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節 蘇珊·安東尼
蘇珊·安東尼何許人也？傳記作家陶格·林德作了如下介紹：
對當代的美國人而言，他們隻知道她就是那個其肖像刻在一枚一元硬幣上的女性。但對老一代的美國人而言，大家都知道她是“蘇珊大姨”。她鞠躬盡瘁把她的一生貢獻於為婦女爭取權利。盡管她從來沒有擔當過任何官職，我們仍然可以把她稱之為美國的第一位女性政治家。由於她專心致誌地思考各種婦女問題，由於她審時度勢地采用因地製宜的戰略戰術，她成了一名富有成效的婦女權利衛護專家。盡管她沒有能夠活著看到她為之奮鬥的目標的實現，即美國憲法中婦女選舉權之確立，但在整個19世紀中，她是對婦女法定權利的爭取作出最實實在在的貢獻的人。
1820年2月15日，安東尼生於馬薩諸塞州的亞當斯縣。當時她家不準許購置兒童玩具和音樂，因為怕有損於兒童專心致誌地聽取《聖經》的教導。她家有六個兄弟姐妹，父母教訓嚴格，強調孩子們必須各自努力，做一個有益於世界的人。就父母本身而言，他們也的確以身作則。他們投身於廢奴主義和容忍主義的活動。這也是蘇珊醉心的事業。
蘇珊18歲那年，美國發生了金融市場蕭條，安東尼一家陷入了破產地步。為了幫助家用，蘇珊在紐約州的新勞切爾的一家寄宿學校內充任教員助理。在那裏受到一年的鍛煉後，又在中央瀑布城的一家學校內當正式教員。她在那裏一直待到1845年。那年她父親經濟好轉，在羅徹斯特附近購置了一個農場。於是蘇珊就遷往羅徹斯特。她在農場待了一個時期，然後往坎納育裏小學出任女校長。
那時，蘇珊已進入婚嫁之年，有好幾位男士追求她。她曾隨著他們出遊和跳舞，但最後她都一一謝絕。她下定決心終身不嫁。她對這個決定從來沒有後悔過。她是這樣說的：“我覺得我不能放棄我的自由而去充任一名管家婆。如果一個女孩子嫁入了一個貧窮之家，她就成了一個管家婆和煩瑣工作者；如果她嫁入一個富裕之家，她就成了一名寵物和一個洋囡囡。”
1851年5月，她結識了一位後來成為莫逆之交的終身朋友。有一次，她去賽內卡瀑布城參加廢奴主義領袖威廉·葛裏遜的演講會時，她被介紹給了伊麗莎白·斯坦頓。從此，這兩人就成了為婦女權利奮鬥的同伴。
蘇珊·安東尼，1855年
1852年9月，安東尼在錫拉科斯第一次參加了婦女權利大會。她開始努力把婦女選舉權視為改善婦女地位的首要任務，她相信，“婦女權利重中之重的就是選舉權。”不久她就成了到處奔走發表演說的專家。1854年，她走遍了紐約的54個縣，宣傳婦女選舉權利以及廢奴主義思想。1856年時，她已成了美國反奴主義協會的紐約州代表。
內戰結束後，安東尼開始集中全力謀求解決各種婦女問題，特別是選舉權問題。安東尼和斯坦頓一起，力爭要把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中的“男士”兩字改為“普遍”。也就是要把選舉權普遍化，不分男女和膚色。1868年，她和斯坦頓一起出版了《革命周刊》，翌年，她倆促成了全國婦女選舉協會。蘇珊被選為協會主席。協會每年要在華盛頓舉行一次年會。屆時，蘇珊必來華盛頓開會，並乘此機會走訪聯邦國會議員，進行遊說，要求通過有關選舉權的憲法修正案。
1872年，發生了“美國訴蘇珊·安東尼案”。為此，蘇珊發表了流芳萬世的一篇演說辭。她說：
朋友們、公民們：
有人控告我，說我在上次總統選舉中，沒有選舉權而參與了投票。因此，今晚我站在這裏，隻為了證明我並沒有犯罪，隻是行使了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我國憲法規定，每個公民都擁有同等的權利，任何一個州都無權剝奪。
聯邦憲法的序言寫得很清楚：“我們合眾國人民，為組建更完善的聯邦，維護正義，保證國家安定，籌設共同防務，增強公共福利，確保我們自己和子孫後代永享自由幸福，特為美利堅合眾國製定本憲法。”
組成聯邦的是我們全體人民，不是男性白人，也不是男性公民，而是包括婦女在內的全體人民。我們之所以要組成聯邦，不是為了賜予別人自由和幸福，而是為了確保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不是為了確保我們當中的一部分人的以及他們子孫後代的自由和幸福，而是為了確保所有人及其子孫後代的自由和幸福——女人和男人都包括在內的自由和幸福。參加選舉是國家為我們提供的確保這一權利的唯一途徑。可是，你們在假意大力倡導自由的同時，卻又來無情地剝奪婦女的投票權，這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嗎？
2011年3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報》有一篇文章專門談到這一案件，茲摘錄如下：
1872年11月1日，時年52歲的安東尼來到紐約州羅徹斯特縣的一家選民登記辦公室，要求選舉檢查員將她登記為選民。她的這一要求遭到了拒絕。但安東尼援引1868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公民條款以及紐約州憲法作為自己的權利依據。為避免訴訟纏身，三名選舉檢查員在征詢了選舉監督員的意見後，被迫同意安東尼在羅徹斯特縣的第八選區登記選舉。
在11月5日選舉日當天，安東尼成功地投下了她的選票，但這一史無前例的舉動也為她引來了麻煩。1873年1月24日，20人組成的大陪審團指控安東尼“故意地、錯誤地而且非法地進行選舉投票”。庭審定於當年5月在門羅縣開庭。
在此後的4個月時間裏，安東尼將即將到來的審判轉化為向門羅縣及其周遭縣市的公民宣傳婦女選舉權的良機。她走向講壇，一個接一個城鎮地發表題為“一位美國公民投票是犯罪嗎？”的演講。
麵對逆境，安東尼及其律師在法庭上表現了極大的自信和勇氣。盡管安東尼被拒絕給予出庭作證的資格，她的律師亨利·塞爾登的辯護仍然鏗鏘有力。他一方麵力證安東尼合理相信她有權利投票，因此並未犯有“故意”非法地投票之罪，另一方麵強調她純粹是由於她的性別而被控告。
在聽取了公訴人克勞利的回應之後，主審此案的亨特法官並未征詢陪審團的意見，直接宣讀了一份早在庭審前就已準備好的判決意見。庭審翌日，塞爾登律師請求重新啟動一場新的審判，理由是安東尼被剝奪了由陪審團審判的憲法權利。但亨特法官拒絕了這一動議。最終，安東尼被宣告處以100美元罰金，卻未遭監禁。其原因並非亨特法官的寬大為懷，而是不想由此給安東尼以上訴的機會。事實上，安東尼自始至終都未繳納這筆罰金。
盡管敗訴，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尤其是眾多媒體眼中，安東尼實為最終的勝利者。他們說：“安東尼小姐仍然獲勝，她已經投票，美國憲法遭受了一擊，對她處以100美元的罰金並不能抹殺這一事實：婦女投了票。”
對安東尼本人而言，這一經曆使她相信，婦女無法通過法院贏得投票權。她轉而直接訴諸人民。她進行全國旅行，推動各州的婦女選舉權的立法。1890年7月，懷俄明州成為首個允許婦女投票的州。至1900年，猶他州、卡羅來納州以及愛達荷州壯大了這一隊伍。1878年，她又第一次在聯邦國會中引入相關憲法修正案的提案，該案規定“公民的投票權不能為美國聯邦或任何州因為性別的原因而被剝奪”。在此後的41年的每屆國會中，該修正案每次都被提出。
安東尼沒有能夠活著看到她的理想化為現實。但她一直抱有無比堅定的信念。1906年2月15日，她在華盛頓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說，對於這樣一個有價值的事業，“失敗是不可能的。”
“失敗是不可能的”就成了一句醒世名言。
1920年，也就是安東尼冥壽一百年，美國終於通過了第十九條憲法修正案，確立了婦女選舉權。
蘇珊本人於1906年病逝於羅徹斯特。根據“失敗是不可能的”名言，威爾遜總統進一步發明了另一名言：“我寧願在終將成功的事業中遭受失敗，也不願在必定失敗的事業裏贏得勝利。”
對當代的美國人而言，他們隻知道她就是那個其肖像刻在一枚一元硬幣上的女性。但對老一代的美國人而言，大家都知道她是“蘇珊大姨”。她鞠躬盡瘁把她的一生貢獻於為婦女爭取權利。盡管她從來沒有擔當過任何官職，我們仍然可以把她稱之為美國的第一位女性政治家。由於她專心致誌地思考各種婦女問題，由於她審時度勢地采用因地製宜的戰略戰術，她成了一名富有成效的婦女權利衛護專家。盡管她沒有能夠活著看到她為之奮鬥的目標的實現，即美國憲法中婦女選舉權之確立，但在整個19世紀中，她是對婦女法定權利的爭取作出最實實在在的貢獻的人。
1820年2月15日，安東尼生於馬薩諸塞州的亞當斯縣。當時她家不準許購置兒童玩具和音樂，因為怕有損於兒童專心致誌地聽取《聖經》的教導。她家有六個兄弟姐妹，父母教訓嚴格，強調孩子們必須各自努力，做一個有益於世界的人。就父母本身而言，他們也的確以身作則。他們投身於廢奴主義和容忍主義的活動。這也是蘇珊醉心的事業。
蘇珊18歲那年，美國發生了金融市場蕭條，安東尼一家陷入了破產地步。為了幫助家用，蘇珊在紐約州的新勞切爾的一家寄宿學校內充任教員助理。在那裏受到一年的鍛煉後，又在中央瀑布城的一家學校內當正式教員。她在那裏一直待到1845年。那年她父親經濟好轉，在羅徹斯特附近購置了一個農場。於是蘇珊就遷往羅徹斯特。她在農場待了一個時期，然後往坎納育裏小學出任女校長。
那時，蘇珊已進入婚嫁之年，有好幾位男士追求她。她曾隨著他們出遊和跳舞，但最後她都一一謝絕。她下定決心終身不嫁。她對這個決定從來沒有後悔過。她是這樣說的：“我覺得我不能放棄我的自由而去充任一名管家婆。如果一個女孩子嫁入了一個貧窮之家，她就成了一個管家婆和煩瑣工作者；如果她嫁入一個富裕之家，她就成了一名寵物和一個洋囡囡。”
1851年5月，她結識了一位後來成為莫逆之交的終身朋友。有一次，她去賽內卡瀑布城參加廢奴主義領袖威廉·葛裏遜的演講會時，她被介紹給了伊麗莎白·斯坦頓。從此，這兩人就成了為婦女權利奮鬥的同伴。
蘇珊·安東尼，1855年
1852年9月，安東尼在錫拉科斯第一次參加了婦女權利大會。她開始努力把婦女選舉權視為改善婦女地位的首要任務，她相信，“婦女權利重中之重的就是選舉權。”不久她就成了到處奔走發表演說的專家。1854年，她走遍了紐約的54個縣，宣傳婦女選舉權利以及廢奴主義思想。1856年時，她已成了美國反奴主義協會的紐約州代表。
內戰結束後，安東尼開始集中全力謀求解決各種婦女問題，特別是選舉權問題。安東尼和斯坦頓一起，力爭要把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中的“男士”兩字改為“普遍”。也就是要把選舉權普遍化，不分男女和膚色。1868年，她和斯坦頓一起出版了《革命周刊》，翌年，她倆促成了全國婦女選舉協會。蘇珊被選為協會主席。協會每年要在華盛頓舉行一次年會。屆時，蘇珊必來華盛頓開會，並乘此機會走訪聯邦國會議員，進行遊說，要求通過有關選舉權的憲法修正案。
1872年，發生了“美國訴蘇珊·安東尼案”。為此，蘇珊發表了流芳萬世的一篇演說辭。她說：
朋友們、公民們：
有人控告我，說我在上次總統選舉中，沒有選舉權而參與了投票。因此，今晚我站在這裏，隻為了證明我並沒有犯罪，隻是行使了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我國憲法規定，每個公民都擁有同等的權利，任何一個州都無權剝奪。
聯邦憲法的序言寫得很清楚：“我們合眾國人民，為組建更完善的聯邦，維護正義，保證國家安定，籌設共同防務，增強公共福利，確保我們自己和子孫後代永享自由幸福，特為美利堅合眾國製定本憲法。”
組成聯邦的是我們全體人民，不是男性白人，也不是男性公民，而是包括婦女在內的全體人民。我們之所以要組成聯邦，不是為了賜予別人自由和幸福，而是為了確保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不是為了確保我們當中的一部分人的以及他們子孫後代的自由和幸福，而是為了確保所有人及其子孫後代的自由和幸福——女人和男人都包括在內的自由和幸福。參加選舉是國家為我們提供的確保這一權利的唯一途徑。可是，你們在假意大力倡導自由的同時，卻又來無情地剝奪婦女的投票權，這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嗎？
2011年3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報》有一篇文章專門談到這一案件，茲摘錄如下：
1872年11月1日，時年52歲的安東尼來到紐約州羅徹斯特縣的一家選民登記辦公室，要求選舉檢查員將她登記為選民。她的這一要求遭到了拒絕。但安東尼援引1868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公民條款以及紐約州憲法作為自己的權利依據。為避免訴訟纏身，三名選舉檢查員在征詢了選舉監督員的意見後，被迫同意安東尼在羅徹斯特縣的第八選區登記選舉。
在11月5日選舉日當天，安東尼成功地投下了她的選票，但這一史無前例的舉動也為她引來了麻煩。1873年1月24日，20人組成的大陪審團指控安東尼“故意地、錯誤地而且非法地進行選舉投票”。庭審定於當年5月在門羅縣開庭。
在此後的4個月時間裏，安東尼將即將到來的審判轉化為向門羅縣及其周遭縣市的公民宣傳婦女選舉權的良機。她走向講壇，一個接一個城鎮地發表題為“一位美國公民投票是犯罪嗎？”的演講。
麵對逆境，安東尼及其律師在法庭上表現了極大的自信和勇氣。盡管安東尼被拒絕給予出庭作證的資格，她的律師亨利·塞爾登的辯護仍然鏗鏘有力。他一方麵力證安東尼合理相信她有權利投票，因此並未犯有“故意”非法地投票之罪，另一方麵強調她純粹是由於她的性別而被控告。
在聽取了公訴人克勞利的回應之後，主審此案的亨特法官並未征詢陪審團的意見，直接宣讀了一份早在庭審前就已準備好的判決意見。庭審翌日，塞爾登律師請求重新啟動一場新的審判，理由是安東尼被剝奪了由陪審團審判的憲法權利。但亨特法官拒絕了這一動議。最終，安東尼被宣告處以100美元罰金，卻未遭監禁。其原因並非亨特法官的寬大為懷，而是不想由此給安東尼以上訴的機會。事實上，安東尼自始至終都未繳納這筆罰金。
盡管敗訴，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尤其是眾多媒體眼中，安東尼實為最終的勝利者。他們說：“安東尼小姐仍然獲勝，她已經投票，美國憲法遭受了一擊，對她處以100美元的罰金並不能抹殺這一事實：婦女投了票。”
對安東尼本人而言，這一經曆使她相信，婦女無法通過法院贏得投票權。她轉而直接訴諸人民。她進行全國旅行，推動各州的婦女選舉權的立法。1890年7月，懷俄明州成為首個允許婦女投票的州。至1900年，猶他州、卡羅來納州以及愛達荷州壯大了這一隊伍。1878年，她又第一次在聯邦國會中引入相關憲法修正案的提案，該案規定“公民的投票權不能為美國聯邦或任何州因為性別的原因而被剝奪”。在此後的41年的每屆國會中，該修正案每次都被提出。
安東尼沒有能夠活著看到她的理想化為現實。但她一直抱有無比堅定的信念。1906年2月15日，她在華盛頓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說，對於這樣一個有價值的事業，“失敗是不可能的。”
“失敗是不可能的”就成了一句醒世名言。
1920年，也就是安東尼冥壽一百年，美國終於通過了第十九條憲法修正案，確立了婦女選舉權。
蘇珊本人於1906年病逝於羅徹斯特。根據“失敗是不可能的”名言，威爾遜總統進一步發明了另一名言：“我寧願在終將成功的事業中遭受失敗，也不願在必定失敗的事業裏贏得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