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節 厄爾·白勞德
1943年發生了兩起大事，一是莫斯科宣布解散第三國際，一是蘇、英、美在伊朗的德黑蘭舉行了三巨頭會議。
白勞德天真地認為第三國際的解散意味著各國共產黨的自由決策，他不作請示，獨立地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和小冊子。有一本名叫《德黑蘭：我們的戰時和戰後道路》，其中一段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已開始找到了在同一世界上實行和平共處和合作的道路，因此，在1944年選舉中，共產黨將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再提自己的總統候選人而支持羅斯福為候選人。我們坦率地宣布，我們準備在戰後進行合作以便幫助資本主義能在促進人民福利之前提下順利進行。”
早在1944年1月7日，白勞德在黨中央委員會上建議解散共產黨，改組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福斯特並不反對解散共產黨，但他反對白勞德《德黑蘭》一書的觀點。他說：“我認為，白勞德同誌，正如黨的其他一些傑出領袖一樣，有時要犯錯誤，我認為他現在正在犯錯誤。在我看來，錯誤的根源在於，他認為金融資本中的決定性部門，即操縱國計民生的那些資本，現在，特別是從德黑蘭以來，正起著進步的作用，因此必須包括在支持德黑蘭的全國團結中去。不僅如此，甚至還要依賴他們的領導。我認為這是錯誤。”
在這次會上，福斯特處於孤立的地位。尤金·丹尼斯做了小結。他說：“我認為福斯特同誌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山頭主義的俘虜。福斯特同誌不相信黨，也不相信白勞德同誌。對我們大家來講，這不是一個新問題。福斯特同誌對黨的領導，特別對白勞德同誌一直有意見，看來福斯特同誌不承認白勞德同誌是我黨的傑出領袖。在民主陣線時期，福斯特曾攻擊黨中央和白勞德同誌采取了追隨羅斯福和約翰·路易斯的尾巴主義政策，現在他又攻擊白勞德和政治局。如果福斯特同誌堅持他這種觀點，其結果隻能為反動派提供彈藥。”
但福斯特不服輸，他寫了萬言書，要求交給第三國際的季米特洛夫。白勞德同意照辦。季米特洛夫回信福斯特，要求他撤回他的反對。福斯特乃停止了他的反對。
1944年11月17日，在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中央會議上，福斯特表態說：“我願意表示我完全讚同白勞德同誌的發言和丹尼斯同誌的報告。在戰爭期間，有組織的勞工應繼續目前這種與雇主進行合作的政策，以求使生產水平保持在最高水平之上，並堅持遵守戰時不罷工的諾言。”
在1944年5月第1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們正式通過解散美國共產黨、建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提案，協會的章程說：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是美國人的一個非黨派組織，它的基礎是工人階級。它發揚華盛頓、傑斐遜、潘恩、傑克遜和林肯的傳統。它支持《獨立宣言》、《美國憲法》、《權利法案》和其他各種美國民主成果。
它信奉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即馬克思主義。它期望在未來，美國人民將通過民主選擇，讓自己的國家解決生產的社會化與產業私有化的矛盾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當時也投讚成票。不僅如此，為了表示團結，他還主動要求由他來提名白勞德任協會主席。福斯特和丹尼斯等數人任副主席。
1945年4月，法共中委杜克洛在法共黨刊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論美共解散”，對白勞德提出了尖銳批判。白勞德命令美國《工人日報》全文刊載杜克洛的文章。該文的主要論點是：白勞德認為，在德黑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已開始找到了和平共處和合作的方法。未來的美國國內大問題也必須以改良方式解決，因為無限製的內爭會威脅到德黑蘭所達成的國際團結前景。白勞德認為美國的企業家、工業家和金融家將不允許美國在戰後出現經濟危機。相反的，他認為戰後美國經濟可以保持在戰時水平。白勞德混淆了壟斷資本國有化同社會主義過渡的概念。國有化僅僅是一種民主改革。沒有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設想的。
杜克洛的文章引起了強烈反響。就在1945年5月20日，協會書記威廉遜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紀念白勞德54歲壽辰。他在文章中把白勞德稱為“我們工人運動的敬愛領袖，您是人民最偉大的領袖之一，我們高度信任您的堅強領導”。但兩天以後，即5月22日，他在協會會議上搶先發言，斥責白勞德為“修正主義分子”、“工人階級的叛徒”。主要的發言人當然是福斯特。他說：“批評早就該進行了，所以遲遲未舉行，是因為官僚主義作祟。我們必須承認，由於我們大家的縱容，白勞德得以在黨內建立了個人統治。不論在政治局也好，在中央委員會內也好，情況都是如此。由於同誌們一貫對白勞德同誌進行吹捧，拍馬，歌功頌德，所以使這種官僚主義倍加嚴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諂媚不僅損害了白勞德，也損害了整個黨的肌體。”
請讀者注意，福斯特的發言在1945年，所以應當說，共產主義世界第一個提出反對個人迷信的並不是赫魯曉夫，而是福斯特。
大會代表在發言後進行表決，決定解除白勞德的協會主席職務，接著又表決，決定解散協會，重新建立美國共產黨，選福斯特為主席，丹尼斯為總書記，威廉遜為勞工書記。
1946年，由於白勞德拒不認錯，終於被開除出黨。
白勞德被開除後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福斯特是一名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
1951年，白勞德寫信給一位朋友，表示要寫一本《自傳》，這信中說道：
我正在寫一本政治自傳，如果你能為我尋找一家出版商，將不勝感謝。
正像許多人一樣，我是一名“黨性人”，這意思是說，我相信組織，相信個人服從集體的民主原則。但我又絕不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黨性人”，即在重大問題上完全放棄個人決定權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聽從黨的決定。我不接受自封自存的絕對權威。我相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在1945年突然被開除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盡管我曾在那裏服務達25年之久，隻要一旦存在一個要求其部下盲目服從而自以為絕對正確的權威，那就會命定我將不會對其盡忠到底。
1945年時我還沒有了解到這一點，當初我認為我之所以被開除是美共黨內思想混亂所致，直到幾年後看到了蘇聯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照會才有所了解。該照會把美共開除白勞德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南共也理應照此辦理。
上述蠻橫做法起源於黨內對美國的看法的改變。這種新看法認為，戰後美國將接替並繼任希特勒德國的角色。如果要美國共產黨以此為其方針，那麽，我的確不再能充任合適的領導，因為我長期以來的立場就是堅忍不拔地爭取實施基於符合美國條件和美國曆史的政策。這些政策曾使美國共產黨取得了各種勝利。
我認為美國是包括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的一個組合體，共產黨可以聯合各種力量使美國向好的方麵發展。在戰時，共產國際領袖都同意我的看法。但在希特勒垮台後，人們又重新拾起了教條主義。他們指責我為叛徒，但我的思想根本沒有變，相反的，正因為我拒絕一夜之間改變立場而被斥為“叛徒”。說美國會走上希特勒道路是對美國的錯誤判斷。我從來不當傀儡，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在1945年就去充當傀儡。對我不能理解的東西，我絕不能鸚鵡學舌。
今天的世界是兩極世界，代表兩種敵對的社會經濟製度。這兩股力量，一方麵都具有使雙方同歸於盡的威力，另一方麵，又沒有單方麵可以消滅對方的能力。因此，世界的軍事形勢就是長期對峙。其趨向就是雙方愈來愈向軍事化發展，雙方都說自己有理，誰要懷疑，誰就犯罪。因此，共產主義世界就斥白勞德和鐵托是“美帝國主義代理人”。我的戰時著作已成禁書，讀我書的人隨時可遭迫害。但在美國，如多數被開除的黨員那樣，由於我拒絕充當蘇聯的絕對敵人，美國政府也對我進行迫害，勝過了我在任美共總書記15年期間所受的迫害。於是，我發現我已處於雙方交戰戰壕之間的無人地帶。正因此，我卻有了自由。
30年前我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領導之際，蘇聯是一個受敵對的各大國包圍的年輕國家，是否能生存下去尚是未定之數。今天的形勢已大不一樣，它和美國已成了當今世界的兩巨頭。這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新紀元。一切國際生活將取決於此。誰也吃不掉誰，誰想嚐試就會造成混亂和災難。今天的典型就是朝鮮，最現實的估價就是：雙方必須承認，三八線停下來是最好的出路。這說明侵略者（不管哪一方）隻能留在侵略出發點，也就是說侵略不能取得勝利。整個世界形勢也如此。
很明顯，在這種新的形勢下，一切老辦法都失效了。必須為新的時代闖出新的道路。蘇聯由弱變強，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靈的，證明列寧斯大林是對的，但這絕不能意味著蘇聯領導是十全十美的，可以隨心所欲的，老虎P股摸不得的。也絕不意味它是新社會的唯一樣板，別人非學它不可。
可惜的是，白勞德沒有能完成他的《自傳》，便於1973年6月去世了。
在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美國新聞界掀起了一股暴露文學浪潮，其來勢之猛猶如一陣龍卷風，可惜，它的壽命也如龍卷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隆隆戰鼓聲中宣告平息。
1901年登上總統寶座的西奧多·羅斯福在開始時曾對這個自發的運動表示讚賞，但隨後覺得事情不妙而又反過來斥之為扒糞。
扒糞一詞取自約翰·班揚的名著《天路曆程》，書中有一段話描寫虔誠的朝聖者：
林肯·斯蒂芬
他手持糞耙，
眼睛朝下，
為了把糞扒。
上天將贈他王冠象牙，
對這高尚的獎賞，
他並沒有抬頭望，
他不曾分心思量。
他隻是舉著糞耙，
一心要把沿路的糞來扒。
扒糞一詞，若用現代中國報刊語言來說，就是專門揭露社會陰暗麵之謂，而林肯·斯蒂芬通常被視為這場“扒糞運動”之父。
斯蒂芬的祖先為德國移民，初定居於伊利諾伊州。19世紀中葉，在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熱中，斯蒂芬的爸爸前往舊金山碰運氣，結果在舊金山附近的薩克拉門托（加州的首府）立住了腳跟，成了當地的一名商界及政界顯要，娶了妻子，生了三女一男，那男孩生於1866年4月，離林肯總統被刺之日不遠，他父親懷念林肯，所以把兒子命名為林肯·斯蒂芬。
斯蒂芬從小過著少爺生活，他家那幢大住宅，後來賣給了州政府，成為加州州長官邸，那官邸的最後一任主人就是前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裏根之後加州興建了那座有名的現代化州府大廈，而老官邸就成了文物古跡，是薩克拉門托旅遊點之一。
白勞德天真地認為第三國際的解散意味著各國共產黨的自由決策，他不作請示，獨立地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和小冊子。有一本名叫《德黑蘭：我們的戰時和戰後道路》，其中一段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已開始找到了在同一世界上實行和平共處和合作的道路，因此，在1944年選舉中，共產黨將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再提自己的總統候選人而支持羅斯福為候選人。我們坦率地宣布，我們準備在戰後進行合作以便幫助資本主義能在促進人民福利之前提下順利進行。”
早在1944年1月7日，白勞德在黨中央委員會上建議解散共產黨，改組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福斯特並不反對解散共產黨，但他反對白勞德《德黑蘭》一書的觀點。他說：“我認為，白勞德同誌，正如黨的其他一些傑出領袖一樣，有時要犯錯誤，我認為他現在正在犯錯誤。在我看來，錯誤的根源在於，他認為金融資本中的決定性部門，即操縱國計民生的那些資本，現在，特別是從德黑蘭以來，正起著進步的作用，因此必須包括在支持德黑蘭的全國團結中去。不僅如此，甚至還要依賴他們的領導。我認為這是錯誤。”
在這次會上，福斯特處於孤立的地位。尤金·丹尼斯做了小結。他說：“我認為福斯特同誌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山頭主義的俘虜。福斯特同誌不相信黨，也不相信白勞德同誌。對我們大家來講，這不是一個新問題。福斯特同誌對黨的領導，特別對白勞德同誌一直有意見，看來福斯特同誌不承認白勞德同誌是我黨的傑出領袖。在民主陣線時期，福斯特曾攻擊黨中央和白勞德同誌采取了追隨羅斯福和約翰·路易斯的尾巴主義政策，現在他又攻擊白勞德和政治局。如果福斯特同誌堅持他這種觀點，其結果隻能為反動派提供彈藥。”
但福斯特不服輸，他寫了萬言書，要求交給第三國際的季米特洛夫。白勞德同意照辦。季米特洛夫回信福斯特，要求他撤回他的反對。福斯特乃停止了他的反對。
1944年11月17日，在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中央會議上，福斯特表態說：“我願意表示我完全讚同白勞德同誌的發言和丹尼斯同誌的報告。在戰爭期間，有組織的勞工應繼續目前這種與雇主進行合作的政策，以求使生產水平保持在最高水平之上，並堅持遵守戰時不罷工的諾言。”
在1944年5月第1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們正式通過解散美國共產黨、建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提案，協會的章程說：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是美國人的一個非黨派組織，它的基礎是工人階級。它發揚華盛頓、傑斐遜、潘恩、傑克遜和林肯的傳統。它支持《獨立宣言》、《美國憲法》、《權利法案》和其他各種美國民主成果。
它信奉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即馬克思主義。它期望在未來，美國人民將通過民主選擇，讓自己的國家解決生產的社會化與產業私有化的矛盾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當時也投讚成票。不僅如此，為了表示團結，他還主動要求由他來提名白勞德任協會主席。福斯特和丹尼斯等數人任副主席。
1945年4月，法共中委杜克洛在法共黨刊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論美共解散”，對白勞德提出了尖銳批判。白勞德命令美國《工人日報》全文刊載杜克洛的文章。該文的主要論點是：白勞德認為，在德黑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已開始找到了和平共處和合作的方法。未來的美國國內大問題也必須以改良方式解決，因為無限製的內爭會威脅到德黑蘭所達成的國際團結前景。白勞德認為美國的企業家、工業家和金融家將不允許美國在戰後出現經濟危機。相反的，他認為戰後美國經濟可以保持在戰時水平。白勞德混淆了壟斷資本國有化同社會主義過渡的概念。國有化僅僅是一種民主改革。沒有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設想的。
杜克洛的文章引起了強烈反響。就在1945年5月20日，協會書記威廉遜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紀念白勞德54歲壽辰。他在文章中把白勞德稱為“我們工人運動的敬愛領袖，您是人民最偉大的領袖之一，我們高度信任您的堅強領導”。但兩天以後，即5月22日，他在協會會議上搶先發言，斥責白勞德為“修正主義分子”、“工人階級的叛徒”。主要的發言人當然是福斯特。他說：“批評早就該進行了，所以遲遲未舉行，是因為官僚主義作祟。我們必須承認，由於我們大家的縱容，白勞德得以在黨內建立了個人統治。不論在政治局也好，在中央委員會內也好，情況都是如此。由於同誌們一貫對白勞德同誌進行吹捧，拍馬，歌功頌德，所以使這種官僚主義倍加嚴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諂媚不僅損害了白勞德，也損害了整個黨的肌體。”
請讀者注意，福斯特的發言在1945年，所以應當說，共產主義世界第一個提出反對個人迷信的並不是赫魯曉夫，而是福斯特。
大會代表在發言後進行表決，決定解除白勞德的協會主席職務，接著又表決，決定解散協會，重新建立美國共產黨，選福斯特為主席，丹尼斯為總書記，威廉遜為勞工書記。
1946年，由於白勞德拒不認錯，終於被開除出黨。
白勞德被開除後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福斯特是一名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
1951年，白勞德寫信給一位朋友，表示要寫一本《自傳》，這信中說道：
我正在寫一本政治自傳，如果你能為我尋找一家出版商，將不勝感謝。
正像許多人一樣，我是一名“黨性人”，這意思是說，我相信組織，相信個人服從集體的民主原則。但我又絕不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黨性人”，即在重大問題上完全放棄個人決定權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聽從黨的決定。我不接受自封自存的絕對權威。我相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在1945年突然被開除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盡管我曾在那裏服務達25年之久，隻要一旦存在一個要求其部下盲目服從而自以為絕對正確的權威，那就會命定我將不會對其盡忠到底。
1945年時我還沒有了解到這一點，當初我認為我之所以被開除是美共黨內思想混亂所致，直到幾年後看到了蘇聯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照會才有所了解。該照會把美共開除白勞德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南共也理應照此辦理。
上述蠻橫做法起源於黨內對美國的看法的改變。這種新看法認為，戰後美國將接替並繼任希特勒德國的角色。如果要美國共產黨以此為其方針，那麽，我的確不再能充任合適的領導，因為我長期以來的立場就是堅忍不拔地爭取實施基於符合美國條件和美國曆史的政策。這些政策曾使美國共產黨取得了各種勝利。
我認為美國是包括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的一個組合體，共產黨可以聯合各種力量使美國向好的方麵發展。在戰時，共產國際領袖都同意我的看法。但在希特勒垮台後，人們又重新拾起了教條主義。他們指責我為叛徒，但我的思想根本沒有變，相反的，正因為我拒絕一夜之間改變立場而被斥為“叛徒”。說美國會走上希特勒道路是對美國的錯誤判斷。我從來不當傀儡，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在1945年就去充當傀儡。對我不能理解的東西，我絕不能鸚鵡學舌。
今天的世界是兩極世界，代表兩種敵對的社會經濟製度。這兩股力量，一方麵都具有使雙方同歸於盡的威力，另一方麵，又沒有單方麵可以消滅對方的能力。因此，世界的軍事形勢就是長期對峙。其趨向就是雙方愈來愈向軍事化發展，雙方都說自己有理，誰要懷疑，誰就犯罪。因此，共產主義世界就斥白勞德和鐵托是“美帝國主義代理人”。我的戰時著作已成禁書，讀我書的人隨時可遭迫害。但在美國，如多數被開除的黨員那樣，由於我拒絕充當蘇聯的絕對敵人，美國政府也對我進行迫害，勝過了我在任美共總書記15年期間所受的迫害。於是，我發現我已處於雙方交戰戰壕之間的無人地帶。正因此，我卻有了自由。
30年前我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領導之際，蘇聯是一個受敵對的各大國包圍的年輕國家，是否能生存下去尚是未定之數。今天的形勢已大不一樣，它和美國已成了當今世界的兩巨頭。這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新紀元。一切國際生活將取決於此。誰也吃不掉誰，誰想嚐試就會造成混亂和災難。今天的典型就是朝鮮，最現實的估價就是：雙方必須承認，三八線停下來是最好的出路。這說明侵略者（不管哪一方）隻能留在侵略出發點，也就是說侵略不能取得勝利。整個世界形勢也如此。
很明顯，在這種新的形勢下，一切老辦法都失效了。必須為新的時代闖出新的道路。蘇聯由弱變強，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靈的，證明列寧斯大林是對的，但這絕不能意味著蘇聯領導是十全十美的，可以隨心所欲的，老虎P股摸不得的。也絕不意味它是新社會的唯一樣板，別人非學它不可。
可惜的是，白勞德沒有能完成他的《自傳》，便於1973年6月去世了。
在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美國新聞界掀起了一股暴露文學浪潮，其來勢之猛猶如一陣龍卷風，可惜，它的壽命也如龍卷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隆隆戰鼓聲中宣告平息。
1901年登上總統寶座的西奧多·羅斯福在開始時曾對這個自發的運動表示讚賞，但隨後覺得事情不妙而又反過來斥之為扒糞。
扒糞一詞取自約翰·班揚的名著《天路曆程》，書中有一段話描寫虔誠的朝聖者：
林肯·斯蒂芬
他手持糞耙，
眼睛朝下，
為了把糞扒。
上天將贈他王冠象牙，
對這高尚的獎賞，
他並沒有抬頭望，
他不曾分心思量。
他隻是舉著糞耙，
一心要把沿路的糞來扒。
扒糞一詞，若用現代中國報刊語言來說，就是專門揭露社會陰暗麵之謂，而林肯·斯蒂芬通常被視為這場“扒糞運動”之父。
斯蒂芬的祖先為德國移民，初定居於伊利諾伊州。19世紀中葉，在加利福尼亞的淘金熱中，斯蒂芬的爸爸前往舊金山碰運氣，結果在舊金山附近的薩克拉門托（加州的首府）立住了腳跟，成了當地的一名商界及政界顯要，娶了妻子，生了三女一男，那男孩生於1866年4月，離林肯總統被刺之日不遠，他父親懷念林肯，所以把兒子命名為林肯·斯蒂芬。
斯蒂芬從小過著少爺生活，他家那幢大住宅，後來賣給了州政府，成為加州州長官邸，那官邸的最後一任主人就是前美國總統羅納德·裏根，裏根之後加州興建了那座有名的現代化州府大廈，而老官邸就成了文物古跡，是薩克拉門托旅遊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