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節 哈裏·霍布金斯
1933年羅斯福上台後立即推行他的“新政”。為此，他前後共設立了三十多個機構。新聞界為了報道方便，對每一機構都采用了它的縮寫名稱，於是出現了一大盆所謂的字母湯。其中最吸引人的一個，名叫WPA-—工程進展局。局長是亨利·霍布金斯。
亨利（俗稱哈裏）於1890年8月17日生於艾奧瓦州的修克斯。他父親是一名跑碼頭的小販，主要販賣馬鞍子。他母親是一位虔誠的美以美會教徒，以助人為樂。哈裏從小就受到他母親的這種感染。1901年，全家遷到了格裏奈爾，離州府德莫伊約哈裏·霍布金斯50英裏，人口約4000人。這時他父親在芝加哥碰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有一受驚的馬車把他的腿輾壞了。結果以賠償數千元了事。正是這筆錢改變了全家的命運，使家庭走上了小康之道，哈裏也得以進了當地的格裏奈爾學院。
可能是受他母親的影響，他大學畢業後選擇了社會工作。他跑到紐約貧民區做基督教青年會的救濟工作，除了膳食費用外，每月隻有5美元零用錢。他是家訪的能手，愈是困難的家庭，他的興趣愈大。這使他了解到了人間的各種各樣的不幸和痛苦。
不久，他又轉到紐約救濟大王金斯伯裏那裏工作。（金斯伯裏曾於1951年訪問中國，住在北京飯店，筆者曾去拜訪過他，但他那時已有肥胖病，坐在沙發內把沙發塞得滿滿的，必須有人攙扶才能站起來，已無昔日的活力）金斯伯裏給了他每月40美元的工資。3個月後，霍布金斯要求增加工資，金問他有什麽理由，霍說他要結婚。於是金說：“你的工作每月可值600美元，但現在我隻能給你60美元。”
1917年美國參戰，霍報名從軍，因體格檢查不及格，隻好參加紅十字會工作。戰後他又回到金斯伯裏那裏，這一次金給了他年薪800美元。金家中有一個私人圖書館，霍就在那裏奮力讀書。他曾說：“說實在的，我在大學基本沒有念書，大學本來也不是念書的地方，而且也不應該是念書的地方。大學是青年人鍛煉和交朋友的地方。我的真正念書始於金斯伯裏私人圖書館。”
由於他工作出色，很快又出任了紐約市的防癆協會秘書。他進去時，該會有9萬美元資金，7年以後當他離職赴華盛頓時該會卻掛了9萬美元的債。但協會主席仍熱情地說：“通過他的努力，在各有關部門間實現了各種有效的改革，董事會對霍布金斯先生所提供的服務深表謝忱，並對他為本協會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致以崇高的敬意。”
那時的紐約州州長羅斯福當然對霍布金斯早有所聞，但兩人還沒有私交。1933年3月，霍奉召到華盛頓任緊急救濟局局長。他的辦公室是一所簡陋和破爛的建築，當室內的辦公設置還沒有完全安置好的時候，他就站在辦公室門口簽發了兩筆救濟款，每筆100萬美元。這件事驚動了輿論界，《華盛頓郵報》說：“如果哈裏·霍布金斯先生，我們剛上任的救濟局長，花錢按照他上任內兩個小時的速度來推算，救濟局的5億美元還不夠他花一個月。”從此，霍布金斯就有“揮金如土先生”的諢名。
救濟局結束後，他又任WPA局長，在兩任局長期內，他建立或重修了40萬所中小學，鋪設了1200萬英尺下水道，興建了469座飛機場，鋪設了25.5萬英裏公路，開辟了3700個街頭公園。這些工程為失業者提供了430萬個工作機會。
右派報紙《芝加哥論壇報》評曰：“霍布金斯先生是一個小共黨，他所以在新政中嶄露頭角隻是由於他花錢比任何人都花得大手大腳，而且要花在比任何人所能設想的荒唐事業更為荒唐的事業上。”
民主黨內也有人向總統進言說：“人們懷疑霍布金斯是一個共產黨，他已成了我們民主黨的一個包袱。”羅斯福就派了他的親信華生去進行秘密調查，華生回來報告說：“我本來也是不滿霍布金斯的，我原來認為我可以乘此機會抓一下小辮子。但現在我不得不失望地但也是高興地說：我沒有能抓到任何辮子，老百姓對他是有口皆碑，罵他的隻是共和黨頭頭們。他的個人清廉更是無懈可擊。上次英皇夫婦訪問華盛頓，霍布金斯也參加了，但他參加招待會所穿的衣服是借來的，因為他自己沒有像樣的衣服。他的夫人要買一件新大衣，他不得不開夜車給《星期六晚郵報》寫了一篇稿子，掙一筆稿費。總統先生，我現在堅決認為你找霍布金斯先生是找對了。”
從此，羅斯福通知秘書，以後有控告霍布金斯的信，一律當場毀掉。同時，霍本人也成了總統的得力助手。有很長一段時期，他就住在白宮之內，以便於隨時召見。羅斯福夫人也在日記中寫道：“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全心全意把自己投身於做好工作的人物之一。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出於內心的一種堅定信念：必須有人做這項工作，既然派的是他，那他就必須做好這項工作。我認為，不管派他做什麽工作，他都會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
霍布金斯之所以能在工作上超人一等，除了他個人的忠誠和熱忱以外，還有一手，那就是用人得當。霍布金斯的原則是找合適的人辦事。他隻問該人是否合於某項工作，而不問他是白種人或黑種人，是男人或是女人，也不問他是名牌大學畢業還是社會大學畢業。在分配救濟時，也從來不問他是什麽政治麵貌。他曾說：“我不問他是共和黨還是共產黨，我隻問他需要不需要救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羅斯福製定了“租借法”，那就是任何與納粹作戰的國家可以在美國掛賬買軍火。在整個期間，美國大約發放了600億至800億美元的援外貨款，而主持租借事宜的人就是霍布金斯。他曾親自到英國和蘇聯研究它們的實際需要發放“國際救濟”。
1940年1月，霍布金斯以羅斯福私人代表身份到倫敦會晤丘吉爾。英國特務早已把霍的個人材料送呈唐寧街，內中描述霍是一名醉心社會工作的新政狂。於是丘就準備從此著手，來討好霍布金斯。傳記作家麥克吉賽在記載丘霍第一次會談時這樣寫道：
丘吉爾準備用這樣一種方式來介紹英國的戰爭目標，也就是說一些務求能迎合其美國客人口味的話。他說：“我們並不尋求財寶，我們並不尋求領土，我們隻是尋求人的自由，尋求信仰的自由，生活的自由和免受迫害的自由。當老百姓打完仗後返回家園的時候，我們希望不會有秘密警察去‘咚咚’（他一邊用手指擊桌子）地敲他的家門。我們尋求建立人民所首肯的政府，保證人民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
然後，丘吉爾停了一下問道：你說，總統對此會有什麽看法？隻見霍布金斯慢條斯理地說：“首相先生，我認為總統根本不會理會這些事。”這時，丘吉爾的同伴們都心中嘀咕起來，以為首相說漏了嘴。接著，霍布金斯又說：“你看，我們唯一關心的是如何保證盡快打垮那個狗娘養的希特勒。”全場大笑，鬆了一口氣。
從此，丘吉爾就封了霍布金斯一個稱號：“追根先生”（Lord Root of the Matter）。因為霍隻想知道英國到底需要多少東西才能繼續把戰爭打下去。
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8月，霍布金斯又以總統私人代表身份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商討租借事宜。援助英國，對美國人講，沒有問題。但援助蘇聯就不同了。許多美國政要是反對援助蘇聯的。其中又有兩種情況。有一批人一貫反共，他們認為借希特勒之手消滅蘇聯未嚐不是好事。另有一批人認為，蘇聯不到一年就會垮台，物資將落入納粹之手，不如把這些物資給英國。但羅斯福堅決認為，必須支持蘇聯，保留它作為一支反納粹的重要力量。霍布金斯堅定地執行了總統的政策。
霍布金斯很快就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斯承認他沒有料到希特勒的偷襲，吃了虧。但他有信心必能戰勝希特勒，霍布金斯也認為斯大林是信心十足的，他還看到蘇聯人民抵抗德軍的無比英雄精神。
麥克吉賽寫道：“霍布金斯的任務既然是給蘇聯以援助，他就與蘇聯同感受。任何拖延和作難不但使他感到憤怒，而且也使他感到沮喪。當他想起倫敦人睡在地下鐵道內的情景時，當他想到莫斯科人過著那種艱難的生活時，他不得不得出結論，認為美國人還做得大大地不夠。他的下一項任務應是促他們出更多的力。”
其實，出力最多的恐怕就是霍布金斯自己。今舉一旁證：
馬歇爾將軍一貫是寡言少語的人。但在1942年霍布金斯再婚前幾天，他竟動筆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未婚妻：“說句實話，我非常關注哈裏的健康和幸福，當然也關心你們即將到來的婚姻。他這個人就是愛犧牲自己而不會照看自己，這一點隻有他的知心朋友最了解。在今天，他是與我們國家利益有關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而他又是我所知的最不注意自己健康的人。因此，我不揣冒昧，要向你進言，希望你能想辦法促使他注意必要的休息。”
杜魯門上台後，霍布金斯正在醫院休養，但他仍接受杜魯門的要求，去莫斯科跑了一趟，再次見到斯大林，並取得諒解，同意召開後來的波茨坦會議。霍本人沒有參加波茨坦會議，因為他回國後又進了醫院。
霍的如意算盤是希望能出任未來的羅斯福圖書館館長，並寫一部回憶錄。他寫回憶錄的主要目的是記下自己的經曆，供後世人參考。但還有一個附帶的目的，就是借此積一點錢，因為他在官十多載，沒有為自己積一點錢。他甚至已預約好一位名叫悉尼·海門的年輕人做寫作手。
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上帝於1946年1月29日把他召走了。他曾在事前對他的兒子說：“要熱愛美國，熱愛美國的民主製度。我年輕時曾有激進思想，以為蘇聯可能比美國先進。但以後的親身體驗使我了解到俄國乃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國家。我說的落後不是指經濟建設而言，而是指精神建設。俄國人沒有自由，這是事實。每個俄國人都在擔驚受怕中過日子。這絕不是人們所喜愛的製度。隻有美國製度是現實世界中最民主的製度，最開放的製度，最令人舒暢的製度。不管遇到什麽不如意，都不可對我們的民主失去信心，因為不存在比美國更好的民主製度。”
霍布金斯留下了一大堆材料，人們發現其中有一段是專門談美蘇關係的。他寫道：“在未來的歲月中，關於蘇聯的最大之謎將是俄國領導人對推廣共產主義的政策方針。有各種跡象表明，蘇聯政府愈來愈富民族主義色彩了。他們力求保證他們邊界之安全。就這個目標而言，我並不反對。但毫無疑問的是：從長期來看，美蘇關係之障礙倒不在於意識形態之矛盾，也不在於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之矛盾，而在於對人權自由的看法的矛盾。在我們所理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問題上，我們與俄國人竟毫無共同的語言。美國人民不僅希望他們本身享受自由，而且也希望全世界各國人民都享有自由。當一個美國人看到任何人不能自由發表意見的時候，他就會受不了的。美國人不在乎俄國人搞什麽主義，但他們不能眼看人家連講話的自由也沒有。”
稿子中也有論到中國問題的。它寫道：“假如有一個什麽國家將在今後一百年內最吸引美國的關注的話，那麽，我可以肯定，這個國家就是中國。在擊敗日本之後，中國勢將成為世界強國之一。我倒不是說它馬上能成強國，這還需要時間。我們希望中國將出現統一的局麵。美國一直奉行的是門戶開放政策，因此，美國在中國的記錄是清白的。今後也會保持清白。而美國是最能幫助中國的國家。在中國，統治階層與廣大民眾之間的經濟差距是十分驚人的，不搞土地改革是不行的。我們盼望中國領導人能好自為之。”
霍布金斯除一生廉潔外，還特別討厭走後門。1937年在他出任商務部長時，民主黨主席法萊介紹一名黨員要官，霍布金斯說，他找錯了人，我這裏沒有走後門的。他的孩子沒有因他而出任官職的。他的一個兒子參軍後他特別警告不能接受特別待遇，盡管有關司令主動想給他一點特殊。
溫斯頓·丘吉爾讚曰：
很少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對世界的事業所作出的貢獻了。
羅斯福總統有特殊的天才，他總能挑選心胸寬廣的人來幫他工作，不論戰時和平時都一樣。他在哈裏·霍普金斯身上找到了這樣一個人：不但視野遼闊，而且洞察秋毫。他總是要尋找出事物的根源。
他是國家危難之秋的一名真正的領袖人物，既熱情奔放，又才華過人。在這一點上，曆史上很難有超過他的人了。他對弱者有無限的同情，同時，對暴君又有無限的痛恨。特別是在暴君得勢囂張之際。
除了使不完的勁頭，妙趣橫生的性格和循循善誘的才能以外，他還有常人所不能及的幽默和魅力。
我們十分懷念他，我們再也看不到像他這樣的人了。
亨利（俗稱哈裏）於1890年8月17日生於艾奧瓦州的修克斯。他父親是一名跑碼頭的小販，主要販賣馬鞍子。他母親是一位虔誠的美以美會教徒，以助人為樂。哈裏從小就受到他母親的這種感染。1901年，全家遷到了格裏奈爾，離州府德莫伊約哈裏·霍布金斯50英裏，人口約4000人。這時他父親在芝加哥碰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有一受驚的馬車把他的腿輾壞了。結果以賠償數千元了事。正是這筆錢改變了全家的命運，使家庭走上了小康之道，哈裏也得以進了當地的格裏奈爾學院。
可能是受他母親的影響，他大學畢業後選擇了社會工作。他跑到紐約貧民區做基督教青年會的救濟工作，除了膳食費用外，每月隻有5美元零用錢。他是家訪的能手，愈是困難的家庭，他的興趣愈大。這使他了解到了人間的各種各樣的不幸和痛苦。
不久，他又轉到紐約救濟大王金斯伯裏那裏工作。（金斯伯裏曾於1951年訪問中國，住在北京飯店，筆者曾去拜訪過他，但他那時已有肥胖病，坐在沙發內把沙發塞得滿滿的，必須有人攙扶才能站起來，已無昔日的活力）金斯伯裏給了他每月40美元的工資。3個月後，霍布金斯要求增加工資，金問他有什麽理由，霍說他要結婚。於是金說：“你的工作每月可值600美元，但現在我隻能給你60美元。”
1917年美國參戰，霍報名從軍，因體格檢查不及格，隻好參加紅十字會工作。戰後他又回到金斯伯裏那裏，這一次金給了他年薪800美元。金家中有一個私人圖書館，霍就在那裏奮力讀書。他曾說：“說實在的，我在大學基本沒有念書，大學本來也不是念書的地方，而且也不應該是念書的地方。大學是青年人鍛煉和交朋友的地方。我的真正念書始於金斯伯裏私人圖書館。”
由於他工作出色，很快又出任了紐約市的防癆協會秘書。他進去時，該會有9萬美元資金，7年以後當他離職赴華盛頓時該會卻掛了9萬美元的債。但協會主席仍熱情地說：“通過他的努力，在各有關部門間實現了各種有效的改革，董事會對霍布金斯先生所提供的服務深表謝忱，並對他為本協會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致以崇高的敬意。”
那時的紐約州州長羅斯福當然對霍布金斯早有所聞，但兩人還沒有私交。1933年3月，霍奉召到華盛頓任緊急救濟局局長。他的辦公室是一所簡陋和破爛的建築，當室內的辦公設置還沒有完全安置好的時候，他就站在辦公室門口簽發了兩筆救濟款，每筆100萬美元。這件事驚動了輿論界，《華盛頓郵報》說：“如果哈裏·霍布金斯先生，我們剛上任的救濟局長，花錢按照他上任內兩個小時的速度來推算，救濟局的5億美元還不夠他花一個月。”從此，霍布金斯就有“揮金如土先生”的諢名。
救濟局結束後，他又任WPA局長，在兩任局長期內，他建立或重修了40萬所中小學，鋪設了1200萬英尺下水道，興建了469座飛機場，鋪設了25.5萬英裏公路，開辟了3700個街頭公園。這些工程為失業者提供了430萬個工作機會。
右派報紙《芝加哥論壇報》評曰：“霍布金斯先生是一個小共黨，他所以在新政中嶄露頭角隻是由於他花錢比任何人都花得大手大腳，而且要花在比任何人所能設想的荒唐事業更為荒唐的事業上。”
民主黨內也有人向總統進言說：“人們懷疑霍布金斯是一個共產黨，他已成了我們民主黨的一個包袱。”羅斯福就派了他的親信華生去進行秘密調查，華生回來報告說：“我本來也是不滿霍布金斯的，我原來認為我可以乘此機會抓一下小辮子。但現在我不得不失望地但也是高興地說：我沒有能抓到任何辮子，老百姓對他是有口皆碑，罵他的隻是共和黨頭頭們。他的個人清廉更是無懈可擊。上次英皇夫婦訪問華盛頓，霍布金斯也參加了，但他參加招待會所穿的衣服是借來的，因為他自己沒有像樣的衣服。他的夫人要買一件新大衣，他不得不開夜車給《星期六晚郵報》寫了一篇稿子，掙一筆稿費。總統先生，我現在堅決認為你找霍布金斯先生是找對了。”
從此，羅斯福通知秘書，以後有控告霍布金斯的信，一律當場毀掉。同時，霍本人也成了總統的得力助手。有很長一段時期，他就住在白宮之內，以便於隨時召見。羅斯福夫人也在日記中寫道：“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全心全意把自己投身於做好工作的人物之一。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出於內心的一種堅定信念：必須有人做這項工作，既然派的是他，那他就必須做好這項工作。我認為，不管派他做什麽工作，他都會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
霍布金斯之所以能在工作上超人一等，除了他個人的忠誠和熱忱以外，還有一手，那就是用人得當。霍布金斯的原則是找合適的人辦事。他隻問該人是否合於某項工作，而不問他是白種人或黑種人，是男人或是女人，也不問他是名牌大學畢業還是社會大學畢業。在分配救濟時，也從來不問他是什麽政治麵貌。他曾說：“我不問他是共和黨還是共產黨，我隻問他需要不需要救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羅斯福製定了“租借法”，那就是任何與納粹作戰的國家可以在美國掛賬買軍火。在整個期間，美國大約發放了600億至800億美元的援外貨款，而主持租借事宜的人就是霍布金斯。他曾親自到英國和蘇聯研究它們的實際需要發放“國際救濟”。
1940年1月，霍布金斯以羅斯福私人代表身份到倫敦會晤丘吉爾。英國特務早已把霍的個人材料送呈唐寧街，內中描述霍是一名醉心社會工作的新政狂。於是丘就準備從此著手，來討好霍布金斯。傳記作家麥克吉賽在記載丘霍第一次會談時這樣寫道：
丘吉爾準備用這樣一種方式來介紹英國的戰爭目標，也就是說一些務求能迎合其美國客人口味的話。他說：“我們並不尋求財寶，我們並不尋求領土，我們隻是尋求人的自由，尋求信仰的自由，生活的自由和免受迫害的自由。當老百姓打完仗後返回家園的時候，我們希望不會有秘密警察去‘咚咚’（他一邊用手指擊桌子）地敲他的家門。我們尋求建立人民所首肯的政府，保證人民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
然後，丘吉爾停了一下問道：你說，總統對此會有什麽看法？隻見霍布金斯慢條斯理地說：“首相先生，我認為總統根本不會理會這些事。”這時，丘吉爾的同伴們都心中嘀咕起來，以為首相說漏了嘴。接著，霍布金斯又說：“你看，我們唯一關心的是如何保證盡快打垮那個狗娘養的希特勒。”全場大笑，鬆了一口氣。
從此，丘吉爾就封了霍布金斯一個稱號：“追根先生”（Lord Root of the Matter）。因為霍隻想知道英國到底需要多少東西才能繼續把戰爭打下去。
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8月，霍布金斯又以總統私人代表身份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商討租借事宜。援助英國，對美國人講，沒有問題。但援助蘇聯就不同了。許多美國政要是反對援助蘇聯的。其中又有兩種情況。有一批人一貫反共，他們認為借希特勒之手消滅蘇聯未嚐不是好事。另有一批人認為，蘇聯不到一年就會垮台，物資將落入納粹之手，不如把這些物資給英國。但羅斯福堅決認為，必須支持蘇聯，保留它作為一支反納粹的重要力量。霍布金斯堅定地執行了總統的政策。
霍布金斯很快就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斯承認他沒有料到希特勒的偷襲，吃了虧。但他有信心必能戰勝希特勒，霍布金斯也認為斯大林是信心十足的，他還看到蘇聯人民抵抗德軍的無比英雄精神。
麥克吉賽寫道：“霍布金斯的任務既然是給蘇聯以援助，他就與蘇聯同感受。任何拖延和作難不但使他感到憤怒，而且也使他感到沮喪。當他想起倫敦人睡在地下鐵道內的情景時，當他想到莫斯科人過著那種艱難的生活時，他不得不得出結論，認為美國人還做得大大地不夠。他的下一項任務應是促他們出更多的力。”
其實，出力最多的恐怕就是霍布金斯自己。今舉一旁證：
馬歇爾將軍一貫是寡言少語的人。但在1942年霍布金斯再婚前幾天，他竟動筆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未婚妻：“說句實話，我非常關注哈裏的健康和幸福，當然也關心你們即將到來的婚姻。他這個人就是愛犧牲自己而不會照看自己，這一點隻有他的知心朋友最了解。在今天，他是與我們國家利益有關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而他又是我所知的最不注意自己健康的人。因此，我不揣冒昧，要向你進言，希望你能想辦法促使他注意必要的休息。”
杜魯門上台後，霍布金斯正在醫院休養，但他仍接受杜魯門的要求，去莫斯科跑了一趟，再次見到斯大林，並取得諒解，同意召開後來的波茨坦會議。霍本人沒有參加波茨坦會議，因為他回國後又進了醫院。
霍的如意算盤是希望能出任未來的羅斯福圖書館館長，並寫一部回憶錄。他寫回憶錄的主要目的是記下自己的經曆，供後世人參考。但還有一個附帶的目的，就是借此積一點錢，因為他在官十多載，沒有為自己積一點錢。他甚至已預約好一位名叫悉尼·海門的年輕人做寫作手。
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上帝於1946年1月29日把他召走了。他曾在事前對他的兒子說：“要熱愛美國，熱愛美國的民主製度。我年輕時曾有激進思想，以為蘇聯可能比美國先進。但以後的親身體驗使我了解到俄國乃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國家。我說的落後不是指經濟建設而言，而是指精神建設。俄國人沒有自由，這是事實。每個俄國人都在擔驚受怕中過日子。這絕不是人們所喜愛的製度。隻有美國製度是現實世界中最民主的製度，最開放的製度，最令人舒暢的製度。不管遇到什麽不如意，都不可對我們的民主失去信心，因為不存在比美國更好的民主製度。”
霍布金斯留下了一大堆材料，人們發現其中有一段是專門談美蘇關係的。他寫道：“在未來的歲月中，關於蘇聯的最大之謎將是俄國領導人對推廣共產主義的政策方針。有各種跡象表明，蘇聯政府愈來愈富民族主義色彩了。他們力求保證他們邊界之安全。就這個目標而言，我並不反對。但毫無疑問的是：從長期來看，美蘇關係之障礙倒不在於意識形態之矛盾，也不在於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之矛盾，而在於對人權自由的看法的矛盾。在我們所理解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問題上，我們與俄國人竟毫無共同的語言。美國人民不僅希望他們本身享受自由，而且也希望全世界各國人民都享有自由。當一個美國人看到任何人不能自由發表意見的時候，他就會受不了的。美國人不在乎俄國人搞什麽主義，但他們不能眼看人家連講話的自由也沒有。”
稿子中也有論到中國問題的。它寫道：“假如有一個什麽國家將在今後一百年內最吸引美國的關注的話，那麽，我可以肯定，這個國家就是中國。在擊敗日本之後，中國勢將成為世界強國之一。我倒不是說它馬上能成強國，這還需要時間。我們希望中國將出現統一的局麵。美國一直奉行的是門戶開放政策，因此，美國在中國的記錄是清白的。今後也會保持清白。而美國是最能幫助中國的國家。在中國，統治階層與廣大民眾之間的經濟差距是十分驚人的，不搞土地改革是不行的。我們盼望中國領導人能好自為之。”
霍布金斯除一生廉潔外，還特別討厭走後門。1937年在他出任商務部長時，民主黨主席法萊介紹一名黨員要官，霍布金斯說，他找錯了人，我這裏沒有走後門的。他的孩子沒有因他而出任官職的。他的一個兒子參軍後他特別警告不能接受特別待遇，盡管有關司令主動想給他一點特殊。
溫斯頓·丘吉爾讚曰：
很少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對世界的事業所作出的貢獻了。
羅斯福總統有特殊的天才，他總能挑選心胸寬廣的人來幫他工作，不論戰時和平時都一樣。他在哈裏·霍普金斯身上找到了這樣一個人：不但視野遼闊，而且洞察秋毫。他總是要尋找出事物的根源。
他是國家危難之秋的一名真正的領袖人物，既熱情奔放，又才華過人。在這一點上，曆史上很難有超過他的人了。他對弱者有無限的同情，同時，對暴君又有無限的痛恨。特別是在暴君得勢囂張之際。
除了使不完的勁頭，妙趣橫生的性格和循循善誘的才能以外，他還有常人所不能及的幽默和魅力。
我們十分懷念他，我們再也看不到像他這樣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