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節 克拉拉·巴頓
克拉拉·巴頓是美國紅十字會的締造者。1821年12月25日，她生於馬薩諸塞州的北牛津鎮。她父親是一名州議員，在美國獨立革命期間曾參加過韋思將軍所率領的軍隊。她從小就從爸爸口中聽到過許多關於戰爭的故事，所以很早就知道戰爭是怎麽一回事。
她天資敏慧，讀書用功，所以在15歲時就在她家附近的一座小學校教課。1850年，她到新澤西州的鮑登敦教課。當時該校規定來上學的兒童需要繳學費，因此學生人數不多。克拉拉主動提出，如果該校克拉拉·巴頓，1865年取消收費規定，她自願不拿工資。她取得了勝利。事後她一直以此自豪，因為是她第一個在新澤西創立了免費小學，她的那所學校的學生人數終於由不滿10人增到了600人。
後來學校決定聘一名男性教員來管理，她乃憤而辭職。
1853年，她在首都華盛頓的專利局供職，是當時最早的女性公務員。內戰開始後，她辭職到軍隊服務。
她自動地征集士兵需要的物資並沒法送往前線。1862年，聯邦軍需部長特許她可以上前線走動。她還獲得了約翰·普波將軍和詹姆斯·沃德沃茲將軍的嘉獎。她曾親赴原野大戰和弗德裏克斯堡大戰的戰場做救護工作。
1865年，她產生了一個想法，要查明失蹤士兵的下落。林肯寫了一個條子，表示同意她的想法。她乃在華盛頓設立了一個記錄局，追蹤到了2萬個姓名。
在南北戰爭時期，無論是聯邦政府軍還是南方邦聯軍，其中的醫療救護組織均麵臨著人員奇缺、物資匱乏的困難局麵。為此，雙方都迅速開展了誌願人員的征召組織工作。在北方，誌願救護組織的領導者是一位名叫多蘿西婭·迪克斯的婦女及“美國衛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負責征召醫護人員，並開展了募捐與藥品征集工作。他們建立了野戰醫院，但由於多在後方離前線太遠，因而並未能提供真正有效的戰地救護。
以現在的觀點看，一百多年前的醫療救護實在是太原始了。今天，訓練有素的醫護人員被分配到了每一個戰鬥分隊，傷員在戰場上即可得到包紮及輸血搶救；另外，每名士兵都曾接受過戰場急救的指導並隨身帶著自救包和抗生素片劑；這樣，即使是與連隊指揮所失去了聯係的巡邏兵，一旦負傷也能得到初步而有效的救護。可是在當時，每個團、有時甚至是一個師才能配備有一名醫生，而且他們中許多人所具備的醫學知識或許還不如今天的普通士兵；當然，藥品的供應同樣是少得可憐，以至時常沒有敷料與止痛劑。結果成千上萬的傷員因得不到救治而死在戰場上。
正是克拉拉·巴頓彌補了這一不足。她是作為個人來進行工作的，在其身後並沒有任何組織。她召集起誌願人員帶上醫藥用品，率領著她的車隊跑遍了戰場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在戰鬥的間隙為傷員們包紮治療，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其間，時常有炮彈在他們的身邊炸響，克拉拉雖然沒有負傷，卻多次遭遇了死神的威脅。有一次，當她剛剛抱起一名受了重傷的士兵，一顆子彈便射穿了她的衣袖，並且打死了那個奄奄一息的人……
戰爭結束時，克拉拉·巴頓已經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女英雄。在此後的幾年裏，她應邀到各地進行巡回演講，受到了美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在演說中，克拉拉談到了戰爭的殘酷及那些負傷官兵的悲慘境遇，並對那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們表達了深深的懷念；克拉拉指出，正是他們的流血犧牲捍衛了民主平等的美國精神、為美國人贏得了和平安寧的幸福生活，解放黑奴是高尚的人道主義行為、是博愛精神的體現……她的講話真摯感人，激發了無數美國人的愛國熱情，但她的演講中很少談到她自己。
後來，克拉拉的身體總是時好時壞，她不僅忍受著包括支氣管炎與胃病在內的多種疾患的折磨，而且有“精神崩潰”的某些症狀。正是由於健康原因使得克拉拉於1870年春登上了開往歐洲的班輪。
在歐洲旅行期間，克拉拉的健康開始得到了恢複，並且於同年6月在日內瓦會見了路易·阿皮亞醫生。阿皮亞醫生是著名的“日內瓦五人委員會”的成員，是國際紅十字運動的開創者之一。國際紅十字運動誕生於1863年，但在當時克拉拉卻對它一無所知。阿皮亞醫生此前從未見過克拉拉，然而對她在美國內戰期間為人道主義事業所作出的非凡貢獻早已知曉，並給予了高度評價。在這次會見中，阿皮亞醫生向克拉拉全麵介紹了紅十字運動的產生與發展，及其人道主義宗旨與中立原則，當然也談到了《日內瓦公約》。阿皮亞醫生期望克拉拉能夠繼續為人道主義事業作出貢獻，並且為美國早日加入《日內瓦公約》而盡心竭力。對此，克拉拉欣然應允。
此時，普法戰爭的陰影已經籠罩了歐洲大陸。克拉拉來到了設在瑞士巴塞爾的救援中心，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她給瑞士、法國及普魯士的官員們去了信。信中表明她將恪守紅十字運動的中立原則，奔赴前線救護任何一方的傷員。
8月初，克拉拉同時收到了來自卡爾斯魯厄和米盧斯兩個城市的邀請，這兩個城市當時均在法軍的控製之下，他們希望克拉拉前去幫助組織傷員的護理工作。由於通往卡爾斯魯厄的道路已被雷區封鎖，於是克拉拉決定前往法國的北方城市米盧斯。克拉拉的設想得到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支持，他們派遣了一位名叫安冬妮婭·瑪戈的瑞士姑娘當她的隨員及翻譯。安冬妮婭聰慧而漂亮，與克拉拉一樣，她也是一位獻身紅十字運動的誌願者。1870年8月8日，她們離開了巴塞爾，踏上了充滿危險的艱難旅程。
在法軍控製下的斯特拉斯堡，哨兵在檢查了她們一行人的證件後仍不放行，克拉拉想出了辦法。“你帶著紅十字標誌嗎？”她問安冬妮婭，可惜她們都未攜帶紅十字標誌，此時，克拉拉果斷地撕下了自己衣領上的紅色絲帶並將它剪斷，迅速而精巧地縫製了一個紅十字袖章戴到了自己的左臂上，她隨即起身走到了那個固執的哨兵麵前。“啊，紅十字！”這個哨兵說著向她莊重地鞠了一躬，並示意她們通過哨卡。
她們一行很快到達了邊境。克拉拉和安冬妮婭趕往了戰火籠罩下的布呂馬特。此時的布呂馬特已經落入普軍之手。雖然來自附近戰場的普軍傷兵源源不斷，但普魯士的官員告訴她們這裏的救護工作組織得很好，並不需要別人的幫助。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克拉拉決心繼續徒步趕往戰場，她的設想得到了安冬妮婭的支持。顯然，正是她的勇敢剛毅與博愛善良感染並激勵了這位瑞士姑娘。
早在美國內戰期間，克拉拉就曾多次隻身奔赴戰場。她與亨利·杜南一樣具有很高的組織才能，到達戰場後，她很快將人員和物資安排得井然有序，並能夠及時地派往任何一個最需要的地方。人們欽佩她的才幹，正是她使戰地救護的混亂局麵得到了根本的改觀，因而她的工作也得了美國軍方的鼎力合作。然而此時卻是在普魯士，這裏的人們並不了解她的業績與才幹，他們堅持認為女性決不會在戰場上有所作為，讓女人參加戰地救護隻能增加混亂與恐慌。
在步行了幾個小時之後，她們到達了距前線隻有幾公裏的範登海姆。在此她們再次被拒絕前往前線，看來除了返回布呂馬特之外已別無選擇。這時已是黃昏時分，天空上陰雲密布，預示著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顯然，她們隻能在此住宿一夜，但由於這裏已駐紮了4000名普軍，因而這裏的所有房子都住滿了人。無奈，她們隻得連夜趕回布呂馬特。可沒走出多遠，狂風暴雨夾雜著冰雹便一起向她們襲來，克拉拉和安東妮婭陷入了困境。
她們正處在這座小鎮的貧民區。這裏的房子低矮而破舊，路旁的水溝裏到處是垃圾。為了避雨她們躲到了一幢小房子的屋簷下。無意中克拉拉向上瞥了一眼，她發現一個德國女人正站在窗前注視著她們。“我們可以在你家過夜嗎？”克拉拉向這個女人懇求道，這個女人打量了她們好一會兒，終於打開窗戶遞給了她們一個凳子，克拉拉和安東妮婭便從窗口跳到了房子裏。但不幸的是，這一切卻被附近的鄰居看見了。雨停之後，在這幢房子的周圍聚集了許多人，從他們那貪婪而邪惡的目光中，克拉拉似乎感到了一種不祥的預兆。不久，傳來了急促的敲門聲，空氣仿佛瞬時凝固了，女主人走到窗前看了一下，然後便打開了門：在一名下士的帶領下，一班普軍士兵衝了進來，下士對女主人說他們是來調查這兩個陌生人的，因為有人報告她們是間諜。
克拉拉的心情是複雜的，因為士兵們的到來至少是給她們帶來了暫時的安全。她向這位下士出示了自己的美國護照及紅十字會的證件。可就在此時，一個喝得醉醺醺的普軍中士突然闖了進來，他聲稱此事應由他來處理並抽出軍刀把克拉拉逼到了牆邊，而後便用德語大喊大叫。在普軍中，下級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上級，因而無論是士兵還是那位下士都沒敢走過來阻止他。但克拉拉卻絲毫沒有膽怯，她勇敢地站在那裏，厭惡而蔑視地看著麵前的這個家夥。過了一會兒，這個家夥仿佛清醒了一些，他害臊地收起軍刀，步履蹣跚地走出了房門。又過了幾分鍾，在檢查了她們的證件之後，士兵們便離開了。第二天，她和安東妮婭安全地返回了布呂馬特。
就在這進退維穀之際，克拉拉遇見了巴登公爵夫人路易斯——她是德皇威廉一世的女兒。公爵夫人非常欽佩克拉拉在美國內戰期間的英雄業績，而且還是紅十字運動的熱情支持者。她們一見如故，進而成為了終生摯友。正是在她的幫助下，克拉拉才得以參加了戰地救護工作，並且得到了德國軍方的合作。
隨著武器裝備的不斷更新，炮火的殺傷力日趨增強，不僅導致了交戰雙方死傷人數的擴大，同時也使許多無辜的平民成為了戰爭的受害者，因此戰地救護工作也隨之更加艱巨。在普法戰爭中，克拉拉的足跡遍及了斯特拉斯堡、梅斯等許多法國城市，其中也包括陷落後的巴黎。每到一處，她不僅要救護那些負傷的軍人與平民，而且還要組織援助那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大量難民。她實在是太辛苦了。正是她的無私奉獻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減輕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創傷。她的英雄事跡傳遍了整個歐洲。
戰爭結束後，克拉拉又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工作了一段時間，直到1873年才回到美國。
1877年，土耳其和俄國發生了戰爭。當時她已經56歲，但這場戰爭又觸發了她的一個念頭。為什麽不起來組織一個美國紅十字會，去戰地為傷兵們服務？於是她寫信給日內瓦的負責人埃比亞博士，要求授權她在美國發起組織一個美國紅十字會。埃比亞同國際紅十字會主席摩尼埃商定後回答說：他們認為她的確是美國紅十字會的“靈魂”，但此事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美國先得參加《日內瓦公約》。
1878年，克拉拉親自到華盛頓去遊說海斯總統，總統很客氣地接見了她，但此事得由國務卿處理，她就去見國務卿，他不親自出麵，而由副國務卿接見，告訴她政府沒有改變政策，那就是“孤立主義”，不參加任何國際組織。
克拉拉雖然受挫，但她並不灰心，她知道宣傳的重要性。她結識了美聯社記者和其他報紙的記者，請他們幫助宣傳。在1880年大選中，克拉拉支持了加菲爾，加菲爾上任後表示支持克拉拉的建議。但沒有幾個星期加菲爾被刺身亡，由副總統亞瑟接替。於是她又一次進行遊說，多方奔走。1881年3月16日，終於傳來了消息：參議院一致地通過了《日內瓦公約》。巴頓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條約通過了！最後勝利了，我等待了這麽久，弄得疲憊不堪，身體已垮，以致沒有高興可言，隻有放下報喜信而拿出手帕擦幹眼淚。”
1884年9月，克拉拉被選為美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了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三屆國際紅十字會會議。她在會上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有一位意大利代表登上講台說：“在促使美國參加《日內瓦公約》一事上，克拉拉·巴頓應受到全人類的最大感謝和最高獎勵。”
這也是美國外交史上第一次有婦女代表。
1887年9月，她又被選為代表，參加了第四屆國際紅十字會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剛統一的德國舉行的。會議結束後，她受皇室之請，在巴登—巴登做客。總理俾斯麥接見了她，國王老威廉也向她垂問了德國在美移民的情況。
1899年，美西戰爭爆發。克拉拉組織人員到古巴戰場進行救護工作，又一次建立了功勳。1900年6月，麥金萊總統簽署了一個法案，確認克拉拉的美國全國紅十字會是正統的紅十字會機構（當時另有其他組織想取得這個地位）。
1901年，她又被選參加第七屆國際紅十字會會議。這次會議在俄國的彼得堡舉行。這是她最後的一次歐洲之行。
她回國後身體日衰，1908年又摔壞了脊梁，活動逐漸減少，乃專心寫自傳。
她1912年病逝，享年91歲。
克拉拉·巴頓在美國曆史上被稱為“戰場上的天使”。她一生沒有結婚，完完全全把自己貢獻給了事業。這樣的女性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少有的。在中國而言，我們隻能找到兩位，她們是前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校長吳貽芳和北京協和醫院的婦產科主任林巧稚。
她天資敏慧，讀書用功，所以在15歲時就在她家附近的一座小學校教課。1850年，她到新澤西州的鮑登敦教課。當時該校規定來上學的兒童需要繳學費，因此學生人數不多。克拉拉主動提出，如果該校克拉拉·巴頓，1865年取消收費規定，她自願不拿工資。她取得了勝利。事後她一直以此自豪，因為是她第一個在新澤西創立了免費小學，她的那所學校的學生人數終於由不滿10人增到了600人。
後來學校決定聘一名男性教員來管理，她乃憤而辭職。
1853年，她在首都華盛頓的專利局供職，是當時最早的女性公務員。內戰開始後，她辭職到軍隊服務。
她自動地征集士兵需要的物資並沒法送往前線。1862年，聯邦軍需部長特許她可以上前線走動。她還獲得了約翰·普波將軍和詹姆斯·沃德沃茲將軍的嘉獎。她曾親赴原野大戰和弗德裏克斯堡大戰的戰場做救護工作。
1865年，她產生了一個想法，要查明失蹤士兵的下落。林肯寫了一個條子，表示同意她的想法。她乃在華盛頓設立了一個記錄局，追蹤到了2萬個姓名。
在南北戰爭時期，無論是聯邦政府軍還是南方邦聯軍，其中的醫療救護組織均麵臨著人員奇缺、物資匱乏的困難局麵。為此，雙方都迅速開展了誌願人員的征召組織工作。在北方，誌願救護組織的領導者是一位名叫多蘿西婭·迪克斯的婦女及“美國衛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負責征召醫護人員，並開展了募捐與藥品征集工作。他們建立了野戰醫院，但由於多在後方離前線太遠，因而並未能提供真正有效的戰地救護。
以現在的觀點看，一百多年前的醫療救護實在是太原始了。今天，訓練有素的醫護人員被分配到了每一個戰鬥分隊，傷員在戰場上即可得到包紮及輸血搶救；另外，每名士兵都曾接受過戰場急救的指導並隨身帶著自救包和抗生素片劑；這樣，即使是與連隊指揮所失去了聯係的巡邏兵，一旦負傷也能得到初步而有效的救護。可是在當時，每個團、有時甚至是一個師才能配備有一名醫生，而且他們中許多人所具備的醫學知識或許還不如今天的普通士兵；當然，藥品的供應同樣是少得可憐，以至時常沒有敷料與止痛劑。結果成千上萬的傷員因得不到救治而死在戰場上。
正是克拉拉·巴頓彌補了這一不足。她是作為個人來進行工作的，在其身後並沒有任何組織。她召集起誌願人員帶上醫藥用品，率領著她的車隊跑遍了戰場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在戰鬥的間隙為傷員們包紮治療，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其間，時常有炮彈在他們的身邊炸響，克拉拉雖然沒有負傷，卻多次遭遇了死神的威脅。有一次，當她剛剛抱起一名受了重傷的士兵，一顆子彈便射穿了她的衣袖，並且打死了那個奄奄一息的人……
戰爭結束時，克拉拉·巴頓已經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女英雄。在此後的幾年裏，她應邀到各地進行巡回演講，受到了美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在演說中，克拉拉談到了戰爭的殘酷及那些負傷官兵的悲慘境遇，並對那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們表達了深深的懷念；克拉拉指出，正是他們的流血犧牲捍衛了民主平等的美國精神、為美國人贏得了和平安寧的幸福生活，解放黑奴是高尚的人道主義行為、是博愛精神的體現……她的講話真摯感人，激發了無數美國人的愛國熱情，但她的演講中很少談到她自己。
後來，克拉拉的身體總是時好時壞，她不僅忍受著包括支氣管炎與胃病在內的多種疾患的折磨，而且有“精神崩潰”的某些症狀。正是由於健康原因使得克拉拉於1870年春登上了開往歐洲的班輪。
在歐洲旅行期間，克拉拉的健康開始得到了恢複，並且於同年6月在日內瓦會見了路易·阿皮亞醫生。阿皮亞醫生是著名的“日內瓦五人委員會”的成員，是國際紅十字運動的開創者之一。國際紅十字運動誕生於1863年，但在當時克拉拉卻對它一無所知。阿皮亞醫生此前從未見過克拉拉，然而對她在美國內戰期間為人道主義事業所作出的非凡貢獻早已知曉，並給予了高度評價。在這次會見中，阿皮亞醫生向克拉拉全麵介紹了紅十字運動的產生與發展，及其人道主義宗旨與中立原則，當然也談到了《日內瓦公約》。阿皮亞醫生期望克拉拉能夠繼續為人道主義事業作出貢獻，並且為美國早日加入《日內瓦公約》而盡心竭力。對此，克拉拉欣然應允。
此時，普法戰爭的陰影已經籠罩了歐洲大陸。克拉拉來到了設在瑞士巴塞爾的救援中心，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她給瑞士、法國及普魯士的官員們去了信。信中表明她將恪守紅十字運動的中立原則，奔赴前線救護任何一方的傷員。
8月初，克拉拉同時收到了來自卡爾斯魯厄和米盧斯兩個城市的邀請，這兩個城市當時均在法軍的控製之下，他們希望克拉拉前去幫助組織傷員的護理工作。由於通往卡爾斯魯厄的道路已被雷區封鎖，於是克拉拉決定前往法國的北方城市米盧斯。克拉拉的設想得到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支持，他們派遣了一位名叫安冬妮婭·瑪戈的瑞士姑娘當她的隨員及翻譯。安冬妮婭聰慧而漂亮，與克拉拉一樣，她也是一位獻身紅十字運動的誌願者。1870年8月8日，她們離開了巴塞爾，踏上了充滿危險的艱難旅程。
在法軍控製下的斯特拉斯堡，哨兵在檢查了她們一行人的證件後仍不放行，克拉拉想出了辦法。“你帶著紅十字標誌嗎？”她問安冬妮婭，可惜她們都未攜帶紅十字標誌，此時，克拉拉果斷地撕下了自己衣領上的紅色絲帶並將它剪斷，迅速而精巧地縫製了一個紅十字袖章戴到了自己的左臂上，她隨即起身走到了那個固執的哨兵麵前。“啊，紅十字！”這個哨兵說著向她莊重地鞠了一躬，並示意她們通過哨卡。
她們一行很快到達了邊境。克拉拉和安冬妮婭趕往了戰火籠罩下的布呂馬特。此時的布呂馬特已經落入普軍之手。雖然來自附近戰場的普軍傷兵源源不斷，但普魯士的官員告訴她們這裏的救護工作組織得很好，並不需要別人的幫助。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克拉拉決心繼續徒步趕往戰場，她的設想得到了安冬妮婭的支持。顯然，正是她的勇敢剛毅與博愛善良感染並激勵了這位瑞士姑娘。
早在美國內戰期間，克拉拉就曾多次隻身奔赴戰場。她與亨利·杜南一樣具有很高的組織才能，到達戰場後，她很快將人員和物資安排得井然有序，並能夠及時地派往任何一個最需要的地方。人們欽佩她的才幹，正是她使戰地救護的混亂局麵得到了根本的改觀，因而她的工作也得了美國軍方的鼎力合作。然而此時卻是在普魯士，這裏的人們並不了解她的業績與才幹，他們堅持認為女性決不會在戰場上有所作為，讓女人參加戰地救護隻能增加混亂與恐慌。
在步行了幾個小時之後，她們到達了距前線隻有幾公裏的範登海姆。在此她們再次被拒絕前往前線，看來除了返回布呂馬特之外已別無選擇。這時已是黃昏時分，天空上陰雲密布，預示著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顯然，她們隻能在此住宿一夜，但由於這裏已駐紮了4000名普軍，因而這裏的所有房子都住滿了人。無奈，她們隻得連夜趕回布呂馬特。可沒走出多遠，狂風暴雨夾雜著冰雹便一起向她們襲來，克拉拉和安東妮婭陷入了困境。
她們正處在這座小鎮的貧民區。這裏的房子低矮而破舊，路旁的水溝裏到處是垃圾。為了避雨她們躲到了一幢小房子的屋簷下。無意中克拉拉向上瞥了一眼，她發現一個德國女人正站在窗前注視著她們。“我們可以在你家過夜嗎？”克拉拉向這個女人懇求道，這個女人打量了她們好一會兒，終於打開窗戶遞給了她們一個凳子，克拉拉和安東妮婭便從窗口跳到了房子裏。但不幸的是，這一切卻被附近的鄰居看見了。雨停之後，在這幢房子的周圍聚集了許多人，從他們那貪婪而邪惡的目光中，克拉拉似乎感到了一種不祥的預兆。不久，傳來了急促的敲門聲，空氣仿佛瞬時凝固了，女主人走到窗前看了一下，然後便打開了門：在一名下士的帶領下，一班普軍士兵衝了進來，下士對女主人說他們是來調查這兩個陌生人的，因為有人報告她們是間諜。
克拉拉的心情是複雜的，因為士兵們的到來至少是給她們帶來了暫時的安全。她向這位下士出示了自己的美國護照及紅十字會的證件。可就在此時，一個喝得醉醺醺的普軍中士突然闖了進來，他聲稱此事應由他來處理並抽出軍刀把克拉拉逼到了牆邊，而後便用德語大喊大叫。在普軍中，下級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上級，因而無論是士兵還是那位下士都沒敢走過來阻止他。但克拉拉卻絲毫沒有膽怯，她勇敢地站在那裏，厭惡而蔑視地看著麵前的這個家夥。過了一會兒，這個家夥仿佛清醒了一些，他害臊地收起軍刀，步履蹣跚地走出了房門。又過了幾分鍾，在檢查了她們的證件之後，士兵們便離開了。第二天，她和安東妮婭安全地返回了布呂馬特。
就在這進退維穀之際，克拉拉遇見了巴登公爵夫人路易斯——她是德皇威廉一世的女兒。公爵夫人非常欽佩克拉拉在美國內戰期間的英雄業績，而且還是紅十字運動的熱情支持者。她們一見如故，進而成為了終生摯友。正是在她的幫助下，克拉拉才得以參加了戰地救護工作，並且得到了德國軍方的合作。
隨著武器裝備的不斷更新，炮火的殺傷力日趨增強，不僅導致了交戰雙方死傷人數的擴大，同時也使許多無辜的平民成為了戰爭的受害者，因此戰地救護工作也隨之更加艱巨。在普法戰爭中，克拉拉的足跡遍及了斯特拉斯堡、梅斯等許多法國城市，其中也包括陷落後的巴黎。每到一處，她不僅要救護那些負傷的軍人與平民，而且還要組織援助那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大量難民。她實在是太辛苦了。正是她的無私奉獻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減輕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創傷。她的英雄事跡傳遍了整個歐洲。
戰爭結束後，克拉拉又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工作了一段時間，直到1873年才回到美國。
1877年，土耳其和俄國發生了戰爭。當時她已經56歲，但這場戰爭又觸發了她的一個念頭。為什麽不起來組織一個美國紅十字會，去戰地為傷兵們服務？於是她寫信給日內瓦的負責人埃比亞博士，要求授權她在美國發起組織一個美國紅十字會。埃比亞同國際紅十字會主席摩尼埃商定後回答說：他們認為她的確是美國紅十字會的“靈魂”，但此事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美國先得參加《日內瓦公約》。
1878年，克拉拉親自到華盛頓去遊說海斯總統，總統很客氣地接見了她，但此事得由國務卿處理，她就去見國務卿，他不親自出麵，而由副國務卿接見，告訴她政府沒有改變政策，那就是“孤立主義”，不參加任何國際組織。
克拉拉雖然受挫，但她並不灰心，她知道宣傳的重要性。她結識了美聯社記者和其他報紙的記者，請他們幫助宣傳。在1880年大選中，克拉拉支持了加菲爾，加菲爾上任後表示支持克拉拉的建議。但沒有幾個星期加菲爾被刺身亡，由副總統亞瑟接替。於是她又一次進行遊說，多方奔走。1881年3月16日，終於傳來了消息：參議院一致地通過了《日內瓦公約》。巴頓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條約通過了！最後勝利了，我等待了這麽久，弄得疲憊不堪，身體已垮，以致沒有高興可言，隻有放下報喜信而拿出手帕擦幹眼淚。”
1884年9月，克拉拉被選為美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了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三屆國際紅十字會會議。她在會上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有一位意大利代表登上講台說：“在促使美國參加《日內瓦公約》一事上，克拉拉·巴頓應受到全人類的最大感謝和最高獎勵。”
這也是美國外交史上第一次有婦女代表。
1887年9月，她又被選為代表，參加了第四屆國際紅十字會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剛統一的德國舉行的。會議結束後，她受皇室之請，在巴登—巴登做客。總理俾斯麥接見了她，國王老威廉也向她垂問了德國在美移民的情況。
1899年，美西戰爭爆發。克拉拉組織人員到古巴戰場進行救護工作，又一次建立了功勳。1900年6月，麥金萊總統簽署了一個法案，確認克拉拉的美國全國紅十字會是正統的紅十字會機構（當時另有其他組織想取得這個地位）。
1901年，她又被選參加第七屆國際紅十字會會議。這次會議在俄國的彼得堡舉行。這是她最後的一次歐洲之行。
她回國後身體日衰，1908年又摔壞了脊梁，活動逐漸減少，乃專心寫自傳。
她1912年病逝，享年91歲。
克拉拉·巴頓在美國曆史上被稱為“戰場上的天使”。她一生沒有結婚，完完全全把自己貢獻給了事業。這樣的女性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少有的。在中國而言，我們隻能找到兩位，她們是前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校長吳貽芳和北京協和醫院的婦產科主任林巧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