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節 威廉·福斯特
偷乘火車是九死一生的事。福斯特為工會工作，經常處於這種九死一生的危險中。有一次，福斯特從紐約偷乘火車到俄勒岡的達勒斯去。他偷搭了一輛貨車，貨車內裝的是鋼軌。當地氣溫是攝氏零下20度，北風刮進敞車，整個人幾乎快凍僵了。更糟糕的是，當貨車在開美拉的高山上暫停時，車上的製動手爬進車廂向他索取小費說：“要麽拿出一塊錢來，要麽就下去。”當福斯特付不出錢時，製動手就用他所帶的一根鐵棍把福斯特趕下車。這是一個偏僻的地方，在很多小時內不會有第二輛車，而留在曠地必將凍斃。所以福斯特又偷偷在另一節車廂上了車，並在路邊揀了一條鐵棍以作防備。果然，那人又提了燈籠來了，他一看到福斯特，二話不說，就舉起棍子狠狠向福斯特打來，沒想到福斯特手中也有鐵棍。當福斯特舉起鐵棍一擋時，那人的棍子就飛了出去，手痛得像殺豬般地叫了起來，狼狽而退。剛巧火車不久又停了，福斯特馬上跳下車，躲了起來，因為他知道那人一定要來報複。果然，一會兒就來了4個人，兩個人從車頭走向車尾，兩個人從車尾走向車頭，進行搜索。但當火車再度開動時，福斯特又乘機爬上車子，躲在車廂下麵的拉杆上，冒險到達了目的地。
有時，由於沒有錢，福斯特不得不進行乞討以求一飽。有一次，他空著肚子在格蘭傑搭上一輛敞車，忍受了26小時的旅程，在波卡德下了車。他在街上一家藥房門口看到寒暑表上的溫度為零下21度。他身上不名一文，隻好在一家整夜營業的小酒店內幹坐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他已有60小時沒有睡覺和吃飯了。他走出小酒店，決心拉下麵子，去乞討一點東西充饑。他跨進一家麵包店，向店主說明自己的不幸，並求他施舍一點吃的。但這位店主不為所動。於是福斯特就進一步用強硬的口吻再一次說明他是來要吃的，大概店主從他的語氣中意識到再次拒絕將招來麻煩，終於從麵包架上取下兩個隔日麵包打發了福斯特。據福斯特自己說，如果那店主果真拒絕到底，當時他肯定會做法國文豪雨果《悲慘世界》中的主人公了。
20世紀初期，芝加哥屠宰業工人曾試圖組織工會，但被資方鎮壓了下去，因此，屠宰業老板們曾說：誰也別想在屠宰業中組織工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福斯特認為機會到了，便聯合幾位工會積極分子，組成一個領導班子，決心要把屠宰工人組織起來。
當時芝加哥是美國的屠宰中心，最大的5家屠宰場都設在芝加哥，它們是斯威夫特、摩裏斯、阿摩爾、威爾遜、柯達海。福斯特集合了幾個積極分子，組成了領導班子，他們決定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把芝加哥的屠宰工人組織起來。
領導班子還決定：為了爭取勝利，必須無視龔潑斯的戰時不罷工的保證，應當利用罷工來強迫資方屈服。因為在肉類需要極為迫切的情況下，資方是經受不起罷工的。然後，他們有意識地向新聞界透露，如果資方不答應工人的要求，就有舉行全國屠宰工人總罷工的可能。不出所料，第二天的芝加哥報紙都以通欄標題驚慌地報道《罷工在迅速醞釀中》。整個屠宰業都為行將到來的罷工而沸騰起來。這個消息對長期受壓製的工人群眾是極大的鼓舞。他們終於看見了自己所需的行動，看見一個回擊剝削者的機會了，他們馬上爭先恐後地大批大批加入芝加哥工會。
當然，屠宰商老板不會無所作為。開始，他們除了把大量奸細派進工人隊伍之外還沒有其他特別行動，因為他們依照老皇曆辦事，認為這次運動也無非同過去勞聯頭頭所搞的運動一樣，遲早會自動收場。但當他們發現這次運動以驚人順利的速度發展時，立即驚慌起來，並采用大批開除工人的手段。
福斯特的戰略就是朝全國屠宰工人總罷工的方向前進，他認為隻有用聲勢浩大的罷工才能使工人達到要求，建立起自己的工會；屠宰商和美國政府在戰時正當迫切需要供應之際，一定忍受不了一次大規模的屠宰業大罷工。資方的挑釁正適合福斯特的戰略，他立即抓住機會，在工人間進行罷工表決，結果幾乎100%的票都讚成立即舉行罷工。根據一般辦事規章，福斯特把投票結果告訴了勞聯總部。這是工會的內部事務，本來不應當外泄的。但龔潑斯立即把這個決定通知了威爾遜政府，政府令聯邦仲裁委員會進行幹預。福斯特等就開會研究屠宰工人是否可以不理會政府的仲裁而依然進行罷工。大家認為工會還沒有成熟，號召力和控製力還不夠，不宜貿然在對方有準備的情況下罷工，所以決定同意仲裁而在仲裁中進行鬥爭。結果，仲裁委員會就舉行了三個星期的聽證，工人代表一個接著一個在席上訴說他們的悲慘待遇。盡管生活費用年年上漲，但工人工資13年來沒有提高過；工人的孩子們沒有足夠的東西吃，很多得了營養不良症；寡居的母親們為了要在屠宰場中賺幾塊錢不得不把自己的嬰孩鎖在沒有取暖設備的小房間內；得病的父親因為無力醫治而隻得坐以待斃。很多作證的工人是外國移民，他們說，他們來到工場工作以後從來沒有進過戲院、影院或公園，因為一天勞動下來筋疲力盡，唯一的需要就是上床休息；即使偶爾有空暇，也因為身上無錢而不能從事任何娛樂，他們所看到的前途隻是身體拖垮而被趕出工廠走向死亡。
有一位工會代表在作證時宣讀了一個工人家庭的最低水平的開支表。摩裏斯公司老板摩裏斯也上庭作證，他就上述的開支表大做文章，恬不知恥地說：“一個工人的孩子每年要穿兩雙鞋，這是太過分了，一雙就夠了。禮拜天看電影未免太浪費，應該上教堂做禮拜，這樣既可節省開支，又可受到正當的教育。”
仲裁法官阿爾斯丘勒在大量確鑿的事實麵前，不得不做了一個較有利於工人的裁決。他明白，如果不滿足工人的若幹要求，罷工將是不可避免的。工人爭取到了8小時工作付10小時工資，男女同工同酬，在淡季保證每星期每5天工作，在8小時輪班製中吃飯的時間不扣工資。另外，五大屠宰公司必須給12.5萬名工人付600萬美元的追加工資，也就是每人平均40美元。
在仲裁裁決公布後，工人們都認為這是一次真正的勝利，全國各屠宰業中心地的那些未組織起來的工人成千上萬地加入了工會，屠宰業工會的會員一躍而達20萬人，其中既包括土生的，也包括外來的；既有白人，又有黑人。
當時芝加哥有一家屠宰轉運公司，它是每天運到芝加哥來的幾萬牲畜的儲存棧，其任務是從火車上把牲畜卸下來，喂牲畜，把牲畜分類，並把它們分別送至各家屠宰廠。福斯特作為屠宰業工人組織運動的全國書記，前去見該公司老板裏昂納德，要他在阿爾斯丘勒的仲裁上簽個字，裏昂納德說：“在美國勞聯整整失敗了13年之後，你們這些小夥子竟組織了全國屠宰業，這是了不起的，但你們到我公司來幹什麽呢？我們不是屠宰業，我們隻是牲畜的旅館。”福斯特告訴他說：“你公司的工人要求按阿爾斯丘勒裁決辦事，如果你不答應，勢必要發生罷工。”這位以反勞工聞名的老板立即咆哮說：“你們嚇唬不了我，你們不能發動我的工人罷工。在這裏，我們有兒子、父親和祖父一起工作，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我認識每一個工人，他們也把我當成朋友，你們是外來人，他們不會跟著你們這些笨蛋罷工。”晚上，福斯特向工人們匯報了交涉結果，工人們馬上一致通過決議，立即開始罷工。
罷工馬上產生效果。轉運公司慌忙向整個西部發電報以阻止牲畜運來芝加哥，並要求已在路上的牲畜也打回頭。但養畜場停車的車軌上很快就堵滿了運來牲畜的火車車輛。與此同時，五大公司的屠宰場上卻沒有人送牲畜去，而不得不陷於停工狀態。
第三天，福斯特辦公室的電話鈴響了，來電話的就是那個反工會的裏昂納德，他在電話中說：“福斯特先生，我不得不承認，你勝利了。”這個以凶惡見稱的老板終於在阿爾斯丘勒裁決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在簽字完畢後，他帶著苦笑對福斯特說：“好家夥，福斯特先生，你算是給我上了一堂課。”
從此，福斯特聲名大振，成了資本家所痛恨和害怕的主要人物。
1912年，福斯特作為工團主義派代表，出席了莫斯科的赤色工會國際代表大會。他在莫斯科住了3個半月，專心研究了各種派別的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曆史，廣泛地閱讀了共產黨的政治文獻，終於覺悟到工團主義的錯誤，並決心做一名共產黨人，他寫道：“在我到達莫斯科以前，我必須承認，我對俄國革命的結果是有懷疑的。由於自己埋頭於屠宰業和鋼鐵業的大罷工中，沒有機會去研究革命的理論，從而沒有能夠擺脫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機會主義觀點——社會主義隻有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才可能產生並維持下去。但在直接接觸俄國革命後，這種錯誤意見幾乎立即被粉碎了。很快我就一目了然，在蘇聯發生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正是我整個成年生活所奮力以求的革命，情況困難又有什麽要緊呢？我的階級正在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必須參加它的隊伍盡力幫助這一鬥爭。我必須與戎裝的俄國工人同誌肩並肩地走向勝利，生死與共。盡管革命前途有無數艱險，但我一點也不懷疑，工人階級將取得最後的勝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原共產黨主席白勞德推行了階級合作政策。戰爭結束後，他仍繼續他的階級調和論，改組了共產黨，稱為共產主義協會。1945年，福斯特出來反對，恢複了共產黨，並任主席，白勞德被開除出黨。但黨員人數從此日趨減少。當赫魯曉夫發表他的秘密報告後，美國共產黨乃宣告崩潰。福斯特本人也於1962年病逝於莫斯科。
白勞德被開除後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福斯特是一名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他寫道：自1945年福斯特取得美國共產黨的領導職位以來，他一直在尋找某種政策，但這種探索是盲目搜索，因為他沒有理論做指導，他本人並不是如他自稱的那樣，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福斯特追隨蘇聯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說法。認為美國資本主義製度中除了工人階級的鬥爭精神外，已一無是處，是一片漆黑。
他認為：“我們現在已進入一種過分生產的危機，它是在1943年開始的經濟全麵下降的總形勢下發生的。”
福斯特把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增長視為消極因素，也就是說，生產力增長太快變成了反動。他甚至把工人隊伍的擴大也視為“異乎尋常”而成了反動。
福斯特視資本主義為一團漆黑，所以他不能區別今天社會中的進步東西與反動東西。
這就是為什麽福斯特在指責擴軍備戰的同時，也把“物價管製”、“社會保險”、“政府建築住宅”、“公共工程”等措施，一概斥之為“特別陰險和危險的措施”。
但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製造混亂。不錯，資本主義是反動的。它要死命反對社會主義。但在反動的資本主義內部有各種各樣矛盾，它們中有些是在不自覺地推動社會走向一種全新的社會。其中的進步因素不僅僅是革命的主觀動力，即無產階級。它也包括其他的客觀因素，即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這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如果工人階級不認識到這一點，革命的主觀力量就會失敗。這種客觀力量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福斯特不懂這一點，所以共產黨愈來愈脫離工人群眾。
白勞德認為他與福斯特之爭是一種路線上的或理論上的爭論，不是個人恩怨。他仍然承認福斯特是一名傑出的工人領袖，隻是認為福斯特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太差。
如果說19世紀的美國工會巨人是薩默爾·龔潑斯的話。那麽，20世紀的美國工會巨人就是沃爾特·魯瑟。有趣的是，他們兩人的思想曆程竟十分相似。早年的龔潑斯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但在接受現實的教訓後遠離了美國的社會主義活動，創立了具有美國特色的工會主義，並得到了成功。魯瑟早年也是一名社會主義分子，他還特地去蘇聯工作了兩年，為蘇聯的汽車工業生產效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沃爾特·魯瑟看到了斯大林主義的凶殘，他美國成了主要反布爾什維克分子。
1907年9月1日，魯瑟生於西弗吉尼亞州的惠靈市。他父親是礦工，而且是當地有名的社會黨人和工會領導。他是工會大師德布斯的忠實信徒。當時曾發生一起趣聞。惠靈市的議會要求鋼鐵大王卡耐基捐建一座圖書館，卡耐基欣然允諾，但提了一個條件：他拿出多少錢，惠靈市本身必須拿出同樣的錢。其時，離霍姆斯丹德屠殺事件不遠，工人們對卡耐基的仇恨未消，魯瑟的爸爸就發起了一個反對運動，不願意讓卡耐基在惠靈市樹碑立傳。結果，市議會在投票時雖然獲得多數的支持票，但按規定該案的通過支持票要達五分之三，而這個標準未能達到，所以工會獲得了最後勝利。
由於家庭的關係，沃爾特·魯瑟五兄弟在幼年都是不持卡的社會黨人。魯瑟在15歲時就輟學謀生，在當地的鋼鐵工廠當小工，後升為鑄工。四年後，聽聞底特律的福特公司正在招工，他就前往底特律應征，由於年紀太小，門衛不讓他進去。他好說歹說，才得通融。當工頭迦達姆看到前來應征的竟是一名孩子時不免有不屑之意，故意為難他說：“我先試用你兩天後再決定你的工資，你願意嗎？”魯瑟欣然表示完全同意。
第二天一試驗後，迦達姆馬上改變了態度，拍板招用他，並給了每小時1.05美元的工資，這樣，他就在福特公司工做了五年半，最後成了工廠中有名的高工資工人。
他非常好學，是一名半工半讀者。他先在福德遜中學補完了他的高中學業，然後在22歲之年，進了底特律市立學院（即現在的惠恩州立大學），並在學院附近租了一個地下室居住。不久，他又叫在經濟大蕭條中失業了的弟弟維克多來同住，叫他負責家務事宜，並由自己出錢，也讓他進了底特律學院。
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大蕭條中，魯瑟兄弟愈來愈被“政治化”了。魯瑟在學院中參加了各種各樣的左派活動。底特律是重點災區之一。光是福特工廠就解雇了一半工人。盡管魯瑟兄弟並沒有失去他們的高工資，但他們親眼目睹了社會的種種慘相。他們用照相機攝下了各種“胡佛村”（用洋鐵片或其他破爛搭成的小屋），采訪了各種流動工人和失業工人。寫文章為之呼籲。
1932年，魯瑟為了替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諾曼·托馬斯競選，在全國旅行了3000英裏。翌年，兄弟倆就離開了福特公司，受蘇聯招聘委員會之邀，前往蘇聯。
有時，由於沒有錢，福斯特不得不進行乞討以求一飽。有一次，他空著肚子在格蘭傑搭上一輛敞車，忍受了26小時的旅程，在波卡德下了車。他在街上一家藥房門口看到寒暑表上的溫度為零下21度。他身上不名一文，隻好在一家整夜營業的小酒店內幹坐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他已有60小時沒有睡覺和吃飯了。他走出小酒店，決心拉下麵子，去乞討一點東西充饑。他跨進一家麵包店，向店主說明自己的不幸，並求他施舍一點吃的。但這位店主不為所動。於是福斯特就進一步用強硬的口吻再一次說明他是來要吃的，大概店主從他的語氣中意識到再次拒絕將招來麻煩，終於從麵包架上取下兩個隔日麵包打發了福斯特。據福斯特自己說，如果那店主果真拒絕到底，當時他肯定會做法國文豪雨果《悲慘世界》中的主人公了。
20世紀初期，芝加哥屠宰業工人曾試圖組織工會，但被資方鎮壓了下去，因此，屠宰業老板們曾說：誰也別想在屠宰業中組織工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福斯特認為機會到了，便聯合幾位工會積極分子，組成一個領導班子，決心要把屠宰工人組織起來。
當時芝加哥是美國的屠宰中心，最大的5家屠宰場都設在芝加哥，它們是斯威夫特、摩裏斯、阿摩爾、威爾遜、柯達海。福斯特集合了幾個積極分子，組成了領導班子，他們決定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把芝加哥的屠宰工人組織起來。
領導班子還決定：為了爭取勝利，必須無視龔潑斯的戰時不罷工的保證，應當利用罷工來強迫資方屈服。因為在肉類需要極為迫切的情況下，資方是經受不起罷工的。然後，他們有意識地向新聞界透露，如果資方不答應工人的要求，就有舉行全國屠宰工人總罷工的可能。不出所料，第二天的芝加哥報紙都以通欄標題驚慌地報道《罷工在迅速醞釀中》。整個屠宰業都為行將到來的罷工而沸騰起來。這個消息對長期受壓製的工人群眾是極大的鼓舞。他們終於看見了自己所需的行動，看見一個回擊剝削者的機會了，他們馬上爭先恐後地大批大批加入芝加哥工會。
當然，屠宰商老板不會無所作為。開始，他們除了把大量奸細派進工人隊伍之外還沒有其他特別行動，因為他們依照老皇曆辦事，認為這次運動也無非同過去勞聯頭頭所搞的運動一樣，遲早會自動收場。但當他們發現這次運動以驚人順利的速度發展時，立即驚慌起來，並采用大批開除工人的手段。
福斯特的戰略就是朝全國屠宰工人總罷工的方向前進，他認為隻有用聲勢浩大的罷工才能使工人達到要求，建立起自己的工會；屠宰商和美國政府在戰時正當迫切需要供應之際，一定忍受不了一次大規模的屠宰業大罷工。資方的挑釁正適合福斯特的戰略，他立即抓住機會，在工人間進行罷工表決，結果幾乎100%的票都讚成立即舉行罷工。根據一般辦事規章，福斯特把投票結果告訴了勞聯總部。這是工會的內部事務，本來不應當外泄的。但龔潑斯立即把這個決定通知了威爾遜政府，政府令聯邦仲裁委員會進行幹預。福斯特等就開會研究屠宰工人是否可以不理會政府的仲裁而依然進行罷工。大家認為工會還沒有成熟，號召力和控製力還不夠，不宜貿然在對方有準備的情況下罷工，所以決定同意仲裁而在仲裁中進行鬥爭。結果，仲裁委員會就舉行了三個星期的聽證，工人代表一個接著一個在席上訴說他們的悲慘待遇。盡管生活費用年年上漲，但工人工資13年來沒有提高過；工人的孩子們沒有足夠的東西吃，很多得了營養不良症；寡居的母親們為了要在屠宰場中賺幾塊錢不得不把自己的嬰孩鎖在沒有取暖設備的小房間內；得病的父親因為無力醫治而隻得坐以待斃。很多作證的工人是外國移民，他們說，他們來到工場工作以後從來沒有進過戲院、影院或公園，因為一天勞動下來筋疲力盡，唯一的需要就是上床休息；即使偶爾有空暇，也因為身上無錢而不能從事任何娛樂，他們所看到的前途隻是身體拖垮而被趕出工廠走向死亡。
有一位工會代表在作證時宣讀了一個工人家庭的最低水平的開支表。摩裏斯公司老板摩裏斯也上庭作證，他就上述的開支表大做文章，恬不知恥地說：“一個工人的孩子每年要穿兩雙鞋，這是太過分了，一雙就夠了。禮拜天看電影未免太浪費，應該上教堂做禮拜，這樣既可節省開支，又可受到正當的教育。”
仲裁法官阿爾斯丘勒在大量確鑿的事實麵前，不得不做了一個較有利於工人的裁決。他明白，如果不滿足工人的若幹要求，罷工將是不可避免的。工人爭取到了8小時工作付10小時工資，男女同工同酬，在淡季保證每星期每5天工作，在8小時輪班製中吃飯的時間不扣工資。另外，五大屠宰公司必須給12.5萬名工人付600萬美元的追加工資，也就是每人平均40美元。
在仲裁裁決公布後，工人們都認為這是一次真正的勝利，全國各屠宰業中心地的那些未組織起來的工人成千上萬地加入了工會，屠宰業工會的會員一躍而達20萬人，其中既包括土生的，也包括外來的；既有白人，又有黑人。
當時芝加哥有一家屠宰轉運公司，它是每天運到芝加哥來的幾萬牲畜的儲存棧，其任務是從火車上把牲畜卸下來，喂牲畜，把牲畜分類，並把它們分別送至各家屠宰廠。福斯特作為屠宰業工人組織運動的全國書記，前去見該公司老板裏昂納德，要他在阿爾斯丘勒的仲裁上簽個字，裏昂納德說：“在美國勞聯整整失敗了13年之後，你們這些小夥子竟組織了全國屠宰業，這是了不起的，但你們到我公司來幹什麽呢？我們不是屠宰業，我們隻是牲畜的旅館。”福斯特告訴他說：“你公司的工人要求按阿爾斯丘勒裁決辦事，如果你不答應，勢必要發生罷工。”這位以反勞工聞名的老板立即咆哮說：“你們嚇唬不了我，你們不能發動我的工人罷工。在這裏，我們有兒子、父親和祖父一起工作，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我認識每一個工人，他們也把我當成朋友，你們是外來人，他們不會跟著你們這些笨蛋罷工。”晚上，福斯特向工人們匯報了交涉結果，工人們馬上一致通過決議，立即開始罷工。
罷工馬上產生效果。轉運公司慌忙向整個西部發電報以阻止牲畜運來芝加哥，並要求已在路上的牲畜也打回頭。但養畜場停車的車軌上很快就堵滿了運來牲畜的火車車輛。與此同時，五大公司的屠宰場上卻沒有人送牲畜去，而不得不陷於停工狀態。
第三天，福斯特辦公室的電話鈴響了，來電話的就是那個反工會的裏昂納德，他在電話中說：“福斯特先生，我不得不承認，你勝利了。”這個以凶惡見稱的老板終於在阿爾斯丘勒裁決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在簽字完畢後，他帶著苦笑對福斯特說：“好家夥，福斯特先生，你算是給我上了一堂課。”
從此，福斯特聲名大振，成了資本家所痛恨和害怕的主要人物。
1912年，福斯特作為工團主義派代表，出席了莫斯科的赤色工會國際代表大會。他在莫斯科住了3個半月，專心研究了各種派別的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曆史，廣泛地閱讀了共產黨的政治文獻，終於覺悟到工團主義的錯誤，並決心做一名共產黨人，他寫道：“在我到達莫斯科以前，我必須承認，我對俄國革命的結果是有懷疑的。由於自己埋頭於屠宰業和鋼鐵業的大罷工中，沒有機會去研究革命的理論，從而沒有能夠擺脫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機會主義觀點——社會主義隻有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才可能產生並維持下去。但在直接接觸俄國革命後，這種錯誤意見幾乎立即被粉碎了。很快我就一目了然，在蘇聯發生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正是我整個成年生活所奮力以求的革命，情況困難又有什麽要緊呢？我的階級正在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必須參加它的隊伍盡力幫助這一鬥爭。我必須與戎裝的俄國工人同誌肩並肩地走向勝利，生死與共。盡管革命前途有無數艱險，但我一點也不懷疑，工人階級將取得最後的勝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原共產黨主席白勞德推行了階級合作政策。戰爭結束後，他仍繼續他的階級調和論，改組了共產黨，稱為共產主義協會。1945年，福斯特出來反對，恢複了共產黨，並任主席，白勞德被開除出黨。但黨員人數從此日趨減少。當赫魯曉夫發表他的秘密報告後，美國共產黨乃宣告崩潰。福斯特本人也於1962年病逝於莫斯科。
白勞德被開除後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福斯特是一名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他寫道：自1945年福斯特取得美國共產黨的領導職位以來，他一直在尋找某種政策，但這種探索是盲目搜索，因為他沒有理論做指導，他本人並不是如他自稱的那樣，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福斯特追隨蘇聯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說法。認為美國資本主義製度中除了工人階級的鬥爭精神外，已一無是處，是一片漆黑。
他認為：“我們現在已進入一種過分生產的危機，它是在1943年開始的經濟全麵下降的總形勢下發生的。”
福斯特把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增長視為消極因素，也就是說，生產力增長太快變成了反動。他甚至把工人隊伍的擴大也視為“異乎尋常”而成了反動。
福斯特視資本主義為一團漆黑，所以他不能區別今天社會中的進步東西與反動東西。
這就是為什麽福斯特在指責擴軍備戰的同時，也把“物價管製”、“社會保險”、“政府建築住宅”、“公共工程”等措施，一概斥之為“特別陰險和危險的措施”。
但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製造混亂。不錯，資本主義是反動的。它要死命反對社會主義。但在反動的資本主義內部有各種各樣矛盾，它們中有些是在不自覺地推動社會走向一種全新的社會。其中的進步因素不僅僅是革命的主觀動力，即無產階級。它也包括其他的客觀因素，即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這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如果工人階級不認識到這一點，革命的主觀力量就會失敗。這種客觀力量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福斯特不懂這一點，所以共產黨愈來愈脫離工人群眾。
白勞德認為他與福斯特之爭是一種路線上的或理論上的爭論，不是個人恩怨。他仍然承認福斯特是一名傑出的工人領袖，隻是認為福斯特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太差。
如果說19世紀的美國工會巨人是薩默爾·龔潑斯的話。那麽，20世紀的美國工會巨人就是沃爾特·魯瑟。有趣的是，他們兩人的思想曆程竟十分相似。早年的龔潑斯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但在接受現實的教訓後遠離了美國的社會主義活動，創立了具有美國特色的工會主義，並得到了成功。魯瑟早年也是一名社會主義分子，他還特地去蘇聯工作了兩年，為蘇聯的汽車工業生產效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沃爾特·魯瑟看到了斯大林主義的凶殘，他美國成了主要反布爾什維克分子。
1907年9月1日，魯瑟生於西弗吉尼亞州的惠靈市。他父親是礦工，而且是當地有名的社會黨人和工會領導。他是工會大師德布斯的忠實信徒。當時曾發生一起趣聞。惠靈市的議會要求鋼鐵大王卡耐基捐建一座圖書館，卡耐基欣然允諾，但提了一個條件：他拿出多少錢，惠靈市本身必須拿出同樣的錢。其時，離霍姆斯丹德屠殺事件不遠，工人們對卡耐基的仇恨未消，魯瑟的爸爸就發起了一個反對運動，不願意讓卡耐基在惠靈市樹碑立傳。結果，市議會在投票時雖然獲得多數的支持票，但按規定該案的通過支持票要達五分之三，而這個標準未能達到，所以工會獲得了最後勝利。
由於家庭的關係，沃爾特·魯瑟五兄弟在幼年都是不持卡的社會黨人。魯瑟在15歲時就輟學謀生，在當地的鋼鐵工廠當小工，後升為鑄工。四年後，聽聞底特律的福特公司正在招工，他就前往底特律應征，由於年紀太小，門衛不讓他進去。他好說歹說，才得通融。當工頭迦達姆看到前來應征的竟是一名孩子時不免有不屑之意，故意為難他說：“我先試用你兩天後再決定你的工資，你願意嗎？”魯瑟欣然表示完全同意。
第二天一試驗後，迦達姆馬上改變了態度，拍板招用他，並給了每小時1.05美元的工資，這樣，他就在福特公司工做了五年半，最後成了工廠中有名的高工資工人。
他非常好學，是一名半工半讀者。他先在福德遜中學補完了他的高中學業，然後在22歲之年，進了底特律市立學院（即現在的惠恩州立大學），並在學院附近租了一個地下室居住。不久，他又叫在經濟大蕭條中失業了的弟弟維克多來同住，叫他負責家務事宜，並由自己出錢，也讓他進了底特律學院。
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大蕭條中，魯瑟兄弟愈來愈被“政治化”了。魯瑟在學院中參加了各種各樣的左派活動。底特律是重點災區之一。光是福特工廠就解雇了一半工人。盡管魯瑟兄弟並沒有失去他們的高工資，但他們親眼目睹了社會的種種慘相。他們用照相機攝下了各種“胡佛村”（用洋鐵片或其他破爛搭成的小屋），采訪了各種流動工人和失業工人。寫文章為之呼籲。
1932年，魯瑟為了替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諾曼·托馬斯競選，在全國旅行了3000英裏。翌年，兄弟倆就離開了福特公司，受蘇聯招聘委員會之邀，前往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