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節 約翰·路易斯
路易斯從聖太菲回來後，成了正式的組員，不過，不可否認，當時組員是一項非常勞累的工作。他整年在旅途上奔波，很少有時間回家。當然，好處也是大大的，它使他熟悉各地情況，結交各種朋友，包括一批政界的大小人物。他的知名度逐步提高，終於脫穎而出，成為勞工中的一個響當當的人物。
1919年，他被選為聯合煤礦工人工會副主席，並以代理主席身份出席了當年的勞聯年會。正是在這次會上，他與他的大恩人龔潑斯發生了意見衝突。路易斯要求把未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龔潑斯回答說：“我們同威爾遜總統之間有一項君子協定，在戰爭期間不能發動組織工會的運動。”龔潑斯堅持必須遵守這一協定。據路易斯自己講：“從那時起，我就決定，我將來絕不能像龔潑斯那樣去同聯邦政府達成牽累如此之深的協議，以致在危機到來之際，由於對聯邦政府已許下事先的義務而不能采取行動來維護勞工利益。組織勞工往往有賴於時機，這種有利的時機不可多得，決不應受總統牽製。隻要這樣的時機一旦來臨，你就應不顧一切地抓住它。”路易斯後來就是這樣做的。
與勞聯決裂
勞聯是一個按行業為標準而組織起來的工會，因此大批較低層的工人沒有被吸收進去。1933年，羅斯福總統上台，路易斯決定實現他的“把未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的策略。當時龔潑斯早已去世，由鋼鐵工人工會主席格林接替任勞聯主席。路易斯本人也早已成為副主席兼煤礦工人工會主席。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933年的一天，“我在紐約林肯旅館碰到畢爾·格林。我再次向他建議把未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工會領導人必須抓住時機充分利用《全國複興法》的第7A節，掀起一個巨大的組織運動。但畢爾無動於衷，而且，看來他被嚇壞了”。
同年4月，我又碰到格林，他不願意讓人看到我和他在一起。我們約好晚上11點見麵。晚上11點，我來到紐約聖裏潔旅館門前，看到畢爾把大衣領子提得高高的，把帽子壓得低低的，在門前徘徊。我們找到一個隱蔽之處。我跟他談了兩個小時，我要求他把勞聯的力量全部拿出來去組織鋼鐵工人、汽車工人、造船工人和橡膠工人，等等。畢爾不同意，他說這要花很多錢。我說，煤礦工人工會將首先拿出50萬美元，他還是吞吞吐吐。他堅持說，不能著急，不能著急。
“就是在這一天晚上，在那個死巷內。我明確無誤地意識到，勞聯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去鋼鐵工業、汽車工業和其他基礎工業中組織產業工會的。他們不會去做這件非做不可的工作，我知道這個擔子已落在我身上。就在這陰森森的淩晨時刻，我決定要搞一個產業工會聯合會。”
在接著的1935年勞聯大會上，路易斯正式發言說：“我們勞聯號稱有會員350萬人，但全國可組織的工人有3900萬人。若按照勞聯現行的政策，那3000萬人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組織起來。我認為我們應當改變政策。我們的勞工運動是建立在這樣一條原則之上的：即強者就應該扶助弱者。強者扶助弱者的組織原則完全是美國式的原則。”
但大會終於以18024票對10993票否決了路易斯的提案。路易斯不久又被開除出勞聯。於是，他聯合他的幾個同伴，另起爐灶，成立了以產業為標準的產業工人聯合會。30年代下半期，產聯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組織運動，鋼鐵工人工會、汽車工人工會等相繼成立，不到幾年，他們就擁有超過200萬的會員。當然，產聯的主席就是路易斯。
頂撞羅斯福
路易斯本來是一貫支持共和黨的，但在1936年的大選中他改變了態度，支持了羅斯福。1939年歐戰爆發後，他反對羅斯福把美國拖入戰爭的政策，從而有反羅之意，羅斯福乃召他至白宮商談。路易斯回憶1940年的這次會晤說：
10月17日上午總統召我進宮，總統在床上接見了我。看來他精神不太好，很疲勞。他看到我說：“約翰，請靠近一點坐。”他思索片刻，對我說：“約翰，我希望你支持我。”我說：“總統先生，你是說你希望產聯支持你。你願給產聯什麽保證？”
總統看來很不高興，他反問：“嗯，你是什麽意思？難道我不是一直在支持產聯嗎？”我沒有作答。他聲音更大了，氣也更大了：“約翰，難道我不一直是產聯的朋友嗎？”
我說：“總統先生，如果你是勞工的朋友，為什麽聯邦調查局要竊聽我的電話、我家中的電話以及我辦公室的電話。他們受到命令說要隨時追蹤我。”
總統說：“這不可能是真的。”我說：“這是事實。”總統說：“這是無聊的謊言。”我站了起來，看著他說：“任何人都不能說我約翰·路易斯說謊，富蘭克林·羅斯福更不能這樣說。”然後，我就拿起帽子和外套走了。我還沒有跨出門口，總統又叫道：“約翰，回來，我有話和你談。”
我走了回去，對總統說：“我的電話是被竊聽了，這是千真萬確的。我說的全是事實，可以由法蘭克·墨菲作證。因為這是他告訴我的。因為他親自看到了你給聯邦調查局的命令。”
於是，總統“環顧左右而言他”。我們隨便說了10分鍾閑話，最後我伸手向總統告別。總統的臉色很不好看，我走出了房門，我知道總統已跟我一刀兩斷。
10月25日，路易斯通過電台向全國人民發表了反羅斯福的演說：“凡研究過總統各次講話的人都會了解，總統的動機和目的就是參加戰爭。總統說他厭惡戰爭，要力求爭取和平，但他言行不一。我反對我國牽入任何的外國戰爭。我建議選溫德爾·威爾基為下屆總統。”
“很明顯，如果沒有廣大工人的支持，羅斯福總統是當不上第三任總統的。因此，如果他再次當選，這必然意味著廣大群眾投了他的票，也就是不接受我的建議。若這樣，我認為等於是對我投了一次不信任票，因此，我將在11月產聯大會上宣布辭職，辭去產聯主席之職。”
路易斯這次是完全賭輸了，他不得不辭去產聯主席之職，繼任他的是鋼鐵工會主席莫萊。不久，他又與莫萊爭吵，退出了產聯。聯合煤礦工人工會成了一個完全獨立的工會，路易斯可以完全獨立地行動了。
美國參戰後，勞聯和產聯都承諾在戰爭期間不罷工，而路易斯則相反，他要利用戰爭急需煤的情況，提出提高工資的要求。並因此而舉行罷工，鬧得全國不安。這是1943年，恰逢宋美齡訪美，在白宮居住，在一次飯桌上，羅斯福說：“我是總統，但路易斯不聽我的，我反要聽路易斯的。請問你們是如何處理這類問題的？”隻見宋美齡一聲不響，隻是輕輕抬起手臂，把手掌放平，然後沿著脖子死勁一勒。這個動作贏得了羅斯福夫婦的極大欣賞。
這一次，路易斯獲得了一定的勝利，使煤礦工人的工資得到了提高。他得到了自己工會工人的讚譽，但引來了全國人民的唾罵。他成了“勞工希特勒”。
1945年，杜魯門繼羅斯福為總統。11月，路易斯又蠢蠢欲動，挑起事端。檢察長申請要對煤礦工人工會下禁令，法官高爾德博羅於11月18日批準。煤礦工人馬上宣布了罷工。其實這正中政府之計，高爾德博羅宣布路易斯及其工會犯藐視法庭之罪，判工會罰款350萬美元，路易斯個人罰款1萬美元。路易斯於12月7日宣布取消罷工。經上訴後，最高法院改判工會罰款為70萬美元，但維持對路易斯的1萬美元罰款。路易斯聲稱他自己沒有錢，由工會代付他的1萬美元。在這一次的爭吵中，路易斯大大地丟了臉。
經此挫折，路易斯終於於1960年宣布退休。美國工會頭頭從龔潑斯起，凡格林、莫萊等，無不搞終身製的，所以路易斯的退休也算得上是工會史上的創舉。
1969年，路易斯病逝。
普遍認為，路易斯有兩張臉孔。在辦公室內，他是一名專製暴君，也是一名大流氓，他橫行霸道，不講道德，不擇手段，什麽事都做得出來。比如說：有一次，他派一名共產黨組員到下層工作，當地工會上訴說，該人太傲慢，如何處理，路易斯回答說：為什麽不給他肉體打擊，這是對付這些王八蛋的最好辦法。
但在家中，他扮演的是聖人角色，對父母盡孝，對兄弟行悌，在妻子麵前是綿羊，在女兒麵前是黃牛。
傳記作家詹姆斯·韋希勒說，路易斯的人生目標隻有一個字：“權。”
威廉·福斯特曾長期是美國共產黨主席。1881年，他生於馬薩諸塞州，6歲時遷往賓州。他父親是愛爾蘭的芬尼黨人。他被征參加英國軍隊，於是在軍隊中鼓動愛爾蘭士兵起義，失敗後於1868年逃亡到美國。他在賓州當馬車夫，他妻子是紡織工。他們共生了23個孩子，但由於貧窮，隻養活了3個，福斯特是其中之一。
福斯特從7歲起就半工半讀，做賣報兒童，10歲輟學當學徒。他一生做過各種各樣的苦工，其中突出的是肥料工人。一次，他在賓夕法尼亞裏丁縣的還原公司工作，這個工廠髒得難以形容，廠內垃圾到處亂堆，垃圾場上常常有整幅由蛆蟲構成的蠕蠕而行的活地威廉·福斯特，1928年毯。夏季垃圾最多，幾百噸腐臭的殘羹，夾著死貓死狗等等，都堆在烈日之下，不但發著惡臭，而且產生千千萬萬的蛆蟲和蒼蠅。在這個工廠周圍一英裏的地區內，到處都是難以忍受的臭氣，而福斯特就整天在這種臭味中工作。當休息日該廠工人進城時，人們都遠避之，因為他們身上都有一股難聞的氣味。
1900年，福斯特到紐約當電車工人，但不久就因參加工會活動而被開除了。正是這一年，福斯特開始受到社會主義的啟蒙。他說：“對資本主義製度幻想的消失為我轉變為社會主義者提供了基礎，但實際的轉變卻是頗為突然的。1900年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在布勞德街與南街散步，看到有一個人在大街上演說，我便站著聽，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而且顯然是社會勞工黨人。這個人所講的話使我神往，我發現我完全同意他的話。從此以後，我就開始熱心閱讀社會主義書籍和報刊。”
1901年，福斯特加入了美國社會黨。他到西海岸工作，並為社會黨進行活動，但由於他反對當地社會黨領導的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受到了排擠，終於退出了社會黨，加入了世界產業工人協會。
世產協是一個窮工會，為它工作的人大多是不支薪的，甚至連出差的路費也沒有。福斯特這樣寫道：“許多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的富有戰鬥性的工人都是偷乘火車的老手。對他們來說，用四五天工夫從芝加哥乘火車到太平洋海岸，沿途忍受艱苦和風吹雨打不過是件小事。1912年當世產協在芝加哥召開年會時，有一個特點：從太平洋海岸來的代表大多沒有從當地的組織得到任何經費，他們身無分文，卻偷乘了5000多公裏的火車。”
1919年，他被選為聯合煤礦工人工會副主席，並以代理主席身份出席了當年的勞聯年會。正是在這次會上，他與他的大恩人龔潑斯發生了意見衝突。路易斯要求把未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龔潑斯回答說：“我們同威爾遜總統之間有一項君子協定，在戰爭期間不能發動組織工會的運動。”龔潑斯堅持必須遵守這一協定。據路易斯自己講：“從那時起，我就決定，我將來絕不能像龔潑斯那樣去同聯邦政府達成牽累如此之深的協議，以致在危機到來之際，由於對聯邦政府已許下事先的義務而不能采取行動來維護勞工利益。組織勞工往往有賴於時機，這種有利的時機不可多得，決不應受總統牽製。隻要這樣的時機一旦來臨，你就應不顧一切地抓住它。”路易斯後來就是這樣做的。
與勞聯決裂
勞聯是一個按行業為標準而組織起來的工會，因此大批較低層的工人沒有被吸收進去。1933年，羅斯福總統上台，路易斯決定實現他的“把未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的策略。當時龔潑斯早已去世，由鋼鐵工人工會主席格林接替任勞聯主席。路易斯本人也早已成為副主席兼煤礦工人工會主席。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933年的一天，“我在紐約林肯旅館碰到畢爾·格林。我再次向他建議把未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工會領導人必須抓住時機充分利用《全國複興法》的第7A節，掀起一個巨大的組織運動。但畢爾無動於衷，而且，看來他被嚇壞了”。
同年4月，我又碰到格林，他不願意讓人看到我和他在一起。我們約好晚上11點見麵。晚上11點，我來到紐約聖裏潔旅館門前，看到畢爾把大衣領子提得高高的，把帽子壓得低低的，在門前徘徊。我們找到一個隱蔽之處。我跟他談了兩個小時，我要求他把勞聯的力量全部拿出來去組織鋼鐵工人、汽車工人、造船工人和橡膠工人，等等。畢爾不同意，他說這要花很多錢。我說，煤礦工人工會將首先拿出50萬美元，他還是吞吞吐吐。他堅持說，不能著急，不能著急。
“就是在這一天晚上，在那個死巷內。我明確無誤地意識到，勞聯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去鋼鐵工業、汽車工業和其他基礎工業中組織產業工會的。他們不會去做這件非做不可的工作，我知道這個擔子已落在我身上。就在這陰森森的淩晨時刻，我決定要搞一個產業工會聯合會。”
在接著的1935年勞聯大會上，路易斯正式發言說：“我們勞聯號稱有會員350萬人，但全國可組織的工人有3900萬人。若按照勞聯現行的政策，那3000萬人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組織起來。我認為我們應當改變政策。我們的勞工運動是建立在這樣一條原則之上的：即強者就應該扶助弱者。強者扶助弱者的組織原則完全是美國式的原則。”
但大會終於以18024票對10993票否決了路易斯的提案。路易斯不久又被開除出勞聯。於是，他聯合他的幾個同伴，另起爐灶，成立了以產業為標準的產業工人聯合會。30年代下半期，產聯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組織運動，鋼鐵工人工會、汽車工人工會等相繼成立，不到幾年，他們就擁有超過200萬的會員。當然，產聯的主席就是路易斯。
頂撞羅斯福
路易斯本來是一貫支持共和黨的，但在1936年的大選中他改變了態度，支持了羅斯福。1939年歐戰爆發後，他反對羅斯福把美國拖入戰爭的政策，從而有反羅之意，羅斯福乃召他至白宮商談。路易斯回憶1940年的這次會晤說：
10月17日上午總統召我進宮，總統在床上接見了我。看來他精神不太好，很疲勞。他看到我說：“約翰，請靠近一點坐。”他思索片刻，對我說：“約翰，我希望你支持我。”我說：“總統先生，你是說你希望產聯支持你。你願給產聯什麽保證？”
總統看來很不高興，他反問：“嗯，你是什麽意思？難道我不是一直在支持產聯嗎？”我沒有作答。他聲音更大了，氣也更大了：“約翰，難道我不一直是產聯的朋友嗎？”
我說：“總統先生，如果你是勞工的朋友，為什麽聯邦調查局要竊聽我的電話、我家中的電話以及我辦公室的電話。他們受到命令說要隨時追蹤我。”
總統說：“這不可能是真的。”我說：“這是事實。”總統說：“這是無聊的謊言。”我站了起來，看著他說：“任何人都不能說我約翰·路易斯說謊，富蘭克林·羅斯福更不能這樣說。”然後，我就拿起帽子和外套走了。我還沒有跨出門口，總統又叫道：“約翰，回來，我有話和你談。”
我走了回去，對總統說：“我的電話是被竊聽了，這是千真萬確的。我說的全是事實，可以由法蘭克·墨菲作證。因為這是他告訴我的。因為他親自看到了你給聯邦調查局的命令。”
於是，總統“環顧左右而言他”。我們隨便說了10分鍾閑話，最後我伸手向總統告別。總統的臉色很不好看，我走出了房門，我知道總統已跟我一刀兩斷。
10月25日，路易斯通過電台向全國人民發表了反羅斯福的演說：“凡研究過總統各次講話的人都會了解，總統的動機和目的就是參加戰爭。總統說他厭惡戰爭，要力求爭取和平，但他言行不一。我反對我國牽入任何的外國戰爭。我建議選溫德爾·威爾基為下屆總統。”
“很明顯，如果沒有廣大工人的支持，羅斯福總統是當不上第三任總統的。因此，如果他再次當選，這必然意味著廣大群眾投了他的票，也就是不接受我的建議。若這樣，我認為等於是對我投了一次不信任票，因此，我將在11月產聯大會上宣布辭職，辭去產聯主席之職。”
路易斯這次是完全賭輸了，他不得不辭去產聯主席之職，繼任他的是鋼鐵工會主席莫萊。不久，他又與莫萊爭吵，退出了產聯。聯合煤礦工人工會成了一個完全獨立的工會，路易斯可以完全獨立地行動了。
美國參戰後，勞聯和產聯都承諾在戰爭期間不罷工，而路易斯則相反，他要利用戰爭急需煤的情況，提出提高工資的要求。並因此而舉行罷工，鬧得全國不安。這是1943年，恰逢宋美齡訪美，在白宮居住，在一次飯桌上，羅斯福說：“我是總統，但路易斯不聽我的，我反要聽路易斯的。請問你們是如何處理這類問題的？”隻見宋美齡一聲不響，隻是輕輕抬起手臂，把手掌放平，然後沿著脖子死勁一勒。這個動作贏得了羅斯福夫婦的極大欣賞。
這一次，路易斯獲得了一定的勝利，使煤礦工人的工資得到了提高。他得到了自己工會工人的讚譽，但引來了全國人民的唾罵。他成了“勞工希特勒”。
1945年，杜魯門繼羅斯福為總統。11月，路易斯又蠢蠢欲動，挑起事端。檢察長申請要對煤礦工人工會下禁令，法官高爾德博羅於11月18日批準。煤礦工人馬上宣布了罷工。其實這正中政府之計，高爾德博羅宣布路易斯及其工會犯藐視法庭之罪，判工會罰款350萬美元，路易斯個人罰款1萬美元。路易斯於12月7日宣布取消罷工。經上訴後，最高法院改判工會罰款為70萬美元，但維持對路易斯的1萬美元罰款。路易斯聲稱他自己沒有錢，由工會代付他的1萬美元。在這一次的爭吵中，路易斯大大地丟了臉。
經此挫折，路易斯終於於1960年宣布退休。美國工會頭頭從龔潑斯起，凡格林、莫萊等，無不搞終身製的，所以路易斯的退休也算得上是工會史上的創舉。
1969年，路易斯病逝。
普遍認為，路易斯有兩張臉孔。在辦公室內，他是一名專製暴君，也是一名大流氓，他橫行霸道，不講道德，不擇手段，什麽事都做得出來。比如說：有一次，他派一名共產黨組員到下層工作，當地工會上訴說，該人太傲慢，如何處理，路易斯回答說：為什麽不給他肉體打擊，這是對付這些王八蛋的最好辦法。
但在家中，他扮演的是聖人角色，對父母盡孝，對兄弟行悌，在妻子麵前是綿羊，在女兒麵前是黃牛。
傳記作家詹姆斯·韋希勒說，路易斯的人生目標隻有一個字：“權。”
威廉·福斯特曾長期是美國共產黨主席。1881年，他生於馬薩諸塞州，6歲時遷往賓州。他父親是愛爾蘭的芬尼黨人。他被征參加英國軍隊，於是在軍隊中鼓動愛爾蘭士兵起義，失敗後於1868年逃亡到美國。他在賓州當馬車夫，他妻子是紡織工。他們共生了23個孩子，但由於貧窮，隻養活了3個，福斯特是其中之一。
福斯特從7歲起就半工半讀，做賣報兒童，10歲輟學當學徒。他一生做過各種各樣的苦工，其中突出的是肥料工人。一次，他在賓夕法尼亞裏丁縣的還原公司工作，這個工廠髒得難以形容，廠內垃圾到處亂堆，垃圾場上常常有整幅由蛆蟲構成的蠕蠕而行的活地威廉·福斯特，1928年毯。夏季垃圾最多，幾百噸腐臭的殘羹，夾著死貓死狗等等，都堆在烈日之下，不但發著惡臭，而且產生千千萬萬的蛆蟲和蒼蠅。在這個工廠周圍一英裏的地區內，到處都是難以忍受的臭氣，而福斯特就整天在這種臭味中工作。當休息日該廠工人進城時，人們都遠避之，因為他們身上都有一股難聞的氣味。
1900年，福斯特到紐約當電車工人，但不久就因參加工會活動而被開除了。正是這一年，福斯特開始受到社會主義的啟蒙。他說：“對資本主義製度幻想的消失為我轉變為社會主義者提供了基礎，但實際的轉變卻是頗為突然的。1900年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在布勞德街與南街散步，看到有一個人在大街上演說，我便站著聽，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而且顯然是社會勞工黨人。這個人所講的話使我神往，我發現我完全同意他的話。從此以後，我就開始熱心閱讀社會主義書籍和報刊。”
1901年，福斯特加入了美國社會黨。他到西海岸工作，並為社會黨進行活動，但由於他反對當地社會黨領導的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受到了排擠，終於退出了社會黨，加入了世界產業工人協會。
世產協是一個窮工會，為它工作的人大多是不支薪的，甚至連出差的路費也沒有。福斯特這樣寫道：“許多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的富有戰鬥性的工人都是偷乘火車的老手。對他們來說，用四五天工夫從芝加哥乘火車到太平洋海岸，沿途忍受艱苦和風吹雨打不過是件小事。1912年當世產協在芝加哥召開年會時，有一個特點：從太平洋海岸來的代表大多沒有從當地的組織得到任何經費，他們身無分文，卻偷乘了5000多公裏的火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