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節 亨利·基辛格
1923年5月23日，亨利·基辛格生於德國的弗爾茲，父母是猶太人，在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形勢下，全家於1938年逃到了美國。他在紐約曼哈頓進了華盛頓高地的一家中學，那裏有許多德國猶太移民學生。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就是比基辛格低兩班的同學。
基辛格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異。他也參加了學校的多種活動。正是在這幾年之內，他受到了美國生活方式的熏陶，成了一個真正的美國人。
亨利·基辛格
由於貧困，他必須半工半讀。他采取了晚間上課白天工作的做法。1943年1月的一天，他接到了政府所發的服役通知。時年19歲，他報名參加了陸軍，被派往德國，最初在那裏做一名軍官的司機兼譯員。不久獲得了上級的欣賞，升為上士，獲銅質獎。1946年退役，被留在德國的奧貝梅爾根情報學校講授德國曆史。
1947年，他回國插入了哈佛大學二年級，195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他的學士論文題目是：“曆史的意義”。傳記作家弗裏德·伊色列這樣寫道：“論文長達350頁，這導致哈佛大學作出了一個新規定：以後的學士論文不得超過150頁。即使在此之前實行這一規定，也不會影響基辛格絲毫，因為他的導師威廉·伊利奧特在讀了一百頁後就已經肯定這是一部傑作。”
1952年，他繼續在哈佛獲得碩士學位，1954年又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在出任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以前，他曾擔任過多項工作。1952年，在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亞洲基金會的支持下，設立了一個哈佛國際研討會，研討會在每年暑期舉行。學員都是國內外年齡在26—45歲的精英，好些成了未來的政界要人，如法國總統吉斯卡德、以色列外長阿隆、比利時首相廷德曼斯、挪威外長弗裏德曼等等，都是學員。伊利奧特指定28歲的基辛格為主持人，他在那裏一直工作到1959年，從而有機會結識了許許多多國內外高層官員。
他還是對外關係理事會成員，並出版了一本書：《原子武器和外交政策》，此書獲得了普遍的好評。1956年，他曾主持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項特殊研究項目，專門探討可能發生的各種國內外問題。1957年，他回哈佛教書，1962年成了正教授。他還兼任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顧問，但不久因政見不合，又轉往裁軍委員會工作，後又轉往蘭德公司。
1962—1965年，他是哈佛的全時間教授，1965年，他出任了國務院越南問題顧問。1965—1967年，他曾多次往越南調查。1968年大選期間，他出任了共和黨洛克菲勒競選班子的外交問題策士，在這次競選中，洛克菲勒敗給了同黨的尼克鬆。但洛克菲勒在事後卻把基辛格介紹給了尼克鬆總統。尼克鬆乃任他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關於基辛格同洛克菲勒及尼克鬆的關係，有這樣的描述：20世紀60年代的十年內，基辛格是紐約州長洛克菲勒的顧問，1968年時，他全力為洛克菲勒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而努力，當時主要的對手是尼克鬆，結果洛克菲勒敗給了尼克鬆。基辛格當時曾說：在所有的競選者中，理查德·尼克鬆是一個最要不得的總統。他經常以輕蔑的口吻說：尼克鬆那家夥沒有資格做總統。但在尼克鬆上任總統後，基辛格卻一反常態，極力追逐尼克鬆。所以引來了兩種不同的評價。有人說，基辛格是一名十足的機會主義分子，另一派人則說，基辛格是一名出色的務實主義分子（pragmatist）。
基辛格指出了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在對蘇政策上有偏差。他認為他們的政策前後有矛盾，而且太軟弱。他當時就為此而退出肯尼迪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基辛格認為在國際關係上，蘇聯是美國的主要敵人。但他又認為應當承認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這就促成了美蘇關係的緩和。
根據這一哲學，基辛格的初步成就是與蘇聯達成了戰略武器限製條約的談判。這項談判極富技術性，差不多進行了三個年頭，基辛格曾親自參加了談判。最後才由尼克鬆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簽字。
基辛格對促成1971年9月的四國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也起了作用。他在這次談判中也使用了秘密外交的手法。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進出西柏林問題算是有了交代。
基辛格最有名的一筆就是幫助尼克鬆打通往中國的道路。美國政府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達二十多年之久。在這裏，基辛格的秘密外交起了大大的作用。他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的秘密撮合，親自飛越珠穆朗瑪峰進入中國（國務院一貫禁止美國官員去中國），同中國總理周恩來進行了會談。最終達成了《上海公報》。在其任職期內，基辛格曾去了中國9次之多。
基辛格還在越南問題上作出了成績，在1971年1月27日，導致了美越達成停火協定，並因此而獲得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在50歲那年，基辛格成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第16位美國人，也是獲得此獎的第5位美國國務卿。16個月以後，即1975年4月30日，南越首都西貢被北越攻破。基辛格要歸還諾貝爾獎，因為“我們用談判取得的和平已為武力所破壞”。諾貝爾委員會堅稱這一事件並未否定基辛格的努力，他應當保留此獎。最後，基辛格決定把獎金65000美元捐助給美國死難士兵子女教育基金會。
1973年他出任國務卿後花了很大力量謀求解決中東問題。他親自出馬取得了埃及總統薩達特的信任，把薩達特拉回了美國勢力圈。他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進行“穿梭”外交，前後有11次之多，其中有一次竟為期近一個月。
福特總統在1976年競選失敗後，基辛格也隨著退出政壇。他自己組織了一個顧問公司。他的主要工作卻是寫書。他和黑格一貫主張促進對華貿易。在美國，他被認為是親華派，並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
評論家斯科特·史密斯分析基辛格的成就說：他博覽群書，隨時可以談論任何問題。在社交場合，他結交權勢者。基辛格遇到什麽人時，會詢問對方興趣，把談話轉向那個方麵。他與各個政治派別的人融洽相處被傳為佳話。他靠著這種能力迷住了外國領導人，不管他是否喜歡他們本人或者是否同意他們的政策。他知道與人融洽相處有利他政治目標的實現。到1973年時，他在公眾中的支持率達85%，蓋洛普民意測驗把他列為美國最受讚賞的政治人物。
沃爾特·艾薩克森在《基辛格》一書中說，他是“媒體時代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僅有的一位享譽全球的外交官”。
基辛格訪華的次數已經超過四十次，被中國領導人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2011年1月13日，基辛格發表文章，呼籲避免美中冷戰。文章曰：
美國認為，它對待其他社會的方式理所當然取決於它們是否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他們國家的崛起不是對美國的挑戰，而是預示著回歸中國出類拔萃的正常事態。在中國人看來，不正常之處在於中國過去200年裏的相對弱勢，而不是它當前的重振雄風。
美國曆來的表現就好像它可以隨心所欲地或參與或退出國際事務。中國人則自視為“中央王國”，在他們的腦海裏，國家主權平等是聞所未聞的概念。直到19世紀，中國一直把外國當作各種附庸國。在歐洲國家軍隊打破它的與世隔絕狀態之前，中國從未遇到過麵積與之相當的國家。
美國發現大多數難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中國則在幾千年曆史中逐漸認定，幾乎所有難題都沒有最終解決辦法。美國主張解決難題，中國則滿足於控製矛盾而不予解決。
中國談判代表忘不了外國列強欺壓中國的百年屈辱。中國領導人對哪怕最細微的傲慢態度都極為敏感，往往把美國人的堅持己見理解為缺乏尊重。
視角的不同在朝鮮問題上展露無遺。
美國奉行務實的政策，中國則往往把這些政策視為一個整體設計的組成部分。
世界秩序的檢驗標準是爭論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彼此的疑慮。美中關係的最重要現實是，這兩個國家誰都主宰不了對方，它們之間的衝突讓兩國社會均疲憊不堪。為此，它們需要一種協商機製來詳細描繪共同的長遠目標和在國際會議上協調兩國的立場。
目標應當是建立起尊重與合作的傳統，以使兩位現任領導人的繼任者也認識到齊心協力建設一個新興的世界秩序符合兩國的利益。
2011年4月9日，他與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聯名發表了一篇大文，提倡“務實的理想主義”。文章曰：
雖然美國在利比亞沒有重大利益受到威脅，但以人道主義作為唯一理由實施有限製的軍事幹預可謂師出有名。卡紮菲的軍隊已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並即將占領班加西，由此可能給當地居民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卡紮菲本人不僅在國內不受歡迎，在國外也沒有朋友。此外，聯合國安理會和阿拉伯聯盟都已呼籲采取行動。
盡管如此，理想主義目標並不是美國在對外政策領域選擇動武的唯一動機。我們不應充當世界警察。我們不能通過武力方式去應付所有可能出現的人道主義問題。而應推行將保護國家利益與宣揚價值聯係在一起的政策。本著這種精神，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原則：
第一，我們須在動武時設定明確目標。
第二，我們應當認真研究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並努力將他們的文化和曆史與我國的戰略和經濟利益聯係起來。
第三，我們必須搞清楚，我們到底支持什麽以及支持誰。
第四，美國需在國內獲得支持，而這通常就需要獲得國會支持。
第五，我們應對一些計劃外的後果加以考慮。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美國須明確認識本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並加以區別對待。
海灣地區的長期穩定符合我國重大利益，因為世界能源大多出自那裏。同樣，避免使該地區國家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之溫床也符合我們重大的國家利益。
美國應推行一項政策，將保護本國利益的決心與宣揚我國的偉大價值觀——民主、自由和人權——聯係在一起。這種務實理想主義政策才是能在伊斯蘭世界風起雲湧的變革期應對各種挑戰和機遇的上佳之策。
基辛格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異。他也參加了學校的多種活動。正是在這幾年之內，他受到了美國生活方式的熏陶，成了一個真正的美國人。
亨利·基辛格
由於貧困，他必須半工半讀。他采取了晚間上課白天工作的做法。1943年1月的一天，他接到了政府所發的服役通知。時年19歲，他報名參加了陸軍，被派往德國，最初在那裏做一名軍官的司機兼譯員。不久獲得了上級的欣賞，升為上士，獲銅質獎。1946年退役，被留在德國的奧貝梅爾根情報學校講授德國曆史。
1947年，他回國插入了哈佛大學二年級，195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他的學士論文題目是：“曆史的意義”。傳記作家弗裏德·伊色列這樣寫道：“論文長達350頁，這導致哈佛大學作出了一個新規定：以後的學士論文不得超過150頁。即使在此之前實行這一規定，也不會影響基辛格絲毫，因為他的導師威廉·伊利奧特在讀了一百頁後就已經肯定這是一部傑作。”
1952年，他繼續在哈佛獲得碩士學位，1954年又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在出任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以前，他曾擔任過多項工作。1952年，在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亞洲基金會的支持下，設立了一個哈佛國際研討會，研討會在每年暑期舉行。學員都是國內外年齡在26—45歲的精英，好些成了未來的政界要人，如法國總統吉斯卡德、以色列外長阿隆、比利時首相廷德曼斯、挪威外長弗裏德曼等等，都是學員。伊利奧特指定28歲的基辛格為主持人，他在那裏一直工作到1959年，從而有機會結識了許許多多國內外高層官員。
他還是對外關係理事會成員，並出版了一本書：《原子武器和外交政策》，此書獲得了普遍的好評。1956年，他曾主持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項特殊研究項目，專門探討可能發生的各種國內外問題。1957年，他回哈佛教書，1962年成了正教授。他還兼任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顧問，但不久因政見不合，又轉往裁軍委員會工作，後又轉往蘭德公司。
1962—1965年，他是哈佛的全時間教授，1965年，他出任了國務院越南問題顧問。1965—1967年，他曾多次往越南調查。1968年大選期間，他出任了共和黨洛克菲勒競選班子的外交問題策士，在這次競選中，洛克菲勒敗給了同黨的尼克鬆。但洛克菲勒在事後卻把基辛格介紹給了尼克鬆總統。尼克鬆乃任他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關於基辛格同洛克菲勒及尼克鬆的關係，有這樣的描述：20世紀60年代的十年內，基辛格是紐約州長洛克菲勒的顧問，1968年時，他全力為洛克菲勒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而努力，當時主要的對手是尼克鬆，結果洛克菲勒敗給了尼克鬆。基辛格當時曾說：在所有的競選者中，理查德·尼克鬆是一個最要不得的總統。他經常以輕蔑的口吻說：尼克鬆那家夥沒有資格做總統。但在尼克鬆上任總統後，基辛格卻一反常態，極力追逐尼克鬆。所以引來了兩種不同的評價。有人說，基辛格是一名十足的機會主義分子，另一派人則說，基辛格是一名出色的務實主義分子（pragmatist）。
基辛格指出了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在對蘇政策上有偏差。他認為他們的政策前後有矛盾，而且太軟弱。他當時就為此而退出肯尼迪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基辛格認為在國際關係上，蘇聯是美國的主要敵人。但他又認為應當承認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這就促成了美蘇關係的緩和。
根據這一哲學，基辛格的初步成就是與蘇聯達成了戰略武器限製條約的談判。這項談判極富技術性，差不多進行了三個年頭，基辛格曾親自參加了談判。最後才由尼克鬆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簽字。
基辛格對促成1971年9月的四國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也起了作用。他在這次談判中也使用了秘密外交的手法。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進出西柏林問題算是有了交代。
基辛格最有名的一筆就是幫助尼克鬆打通往中國的道路。美國政府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達二十多年之久。在這裏，基辛格的秘密外交起了大大的作用。他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的秘密撮合，親自飛越珠穆朗瑪峰進入中國（國務院一貫禁止美國官員去中國），同中國總理周恩來進行了會談。最終達成了《上海公報》。在其任職期內，基辛格曾去了中國9次之多。
基辛格還在越南問題上作出了成績，在1971年1月27日，導致了美越達成停火協定，並因此而獲得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在50歲那年，基辛格成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第16位美國人，也是獲得此獎的第5位美國國務卿。16個月以後，即1975年4月30日，南越首都西貢被北越攻破。基辛格要歸還諾貝爾獎，因為“我們用談判取得的和平已為武力所破壞”。諾貝爾委員會堅稱這一事件並未否定基辛格的努力，他應當保留此獎。最後，基辛格決定把獎金65000美元捐助給美國死難士兵子女教育基金會。
1973年他出任國務卿後花了很大力量謀求解決中東問題。他親自出馬取得了埃及總統薩達特的信任，把薩達特拉回了美國勢力圈。他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進行“穿梭”外交，前後有11次之多，其中有一次竟為期近一個月。
福特總統在1976年競選失敗後，基辛格也隨著退出政壇。他自己組織了一個顧問公司。他的主要工作卻是寫書。他和黑格一貫主張促進對華貿易。在美國，他被認為是親華派，並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
評論家斯科特·史密斯分析基辛格的成就說：他博覽群書，隨時可以談論任何問題。在社交場合，他結交權勢者。基辛格遇到什麽人時，會詢問對方興趣，把談話轉向那個方麵。他與各個政治派別的人融洽相處被傳為佳話。他靠著這種能力迷住了外國領導人，不管他是否喜歡他們本人或者是否同意他們的政策。他知道與人融洽相處有利他政治目標的實現。到1973年時，他在公眾中的支持率達85%，蓋洛普民意測驗把他列為美國最受讚賞的政治人物。
沃爾特·艾薩克森在《基辛格》一書中說，他是“媒體時代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僅有的一位享譽全球的外交官”。
基辛格訪華的次數已經超過四十次，被中國領導人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2011年1月13日，基辛格發表文章，呼籲避免美中冷戰。文章曰：
美國認為，它對待其他社會的方式理所當然取決於它們是否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他們國家的崛起不是對美國的挑戰，而是預示著回歸中國出類拔萃的正常事態。在中國人看來，不正常之處在於中國過去200年裏的相對弱勢，而不是它當前的重振雄風。
美國曆來的表現就好像它可以隨心所欲地或參與或退出國際事務。中國人則自視為“中央王國”，在他們的腦海裏，國家主權平等是聞所未聞的概念。直到19世紀，中國一直把外國當作各種附庸國。在歐洲國家軍隊打破它的與世隔絕狀態之前，中國從未遇到過麵積與之相當的國家。
美國發現大多數難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中國則在幾千年曆史中逐漸認定，幾乎所有難題都沒有最終解決辦法。美國主張解決難題，中國則滿足於控製矛盾而不予解決。
中國談判代表忘不了外國列強欺壓中國的百年屈辱。中國領導人對哪怕最細微的傲慢態度都極為敏感，往往把美國人的堅持己見理解為缺乏尊重。
視角的不同在朝鮮問題上展露無遺。
美國奉行務實的政策，中國則往往把這些政策視為一個整體設計的組成部分。
世界秩序的檢驗標準是爭論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彼此的疑慮。美中關係的最重要現實是，這兩個國家誰都主宰不了對方，它們之間的衝突讓兩國社會均疲憊不堪。為此，它們需要一種協商機製來詳細描繪共同的長遠目標和在國際會議上協調兩國的立場。
目標應當是建立起尊重與合作的傳統，以使兩位現任領導人的繼任者也認識到齊心協力建設一個新興的世界秩序符合兩國的利益。
2011年4月9日，他與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聯名發表了一篇大文，提倡“務實的理想主義”。文章曰：
雖然美國在利比亞沒有重大利益受到威脅，但以人道主義作為唯一理由實施有限製的軍事幹預可謂師出有名。卡紮菲的軍隊已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並即將占領班加西，由此可能給當地居民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卡紮菲本人不僅在國內不受歡迎，在國外也沒有朋友。此外，聯合國安理會和阿拉伯聯盟都已呼籲采取行動。
盡管如此，理想主義目標並不是美國在對外政策領域選擇動武的唯一動機。我們不應充當世界警察。我們不能通過武力方式去應付所有可能出現的人道主義問題。而應推行將保護國家利益與宣揚價值聯係在一起的政策。本著這種精神，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原則：
第一，我們須在動武時設定明確目標。
第二，我們應當認真研究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並努力將他們的文化和曆史與我國的戰略和經濟利益聯係起來。
第三，我們必須搞清楚，我們到底支持什麽以及支持誰。
第四，美國需在國內獲得支持，而這通常就需要獲得國會支持。
第五，我們應對一些計劃外的後果加以考慮。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美國須明確認識本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並加以區別對待。
海灣地區的長期穩定符合我國重大利益，因為世界能源大多出自那裏。同樣，避免使該地區國家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之溫床也符合我們重大的國家利益。
美國應推行一項政策，將保護本國利益的決心與宣揚我國的偉大價值觀——民主、自由和人權——聯係在一起。這種務實理想主義政策才是能在伊斯蘭世界風起雲湧的變革期應對各種挑戰和機遇的上佳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