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節 馬克·吐溫
馬克·吐溫是筆名，他的原名叫薩默爾·克萊門。美國人稱他為“美國文學界中的林肯”，因為他的經曆像林肯一樣坎坷，他的成就像林肯一樣輝煌。
1835年11月30日，馬克·吐溫生於密蘇裏州的小鎮弗洛裏達。他父親本來是弗吉尼亞的一個小康商人，因生意失敗，不斷西遷。1839年，全家又從弗洛裏達遷到漢尼堡。這是一個靠密西西比河的城市。1847年，他父親去世，家境更為困難。1848年，吐溫就到當地一家印刷廠當學徒，他的馬克·吐溫工作是排字。但這也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能多認識字，多接觸文化。這對他後來的創作生涯很有幫助。
他有一個哥哥，比他大10歲，在當地辦了一家報紙，名曰“西部聯邦報”。吐溫於1851年轉入他哥哥的報紙工作，在那裏他開始寫一些報道和短文。由於他自信已經可以獨立謀生，從1853年起他就離鄉遠走，到聖路易、辛辛納提、費城和紐約等地做排字工作或編輯。
1857年，他回到老家，異想天開，準備去巴西冒險。當他登上一條南下的航船“保羅·瓊斯號”後，又改變了主意。因為他在船上遇到導航員比克斯皮，兩人相談甚洽，吐溫決定向他學航行，但對方要收學費，吐溫就向他姐夫借了150美元交學費，並很快領到了駕駛證書。因此，到1861年止，他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名領航員。這又為他後來寫文章提供了許多寫作素材。
1861年，內戰爆發，他參加了南軍，被圍困。他逃出後與哥哥一同前往內華達，當時內華達尚未建州，他哥哥曾在1860年選舉中極力為林肯競選，所以被任命為內華達的檢察長的秘書。當時有不少人在內華達找銀礦發了財，吐溫也想發財，作了嚐試，但以失敗告終。於是又重新投身報界。1863年2月3日，他在內華達的弗吉尼亞城《領地企業報》上首次采用了“馬克·吐溫”這個筆名。不久，因一篇文章引起了糾紛，並發展到要進行決鬥，他不得已，離開內華達到舊金山。
他在《舊金山晨鍾報》當記者，l866年，他受《薩克拉門托聯邦報》之約，去夏威夷采訪當地土人情況，回來後除了寫報道外，又到處演說，他的演說非常風趣和幽默，從而獲得幽默家的稱號。
1867年，他以《加利福尼亞州日報》通訊員身份去紐約，這一次他是從水路去的，先從舊金山到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沿岸，然後橫貫尼加拉瓜的大西洋沿岸，再上船抵達紐約。這次旅行非常艱苦，又給他帶來了不少寫作題材。
同年，韋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卡拉維臘郡的著名跳娃》，使他在全國文壇建立了聲譽。他在紐約結識了《湯姆叔叔的小木屋》的作者斯托夫人，並經過她結識了她的哥哥、當時很有名的牧師比契。經比契的活動，他得以參加了一個赴歐觀察團，在航船上他和一位姓藍登的青年成了朋友，藍登拿出妹妹的一張相片，吐溫一見就入了迷。從這一刻起，他就開始對藍登的妹妹念念不忘起來。
從歐洲回來後，他就到藍登家做客。藍登的父親是一位富翁，經常招待客人。但吐溫是蓄意找他女兒來的，他女兒名叫奧麗維亞。她爸爸萬萬沒有想到女兒會看上這位莫名其妙的西部牛仔。由於女兒的執著，爸爸隻好答應了這門親事。他倆在1870年2月2日結婚。做嶽父的替女婿買下了《布法羅快報》的三分之一股票，並送了他在布法羅的一幢住房。
結婚後不久，他嶽父就得癌症病死了。女兒也因過度悲傷而得了精神分裂症。吐溫覺得此地不祥，便決定遷往康涅狄克的哈特福德。起先，他在斯托夫人的妹妹家租了一幢房，但同時他自己買地蓋屋，1874年他遷進了自己的新屋，這是一座相當豪華的樓房，共有18間房間。他在這事上花了10萬美元，並在那裏寫了好幾本書。這正是他一生中經濟最寬裕的時期，誰也沒有想到“破產”正在向他招手。
原來，吐溫也有發財夢。為了方便出版自己的書，他自己成立了一個出版公司。他請他的內侄韋伯斯特當經理，公司就叫韋伯斯特公司。公司曾出了一本暢銷書，即退休總統格蘭特的自傳。但吐溫到底不是商務人才，他不善經營，最終大虧，以倒閉了事。吐溫和他妻子各賠了6萬美元，還欠下了9.5萬美元的債務。其實，這不過是小災難，不巧的是，他同時在另一筆投資上摔了個大跟鬥。十多年來，吐溫一直在一位佩奇先生身上投資。佩奇設計了一架印刷機，比市麵上的先進得多。吐溫認為這可以帶來100萬美元以上的利潤，所以最後竟反客為主，買下了全部股票，佩奇倒成了雇員。佩奇的機子的確很好，但它的結構太複雜了，動不動就失靈，難以修複。因此隻能作為實驗室展覽品，根本不能成為商品，吐溫的巨額投資也從此泡了湯。這使他成了一個真正的窮光蛋，這也是又一出“林語堂中文打字機的悲劇”。
但吐溫夫婦不失為英雄，他們公開宣布，不論怎樣，他們將在短期內全部償還債務。二人花了幾年的時間進行艱苦勞作，其中一項是吐溫到國外進行演講。他們終於在1894年還清了所有債務。當時的輿論界都認為吐溫了不起，這是債務史上的一大奇跡。而吐溫又一次享譽全國。
吐溫是一位多產作家，他的著作是真正的“等身”。1901年，他獲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02年，獲密蘇裏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07年獲英國牛津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吐溫自己覺得最遺憾的是：他的愛妻和三個孩子都在他之前去世。特別是他唯一的兒子，是他的大意而造成其死亡的。那是個嚴冬，兒子隻有一歲多。夫人有事外出，叫吐溫照看兒子。吐溫把兒童車推到走廊曬太陽，他自己則坐在晃椅上看書，忘其所以。當時室外溫度為零下17度。那嬰兒把小被踢開，等到吐溫發現不對，他早已全身凍紫。由此得病而死。
1910年4月21日，吐溫病死於紐約的艾爾密臘。
美國的19世紀後期被稱為“鍍金時代”，這個名詞就是從吐溫的小說《鍍金時代》而來的。它描寫了當時的華盛頓：
華盛頓這個地方對我們任何人都是個有趣的城市。你剛由車站出來，走上人行道的時候，就有一長排出租馬車的車夫舉起鞭子在你麵前揮動，向你進攻。於是你就踏進首都的馬車。你隨即到了旅館。
你當然願意遊覽這個城市。首先，你瞥見一長排高聳在一個矮樹林之上的雪白的宮殿頂上的裝飾建築。還看到一個高高的、優美的白圓屋頂。這個建築就是國會大廈。國會大廈在一片高地的邊緣，地勢很好，可以看得很遠，可是你卻看不見什麽城市。因為在國會大廈附近決定擴建市區的時候，附近的地產主人馬上就把地皮的價格漲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以致大家都到下麵去，在自由神殿後麵的泥濘低濕地帶蓋起這座城市來了。
如果你再多到各處去訪問一下，就會發現華盛頓每一平方英裏的土地上，公寓的數目要多過全國其他任何城市。如果你到一個公寓裏去要求寄宿，女主人就會用嚴厲的眼光打量你，並問你是不是國會議員。你也許為了開玩笑，故意說“是的”。那麽她會對你說，她那兒已經客滿了。如果你老老實實地當一個老百姓，她會讓你住進去，因為你的行李可以作擔保。因為國會議員的人身和財物是不許扣留的，她曾幾次眼睜睜地含著眼淚看著幾位議員老爺賴了賬，各自跑回他們的老家，還把她那些沒有填號收據的房租和夥食賬單裝進口袋裏去作紀念品。
最使你吃驚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在華盛頓這個城市裏所碰到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有幾分來頭。上自最高級的局長，下至給各部的大廳擦地板的女仆，沒有一個不是靠政界人物的人情找到差事的。除非你能使一位參議員或眾議員或某部的長官傾聽你的請求，替你說情，否則你就休想在華盛頓獲得一個即使是最卑微的職務。你要是沒有人情，光有品德和才能，那對你徒然是一種包袱，一點用處也沒有。
19世紀的最後一年，美國參加八國聯軍，從天津打進北京城，沿途燒殺劫掠，無所不為。當時美國駐北京外交官洛克希爾寫道：“文明的西方軍隊所到之處，其所產生的結果不堪描繪。想來13世紀蒙古人所作所為也不過如此吧。我無臉待在中國了。這一次次征討一定會作為本世紀最可恥的征討而列入史冊。”
吐溫更用諷刺之筆，寫下了一篇“雜文”，登在聖誕前夕的《紐約太陽報》上。
美國對外傳教協會理事會阿門特牧師是最近從中國旅行回來的。他這次旅行的目的是征收中國義和團對教會所造成的各種破壞的賠償費。他不論到什麽地方，就強令中國人付賠償費。他說，所有他治下的基督徒現在都已獲得照顧。他手下的教徒有700人，其中有300人被殺。他對每一個被殺的人相應地要索300兩白銀。他還令中國人全部賠償教會的一切財產損失。不僅如此，他還征收了罰款，罰款為損失的財產價的13倍。阿門特先生說，他所收的賠償費若與天主教所收的相比，那還是客氣的，因為天主教除了收錢以外，還要求一命抵一命。天主教對殺死一名教徒要收賠償費500兩白銀。
阿門特先生還說：“不錯，我對我的美國同胞有意見，美國人的手太軟了，沒有像俄國人那樣厲害。”我們幸運之至，在聖誕前夕讀到這樣的絕妙新聞，這有助於我們更興高采烈地來慶祝我們愉快的節日。我們非常興奮，我們的確可以開這樣一個玩笑說：“我贏得白銀，你輸了腦袋。”
我們的阿門特牧師對其同伴天主教人表示妒忌，因為他們不僅得到較多賠款，而且還“一命抵一命”。牧師的妒忌是合情合理的。但他若能稍加思考，似大有可以自慰之處。因為天主教人的全部勒索都歸入他們的私囊，而我們的這位牧師並不那樣自私。他隻以每人300兩作如上之用，而其他賠償則用之於傳布福音。他這種海量已經贏得了全國的誇獎，國人應準備為他立一紀念碑。
我們有著一個輸送文明的托拉斯。他向野蠻人的輸出品清單上列有下列物品：博愛、公正、和善、基督精神、法律與秩序、自由、平等、教育，等等。不好嗎？好，好得很。像蘋果排一樣好。但隻是輸出品的商標，是貼在貨箱外麵的。內部呢？不是這麽一回事。麵上光滑漂亮，而袋內所裝實物恰巧是換取野蠻人的血汗、眼淚、領土、主權和自由的東西。而這個實物才是我們的真正的文明。
從這一篇文章看來，馬克·吐溫不僅是“美國文學界的林肯”，似乎也是“美國文學界的魯迅”。
作為幽默大師，他為我們留下了很幽默的名言：
快樂不是一件自我存在的東西，它僅僅是與其他不快樂事情的一個相對比照，這就是快樂的整個情況。
缺乏錢財是所有罪惡的根源。
真正的大不敬是不尊重別人的神。
人類是唯一如此的動物：他愛護他的鄰居就如同愛護他自己一樣，但是如果對方的宗教神學有問題，他會割斷對方的喉嚨。
每一個人生下來都有一項資產，它比其他所有的資產價值都高，那就是他最後的一口氣。
良好的教養在於隱藏我們對自己較佳的評價，以及隱藏我們對他人較差的評價。
“名聲”如同蒸氣，“聲望”如同意外，在地球上唯一可以確定的事情是被遺忘掉。
“原則”是“偏見”的另一個名稱。
被大膽說出的預言不會被迷信的人認為是愚笨無趣的。
“需要”不認識任何“法律”。
當你為愛情而釣魚時，要用你的心當作餌，而不是用你的腦筋。
首先去取得你的事實，然後你才能夠隨心所欲地扭曲它。
一個人最危險的敵人是他自己的口舌。
預言是唯一的一項人類技術，它是無法由練習而改善的。
當一個人閱讀《聖經》時，他對上帝所知程度的驚訝是低於他對上帝所不知程度的驚訝的。
最後有一項驚人的消息：將有一部新的馬克·吐溫自傳問世。原來馬克·吐溫在1906年時口授了一部自傳，由打字員記錄完成。因為他當時明確表示這部自傳必須在他死後一百年才能出版，造成了一代文豪在去世後一百年還有“新作”問世的獨特現象。
為什麽要等一百年後才出版？因為這裏麵涉及很多對當時美國政界名人的評論，對美國政治主張的諷刺，也有對自己私人生活的披露。這些內容如果在當時披露出來的話，肯定會引起軒然大波。
他在71歲時才寫這部自傳，正因為他說定一百年後才能出版，所以他可以暢所欲言，不受任何約束。他在書中對一切人都直言不諱，毫不客氣。而且往往非常刻薄。如果此人在世的話，肯定會氣得半死。
舉一個個別例子來講：他把針對萊昂女士的抨擊首次公之於眾。他毫無保留地展現對萊昂以及她丈夫拉爾夫·阿什克羅夫特的憎恨。他本來十分信任這個女人，並於1907年將代理權交給了她，後者在兩年後將自己置於催眠狀態之下。他揭露年齡比他小將近30歲的萊昂試圖勾引他。他申斥她“是撒謊者、造假者、賊、偽君子、酒鬼、告密者、騙子、背信棄義者、陰謀家、思想肮髒、一心想勾引男人的蕩婦。”
翻譯家黃福海對有待出版（中文版）的這部自傳作了如下的介紹：
一個偉大的作家，藝術與思想方麵往往都同樣成熟。馬克·吐溫就是這樣一位作家。他對當時的中國和其他落後國家懷有深切的同情。他在擔任記者期間，曾經撰文揭露舊金山一群孩子欺侮一個華人的事實，表現了強烈的正義感和一個作家的良心。馬克·吐溫在一個集會上曾聽到有人說“我們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我們要什麽東西時，隻需要伸手拿就是了。”《自傳》針對這句話評曰：這句話換一種說法就是“英國人、美國人是小偷、是攔路行劫的強盜、是海盜，並且我們以此三位一體為光榮。我們從專製的歐洲輸進了我們的帝國主義，還輸進了我們的別開生麵的愛國主義觀眾。”
馬克·吐溫寫道：“在這本自傳裏，我是從墳墓中向世人說話，這本書出版時我已死了。一本在作者活著時給人看的書，總是不敢真正直言不諱說話的。我將寫得真誠、自由，不受拘束，因為我深知，在我死去從而無知無覺不聞不問之前，我所寫的東西不會給任何人看到。我希望這部自傳能成為將來所有傳記的典範。”他還說：“我這部自傳並非專從我一生中挑出一些足資誇耀的插曲來寫，而隻是寫了一些普普通通的經曆，正是這些經曆組成了一般人的生活內容。”
這部自傳全麵地展現了作者對政治、性、宗教以及美國政府的一些激烈評論，比如說，反對美國軍事幹涉古巴和菲律賓。他說：“世界上幽默的事情有許許多多，其中之一就是：白人認為他們比其他野蠻人少一些野蠻。”以及“人類是唯一以殺人取樂的動物”等。這些言論在當時都是有所實指的，也是一針見血的。
在文學方麵，馬克·吐溫認為美國西部文學的代表作家布勒特·哈代從來不是一個優秀作家，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腦子已經退化，是個可悲的人物”。另外對亨利·詹姆斯和喬治·艾略特等也直接表示了厭惡。但他跟海倫·凱勒關係很好。自傳中附有這位克服種困難終於獲得成功的盲聾女作家寫給馬克·吐溫的信。
馬克·吐溫最讚賞的美國人是他的老朋友兼評論家威廉·迪安·豪威爾斯。
馬克·吐溫關心普通民眾，描寫普通民眾，同情弱勢群體，而且不畏強權。他對基督教國家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上帝也常常會幽上一默。
馬克·吐溫是一個具有強烈的平民化和民主化傾向的文學家，他喜歡冒險，主張樂觀，鼓勵探索，追求正義，體現了真正的美國精神。雖然他晚年有些悲觀主義的傾向，但總體仍屬樂觀。他說，英國小說長於諷刺，法國小說長於機智，而美國小說則長於幽默。
馬克·吐溫的自傳將使人們聯想到世界文學史上的知名自傳，如奧古斯多的《懺悔錄》，富蘭克林的《自傳》和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總之，馬克·吐溫的小說藝術和思想哲學值得人們重新研究和發掘。
1835年11月30日，馬克·吐溫生於密蘇裏州的小鎮弗洛裏達。他父親本來是弗吉尼亞的一個小康商人，因生意失敗，不斷西遷。1839年，全家又從弗洛裏達遷到漢尼堡。這是一個靠密西西比河的城市。1847年，他父親去世，家境更為困難。1848年，吐溫就到當地一家印刷廠當學徒，他的馬克·吐溫工作是排字。但這也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他能多認識字，多接觸文化。這對他後來的創作生涯很有幫助。
他有一個哥哥，比他大10歲，在當地辦了一家報紙，名曰“西部聯邦報”。吐溫於1851年轉入他哥哥的報紙工作，在那裏他開始寫一些報道和短文。由於他自信已經可以獨立謀生，從1853年起他就離鄉遠走，到聖路易、辛辛納提、費城和紐約等地做排字工作或編輯。
1857年，他回到老家，異想天開，準備去巴西冒險。當他登上一條南下的航船“保羅·瓊斯號”後，又改變了主意。因為他在船上遇到導航員比克斯皮，兩人相談甚洽，吐溫決定向他學航行，但對方要收學費，吐溫就向他姐夫借了150美元交學費，並很快領到了駕駛證書。因此，到1861年止，他是密西西比河上的一名領航員。這又為他後來寫文章提供了許多寫作素材。
1861年，內戰爆發，他參加了南軍，被圍困。他逃出後與哥哥一同前往內華達，當時內華達尚未建州，他哥哥曾在1860年選舉中極力為林肯競選，所以被任命為內華達的檢察長的秘書。當時有不少人在內華達找銀礦發了財，吐溫也想發財，作了嚐試，但以失敗告終。於是又重新投身報界。1863年2月3日，他在內華達的弗吉尼亞城《領地企業報》上首次采用了“馬克·吐溫”這個筆名。不久，因一篇文章引起了糾紛，並發展到要進行決鬥，他不得已，離開內華達到舊金山。
他在《舊金山晨鍾報》當記者，l866年，他受《薩克拉門托聯邦報》之約，去夏威夷采訪當地土人情況，回來後除了寫報道外，又到處演說，他的演說非常風趣和幽默，從而獲得幽默家的稱號。
1867年，他以《加利福尼亞州日報》通訊員身份去紐約，這一次他是從水路去的，先從舊金山到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沿岸，然後橫貫尼加拉瓜的大西洋沿岸，再上船抵達紐約。這次旅行非常艱苦，又給他帶來了不少寫作題材。
同年，韋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卡拉維臘郡的著名跳娃》，使他在全國文壇建立了聲譽。他在紐約結識了《湯姆叔叔的小木屋》的作者斯托夫人，並經過她結識了她的哥哥、當時很有名的牧師比契。經比契的活動，他得以參加了一個赴歐觀察團，在航船上他和一位姓藍登的青年成了朋友，藍登拿出妹妹的一張相片，吐溫一見就入了迷。從這一刻起，他就開始對藍登的妹妹念念不忘起來。
從歐洲回來後，他就到藍登家做客。藍登的父親是一位富翁，經常招待客人。但吐溫是蓄意找他女兒來的，他女兒名叫奧麗維亞。她爸爸萬萬沒有想到女兒會看上這位莫名其妙的西部牛仔。由於女兒的執著，爸爸隻好答應了這門親事。他倆在1870年2月2日結婚。做嶽父的替女婿買下了《布法羅快報》的三分之一股票，並送了他在布法羅的一幢住房。
結婚後不久，他嶽父就得癌症病死了。女兒也因過度悲傷而得了精神分裂症。吐溫覺得此地不祥，便決定遷往康涅狄克的哈特福德。起先，他在斯托夫人的妹妹家租了一幢房，但同時他自己買地蓋屋，1874年他遷進了自己的新屋，這是一座相當豪華的樓房，共有18間房間。他在這事上花了10萬美元，並在那裏寫了好幾本書。這正是他一生中經濟最寬裕的時期，誰也沒有想到“破產”正在向他招手。
原來，吐溫也有發財夢。為了方便出版自己的書，他自己成立了一個出版公司。他請他的內侄韋伯斯特當經理，公司就叫韋伯斯特公司。公司曾出了一本暢銷書，即退休總統格蘭特的自傳。但吐溫到底不是商務人才，他不善經營，最終大虧，以倒閉了事。吐溫和他妻子各賠了6萬美元，還欠下了9.5萬美元的債務。其實，這不過是小災難，不巧的是，他同時在另一筆投資上摔了個大跟鬥。十多年來，吐溫一直在一位佩奇先生身上投資。佩奇設計了一架印刷機，比市麵上的先進得多。吐溫認為這可以帶來100萬美元以上的利潤，所以最後竟反客為主，買下了全部股票，佩奇倒成了雇員。佩奇的機子的確很好，但它的結構太複雜了，動不動就失靈，難以修複。因此隻能作為實驗室展覽品，根本不能成為商品，吐溫的巨額投資也從此泡了湯。這使他成了一個真正的窮光蛋，這也是又一出“林語堂中文打字機的悲劇”。
但吐溫夫婦不失為英雄，他們公開宣布，不論怎樣，他們將在短期內全部償還債務。二人花了幾年的時間進行艱苦勞作，其中一項是吐溫到國外進行演講。他們終於在1894年還清了所有債務。當時的輿論界都認為吐溫了不起，這是債務史上的一大奇跡。而吐溫又一次享譽全國。
吐溫是一位多產作家，他的著作是真正的“等身”。1901年，他獲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02年，獲密蘇裏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07年獲英國牛津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吐溫自己覺得最遺憾的是：他的愛妻和三個孩子都在他之前去世。特別是他唯一的兒子，是他的大意而造成其死亡的。那是個嚴冬，兒子隻有一歲多。夫人有事外出，叫吐溫照看兒子。吐溫把兒童車推到走廊曬太陽，他自己則坐在晃椅上看書，忘其所以。當時室外溫度為零下17度。那嬰兒把小被踢開，等到吐溫發現不對，他早已全身凍紫。由此得病而死。
1910年4月21日，吐溫病死於紐約的艾爾密臘。
美國的19世紀後期被稱為“鍍金時代”，這個名詞就是從吐溫的小說《鍍金時代》而來的。它描寫了當時的華盛頓：
華盛頓這個地方對我們任何人都是個有趣的城市。你剛由車站出來，走上人行道的時候，就有一長排出租馬車的車夫舉起鞭子在你麵前揮動，向你進攻。於是你就踏進首都的馬車。你隨即到了旅館。
你當然願意遊覽這個城市。首先，你瞥見一長排高聳在一個矮樹林之上的雪白的宮殿頂上的裝飾建築。還看到一個高高的、優美的白圓屋頂。這個建築就是國會大廈。國會大廈在一片高地的邊緣，地勢很好，可以看得很遠，可是你卻看不見什麽城市。因為在國會大廈附近決定擴建市區的時候，附近的地產主人馬上就把地皮的價格漲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以致大家都到下麵去，在自由神殿後麵的泥濘低濕地帶蓋起這座城市來了。
如果你再多到各處去訪問一下，就會發現華盛頓每一平方英裏的土地上，公寓的數目要多過全國其他任何城市。如果你到一個公寓裏去要求寄宿，女主人就會用嚴厲的眼光打量你，並問你是不是國會議員。你也許為了開玩笑，故意說“是的”。那麽她會對你說，她那兒已經客滿了。如果你老老實實地當一個老百姓，她會讓你住進去，因為你的行李可以作擔保。因為國會議員的人身和財物是不許扣留的，她曾幾次眼睜睜地含著眼淚看著幾位議員老爺賴了賬，各自跑回他們的老家，還把她那些沒有填號收據的房租和夥食賬單裝進口袋裏去作紀念品。
最使你吃驚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在華盛頓這個城市裏所碰到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有幾分來頭。上自最高級的局長，下至給各部的大廳擦地板的女仆，沒有一個不是靠政界人物的人情找到差事的。除非你能使一位參議員或眾議員或某部的長官傾聽你的請求，替你說情，否則你就休想在華盛頓獲得一個即使是最卑微的職務。你要是沒有人情，光有品德和才能，那對你徒然是一種包袱，一點用處也沒有。
19世紀的最後一年，美國參加八國聯軍，從天津打進北京城，沿途燒殺劫掠，無所不為。當時美國駐北京外交官洛克希爾寫道：“文明的西方軍隊所到之處，其所產生的結果不堪描繪。想來13世紀蒙古人所作所為也不過如此吧。我無臉待在中國了。這一次次征討一定會作為本世紀最可恥的征討而列入史冊。”
吐溫更用諷刺之筆，寫下了一篇“雜文”，登在聖誕前夕的《紐約太陽報》上。
美國對外傳教協會理事會阿門特牧師是最近從中國旅行回來的。他這次旅行的目的是征收中國義和團對教會所造成的各種破壞的賠償費。他不論到什麽地方，就強令中國人付賠償費。他說，所有他治下的基督徒現在都已獲得照顧。他手下的教徒有700人，其中有300人被殺。他對每一個被殺的人相應地要索300兩白銀。他還令中國人全部賠償教會的一切財產損失。不僅如此，他還征收了罰款，罰款為損失的財產價的13倍。阿門特先生說，他所收的賠償費若與天主教所收的相比，那還是客氣的，因為天主教除了收錢以外，還要求一命抵一命。天主教對殺死一名教徒要收賠償費500兩白銀。
阿門特先生還說：“不錯，我對我的美國同胞有意見，美國人的手太軟了，沒有像俄國人那樣厲害。”我們幸運之至，在聖誕前夕讀到這樣的絕妙新聞，這有助於我們更興高采烈地來慶祝我們愉快的節日。我們非常興奮，我們的確可以開這樣一個玩笑說：“我贏得白銀，你輸了腦袋。”
我們的阿門特牧師對其同伴天主教人表示妒忌，因為他們不僅得到較多賠款，而且還“一命抵一命”。牧師的妒忌是合情合理的。但他若能稍加思考，似大有可以自慰之處。因為天主教人的全部勒索都歸入他們的私囊，而我們的這位牧師並不那樣自私。他隻以每人300兩作如上之用，而其他賠償則用之於傳布福音。他這種海量已經贏得了全國的誇獎，國人應準備為他立一紀念碑。
我們有著一個輸送文明的托拉斯。他向野蠻人的輸出品清單上列有下列物品：博愛、公正、和善、基督精神、法律與秩序、自由、平等、教育，等等。不好嗎？好，好得很。像蘋果排一樣好。但隻是輸出品的商標，是貼在貨箱外麵的。內部呢？不是這麽一回事。麵上光滑漂亮，而袋內所裝實物恰巧是換取野蠻人的血汗、眼淚、領土、主權和自由的東西。而這個實物才是我們的真正的文明。
從這一篇文章看來，馬克·吐溫不僅是“美國文學界的林肯”，似乎也是“美國文學界的魯迅”。
作為幽默大師，他為我們留下了很幽默的名言：
快樂不是一件自我存在的東西，它僅僅是與其他不快樂事情的一個相對比照，這就是快樂的整個情況。
缺乏錢財是所有罪惡的根源。
真正的大不敬是不尊重別人的神。
人類是唯一如此的動物：他愛護他的鄰居就如同愛護他自己一樣，但是如果對方的宗教神學有問題，他會割斷對方的喉嚨。
每一個人生下來都有一項資產，它比其他所有的資產價值都高，那就是他最後的一口氣。
良好的教養在於隱藏我們對自己較佳的評價，以及隱藏我們對他人較差的評價。
“名聲”如同蒸氣，“聲望”如同意外，在地球上唯一可以確定的事情是被遺忘掉。
“原則”是“偏見”的另一個名稱。
被大膽說出的預言不會被迷信的人認為是愚笨無趣的。
“需要”不認識任何“法律”。
當你為愛情而釣魚時，要用你的心當作餌，而不是用你的腦筋。
首先去取得你的事實，然後你才能夠隨心所欲地扭曲它。
一個人最危險的敵人是他自己的口舌。
預言是唯一的一項人類技術，它是無法由練習而改善的。
當一個人閱讀《聖經》時，他對上帝所知程度的驚訝是低於他對上帝所不知程度的驚訝的。
最後有一項驚人的消息：將有一部新的馬克·吐溫自傳問世。原來馬克·吐溫在1906年時口授了一部自傳，由打字員記錄完成。因為他當時明確表示這部自傳必須在他死後一百年才能出版，造成了一代文豪在去世後一百年還有“新作”問世的獨特現象。
為什麽要等一百年後才出版？因為這裏麵涉及很多對當時美國政界名人的評論，對美國政治主張的諷刺，也有對自己私人生活的披露。這些內容如果在當時披露出來的話，肯定會引起軒然大波。
他在71歲時才寫這部自傳，正因為他說定一百年後才能出版，所以他可以暢所欲言，不受任何約束。他在書中對一切人都直言不諱，毫不客氣。而且往往非常刻薄。如果此人在世的話，肯定會氣得半死。
舉一個個別例子來講：他把針對萊昂女士的抨擊首次公之於眾。他毫無保留地展現對萊昂以及她丈夫拉爾夫·阿什克羅夫特的憎恨。他本來十分信任這個女人，並於1907年將代理權交給了她，後者在兩年後將自己置於催眠狀態之下。他揭露年齡比他小將近30歲的萊昂試圖勾引他。他申斥她“是撒謊者、造假者、賊、偽君子、酒鬼、告密者、騙子、背信棄義者、陰謀家、思想肮髒、一心想勾引男人的蕩婦。”
翻譯家黃福海對有待出版（中文版）的這部自傳作了如下的介紹：
一個偉大的作家，藝術與思想方麵往往都同樣成熟。馬克·吐溫就是這樣一位作家。他對當時的中國和其他落後國家懷有深切的同情。他在擔任記者期間，曾經撰文揭露舊金山一群孩子欺侮一個華人的事實，表現了強烈的正義感和一個作家的良心。馬克·吐溫在一個集會上曾聽到有人說“我們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我們要什麽東西時，隻需要伸手拿就是了。”《自傳》針對這句話評曰：這句話換一種說法就是“英國人、美國人是小偷、是攔路行劫的強盜、是海盜，並且我們以此三位一體為光榮。我們從專製的歐洲輸進了我們的帝國主義，還輸進了我們的別開生麵的愛國主義觀眾。”
馬克·吐溫寫道：“在這本自傳裏，我是從墳墓中向世人說話，這本書出版時我已死了。一本在作者活著時給人看的書，總是不敢真正直言不諱說話的。我將寫得真誠、自由，不受拘束，因為我深知，在我死去從而無知無覺不聞不問之前，我所寫的東西不會給任何人看到。我希望這部自傳能成為將來所有傳記的典範。”他還說：“我這部自傳並非專從我一生中挑出一些足資誇耀的插曲來寫，而隻是寫了一些普普通通的經曆，正是這些經曆組成了一般人的生活內容。”
這部自傳全麵地展現了作者對政治、性、宗教以及美國政府的一些激烈評論，比如說，反對美國軍事幹涉古巴和菲律賓。他說：“世界上幽默的事情有許許多多，其中之一就是：白人認為他們比其他野蠻人少一些野蠻。”以及“人類是唯一以殺人取樂的動物”等。這些言論在當時都是有所實指的，也是一針見血的。
在文學方麵，馬克·吐溫認為美國西部文學的代表作家布勒特·哈代從來不是一個優秀作家，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腦子已經退化，是個可悲的人物”。另外對亨利·詹姆斯和喬治·艾略特等也直接表示了厭惡。但他跟海倫·凱勒關係很好。自傳中附有這位克服種困難終於獲得成功的盲聾女作家寫給馬克·吐溫的信。
馬克·吐溫最讚賞的美國人是他的老朋友兼評論家威廉·迪安·豪威爾斯。
馬克·吐溫關心普通民眾，描寫普通民眾，同情弱勢群體，而且不畏強權。他對基督教國家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上帝也常常會幽上一默。
馬克·吐溫是一個具有強烈的平民化和民主化傾向的文學家，他喜歡冒險，主張樂觀，鼓勵探索，追求正義，體現了真正的美國精神。雖然他晚年有些悲觀主義的傾向，但總體仍屬樂觀。他說，英國小說長於諷刺，法國小說長於機智，而美國小說則長於幽默。
馬克·吐溫的自傳將使人們聯想到世界文學史上的知名自傳，如奧古斯多的《懺悔錄》，富蘭克林的《自傳》和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總之，馬克·吐溫的小說藝術和思想哲學值得人們重新研究和發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