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伍德魯·威爾遜
伍德魯·威爾遜是第一位具有真正博士頭銜（Earned doctorate，有別於名譽博士）的美國總統。
1856年12月28日，他出生於弗吉尼亞的斯托登，他的父親是一位牧師和神學教授，威爾遜的幼年教育就是在家中完成的，所以他從小就是一名基督徒。1873年，他進了北卡羅來納查洛特的達衛遜學院。他沒有畢業就回家了，在家中由父親教了一年多，伍德魯·威爾遜於1875年進了新澤西學院，即後來的普林斯頓大學，他在那裏讀的是曆史和政治。畢業後他又進弗吉尼亞大學學法律，1882年通過律師考試，取得律師資格。1883年，他又進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學憲法和政治史，1886年取得博士。在此之前，他在1885年與艾倫·愛克森小姐結了婚。
他的博士論文《國會政府》獲得導師好評，並出版成書。1889年，他出版第二本書《論國家》，他在書中宣揚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他認為：“較強和較高尚的種族促成了文明最大的進步。”他認為這兩個種族就是亞利安族和閃族。他具有南方的傳統觀點，認為黑人是較低等的種族。
在普林斯頓畢業後，他在費城郊區的一家女子學院教書，1888年又轉到康涅狄克的書斯利恩大學。1890年，他獲得機會回普林斯頓大學任政治學教授。這是他創作最豐盛的時期。他出了五卷本的《美國人民史》。1902年，普林斯頓大學董事會選他為校長。
威爾遜當校長後決心進行改革。當時還沒有小汽車，富家子弟帶有馬和馬童。又有馬又有馬童，怎麽安排？他們就組織了俱樂部，所謂俱樂部實際是一個個的膳宿集團。因此在學校中就形成兩個階層，一個是住得好、吃得好、有馬騎的富學生，一個是一般的學生。威爾遜看不慣這種現象，他建議學校設立學生宿舍和學生食堂。他指出，如果在學校中就把學生分成兩個不同社會，那就意味著美國整個教育製度的失敗。
威爾遜的倡議立即引起了有錢的家長們的反對，他們說：“我們花錢上學校並不是為了讓我們的孩子跟窮小子坐到一條板凳上去吃飯的。”更有人直截了當地威脅說：“如果你們要搞這一套，我們將停止捐款。”威爾遜也反擊說：“隻要我是校長，我就要行使校長的權力，我的權力不是來自金錢，而是來自校董會的委任。”可是校董會的董事長、前民主黨總統克利夫蘭不支持威爾遜，校董會否決了威爾遜的倡議。但威爾遜的這一舉動早已轟動全國，人們把他稱之為“勇敢的挑戰者”、“大無畏的改革家”、“自由派的明星”。
不久，威爾遜又抓到另外一個問題，鬧了起來。校董會本來早已決定，要在普林斯頓大學本部建立一座研究生校舍，其地址就在校園之內物色。有一位捐款人屈萊契先生，表示願意捐助50萬美元建築校舍，不過附帶了一個條件：錢的使用必須由研究生部主任韋斯特先生做主，由他來決定校舍蓋於何處。而韋斯特先生久已不滿於威爾遜，他要求把研究生校舍建於大學本部之外，以便他自己可以獨當一麵，擺脫威爾遜之約束。
這樣，威爾遜與韋斯特就成了死對頭。威爾遜認為，校舍建築在哪兒是一個政策問題，應該由校長來決定，而不能讓校外的一個捐款人來決定。這是一個原則問題，不是他同韋斯特之間的個人恩怨問題。他甚至說：“大學不是由金錢組成的，大學不是由校舍組成的，大學也不是由儀器設備組成的。大學是由學生和教員組成的，在我看來，與其擁有富麗的校舍和設備而把人的因素置於次位，那還不如擁有一批有思想有情操的人而在露天上課。”
但如果按照威爾遜的意見辦，那位捐款人將取消這筆50萬美元的捐款，校董會內意見分歧，一時作不出決定。威爾遜乘機提出威脅，揚言要辭職，這又急壞了校董會。他們議論道：“威爾遜校長的價值為100萬美元。高於50萬美元。所以不能讓威爾遜辭職。”
看來，威爾遜是取得勝利了，但天有不測風雲，沒有幾天，又有一位富豪立下了遺囑，答應捐贈150萬美元，其條件也是此款必須完全由韋斯特先生支配。當威爾遜讀到這個遺囑時，他就對妻子說：“完了，我的戰鬥注定要失敗了。”果真，校董會又重新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說：“威爾遜校長隻值100萬美元，現在外麵的捐款有200萬美元，已大大超過威爾遜校長的價值，所以必須以200萬美元為第一考慮。”
威爾遜的兩次爭吵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校內的失敗卻帶來了社會上的成功。他的執拗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特別是引起了一位“總統製造人”的興趣，此人名叫喬治·哈威，人們通常把他稱作哈威上校，是《哈潑斯雜誌》的主編。他嗅到威爾遜身上有總統氣味，所以決心要把他推到總統寶座上去。普林斯頓大學在新澤西州，所以他準備第一步先把威爾遜送上新澤西州州長之位。
新澤西州是傳統共和黨的勢力範圍，多年來沒有民主黨州長，該州民主黨黨機器老板詹姆斯·史密斯久想物色一位能擊敗共和黨州長的候選人。哈威上校抓住這個機會，乃極力推薦威爾遜於史密斯，並逐條分析，論證威爾遜必能擊敗共和黨。史密斯心有所動。他回去就把手下的一批策士招來，說他打算拉威爾遜校長出來當候選人。哪知不提猶好，一提就不得了。他手下的人沒有一個不拍案而起，怒曰：老板，我們不是發精神病嗎？威爾遜此人一貫宣揚反對老板製度，他一旦掌權，勢必要把我們踩在腳下，那時，叫苦也已來不及了。
史密斯說：“那麽，你們說吧，誰可以擊敗共和黨呢？”他手下的人立即像鬥輸了的蟋蟀，誰也不敢做聲了。於是，史密斯說：“既然你們提不出任何人，我們總得試一試，我們可以事先與威爾遜達成默契。”
於是史密斯就請威爾遜的一名學生約翰·哈倫寫信給威爾遜曰：“史密斯先生打算請你出來任民主黨州長候選人，史密斯先生絕沒有任何企圖要你在政策、措施或人事方麵承擔任何義務。他隻有這樣一個希望：如果你當選州長，你不會反對和打破目前的民主黨機器而代之以你自己的民主黨機器。”威爾遜馬上回答曰：“敬愛的哈倫先生，我以極大的興趣讀了你的信。我完全願意向史密斯先生保證，如果我當選州長，我絕不會反對和打破目前的民主黨機器而代之以我自己的機器。我根本不想建立我自己的什麽黨機器。隻要目前的民主黨機構在改革方麵給以充分的合作，我是絕不會反對目前的民主黨機器的。”
史密斯得了這個保證，乃下定決心。1910年7月，新澤西州民主黨代表大會開幕，盡管代表們仍對威爾遜不放心，但史密斯采用高壓政策，獲得了提名的微弱多數。在投票之前，哈威又派人把威爾遜接來，秘密地把他藏在女廁所內，以便萬一提名失敗，可以偷偷送回普林斯頓，而無損於這位校長的麵子。當提名勝利的消息傳來後，威爾遜才破廁所之門而出，走上講台，發表了提名演說。他說：“我將一身輕快，不受任何承諾地去進行競選，如果我能被選為州長，那就該由人民來選上我，而不是由老板們來選上我。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我所要代表的。我們將開始一場戰鬥，這場戰鬥是一場長期的戰鬥，這將是一場反擊一切特權階層的戰鬥。如果當選州長，我將盡一切力量，為我州人民服務，我不會作為一個黨派的頭頭來為我州服務，我將以作為我州所有人民的仆人的資格來為我州服務，要衛護一切階級的利益，要促進全體人民的福利。”
威爾遜的演說博得了全場歡呼。當時有一位名叫特默迪的青年民主黨人，是反威爾遜的健將，因為他認為威爾遜既然是老板推薦的，理所當然是老板的人。但威爾遜當眾宣布他絕不會為老板服務，特默迪高興地說：“他講的正是我要講的！”從此，特默迪就成了堅決擁護威爾遜的人，並永久地成了威爾遜的私人秘書，既是州長秘書，又是後來的總統秘書。
與威爾遜競選的共和黨州長候選人為了利用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向威爾遜提出了一個挑戰性的問題：你是否承認在民主黨內存在老板製度？如果是這樣，你打算怎樣清除它？
威爾遜將計就計，做了如下回答：“當然，我承認有老板製度。多年來我就在觀察和力求了解這個製度，當我了解之後我就更厭惡這種製度了。這種製度兩黨都有，它是我州和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最危險的東西，它破壞了代議製度政府而代之以代表特權的政府。我將挑選不受老板製度控製的好人參加政府，和他們共同努力摧毀這種製度，並且還要大張旗鼓地揭露這種製度。”“你想知道，一旦當選州長，我跟你所指責的那些民主黨人之間的關係如何，特別是在任命問題和立法問題上。我樂於告訴你我的答案。一旦我當選州長，不論在任命問題上也好，在立法問題上也好，在製定州政府的政策上也好，我絕不會受任何個人或任何特殊利益集團之指使。我將歡迎來自任何一個公民的批評和建議，不管這個個人是老板、民主黨人、共和黨人或無黨派的平民。我將經常傾聽不懷私利的名人達士的意見，各種類型的代表人士的意見，而不問其屬於哪個黨派。一切意見都將從意見本身之是非曲直加以考慮而予取舍，絕不會把提意見的人的政治背景摻雜到考慮中去。如果我竟然同你所指責的那種製度沾上邊，即使沾上一點邊，那我將認為我自己是一個可恥的人物。”
威爾遜的聲明大振人心，不但贏得了廣大民主黨選民的誇獎，也奪走了一大批共和黨選民的歡呼，結果威爾遜以壓倒優勢獲選為州長。
威爾遜的個人優勢順便帶來了一個民主黨占多數的州議會，這是老板史密斯沒有估計到的。他當初曾答應威爾遜他個人將不競選參議員，當時新澤西州的參議員還不是直接民選的，而是由州議會選的。既然民主黨在議會中不占優勢，所以當初史密斯就答應他將不參加競選參議員。現在形勢一變，民主黨肯定能選上參議員，因此史密斯不顧前約，忽然宣布說他要競選參議員。此外，當初由於史密斯聲明他不參加競選，所以民主黨已初選一個名叫馬丁的先生來競選參議員。史密斯本人若欲競選，勢必要先趕走馬丁。
威爾遜獲悉史密斯改變原意，十分氣憤。他要求史密斯撤銷競選，以免食言。當史密斯沒有理睬時，他就發了如下一份最後通牒給史密斯：“若在星期四晚上最後那一班郵遞時我還收不到你的複信，我將在星期五早上公開宣布反對你競選參議員，並同你鬥爭到底。”
史密斯一夥接到這個通牒後不禁大笑曰：“這真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家夥，讓他碰個頭破血流吧！”但事實證明，碰個頭破血流的不是威爾遜，恰巧是史密斯自己。一個發怒了的書呆子是可畏的，他會拚命到底，來衛護他心目中的原則，即使在客觀上這可能並非是原則問題。
戰端既開，威爾遜就大力啟用民主黨內的少壯派，特默迪果然沒有辜負威爾遜的信任，他把民主黨的大部分州議員拉了過來，結果在表決時以47票對3票擊敗了史密斯。這個票數對史密斯來講是一種慘敗。
任何流氓頭子都是不能失去對手下的控製的，因為一次失去就意味著永遠失去。史密斯的情況就是如此。在這一夜之前，他還神氣十足，但就在這一夜，他就成了一個泄了氣的皮球，成了一名蒼老不堪、舉動無力的可憐蟲。他不久就鬱鬱而死了。他在臨死前說：“我是自作自受，提拔了一個忘恩負義之徒。但我也不得不承認，此人敢作敢為，可以奪得下屆的總統職位。”
至此，威爾遜在全國的地位已確立。報紙一致認為他是美國當代第一號唐·吉訶德。哈威上校看到時機已到，乃利用《哈潑斯雜誌》向美國人民推銷威爾遜，《哈潑斯雜誌》每一期的封麵上都印了一句話：大家來選威爾遜！
按理《哈潑斯雜誌》乃是摩根財團喉舌，而威爾遜之競選是打著反華爾街的旗幟的，這豈不成了矛盾？民主黨的扛旗人布賴恩乃使人帶口信給威爾遜說，他若要得到黨的支持，必須表明他同摩根財團沒有絲毫利益關係。這口信又被傳到了哈威上校之耳。哈威就登門拜訪威爾遜，詢曰：“《哈潑斯雜誌》對你的支持是否影響了你的當選機會？”威爾遜幹脆地回答說：“我認為是如此。”於是，《哈潑斯雜誌》上的那條口號不見了。哈威也不再見威爾遜了。不但如此，兩人竟從此成了冤家。哈威每提起此事就破口大罵：“威爾遜是個忘恩負義之徒！”
1912年，民主黨大會在巴爾的摩開會。競選的主要有二人，一是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克拉克，一是威爾遜。第一次唱名，克拉克以556票對350票占優勢。556票已過半數，但在那時，民主黨采用的是2/3多數製，克拉克湊不足2/3，投票一直持續了5天，仍無結果。在第六天，布賴恩宣布支持威爾遜，於是形勢急轉直下，在第36次投票時，威爾遜以460對455占先。在第46次投票時，威爾遜終於以990票當選。
1912年的大選是美國曆史上最熱鬧的選舉之一。參加競選的有共和黨的塔夫特、民主黨的威爾遜、進步黨的羅斯福、社會黨的德布斯。主要的對手是威爾遜和羅斯福。羅斯福在密爾基演說時突然遭到暗殺，被一槍打中胸部。但事有湊巧，子彈正好穿過他上衣口袋內的眼鏡匣子和匣子後麵的一厚疊演說稿，所以當子彈進入胸內時已無多大威力。當時人們要馬上把羅斯福送醫院，羅抓住機會，大充英雄，拒絕上醫院，於是他又繼續講了八九分鍾。聽眾場麵之熱烈，打破了曆史紀錄，羅斯福真的成了人們心中的不怕死的好漢。
威爾遜獲悉羅斯福被刺消息後，馬上發表聲明說：“在羅斯福醫療期間，我保證不進行任何競選活動，不發表任何競選演說，我們美國人是最講費厄潑賴的，我們必須以身作則做到費厄潑賴。”威爾遜的聲明比羅斯福的表演更打動人心。
投票結果，威爾遜以6286124票擊敗了羅斯福的4126000票，當選為美國第28任總統。
《美國名人傳記全書》介紹威爾遜的內政成就時說：
戚爾遜想用直接與人民聯係的辦法來增強總統這個職位的效率。他認為，總統作為人民的代言人，應當成為民主國家的超群領袖。他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方法來施展他個人對立法機構的影響。他拋棄了三權分立的傳統共和原則，而想建立行政當局對國內外事務的控製。他在國會山上設立了一個與議員們溝通的辦事處。他是第一位舉行定期記者招待會的總統。他想通過白宮發布新聞的辦法來影響輿論。他還直接到國會去發表演說，華盛頓和亞當斯曾偶爾這樣做過，但自從傑斐遜總統以來已沒有人這樣做了，他們隻是通過書麵向國會致谘文。威爾遜想憑他的雄辯才能來製造輿論並因而導致參眾兩院照他的意向投票。
威爾遜使用這些辦法成功地使國會采納了他的“新自由”綱領。他督催了三項重大的改革。
第一是降低進口關稅。有鑒於美國現在已成為世界的主要工業國家，他認為已沒有必要保護美國製造業以便與國際競爭。他認為降低關稅會鼓勵美國工廠的更大效率，同時也可克製壟斷性的托拉斯。至於減稅所帶來的國庫虧損則由所得稅填補之。1913年4月8日，他親往國會申述他的理由，並終於在10月3日簽署了《恩德伍德關稅法》。
第二是關於銀行和貨幣的改革。共和黨人一般主張由私人控製中央銀行。國務卿布賴恩和一些進步人士則主張建立地區性的銀行係統，由政府控製國家的貨幣。他們提出了一種新的聯邦儲備製度。1913年12月23日，威爾遜簽署了聯邦儲備法。
第三是反托拉斯法的改革。1914年1月20日，他向國會發表演說，要求進一步製裁壟斷事業。勞聯主席龔潑斯請求不要把有組織工會列為壟斷禁令的對象。1914年10月15日，他簽署了《克萊登反托拉斯法》，它進一步具體地規定什麽是不能認可的舉措，並規定了懲處的辦法。它還部分地承認工會組織不在禁令之列。
另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威爾遜於1916年提名路易斯·布蘭代斯為最高法院法官（1916—1939）。這曾引起了一場爭論，因為布蘭代斯是猶太人。在此之前從未有猶太人任最高法院法官的。而且他又享有“人民的辯護律師”的名聲，被認為是具有激進思想的人。事實上，他後來的確成了羅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愛因斯坦曾給了他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布蘭代斯給社會的貢獻要高於科學家的貢獻，因為科學家隻能促進人們的物質生活，而布蘭代斯卻促進了人們的良知。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威爾遜總統要求美國人民嚴守中立。然而，由於德國的潛艇戰略以及美國同英國的天然密切關係，最後刺激美國參加到協約國一邊。1915年5月，德國潛水艇在愛爾蘭沿岸用魚雷擊沉英國班輪“露西塔尼亞號”，使1200人喪生，其中包括120多名美國乘客，這一事件激起美國參戰的喧嚷，但威爾遜總統仍不讚成參戰。沉船幾天後，在一群新加入美國國籍的群眾前講活時，威爾遜總統說：“有這樣的一件事，一個人將非常自豪地為之而投入戰鬥；有這樣一件事，一個國家是那樣正確，以致不需要動用武力說服別國便能使其相信這樣是正確的。”這一段時間，美國的抗議使德國暫時停止無限製潛艇戰，但是擊沉船隻的事仍在發生。1917年2月，德國官方公然恢複了無限製潛艇戰略。威爾遜在力圖以談判解決問題的同時，將美國的防務立足於參戰的基礎上。1917年1月在參議院的一次講話中，他建議各交戰國接受“沒有勝利的和平”。
他說：“首先，這個和平必須是沒有勝利的和平。這聽起來有點不太入耳，讓我來向你們進行一番解釋。如果有勝利，那就意味著把和平強加於失敗者之身，即勝利者強迫失敗者接受其條件。這是一種帶恥辱的和平，是威逼下的和平，是以一方的犧牲為代價的和平，它隻能留下疙瘩、留下怨恨、留下痛苦的記憶。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是建立不起永久和平的，它隻能是流沙式的和平，隻有平等和彼此互利的和平才是和平。”
這些努力不可避免地歸於失敗。隨著德國的無限製的潛艇戰略恢複和齊默爾曼電報的公開，威爾遜在1917年4月2日出席國會兩院聯席會議時，要求對德宣戰。他說：“現在德國針對通商貿易執行的潛艇戰略，是一場與人類為敵的戰爭，是一場與所有國家為敵的戰爭……我們接受這一含有敵意的挑戰，因為我們知道，在這樣一個遵循著這樣辦法的政府裏，我們永遠不會有一個朋友；而且，麵對著它有組織的力量，我們若總是等待著接受我們並不知道目的是什麽的事情，世界民主國家政府的安全就不可能確保……因此，我們樂意……為世界的最終和平、為包括德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的自由而戰鬥……這個世界必須成為對民主安全的世界，世界和平必須建立在能經受考驗的政治自由的基礎之上。我們這樣做，沒有自私的目的。我們不想征服、不想統治。我們不吝作出犧牲，但我們不想要賠償，不要物質上的補償。我們隻是為人類權利而戰鬥。”4月4日參議院投票，以82對6票同意宣戰，眾議院於4月6日投票，以373對50票同意。
美國參戰後，威爾遜對反戰分子采取了嚴厲的製裁手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工會領袖尤金·德布斯。1918年6月16日，德布斯發表了反戰演說。他說：“在過去40年中，在國際資本主義製度之下，在剝削製度之下，歐洲的那些國家就一直在準備這場必然要發生的事件。戰爭總是為了征服，為了掠奪。統治階級在戰爭中隻有得沒有失；被統治階級則隻有失沒有得。犧牲的是勞動階級，流血的是勞動階級，但是這一階級在決定是否宣戰問題上從來沒有發言權。決定和戰之權一直在統治階級之手。我寧可以叛國罪被槍斃，也不願參加這種戰爭。”
結果，德布斯被判了10年徒刑。
美國前後共派遣了遠征軍約一百萬人，幫助英法打贏了這場戰爭。早在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就提出了14點和平條件：
一、公開的和平條約，以公開的方式締結，嗣後國際間不得有任何類型的秘密默契，外交必須始終在眾目睽睽之下坦誠進行。
二、各國領海以外的海洋上應有絕對的航行自由，在和平時期及戰時均然，隻有為執行國際公約而采取國際行動時才可以封閉海洋的一部分或全部。
三、應盡最大可能，消除所有同意接受和平及協同維持和平的國家之間的經濟障礙並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
四、應采取充分保證措施，使各國軍備減至符合國內保安所需的最低限度。
五、關於各國對殖民地的權益的要求，應進行自由、開明和絕對公正的協調，並基於對下述原則的嚴格遵守：在決定關於主權的一切問題時，當地居民的利益應與管治權待定的政府的正當要求，獲得同等的重視。
六、撤退在俄國領土內的所有軍隊，解決所有關於俄國的問題，該解決方案應取得世界其他國家最良好和最自由的合作，俾使俄國獲得不受牽製和幹擾的機會，獨立地決定她本身的政治發展和國策。
七、全世界應同意，在比利時的占領軍必須撤退，其領土必須恢複。
八、法國全部領土應獲自由，同時，1817年普魯士在阿爾薩斯-洛林問題上對法國的錯誤行為自應予以糾正，俾能為了全體利益而再度確保和平。
九、意大利的疆界，必須依照明晰可辨的民族界線予以重新調整。
十、對於奧匈帝國統治下各民族，我們願見他們的國際地位獲得保證和確定，並對其發展自治給予最大程度的自由機會。
十一、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以及門的內哥羅的占領軍應撤退；被占領的土地應歸還；巴爾幹若幹國家的相互關係應按照曆史上已經確立了的有關政治歸屬和民族界限的原則，通過友好協商加以決定。
十二、對於當前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本土，應保證其有穩固的主權，但對現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其他民族，則應保證他們有絕對不受幹擾的發展自治的機會；同時，達達尼爾海峽應在國際保證之下永遠開放，成為世界列國船隻和商務的自由通路。
十三、應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
十四、必須根據專門公約成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聯合組織，目的在於使大小各國同樣獲得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相互保證。
11月11日，正式宣布停戰。接著是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威爾遜不顧國內的反對，親自前往參加曠日彌久的會議。最後簽訂了《凡爾賽和約》，規定要成立國際聯盟。據威爾遜的續弦夫人艾迪絲說：“國際聯盟是威爾遜總統的胎兒，懷胎10月，終於呱呱落地了，這是總統的辛苦所取得的可喜代價，也是使總統感到唯一安慰的東西。”
誰也沒有料到，這個國際聯盟也送了威爾遜的性命。
1919年7月10日，他在參議院中說：新的和平條約所產生的國際聯盟不僅僅是一個“調整和補救錯誤的工具”，而且也是“人類的唯一希望”。“自由國家的聯合力量必須一勞永逸地製止侵略，必須保證世界的和平。局麵已經安排好了，命運已經注定了，這不是由我們人為地製造出來的，這是上帝引導我們走上此路的。”
但以洛奇為首的共和黨多數不願接受國際聯盟。於是威爾遜決定訴諸人民，他要到全國作演講，那正是三伏天。威爾遜在巴黎時就發過較輕的心髒病，妻子和醫生都苦苦要求他放棄此行。威爾遜回答說：“你們說的全是事實，但我認為我有責任這樣做。當問題涉及世界和平時，我個人的安危是不足掛齒的。如果參議院不批準條約，那這一場戰爭就白打了，世界將陷於混亂。當初我要求我國青年參戰時，曾向他們許下諾言，這將是一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如果我不把老命豁出去贏得這個條約，那我就成了一名騙子，將沒有麵目正視我們的士兵。所以我必須作此旅行。”他還對秘書特默迪說：“我知道我這次旅行很可能意味著死亡，但我仍然樂意為了爭取草約通過而犧牲自己的生命，願意在這個草約通過後去見上帝。”
果如所料，他在旅行中發病，急送回宮，但接著又在白宮發病，終成癱瘓，而他的草約也沒能獲得通過。
威爾遜的身體情況雖在1920年春夏兩季有了一些改善，可是，像他這樣的身體不能在當年總統競選運動中充當一個活躍的角色。他的希望是，選舉將作為一種公民投票來解決他自己和參議員洛奇之間存在的問題，可是這種希望並未實現。真的，許多對國聯熱心和有影響的擁護者都支持了共和黨候選人沃倫·C。哈定，選舉結果使威爾遜大失所望。1920年12月他榮獲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後，他失望的痛苦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減輕。當他在年度的國會谘文中提出了有關國民義務的問題時，並沒有提到他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國聯。直到1921年3月4日他的任期屆滿時為止，他對世界事務一直保持這樣的沉默。
1921年3月4日—1924年2月3日。威爾遜和他的繼任者沃倫·哈定一起前往國會山，但沒有等到新總統就職儀式舉行就離開了。威爾遜與家人退居華盛頓S街新近購置的紅色磚房的家中，在那裏度過他的風燭殘年。他想同他以前的國務卿班布裏奇·科爾比合夥開辦律師事務所，但他除了能坐在家裏討論法律事件外，不能幹別的事。他隻能借助放大鏡讀書，最後實際上已雙目失明。1923年8月，他參加哈定總統葬禮。1923年11月10日，他發表唯一的一次無線電講話。第二天他對聚集在他住房外的群眾作最後一次公開講話：“我不是對我所擁護的原則稍有擔心的人。我曾看到蠢人在對抗人意，而且已看到他們的毀滅，將來還會毀滅，徹底的毀滅和屈辱。正像上帝主宰一樣我們定將勝利。”
1924年2月3日上午11點15分，威爾遜在華盛頓特區自己家中去世。1918年的傳染病流行期間，威爾遜總統患了流行性感冒，以後又患急性氣喘病，使他失眠，體力衰弱。1919年10月2日經受一次中風，身體左半側癱瘓，說話含糊不清。恢複後隻能拄手杖蹣跚而行。1924年1月31日忽患急性消化不良，日趨虛弱。卡裏·格萊森醫生從度假中被請來，他發現前總統已瀕於死亡。2月1日威爾遜斷斷續續講出“我現在是一架破機器，當機器破了的時候……”稍停，然後又說：“我準備好了。”除了第二天對他夫人哭過一次外，這是他的最後一句話。他已失去知覺，但在臨死前，睜開眼睛約10分鍾。夫人握著他右手，女兒瑪格麗特握著左手。沒有舉行國葬。中央長老會的詹姆斯·泰勒牧師、普林斯頓大學的西爾弗斯特·比奇牧師和華盛頓大教堂的傳教士詹姆斯·弗裏曼在家中為他舉行了簡單儀式，然後在華盛頓大教堂貝薩萊姆小教堂舉行葬禮後埋葬。他是唯一葬在華盛頓的總統。他在遺囑中，將遺產留給妻子，另外給他女兒瑪格麗特2500美元年金，直到她結婚時為止。
對威爾遜的讚揚
“威爾遜是一個純潔的、有學問的、有聲望的愛國者。”
——沃倫·C。哈定，1912年
“威爾遜先生是優秀的、幽默的、有教養的美國紳士……我們終於有了這樣一位總統，他把生活中的真正興趣，集中在普通人身上。在他身上，我們可以指望他竭盡所能為人服務。”
——記者和作家伊達·塔貝爾，1916年
“威爾遜先生思想豐富，修養深沉，幾乎達到了完美的程度……他專心致誌，深思熟慮，所想的隻是政府該怎樣更好地治理，怎樣促進群眾福利。”
——威爾遜的海軍部長約瑟夫·丹尼爾，1924年
“威爾遜有三種突出的偉大品質：他有堅定的道德觀念。他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還是美國人民傳統的理想主義的體現。他給和平會議帶來精神概念。他是天生的十字軍。”
——赫伯特·胡佛，1956年
對威爾遜的批評
“我認為他是一個無情的偽君子，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可以毫不猶豫地將以前所表達過的信仰拋棄不顧，甚至絕不向公眾解釋他為什麽改變主意。”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1916年
“為了上帝的緣故，絕不要暗指威爾遜是理想主義者、軍事家或利他主義者。他是一個空談理論的人，如果為了他個人野心而這樣做很合適的話……他和理想主義毫不沾邊。他提倡的國際聯盟，與其說是代表他的理想主義，不如說代表他所提倡的所有勝利者的和平。他有時是一個蹩腳的空談主義者，而且常常是一個極端自私的、冷血的政治家。”
——西奧多·羅斯福，1919年
“總統是我所見過的偏見最深的人，很少人蒙他青睞。”
——總統顧問豪斯上校，1919年
“他以為自己是降臨大地普度眾生的另一個耶穌基督。”
——法國總理克裏孟梭，1919年
威爾遜語錄
首先使我感興趣或困擾我的不是人，而是理想。人會死的，理想則長存。
如果你老是想再次當選，那就完全不值得再當選。
總統是一個高等奴隸，必須反省；仁愛才是高等的。
到歐洲去捐軀的美國人是不平凡的種子。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為了人道和人類的事業而漂洋過海到外國土地上去戰鬥。這些美國人奉獻最珍貴的禮物——生命的禮物，精神的禮物。威爾遜生前曾把左派記者林肯·斯蒂芬視為朋友，並對他說：“行政長官是一個需要行動的人。知識分子，你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則是一個不需要采取行動的人，一旦我們當行政長官，那就會處於很危險的地位，除非我們能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弱點並設法中止我們那種思考沒個完、研究沒個完、等待沒個完的脾氣。我很久以前就下決心，隻要我出任行政首長，我在一段時期內將聽取來自各方的任何人的意見和信息，然後，有一天，我覺得我需要作出決定，就停止聽取意見而采取行動。我的決定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但不管怎樣說，我要冒這個險，要起而行。”
斯蒂芬則說：“如果有哪一位總統能夠頂得住外界對總統所施加的壓力的話，那就是威爾遜，他是一名真正的自由主義分子，是一名老式的自由主義分子。”
1962年曆史學家投票排列的名次，威爾遜在31個總統中名列第四，在五個“偉大總統”中名列第四，排在傑斐遜之前、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後。
1856年12月28日，他出生於弗吉尼亞的斯托登，他的父親是一位牧師和神學教授，威爾遜的幼年教育就是在家中完成的，所以他從小就是一名基督徒。1873年，他進了北卡羅來納查洛特的達衛遜學院。他沒有畢業就回家了，在家中由父親教了一年多，伍德魯·威爾遜於1875年進了新澤西學院，即後來的普林斯頓大學，他在那裏讀的是曆史和政治。畢業後他又進弗吉尼亞大學學法律，1882年通過律師考試，取得律師資格。1883年，他又進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學憲法和政治史，1886年取得博士。在此之前，他在1885年與艾倫·愛克森小姐結了婚。
他的博士論文《國會政府》獲得導師好評，並出版成書。1889年，他出版第二本書《論國家》，他在書中宣揚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他認為：“較強和較高尚的種族促成了文明最大的進步。”他認為這兩個種族就是亞利安族和閃族。他具有南方的傳統觀點，認為黑人是較低等的種族。
在普林斯頓畢業後，他在費城郊區的一家女子學院教書，1888年又轉到康涅狄克的書斯利恩大學。1890年，他獲得機會回普林斯頓大學任政治學教授。這是他創作最豐盛的時期。他出了五卷本的《美國人民史》。1902年，普林斯頓大學董事會選他為校長。
威爾遜當校長後決心進行改革。當時還沒有小汽車，富家子弟帶有馬和馬童。又有馬又有馬童，怎麽安排？他們就組織了俱樂部，所謂俱樂部實際是一個個的膳宿集團。因此在學校中就形成兩個階層，一個是住得好、吃得好、有馬騎的富學生，一個是一般的學生。威爾遜看不慣這種現象，他建議學校設立學生宿舍和學生食堂。他指出，如果在學校中就把學生分成兩個不同社會，那就意味著美國整個教育製度的失敗。
威爾遜的倡議立即引起了有錢的家長們的反對，他們說：“我們花錢上學校並不是為了讓我們的孩子跟窮小子坐到一條板凳上去吃飯的。”更有人直截了當地威脅說：“如果你們要搞這一套，我們將停止捐款。”威爾遜也反擊說：“隻要我是校長，我就要行使校長的權力，我的權力不是來自金錢，而是來自校董會的委任。”可是校董會的董事長、前民主黨總統克利夫蘭不支持威爾遜，校董會否決了威爾遜的倡議。但威爾遜的這一舉動早已轟動全國，人們把他稱之為“勇敢的挑戰者”、“大無畏的改革家”、“自由派的明星”。
不久，威爾遜又抓到另外一個問題，鬧了起來。校董會本來早已決定，要在普林斯頓大學本部建立一座研究生校舍，其地址就在校園之內物色。有一位捐款人屈萊契先生，表示願意捐助50萬美元建築校舍，不過附帶了一個條件：錢的使用必須由研究生部主任韋斯特先生做主，由他來決定校舍蓋於何處。而韋斯特先生久已不滿於威爾遜，他要求把研究生校舍建於大學本部之外，以便他自己可以獨當一麵，擺脫威爾遜之約束。
這樣，威爾遜與韋斯特就成了死對頭。威爾遜認為，校舍建築在哪兒是一個政策問題，應該由校長來決定，而不能讓校外的一個捐款人來決定。這是一個原則問題，不是他同韋斯特之間的個人恩怨問題。他甚至說：“大學不是由金錢組成的，大學不是由校舍組成的，大學也不是由儀器設備組成的。大學是由學生和教員組成的，在我看來，與其擁有富麗的校舍和設備而把人的因素置於次位，那還不如擁有一批有思想有情操的人而在露天上課。”
但如果按照威爾遜的意見辦，那位捐款人將取消這筆50萬美元的捐款，校董會內意見分歧，一時作不出決定。威爾遜乘機提出威脅，揚言要辭職，這又急壞了校董會。他們議論道：“威爾遜校長的價值為100萬美元。高於50萬美元。所以不能讓威爾遜辭職。”
看來，威爾遜是取得勝利了，但天有不測風雲，沒有幾天，又有一位富豪立下了遺囑，答應捐贈150萬美元，其條件也是此款必須完全由韋斯特先生支配。當威爾遜讀到這個遺囑時，他就對妻子說：“完了，我的戰鬥注定要失敗了。”果真，校董會又重新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說：“威爾遜校長隻值100萬美元，現在外麵的捐款有200萬美元，已大大超過威爾遜校長的價值，所以必須以200萬美元為第一考慮。”
威爾遜的兩次爭吵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校內的失敗卻帶來了社會上的成功。他的執拗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特別是引起了一位“總統製造人”的興趣，此人名叫喬治·哈威，人們通常把他稱作哈威上校，是《哈潑斯雜誌》的主編。他嗅到威爾遜身上有總統氣味，所以決心要把他推到總統寶座上去。普林斯頓大學在新澤西州，所以他準備第一步先把威爾遜送上新澤西州州長之位。
新澤西州是傳統共和黨的勢力範圍，多年來沒有民主黨州長，該州民主黨黨機器老板詹姆斯·史密斯久想物色一位能擊敗共和黨州長的候選人。哈威上校抓住這個機會，乃極力推薦威爾遜於史密斯，並逐條分析，論證威爾遜必能擊敗共和黨。史密斯心有所動。他回去就把手下的一批策士招來，說他打算拉威爾遜校長出來當候選人。哪知不提猶好，一提就不得了。他手下的人沒有一個不拍案而起，怒曰：老板，我們不是發精神病嗎？威爾遜此人一貫宣揚反對老板製度，他一旦掌權，勢必要把我們踩在腳下，那時，叫苦也已來不及了。
史密斯說：“那麽，你們說吧，誰可以擊敗共和黨呢？”他手下的人立即像鬥輸了的蟋蟀，誰也不敢做聲了。於是，史密斯說：“既然你們提不出任何人，我們總得試一試，我們可以事先與威爾遜達成默契。”
於是史密斯就請威爾遜的一名學生約翰·哈倫寫信給威爾遜曰：“史密斯先生打算請你出來任民主黨州長候選人，史密斯先生絕沒有任何企圖要你在政策、措施或人事方麵承擔任何義務。他隻有這樣一個希望：如果你當選州長，你不會反對和打破目前的民主黨機器而代之以你自己的民主黨機器。”威爾遜馬上回答曰：“敬愛的哈倫先生，我以極大的興趣讀了你的信。我完全願意向史密斯先生保證，如果我當選州長，我絕不會反對和打破目前的民主黨機器而代之以我自己的機器。我根本不想建立我自己的什麽黨機器。隻要目前的民主黨機構在改革方麵給以充分的合作，我是絕不會反對目前的民主黨機器的。”
史密斯得了這個保證，乃下定決心。1910年7月，新澤西州民主黨代表大會開幕，盡管代表們仍對威爾遜不放心，但史密斯采用高壓政策，獲得了提名的微弱多數。在投票之前，哈威又派人把威爾遜接來，秘密地把他藏在女廁所內，以便萬一提名失敗，可以偷偷送回普林斯頓，而無損於這位校長的麵子。當提名勝利的消息傳來後，威爾遜才破廁所之門而出，走上講台，發表了提名演說。他說：“我將一身輕快，不受任何承諾地去進行競選，如果我能被選為州長，那就該由人民來選上我，而不是由老板們來選上我。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我所要代表的。我們將開始一場戰鬥，這場戰鬥是一場長期的戰鬥，這將是一場反擊一切特權階層的戰鬥。如果當選州長，我將盡一切力量，為我州人民服務，我不會作為一個黨派的頭頭來為我州服務，我將以作為我州所有人民的仆人的資格來為我州服務，要衛護一切階級的利益，要促進全體人民的福利。”
威爾遜的演說博得了全場歡呼。當時有一位名叫特默迪的青年民主黨人，是反威爾遜的健將，因為他認為威爾遜既然是老板推薦的，理所當然是老板的人。但威爾遜當眾宣布他絕不會為老板服務，特默迪高興地說：“他講的正是我要講的！”從此，特默迪就成了堅決擁護威爾遜的人，並永久地成了威爾遜的私人秘書，既是州長秘書，又是後來的總統秘書。
與威爾遜競選的共和黨州長候選人為了利用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向威爾遜提出了一個挑戰性的問題：你是否承認在民主黨內存在老板製度？如果是這樣，你打算怎樣清除它？
威爾遜將計就計，做了如下回答：“當然，我承認有老板製度。多年來我就在觀察和力求了解這個製度，當我了解之後我就更厭惡這種製度了。這種製度兩黨都有，它是我州和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最危險的東西，它破壞了代議製度政府而代之以代表特權的政府。我將挑選不受老板製度控製的好人參加政府，和他們共同努力摧毀這種製度，並且還要大張旗鼓地揭露這種製度。”“你想知道，一旦當選州長，我跟你所指責的那些民主黨人之間的關係如何，特別是在任命問題和立法問題上。我樂於告訴你我的答案。一旦我當選州長，不論在任命問題上也好，在立法問題上也好，在製定州政府的政策上也好，我絕不會受任何個人或任何特殊利益集團之指使。我將歡迎來自任何一個公民的批評和建議，不管這個個人是老板、民主黨人、共和黨人或無黨派的平民。我將經常傾聽不懷私利的名人達士的意見，各種類型的代表人士的意見，而不問其屬於哪個黨派。一切意見都將從意見本身之是非曲直加以考慮而予取舍，絕不會把提意見的人的政治背景摻雜到考慮中去。如果我竟然同你所指責的那種製度沾上邊，即使沾上一點邊，那我將認為我自己是一個可恥的人物。”
威爾遜的聲明大振人心，不但贏得了廣大民主黨選民的誇獎，也奪走了一大批共和黨選民的歡呼，結果威爾遜以壓倒優勢獲選為州長。
威爾遜的個人優勢順便帶來了一個民主黨占多數的州議會，這是老板史密斯沒有估計到的。他當初曾答應威爾遜他個人將不競選參議員，當時新澤西州的參議員還不是直接民選的，而是由州議會選的。既然民主黨在議會中不占優勢，所以當初史密斯就答應他將不參加競選參議員。現在形勢一變，民主黨肯定能選上參議員，因此史密斯不顧前約，忽然宣布說他要競選參議員。此外，當初由於史密斯聲明他不參加競選，所以民主黨已初選一個名叫馬丁的先生來競選參議員。史密斯本人若欲競選，勢必要先趕走馬丁。
威爾遜獲悉史密斯改變原意，十分氣憤。他要求史密斯撤銷競選，以免食言。當史密斯沒有理睬時，他就發了如下一份最後通牒給史密斯：“若在星期四晚上最後那一班郵遞時我還收不到你的複信，我將在星期五早上公開宣布反對你競選參議員，並同你鬥爭到底。”
史密斯一夥接到這個通牒後不禁大笑曰：“這真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家夥，讓他碰個頭破血流吧！”但事實證明，碰個頭破血流的不是威爾遜，恰巧是史密斯自己。一個發怒了的書呆子是可畏的，他會拚命到底，來衛護他心目中的原則，即使在客觀上這可能並非是原則問題。
戰端既開，威爾遜就大力啟用民主黨內的少壯派，特默迪果然沒有辜負威爾遜的信任，他把民主黨的大部分州議員拉了過來，結果在表決時以47票對3票擊敗了史密斯。這個票數對史密斯來講是一種慘敗。
任何流氓頭子都是不能失去對手下的控製的，因為一次失去就意味著永遠失去。史密斯的情況就是如此。在這一夜之前，他還神氣十足，但就在這一夜，他就成了一個泄了氣的皮球，成了一名蒼老不堪、舉動無力的可憐蟲。他不久就鬱鬱而死了。他在臨死前說：“我是自作自受，提拔了一個忘恩負義之徒。但我也不得不承認，此人敢作敢為，可以奪得下屆的總統職位。”
至此，威爾遜在全國的地位已確立。報紙一致認為他是美國當代第一號唐·吉訶德。哈威上校看到時機已到，乃利用《哈潑斯雜誌》向美國人民推銷威爾遜，《哈潑斯雜誌》每一期的封麵上都印了一句話：大家來選威爾遜！
按理《哈潑斯雜誌》乃是摩根財團喉舌，而威爾遜之競選是打著反華爾街的旗幟的，這豈不成了矛盾？民主黨的扛旗人布賴恩乃使人帶口信給威爾遜說，他若要得到黨的支持，必須表明他同摩根財團沒有絲毫利益關係。這口信又被傳到了哈威上校之耳。哈威就登門拜訪威爾遜，詢曰：“《哈潑斯雜誌》對你的支持是否影響了你的當選機會？”威爾遜幹脆地回答說：“我認為是如此。”於是，《哈潑斯雜誌》上的那條口號不見了。哈威也不再見威爾遜了。不但如此，兩人竟從此成了冤家。哈威每提起此事就破口大罵：“威爾遜是個忘恩負義之徒！”
1912年，民主黨大會在巴爾的摩開會。競選的主要有二人，一是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克拉克，一是威爾遜。第一次唱名，克拉克以556票對350票占優勢。556票已過半數，但在那時，民主黨采用的是2/3多數製，克拉克湊不足2/3，投票一直持續了5天，仍無結果。在第六天，布賴恩宣布支持威爾遜，於是形勢急轉直下，在第36次投票時，威爾遜以460對455占先。在第46次投票時，威爾遜終於以990票當選。
1912年的大選是美國曆史上最熱鬧的選舉之一。參加競選的有共和黨的塔夫特、民主黨的威爾遜、進步黨的羅斯福、社會黨的德布斯。主要的對手是威爾遜和羅斯福。羅斯福在密爾基演說時突然遭到暗殺，被一槍打中胸部。但事有湊巧，子彈正好穿過他上衣口袋內的眼鏡匣子和匣子後麵的一厚疊演說稿，所以當子彈進入胸內時已無多大威力。當時人們要馬上把羅斯福送醫院，羅抓住機會，大充英雄，拒絕上醫院，於是他又繼續講了八九分鍾。聽眾場麵之熱烈，打破了曆史紀錄，羅斯福真的成了人們心中的不怕死的好漢。
威爾遜獲悉羅斯福被刺消息後，馬上發表聲明說：“在羅斯福醫療期間，我保證不進行任何競選活動，不發表任何競選演說，我們美國人是最講費厄潑賴的，我們必須以身作則做到費厄潑賴。”威爾遜的聲明比羅斯福的表演更打動人心。
投票結果，威爾遜以6286124票擊敗了羅斯福的4126000票，當選為美國第28任總統。
《美國名人傳記全書》介紹威爾遜的內政成就時說：
戚爾遜想用直接與人民聯係的辦法來增強總統這個職位的效率。他認為，總統作為人民的代言人，應當成為民主國家的超群領袖。他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方法來施展他個人對立法機構的影響。他拋棄了三權分立的傳統共和原則，而想建立行政當局對國內外事務的控製。他在國會山上設立了一個與議員們溝通的辦事處。他是第一位舉行定期記者招待會的總統。他想通過白宮發布新聞的辦法來影響輿論。他還直接到國會去發表演說，華盛頓和亞當斯曾偶爾這樣做過，但自從傑斐遜總統以來已沒有人這樣做了，他們隻是通過書麵向國會致谘文。威爾遜想憑他的雄辯才能來製造輿論並因而導致參眾兩院照他的意向投票。
威爾遜使用這些辦法成功地使國會采納了他的“新自由”綱領。他督催了三項重大的改革。
第一是降低進口關稅。有鑒於美國現在已成為世界的主要工業國家，他認為已沒有必要保護美國製造業以便與國際競爭。他認為降低關稅會鼓勵美國工廠的更大效率，同時也可克製壟斷性的托拉斯。至於減稅所帶來的國庫虧損則由所得稅填補之。1913年4月8日，他親往國會申述他的理由，並終於在10月3日簽署了《恩德伍德關稅法》。
第二是關於銀行和貨幣的改革。共和黨人一般主張由私人控製中央銀行。國務卿布賴恩和一些進步人士則主張建立地區性的銀行係統，由政府控製國家的貨幣。他們提出了一種新的聯邦儲備製度。1913年12月23日，威爾遜簽署了聯邦儲備法。
第三是反托拉斯法的改革。1914年1月20日，他向國會發表演說，要求進一步製裁壟斷事業。勞聯主席龔潑斯請求不要把有組織工會列為壟斷禁令的對象。1914年10月15日，他簽署了《克萊登反托拉斯法》，它進一步具體地規定什麽是不能認可的舉措，並規定了懲處的辦法。它還部分地承認工會組織不在禁令之列。
另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威爾遜於1916年提名路易斯·布蘭代斯為最高法院法官（1916—1939）。這曾引起了一場爭論，因為布蘭代斯是猶太人。在此之前從未有猶太人任最高法院法官的。而且他又享有“人民的辯護律師”的名聲，被認為是具有激進思想的人。事實上，他後來的確成了羅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愛因斯坦曾給了他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布蘭代斯給社會的貢獻要高於科學家的貢獻，因為科學家隻能促進人們的物質生活，而布蘭代斯卻促進了人們的良知。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威爾遜總統要求美國人民嚴守中立。然而，由於德國的潛艇戰略以及美國同英國的天然密切關係，最後刺激美國參加到協約國一邊。1915年5月，德國潛水艇在愛爾蘭沿岸用魚雷擊沉英國班輪“露西塔尼亞號”，使1200人喪生，其中包括120多名美國乘客，這一事件激起美國參戰的喧嚷，但威爾遜總統仍不讚成參戰。沉船幾天後，在一群新加入美國國籍的群眾前講活時，威爾遜總統說：“有這樣的一件事，一個人將非常自豪地為之而投入戰鬥；有這樣一件事，一個國家是那樣正確，以致不需要動用武力說服別國便能使其相信這樣是正確的。”這一段時間，美國的抗議使德國暫時停止無限製潛艇戰，但是擊沉船隻的事仍在發生。1917年2月，德國官方公然恢複了無限製潛艇戰略。威爾遜在力圖以談判解決問題的同時，將美國的防務立足於參戰的基礎上。1917年1月在參議院的一次講話中，他建議各交戰國接受“沒有勝利的和平”。
他說：“首先，這個和平必須是沒有勝利的和平。這聽起來有點不太入耳，讓我來向你們進行一番解釋。如果有勝利，那就意味著把和平強加於失敗者之身，即勝利者強迫失敗者接受其條件。這是一種帶恥辱的和平，是威逼下的和平，是以一方的犧牲為代價的和平，它隻能留下疙瘩、留下怨恨、留下痛苦的記憶。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是建立不起永久和平的，它隻能是流沙式的和平，隻有平等和彼此互利的和平才是和平。”
這些努力不可避免地歸於失敗。隨著德國的無限製的潛艇戰略恢複和齊默爾曼電報的公開，威爾遜在1917年4月2日出席國會兩院聯席會議時，要求對德宣戰。他說：“現在德國針對通商貿易執行的潛艇戰略，是一場與人類為敵的戰爭，是一場與所有國家為敵的戰爭……我們接受這一含有敵意的挑戰，因為我們知道，在這樣一個遵循著這樣辦法的政府裏，我們永遠不會有一個朋友；而且，麵對著它有組織的力量，我們若總是等待著接受我們並不知道目的是什麽的事情，世界民主國家政府的安全就不可能確保……因此，我們樂意……為世界的最終和平、為包括德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的自由而戰鬥……這個世界必須成為對民主安全的世界，世界和平必須建立在能經受考驗的政治自由的基礎之上。我們這樣做，沒有自私的目的。我們不想征服、不想統治。我們不吝作出犧牲，但我們不想要賠償，不要物質上的補償。我們隻是為人類權利而戰鬥。”4月4日參議院投票，以82對6票同意宣戰，眾議院於4月6日投票，以373對50票同意。
美國參戰後，威爾遜對反戰分子采取了嚴厲的製裁手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工會領袖尤金·德布斯。1918年6月16日，德布斯發表了反戰演說。他說：“在過去40年中，在國際資本主義製度之下，在剝削製度之下，歐洲的那些國家就一直在準備這場必然要發生的事件。戰爭總是為了征服，為了掠奪。統治階級在戰爭中隻有得沒有失；被統治階級則隻有失沒有得。犧牲的是勞動階級，流血的是勞動階級，但是這一階級在決定是否宣戰問題上從來沒有發言權。決定和戰之權一直在統治階級之手。我寧可以叛國罪被槍斃，也不願參加這種戰爭。”
結果，德布斯被判了10年徒刑。
美國前後共派遣了遠征軍約一百萬人，幫助英法打贏了這場戰爭。早在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就提出了14點和平條件：
一、公開的和平條約，以公開的方式締結，嗣後國際間不得有任何類型的秘密默契，外交必須始終在眾目睽睽之下坦誠進行。
二、各國領海以外的海洋上應有絕對的航行自由，在和平時期及戰時均然，隻有為執行國際公約而采取國際行動時才可以封閉海洋的一部分或全部。
三、應盡最大可能，消除所有同意接受和平及協同維持和平的國家之間的經濟障礙並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
四、應采取充分保證措施，使各國軍備減至符合國內保安所需的最低限度。
五、關於各國對殖民地的權益的要求，應進行自由、開明和絕對公正的協調，並基於對下述原則的嚴格遵守：在決定關於主權的一切問題時，當地居民的利益應與管治權待定的政府的正當要求，獲得同等的重視。
六、撤退在俄國領土內的所有軍隊，解決所有關於俄國的問題，該解決方案應取得世界其他國家最良好和最自由的合作，俾使俄國獲得不受牽製和幹擾的機會，獨立地決定她本身的政治發展和國策。
七、全世界應同意，在比利時的占領軍必須撤退，其領土必須恢複。
八、法國全部領土應獲自由，同時，1817年普魯士在阿爾薩斯-洛林問題上對法國的錯誤行為自應予以糾正，俾能為了全體利益而再度確保和平。
九、意大利的疆界，必須依照明晰可辨的民族界線予以重新調整。
十、對於奧匈帝國統治下各民族，我們願見他們的國際地位獲得保證和確定，並對其發展自治給予最大程度的自由機會。
十一、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以及門的內哥羅的占領軍應撤退；被占領的土地應歸還；巴爾幹若幹國家的相互關係應按照曆史上已經確立了的有關政治歸屬和民族界限的原則，通過友好協商加以決定。
十二、對於當前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本土，應保證其有穩固的主權，但對現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其他民族，則應保證他們有絕對不受幹擾的發展自治的機會；同時，達達尼爾海峽應在國際保證之下永遠開放，成為世界列國船隻和商務的自由通路。
十三、應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國。
十四、必須根據專門公約成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聯合組織，目的在於使大小各國同樣獲得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相互保證。
11月11日，正式宣布停戰。接著是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威爾遜不顧國內的反對，親自前往參加曠日彌久的會議。最後簽訂了《凡爾賽和約》，規定要成立國際聯盟。據威爾遜的續弦夫人艾迪絲說：“國際聯盟是威爾遜總統的胎兒，懷胎10月，終於呱呱落地了，這是總統的辛苦所取得的可喜代價，也是使總統感到唯一安慰的東西。”
誰也沒有料到，這個國際聯盟也送了威爾遜的性命。
1919年7月10日，他在參議院中說：新的和平條約所產生的國際聯盟不僅僅是一個“調整和補救錯誤的工具”，而且也是“人類的唯一希望”。“自由國家的聯合力量必須一勞永逸地製止侵略，必須保證世界的和平。局麵已經安排好了，命運已經注定了，這不是由我們人為地製造出來的，這是上帝引導我們走上此路的。”
但以洛奇為首的共和黨多數不願接受國際聯盟。於是威爾遜決定訴諸人民，他要到全國作演講，那正是三伏天。威爾遜在巴黎時就發過較輕的心髒病，妻子和醫生都苦苦要求他放棄此行。威爾遜回答說：“你們說的全是事實，但我認為我有責任這樣做。當問題涉及世界和平時，我個人的安危是不足掛齒的。如果參議院不批準條約，那這一場戰爭就白打了，世界將陷於混亂。當初我要求我國青年參戰時，曾向他們許下諾言，這將是一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如果我不把老命豁出去贏得這個條約，那我就成了一名騙子，將沒有麵目正視我們的士兵。所以我必須作此旅行。”他還對秘書特默迪說：“我知道我這次旅行很可能意味著死亡，但我仍然樂意為了爭取草約通過而犧牲自己的生命，願意在這個草約通過後去見上帝。”
果如所料，他在旅行中發病，急送回宮，但接著又在白宮發病，終成癱瘓，而他的草約也沒能獲得通過。
威爾遜的身體情況雖在1920年春夏兩季有了一些改善，可是，像他這樣的身體不能在當年總統競選運動中充當一個活躍的角色。他的希望是，選舉將作為一種公民投票來解決他自己和參議員洛奇之間存在的問題，可是這種希望並未實現。真的，許多對國聯熱心和有影響的擁護者都支持了共和黨候選人沃倫·C。哈定，選舉結果使威爾遜大失所望。1920年12月他榮獲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後，他失望的痛苦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減輕。當他在年度的國會谘文中提出了有關國民義務的問題時，並沒有提到他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國聯。直到1921年3月4日他的任期屆滿時為止，他對世界事務一直保持這樣的沉默。
1921年3月4日—1924年2月3日。威爾遜和他的繼任者沃倫·哈定一起前往國會山，但沒有等到新總統就職儀式舉行就離開了。威爾遜與家人退居華盛頓S街新近購置的紅色磚房的家中，在那裏度過他的風燭殘年。他想同他以前的國務卿班布裏奇·科爾比合夥開辦律師事務所，但他除了能坐在家裏討論法律事件外，不能幹別的事。他隻能借助放大鏡讀書，最後實際上已雙目失明。1923年8月，他參加哈定總統葬禮。1923年11月10日，他發表唯一的一次無線電講話。第二天他對聚集在他住房外的群眾作最後一次公開講話：“我不是對我所擁護的原則稍有擔心的人。我曾看到蠢人在對抗人意，而且已看到他們的毀滅，將來還會毀滅，徹底的毀滅和屈辱。正像上帝主宰一樣我們定將勝利。”
1924年2月3日上午11點15分，威爾遜在華盛頓特區自己家中去世。1918年的傳染病流行期間，威爾遜總統患了流行性感冒，以後又患急性氣喘病，使他失眠，體力衰弱。1919年10月2日經受一次中風，身體左半側癱瘓，說話含糊不清。恢複後隻能拄手杖蹣跚而行。1924年1月31日忽患急性消化不良，日趨虛弱。卡裏·格萊森醫生從度假中被請來，他發現前總統已瀕於死亡。2月1日威爾遜斷斷續續講出“我現在是一架破機器，當機器破了的時候……”稍停，然後又說：“我準備好了。”除了第二天對他夫人哭過一次外，這是他的最後一句話。他已失去知覺，但在臨死前，睜開眼睛約10分鍾。夫人握著他右手，女兒瑪格麗特握著左手。沒有舉行國葬。中央長老會的詹姆斯·泰勒牧師、普林斯頓大學的西爾弗斯特·比奇牧師和華盛頓大教堂的傳教士詹姆斯·弗裏曼在家中為他舉行了簡單儀式，然後在華盛頓大教堂貝薩萊姆小教堂舉行葬禮後埋葬。他是唯一葬在華盛頓的總統。他在遺囑中，將遺產留給妻子，另外給他女兒瑪格麗特2500美元年金，直到她結婚時為止。
對威爾遜的讚揚
“威爾遜是一個純潔的、有學問的、有聲望的愛國者。”
——沃倫·C。哈定，1912年
“威爾遜先生是優秀的、幽默的、有教養的美國紳士……我們終於有了這樣一位總統，他把生活中的真正興趣，集中在普通人身上。在他身上，我們可以指望他竭盡所能為人服務。”
——記者和作家伊達·塔貝爾，1916年
“威爾遜先生思想豐富，修養深沉，幾乎達到了完美的程度……他專心致誌，深思熟慮，所想的隻是政府該怎樣更好地治理，怎樣促進群眾福利。”
——威爾遜的海軍部長約瑟夫·丹尼爾，1924年
“威爾遜有三種突出的偉大品質：他有堅定的道德觀念。他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還是美國人民傳統的理想主義的體現。他給和平會議帶來精神概念。他是天生的十字軍。”
——赫伯特·胡佛，1956年
對威爾遜的批評
“我認為他是一個無情的偽君子，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可以毫不猶豫地將以前所表達過的信仰拋棄不顧，甚至絕不向公眾解釋他為什麽改變主意。”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1916年
“為了上帝的緣故，絕不要暗指威爾遜是理想主義者、軍事家或利他主義者。他是一個空談理論的人，如果為了他個人野心而這樣做很合適的話……他和理想主義毫不沾邊。他提倡的國際聯盟，與其說是代表他的理想主義，不如說代表他所提倡的所有勝利者的和平。他有時是一個蹩腳的空談主義者，而且常常是一個極端自私的、冷血的政治家。”
——西奧多·羅斯福，1919年
“總統是我所見過的偏見最深的人，很少人蒙他青睞。”
——總統顧問豪斯上校，1919年
“他以為自己是降臨大地普度眾生的另一個耶穌基督。”
——法國總理克裏孟梭，1919年
威爾遜語錄
首先使我感興趣或困擾我的不是人，而是理想。人會死的，理想則長存。
如果你老是想再次當選，那就完全不值得再當選。
總統是一個高等奴隸，必須反省；仁愛才是高等的。
到歐洲去捐軀的美國人是不平凡的種子。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為了人道和人類的事業而漂洋過海到外國土地上去戰鬥。這些美國人奉獻最珍貴的禮物——生命的禮物，精神的禮物。威爾遜生前曾把左派記者林肯·斯蒂芬視為朋友，並對他說：“行政長官是一個需要行動的人。知識分子，你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則是一個不需要采取行動的人，一旦我們當行政長官，那就會處於很危險的地位，除非我們能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弱點並設法中止我們那種思考沒個完、研究沒個完、等待沒個完的脾氣。我很久以前就下決心，隻要我出任行政首長，我在一段時期內將聽取來自各方的任何人的意見和信息，然後，有一天，我覺得我需要作出決定，就停止聽取意見而采取行動。我的決定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但不管怎樣說，我要冒這個險，要起而行。”
斯蒂芬則說：“如果有哪一位總統能夠頂得住外界對總統所施加的壓力的話，那就是威爾遜，他是一名真正的自由主義分子，是一名老式的自由主義分子。”
1962年曆史學家投票排列的名次，威爾遜在31個總統中名列第四，在五個“偉大總統”中名列第四，排在傑斐遜之前、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