《郵報》的明星記者。
斯蒂芬當記者是為了掙錢吃飯。但他是一名富家子弟，所以他又有不為錢的一麵。正是這後一麵，使斯蒂芬成了獨具一格的記者。
斯蒂芬心中有一隻“作祟之蟲”，姑且叫作“追求真理之蟲”，它老把斯蒂芬的心搔得癢癢的，使他忘記發財，忘記爭名，忘記奪利，總有一股“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勁頭兒。
當時，紐約市塔姆尼老板叫理查德·克勞克。人人都在說，克勞克是紐約市頭號大惡棍。《郵報》要求斯蒂芬去采訪克勞克。斯蒂芬是天下第一號雪乃克（cynic），所以浮起在他腦際的第一個問號就是：克勞克是壞蛋嗎？
以下就是斯蒂芬的敘述：
出於強烈的個人興趣，我決定不通過電話預約而親自去他辦公室，第14街的塔姆尼大廈。他是經常不在的，但那天他恰巧在。他已披上大衣，戴上帽子，準備外出。他邀請我不妨邊走邊談。
他說：“我知道《郵報》想探聽，不錯，《郵報》需要探聽。但拉裏·高德金（《郵報》老板）不會從迪克·克勞克這兒探聽到任何東西，他派你來想從我這兒撈些東西以便考我。”
他慢步跨著石板，和善地朝著我說：“難道事情不是這樣嗎？如果我發表談話，不管我談的是什麽，他就會雞蛋裏挑骨頭來整我。他不會如實地刊印我所說的或你所寫的，讓讀者自作判斷，他將找茬兒抓辮子來整我。孩子，你知道他是會這樣做的。所以，如果我向你提供信息以便發表，那不是愚不可及嗎？”
“你知道，處於我這樣地位的人必須三緘其口，由他們說三道四，捕風捉影。我隻能紋絲不動，聽之任之。”他嚴肅地看了我一眼，然後又笑著說：
“但是，在人對人的基礎上，我是願意同你談的，隻要你答應不供發表，甚至不向你的編輯報告。隻要不涉及別人，關於我個人的事，我什麽都可談，而且可以直言不諱，無所隱瞞。”
我完全知道，作為一名記者，我不能答應保密。但我還年輕，我想知道這個世界，而知識對我說是無價之寶。我覺得克勞克先生很吸引我。我尊敬他，甚至開始喜歡他，所以我答應保密。
那時，我們已走到聯邦廣場。他接著說，“好，那麽你想知道什麽呢？”
我說，“關於老板製度，為什麽我們要有老板，我們已經有市長，有市參議員……”
他打斷我說：“這就是原因。正因為有市長、有參議員、有諸多法官等等，要有一百多個打交道對象。政府無非是一門生意，你不能跟眾多官員做生意，他們各有各的算盤，不得痛快，而且今年進，明年出，沒有一個準。做生意的人總希望跟一個人打交道，而這個人必須是常在那兒而且說了算數。”
我說，“你說生意！但我認為政府是搞政治的。”
他笑了笑對著我說：“難道你沒有聽說過‘生意就是生意’嗎？政治生意也是如此。其他如出版業、新聞業、醫療業、藝術、體育運動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生意。”
我說：“但生意並沒有老板。”
他停下來，很嚴肅地說：“不，華爾街有老板，正像塔姆尼和共和黨機器一樣。”
“但他們沒有貪汙。他們不接受沙龍的賄賂，不抽妓女的賣身錢。”
“不，華爾街也有貪汙。你的話不很清楚。我想，你說的是華爾街沒有警察局那樣的十分肮髒的貪汙。”
“是的。”
“警察局貪汙是肮髒，但我們隻能聽之任之。如果我們自己搞大貪汙，不讓警察搞一點小貪汙，說得過去嗎？我們不能做偽君子，自己搞大的，卻不許別人搞小的。”
我們已走到麥迪遜廣場，我鬥膽又問了一句：“你是在政治中撈錢？”
他斬釘截鐵地說：“不錯，正像生意人在生意中撈錢一樣。”
他又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從來沒有從警察那兒接受過一分肮髒錢。”
我相信他的話。事實也的確如此，克勞克對我說的全是真話，他從不講假話，隻有供發表的話有假，但他也會說明那些是假話，他信守道義，他執行著百分之百的袍哥道德。
斯蒂芬並不夢想發財，但天下偏多巧事，卻有人硬要把發財放在他手中，他《自傳》中有兩章，標題曰：“我繼承了一筆財產”和“我成了資本家”。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從德國領事館發來的一份私人電報，通知他弗裏德裏契·克魯德華爾夫逝世，其遺囑指定斯蒂芬為繼承人及遺囑執行人。
弗裏德裏契是斯蒂芬留德時候的一位同窗，他父親是一名海員，後來從商，發了一點財，他要求兒子繼承他的生意。但弗裏茨不愛生意，他要研究藝術史。他好不容易爭取到一段時間上了大學，但迫於父命，隻好草草收兵，憂鬱地回家鄉繼承父業。不久他父親病死了，接著，弗裏茨本人也歸西了。弗裏茨和斯蒂芬是一對鏡中人。倆人都有一個發了財的爸爸，爸爸都要求兒子做生意以繼承父業，兒子都不願意做生意而一心想念書，特別是探討人生的真諦，但他們卻得到了兩個不同的結果。
請注意，這兒倒不是偶然在起作用了，在這兒起作用的是兩個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前者說服從服從，後者卻說放任放任。前者說，老一輩必須管後一輩；後者卻說，老一輩隻能管老一輩，我才不理你那一套。勝利屬於美利堅而不屬於德意誌。
但德意誌也有德意誌的可愛。弗裏茨沒有把財產交給他的後代或親屬，而是交給了一位萍水相逢的異鄉人。
斯蒂芬接電報後奔赴不來梅，廉價出售了弗裏茨的所有房地產及財物，得了一筆現款，回紐約在華爾街買進了一批股票，成了資本家，盡管隻是最小號的。
斯蒂芬雖然是紐約市的明星記者，但這時並未成全國性人物。他的聲名大振是由於他發動了“扒糞運動”。1902年秋，斯蒂芬離開《郵報》，出任《麥克魯爾雜誌》的執行編輯，年薪5000美元。
斯蒂芬在雜誌上發表了一係列揭露美國各大城市政治內幕的文章，並匯成小書，題名為“城市的醜態”，一時洛陽紙貴，成了扒糞文學中的經典著作，並促使其他扒糞者發表了一係列的扒糞名作，如伊達·塔貝爾的《美孚石油公司內幕》、厄潑登·辛克萊的《屠場》等等，幾乎造成美國處處談扒糞的局麵。
斯蒂芬在報道密蘇裏州聖路易城時談到了一個黨老板，名叫愛德華·布特勒。他是鐵匠出身，是專門打馬蹄鐵的，但出身並沒有妨礙他從政。由於伺機而動，此人爬上了黨老板的位置。在一次選舉中，布特勒的政治機器把一個名叫約瑟夫·福爾克的選上了檢察長的位置。布特勒手下的人曾對布特勒說，福爾克不是自己人，有清官之名，切不可選他。但布特勒卻神氣十足地說：“他名譽好，我們正好利用這一點。”
福爾克當檢察長後果真沒有感謝布特勒的提拔而反過來進行扒糞。當斯蒂芬往訪時，他就向斯蒂芬說，“我上任以後就發現這個刑事機關原來是由一批刑事犯在操縱的。”
福爾克要整肅內部，布特勒就上門警告說：“他們推選了你，沒有他們，你今天怎能當上檢察長。”
福爾克說：“我在就職時做了宣誓，現在我要按照我的宣誓辦事。”
布特勒說：“那好，我們有辦法幹掉你，你等著瞧吧。”
斯蒂芬把這件事公開了，於是輿論大嘩，布特勒沒有辦法下毒手。相反的，在輿論壓力之下，布特勒的貪汙集團終於被揭了蓋子。這個集團在銀行內存有大筆款項，這筆錢規定好是專供收買市議員之用的。
福爾克說：“是好名聲的企業界人士賄賂了我們的壞名聲的市議員。在聖路易，正是好的生意培養了壞的政府。”
由於事情愈鬧愈大，國會不得不派了一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並最後發表了一個報告：“我們的調查年限至少有10年，我們發現，每一項牽涉到某種特許權的法案，其所以能通過，都是由於有關企業向議員支付了他們所索取的代價。議員們自己組成集團以控製足夠的票數。他們間又自動地推出一個頭頭，這個頭頭可以代表全體成員拍板。他向有關方麵收進雙方所協議好的為通過某一法案所必須支付的錢，並由他分配給各成員。”
“在通過《聖路易第44號房屋法》時，聖路易郊區鐵路公司送了議員們7.5萬美元。這個法案通過後，該鐵路公司的房地產價格由原來的300萬美元上漲至900萬美元。”
當時已卸任的前總統克利夫蘭對斯蒂芬說：“我並不懷疑你所報道的福爾克先生的證據，我不能接受的是你描繪的整個圖畫。不，不，我也不懷疑這幅圖畫，這幅圖畫是真實的。我在我任內親自看到過這一切。我隻是心虛，不敢把真實的東西當作真實來寫。”
斯蒂芬的助手沃爾特·李普曼特地為斯蒂芬繪製了一幅貪汙網圖。
說到李普曼，大家都知道此人曾稱霸美國報壇曆時半個世紀之久，是斯蒂芬從哈佛大學挑出來的一名徒弟。當時斯蒂芬通過哈佛大學校長艾利奧特挑選了兩個徒弟，另一位就是《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約翰·裏德。
斯蒂芬不是培育英才，而是挑英才而培育之。李普曼和裏德曾請示斯蒂芬該怎麽寫，斯蒂芬的典型答案是：你愛怎麽寫就怎麽寫。結果，李普曼和裏德都成了一流記者，這又是Laissez-faire的一大勝利。
其實，李普曼和裏德後來都曾從不同角度批評斯蒂芬，斯蒂芬心胸之寬一如胡適，胡適曾說，“我要辦雜誌就有兩條：一，雜誌必須值得一駁；二，雜誌必須經得起駁。”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又把斯蒂芬帶上了一條新的道路。斯蒂芬是第一個在俄國革命前夕進入俄國作實地采訪的美國大記者。1917年3月，他在紐約搭了一條挪威船前往俄國，湊巧的是，他在船上碰到了俄國革命領袖托洛茨基，並交上了朋友。不幸的是，趕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時，英國當局扣留了托洛茨基，從而使斯蒂芬失去一個報道托洛茨基的機會。
1917年4月，列寧從芬蘭返回俄國，當時俄國已陷入混亂狀態，斯蒂芬親眼看到了列寧向無組織的群眾發表演說。
1919年，斯蒂芬作為美國蒲立德代表團的成員，又一次去俄國，他們抵達彼得堡後，由蘇維埃外長托洛茨基陪同前往莫斯科，會晤列寧。斯蒂芬認為：“威爾遜是一名水手，而列寧卻是一名舵手”。他說，他在俄國“看到了未來”，俄國革命“是靈的”。
美國報界本來已給斯蒂芬戴上了“激進分子”的帽子，現在《紐約時報》進一步報道了這樣的消息：美國司法部已把斯蒂芬列為“布爾什維克的同情者”和“托洛茨基崇拜者”。
斯蒂芬在晚年的確采取了共產主義立場，但他是否是黨員卻是一個謎。
斯蒂芬於1936年病逝。在病重時，美國不少左派人士前往看望，其中有一人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由於他思想激進，斯蒂芬在晚年實際上已被美國當局及報界列入黑名單，所以他在1934年曾憤慨地說：“你可以犯罪，可以破壞禮儀，可以違反清規，這一切都可寬恕，但如果你使用腦袋進行思考，你就不能獲得寬恕。”
1889年9月23日，沃爾特·李普曼出生於紐約的一個富裕猶太家庭。他父親是一名投資商。每年要去歐洲旅遊一次，所以李普曼小時候就是歐洲的一位小遊客。他在紐約的私立學校上中小學，天資敏慧，總是名列前茅。他享受獎學金入了哈佛大學，學業卓著，他的同班同學約翰·裏德曾說他有朝一日會當美國總統。
英國的查斯特菲爾德勳爵曾說：“18歲不相信激進主義是沒有心腸。”所以，李普曼和裏德當時都是激進分子。他常到波士頓貧民區做調查，並在學校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俱樂部”，他是主席。他還在校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美國應進行社會改革。沃爾特·李普曼他師從當時的有名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和喬治·桑塔約納。本科畢業後他又進了研究院，桑塔約納收他為助教，原想培養他做自己的接班人，但李普曼沒有念完碩士就不想念了，而進入了波士頓的一家社會主義報紙《波士頓普通報》做記者。
他結識了波士頓改革派人士拉爾夫·艾爾伯遜，並於1917年娶走了他的女兒花葉。但更重要的是他受到“扒糞明星”林肯·斯蒂芬的賞識。裏德和李普曼都成了斯蒂芬的徒弟，但最後兩人又分手。兩人的區別是：前者以感情為主投入了社會主義，而後者卻以腦子為主投入了社會主義。
波士頓附近有一個格林尼治村，是文人學士聚會闊談的場所。李普曼也經常去那兒，但他逐漸發現這一批人無非是左派空談家，於是慢慢地與他們疏遠。他要找實際可行的東西。他發現了西奧多·羅斯福。羅斯福的得力助手赫爾伯特·克勞利辦了一個刊物《新共和》周刊，宣傳羅斯福的“新國家主義”，他把24歲的李普曼請去當編輯。
在此期間，李普曼寫了一本書：《遊延與把穩》。他這本書實際上表示了他與社會主義決裂。他現在認為，美國應由關心民眾的精英分子來治理一個管理科學化的國家。西奧多對此書大為歎服，他說：“李普曼是全美國最有為的青年。”
1914年歐戰爆發之時，李普曼恰巧在英國，他在那兒結識了費邊派的社會主義者蕭伯納和H。G。威爾斯。他們鼓勵他寫歐戰問題。
1915年，李普曼發表了《外交的分量》。他相信美國不能聽任英國失敗，於是他寫了一係列文章主張美國應當參戰。他和威爾遜總統的親信愛德華·豪斯建立了關係，得以進白宮進行采訪。美國參戰後，李普曼進入了威爾遜的“內圈”，成了一名筆杆子，並參與了“威爾遜十四點”的起草工作。
1918年，豪斯派他到倫敦去收集情報，並寫宣傳品運進德國內地。這項工作使他對新聞工作有了一個新的感受：“老百姓可以受宣傳的操縱。”
斯蒂芬書讀得愈多，愈覺得曆史之撲朔和是非之迷離，他決定要搞個清楚，這就必須到當時哲學聖地德意誌去探索。
從伯克利畢業後，斯蒂芬向他爸爸談了他的計劃。“我爸爸聽了我的計劃，感到很失望，他本來希望我接他的生意，他之所以繼續做生意就是等我去接班的。當我說完我的計劃，並著重說明，不管我將來做什麽，我決不會去做生意。他神色沮喪地說，他將出售他的生意而告老退休。他果真不久就這樣做了。”
1889年，斯蒂芬進了柏林大學修哲學，他向柏林大學注冊處呈上伯克利的畢業證書，那不懂英語的管事說：“這是博士學位證書嗎？拿回去，美國的博士學位在我們這兒不值一文，你隻要給我看你的美國護照就行了。”
斯蒂芬在德國念了4個大學，由柏林大學轉至海德堡大學，由海德堡大學轉至慕尼黑大學，由慕尼黑大學轉至萊比錫大學。他念完德國大學後又轉至巴黎，並在巴黎結了婚，妻子約瑟芬也是美國人。他丈母娘是美國籍，因同她丈夫離了婚，攜女兒在德國讀書，斯蒂芬在德國邂逅約瑟芬並結為百年之好。
從巴黎又到倫敦的博物館圖書館，這時，斯蒂芬真可以算是滿腹皆文章了。1892年，斯蒂芬帶了妻子和嶽母從倫敦回到紐約。
船剛到紐約碼頭，他爸爸在紐約的代理人就跑上船來，交給了斯蒂芬一封他爸爸的親筆信：
我親愛的兒子：
當你中學畢業要求上大學時，我把你送進了伯克利。當你畢業後，你不想接我的生意，我就把生意讓了出去。你想去柏林學習，我讓你去了。柏林之後有海德堡，之後有萊比錫。念完德國大學，你又要去上巴黎的法國大學，我同意了。你在法國一年，之後又去倫敦英國博物館待半年，你全都如願了。
現在，你大概已通曉生活的理論了，但還有另外一麵，即生活的實踐。生活的實踐也大大值得一學。我建議你學它一學，而學習之道，我認為，最好留在紐約混一陣子。
附上一百美元，足夠維持你一個星期，直到你找到維持生計的辦法。
斯蒂芬在《自傳》中寫道：“這封信使我感到我的船沉了，我必須遊泳以自救。”
原來斯蒂芬並沒有把結婚的事告訴他爸爸。如果他爸爸知道他帶妻子回來，一定會替他們安排得舒舒服服，而且斯蒂芬也多半會按照他原定計劃，在加州當個哲學教授或倫理學教授。由於這一疏忽，斯蒂芬被逼上了他本來沒有預想到的道路。人生中有很多偶然，這是不能排除的。
斯蒂芬每天閱讀報紙上的招聘廣告，逐家上門求職，屢遭碰壁。在那個時代，企業界是看不上大學生的，據斯蒂芬說：“除了衣冠楚楚，麵貌清秀以外，我的另一個求職的障礙是我受了大學教育，而且不隻是一個大學，而是三四個。”
斯蒂芬的錢本來隻能養活他自己，他妻子是由丈母娘養活的。現的，丈母娘不但要養活女兒，也開始養活女婿了。斯蒂芬開始悟到“生活原來不是我從書本上看到的那個樣子”。
斯蒂芬口袋中本來有一封他爸爸為他開的介紹信，斯蒂芬為了表示獨立性，不願依靠這封介紹信，碰巧他嶽母也是一名女中豪傑，反對依靠介紹信。倒是年輕的妻子是一名現實主義者，斯蒂芬在屢遭失敗後，不得不依從妻子的勸告，把介紹信拿了出來，最後在《紐約郵報》的本市版當上了一名記者。
生活的第一堂課就把斯蒂芬20年來所學的關於真善美的理想打得個稀巴爛。
不過，說到寫文章，斯蒂芬的功夫到底要高人一籌，他的文章膾炙人口，別有一番滋味，他本人也馬上成了《郵報》的明星記者。
斯蒂芬當記者是為了掙錢吃飯。但他是一名富家子弟，所以他又有不為錢的一麵。正是這後一麵，使斯蒂芬成了獨具一格的記者。
斯蒂芬心中有一隻“作祟之蟲”，姑且叫作“追求真理之蟲”，它老把斯蒂芬的心搔得癢癢的，使他忘記發財，忘記爭名，忘記奪利，總有一股“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勁頭兒。
當時，紐約市塔姆尼老板叫理查德·克勞克。人人都在說，克勞克是紐約市頭號大惡棍。《郵報》要求斯蒂芬去采訪克勞克。斯蒂芬是天下第一號雪乃克（cynic），所以浮起在他腦際的第一個問號就是：克勞克是壞蛋嗎？
以下就是斯蒂芬的敘述：
出於強烈的個人興趣，我決定不通過電話預約而親自去他辦公室，第14街的塔姆尼大廈。他是經常不在的，但那天他恰巧在。他已披上大衣，戴上帽子，準備外出。他邀請我不妨邊走邊談。
他說：“我知道《郵報》想探聽，不錯，《郵報》需要探聽。但拉裏·高德金（《郵報》老板）不會從迪克·克勞克這兒探聽到任何東西，他派你來想從我這兒撈些東西以便考我。”
他慢步跨著石板，和善地朝著我說：“難道事情不是這樣嗎？如果我發表談話，不管我談的是什麽，他就會雞蛋裏挑骨頭來整我。他不會如實地刊印我所說的或你所寫的，讓讀者自作判斷，他將找茬兒抓辮子來整我。孩子，你知道他是會這樣做的。所以，如果我向你提供信息以便發表，那不是愚不可及嗎？”
“你知道，處於我這樣地位的人必須三緘其口，由他們說三道四，捕風捉影。我隻能紋絲不動，聽之任之。”他嚴肅地看了我一眼，然後又笑著說：
“但是，在人對人的基礎上，我是願意同你談的，隻要你答應不供發表，甚至不向你的編輯報告。隻要不涉及別人，關於我個人的事，我什麽都可談，而且可以直言不諱，無所隱瞞。”
我完全知道，作為一名記者，我不能答應保密。但我還年輕，我想知道這個世界，而知識對我說是無價之寶。我覺得克勞克先生很吸引我。我尊敬他，甚至開始喜歡他，所以我答應保密。
那時，我們已走到聯邦廣場。他接著說，“好，那麽你想知道什麽呢？”
我說，“關於老板製度，為什麽我們要有老板，我們已經有市長，有市參議員……”
他打斷我說：“這就是原因。正因為有市長、有參議員、有諸多法官等等，要有一百多個打交道對象。政府無非是一門生意，你不能跟眾多官員做生意，他們各有各的算盤，不得痛快，而且今年進，明年出，沒有一個準。做生意的人總希望跟一個人打交道，而這個人必須是常在那兒而且說了算數。”
我說，“你說生意！但我認為政府是搞政治的。”
他笑了笑對著我說：“難道你沒有聽說過‘生意就是生意’嗎？政治生意也是如此。其他如出版業、新聞業、醫療業、藝術、體育運動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生意。”
我說：“但生意並沒有老板。”
他停下來，很嚴肅地說：“不，華爾街有老板，正像塔姆尼和共和黨機器一樣。”
“但他們沒有貪汙。他們不接受沙龍的賄賂，不抽妓女的賣身錢。”
“不，華爾街也有貪汙。你的話不很清楚。我想，你說的是華爾街沒有警察局那樣的十分肮髒的貪汙。”
“是的。”
“警察局貪汙是肮髒，但我們隻能聽之任之。如果我們自己搞大貪汙，不讓警察搞一點小貪汙，說得過去嗎？我們不能做偽君子，自己搞大的，卻不許別人搞小的。”
我們已走到麥迪遜廣場，我鬥膽又問了一句：“你是在政治中撈錢？”
他斬釘截鐵地說：“不錯，正像生意人在生意中撈錢一樣。”
他又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從來沒有從警察那兒接受過一分肮髒錢。”
我相信他的話。事實也的確如此，克勞克對我說的全是真話，他從不講假話，隻有供發表的話有假，但他也會說明那些是假話，他信守道義，他執行著百分之百的袍哥道德。
斯蒂芬並不夢想發財，但天下偏多巧事，卻有人硬要把發財放在他手中，他《自傳》中有兩章，標題曰：“我繼承了一筆財產”和“我成了資本家”。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從德國領事館發來的一份私人電報，通知他弗裏德裏契·克魯德華爾夫逝世，其遺囑指定斯蒂芬為繼承人及遺囑執行人。
弗裏德裏契是斯蒂芬留德時候的一位同窗，他父親是一名海員，後來從商，發了一點財，他要求兒子繼承他的生意。但弗裏茨不愛生意，他要研究藝術史。他好不容易爭取到一段時間上了大學，但迫於父命，隻好草草收兵，憂鬱地回家鄉繼承父業。不久他父親病死了，接著，弗裏茨本人也歸西了。弗裏茨和斯蒂芬是一對鏡中人。倆人都有一個發了財的爸爸，爸爸都要求兒子做生意以繼承父業，兒子都不願意做生意而一心想念書，特別是探討人生的真諦，但他們卻得到了兩個不同的結果。
請注意，這兒倒不是偶然在起作用了，在這兒起作用的是兩個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前者說服從服從，後者卻說放任放任。前者說，老一輩必須管後一輩；後者卻說，老一輩隻能管老一輩，我才不理你那一套。勝利屬於美利堅而不屬於德意誌。
但德意誌也有德意誌的可愛。弗裏茨沒有把財產交給他的後代或親屬，而是交給了一位萍水相逢的異鄉人。
斯蒂芬接電報後奔赴不來梅，廉價出售了弗裏茨的所有房地產及財物，得了一筆現款，回紐約在華爾街買進了一批股票，成了資本家，盡管隻是最小號的。
斯蒂芬雖然是紐約市的明星記者，但這時並未成全國性人物。他的聲名大振是由於他發動了“扒糞運動”。1902年秋，斯蒂芬離開《郵報》，出任《麥克魯爾雜誌》的執行編輯，年薪5000美元。
斯蒂芬在雜誌上發表了一係列揭露美國各大城市政治內幕的文章，並匯成小書，題名為“城市的醜態”，一時洛陽紙貴，成了扒糞文學中的經典著作，並促使其他扒糞者發表了一係列的扒糞名作，如伊達·塔貝爾的《美孚石油公司內幕》、厄潑登·辛克萊的《屠場》等等，幾乎造成美國處處談扒糞的局麵。
斯蒂芬在報道密蘇裏州聖路易城時談到了一個黨老板，名叫愛德華·布特勒。他是鐵匠出身，是專門打馬蹄鐵的，但出身並沒有妨礙他從政。由於伺機而動，此人爬上了黨老板的位置。在一次選舉中，布特勒的政治機器把一個名叫約瑟夫·福爾克的選上了檢察長的位置。布特勒手下的人曾對布特勒說，福爾克不是自己人，有清官之名，切不可選他。但布特勒卻神氣十足地說：“他名譽好，我們正好利用這一點。”
福爾克當檢察長後果真沒有感謝布特勒的提拔而反過來進行扒糞。當斯蒂芬往訪時，他就向斯蒂芬說，“我上任以後就發現這個刑事機關原來是由一批刑事犯在操縱的。”
福爾克要整肅內部，布特勒就上門警告說：“他們推選了你，沒有他們，你今天怎能當上檢察長。”
福爾克說：“我在就職時做了宣誓，現在我要按照我的宣誓辦事。”
布特勒說：“那好，我們有辦法幹掉你，你等著瞧吧。”
斯蒂芬把這件事公開了，於是輿論大嘩，布特勒沒有辦法下毒手。相反的，在輿論壓力之下，布特勒的貪汙集團終於被揭了蓋子。這個集團在銀行內存有大筆款項，這筆錢規定好是專供收買市議員之用的。
福爾克說：“是好名聲的企業界人士賄賂了我們的壞名聲的市議員。在聖路易，正是好的生意培養了壞的政府。”
由於事情愈鬧愈大，國會不得不派了一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並最後發表了一個報告：“我們的調查年限至少有10年，我們發現，每一項牽涉到某種特許權的法案，其所以能通過，都是由於有關企業向議員支付了他們所索取的代價。議員們自己組成集團以控製足夠的票數。他們間又自動地推出一個頭頭，這個頭頭可以代表全體成員拍板。他向有關方麵收進雙方所協議好的為通過某一法案所必須支付的錢，並由他分配給各成員。”
“在通過《聖路易第44號房屋法》時，聖路易郊區鐵路公司送了議員們7.5萬美元。這個法案通過後，該鐵路公司的房地產價格由原來的300萬美元上漲至900萬美元。”
當時已卸任的前總統克利夫蘭對斯蒂芬說：“我並不懷疑你所報道的福爾克先生的證據，我不能接受的是你描繪的整個圖畫。不，不，我也不懷疑這幅圖畫，這幅圖畫是真實的。我在我任內親自看到過這一切。我隻是心虛，不敢把真實的東西當作真實來寫。”
斯蒂芬的助手沃爾特·李普曼特地為斯蒂芬繪製了一幅貪汙網圖。
說到李普曼，大家都知道此人曾稱霸美國報壇曆時半個世紀之久，是斯蒂芬從哈佛大學挑出來的一名徒弟。當時斯蒂芬通過哈佛大學校長艾利奧特挑選了兩個徒弟，另一位就是《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約翰·裏德。
斯蒂芬不是培育英才，而是挑英才而培育之。李普曼和裏德曾請示斯蒂芬該怎麽寫，斯蒂芬的典型答案是：你愛怎麽寫就怎麽寫。結果，李普曼和裏德都成了一流記者，這又是Laissez-faire的一大勝利。
其實，李普曼和裏德後來都曾從不同角度批評斯蒂芬，斯蒂芬心胸之寬一如胡適，胡適曾說，“我要辦雜誌就有兩條：一，雜誌必須值得一駁；二，雜誌必須經得起駁。”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又把斯蒂芬帶上了一條新的道路。斯蒂芬是第一個在俄國革命前夕進入俄國作實地采訪的美國大記者。1917年3月，他在紐約搭了一條挪威船前往俄國，湊巧的是，他在船上碰到了俄國革命領袖托洛茨基，並交上了朋友。不幸的是，趕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時，英國當局扣留了托洛茨基，從而使斯蒂芬失去一個報道托洛茨基的機會。
1917年4月，列寧從芬蘭返回俄國，當時俄國已陷入混亂狀態，斯蒂芬親眼看到了列寧向無組織的群眾發表演說。
1919年，斯蒂芬作為美國蒲立德代表團的成員，又一次去俄國，他們抵達彼得堡後，由蘇維埃外長托洛茨基陪同前往莫斯科，會晤列寧。斯蒂芬認為：“威爾遜是一名水手，而列寧卻是一名舵手”。他說，他在俄國“看到了未來”，俄國革命“是靈的”。
美國報界本來已給斯蒂芬戴上了“激進分子”的帽子，現在《紐約時報》進一步報道了這樣的消息：美國司法部已把斯蒂芬列為“布爾什維克的同情者”和“托洛茨基崇拜者”。
斯蒂芬在晚年的確采取了共產主義立場，但他是否是黨員卻是一個謎。
斯蒂芬於1936年病逝。在病重時，美國不少左派人士前往看望，其中有一人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由於他思想激進，斯蒂芬在晚年實際上已被美國當局及報界列入黑名單，所以他在1934年曾憤慨地說：“你可以犯罪，可以破壞禮儀，可以違反清規，這一切都可寬恕，但如果你使用腦袋進行思考，你就不能獲得寬恕。”
1889年9月23日，沃爾特·李普曼出生於紐約的一個富裕猶太家庭。他父親是一名投資商。每年要去歐洲旅遊一次，所以李普曼小時候就是歐洲的一位小遊客。他在紐約的私立學校上中小學，天資敏慧，總是名列前茅。他享受獎學金入了哈佛大學，學業卓著，他的同班同學約翰·裏德曾說他有朝一日會當美國總統。
英國的查斯特菲爾德勳爵曾說：“18歲不相信激進主義是沒有心腸。”所以，李普曼和裏德當時都是激進分子。他常到波士頓貧民區做調查，並在學校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俱樂部”，他是主席。他還在校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美國應進行社會改革。沃爾特·李普曼他師從當時的有名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和喬治·桑塔約納。本科畢業後他又進了研究院，桑塔約納收他為助教，原想培養他做自己的接班人，但李普曼沒有念完碩士就不想念了，而進入了波士頓的一家社會主義報紙《波士頓普通報》做記者。
他結識了波士頓改革派人士拉爾夫·艾爾伯遜，並於1917年娶走了他的女兒花葉。但更重要的是他受到“扒糞明星”林肯·斯蒂芬的賞識。裏德和李普曼都成了斯蒂芬的徒弟，但最後兩人又分手。兩人的區別是：前者以感情為主投入了社會主義，而後者卻以腦子為主投入了社會主義。
波士頓附近有一個格林尼治村，是文人學士聚會闊談的場所。李普曼也經常去那兒，但他逐漸發現這一批人無非是左派空談家，於是慢慢地與他們疏遠。他要找實際可行的東西。他發現了西奧多·羅斯福。羅斯福的得力助手赫爾伯特·克勞利辦了一個刊物《新共和》周刊，宣傳羅斯福的“新國家主義”，他把24歲的李普曼請去當編輯。
在此期間，李普曼寫了一本書：《遊延與把穩》。他這本書實際上表示了他與社會主義決裂。他現在認為，美國應由關心民眾的精英分子來治理一個管理科學化的國家。西奧多對此書大為歎服，他說：“李普曼是全美國最有為的青年。”
1914年歐戰爆發之時，李普曼恰巧在英國，他在那兒結識了費邊派的社會主義者蕭伯納和H。G。威爾斯。他們鼓勵他寫歐戰問題。
1915年，李普曼發表了《外交的分量》。他相信美國不能聽任英國失敗，於是他寫了一係列文章主張美國應當參戰。他和威爾遜總統的親信愛德華·豪斯建立了關係，得以進白宮進行采訪。美國參戰後，李普曼進入了威爾遜的“內圈”，成了一名筆杆子，並參與了“威爾遜十四點”的起草工作。
1918年，豪斯派他到倫敦去收集情報，並寫宣傳品運進德國內地。這項工作使他對新聞工作有了一個新的感受：“老百姓可以受宣傳的操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