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節 康多莉紮·賴斯
有人說，康多莉紮·賴斯（康迪）是女性的基辛格。
如果說，基辛格的崛起是由於他幫助尼克鬆總統達成中美複交協議的話，那麽，賴斯的崛起則由於她幫助老布什達成了二加四協議。四是英、美、蘇、法；二是東、西德兩國政府。
康多莉紮·賴斯賴斯是黑人國務卿，科林·鮑威爾也是黑人國務卿。但鮑威爾的曆史是一部苦兒奮鬥史，而賴斯絕不是苦兒，她是一位高層黑人的女兒。所以，她的曆史是一部靚女奮鬥史。
1954年11月14日，賴斯出生於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伯明翰是美國有名的種族歧視城市。賴斯在幼年也目擊過一些不愉快的種族隔離現象。她聽說過馬丁·路德·金牧師在伯明翰坐牢的故事。金牧師被刺那一年她14歲。這件事當然使她十分悲痛和氣憤。
但賴斯的父親約翰是一名傳教士，她母親是鋼琴師，她的家庭是中產階級，她是家中的寶貝，所以她過的是比較優裕的生活。她母親一心想把她培養成一名鋼琴家。
5歲那年，康迪舉行了首場獨奏音樂會。她在教區的一次婦女聚會上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木偶的葬禮》。她回憶說：“我不知道我媽媽怎麽會有這樣的一個主意，但是這是我第一次在那麽多人的麵前登台演出。”
不用說，她受到的教育模式和父母在思想上對她的鼓舞影響著小賴斯人生道路的抉擇。但是她那特殊的天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輕而易舉地在班上永遠地取得“第一”。
1969年，父親在科羅拉多州謀得一個職位，於是全家搬到了丹佛。她在當地的聖瑪麗學院（等於高中）上學。她每天四點半起床，先練幾圈花樣滑冰，然後去學校上課。她刻苦讀書，晚上回家後則練鋼琴。她可以稱得上是一名工作狂。一切為了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17歲，她從聖瑪麗畢業了，但出人意料，她決定不再學鋼琴了，她要改學政治。原因是她有一次偶然的機會聽了一位教授的講課。他是一名捷克移民，也就是克林頓總統的國務卿奧爾布萊特的父親。他是蘇聯問題專家。康迪立即對蘇聯問題發生了興趣，她要研究蘇聯。這樣，她就進了丹佛大學的政治係。
1974年，康迪獲丹佛大學政治學學士學位。1975年，獲聖母大學碩士學位。1981年獲丹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學院博士學位。
接著，她獲得機會進了斯坦福大學，並於1985年在該校的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她的專業是蘇東歐政治、國際安全政治和戰略武器研究。不久，她被提升為助理教授。1987年成教授。
同年，前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應邀來斯坦福大學演講。賴斯與他見了麵。她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於是他就去旁聽賴斯的課。就這樣，將軍發現了這位未來的政治明星。
斯考克羅夫特把賴斯帶到了華盛頓，擔任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特別助理，主要負責有關核戰略的谘詢工作。
當戈爾巴喬夫1990年5月經加拿大造訪華盛頓時，老布什就開始與之商討德國統一問題。當時，老布什把賴斯介紹給戈爾巴喬夫說，“她告訴我我所必須了解的蘇聯的一切”。作為美方陪同團團長，賴斯陪同戈爾巴喬夫往美國各個城市參觀。作為老布什的蘇聯問題顧問，她一開始就參加了“二加四會談”。那是一次以沒有先例的方式確立德國統一的馬拉鬆會談。
賴斯認為，戈爾巴喬夫作為一名政治家，表現出了智慧和勇氣。她回憶說：“他的問候是衷心誠摯的，而在麵對麵的討論中，他卻變得鋼鐵般堅硬。令人信服的是，他往往能在被提問的同時迅速作出回答。有一次，總統問到‘蘇聯在三五年內會是怎樣一番情景’時，戈爾巴喬夫脫口答道：‘即使是耶穌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1990年9月12日，六國外長在莫斯科簽署“二加四條約”，對德國統一的外交方麵的協商宣告完成。
靠著她的外交手腕，良好的願望，以及豐富的專業知識，賴斯參加了“二加四條約”談判，並取得極大成績。有評論員這樣寫道：“她的加入不僅僅是簡單的加加加，她明白如何調節鷹派和鴿派的關係。她的最後決定代表總統。人們也不能忘記，那份關鍵的協議草案正是她草擬的。”
老布什卸任後，賴斯決定重返斯坦福大學。她已經37歲了。她希望安定下來，建立一個家庭，過一種學者的生活。她自己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她的恩師斯考克羅夫特請她留在華盛頓，但她還是決心回斯坦福，她認為：“我想，如果我留下的話，我就會一直做到最後。但是我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這樣。我開始覺得累了。那是一項需要一個人付出其全部的工作，是一項會把人累垮的工作。”
她在斯坦福有時間給《時代》等雜誌寫一些關於她專業的文章。她對政壇內部的了解使她成了一名受歡迎的社論作者和新聞界的明星。
1992年，由於她的貢獻，她獲得了人類和科學學院授予的“模範教育獎”，並被評為“年度傑出貢獻人士”。參議員摩根稱讚她說：“賴斯代表了一個女人所能做到的一切：聰明，有才幹，備受尊敬。她是年輕女士的傑出榜樣。”
一年後，她又被任命為斯坦福大學的教務長，學校的第二號人物。這一任命出乎許多教育工作者的意料，因為她剛38歲，她的前任都比她年長得多，至少都60歲。
作為教務長，她不僅要管理學校的10億美元以上的財務預算，還要管好1.4萬名師生員工的福利。此外，斯坦福大學還有2000萬的財政赤字。
賴斯果斷地著手處理這些問題。在接下來的這幾年裏，那些曾懷疑過她是否有能力的批評家們都啞口無言。她減少預算，裁減人員，在她節儉政策的帶領下，斯坦福大學很快擺脫了赤字。
同時，由於她和白宮的關係，而且又是“老布什的朋友”，她很快就以顧問或高層管理人員的身份進入了不同的大公司，如雪鐵龍石油公司、全美人壽保險公司和J。P。摩根銀行等。
在大約十年的時間裏，賴斯代表著石油巨人的利益。有的評論家指責她和德克薩斯石油大亨們之間的密切關係。她辯解說：“美國的石油產業對我們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石油我們就無法生存。我為我在雪鐵龍石油公司的同事們感到驕傲。”
作為她的工作報酬，雪鐵龍公司每年支付她3.5萬美元基本薪資。此外，在任職的第10年，她還拿到價值24.1萬美元的3000股股票。1995年，一艘13.6噸級的油船以她的名字命名。
小布什上台後，立刻任賴斯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她的任務就是在各部門之間進行協調，就安全問題向總統作匯報。小布什非常準時作業。他每天五點半起床晨跑，進早餐，讀《聖經》。讀完《聖經》後到橢圓形辦公室聽賴斯向他講解潛在的外交威脅和最新的新聞。布什自己不讀報，不聽廣播，不看電視。他的依靠就是賴斯。
賴斯在安全助理任內起到了調和鮑威爾和拉姆斯菲爾德間的矛盾的作用。9·11事件以後，賴斯向總統提出了新的安全戰略建議。她說：“災難發生後的那段日子裏，我們認識到，保衛國家遠離恐怖威脅的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將其在萌芽狀態中扼殺，將其內部的思想觀念扼殺。”這意味著她不再主張威懾政策，而主張：隻要有國旗飄揚的地方就能夠動用常規武器自我防禦，必要時甚至是核武器。至於采取什麽樣的行動，美國有自己的自由，其他國家或機構沒有限製的權力。
賴斯的這種思想顯然與鮑威爾有差異。小布什更接近於賴斯。小布什第一屆任期滿後，鮑威爾辭職，賴斯接替鮑威爾出任國務卿。
亨利·基辛格曾說：“一位成功的國務卿必須有總統的充分的信任。”賴斯恰巧是小布什充分信任的人。
在任命之日，小布什說：“賴斯受命於危難之際，國家正處於反恐戰爭中。她是國際政治問題專家，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對她的忠告堅信不疑，從她的經驗和準確的判斷力中受益匪淺。”
媒體普遍認為賴斯是小布什的“紅粉知己”。她已父母雙亡，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男朋友。休閑之日，往往在小布什家中度過，好像成了一家人。在公共場合，賴斯也往往跟隨總統左右。她曾跟隨總統秘密飛往伊拉克，然後再往澳大利亞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
從美國總統曆史看來，總統與國務卿配合得心心相印，真誠無間者，隻有杜魯門和馬歇爾將軍一對。今天的小布什和賴斯可以說是第二對。至於尼克鬆與基辛格，那隻是馬基雅弗利主義的組合，並無真誠可言也。賴斯出任國務卿，不是為了出風頭，而是為了報答小布什知遇之恩。
2005年1月26日，賴斯在其國務卿的第一次演說中說：“我們必須利用美國的外交來促成有利於自由世界的權力平衡。實現這樣的外交現在正是時候了。”
同年9月30日，她在普林斯頓大學發表演說道：“現在，我們必須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向往，我們必須十分認真地關注各地人民對某些基本權利的渴求。隻要有真正自由的選擇，任何人都會選擇自由而不會選擇壓迫；選擇擁有財產之權而不會選擇任意搜查和沒收財產。任何人都會選擇天賦的生命之權而厭惡經常處於死亡的恐懼之中。任何人都會選擇由被統治者同意的統治方式而不接受由國家強製的統治方式；選擇法治而不選擇人治。這些原則應當是任何公正社會的基本根源，也是所有國家間和平相處的基本根源。”
70年前，羅斯福總統曾經對霍布金斯說，由於美國是民主國家，它不能先發製人，因此它隻能忍受第一槍，但美國能夠經得起這第一槍。現在形勢已大變。賴斯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先發製人的戰略。她說：由於“9·11”事件的教訓，“美國決不能讓他們的企圖得逞。出於常識和自衛的需要，美國將會在此類正在形成的威脅尚未全麵成型之前采取行動。雖然美國會不斷努力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如果必要，我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單獨行事，采取先發製人行動對付這種恐怖分子，行使我們自衛的權力，防止他們對我們的人民和國家造成傷害。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在無賴國家及其庇護的恐怖分子能夠對美國及美國的盟友構成威脅，或者有能力針對美國及其盟友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之前製止他們”。
小布什出兵伊拉克，消滅了中東的薩達姆，這可以說是先發製人的一次勝利，但它沒有能解決伊拉克問題。
小布什下台後，賴斯決定退出政壇，回到母校斯坦福大學任教。
賴斯為我們留下了一些發人深省的警句：
我的父母讓我深信，也許你（作為黑人）連一個漢堡包都買不起，但你仍然可以成為美國總統。
如果你拿出雙倍的勁頭往前衝，或許能趕上白人的一半。不過也有人願意付出四倍的辛勞，得以跟白人並駕齊驅。偶爾，也有人願意付出八倍的辛勞，得以趕在白人前頭。
我始終認為我之所以為我，是因為我隻做我有興趣去做的事，而不是為了追求工作的市場價值，也不是為了社會責任。我是一名富有宗教情緒的人。我相信，我做某些事情是出於上帝的意誌。你不能死板地認為你必須做什麽。你不可能事先就安排好你所要做的一切。
作為一名受過教育的人，你可以有條件在遇到不順利環境的時候想辦法改進你自己的境遇，而且在這樣做的同時，也改進了別人的境遇。但你們必須相信，人類進步的火車頭是個人的意誌。有了個人意誌，你就會確信你會成功，隻要加以力行就行了。
現為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學人的賴斯，2010年3月19日應中文大學邀請在香港演說，她在題為“未來的亞洲”的演說中指出，中國正在急速崛起，影響極為正麵，如中國在國際社會扮演領導者角色，歐美不會將中國視為威脅，而讓中國加入國際政經組織，反而令中國更有理由為國際社會帶來正麵影響。
她指出，現時亞洲麵對三大問題，包括阿富汗一帶南亞以南的國家成為恐怖分子溫床、多國企圖研發或已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以及經濟問題。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七周年的日子，賴斯強調，即使重新決定，今天仍會派兵“解放伊拉克”，相信曆史最終證明布什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演講完畢後，賴斯接受紀念品時，觀眾席上有一名青年高舉寫著“羞恥”和“停止殺戮”字樣的標語，高叫口號，抗議賴斯參與發動伊拉克戰爭，他企圖衝前時，被保安帶走。而賴斯則微笑響應說，有抗議聲音及言論自由才有民主。2011年2月16日，賴斯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評論埃及事變說：
在一段時間內，埃及領導似乎在政治上有所放鬆，但是好景不長，穆巴拉克不久又開始將反對派人士抓捕入獄，民眾憎恨的“緊急狀態法”依然沒有取消的跡象，而且議會選舉依然是笑話。
賴斯認為，正是由於穆巴拉克領導的埃及政府拒絕主動展開體製改革，最後落得極其被動的局麵。她說，區域內其他國家的領導應從中汲取教訓，加快已經拖得不能再拖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賴斯說：未來幾個月，甚至好幾年內，幾乎可以肯定，局勢將會是動蕩不安的，但是，“暫時的動蕩不安要遠遠勝於建立在專製基礎上的虛假的穩定。”
賴斯進一步表示：民主體製下的政府，包括我們的一些最親密的盟友，不見得在所有問題上都和我們一致，但是，他們和我們在最關鍵的一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國政府唯有民眾支持才有存在的意義。
她說：美國深知，民主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而且整個進程中會出現斷斷續續不穩定的現象，有時候甚至是非常混亂。但是，麵對現實和未來，我們別無選擇，隻有相信在曆史長河中，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懷有的理念將比一時的動蕩更加持久，更加有著積極的意義。
如果說，基辛格的崛起是由於他幫助尼克鬆總統達成中美複交協議的話，那麽，賴斯的崛起則由於她幫助老布什達成了二加四協議。四是英、美、蘇、法；二是東、西德兩國政府。
康多莉紮·賴斯賴斯是黑人國務卿，科林·鮑威爾也是黑人國務卿。但鮑威爾的曆史是一部苦兒奮鬥史，而賴斯絕不是苦兒，她是一位高層黑人的女兒。所以，她的曆史是一部靚女奮鬥史。
1954年11月14日，賴斯出生於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伯明翰是美國有名的種族歧視城市。賴斯在幼年也目擊過一些不愉快的種族隔離現象。她聽說過馬丁·路德·金牧師在伯明翰坐牢的故事。金牧師被刺那一年她14歲。這件事當然使她十分悲痛和氣憤。
但賴斯的父親約翰是一名傳教士，她母親是鋼琴師，她的家庭是中產階級，她是家中的寶貝，所以她過的是比較優裕的生活。她母親一心想把她培養成一名鋼琴家。
5歲那年，康迪舉行了首場獨奏音樂會。她在教區的一次婦女聚會上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木偶的葬禮》。她回憶說：“我不知道我媽媽怎麽會有這樣的一個主意，但是這是我第一次在那麽多人的麵前登台演出。”
不用說，她受到的教育模式和父母在思想上對她的鼓舞影響著小賴斯人生道路的抉擇。但是她那特殊的天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輕而易舉地在班上永遠地取得“第一”。
1969年，父親在科羅拉多州謀得一個職位，於是全家搬到了丹佛。她在當地的聖瑪麗學院（等於高中）上學。她每天四點半起床，先練幾圈花樣滑冰，然後去學校上課。她刻苦讀書，晚上回家後則練鋼琴。她可以稱得上是一名工作狂。一切為了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17歲，她從聖瑪麗畢業了，但出人意料，她決定不再學鋼琴了，她要改學政治。原因是她有一次偶然的機會聽了一位教授的講課。他是一名捷克移民，也就是克林頓總統的國務卿奧爾布萊特的父親。他是蘇聯問題專家。康迪立即對蘇聯問題發生了興趣，她要研究蘇聯。這樣，她就進了丹佛大學的政治係。
1974年，康迪獲丹佛大學政治學學士學位。1975年，獲聖母大學碩士學位。1981年獲丹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學院博士學位。
接著，她獲得機會進了斯坦福大學，並於1985年在該校的胡佛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她的專業是蘇東歐政治、國際安全政治和戰略武器研究。不久，她被提升為助理教授。1987年成教授。
同年，前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應邀來斯坦福大學演講。賴斯與他見了麵。她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於是他就去旁聽賴斯的課。就這樣，將軍發現了這位未來的政治明星。
斯考克羅夫特把賴斯帶到了華盛頓，擔任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特別助理，主要負責有關核戰略的谘詢工作。
當戈爾巴喬夫1990年5月經加拿大造訪華盛頓時，老布什就開始與之商討德國統一問題。當時，老布什把賴斯介紹給戈爾巴喬夫說，“她告訴我我所必須了解的蘇聯的一切”。作為美方陪同團團長，賴斯陪同戈爾巴喬夫往美國各個城市參觀。作為老布什的蘇聯問題顧問，她一開始就參加了“二加四會談”。那是一次以沒有先例的方式確立德國統一的馬拉鬆會談。
賴斯認為，戈爾巴喬夫作為一名政治家，表現出了智慧和勇氣。她回憶說：“他的問候是衷心誠摯的，而在麵對麵的討論中，他卻變得鋼鐵般堅硬。令人信服的是，他往往能在被提問的同時迅速作出回答。有一次，總統問到‘蘇聯在三五年內會是怎樣一番情景’時，戈爾巴喬夫脫口答道：‘即使是耶穌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1990年9月12日，六國外長在莫斯科簽署“二加四條約”，對德國統一的外交方麵的協商宣告完成。
靠著她的外交手腕，良好的願望，以及豐富的專業知識，賴斯參加了“二加四條約”談判，並取得極大成績。有評論員這樣寫道：“她的加入不僅僅是簡單的加加加，她明白如何調節鷹派和鴿派的關係。她的最後決定代表總統。人們也不能忘記，那份關鍵的協議草案正是她草擬的。”
老布什卸任後，賴斯決定重返斯坦福大學。她已經37歲了。她希望安定下來，建立一個家庭，過一種學者的生活。她自己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她的恩師斯考克羅夫特請她留在華盛頓，但她還是決心回斯坦福，她認為：“我想，如果我留下的話，我就會一直做到最後。但是我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這樣。我開始覺得累了。那是一項需要一個人付出其全部的工作，是一項會把人累垮的工作。”
她在斯坦福有時間給《時代》等雜誌寫一些關於她專業的文章。她對政壇內部的了解使她成了一名受歡迎的社論作者和新聞界的明星。
1992年，由於她的貢獻，她獲得了人類和科學學院授予的“模範教育獎”，並被評為“年度傑出貢獻人士”。參議員摩根稱讚她說：“賴斯代表了一個女人所能做到的一切：聰明，有才幹，備受尊敬。她是年輕女士的傑出榜樣。”
一年後，她又被任命為斯坦福大學的教務長，學校的第二號人物。這一任命出乎許多教育工作者的意料，因為她剛38歲，她的前任都比她年長得多，至少都60歲。
作為教務長，她不僅要管理學校的10億美元以上的財務預算，還要管好1.4萬名師生員工的福利。此外，斯坦福大學還有2000萬的財政赤字。
賴斯果斷地著手處理這些問題。在接下來的這幾年裏，那些曾懷疑過她是否有能力的批評家們都啞口無言。她減少預算，裁減人員，在她節儉政策的帶領下，斯坦福大學很快擺脫了赤字。
同時，由於她和白宮的關係，而且又是“老布什的朋友”，她很快就以顧問或高層管理人員的身份進入了不同的大公司，如雪鐵龍石油公司、全美人壽保險公司和J。P。摩根銀行等。
在大約十年的時間裏，賴斯代表著石油巨人的利益。有的評論家指責她和德克薩斯石油大亨們之間的密切關係。她辯解說：“美國的石油產業對我們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石油我們就無法生存。我為我在雪鐵龍石油公司的同事們感到驕傲。”
作為她的工作報酬，雪鐵龍公司每年支付她3.5萬美元基本薪資。此外，在任職的第10年，她還拿到價值24.1萬美元的3000股股票。1995年，一艘13.6噸級的油船以她的名字命名。
小布什上台後，立刻任賴斯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她的任務就是在各部門之間進行協調，就安全問題向總統作匯報。小布什非常準時作業。他每天五點半起床晨跑，進早餐，讀《聖經》。讀完《聖經》後到橢圓形辦公室聽賴斯向他講解潛在的外交威脅和最新的新聞。布什自己不讀報，不聽廣播，不看電視。他的依靠就是賴斯。
賴斯在安全助理任內起到了調和鮑威爾和拉姆斯菲爾德間的矛盾的作用。9·11事件以後，賴斯向總統提出了新的安全戰略建議。她說：“災難發生後的那段日子裏，我們認識到，保衛國家遠離恐怖威脅的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將其在萌芽狀態中扼殺，將其內部的思想觀念扼殺。”這意味著她不再主張威懾政策，而主張：隻要有國旗飄揚的地方就能夠動用常規武器自我防禦，必要時甚至是核武器。至於采取什麽樣的行動，美國有自己的自由，其他國家或機構沒有限製的權力。
賴斯的這種思想顯然與鮑威爾有差異。小布什更接近於賴斯。小布什第一屆任期滿後，鮑威爾辭職，賴斯接替鮑威爾出任國務卿。
亨利·基辛格曾說：“一位成功的國務卿必須有總統的充分的信任。”賴斯恰巧是小布什充分信任的人。
在任命之日，小布什說：“賴斯受命於危難之際，國家正處於反恐戰爭中。她是國際政治問題專家，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對她的忠告堅信不疑，從她的經驗和準確的判斷力中受益匪淺。”
媒體普遍認為賴斯是小布什的“紅粉知己”。她已父母雙亡，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男朋友。休閑之日，往往在小布什家中度過，好像成了一家人。在公共場合，賴斯也往往跟隨總統左右。她曾跟隨總統秘密飛往伊拉克，然後再往澳大利亞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
從美國總統曆史看來，總統與國務卿配合得心心相印，真誠無間者，隻有杜魯門和馬歇爾將軍一對。今天的小布什和賴斯可以說是第二對。至於尼克鬆與基辛格，那隻是馬基雅弗利主義的組合，並無真誠可言也。賴斯出任國務卿，不是為了出風頭，而是為了報答小布什知遇之恩。
2005年1月26日，賴斯在其國務卿的第一次演說中說：“我們必須利用美國的外交來促成有利於自由世界的權力平衡。實現這樣的外交現在正是時候了。”
同年9月30日，她在普林斯頓大學發表演說道：“現在，我們必須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向往，我們必須十分認真地關注各地人民對某些基本權利的渴求。隻要有真正自由的選擇，任何人都會選擇自由而不會選擇壓迫；選擇擁有財產之權而不會選擇任意搜查和沒收財產。任何人都會選擇天賦的生命之權而厭惡經常處於死亡的恐懼之中。任何人都會選擇由被統治者同意的統治方式而不接受由國家強製的統治方式；選擇法治而不選擇人治。這些原則應當是任何公正社會的基本根源，也是所有國家間和平相處的基本根源。”
70年前，羅斯福總統曾經對霍布金斯說，由於美國是民主國家，它不能先發製人，因此它隻能忍受第一槍，但美國能夠經得起這第一槍。現在形勢已大變。賴斯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先發製人的戰略。她說：由於“9·11”事件的教訓，“美國決不能讓他們的企圖得逞。出於常識和自衛的需要，美國將會在此類正在形成的威脅尚未全麵成型之前采取行動。雖然美國會不斷努力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如果必要，我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單獨行事，采取先發製人行動對付這種恐怖分子，行使我們自衛的權力，防止他們對我們的人民和國家造成傷害。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在無賴國家及其庇護的恐怖分子能夠對美國及美國的盟友構成威脅，或者有能力針對美國及其盟友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之前製止他們”。
小布什出兵伊拉克，消滅了中東的薩達姆，這可以說是先發製人的一次勝利，但它沒有能解決伊拉克問題。
小布什下台後，賴斯決定退出政壇，回到母校斯坦福大學任教。
賴斯為我們留下了一些發人深省的警句：
我的父母讓我深信，也許你（作為黑人）連一個漢堡包都買不起，但你仍然可以成為美國總統。
如果你拿出雙倍的勁頭往前衝，或許能趕上白人的一半。不過也有人願意付出四倍的辛勞，得以跟白人並駕齊驅。偶爾，也有人願意付出八倍的辛勞，得以趕在白人前頭。
我始終認為我之所以為我，是因為我隻做我有興趣去做的事，而不是為了追求工作的市場價值，也不是為了社會責任。我是一名富有宗教情緒的人。我相信，我做某些事情是出於上帝的意誌。你不能死板地認為你必須做什麽。你不可能事先就安排好你所要做的一切。
作為一名受過教育的人，你可以有條件在遇到不順利環境的時候想辦法改進你自己的境遇，而且在這樣做的同時，也改進了別人的境遇。但你們必須相信，人類進步的火車頭是個人的意誌。有了個人意誌，你就會確信你會成功，隻要加以力行就行了。
現為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學人的賴斯，2010年3月19日應中文大學邀請在香港演說，她在題為“未來的亞洲”的演說中指出，中國正在急速崛起，影響極為正麵，如中國在國際社會扮演領導者角色，歐美不會將中國視為威脅，而讓中國加入國際政經組織，反而令中國更有理由為國際社會帶來正麵影響。
她指出，現時亞洲麵對三大問題，包括阿富汗一帶南亞以南的國家成為恐怖分子溫床、多國企圖研發或已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以及經濟問題。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七周年的日子，賴斯強調，即使重新決定，今天仍會派兵“解放伊拉克”，相信曆史最終證明布什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演講完畢後，賴斯接受紀念品時，觀眾席上有一名青年高舉寫著“羞恥”和“停止殺戮”字樣的標語，高叫口號，抗議賴斯參與發動伊拉克戰爭，他企圖衝前時，被保安帶走。而賴斯則微笑響應說，有抗議聲音及言論自由才有民主。2011年2月16日，賴斯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評論埃及事變說：
在一段時間內，埃及領導似乎在政治上有所放鬆，但是好景不長，穆巴拉克不久又開始將反對派人士抓捕入獄，民眾憎恨的“緊急狀態法”依然沒有取消的跡象，而且議會選舉依然是笑話。
賴斯認為，正是由於穆巴拉克領導的埃及政府拒絕主動展開體製改革，最後落得極其被動的局麵。她說，區域內其他國家的領導應從中汲取教訓，加快已經拖得不能再拖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賴斯說：未來幾個月，甚至好幾年內，幾乎可以肯定，局勢將會是動蕩不安的，但是，“暫時的動蕩不安要遠遠勝於建立在專製基礎上的虛假的穩定。”
賴斯進一步表示：民主體製下的政府，包括我們的一些最親密的盟友，不見得在所有問題上都和我們一致，但是，他們和我們在最關鍵的一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國政府唯有民眾支持才有存在的意義。
她說：美國深知，民主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而且整個進程中會出現斷斷續續不穩定的現象，有時候甚至是非常混亂。但是，麵對現實和未來，我們別無選擇，隻有相信在曆史長河中，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懷有的理念將比一時的動蕩更加持久，更加有著積極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