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啟示

第一講 立誌（上）

　　立誌不難，難在立大誌，難在如何實現它。

　　前一個難有三點，難在敢不敢立大誌，難在能不能與時變化，難在能不能戰勝惰性。

　　周恩來小時候，老師問他為什麽讀書，他說“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等豪言壯語不是每個人都講得出來的。所以說立大誌難，難在敢不敢立，難在敢不敢說。說出來了還要做，做不到就成了空話，不僅被嘲笑，也損害信心，就成了誌大才疏。

　　外部環境在不斷變遷，尤其自1840年以來，中國變動最為劇烈。昨天還想安臥書齋，成一大學問家，今天槍炮就打到了家門口，是獨善其身，還是捐軀報國，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大誌就遭到環境變遷的考驗。

　　人都有惰性。大凡讀過書的人，都不甘墮落，不斷與惰性作鬥爭，但有多少人能徹底勝利？即使不在自己，也半被妻兒老小拖累。梁啟超說曾國藩“其一身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就是說他在不斷地與外部環境做抗爭，與自己的惰性作抗爭。他的老婆孩子，也沒有給他添麻煩。

　　後一個難也有三點：一是為實現大誌，有沒有犧牲一切的勇氣（膽量）；二是能不能看清形勢，選擇正確的方向（見識）；三是有沒有貫徹執行的辦法（手段）。

　　實現大誌需要勇氣，有鬥爭就有犧牲。曾國藩要做好官做聖賢，“以做官發財為可恥”，除了書籍衣服，別無財產，還要借債才能過年。帶兵之後，又以不怕死來要求自己，挑選的將士也多是有氣敢往、不怕死的人，江忠源死了，塔齊布死了，李續賓也死了，他本人也在祁門大營被太平軍包圍，差點喪命。天賦卓異的人其實不少，敢犧牲一切的卻不多。

　　心懷大誌，卻辨不清形勢，選錯方向，跟錯人，做錯決策，都不能成就大事。曾國藩連上十四封奏章，想革除時弊、整頓吏治，卻惹怒龍顏，差點獲罪，因為他的新主子不是漢武帝。洪秀全定都南京，大誌本已完成一半，卻因為接連而來的錯誤決策，分兵北伐、西征，天京內訌，石達開出走，失九江，失安慶，最終丟掉南京，而徹底失敗。

　　曾國藩敢越權殺人，敢三次拒絕皇帝的命令，靠的不是傻瓜式的莽撞。他不過是團練大臣，既沒有地方權力，也沒有欽差頭銜，卻在湖南大肆殺人、銳意練兵，幹涉地方政務、軍務，大有越權之嫌，所以地方官嫉妒他、排擠他、刁難他，最後還被一群士兵追殺。曾國藩沒有立刻報複，也沒有跟皇帝告狀，而是躲到衡陽去，發憤練兵，他要用打勝仗來洗雪恥辱。半年之後，果然有湘潭大捷，仇人被革職拿問，他本人也揚眉吐氣，在湖南站穩腳跟。

　　曾國藩的啟示

　　有膽量，有見識，還必須有手段，才能實現大誌。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隻問耕耘。”看看這誌向，做不了聖賢，連人都不是了；如此誌向，如此功名羞恥之心，有多少人說得出來？即使說出來了，又有幾人做得到？那是曾國藩的座右銘，也是他的大誌，是進入翰林院深造之後，思想發生巨大轉變時，寫下的立誌箴言。

　　他的大誌就是要做聖賢豪傑，“做第一等人物”。什麽是聖賢豪傑，什麽是第一等人物？數一數就知道，古往今來，有多少人可以稱做“第一等人物”？中國五千年曆史，能稱“第一等人物”的，也不過兩三百位，一二百年才出一位。他的大誌可不是一般人的誌向。

　　未點翰林

　　曾國藩在湘鄉漣濱書院讀書的時候，才21歲，他改了自己的號，號為滌生，立誌要滌舊更生，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是大誌的最初表現，方向卻不明確。

　　他原來的名字叫曾子城，字居武，乳名寬一。考中進士以後，某師以為卑俗，才改成曾國藩。

　　曾國藩自己說，他立誌學問始於第一次北京之行，他早年“急於科舉”，那就是開端。北京之行開闊了他的眼界，放大了他的胸襟。回來之後，發奮苦讀，一年沒有出門。

　　過了兩年，又值大考，他決心再去北京碰碰運氣。那一次，他前後經曆了四次大考，先是會試，然後是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的複試、殿試，最後是朝考。殿試結束，曾國藩名列三等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考中進士的人都歡喜連連，他卻羞愧不已，恨不得當天就買車回家。

　　原來，元、明、清以來，殿試成績分為三甲，一甲三名，就是我們說的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名列三甲，都是進士。在清朝，一般隻有一甲二甲能進翰林院深造。曾國藩名列三甲，一般是進不了翰林院的，所以他羞憤不已，想買車南歸。

　　翰林院從唐朝開始設置，把社會上有一技之長的人，比如作家、學者、醫生、方技，等等，召集到宮中，備皇帝召見，不授正式官職。李白就是這樣到了長安，為唐明皇和楊貴妃寫詩。宋、元、明、清都設翰林院，由國家統一安排官職，其長官為翰林學士，官階當在三五品之間。

　　到了清朝，翰林院變成國家培養高級幹部的地方，清朝曆代宰輔幾乎都是翰林出身。皇帝的老師一般也非翰林出身不可。滿族人因為有世襲爵位，宰輔不一定非要出自翰林，和就是這樣，漢人則多半要翰林出身了。

　　進入翰林院的人，盡管不能都做大官，但像大學士（正一品）、六部尚書（從一品）、侍郎（正二品），總督（從一品）、巡撫（從二品）這些內外高官，多出自翰林。翰林院成為士人最羨慕的地方，因此民間有“點了翰林”這個榮譽說法。

　　雖然考中進士，卻點不了翰林，所以曾國藩羞愧異常，想買車南回。入不了翰林，就要回家，可見曾國藩的功名心有多盛，也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期許和信心，類似今天的“非清華北大不讀”。

　　在好友郭嵩燾的勸說下，湖南老鄉勞崇光也答應幫忙，曾國藩才留下來，參加後麵的朝考。勞崇光當時已在北京做官，官階雖然不高，後來卻做到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從一品。他的幫忙可能起了作用（無法確定），朝考曾國藩得一等第三名，進翰林院深造。

　　翰林生活

　　進入翰林院之後，他一邊讀書，一邊與各界交遊。

　　就在這期間，兩個重要人物出現了，一是唐鑒，一是倭仁，兩個都是大官，都是大學者，也是他思想的引路人。正是在他們的啟發下，曾國藩才立下真正的大誌向。在認識倭仁之後，他發誓要立誌自新，成為一個聖賢，所以那段時間的家書、日記，到處是關於立誌與功名心的話。

　　向倭仁請教的當天，曾國藩就開始靜坐修身工夫，包括十二條日課。他把自己的欲念、壞想法都記錄在日記中，拿給倭仁批閱，甚至連想跟女人搞那個都寫在日記裏：“午初，人欲橫熾，不複能製，真禽獸矣。”

　　現在保存下來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日記中，十月、十一月兩個月，九次提到好名之心：

　　1.又酒時忽動名心，為人戒之。（十月初四日）

　　2.無奈我做詩之時，隻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複有為己之誌？（十月初八日）

　　3.同人射覆，有求勝心。（十月十三日）

　　4.又每日遊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症結於隱微者深也。何時能拔此根株？（十月廿日。旁邊還有一句批語，此心斷不可有，可能是倭仁寫的。）

　　5.看來隻是好名。好做詩，名心也。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十月廿五日。又有批語，既知名心為累，當如大敵克之。）

　　6.一時掩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種種叢集，皆從好名心發出，蓋此中根株深矣。（十一月初八日）

　　7.今早，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盜賊心術，可醜。（十一月初十日）

　　8.寫折時，同人中有讚好者，初以字醜為愧，絕不動毀譽心，後頗以諛言為可信，此時不知其為自滿也。（十一月十一日）

　　9.無禮之應酬，勉強從人，蓋一半仍從毀譽心起，怕人說我不好也。（十一月廿七日）

　　他的功名心不是一般的強，也非一般人可比。王夫之說過，誌不大則所成者小。正是這種強烈的功名心成就了曾國藩。功名心是件好事，越強越好。理學家教導什麽戒除好名之心，都是瞎話，自欺欺人，不是塵世間的樣子。

　　曾國藩聽從倭仁的教導，努力用一個理學家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反複跟好名之心做鬥爭，結果還是好名心勝過了克己修身工夫。

　　曾國藩的啟示

　　功名心本不是壞事，隻要正大光明，就努力追求好了。

　　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認識倭仁，稍後的家書即說道：“餘自十月初一立誌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嚐一日間斷。”（《曾國藩家書·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與諸弟書》）

　　也是在那時，他寫下著名的十二條日課，什麽主敬、靜坐、早起、寫日記……，還抄錄在家書中，給幾個弟弟看。

　　那個月他還立誌戒煙，滋味可不好受。戒了八天煙，心神彷徨，幾若無主，總想去抽，就用破釜沉舟的氣勢來要求自己。兩個月後，習慣成自然，終於戒掉水煙。

　　講了立誌戒煙後，曾國藩又說：“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你們都還年輕，有識無法一天做到，有誌、有恒卻可勉力而為。”（《曾國藩家書·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與諸弟書》）

　　那時，他的九弟曾國荃才十幾歲，受到他的影響，也立誌發奮，要去外麵找個學館，耳根清淨，好讀書。曾國藩不以為然：“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背柴放豬，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誌之真不真耳。”（《曾國藩家書·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與諸弟書》）

　　曾國藩的意思是，隻要肯立誌，哪裏都可以讀書，鬧市可以讀，曠野可以讀，跟時間、地點沒有關係，隻跟立誌真不真有關係。

　　毛澤東在長沙讀書的時候，專門在趕集的那天，到城門洞去讀書，以磨練心誌，不知是否受到這段文字啟發，因為他在《講堂錄》中多次提到讀《曾國藩家書》的感受，還摘抄了一些文句，或做了批注。

　　那時六弟曾國華正好科場失意，曾國藩勸誡他說：“你小試不爽，就發牢騷，我笑你的誌向太小。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愧為父母所生，不愧為天地完人。”（《曾國藩家書·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與諸弟書》）

　　曾國藩的意思是，隻憂慮自己，不能為國為民，這不是君子所為，朝廷用這種人做官，跟用豬狗做官沒有區別，而要用君子，代聖賢立言，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

　　他還跟他的幾個弟弟寫信說：

　　你們總說太忙。六弟去年說，城南寄信困難，每次都要去衙門打聽信差日期，何其蠢也。靜坐書院，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可以寫信，何必要問到日期才寫？你們都說忙，我比你們忙十倍，豈不是一年到頭一封信也寫不了？

　　你們在鄉下讀私塾，我也知道不是你們所願。省城羅澤南可謂名師，六弟、九弟跟他讀了兩年，卻不見長進。不如就待在鄉裏，安分耐煩，挺然特立，做第一等人物，這就是我對你們的期望。

　　安徽婺源那位陳雙池先生，家貧如洗，三十歲之前在窯廠打工，給碗畫畫，三十歲之後開始讀書，終身不應科舉，而著書百餘卷，為本朝名儒。他何嚐有老師朋友呢，又何嚐離開鄉裏？我期望你們的，總不外乎“立誌有恒”四個字（《曾國藩家書·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與諸弟書》）。

　　他也不讚同追求虛名：“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

　　這些文字都表明，他不但立誌做大官、成大名、享大福，而且要做聖賢，做豪傑，做第一等人物，做百年不遇的人才。“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隻問耕耘。”看看這誌向，做不了聖賢，連人都不是了；如此誌向，如此功名羞恥之心，有多少人說得出來？即使說出來了，又有幾人做得到？

　　盡管有如此大誌，有如此覺悟，有如此靈性，曾國藩仍然是一個人，仍然有人的那些毛病，有人的天生的惰性，所以他要立誌自新。但事與願違，仿佛今日的“天天立誌，天天不改”，甚至想改掉睡懶覺的毛病也很困難。

　　下麵是他道光二十二年認識倭仁之後，與自己的惰性作鬥爭的記錄：

　　1.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故一日之間，情誌屢遷耳。（十月十二日）

　　2.吾齒長矣，而詩書六藝一無所識，誌不立，過不改，欲求無忝所生，難矣。（十月十七日）

　　3.細思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誌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十月廿四日）

　　4.自立誌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十一月廿三日）

　　5.自十月朔立誌自新以來，兩月餘漸漸疏散，不嚴肅，不謹言，不改過，仍故我矣。新換為人，毋為禽獸。（十二月初七日）

　　6.一事未做，誌不立，過不改，精神易乏，如五十歲人，良可恨也，何以為人，何以為子？

　　拿睡懶覺來說，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天裏他有十三天睡了懶覺，所以反複罵自己“直不成人”，“貪睡晏起，一無所為，可恥”，還說什麽外人不知道，下人卻清清楚楚，仿佛自己已成為一個虛偽的人。

　　同樣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老師給他的學生布置了一道課目，要學生每天早晨甩手一百次。第一天，所有同學都做到了。第十天，九成同學做到了。一個月後，一半同學做到了。一個學期之後，隻有一個學生還在做。那個學生，我們叫他亞裏士多德。他的老師，就是柏拉圖。

　　是人就有惰性。曾國藩是一個人，所以為了大誌，要不斷地與惰性作鬥爭。天天想著立誌，跟朋友在一起聊天會談到立誌，跟家人寫信也會反複說起立誌，這就形成一種心理暗示，反複刺激他的大腦神經，達到一種激發潛能的心理作用。

　　曾國藩的啟示

　　通過不斷的自我暗示能激發自身潛能。

　　經過這樣的不懈努力，曾國藩確實在士人中間獲得一種聲譽，“昔在京頗著清望”。不過他最終沒有成為一個學問家，而靠軍功、道德、文章名滿天下，是因為天下形勢變化了，洪秀全起來造反了。

　　關於他的大誌，被反複論及的還有什麽“澄清天下之誌”、“內聖外王之業”，都是天下一等一的大誌。立誌要做聖賢，要做豪傑，要做大學問家，這誌向很高，其難度也大，隻有做出不朽貢獻，才算被實現，他卻基本上都做到了，他創造了一個奇跡。唯有學問一端，由於“學未成而官已達”，由於全國形勢變化，最終沒有留下成名著作。所以在他死了之後，有人請求讓曾國藩從祀文廟。這種事歸禮部管，朝廷就讓禮部討論。討論的結果是，曾國藩沒有任何著述，也沒有任何經學發明，就不了了之。

　　不過清政府還是給了他榮譽，說他“學問純粹，器識宏深”，諡為“文正”，也算對他的一種肯定。

　　劉邦的大誌

　　《史記》、《漢書》都說劉邦“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好酒及色”。要把“家人”二字弄懂了，才明白這三句話的含義。“家人”做何解？是指他的兩個哥哥嗎？似乎說得通。父親就罵過他，罵他不學哥哥好好種田。這種理解對嗎？如果對，顯然與“常有大度”四個字相互矛盾，司馬遷也不會那麽寫文章。

　　曾國藩專門解釋過這個詞，家人當做庶人解，就是平常百姓的意思。曾國藩還舉了很多詞條來互證。“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就是說劉邦不喜歡平常百姓做的那些事，他不想像普通百姓那樣生活一輩子。雖說劉邦當時也想不到自己會打下一座江山，不過那時心存大誌，卻是一定的。不然蕭何憑什麽一開始就追隨他，並一而再、再而三地幫他？隻不過大誌還很模糊。直到後來在鹹陽，第一次看到秦始皇出行，威武壯觀震撼了他，原來的模糊不清的誌向才清晰起來，有了一個現實的榜樣：“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因此，史書上那句話有三層含義，前一句話講劉邦的個性，“寬厚愛人”；中間一句話講劉邦的誌向，“不願意像一般人那樣生活工作”；後麵一句話講劉邦的一些行為，當了個小小亭長，喜歡酒色。司馬遷寫文章，大都有其含義，這算一個證據。

　　我們有理由相信，劉邦的大誌從小就有，隻是當時他並不知道，他那大誌究竟什麽樣，隻是憑著一種感覺，反正不能像“家人”（普通百姓）那樣過。蕭何、曹參、夏侯嬰等人，從一開始就跟隨劉邦，因為他們覺得劉邦不是一般的人，至於說怎樣個“不一般”，誰都說不上來，他們在憑直覺行事。

　　如此說來，是不是可以說，大誌本存在心，隨著人的成長成熟，大誌逐漸清晰、具體起來？有這種可能，這也是天賦的一部分。為什麽少年周恩來能夠說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既跟他的天賦有關，也跟他的教育有關。天賦、環境、教育是一個人成長的三大要素，必須三大要素共同作用，才能有所成就。隻靠天分不能成事，隻靠立誌也不能成事。

　　隻靠大誌，也未必能成事。恰好是劉邦的後人，可以印證這一點。光武帝劉秀，28歲了，還隻想著老老實實做點生意，買田，過富足、安穩的小地主生活，完全沒有大誌。他的哥哥叫劉伯升，卻從小有大誌，時時以老祖宗劉邦為榜樣，一心想恢複祖宗事業，因為王莽奪了漢朝江山。哥哥也經常嘲笑劉秀胸無大誌。起兵之後，劉秀的才華迅速表現出來，打了不少勝仗。他哥哥也能打仗，而且很有名氣，卻不善於處理政治關係，明明知道別人嫉妒他，劉秀也提醒過他，卻不加防範，最後被人殺了，未能成就大事。反而是被他嘲笑胸無大誌的劉秀，最後建立了東漢王朝。要成就大事，光有大誌顯然是不夠的。

　　宋襄公的大誌

　　齊桓公是春秋五霸的第一任霸主，他死了之後，宋襄公也想做霸主。有如此雄心，有如此壯誌，為何春秋五霸沒有他的名字？

　　前麵說立誌有兩難，一是立大誌難，二是如何實現難。要實現大誌，就得有勇有謀，配以天時、地利、人和，非一兩句話能夠說清。

　　古往今來，大誌不得伸展的人很多。趙武靈王、陳勝、王莽、張角、曹操、苻堅、桓溫、李白、黃巢、辛棄疾、嶽飛、李自成、鄭成功、王可兒、林則徐等人，都沒有實現其大誌。洪秀全沒有實現他的大誌，即如孫中山，也沒有實現大誌。稍不注意，還可能流於誌大才疏。

　　這裏可以看出誌向遠大與誌大才疏之間相去多遠。

　　立誌爭霸

　　宋襄公的父親叫宋桓公，本來要立他為繼承人，他說：“我是小弟，子魚是老大，他當國君更合適。”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反正他的德行很快就傳遍諸侯，不僅獲得“讓國”的美名，也繼承了父親的權力，是為宋襄公。這就引起了霸主齊桓公的注意，很欣賞他的做法，把世子即位的重任托付給他。

　　齊桓公喜歡女人，有十幾個兒子。大概就是怕兒子爭位，所以他欣賞宋襄公。他的預感沒錯，他一死，五個兒子果然來爭位，相互攻殺，搞得他的屍體也沒人收，在床上擺了67天，蛆蟲都爬出門來。

　　幸好宋襄公沒有辜負他的委托，送他的世子回了齊國。不過，世子還沒來得即位，篡位的暴徒又把他趕出了國門。因此，宋襄公還要再去齊國打一個月仗，才能擁立世子即位，是為齊孝公。

　　齊桓公是霸主，齊國是最強國，因而宋襄公再度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成為國際事務中的新星，他也沾沾自喜起來。齊桓公死了，中原空虛，群龍無首，正是出來稱霸的好時機。大概就在那時，他產生了接替齊桓公成為新霸主的夢想。為了實現這個大誌，他抓緊行動起來。

　　上古時代中國居住著三個古老的族屬，以炎黃為首的華夏族，以蚩尤為首的東夷族，東夷族主要居住在東部沿海地區。蚩尤被黃帝打敗之後，族人部分南遷，演變成為南方的苗蠻族，楚國是其中的重要一支，有時稱荊楚，時而稱荊蠻。夏朝屬華夏集團，商朝屬東夷集團。周武王伐商之後，東夷各族亦有封國，宋國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為這層關係，宋襄公決定先爭取東夷諸小國，再謀求中原霸業。

　　於是，宋襄公與曹、邾、滕、等國會於睢水之上。滕、兩君遲到了，宋襄公就把他們抓起來，其中一個花錢買命，另一個被殺了祭神，想以此立威。

　　子魚說：“齊桓公存三國，義士仍嫌薄德。現在一會而兩傷，如何能成霸業？”

　　曹國不服，宋襄公派兵討伐。子魚又說：“德行不厚，武力征服沒有用。不如先積盛德，再行討伐。”

　　這個時候，楚、陳、蔡、鄭、齊五國也在齊國會盟，修桓公之好。分明是與睢水之會分庭對立。宋襄公這才發現，原來中原各國還是趨向於以齊楚為首，並不因為他擁立了齊孝公，就把他當霸主。於是派人帶著重禮去齊楚，邀請他們到鹿上會盟。齊國沒有理他。宋襄公覺得很沒麵子，就把寶押在楚國身上，大概出了血本，請楚國帶領諸侯來會。楚國答應了。

　　上當受騙

　　楚國本來是一個中小國家，偏處荊蠻之地，不與中原相聞。陸續吞並江漢流域的一些小國家之後，勢力越過大別山和桐柏山，開始向中原發展。當時為楚成王在位。他是一個有大誌的人，即位之後，布德施惠，結好諸侯。去給周天子獻禮，周天子說：“命令你鎮壓南方夷越叛亂，但不要入侵中國。”但是，楚成王即位三十年來，仍然積極北上，連續三次攻打鄭國。鄭國位於中原腹地，攻打鄭國是問鼎中原的必然步驟。

　　當時齊桓公是中原霸主，對於楚國的野心，當然不會坐視不管。搞定北方的戎狄之後，就聯合了曹、衛、宋等八國軍隊，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隊北上，在楚國邊境與聯軍對峙。齊桓公不愧霸主，看楚國兵力強大，國土遼闊，即使一戰敗楚，亦無法深入楚地，擴大戰果，就想“不戰而屈人之兵”。楚成王看聯軍氣勢強旺，亦不敢貿然釁兵。最終通過談判，和平地化解了一場流血大戰，達成有名的召陵之會。齊楚各有所得，齊桓公維護了他的霸業，阻遏了楚國北侵，楚成王則避免了在本土作戰的危機，也沒有任何損失。從政治態勢上看，當然是齊桓公更有利。不過，楚國的實力沒有分毫削弱，也不是什麽壞事。

　　齊桓公一死，楚成王北入中原的大誌又活躍起來，準備先拉攏鄭國，卻正好看到宋襄公搞了一個睢上之會，因此針鋒相對，借修桓公之好的名義，搞了一個五國之會。宋襄公搞的是東夷小國之會，楚成王卻以齊楚兩個大國為首。宋襄公在想些什麽，楚成王很清楚，那也正是他的企圖。宋襄公卻恰恰相反，不知道楚成王在想什麽。宋襄公請楚成王領導諸侯來會，正中其下懷，就答應在盂（今安徽霍丘縣）做衣裳之會。衣裳之會就是大家隻穿衣裳，不帶武器，不帶軍隊，做文明禮尚的會談。兩人確實有差距。兩國更有差距。

　　宋襄公意圖在會盟上奪得霸主位置，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根據何在。

　　子魚說：“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宋襄公不聽。

　　“那就帶些軍隊去，以防不測。”

　　“當初說好了隻穿衣裳，不帶武器，我為仁義之師，怎麽好意思！”

　　宋襄公就高高興興赴會去了。

　　這次會盟陳、蔡、鄭、許、曹五國都來了，楚成王後至，齊、魯、衛沒有參加。楚成王後來，因為他帶著軍隊，自然不方便早到。這下宋襄公傻了，知道自己被騙了，趕緊讓子魚回國。軍隊把會場包圍起來，活捉了宋襄公。

　　楚成王押著宋襄公去攻打宋都，跟宋人說：“快快投降吧，不然就殺了你們的國君。”

　　子魚在城樓上說：“托社稷保佑，我們已經有國君了。他讓宋國受辱，即使回來，也會被驅逐。”

　　楚軍把宋都包圍起來，打了幾個月，也沒有攻下來，就把宋襄公當做俘虜送給魯國，以此來羞辱宋襄公，並提出與魯國會盟。楚魯兩國在亳相會，宋襄公就被放了回來。

　　子魚卻說：“我這個弟弟啊，我多了解他。這事還沒完，教訓還不夠深。”

　　泓水之戰

　　宋襄公的臉丟大了，回來之後，惱羞成怒，決定拿鄭國開刀，想以武力揚威，一戰而定霸業。鄭國本來屬於中原集團，齊桓公死了，鄭國失去靠山，又遭遇楚國壓力，隻好轉而與楚國親近。所以宋襄公拿鄭國開刀，如果成功，當了霸主，自然就掙回了麵子。

　　大臣勸告他，楚國一定會出兵救鄭，那就白辛苦了，還不如等待時機。宋襄公不聽，反而喊出了雄心壯誌一般的口號：“天不棄我，商可以興矣！”

　　這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假設，商朝都滅亡好幾百年了，所以子魚立刻批評道：“天棄商久矣。天都不要它了，你怎麽可能讓它複興呢？”

　　宋襄公大概已經失去理智，隻想著挽回麵子和爭霸，而不考慮眼前局勢和對手情況，怒而興師，不聽勸告，對戰爭也不做任何謀劃。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況於無算乎？說的就是這種情形吧。

　　鄭國那邊，鄭文公帶著老婆去見楚成王，剛剛才回來，就聽說宋國打過來了，立刻派人去搬救兵，一麵準備抗戰。楚成王發兵救鄭，軍隊直撲宋國，迫使宋襄公回援，這跟後來的圍魏救趙很相似。

　　宋襄公回到國境線時，楚軍還在路上，正穿越陳國向宋國挺進。宋襄公就在泓水北岸駐紮下來，以待楚軍。

　　西周初年，宋國當是一個大國，到了宋襄公時代，隻能算一個中等國家，兵力最多兩軍。子魚也口口聲聲說宋國是“小國”。楚國卻是一個大國強國，兵力至少有五軍。不過，先至為主，後至為客，守著泓水，以逸待勞，這對宋國是有利的。何況楚軍遠道而來，即使兵馬強壯，也是疲憊之師。如果能夠善用這些要素，盡管以弱敵強，宋國也還是有機會。打贏這場戰爭，宋襄公就可以實現霸業。

　　楚軍開到泓水南岸，沒怎麽休息，就開始渡河。宋襄公也列好陣勢，準備迎擊。笑遍曆史的一幕就此出現。

　　楚軍還沒有渡完，子魚跟宋襄公說：“敵眾我寡，趁他們渡河未畢，趕緊攻擊。”

　　宋襄公說：“不可。”

　　他自認為宋軍是仁義之師，楚軍還沒有做好準備，就不能發起攻擊，乘人之危，非仁義所為，所以拒絕子魚。

　　楚軍大概是最幸運的了，得到敵人如此照顧，從容渡過泓水。

　　在楚軍準備集結列陣時，子魚說：“趕緊攻擊吧。”

　　宋襄公又說：“不可。”

　　等楚軍列陣完畢，宋軍見敵人兵勢強盛，麵生懼色。宋襄公身先士卒，親自帶隊衝鋒。正當宋軍向楚軍中央突破時，其兩翼突然從左右包抄過來，把宋軍圍在當中，宋軍大敗。由於部將拚死保護，宋襄公才衝出來。突圍之後，幸好距都城也隻有五十裏了，由子魚殿後，宋襄公才順利退回城內，依城固守。宋國的都城非常堅固，楚國先後四次都沒有攻下來。這可能是宋襄公敢於爭霸、與楚國相拒的一個資本。

　　楚軍尾隨而至，看天色也不早了，就在河畔駐紮下來，等天明渡河攻城。第二天早上，楚軍正要渡河時，突然從上遊衝下洪水來，溺死千餘人，軍資衝走無數，秩序大亂。楚軍遭此挫折，鬥誌渙散，隻好撤兵。

　　此一戰，宋襄公本人被箭傷了大腿，他的貼身衛隊全部戰死，士卒死傷甚眾。

　　大家都批評他，他還不服氣：“君子不加害已經受傷的人，不擒拿頭發花白的人。古人打仗，不在險道隘口偷襲敵人。我是商朝後裔，對方沒列好陣，我就不會進攻。”宋國以仁義著稱於當時，所以他說“我是商朝後裔”。真是愚不可救，難怪毛澤東說他是“蠢豬式的仁義”。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傷重而死。

　　《淮南子》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宋襄公為什麽那麽愚蠢？“讓國”使他獲得美名，那也是一種仁義。他的愚蠢一定有什麽曆史環境的因素，絕對不是他腦袋裏空想出來的。這一點值得研究。

　　類似的事情，後來在燕國也發生過。戰國時期，一位燕王把王位禪讓給他寵愛的臣子，結果引發動亂，使國家經曆一場浩劫。為什麽有人食古不化？為什麽有人要死守祖宗成法？書讀多了有害，如果是讀死書，確實越多越有害。

　　結論

　　宋襄公敢於立大誌，齊桓公死了，霸主位置空虛，諸侯一盤散沙，他就站了出來，想做中原的領袖。他秉承了商朝後裔的仁義之名，卻不顧外部環境變遷，完全沒有看到爭霸的時代本質，也似乎不清楚自己廟大廟小。春秋以來，爭霸靠實力，而不靠仁義；宋國不過是一個中等國家，如何與楚國鬥爭，必須做妥善的謀劃。

　　要想實現大誌，他必須做好四項工作。

　　一是從根本上富國強兵，如管仲治齊一般。宋國地域狹小，四麵受敵，資源也不豐足，若非雄才偉略之君，難以成為一等強國。管仲治齊用了三十年，何況齊國本來是大國。商鞅治秦用了二十年，何況還有秦穆公拓地千裏為基礎。宋襄公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宋國晉升為一等強國？這裏隻能說不知道。

　　也許鄭武公小霸給了他啟發。鄭國跟宋國實力相當，地緣關係也相似，都處中原腹心，都是四戰之國。鄭武公最早稱霸，曆史評價他是但開風氣不為先，小霸。他的時代沒有強國，齊、晉、秦正被各種問題糾纏，楚國才剛剛起步，都沒有精力過問中原事務。他扶助周平王東遷，有安定王室之功，這是一種政治優勢。宋襄公雖安定齊國，齊國卻不能與周王室相比。鄭武公的才具明顯高於宋襄公，不僅能夠團結諸侯，並且事事量力而行。宋襄公則有些不自量力。“他行，我也行。”如果他是在向鄭武公學習，顯然有些盲目，沒有學到家。

　　二是政治胸懷。在爭霸主張上，齊桓公以雄厚國力為基礎，以尊王攘夷為政治口號，宋襄公卻敢於創新，打出仁義的旗號，欲圖恢複殷商故業，一種早被人們遺忘的政治幻想。在爭取人心上，不以寬大之心容納盟友，而以武力和殺戮立威。也不聽取大臣的意見，一意孤行，怒而興兵。

　　三是謀略手段。團結誰，拉攏誰，依靠誰，打擊誰，要分清楚。還要有足夠的手段與諸侯周旋，非長袖善舞不能為也。本來沒有看清霸業本質，對如何實現霸業也缺乏長遠的、貫穿一致的謀略規劃。爭取東夷諸小國尚可，卻又殺盟友立威，互相矛盾。又沒看透楚成王的企圖，反而想借助楚國的號召力，結果使自己和國家蒙羞，甚至差點亡國。既然楚國有號召力，他還能幹什麽。

　　四是人才。宋襄公身邊的人才，見於史冊的有兩個，一是子魚，二是公孫固。以子魚的勸諫最為頑強堅決中肯，宋襄公都不以為然。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發覺上當之後，趕緊讓子魚回國，避免了城破國亡的下場。當初他要真的“讓國”於子魚，也許能成就兩個人的美名吧。

　　子魚肯定是個人才，始終忠於宋襄公，忠於自己的祖國，危亂中能把持大局，宋國不亡，當推他為首功。卻也被仁義所害，隻從修德廣德的角度來勸諫宋襄公，而沒抓住“以力假仁”這個爭霸本質。盡管他已經感覺到爭霸靠的是實力，似乎沒有來得及深入思考，因此未能從根本上勸諫宋襄公。子魚並不糊塗，不過在思想上還是更傾向於德——以德服人。難怪說宋國是仁義德行禮儀之邦。

　　宋襄公生錯了時代，也投錯了娘胎，以宋國的現實處境，怕是永遠無法實現他的大誌。缺乏現實條件時，大誌就成了空想，流入誌大才疏、好高騖遠了。

　　他是一個一相情願的人，是一個有勇少謀的人，也是一個有德行的、值得信賴的人。卻過於迂腐，不能適應新形勢下的權力鬥爭。他看到齊桓公死後霸主空缺，卻不知道楚成王的勃勃野心。他看到宋國是名義上的一等國家，卻不知道霸業以實力為基礎。他看到仁義這杆大旗，也看到周王室的衰微，卻不細察周王室仍然是諸侯的精神中心。更沒注意到戰爭規律的變化，列陣擊鼓、堂堂而戰的傳統軍禮正在向“詭道”變化。

　　齊桓公、晉文公都是以國家實力為基礎，以尊王攘夷為口號，而稱霸中原。他卻高舉“仁義”與殷商後裔兩個旗號，真是毛主席批評的“蠢豬式的仁義”了。

　　何況才過了三年，另一個雄才大略的霸主就上台了，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晉文公。他總共在位才八年，卻迎立周王，打敗楚國，堵住秦穆公，爭得當之無愧的霸主地位。這裏不妨簡單介紹一下他的英雄事跡。

　　公子重耳在外流浪十九年，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晉國即位，是為晉文公。這個人很傑出，即位四年，就在城濮之戰中大敗楚軍，成為霸主。跟其他霸主比較一下，就可知道他的卓越：

　　齊桓公用管仲治齊30年稱霸諸侯在位43年

　　秦穆公用百裏奚、蹇叔治秦20年東至黃河，拓地千裏在位39年

　　楚成王用令尹子文治楚30年侵淩中原在位46年

　　晉文公用狐偃、趙衰治晉4年打敗楚國，稱霸諸侯在位8年

　　他成功的原因，簡單概括為：流亡十九年，得到很多支持，建成無形的統一戰線；有一批傑出的人才跟隨他；在流浪中養成簡樸的生活習慣，有利於經濟恢複與軍隊建設；政治胸懷寬廣，努力團結秦國，避免與之敵對。

　　晉文公剛剛即位，東周王朝就遭到敵人襲擊，周王從洛陽向東跑，逃到東邊的鄭國（今河南新鄭）避難。秦穆公一直渴望稱霸中原，想出兵勤王，但他隻有一條道路可走，從今日陝西潼關出發，沿黃河南岸一線，越函穀關東去。而那條道路正在晉國掌控之中，所以他就得跟晉文公借路。

　　晉文公自然曉得秦穆公的意圖，也明白必須阻止秦穆公東出中原，才能避免兩國相爭。為了達到不與秦國敵對，又能阻止秦國東出的目的，晉文公親自來到黃河邊，跟秦穆公說，你走南邊武關那條道路吧（即今天陝西東南商洛南、沿丹水一線，在伏牛山中），我會派兵幫你；至於勤王的事，就由我們晉國來完成。勤王結束後，晉文公派兵攻取今天河南內鄉縣、淅川縣西至荊紫關一帶地區，幫秦國打通南出武關的道路。秦穆公盡管不高興，但人家說到做到，言而有信，卻也無可奈何，隻好繼續等待。

　　事實上，春秋戰國時期的爭霸戰，一直是在齊、晉、楚、秦之間展開，後來不過是晉分為趙、魏、韓罷了。由於晉文公寬廣的政治胸懷，兩國才能結為秦晉之好，這對晉文公即位四年就打敗楚國、稱霸中原大有幫助。

　　至於說楚成王一方，為何不乘著兵威，稱霸中原呢？這是一個失誤嗎？當初周天子告誡他說不要侵略中國，他沒有聽話，不斷北侵。如果他借救鄭之勢，乘機稱霸諸侯，區區洪水自然無法阻擋他，也沒有對手能夠阻擋他，他卻沒有那麽做，史書隻看到這樣的記載：“楚成王救鄭，鄭國隆重歡迎他。走的時候，他把鄭國的兩個公主帶走了。有一個人就評論說，成王無禮，所以他成不了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