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節 亨利·華萊士
華盛頓總統的副總統亞當斯曾經說，副總統這個職位是最沒有事情可做的空閑職位。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卻是美國曆史上罕見的一位名噪一時的活躍副總統和政治活動家。
1888年，亨利·華萊士生於艾奧瓦州的阿達爾，他的曾祖是愛爾蘭移民，其兒子是亨利一世，他當了一個時期的牧師後就在艾奧瓦州從事農作，後來購進了一家報紙，由他自任編輯，亨利·華萊士並改名為《華萊士農人》，他的兒子為亨利二世，曾協助父親編輯報紙，後來出任了哈定總統和柯立芝總統的農業部長。本文所說的亨利是三世，所以華萊士真可以說得上是一位農業世家。他在17歲時已開始做雜交玉蜀黍的試驗，2l歲畢業於艾奧瓦州立學院。1933年被羅斯福任命為農業部長。他是一名十足的書呆子，也是一名十足的福音派教徒。他熱衷於羅斯福的新政，對蕭條中的農業複興作出了貢獻。1940年，羅斯福在其第三任競選中親自指定華萊士為副總統候選人。當時，民主黨內的右派表示不同意，羅斯福發脾氣說，你們不同意，我就不參加競選了。這才結束了爭論。
1940年，羅斯福發表了“四大自由”的演說。那就是說，戰後的世界應當是一個四大自由的世界，即：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華萊士就此大加發揮，提出了“平民的世紀”。他寫道：
美國人民的性格是由幾種根本思想形成的，而這些思想又反過來影響客觀現實。這些思想是：相信《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規定的民主、自由、言論自由和人權；相信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應當勤奮工作、生活節製、注意儉樸和孩子的教育；相信科學、發明、大量生產和不斷進步；相信亞當·斯密和自由競爭學說。
今天，資本主義在經濟力量上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強大，但它在精神方麵卻愈來愈破產。正因為這種精神的破產，在某些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主義乃被各種不同的經濟獨裁所替代，這種經濟也帶來了對民主權利的鎮壓。在我看來，人的目的不應當是單純地追求利潤，或崇拜物質主義，或把某一民族奉為最優秀的民族。
有一位批評我的人說，美國今天應當把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體現在某種具體的東西中，正如同我們的開國國父們把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學說體現在《獨立宣言》和《美國》中一樣。
在我看來，未來的社會不僅應當強調合作性的福利來代替個人主義的競爭，而且也應當強調人而不是強調物。
今天，我們需要許許多多相信合作經濟社會的人，正如同1776年時需要相信民主社會的人一樣。前者是20世紀的需要，後者是18世紀的需要。我相信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希望得疾病時有保險、年老後有救濟、不致失業、不會招窮，希望更平均地分享生活中美好的東西。他們不相信目前這種殘酷的競爭製度能達到上述目的。
我不敢說我們的憲法今天已不適用。我要說的是：今天我國國內各種經濟集團間的關係以及我國國內各種個人活動及政府活動，都不能充分地使我國走向全體人民的幸福。
現在，世界各地的平民都在向前邁進。
過去150年來的自由進軍是一部漫長的人民革命史。人民革命的目標是和平而不是暴力。但如果平民的權利受到攻擊，那就會導致母熊在被劫走幼子時所發出的反抗性狂怒。
人民已把羅斯福總統1941年1月6日致國會谘文中所提到的四大自由作為圭臬。這四大自由就是這一場長期革命的核心。聯合國已把自己的立場建立於此。也許我們美國人會覺得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什麽了不起。但如果我們掂量一下人人不虞匱乏的自由，我們就會看出過去150年的這場革命還遠未完成。在美國沒有完成，在世界其他各地更沒有完成。我們應當知道，除非不虞匱乏的自由得以真正實現，否則，這場革命就得繼續進行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沒有做好。我們沒有能建立一個持久的世界和平。我們沒有能建立以人民革命為基本原則的和平條約。我們沒有設法去建立一個可促使世界各國人民不虞匱乏的自由的世界。但我們已從錯誤中獲得教訓。所以在這次戰爭以後，我們一定要設法建立一個在政治、經濟和精神生活方麵都比較健全的世界。
有人說這是“美國世紀”。不對，我說，我們麵臨的世界應當是平民的世紀。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平民都應當學會如何增加其生產力，以便他和他的下一代能夠向世界社會償還他今天所得的東西。上帝沒有授權任何國家可以剝削其他任何國家。老一輩國家有義務幫助新興國家走上工業化的道路。而在這樣做時不能搞軍事帝國主義或經濟帝國主義。
和平到來時，我國公民將有一項責任，這項崇高的責任就是犧牲小利服從大利。和約必須著眼全世界。不許有特權國家。納粹不是主宰民族，我們美國也不是主宰民族。一切民族都應平等。我們主張平民的世紀。
華萊士的宏論一出世，使美國的右派勢力大為恐慌。有人攻擊他要搞社會主義。羅斯福也受到了壓力。他終於在1944年的第四任競選時舍棄了華萊士，另找杜魯門為其競選夥伴。
杜魯門總統上台後，任華萊士為商務部長。商務部雖然不管外交，但管外貿，華萊士堅決主張美國應與一切國家擴展貿易，特別應當包括蘇聯。但在戰後杜魯門很快就宣布取消對蘇聯的租借，不久又宣布軍事援助希臘的皇室鎮壓戰時的抗德遊擊隊。華萊士認為這些都是不符合羅斯福的既定政策的。
1946年9月6日，國務卿伯恩斯在德國斯圖加特發表演說，指責蘇聯違反波茨坦協定的精神。接著他又到巴黎參加歐洲各國外長會議。華萊士則在12日於紐約麥迪遜廣場發表演說，主張美蘇緩和。他說，世界各地有許多反動分子曾希望軸心國取得勝利，而現在這些人自稱為美國的朋友。但這些昨天的真敵人和今天的偽朋友繼續在挑動美國與蘇聯發生摩擦和戰爭。我們決不能讓這些國內外的蓄意挑撥美蘇戰爭的人來領導和左右我們的對俄政策。我們今天需要的是美蘇之間的真正和平條約。在我們這方麵，我們應當認識東歐的政治不是我們的事，正如同俄國應認明拉美、西歐和美國的政治不是蘇聯的事。我們可能不喜歡俄國人在東歐的所作所為。但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俄國人總想把它的勢力圈子社會主義化，正如同我們總想把我們的勢力圈子民主化一樣。這也適用於德國。我們要把我們治下的德國民主化，蘇聯則要把它治下的德國社會主義化。
華萊士還提到中國說：“中國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它與俄國有世界上最長的接壤邊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中國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必須擺脫任何勢力圈的控製。我們堅持中國必須保持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門戶開放政策。然而，如果中國沒有一個和平和統一的局麵，談什麽貿易和經濟的門戶開放雲雲就成為毫無意義。”
他說：“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將統治世界約三分之一，我們的自由企業民主思想將統治其餘的三分之二，這兩種思想將力求證明它將在其治下給人民以最大之滿足。應當通過協定在友好的基礎上進行競賽。由兩種製度的效果自己來說話。”
伯恩斯在巴黎讀到華萊士的演講後立即打電報給杜魯門說：“如果你不能阻止作為你內閣成員的華萊士先生發表外交政策的談話，那麽，我這個國務卿就沒有什麽好當的了，即使暫時也不行。”
杜魯門就寫了一封很不文雅的信責備華萊士，華萊士覺得此信很不妥，他打電話給總統秘書羅斯，羅斯請求把信交給他，華萊士乃讓羅斯銷毀了該信。後來記者們追問此信時，華萊士一口咬定他記不起具體措辭，從而幫杜魯門免於出醜。這是一起舉世聞名的華萊士的以德報怨的美行。
1946年9月，華萊士應杜魯門的要求，提出了辭呈。他寫道：“應你之請，謹奉上辭呈。我將繼續為和平而奮鬥。”杜魯門則在廣播中說：“我遺憾地不得不與我多年相處的老同事分手。但我肯定，華萊士先生以平民的身份將更愉快和自由地發表他自己的意見。”
華萊士事後說：“我早就知道我得退出內閣，我決定要在和平問題（issue）上分手。我要突出和平問題的重要性。”
傳記作家理查德·沃爾頓評論道：“華萊士的行為與肯尼迪內閣和約翰遜內閣的反越戰官員的行為形成一種多鮮明的對比啊。華萊士是美國曆史上少有的敢於在一個原則問題上公開與當局決裂而不顧自己的政治前途。相反的，鮑爾們、麥克納馬拉們、希爾斯曼們，隻能在密室中清談，他們把個人前途放在國家利益之上而不敢公開維護真理。”
1948年，華萊士接受人們意見，出來組織進步黨參加競選。他絕不是想當總統，因為任何人都知道，美國的第三黨既無錢又無勢，是絕對不會取勝的。他的組黨，不過是表示要在外交問題上爭鳴一番，以引起人們的注意。華萊士的確成了當時的反冷戰的旗手和英雄。選舉的結果，進步黨隻得一百萬票。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鮮戰爭問題。華萊士本來為蘇聯的外交政策進行辯護，認為杜魯門總統的政策冤枉了蘇聯，蘇聯並無侵略意圖。
朝鮮戰爭發生後，進步黨反對美國參戰。但華萊士在研究整個過程後，確信朝鮮戰爭是斯大林縱容金日成發動的，他不能同意進步黨的立場，並宣布退出進步黨。他承認對蘇聯做了錯誤的估價。他公然表示，當年杜魯門開除他出內閣是做對了。
他還給杜魯門寫了一封信說：“當我的國家投入戰爭，而聯合國又是支持這一戰爭時，我必須站在祖國和聯合國的這一邊。我不能與那些想發動一場宣傳運動來促使從朝鮮撤出聯合國軍隊的人站在一起。”
1951年9月19日，華萊士又給杜魯門寫了一封信，表示堅決反對麥卡錫分子在對華關係問題上對杜魯門總統的攻擊。
杜魯門回信說：
親愛的亨利：
我無法表達我是多麽感謝你的19日的令人高興的信啊。
你對中國局勢的追憶和一些輔助文件證明了對華關係的白皮書中所陳述的事實。遺憾的是，共和黨人除了竭力揭發他們所認為的過去的錯誤以外，再沒有別的好事可做。我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就可以得到的事實而論，局勢已是處理得夠好的了。
多謝你像過去那樣思慮周詳地給我來信。
華萊士與杜魯門的這一段離離合合的故事，典型地說明了兩位光明磊落的政治家的交往，他們的確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不管誰錯誰對，並不存在私人恩怨問題。
他的晚年是在他紐約州的一塊農場上度過的，他在那裏繼續他的農業試驗，並與一些朋友通信研討問題。他曾勇敢地鬥爭，現在又勇敢地反思。1965年11月18日華萊士病逝。
華萊士可以說是一位真正的失敗了的英雄。愛因斯坦就是華萊士的崇拜者之一，他曾寫信給華萊士說：“你的勇敢的言論值得我們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們的感謝。”
1888年，亨利·華萊士生於艾奧瓦州的阿達爾，他的曾祖是愛爾蘭移民，其兒子是亨利一世，他當了一個時期的牧師後就在艾奧瓦州從事農作，後來購進了一家報紙，由他自任編輯，亨利·華萊士並改名為《華萊士農人》，他的兒子為亨利二世，曾協助父親編輯報紙，後來出任了哈定總統和柯立芝總統的農業部長。本文所說的亨利是三世，所以華萊士真可以說得上是一位農業世家。他在17歲時已開始做雜交玉蜀黍的試驗，2l歲畢業於艾奧瓦州立學院。1933年被羅斯福任命為農業部長。他是一名十足的書呆子，也是一名十足的福音派教徒。他熱衷於羅斯福的新政，對蕭條中的農業複興作出了貢獻。1940年，羅斯福在其第三任競選中親自指定華萊士為副總統候選人。當時，民主黨內的右派表示不同意，羅斯福發脾氣說，你們不同意，我就不參加競選了。這才結束了爭論。
1940年，羅斯福發表了“四大自由”的演說。那就是說，戰後的世界應當是一個四大自由的世界，即：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華萊士就此大加發揮，提出了“平民的世紀”。他寫道：
美國人民的性格是由幾種根本思想形成的，而這些思想又反過來影響客觀現實。這些思想是：相信《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規定的民主、自由、言論自由和人權；相信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應當勤奮工作、生活節製、注意儉樸和孩子的教育；相信科學、發明、大量生產和不斷進步；相信亞當·斯密和自由競爭學說。
今天，資本主義在經濟力量上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強大，但它在精神方麵卻愈來愈破產。正因為這種精神的破產，在某些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主義乃被各種不同的經濟獨裁所替代，這種經濟也帶來了對民主權利的鎮壓。在我看來，人的目的不應當是單純地追求利潤，或崇拜物質主義，或把某一民族奉為最優秀的民族。
有一位批評我的人說，美國今天應當把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體現在某種具體的東西中，正如同我們的開國國父們把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學說體現在《獨立宣言》和《美國》中一樣。
在我看來，未來的社會不僅應當強調合作性的福利來代替個人主義的競爭，而且也應當強調人而不是強調物。
今天，我們需要許許多多相信合作經濟社會的人，正如同1776年時需要相信民主社會的人一樣。前者是20世紀的需要，後者是18世紀的需要。我相信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希望得疾病時有保險、年老後有救濟、不致失業、不會招窮，希望更平均地分享生活中美好的東西。他們不相信目前這種殘酷的競爭製度能達到上述目的。
我不敢說我們的憲法今天已不適用。我要說的是：今天我國國內各種經濟集團間的關係以及我國國內各種個人活動及政府活動，都不能充分地使我國走向全體人民的幸福。
現在，世界各地的平民都在向前邁進。
過去150年來的自由進軍是一部漫長的人民革命史。人民革命的目標是和平而不是暴力。但如果平民的權利受到攻擊，那就會導致母熊在被劫走幼子時所發出的反抗性狂怒。
人民已把羅斯福總統1941年1月6日致國會谘文中所提到的四大自由作為圭臬。這四大自由就是這一場長期革命的核心。聯合國已把自己的立場建立於此。也許我們美國人會覺得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什麽了不起。但如果我們掂量一下人人不虞匱乏的自由，我們就會看出過去150年的這場革命還遠未完成。在美國沒有完成，在世界其他各地更沒有完成。我們應當知道，除非不虞匱乏的自由得以真正實現，否則，這場革命就得繼續進行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沒有做好。我們沒有能建立一個持久的世界和平。我們沒有能建立以人民革命為基本原則的和平條約。我們沒有設法去建立一個可促使世界各國人民不虞匱乏的自由的世界。但我們已從錯誤中獲得教訓。所以在這次戰爭以後，我們一定要設法建立一個在政治、經濟和精神生活方麵都比較健全的世界。
有人說這是“美國世紀”。不對，我說，我們麵臨的世界應當是平民的世紀。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平民都應當學會如何增加其生產力，以便他和他的下一代能夠向世界社會償還他今天所得的東西。上帝沒有授權任何國家可以剝削其他任何國家。老一輩國家有義務幫助新興國家走上工業化的道路。而在這樣做時不能搞軍事帝國主義或經濟帝國主義。
和平到來時，我國公民將有一項責任，這項崇高的責任就是犧牲小利服從大利。和約必須著眼全世界。不許有特權國家。納粹不是主宰民族，我們美國也不是主宰民族。一切民族都應平等。我們主張平民的世紀。
華萊士的宏論一出世，使美國的右派勢力大為恐慌。有人攻擊他要搞社會主義。羅斯福也受到了壓力。他終於在1944年的第四任競選時舍棄了華萊士，另找杜魯門為其競選夥伴。
杜魯門總統上台後，任華萊士為商務部長。商務部雖然不管外交，但管外貿，華萊士堅決主張美國應與一切國家擴展貿易，特別應當包括蘇聯。但在戰後杜魯門很快就宣布取消對蘇聯的租借，不久又宣布軍事援助希臘的皇室鎮壓戰時的抗德遊擊隊。華萊士認為這些都是不符合羅斯福的既定政策的。
1946年9月6日，國務卿伯恩斯在德國斯圖加特發表演說，指責蘇聯違反波茨坦協定的精神。接著他又到巴黎參加歐洲各國外長會議。華萊士則在12日於紐約麥迪遜廣場發表演說，主張美蘇緩和。他說，世界各地有許多反動分子曾希望軸心國取得勝利，而現在這些人自稱為美國的朋友。但這些昨天的真敵人和今天的偽朋友繼續在挑動美國與蘇聯發生摩擦和戰爭。我們決不能讓這些國內外的蓄意挑撥美蘇戰爭的人來領導和左右我們的對俄政策。我們今天需要的是美蘇之間的真正和平條約。在我們這方麵，我們應當認識東歐的政治不是我們的事，正如同俄國應認明拉美、西歐和美國的政治不是蘇聯的事。我們可能不喜歡俄國人在東歐的所作所為。但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俄國人總想把它的勢力圈子社會主義化，正如同我們總想把我們的勢力圈子民主化一樣。這也適用於德國。我們要把我們治下的德國民主化，蘇聯則要把它治下的德國社會主義化。
華萊士還提到中國說：“中國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它與俄國有世界上最長的接壤邊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中國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必須擺脫任何勢力圈的控製。我們堅持中國必須保持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門戶開放政策。然而，如果中國沒有一個和平和統一的局麵，談什麽貿易和經濟的門戶開放雲雲就成為毫無意義。”
他說：“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將統治世界約三分之一，我們的自由企業民主思想將統治其餘的三分之二，這兩種思想將力求證明它將在其治下給人民以最大之滿足。應當通過協定在友好的基礎上進行競賽。由兩種製度的效果自己來說話。”
伯恩斯在巴黎讀到華萊士的演講後立即打電報給杜魯門說：“如果你不能阻止作為你內閣成員的華萊士先生發表外交政策的談話，那麽，我這個國務卿就沒有什麽好當的了，即使暫時也不行。”
杜魯門就寫了一封很不文雅的信責備華萊士，華萊士覺得此信很不妥，他打電話給總統秘書羅斯，羅斯請求把信交給他，華萊士乃讓羅斯銷毀了該信。後來記者們追問此信時，華萊士一口咬定他記不起具體措辭，從而幫杜魯門免於出醜。這是一起舉世聞名的華萊士的以德報怨的美行。
1946年9月，華萊士應杜魯門的要求，提出了辭呈。他寫道：“應你之請，謹奉上辭呈。我將繼續為和平而奮鬥。”杜魯門則在廣播中說：“我遺憾地不得不與我多年相處的老同事分手。但我肯定，華萊士先生以平民的身份將更愉快和自由地發表他自己的意見。”
華萊士事後說：“我早就知道我得退出內閣，我決定要在和平問題（issue）上分手。我要突出和平問題的重要性。”
傳記作家理查德·沃爾頓評論道：“華萊士的行為與肯尼迪內閣和約翰遜內閣的反越戰官員的行為形成一種多鮮明的對比啊。華萊士是美國曆史上少有的敢於在一個原則問題上公開與當局決裂而不顧自己的政治前途。相反的，鮑爾們、麥克納馬拉們、希爾斯曼們，隻能在密室中清談，他們把個人前途放在國家利益之上而不敢公開維護真理。”
1948年，華萊士接受人們意見，出來組織進步黨參加競選。他絕不是想當總統，因為任何人都知道，美國的第三黨既無錢又無勢，是絕對不會取勝的。他的組黨，不過是表示要在外交問題上爭鳴一番，以引起人們的注意。華萊士的確成了當時的反冷戰的旗手和英雄。選舉的結果，進步黨隻得一百萬票。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鮮戰爭問題。華萊士本來為蘇聯的外交政策進行辯護，認為杜魯門總統的政策冤枉了蘇聯，蘇聯並無侵略意圖。
朝鮮戰爭發生後，進步黨反對美國參戰。但華萊士在研究整個過程後，確信朝鮮戰爭是斯大林縱容金日成發動的，他不能同意進步黨的立場，並宣布退出進步黨。他承認對蘇聯做了錯誤的估價。他公然表示，當年杜魯門開除他出內閣是做對了。
他還給杜魯門寫了一封信說：“當我的國家投入戰爭，而聯合國又是支持這一戰爭時，我必須站在祖國和聯合國的這一邊。我不能與那些想發動一場宣傳運動來促使從朝鮮撤出聯合國軍隊的人站在一起。”
1951年9月19日，華萊士又給杜魯門寫了一封信，表示堅決反對麥卡錫分子在對華關係問題上對杜魯門總統的攻擊。
杜魯門回信說：
親愛的亨利：
我無法表達我是多麽感謝你的19日的令人高興的信啊。
你對中國局勢的追憶和一些輔助文件證明了對華關係的白皮書中所陳述的事實。遺憾的是，共和黨人除了竭力揭發他們所認為的過去的錯誤以外，再沒有別的好事可做。我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就可以得到的事實而論，局勢已是處理得夠好的了。
多謝你像過去那樣思慮周詳地給我來信。
華萊士與杜魯門的這一段離離合合的故事，典型地說明了兩位光明磊落的政治家的交往，他們的確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不管誰錯誰對，並不存在私人恩怨問題。
他的晚年是在他紐約州的一塊農場上度過的，他在那裏繼續他的農業試驗，並與一些朋友通信研討問題。他曾勇敢地鬥爭，現在又勇敢地反思。1965年11月18日華萊士病逝。
華萊士可以說是一位真正的失敗了的英雄。愛因斯坦就是華萊士的崇拜者之一，他曾寫信給華萊士說：“你的勇敢的言論值得我們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們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