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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過程、特征與思考：中國階層分化與重組三十年
朱光磊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形式的多樣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大幅減少和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日益增多，農民內部已經分化出了農業勞動者、農民工、鄉鎮企業職工、鄉村管理者等多個階層，還有一部分轉入了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等階層；科學技術的進步、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使工人階級有了源源不斷的後備軍；白領工人、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企業經營者等不斷發展擴大，他們與公務員、私營企業主等階層一起使中等收入群體初具規模。與改革之前相比，現在的社會正走向多元、開放和富有彈性，大規模、高速度階層分化、重組與社會階級階層關係變化，已成為近30年來中國社會生活中一種不容置疑的、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
當然，社會分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隨著有關政策的逐步調整和改革的不斷深入而層層推進的；在改革發展的不同階段，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重組也有著不同的特點；在階層分化與重組的過程中，既有以“從身份到契約”為基本特征的這一進步性社會運動（英）梅恩在其《古代法》中說：“我們可以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恩格斯肯定了這一思路：“這一點，就其正確之處而言，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說過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頁。也存在一些具有“身份+契約”色彩的階層分化“副產品”；分化過程中凸顯的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等問題，更使得階層分化與階層關係變得愈發複雜。
目前，這一分化還沒有結束，隨著經濟、社會生活的複雜化，還會有新的甚至是更加複雜的社會分化現象出現。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製度的完善、政治體製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整個社會結構也在分化與重組中進一步走向整合。因此，總結30年來中國階層分化的過程和特征，思考結構轉型中出現的問題，對更為清晰地分析和把握今後社會進步的趨勢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當代中國階層分化與重組的三個階段
（一）1979―1988年：劇烈分化的開始與對傳統觀念的衝擊
1.個體勞動者的數量高速增長並成為許多矛盾的焦點
個體勞動者經曆了一個從存在到消亡再到複蘇的曲折發展過程。新中國建立時大約有1000萬人，1957年三大改造完成後有890多萬人張鴻文主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頁。而1978年個體勞動者隻剩下15萬人。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必要補充”後，個體經濟開始緩慢複蘇，1980年個體工商戶達到40萬，從業人員81萬。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再次明確指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此後個體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1985年全國個體戶為1171萬戶，從業人員1776萬人，是1978年的78倍。
個體勞動者的複蘇1980年12月11日，在溫州產生了新中國的第一份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和快速增長招來了各種非議和爭論。長期受“左傾”思想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人們對突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大量個體、私營等非公經濟的反應是驚愕、疑慮，甚至拒絕，由此也引發了關於個體、私營經濟是否應該存在以及發展是否應該有“度”的爭論。從1981年《人民日報》上關於個體戶“雇工算不算剝削”的討論陳處兮：《關於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到國務院頒發《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幹政策性規定》指出“個體戶也是勞動者”和“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從1982年的蕪湖“傻子瓜子”事件到1984年鄧小平同誌的“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時間再說”《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頁。個體勞動者一直如履薄冰，一些個體大戶為了擺脫“政治”問題不惜用掛靠等方式帶上“紅帽子”。1987年中共中央對個體、私營經濟確立了“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的方針後，個體勞動者數量大增，1988年個體戶達到1453萬戶，從業人員超過2300萬。
這一時期民間對個體戶也持不信任態度，認為“公有至上，個體私營不可靠”，甚至認為“一國營、二集體、不三不四幹個體”。當時，個體勞動者屬於高收入群體，是“萬元戶”的代表，而且客觀上較為普遍地存在著缺斤短兩、以次充好等不良現象，群眾意見較大。一些媒體也有意識地貶低其形象。1989年個體工商從業人員銳減了360萬“現象1980・第三輯（九）致富傳奇”，央視國際（www。cctv。com），2007年8月8日。
2.鄉鎮企業職工形成規模，為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鄧小平同誌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解決了占農村剩餘勞動力的50%左右。”《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頁。從80年代起，作為農村副業的“社隊企業”在沒有任何外來資金援助的情況下開始了自我發展，大量剩餘勞動力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式開始轉化。1984年社隊企業改名為鄉鎮企業後，進入“四輪驅動”（鄉辦企業、村辦企業、合作企業、個體企業）的發展黃金時代，職工人數也突飛猛進，1988年即已達到9495萬人《中國統計年鑒（1989）》：“鄉鎮企業職工人數及構成”。成功實現了從母體中分化。鑒於鄉鎮企業職工的農民身份和工人職業的雙重屬性，學術界普遍將其稱之為“亦工亦農”階層參見鄒農儉：《亦工亦農階層初論》，《社會學研究》，1986年第3期。
鄉鎮企業職工的迅速壯大為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首先，鄉鎮企業職工的增加和日後相繼轉化為工人使1億人左右實現了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由農民向工人的轉變。相關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從1980年到1988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所占比例由1981年68.1%下降到1988年的59.3%《中國統計年鑒（2007）》：“各地區按三次產業分就業人員數”。其次，“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式不僅緩解了城市的人口壓力，更是衍生出了一條新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鎮建設，直接帶動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浙一帶小城鎮迅速繁榮，可以說是小城鎮建設的典型代表。最後，鄉鎮企業職工作為農民和市民的“中介”，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方麵為縮小乃至填平城鄉差距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為推動城鎮經濟和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更為促進鄉村民間社會的形成和民主化進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農民階級開始分解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一部分剩餘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的同時，另一部分湧向城市轉化為農民工。農民工閑時在城中打工，忙時回農村幫忙，成為往返於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候鳥式“兩棲人”。1985年中國農民工大概2000萬左右，1988年已達6200萬人，成為從農民階級中孕育出來的另一新生階層。
政策鬆動是農民分解的又一動力。1980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提出“要充分發揮各類手工業、小商小販和各行各業能手的專長，少數要求從事個體經營的，可以經有關部門批準，與生產隊簽訂合同，持證外出勞動和經營”。自此，部分農民開始從事個體工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非農產業的經營活動，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在農村大量出現，1988年農村的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已達到1600萬此處數據是根據表1和1990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一些個體大戶已經開始向私營企業轉變。作為中國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農民的分化直接帶動和促進了原有社會結構的解體。
4.“兩棲人”現象出現
社會分化過程中也出現了“兩棲人”現象。“兩棲人”現象主要指一些社會成員兼跨兩種（或多種）身份和階層的現象。除了前述的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工外，80年代的兩棲人還有帶薪下海的公務員和“官商”、“官倒”等。受市場經濟吸引，一些體製內成員開始走向體製外，但又怕承擔風險而選擇了“停薪留職”、帶薪下海形式，是為“第一波”兩棲人；與此同時，還出現了政府官員（或提前退休的幹部）以各種方式辦實體的“官商”。據報道，1988年上海7000多家的“公司”和“谘詢中心”中具備了“官商”特征的達122家，共有645名機關幹部或離（退）休幹部在這些企業中擔任職務，有的還身居要職蘇江洪等編：《中國“官倒”“私倒”紀實》，長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頁。“官倒”們則利用“價格雙軌製”以計劃價格獲取計劃內物資和以市場價格賣出來牟取暴利。據統計，1987年全社會各種物質、商品、外匯、貸款等的兩軌差價總額至少在2000億元以上，而“官倒”活動涉及的人數則在1萬和10萬之間，人均約積累幾十萬乃至數百萬《經濟與社會體製比較》編輯部編：《腐敗：貨幣與權力的交換》，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頁。部分人以此為原始資本成為90年代有名的私營企業主。有學者研究發現，1987―1988年注冊的公司中，有45.5%的投資人注冊前或注冊期間的職業是“機關、企事業單位幹部”李路路：《社會結構變遷中的私營企業家――論“體製資本”與私營企業的發展》，《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2期。
5.貧富差距開始出現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後，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增加，城鄉差距一度縮小；80年代中後期伴隨著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農村和城市內部的貧富差距有所拉大。在農村，差距主要表現為純農戶與工業戶、兼業戶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萬元戶的出現，增強了人們的差距意識。城市內部的差距主要表現為不同行業、不同單位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突出體現是“腦體倒掛”。改革初期由於一次分配和教育、科研、機關等參與二次分配的機關、單位在收入分配過程中的差異，腦力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提高相對較慢，而製造業和能源、金融等行業的收入水平提高較快，行業差距由此拉開。一份調查分析指出，1985年的腦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分別為――14%和――10%朱慶芳：《中國各階層經濟收入差距變化淺析》，《社會學研究》，1986年第3期。所謂“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就是對“腦體倒掛”的一種形象說法。
應該提出的是，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及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路線為社會結構的快速分化奠定了思想基礎；階層的劇烈分化反過來又進一步衝擊和解放了思想，尤其是關於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幾次大爭論，極大地衝擊了傳統觀念，人們不再籠統地用老觀點去看待新事物和新問題。這為後來的經濟發展、階層分化和政治體製改革創造了重要的思想條件。
（二）1989―1998年：持續快速分化
1.農民階級分化速度加快
這一時期農民階級分化速度加快，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力轉化為鄉鎮企業職工或農民工，1993年鄉鎮企業職工達到1.2億，1997年超過1.3億；農民工則每年以500萬左右的速度增長，1998年達到8900萬。鄉鎮企業職工已經基本脫離了農業生產，農民工雖然和農村、農民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係，但返鄉的頻率在減少，在外打工的時間越來越長。來自農村的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也在大幅增加，1994年農村個體戶已達1466萬戶，從業人員2550萬人；私營企業主20萬戶，從業人員316萬人。此外，村組幹部和鄉村知識分子（主要包括鄉村醫生、文藝工作者、科技人員等）也逐漸與農業生產分離。
農民階級加速分化的突出表現是農業人口數量的逐年減少及所占比例的持續降低。1989年中國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為38914萬，從業人員所占比例為60.1%，1997年減少到34840萬，比例為49.9%。這是中國有史以來農業人口所占比例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是一個質的突破。此後五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所占比例在50%左右徘徊，從2003年起持續下降，再無反彈。
2.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爭議中快速成長
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營企業主開始快速發展，但卻引發了關於私營企業主社會屬性的多次爭論。1992年鄧小平同誌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頁。極大地解放了思想，個體、私營經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1993年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23.8萬戶。但仍有不少私營企業主出於種種擔心而選擇了“帶紅帽子”（假公有，真私營，以村辦企業、校辦企業的名義或掛靠這些企業等）和“帶小帽子”（已達到私營企業的標準卻依舊保持個體戶身份）。這主要是由於當時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曆史還不長，采取變通措施有助於緩解私營企業投資人麵臨的種種社會壓力。直到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之後，個體、私營經濟才開始快速發展，1998年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120萬戶，從業人員1709萬，私營企業主階層開始壯大。
3.貧富差距顯性化並擴大到全社會
90年代中期農民收入增幅開始減緩，1994年以後鄉鎮企業吸納剩餘勞動力的能力也開始下降，城鄉差距顯著拉大。1995年城鄉收入差距達到2.57：1；而消費差距在1994年就擴大到3倍以上。同一時期西部地區與東部和中部的差距也逐漸擴大。1990至1995年西部GDP占全國比重基本以年均0.6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雖然1995年以後平均下降速度有所減緩，但是總趨勢依舊此處數據來自《五年大開發西部離東部還有多遠？》，中國網，2005年3月9日。東中西部人均GDP也由1989年的1：0.64：0.55擴大到1998年的1：0.55：0.42.90年代末期中部地區開始出現“塌陷”現象――與東部的差距越來越大，與西部的差距越來越小。
城鄉內部各自差距也在拉大。城鎮和農村的基尼係數在1990―1995年間上升迅速，表明這一時期城鎮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都在迅速拉大。1995年以後城鎮內部差距雖仍在拉大但速度明顯減緩，農村內部差距則有了一定的下降（這和該時期農民工數量增加並往家寄錢有一定關係）。1998年城鎮居民基尼係數達到0.30；農村的基尼係數為0.33.至於此時全國性的基尼係數，有研究表明早已達到0.37何婭：《基尼係數：城鄉曆史政策的解構》，《中國國情國力》，2007年第4期。
（三）1999―2008年：在分化中走向整合
1.農民階級進一步分化，工人階級走向一體化
隨著農業部門生產力的提高、農業生產比較效益的下降和非農產業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以及土地被大量征用，農民或主動或被動地進一步分化。這主要體現在：首先，仍有大量剩餘勞動力轉移到農民工和鄉鎮企業職工階層中去。2003年農民工數量已超過1億，隨後仍以每年600萬―800萬的數量增加徐京躍：《讓農民工共享溫煦的陽光》，2006年3月9日，《人民日報》。目前粗略估計農民工有可能已經達到了1.5億。鄉鎮企業職工雖然增幅較20世紀90年代有所減緩，但數量平台已經達到1.5億。其次，農村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快速增長，帶動相關非農從業人員數量的增加。2006年農村個體就業人員達到2147萬人，私營就業人員2632萬人該處數據來自2005和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這一切的結果自然便是農業勞動者大幅減少。從2003年起，第一產業勞動者以每年千萬計的速度遞減，所占比例也以每年2―3個百分點下降，據統計，目前雖然農村人口還有7.3億，但專門從事種職業養殖業的勞動者已下降到2.9億以下由2007年《中國農業發展報告》：“農村勞動力情況”的統計情況可知，2002年以來農業勞動力以每年600萬的數量減少，2005年農業勞動力為29976萬；照此速度計算，2007年農業勞動力應該在28600萬左右。
工人階級一體化趨勢主要表現在：農民工和鄉鎮企業中的藍領工人將會與城鎮中的藍領工人不斷同質化；整個藍領工人階層將會不斷地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隨著白領工人數量的不斷增加，藍領工人在總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將逐漸降低。當然，工人階級一體化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分流”現象，如部分藍領在向白領、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階層轉移；隨著科技的日益進步和競爭的日益激烈，一小部分藍領工人也可能會成為失業者。
2.白領階層數量增長，知識分子階層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在增加
隨著企業數量的增多，由企業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部分營銷、服務人員等所構成的白領工人數量也逐漸擴大。根據統計數據分析，企業職工中相當於白領工人的比例在20%左右，由此可以推算出現階段白領工人有3000多萬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各地區按登記注冊類型分職工人數”中數據可知2006年國企、集體企業以及聯營、外資控股、股份製企業等職工總數為11161萬人，私營企業職工為6586萬人，那麽白領工人數量=（11161+6586）×0.2=3549萬人。而隨著計算機技術、市場營銷、現代設備控製和現代商業、服務業等新的白領工人職業或崗位的不斷增加，預計到2020年前後，白領工人占企業職工的比例將增加到40%左右。與此同時，包括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傳媒等事業單位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曆的專業技術人員在內的知識分子階層也在不斷擴大，而教育水平、專業技能和文化素養的提高將使中國出現一支不斷壯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來充當社會穩定的中流砥柱。公務員數量也將穩定在1000萬略多一點的水平上。
3.“兩棲人”現象出現新變化
世紀之交“兩棲人”現象又有了新的變化。首先，出現了一些地方政府由於種種原因公開鼓勵工作人員“停薪留職”下海和“帶薪下海”的新高潮如2003年3月吉林省某市承諾，官員“下海”期間，不影響正常的職務晉升和職稱評聘；期滿後本人要求繼續興辦經濟實體的，組織予以支持，並繼續享受所有相關待遇。華中地區某市鼓勵黨政幹部“下海”，采取除兼職外的形式經商辦企業；等，詳見“‘官商’去留――透視‘新紅頂商人’”，人民網（www。people。com。cn），2003年7月31日。其次，“商人紅頂”現象越來越多。除一些私營企業主入黨或擔任地方政協副主席之外。基層還出現了個體大戶、私營企業主當村長、村支書的“老板村長”、“老板書記”現象；而某些地方政府出於“發展地方經濟”等原因公開招納一些大公司、企業領導人在政府兼職，給予種種“政治待遇”。再次，“一家兩製”。“一家兩製”是兩棲人延續發展的產物，主要指一方成員為黨政領導幹部，另一方成員（或其他親屬等）傍依這一方幹個體、私營、合營或幫助個體、私營、合營辦事的家庭《“衙內現象”需要引起關注》，2005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他們直接利用權力滋生腐敗，給國家帶來嚴重損失。最後，“官煤”、“紅頂煤商”屢禁不止。新世紀伊始發生的多起礦難事故使“官煤”、“紅頂煤商”一時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熱點和焦點問題，為遏製礦產開發中的官商和權錢交易，政府不斷加大清理國家幹部入股辦礦的力度，雖然有一部分官員從各類礦山中撤股，但仍有不少“官煤”不斷觀望，不願“撤股”。
與改革初期的兩棲人相比，這一時期的兩棲人不僅“花樣”增多，而且出現了顯性化（如政府鼓勵）和隱性化（如一家兩製和“官煤”等）共同發展的趨勢。這給國家的政策和管理帶來了不利影響。
4.若幹“新階層”相繼出現
隨著經濟成分的多樣化、高新技術的運用以及網絡的普及，社會成員在世紀末又組合出若幹“新階層”：自由職業者在20世紀90年代初重新出現並已由原來的文藝界、教育界等領域擴展到整個第三產業領域和高科技知識領域，從業人員也由傳統的律師、作家、藝術家等擴展到網頁設計員、IT軟件程序員、數控編程技術員等自主就業的高科技信息工作者。伴隨現代企業製度而生的企業經營者（企業家）也在世紀之交成長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階層，目前其數量占社會階層的比例在0.3%―1.5%之間朱光磊等著：《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頁。這些階層的快速發展得到高層的重視。2001年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些新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002年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又指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隨著規模的不斷壯大，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工的社會屬性也在悄悄地起變化。一方麵，越來越多的鄉鎮企業職工不斷地轉化到工人中去，成為工人階級源源不斷的後備軍，另一方麵，農民工也開始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2003年中國工會十四大也提出“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並積極組織農民工加入工會“農民工數量已超城鎮居民構成的傳統產業工人”，中新網（www。chinanews。com），2006年8月4日。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幹政策的意見》第一次明確認定“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和鄉鎮企業職工的社會屬性開始發生變化，農民“身份”開始慢慢弱化。
三、當代中國階層分化與重組的主要特征
（一）主基調：工業勞動者數量超過農業勞動者數量，第三產業人員快速增長
階層分化幾乎影響到了每個家庭。在這個過程中，工業勞動者，如果把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工都計算進來，便達到了3億人，從而超過農業勞動者成為中國最大的階層。這是階層分化的主基調，隻是有關數據係為折算所得，還缺少權威統計數據的認定。但是，不論如何，這個態勢在21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定的！
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每年從農村中轉移出的人以千萬計，今後若幹年仍至少有一億多剩餘勞動力亟待轉移。這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人口構成和階層分布據1993年3月18日《報刊文摘》轉引中新社相關報道。一方麵工人階級有了堅實的後備軍，製造業和第三產業勞動者數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麵，隨著科技進步和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階段的來臨，知識分子階層和白領工人階層也一直在擴大。比如，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和辦學形式的進一步多樣化，包括研究生招生規模迅速擴張和專業學位（指MBA，MPA等）比例在增加，2007年我國普通高校大學生和研究生招生規模分別達到570萬人和42.4萬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大學生達1738.8萬人，研究生110.5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2%“發展改革委：我國普通高等教育在學人數居世界第一”，新華社昆明2007年12月20日電。這將會為知識分子和白領階層的擴大埋下伏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第三產業的數量也在快速增長並於1995年超過工業勞動者數量，2006年從業人員已接近2.5億。
（二）與非公經濟相聯係的階層發展迅速
隨著所有製結構不斷調整，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三分天下”的總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初步形成，非公有製經濟的比重持續抬升，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全國GDP中的比重達到49.7%；若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資，則非公經濟比重占到65%左右“民營經濟跨入發展新時期”，中國政府門戶網站（www。gov。cn），2005年12月24日。非公經濟比重的持續抬升帶動相關階層的快速發展。全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由1988年的2469萬增加到2006年的將近1.3億，這其中既包括了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擴大，也包含了藍領工人（包括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工）、企業家、白領工人等階層的成長和壯大，進而支撐了工人階層的規模擴張和一體化進程。目前，非公經濟吸納就業人員的能力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據統計，近幾年個體、私營等非公企業年均淨增600多萬工作崗位，占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3/4以上；2006年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增長到3.49億人，其中，城鎮非公有製經濟的就業人數從1.5億人增長到2.07億人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網站，檢索日2006年1月5日。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場經濟體製的日臻完善，與非公有製經濟相聯係的階層的擴大已成定局。
（三）社會全麵流動的態勢已經形成
階層分化也促發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流動。主要有三個階段：[1]1978―1992年，市場機製開始在一些領域發揮作用，發展戰略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了就業空間，改變了職業結構；政治變革降低了人們對政府、集體的依賴程度，促進了社會開放和個人自由。社會成員紛紛從“體製內”走向“體製外”，剩餘勞動力進入第二、第三產業，社會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社會流動，而且向上流動是主流。[2]1992―1997年，改革步伐加快，使社會流動更加頻繁。突出表現為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得到迅猛發展，從業人員快速增長；城市化進程加快，每年新增城鎮人口幾乎都在千萬以上；“三產潮”使許多人進入“下海”的行列；下崗人員增加。這個階段的社會流動總體上是向上的，但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如“腦體倒掛”，工人產生失落感，有些城市限製農民進城等。[3]1997年以來，市場經濟體製不斷獲得完善，國有企業改革、戶籍製度改革、大學擴招等，都對社會流動產生了影響，白領工人不斷壯大，中介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新階層”逐步形成，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開始出現。但是這一時期向上流動的成本增加，弱勢群體問題開始突出，直接導致在2002年春節出現中央領導帶頭給農民工“討工錢”的案例。
改革以來的社會流動是史無前例的。從流動方向看，主要是“孔雀東南飛”；從規模看，流動人口數量是以百萬乃至千萬計的；從結果看，社會流動也引發了諸如農村土地撂荒、老人贍養、兒童教育、農民工的個人生活安排等問題，城市中的人事糾紛、用人成本增加等問題，以及中西部人才流失等問題。
（四）“兩棲人”現象的消亡與反複並存
縱觀改革開放至今，“兩棲人”現象消亡與反複並存：隨著社會轉型的逐漸深入，兩棲人並沒有隨著社會結構的整合而轉化、加入某個階層或獨立成為一個界限明晰、階層意識明確的新階層，相反，則是消亡與反複並存，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令人費解的回潮現象：20世紀80年代除“民工潮”之外，官員帶薪下海還隻是些個案，90年代初官員帶薪下海達到高潮；在農民工數量超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工人總量的同時根據《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05）》統計計算，2004年全國農民工為11823萬人，而2004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總人數為7607萬人，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5）》“按城鄉分就業人員人數”。中國南部某些地方又出現一些“由城返鄉”的新型城鄉兩棲人“新型城鄉兩棲人”主要指那些在城市擁有住房、工作、經營場所，或者是在所在單位領取工資等福利補貼，同時卻在農村或者鄉鎮通過投資、合股等形式，承包農田或者土地、果園等，從事種植、養殖、墾荒、造林和農產品加工勞動等這些人。20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官倒”兩棲人隨著價格雙軌製的終結而消失後，在新世紀之初又出現了“商人紅頂”、“一家兩製”等新型官商兩棲人；2005―2006年的多起礦難事故又暴露出一大批“官煤”、“紅頂煤商”。
“兩棲人”現象的消亡與反複並存表明，轉型過程中原來計劃經濟體製下的農民→工人→幹部的三重“身份圈”以及“身份圈”背後的權力製度安排，使得“身份”在一段時間內與市場經濟中以“契約”為標誌的職業相結合，共同成為主導、影響社會流動和階層分化的因素，這是“從身份到契約”進步運動中的曲折。
（五）階層間經濟差距的拉大與深層次矛盾的暴露
改革前，中國社會成員間的差距主要體現在“身份”下的政治差距，80年代以來隨著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社會整體思想觀念的解放，社會成員在政治上的差距已逐漸淡化，但階層間的經濟差距卻拉大了。這主要體現在：工農兩大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農民內部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個體私營層麵與工薪層麵的收入差距拉大，白領工人與非技術工種的藍領工人收入差距拉大；出現了新的高收入人員類型，如承包人、經紀人、包工頭、大額食利者、文體明星、外企資方代理人等。複雜的是，這些現象，與壟斷行業、地區差距引發的高收入等本來不是階層關係的因素交織在了一起，非專業人員又難以對此做出清晰的判斷，從而導致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被“放大”，並滋生了一些情緒性東西。
而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階層分化所產生的深層次矛盾開始暴露出來：首先城鄉差距所反映出來的城市各階層與農村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城鄉差距除了前述的收入和消費差距外，還體現在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麵。以衛生保障為例，1998―2003年各級財政投入的80%集中在城市劉文海：“‘三醫’問題”，《中國改革》，2005年第9期。其次是官員與其他階層之間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是大量地表現在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頁。由於部分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大搞不法收入和腐敗，使一些群眾對官員的不信任甚至抵觸情緒比較嚴重。此外，勞資矛盾呈上升趨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外資企業、私營企業中，侵犯員工人身自由、阻礙組織工會、拒絕簽定勞動合同等現象屢見不鮮，勞資爭議增多，有的還釀成了惡性案件。2003年的一份資料顯示：勞動爭議案件每年以30%―40%的速度在增長；2002年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是1995年的5.6倍，涉及的勞動者增長了5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中國宏觀經濟信息》，2003年8月11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呈現出了一種“無直接利益衝突”的現象，即社會衝突的眾多參與者與事件本身無關，而隻是表達和發泄。它主要表現為由於廣義上的受損害者比較多，進而導致影響到整個社會情緒。這種多少有些間接性的社會衝突化解起來比較困難，難以治標，隻能去積極尋求解決治本的方法鍾玉明等：“中國出現無直接利益衝突現象”，新華網（www。xinhuanet。com），2006年10月17日。
四、小結與展望
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重組，是改革開放成果在社會結構上的體現。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升級拉動農民階級的分化，社會成員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市場化經濟體製的改革成為階層分化的強大動力，個體戶、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企業家等階層的出現豐富了社會階層結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則加速了農民階級的瓦解，農業勞動者數量大幅減少，在農業勞動者減少到1.5億人之前，中國的社會分化速度依然會很快。目前，中國傳統的“2+1”社會結構已發生了本質變化，初步形成了與工業化相適應的階層結構，這是曆史的巨大進步。
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重組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農民階級的分化擴大了工人和各種“新階層”的發展空間，從根本上壓縮了千百年來所形成的非民主、非法治因素的生存空間和社會基礎；工人階級的一體化和中間收入群體的日益擴大，將成為促進民間社會力量壯大和加快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物質保障；“兩棲人”等現象雖然很不理想，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為建立社會保障製度等需要較長周期的改革工作的漸次展開贏得了得以長期醞釀的空間。
伴隨著階層意識的增強和階層界限的明顯，社會階層在分化與重組中開始走向整合。目前，中國社會已大體形成了基本階層、新興階層、複新階層、交叉和過渡階層等四類基本階層類型朱光磊等著：《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8頁。隨著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勞動者數量的減少、中等收入群體的不斷增多和人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整個社會將最終轉變為“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結構。雖然在分化與重組中出現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階層間矛盾逐漸增多等問題，但是中國社會結構整體上是現代化的，整體上沒有明顯的保守階層，各階層都支持改革開放和社會穩定，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一根本點上高度一致，這就決定了合理的整合將成為今後階層分化與重組的主要方向。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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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光磊著：《中國的貧富差距與政府控製》，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8.朱光磊等著：《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形式的多樣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大幅減少和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日益增多，農民內部已經分化出了農業勞動者、農民工、鄉鎮企業職工、鄉村管理者等多個階層，還有一部分轉入了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等階層；科學技術的進步、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使工人階級有了源源不斷的後備軍；白領工人、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企業經營者等不斷發展擴大，他們與公務員、私營企業主等階層一起使中等收入群體初具規模。與改革之前相比，現在的社會正走向多元、開放和富有彈性，大規模、高速度階層分化、重組與社會階級階層關係變化，已成為近30年來中國社會生活中一種不容置疑的、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
當然，社會分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隨著有關政策的逐步調整和改革的不斷深入而層層推進的；在改革發展的不同階段，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重組也有著不同的特點；在階層分化與重組的過程中，既有以“從身份到契約”為基本特征的這一進步性社會運動（英）梅恩在其《古代法》中說：“我們可以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恩格斯肯定了這一思路：“這一點，就其正確之處而言，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說過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頁。也存在一些具有“身份+契約”色彩的階層分化“副產品”；分化過程中凸顯的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等問題，更使得階層分化與階層關係變得愈發複雜。
目前，這一分化還沒有結束，隨著經濟、社會生活的複雜化，還會有新的甚至是更加複雜的社會分化現象出現。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製度的完善、政治體製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整個社會結構也在分化與重組中進一步走向整合。因此，總結30年來中國階層分化的過程和特征，思考結構轉型中出現的問題，對更為清晰地分析和把握今後社會進步的趨勢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當代中國階層分化與重組的三個階段
（一）1979―1988年：劇烈分化的開始與對傳統觀念的衝擊
1.個體勞動者的數量高速增長並成為許多矛盾的焦點
個體勞動者經曆了一個從存在到消亡再到複蘇的曲折發展過程。新中國建立時大約有1000萬人，1957年三大改造完成後有890多萬人張鴻文主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頁。而1978年個體勞動者隻剩下15萬人。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必要補充”後，個體經濟開始緩慢複蘇，1980年個體工商戶達到40萬，從業人員81萬。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再次明確指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此後個體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1985年全國個體戶為1171萬戶，從業人員1776萬人，是1978年的78倍。
個體勞動者的複蘇1980年12月11日，在溫州產生了新中國的第一份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和快速增長招來了各種非議和爭論。長期受“左傾”思想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人們對突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大量個體、私營等非公經濟的反應是驚愕、疑慮，甚至拒絕，由此也引發了關於個體、私營經濟是否應該存在以及發展是否應該有“度”的爭論。從1981年《人民日報》上關於個體戶“雇工算不算剝削”的討論陳處兮：《關於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到國務院頒發《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幹政策性規定》指出“個體戶也是勞動者”和“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從1982年的蕪湖“傻子瓜子”事件到1984年鄧小平同誌的“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時間再說”《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頁。個體勞動者一直如履薄冰，一些個體大戶為了擺脫“政治”問題不惜用掛靠等方式帶上“紅帽子”。1987年中共中央對個體、私營經濟確立了“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的方針後，個體勞動者數量大增，1988年個體戶達到1453萬戶，從業人員超過2300萬。
這一時期民間對個體戶也持不信任態度，認為“公有至上，個體私營不可靠”，甚至認為“一國營、二集體、不三不四幹個體”。當時，個體勞動者屬於高收入群體，是“萬元戶”的代表，而且客觀上較為普遍地存在著缺斤短兩、以次充好等不良現象，群眾意見較大。一些媒體也有意識地貶低其形象。1989年個體工商從業人員銳減了360萬“現象1980・第三輯（九）致富傳奇”，央視國際（www。cctv。com），2007年8月8日。
2.鄉鎮企業職工形成規模，為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鄧小平同誌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解決了占農村剩餘勞動力的50%左右。”《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頁。從80年代起，作為農村副業的“社隊企業”在沒有任何外來資金援助的情況下開始了自我發展，大量剩餘勞動力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式開始轉化。1984年社隊企業改名為鄉鎮企業後，進入“四輪驅動”（鄉辦企業、村辦企業、合作企業、個體企業）的發展黃金時代，職工人數也突飛猛進，1988年即已達到9495萬人《中國統計年鑒（1989）》：“鄉鎮企業職工人數及構成”。成功實現了從母體中分化。鑒於鄉鎮企業職工的農民身份和工人職業的雙重屬性，學術界普遍將其稱之為“亦工亦農”階層參見鄒農儉：《亦工亦農階層初論》，《社會學研究》，1986年第3期。
鄉鎮企業職工的迅速壯大為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首先，鄉鎮企業職工的增加和日後相繼轉化為工人使1億人左右實現了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由農民向工人的轉變。相關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從1980年到1988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所占比例由1981年68.1%下降到1988年的59.3%《中國統計年鑒（2007）》：“各地區按三次產業分就業人員數”。其次，“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式不僅緩解了城市的人口壓力，更是衍生出了一條新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鎮建設，直接帶動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浙一帶小城鎮迅速繁榮，可以說是小城鎮建設的典型代表。最後，鄉鎮企業職工作為農民和市民的“中介”，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方麵為縮小乃至填平城鄉差距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為推動城鎮經濟和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更為促進鄉村民間社會的形成和民主化進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農民階級開始分解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一部分剩餘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的同時，另一部分湧向城市轉化為農民工。農民工閑時在城中打工，忙時回農村幫忙，成為往返於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候鳥式“兩棲人”。1985年中國農民工大概2000萬左右，1988年已達6200萬人，成為從農民階級中孕育出來的另一新生階層。
政策鬆動是農民分解的又一動力。1980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提出“要充分發揮各類手工業、小商小販和各行各業能手的專長，少數要求從事個體經營的，可以經有關部門批準，與生產隊簽訂合同，持證外出勞動和經營”。自此，部分農民開始從事個體工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非農產業的經營活動，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在農村大量出現，1988年農村的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已達到1600萬此處數據是根據表1和1990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一些個體大戶已經開始向私營企業轉變。作為中國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農民的分化直接帶動和促進了原有社會結構的解體。
4.“兩棲人”現象出現
社會分化過程中也出現了“兩棲人”現象。“兩棲人”現象主要指一些社會成員兼跨兩種（或多種）身份和階層的現象。除了前述的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工外，80年代的兩棲人還有帶薪下海的公務員和“官商”、“官倒”等。受市場經濟吸引，一些體製內成員開始走向體製外，但又怕承擔風險而選擇了“停薪留職”、帶薪下海形式，是為“第一波”兩棲人；與此同時，還出現了政府官員（或提前退休的幹部）以各種方式辦實體的“官商”。據報道，1988年上海7000多家的“公司”和“谘詢中心”中具備了“官商”特征的達122家，共有645名機關幹部或離（退）休幹部在這些企業中擔任職務，有的還身居要職蘇江洪等編：《中國“官倒”“私倒”紀實》，長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頁。“官倒”們則利用“價格雙軌製”以計劃價格獲取計劃內物資和以市場價格賣出來牟取暴利。據統計，1987年全社會各種物質、商品、外匯、貸款等的兩軌差價總額至少在2000億元以上，而“官倒”活動涉及的人數則在1萬和10萬之間，人均約積累幾十萬乃至數百萬《經濟與社會體製比較》編輯部編：《腐敗：貨幣與權力的交換》，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頁。部分人以此為原始資本成為90年代有名的私營企業主。有學者研究發現，1987―1988年注冊的公司中，有45.5%的投資人注冊前或注冊期間的職業是“機關、企事業單位幹部”李路路：《社會結構變遷中的私營企業家――論“體製資本”與私營企業的發展》，《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2期。
5.貧富差距開始出現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後，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增加，城鄉差距一度縮小；80年代中後期伴隨著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大發展，農村和城市內部的貧富差距有所拉大。在農村，差距主要表現為純農戶與工業戶、兼業戶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萬元戶的出現，增強了人們的差距意識。城市內部的差距主要表現為不同行業、不同單位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突出體現是“腦體倒掛”。改革初期由於一次分配和教育、科研、機關等參與二次分配的機關、單位在收入分配過程中的差異，腦力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提高相對較慢，而製造業和能源、金融等行業的收入水平提高較快，行業差距由此拉開。一份調查分析指出，1985年的腦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分別為――14%和――10%朱慶芳：《中國各階層經濟收入差距變化淺析》，《社會學研究》，1986年第3期。所謂“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就是對“腦體倒掛”的一種形象說法。
應該提出的是，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及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路線為社會結構的快速分化奠定了思想基礎；階層的劇烈分化反過來又進一步衝擊和解放了思想，尤其是關於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幾次大爭論，極大地衝擊了傳統觀念，人們不再籠統地用老觀點去看待新事物和新問題。這為後來的經濟發展、階層分化和政治體製改革創造了重要的思想條件。
（二）1989―1998年：持續快速分化
1.農民階級分化速度加快
這一時期農民階級分化速度加快，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力轉化為鄉鎮企業職工或農民工，1993年鄉鎮企業職工達到1.2億，1997年超過1.3億；農民工則每年以500萬左右的速度增長，1998年達到8900萬。鄉鎮企業職工已經基本脫離了農業生產，農民工雖然和農村、農民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係，但返鄉的頻率在減少，在外打工的時間越來越長。來自農村的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也在大幅增加，1994年農村個體戶已達1466萬戶，從業人員2550萬人；私營企業主20萬戶，從業人員316萬人。此外，村組幹部和鄉村知識分子（主要包括鄉村醫生、文藝工作者、科技人員等）也逐漸與農業生產分離。
農民階級加速分化的突出表現是農業人口數量的逐年減少及所占比例的持續降低。1989年中國第一產業從業人數為38914萬，從業人員所占比例為60.1%，1997年減少到34840萬，比例為49.9%。這是中國有史以來農業人口所占比例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是一個質的突破。此後五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所占比例在50%左右徘徊，從2003年起持續下降，再無反彈。
2.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爭議中快速成長
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營企業主開始快速發展，但卻引發了關於私營企業主社會屬性的多次爭論。1992年鄧小平同誌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頁。極大地解放了思想，個體、私營經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1993年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23.8萬戶。但仍有不少私營企業主出於種種擔心而選擇了“帶紅帽子”（假公有，真私營，以村辦企業、校辦企業的名義或掛靠這些企業等）和“帶小帽子”（已達到私營企業的標準卻依舊保持個體戶身份）。這主要是由於當時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曆史還不長，采取變通措施有助於緩解私營企業投資人麵臨的種種社會壓力。直到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之後，個體、私營經濟才開始快速發展，1998年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120萬戶，從業人員1709萬，私營企業主階層開始壯大。
3.貧富差距顯性化並擴大到全社會
90年代中期農民收入增幅開始減緩，1994年以後鄉鎮企業吸納剩餘勞動力的能力也開始下降，城鄉差距顯著拉大。1995年城鄉收入差距達到2.57：1；而消費差距在1994年就擴大到3倍以上。同一時期西部地區與東部和中部的差距也逐漸擴大。1990至1995年西部GDP占全國比重基本以年均0.6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雖然1995年以後平均下降速度有所減緩，但是總趨勢依舊此處數據來自《五年大開發西部離東部還有多遠？》，中國網，2005年3月9日。東中西部人均GDP也由1989年的1：0.64：0.55擴大到1998年的1：0.55：0.42.90年代末期中部地區開始出現“塌陷”現象――與東部的差距越來越大，與西部的差距越來越小。
城鄉內部各自差距也在拉大。城鎮和農村的基尼係數在1990―1995年間上升迅速，表明這一時期城鎮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都在迅速拉大。1995年以後城鎮內部差距雖仍在拉大但速度明顯減緩，農村內部差距則有了一定的下降（這和該時期農民工數量增加並往家寄錢有一定關係）。1998年城鎮居民基尼係數達到0.30；農村的基尼係數為0.33.至於此時全國性的基尼係數，有研究表明早已達到0.37何婭：《基尼係數：城鄉曆史政策的解構》，《中國國情國力》，2007年第4期。
（三）1999―2008年：在分化中走向整合
1.農民階級進一步分化，工人階級走向一體化
隨著農業部門生產力的提高、農業生產比較效益的下降和非農產業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以及土地被大量征用，農民或主動或被動地進一步分化。這主要體現在：首先，仍有大量剩餘勞動力轉移到農民工和鄉鎮企業職工階層中去。2003年農民工數量已超過1億，隨後仍以每年600萬―800萬的數量增加徐京躍：《讓農民工共享溫煦的陽光》，2006年3月9日，《人民日報》。目前粗略估計農民工有可能已經達到了1.5億。鄉鎮企業職工雖然增幅較20世紀90年代有所減緩，但數量平台已經達到1.5億。其次，農村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快速增長，帶動相關非農從業人員數量的增加。2006年農村個體就業人員達到2147萬人，私營就業人員2632萬人該處數據來自2005和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這一切的結果自然便是農業勞動者大幅減少。從2003年起，第一產業勞動者以每年千萬計的速度遞減，所占比例也以每年2―3個百分點下降，據統計，目前雖然農村人口還有7.3億，但專門從事種職業養殖業的勞動者已下降到2.9億以下由2007年《中國農業發展報告》：“農村勞動力情況”的統計情況可知，2002年以來農業勞動力以每年600萬的數量減少，2005年農業勞動力為29976萬；照此速度計算，2007年農業勞動力應該在28600萬左右。
工人階級一體化趨勢主要表現在：農民工和鄉鎮企業中的藍領工人將會與城鎮中的藍領工人不斷同質化；整個藍領工人階層將會不斷地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隨著白領工人數量的不斷增加，藍領工人在總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將逐漸降低。當然，工人階級一體化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分流”現象，如部分藍領在向白領、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階層轉移；隨著科技的日益進步和競爭的日益激烈，一小部分藍領工人也可能會成為失業者。
2.白領階層數量增長，知識分子階層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在增加
隨著企業數量的增多，由企業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部分營銷、服務人員等所構成的白領工人數量也逐漸擴大。根據統計數據分析，企業職工中相當於白領工人的比例在20%左右，由此可以推算出現階段白領工人有3000多萬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各地區按登記注冊類型分職工人數”中數據可知2006年國企、集體企業以及聯營、外資控股、股份製企業等職工總數為11161萬人，私營企業職工為6586萬人，那麽白領工人數量=（11161+6586）×0.2=3549萬人。而隨著計算機技術、市場營銷、現代設備控製和現代商業、服務業等新的白領工人職業或崗位的不斷增加，預計到2020年前後，白領工人占企業職工的比例將增加到40%左右。與此同時，包括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傳媒等事業單位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曆的專業技術人員在內的知識分子階層也在不斷擴大，而教育水平、專業技能和文化素養的提高將使中國出現一支不斷壯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來充當社會穩定的中流砥柱。公務員數量也將穩定在1000萬略多一點的水平上。
3.“兩棲人”現象出現新變化
世紀之交“兩棲人”現象又有了新的變化。首先，出現了一些地方政府由於種種原因公開鼓勵工作人員“停薪留職”下海和“帶薪下海”的新高潮如2003年3月吉林省某市承諾，官員“下海”期間，不影響正常的職務晉升和職稱評聘；期滿後本人要求繼續興辦經濟實體的，組織予以支持，並繼續享受所有相關待遇。華中地區某市鼓勵黨政幹部“下海”，采取除兼職外的形式經商辦企業；等，詳見“‘官商’去留――透視‘新紅頂商人’”，人民網（www。people。com。cn），2003年7月31日。其次，“商人紅頂”現象越來越多。除一些私營企業主入黨或擔任地方政協副主席之外。基層還出現了個體大戶、私營企業主當村長、村支書的“老板村長”、“老板書記”現象；而某些地方政府出於“發展地方經濟”等原因公開招納一些大公司、企業領導人在政府兼職，給予種種“政治待遇”。再次，“一家兩製”。“一家兩製”是兩棲人延續發展的產物，主要指一方成員為黨政領導幹部，另一方成員（或其他親屬等）傍依這一方幹個體、私營、合營或幫助個體、私營、合營辦事的家庭《“衙內現象”需要引起關注》，2005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他們直接利用權力滋生腐敗，給國家帶來嚴重損失。最後，“官煤”、“紅頂煤商”屢禁不止。新世紀伊始發生的多起礦難事故使“官煤”、“紅頂煤商”一時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熱點和焦點問題，為遏製礦產開發中的官商和權錢交易，政府不斷加大清理國家幹部入股辦礦的力度，雖然有一部分官員從各類礦山中撤股，但仍有不少“官煤”不斷觀望，不願“撤股”。
與改革初期的兩棲人相比，這一時期的兩棲人不僅“花樣”增多，而且出現了顯性化（如政府鼓勵）和隱性化（如一家兩製和“官煤”等）共同發展的趨勢。這給國家的政策和管理帶來了不利影響。
4.若幹“新階層”相繼出現
隨著經濟成分的多樣化、高新技術的運用以及網絡的普及，社會成員在世紀末又組合出若幹“新階層”：自由職業者在20世紀90年代初重新出現並已由原來的文藝界、教育界等領域擴展到整個第三產業領域和高科技知識領域，從業人員也由傳統的律師、作家、藝術家等擴展到網頁設計員、IT軟件程序員、數控編程技術員等自主就業的高科技信息工作者。伴隨現代企業製度而生的企業經營者（企業家）也在世紀之交成長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階層，目前其數量占社會階層的比例在0.3%―1.5%之間朱光磊等著：《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頁。這些階層的快速發展得到高層的重視。2001年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些新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002年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又指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隨著規模的不斷壯大，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工的社會屬性也在悄悄地起變化。一方麵，越來越多的鄉鎮企業職工不斷地轉化到工人中去，成為工人階級源源不斷的後備軍，另一方麵，農民工也開始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2003年中國工會十四大也提出“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並積極組織農民工加入工會“農民工數量已超城鎮居民構成的傳統產業工人”，中新網（www。chinanews。com），2006年8月4日。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幹政策的意見》第一次明確認定“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和鄉鎮企業職工的社會屬性開始發生變化，農民“身份”開始慢慢弱化。
三、當代中國階層分化與重組的主要特征
（一）主基調：工業勞動者數量超過農業勞動者數量，第三產業人員快速增長
階層分化幾乎影響到了每個家庭。在這個過程中，工業勞動者，如果把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工都計算進來，便達到了3億人，從而超過農業勞動者成為中國最大的階層。這是階層分化的主基調，隻是有關數據係為折算所得，還缺少權威統計數據的認定。但是，不論如何，這個態勢在21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定的！
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每年從農村中轉移出的人以千萬計，今後若幹年仍至少有一億多剩餘勞動力亟待轉移。這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人口構成和階層分布據1993年3月18日《報刊文摘》轉引中新社相關報道。一方麵工人階級有了堅實的後備軍，製造業和第三產業勞動者數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麵，隨著科技進步和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階段的來臨，知識分子階層和白領工人階層也一直在擴大。比如，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和辦學形式的進一步多樣化，包括研究生招生規模迅速擴張和專業學位（指MBA，MPA等）比例在增加，2007年我國普通高校大學生和研究生招生規模分別達到570萬人和42.4萬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大學生達1738.8萬人，研究生110.5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2%“發展改革委：我國普通高等教育在學人數居世界第一”，新華社昆明2007年12月20日電。這將會為知識分子和白領階層的擴大埋下伏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第三產業的數量也在快速增長並於1995年超過工業勞動者數量，2006年從業人員已接近2.5億。
（二）與非公經濟相聯係的階層發展迅速
隨著所有製結構不斷調整，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三分天下”的總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初步形成，非公有製經濟的比重持續抬升，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全國GDP中的比重達到49.7%；若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資，則非公經濟比重占到65%左右“民營經濟跨入發展新時期”，中國政府門戶網站（www。gov。cn），2005年12月24日。非公經濟比重的持續抬升帶動相關階層的快速發展。全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由1988年的2469萬增加到2006年的將近1.3億，這其中既包括了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擴大，也包含了藍領工人（包括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工）、企業家、白領工人等階層的成長和壯大，進而支撐了工人階層的規模擴張和一體化進程。目前，非公經濟吸納就業人員的能力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據統計，近幾年個體、私營等非公企業年均淨增600多萬工作崗位，占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3/4以上；2006年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增長到3.49億人，其中，城鎮非公有製經濟的就業人數從1.5億人增長到2.07億人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網站，檢索日2006年1月5日。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場經濟體製的日臻完善，與非公有製經濟相聯係的階層的擴大已成定局。
（三）社會全麵流動的態勢已經形成
階層分化也促發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流動。主要有三個階段：[1]1978―1992年，市場機製開始在一些領域發揮作用，發展戰略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了就業空間，改變了職業結構；政治變革降低了人們對政府、集體的依賴程度，促進了社會開放和個人自由。社會成員紛紛從“體製內”走向“體製外”，剩餘勞動力進入第二、第三產業，社會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社會流動，而且向上流動是主流。[2]1992―1997年，改革步伐加快，使社會流動更加頻繁。突出表現為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得到迅猛發展，從業人員快速增長；城市化進程加快，每年新增城鎮人口幾乎都在千萬以上；“三產潮”使許多人進入“下海”的行列；下崗人員增加。這個階段的社會流動總體上是向上的，但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如“腦體倒掛”，工人產生失落感，有些城市限製農民進城等。[3]1997年以來，市場經濟體製不斷獲得完善，國有企業改革、戶籍製度改革、大學擴招等，都對社會流動產生了影響，白領工人不斷壯大，中介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新階層”逐步形成，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開始出現。但是這一時期向上流動的成本增加，弱勢群體問題開始突出，直接導致在2002年春節出現中央領導帶頭給農民工“討工錢”的案例。
改革以來的社會流動是史無前例的。從流動方向看，主要是“孔雀東南飛”；從規模看，流動人口數量是以百萬乃至千萬計的；從結果看，社會流動也引發了諸如農村土地撂荒、老人贍養、兒童教育、農民工的個人生活安排等問題，城市中的人事糾紛、用人成本增加等問題，以及中西部人才流失等問題。
（四）“兩棲人”現象的消亡與反複並存
縱觀改革開放至今，“兩棲人”現象消亡與反複並存：隨著社會轉型的逐漸深入，兩棲人並沒有隨著社會結構的整合而轉化、加入某個階層或獨立成為一個界限明晰、階層意識明確的新階層，相反，則是消亡與反複並存，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令人費解的回潮現象：20世紀80年代除“民工潮”之外，官員帶薪下海還隻是些個案，90年代初官員帶薪下海達到高潮；在農民工數量超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工人總量的同時根據《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05）》統計計算，2004年全國農民工為11823萬人，而2004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總人數為7607萬人，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5）》“按城鄉分就業人員人數”。中國南部某些地方又出現一些“由城返鄉”的新型城鄉兩棲人“新型城鄉兩棲人”主要指那些在城市擁有住房、工作、經營場所，或者是在所在單位領取工資等福利補貼，同時卻在農村或者鄉鎮通過投資、合股等形式，承包農田或者土地、果園等，從事種植、養殖、墾荒、造林和農產品加工勞動等這些人。20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官倒”兩棲人隨著價格雙軌製的終結而消失後，在新世紀之初又出現了“商人紅頂”、“一家兩製”等新型官商兩棲人；2005―2006年的多起礦難事故又暴露出一大批“官煤”、“紅頂煤商”。
“兩棲人”現象的消亡與反複並存表明，轉型過程中原來計劃經濟體製下的農民→工人→幹部的三重“身份圈”以及“身份圈”背後的權力製度安排，使得“身份”在一段時間內與市場經濟中以“契約”為標誌的職業相結合，共同成為主導、影響社會流動和階層分化的因素，這是“從身份到契約”進步運動中的曲折。
（五）階層間經濟差距的拉大與深層次矛盾的暴露
改革前，中國社會成員間的差距主要體現在“身份”下的政治差距，80年代以來隨著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社會整體思想觀念的解放，社會成員在政治上的差距已逐漸淡化，但階層間的經濟差距卻拉大了。這主要體現在：工農兩大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農民內部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個體私營層麵與工薪層麵的收入差距拉大，白領工人與非技術工種的藍領工人收入差距拉大；出現了新的高收入人員類型，如承包人、經紀人、包工頭、大額食利者、文體明星、外企資方代理人等。複雜的是，這些現象，與壟斷行業、地區差距引發的高收入等本來不是階層關係的因素交織在了一起，非專業人員又難以對此做出清晰的判斷，從而導致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被“放大”，並滋生了一些情緒性東西。
而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階層分化所產生的深層次矛盾開始暴露出來：首先城鄉差距所反映出來的城市各階層與農村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城鄉差距除了前述的收入和消費差距外，還體現在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麵。以衛生保障為例，1998―2003年各級財政投入的80%集中在城市劉文海：“‘三醫’問題”，《中國改革》，2005年第9期。其次是官員與其他階層之間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是大量地表現在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頁。由於部分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大搞不法收入和腐敗，使一些群眾對官員的不信任甚至抵觸情緒比較嚴重。此外，勞資矛盾呈上升趨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外資企業、私營企業中，侵犯員工人身自由、阻礙組織工會、拒絕簽定勞動合同等現象屢見不鮮，勞資爭議增多，有的還釀成了惡性案件。2003年的一份資料顯示：勞動爭議案件每年以30%―40%的速度在增長；2002年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是1995年的5.6倍，涉及的勞動者增長了5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中國宏觀經濟信息》，2003年8月11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呈現出了一種“無直接利益衝突”的現象，即社會衝突的眾多參與者與事件本身無關，而隻是表達和發泄。它主要表現為由於廣義上的受損害者比較多，進而導致影響到整個社會情緒。這種多少有些間接性的社會衝突化解起來比較困難，難以治標，隻能去積極尋求解決治本的方法鍾玉明等：“中國出現無直接利益衝突現象”，新華網（www。xinhuanet。com），2006年10月17日。
四、小結與展望
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重組，是改革開放成果在社會結構上的體現。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升級拉動農民階級的分化，社會成員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市場化經濟體製的改革成為階層分化的強大動力，個體戶、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企業家等階層的出現豐富了社會階層結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則加速了農民階級的瓦解，農業勞動者數量大幅減少，在農業勞動者減少到1.5億人之前，中國的社會分化速度依然會很快。目前，中國傳統的“2+1”社會結構已發生了本質變化，初步形成了與工業化相適應的階層結構，這是曆史的巨大進步。
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重組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農民階級的分化擴大了工人和各種“新階層”的發展空間，從根本上壓縮了千百年來所形成的非民主、非法治因素的生存空間和社會基礎；工人階級的一體化和中間收入群體的日益擴大，將成為促進民間社會力量壯大和加快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物質保障；“兩棲人”等現象雖然很不理想，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為建立社會保障製度等需要較長周期的改革工作的漸次展開贏得了得以長期醞釀的空間。
伴隨著階層意識的增強和階層界限的明顯，社會階層在分化與重組中開始走向整合。目前，中國社會已大體形成了基本階層、新興階層、複新階層、交叉和過渡階層等四類基本階層類型朱光磊等著：《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8頁。隨著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勞動者數量的減少、中等收入群體的不斷增多和人民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整個社會將最終轉變為“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結構。雖然在分化與重組中出現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階層間矛盾逐漸增多等問題，但是中國社會結構整體上是現代化的，整體上沒有明顯的保守階層，各階層都支持改革開放和社會穩定，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一根本點上高度一致，這就決定了合理的整合將成為今後階層分化與重組的主要方向。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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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光磊著：《中國的貧富差距與政府控製》，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8.朱光磊等著：《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