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三峽水路交通與瓷器貿易（1）
長江三峽是貫穿長江上下遊經濟文化交往的咽喉，是連接南北文化融匯的要地。因此，三峽是萬裏長江的黃金河段。
三峽正處在重慶、湖北、貴州交界地帶，北與大巴山分界，南以大婁山與貴州相鄰，巫山山脈南北橫貫，長江自西向東穿切而過，形成眾多的峽穀。三峽地區西起重慶，東至湖北宜昌，全長653公裏。
三峽地區的地理狀況十分複雜，大致可以重慶奉節為界分東西兩段。東段即奉節至宜昌，經巫山、巴東、秭歸，全長204公裏，其地質結構是石灰岩背斜地。這一帶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兩岸多是懸崖峭壁，山巒起伏環繞，奇峰插雲天。水勢落差特大，河流狹窄，甚而不足100米。峽穀內暗礁險灘接踵，江流奔騰湍急，故有“三峽天險”之稱。西段自奉節上遊至雲陽、開縣、萬州、石柱、豐都、涪陵、武隆、長壽至江津，全長449公裏。地質結構是砂岩、泥岩、石灰岩所構成的丘陵地帶，海拔在410—500米之間參見鄭敬東主編：《長江三峽交通文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頁。
（一）巴人造船三峽通，原始青瓷初入中
三峽的交通，由於自然條件複雜，環境惡劣，受到很大限製。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代，巴人的祖先廩君率先造船操舟，行駛於三峽境內。參見鄭敬東主編：《長江三峽交通文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根據上世紀末新世紀初三峽考古在巫山雙堰塘遺址新出土的中原商代青銅雙羊尊。徐光冀主編：《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彩版3.巫山江東嘴商代遺址出土的浙江原始青瓷殘片為據重慶市文物考古所隊長白九江於巫山江東嘴商代遺址所親見。可能到商代三峽這條水上交通已與長江中、下遊通航交往。至於是商貿還是戰爭交往，還待研究。
西周時，據《史記·周本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據《通俗文》說，周昭王攻楚時，有人向楚王獻策，令船匠打造王舟，用膠粘合船板，停泊在漢水渡口，待昭王到時，楚王假意相迎，請昭王登上膠合板船使其溺於中流。以上記載雖不盡相同，但昭王死於漢江一事則是相同的。這不僅反映了楚國具有高超的造船技術水平，以及會用榫卯結構，而且還會用膠來撚縫，從而說明了峽江而居的楚人，具有善於水運的傳統。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頁。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民族大融合階段，三峽地區成為民族征戰、貿易交往必經的通道。它的交通有陸路與水路，而以水路為絕對優勢。
“三峽地區在春秋時，因征戰頻繁，巴楚民族時常交錯居於峽中上下，但此後三峽以西更多的是巴蜀人居住之地，以東為楚人所居，以南為黔、滇、桂的苗族所居，以北是西北各民族分布區。這時巴楚及秦楚戰爭進一步開拓了三峽水運航道。巴與楚為了控製峽路水道，相繼在峽路上設捍關隘，楚人設捍關在清江湖北的長陽西。巴人設江關於奉節，設陽關於長壽。據《輿地紀勝》載，陽關距東溫縣五裏，江狹窄處有棧道遺跡。俗傳以為張王戰地，其上屯駐舊基存焉”《輿地紀勝》卷174《夔州路》。據此可知峽路行很早就有棧道的存在。
戰國時，張儀為秦破合縱而“連橫”，對楚國遊說：“秦西有巴蜀，方舟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二千餘裏航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裏，裏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捍關。”《戰國策》卷14《楚軍一》。蘇代遊說燕國也稱：“蜀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下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卷30《燕策》。後來司馬錯、田真黃也認識到：“（蜀）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華陽國誌》卷3《蜀誌》。可見其峽路水運之重要，以及通往之行程已為世人所熟知，充分說明了在當時航運之頻繁。
考古發掘出土物也可以為證，巫峽的秭歸官莊坪遺址，即有最豐富的楚文化遺存。徐光冀主編：《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頁；載周國平《三峽庫區麵積最大的楚文化遺存》。在三峽西陵峽的兵書寶劍峽、瞿塘峽徐光冀主編：《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頁，郝國勝、任風：《不尋常的葬俗——古峽迷霧話懸棺》。涪陵小田溪、重慶冬筍壩、嘉陵江上遊昭化寶輪院等處均出土有巴人船棺葬等，均有巴式銅矛、巴人柳葉形劍、巴式煙荷包銅鉞、成都白花潭出土有巴蜀青銅水艦攻戰圖壺。四川省博物館：《成都百花潭中十號墓發掘記》，載《文物》1976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巴人銅兵器上常有船形圖像而且還有在“王”字之下。徐光冀主編：《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頁，方剛《迷失的王朝——涪陵小田溪墓群發掘散記》。充分顯示了巴人善於操劍、習於操舟尚武的水上民族特色。
綜上所述，楚、巴先民遠古時共同開發了三峽水運。
（二）吳船掛帆取蜀錦，青瓷如玉閃入峽
秦末漢初，據《漢書·揚雄傳》記，揚雄祖先從楚巫山溯江到江州（今重慶），元鼎年間又溯江上郫縣。漢武帝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殘相食，方二三千裏。天子憐之……下巴蜀粟以賑焉”《漢書·食貨誌》。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又下詔：“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漢書·武帝紀》。
東漢初，劉秀遣岑彭、臧官等率水陸攻四川，滅公孫述。從公元30年開始，岑彭等與公孫述部將田戎在川江和岷江一直戰了十幾年。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頁。據藍勇先生考證，在荊門、秭歸至江州（今重慶）間必有陸路可通藍勇著：《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頁。
三國時，據《漢書·劉焉傳》，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劉備與趙雲萬人自江道入蜀，經涪陵城屯葭萌”。《三國誌·蜀書·張飛傳、趙雲傳》載：諸葛亮循岷江北上成都，張飛溯嘉陵江奪得閬中。這時魏與吳都買蜀漢之錦，錦並為蜀漢的“決戰之資”。據《丹陽記》，“曆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妙，故魏則市於錦，吳亦資西蜀。”這時，吳當用船運錦，魏有可能陸運。又據《三國誌·吳書·呂蒙傳》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19年），東吳呂蒙率舟師襲荊州，船至尋陽（今湖北黃梅），讓水卒伏於大船中，“使白衣搖櫓，作商人服，晝夜兼行，至羽（關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從這一側麵反映出，除戰爭外，尚有商貿往來，因而一時蒙蔽了關羽。
以上文獻記載說明了兩漢時，長江三峽河段的水運，或因征戰，或因漢政府賑災所需，輸巴蜀糧食與蜀錦東下，關於其他物品記載極少。通過近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動工以來的出土文物看，在西漢不僅有蜀錦糧食東下，還有長江上遊支流岷江流域的蜀郡、廣漢郡漆器在湖南、江蘇等地的西漢墓葬中出土：比如江蘇邗江縣出土漆壺有朱書銘文“中官”二字，外壁針刻54字“元康四年（前62年），廣漢護工卒史……”周世榮：《長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頁。揚州博物館、邗江圖書館：《江蘇邗江縣揚壽鄉寶女墩新葬墓》，載《文物》1991年第10期。湖南長沙馬王堆墓出土物上有四川“成市”和“市府”銘文，長沙楊家山西漢墓出土的漆器有銘文：“元延三年（前10年），廣漢郡工官造……建平五年（前9年），廣漢郡工官造……”周世榮：《長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頁。湖南省博物館《長沙楊家山304號西漢墓》，《考古學係列》1981年第1期。等。三國時，有安徽東吳朱然墓出土的漆器，朱書有“蜀郡造作牢”五字，另一出土器皿上有四字朱書“蜀郡作牢”周世榮：《長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報告》，載《文物》1986年第3期。尤以“蜀郡作牢”漆盤，繪製有極形象逼真的山水人物魚蓮戲水圖。兩漢到三國時期，四川蜀郡、廣漢郡的漆器是全國著名的產品。其不少產品曾作為高級商品或高級禮品傳到偏遠的貴州清鎮和邊遠的黃海之濱、樂浪（今朝鮮平壤以西）等地周世榮：《長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頁。
那麽，長江下遊、中遊是否有溯江而上的商貿產品呢？四川綿陽西漢墓出土的原始青罐、壺，就是最具西漢特點的浙江原始青瓷，其特點是器形大，下腹不上青釉，為醬紅色露胎。從目前考古出土物判定，這種類型的原始青瓷，僅在浙江紹興、德清、蕭山等地所產。至於是溯江而上，還是從中原再經川陝金牛道入蜀，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至少從東漢起，長江三峽這條水運上下通航，商品互往是很正常的事。我們又以瓷器為例，在三峽河段湖北的巴東，重慶的巫山、奉節、雲陽、萬縣、忠縣、涪陵、重慶市區等的東漢與三國蜀漢的磚墓、崖墓中多有出土有浙江越窯、湖南湘陰青竹寺窯的碗、缽、碟等器物，另外還有文房用器的蛙形水注，陳設器或盛器的盤口壺，衛生用器的洗（即洗麵盆）等出土。充分表明長江中下遊瓷器已從一種新興的商品進入商貿貿易，或溯江而上，或繞道流轉入三峽廣銷至長江三峽與長江上遊地區。
以上三峽庫區出土的瓷器，均是地處長江下遊海濱之地，中遊洞庭之域所產，距三峽與長江上遊道路遙遠，尤其是長江三峽河段，山高穀深，河道迂回曲折，水勢洶湧，險灘密布，暗礁叢生，沒有超強的駕船絕技，諳熟了解三峽水性的舵手，是無任何企望把易碎的瓷器運入峽到長江上遊進行商貿活動。
《中國水運史》記載：在西漢時，首都長安已是“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頁。“位於長江中遊的江陵，南臨大江，是漢代物資轉運的中心港，其‘地利西通蜀，舟楫控吳人’”。東漢建都洛陽，內河水運，更以長江流域為中心，聯結南北江河從事商品運輸。所需的漕糧與物資，在長江下遊是經汴渠轉運，長江中遊靠漢水運抵。漢水“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阪，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漢津賦》），為重要的水上通道。在三國鼎立之前（公元208年），孫權與劉備聯軍約五萬，在赤壁（今湖北浦圻西北，長江南岸），與曹操交戰，吳用鬥艦戰與火攻，戰勝曹操，這是我國以少勝多的一次著名戰役。入三國時，為便於水軍活動與商業的繁榮，公元211年孫權從京口（今鎮江）遷都建業（今南京），組建密集的水運網，在建業東麵挖婁湖，西南鑿橫塘，右連長江口，左通城內秦淮河，致使這一帶呈現一片“樓台之盛，天下莫比”的繁華景象，當時不少富豪之家，“商販千艘”進行水上貿易，成為“勢傾於邦郡，儲積富於公室”之巨商。足見水運之發達，故世人稱東吳是一個以“舟楫為輿馬，巨海為夷庚”的國家。
據記載，越窯與青竹寺窯之人，亦是善於操舟、習於水運的民族。越窯主產地在浙江紹興一帶，古屬越國故地，故名“越窯”。越窯的先民們善操舟楫。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餘姚河姆渡遺址，就出土操舟的木槳，又據《藝文類聚》引《周書》記，“周成王時，扵越獻舟”，此即指居住在今浙江紹興地區的扵越族人，建造了最好的木板船獻給周成王。當時江淮之間尚無通航水運，越人獻船須繞道海上，入濟水轉黃河，再到渭水，這是當時海河通航的一條路線。春秋晚期，百越在浙江境內建立的第一個政權——“越國”，其境內江河縱橫，“以舟為車，以楫為馬”，是一個以水運立國的國家，無論是經濟或軍事均靠水運。再以湖南湘陰青竹寺而論，青竹寺窯在春秋戰國時屬楚國領地，楚國的始祖鬻熊，西周時立國荊山一帶，建都丹陽（今三峽秭歸東南），春秋時楚莊王曾為霸主，疆域西北到武關（今安徽含山北），北到河南南陽，南到洞庭湖以南《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8頁。在戰國時，楚與巴常交戰於峽區及長江上遊，同時又曾建都於峽區的秭歸，因此，楚人善於行水操舟，熟悉三峽水性。
交通的發展依賴於經濟交流的需要，越窯青瓷燒造曆史悠久，浙江考古資料表明，在商代，越窯人就能燒造原始青瓷，其原始青瓷主要廣銷長江中下遊及黃河流域與中原地帶。自西漢末東漢初燒製成功具有現代標準瓷後，為擴大瓷器貿易，才逐漸將銷路延伸擴展到長江上遊。湖南湘陰青竹寺窯一經創燒成功，就抓住商機，直銷或轉銷至峽區與長江上遊一帶。據文獻記載與出土瓷器的相互印證，商品運輸路線主要有兩條：
（1）為避三峽天險，采用水陸兼程，越窯溯江而上至汴渠到洛陽，青竹寺窯出洞庭順水而下到漢水達洛陽，而後經川陝金牛道到成都，尋岷江順流入長江東下達三峽。這條路上的東漢京都洛陽、西蜀的成都、重慶至三峽巴東的沿江城市，多漢代瓷器出土。又或從中下遊直達夷陵（今宜昌）、秭歸，經陸路至魚複（今奉節）。如三國時著名的夷陵之戰（又稱猇亭之戰），劉備就是走此路。《三國誌·蜀先主傳》卷三十三記：
章武二年（222年），陸議（遜）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複（奉節）。
（2）皆從中下遊溯江而上，至中遊的江陵，江陵是東漢物資轉運的中心，再由江陵溯江而入三峽。這條路線為長江上下遊商貿通道，至遲在西漢時已有之，漢《樂府詩》：
巫山高。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39頁。
巫山高，高之大；淮水深，難以逝。
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此詩是寫一位居江南入川經商之遊子，臨巫山峽江山峻水湍思歸不得之作。詩中突出“我欲東歸”、“遠道之人心思歸”。以巫山之高而大，聯想家鄉淮水之深。據《漢書·地理誌》記，淮水在安徽南陵縣南，北注大江（即長江），當為作者家鄉所在。據此可知，西漢時三峽與長江中下遊商貿交往極為頻繁。到三國時，《三國誌·孫休傳》卷四十八記：孫休於永年元年即位，二年（259年）即欲偃武修文，提倡男耕，指責棄農經商：“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從這指責中即顯示出，三國時東吳官吏庶民百姓、士兵皆商貿於長江上下遊。以此為據，足證三峽與長江上遊出土的東吳擁有的浙江越窯、湖南青竹寺窯瓷器，就是孫休所言，“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的船舶所載貨物之一。
綜上所述，在漢至三國時期，長江上遊與峽路，同長江中下遊的交通往返，或因戰爭或為下遊輸糧賑災，峽路已與長江中下遊有商貿往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新發現，及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動工時在下遊出土有長江上遊成都廣漢郡的漆器，上遊出土有下遊的浙江越窯瓷器、中遊的湖南青竹寺窯瓷器，結合文獻記載，說明長江三峽這條黃金水道是暢通繁榮興盛的。交易的貨物，不僅有吳地的象牙、犀角、翡翠、香料、蛤蚧、珍珠、孔雀等，還有東吳瓷器。上遊有蜀地的牛、馬、藥材、漆器、織錦、青麻布、茶葉等土特產品與珍奇貨物。
（三）巴蜀船隻泊建業，瓷業商貿湧峽來
兩晉南北朝時，三峽水路更有新的發展。據載，西晉鹹寧五年（公元279年），吳天紀三年十二月，晉武帝發兵20萬，分六路伐吳。晉王浚率樓船水師沿長江而下，至建平郡與吳太守吾彥遭遇。吾彥於夔門一線的險要處用鐵鎖橫斷江路，凡險要處亦設鐵鎖攔江，更施鐵錐藏於江中，擬錐晉船。王浚見此，急製大型木筏開道，然後用火炬熔化鐵鎖以破。二月王浚水師軍克西陵（今湖北宜昌），並乘勝東下攻克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直逼吳郡建業（今南京）吳主孫皓雖率舟師兩萬人迎戰，見王浚樓船龐大，即望風而降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頁。《晉書·顧榮傳》記：“顧榮被任命為侍中，乘單舸赴任，一日一夜行五六百裏”。又據《晉書》記述東晉鹹和四年（公元329年），成漢李壽在四川涪陵製造了大批戰船溯江攻成都。東晉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晉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率水軍征蜀，溯長江、岷江而上，抵成都城下，李勢降，成漢亡。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頁。東晉義熙三年（公元407）晉軍劉裕使劉敬宣伐譙縱，劉敬宣率舟師在忠縣、涪陵、重慶一帶敗譙縱。清同治重修《涪陵誌·武備誌》卷30.通過以上史料記載可知，兩晉時峽路交通因征戰而通達。在商貿經濟交往中，由於東晉建都建業（今南京）改稱建康，政治經濟中心南移，中原人口南遷，帶來了一些先進技術，使南方土地得到開發利用，水利得以興修，從而使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都城建康成為商業中心。“來自富春江、浦陽江、洞庭湖和四川的大小船隻，出現在秦淮河上，來來往往的千艘萬艘船隻，臨江沿河的建康成了一個港市，使得作為一個國家中心的京都的政治經濟合為一體。東吳時，萬艘大船從建康出海，到了梁代則有兩萬艘巨船了”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頁。據《晉書·劉胤傳》卷八十一記，劉胤任江州刺史時，就貪用各郡漕船和經費“大殖貨財，商販百萬”，《晉書·陶侃傳》卷六十六記：陶侃為軍事所需，“將運船為戰艦”。足見商業之繁榮，商船之多。至南朝劉宋時，建康已是“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其水路西通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東出海至浙江、福建、廣東、台灣；南經破岡瀆到太湖，或經運河與錢塘江相連，經運河達淮、泗。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頁。《宋書·吳喜傳》卷八十三記“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四川大小船隻停泊在京都的秦淮河上，可見水運業的發達，商品種類之豐富，三峽水運之繁忙。
商貿的發展依賴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品類繁多，現僅就瓷器商業生產而論，在兩晉南北朝時，瓷業的發展，在長江流域呈現遍地開花的繁榮局麵。從長江下遊東南沿海的江、浙、閔，到長江中上遊的贛、鄂、湘、川等地皆有各成體係的生產基地。有了足夠的商品，就必須納入商貿謀求利潤。這時瓷器貿易在長江三峽與長江上遊，可謂達到了一個高峰時代。瓷器的窯口有浙江越窯、甌窯、婺州窯、江西的洪州窯、湖南的湘陰窯、四川成都青羊宮窯，此外還有些瓷器難以辨識其窯口。論其瓷器的名目，有食用器的碗、杯、盤、缽；茶酒器的雞首壺、盤口壺；專事茶具的帶柄煮茶壺、五盅茶盤、帶托高足蓋碗等；文房用器的蛙形水注、燭台、奩等；衛生用器的虎子（便壺）、唾壺、熏爐；陳設用器的摩羯紋瓶、蓮花紋瓶；盛器的四係罐、四係蓋罐；冥器的五聯罐穀倉、鬼灶、甌等等。西陵峽的秭歸，巫峽的巴東、巫山，瞿塘峽的奉節，及上遊的萬州、雲陽、忠縣、豐都、涪陵、重慶等地的墓葬、遺址中均有出土，有的一個墓葬就達五六十件。當時瓷器商品門類之多，幾乎占據了人們整個生活日用器。銷售範圍之廣，占據了長江三峽庫區的所有城市。
商品的流通，依賴於交通的發展。兩晉南北朝時，長江中下遊水運自然條件優越：水域寬闊、平緩，來往如履平地。而三峽河段，自然條件險惡：山峻水湍，礁灘密布，尤以逆水而上，更是十分困難險阻，但也不是如詩仙李白所言“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三峽船工與三峽人，世世代代依山傍水生於三峽長於三峽，為了生存與發展，在與水較量搏鬥中，經過千百次的失敗與成功，集世代人的智慧，至遲於晉時已探索出了一些行船的規律，掌握規律，就能克害為利，掌握三峽水運通航的“金鑰匙”。
晉·無名氏《淫預》詩清·沈德潛選：《古詩源》卷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17頁。
淫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
淫預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淫預，又稱灩澦灘，灩澦灘為屹立於白帝城下，緊靠瞿塘口西的一水中巨礁，高約40米，寬約20米，長約30米。江水泛漲淹其石，水湍濤湧，旋渦翻滾，行船不慎，即船被水摧，觸石而沉，其深無底，為峽中最險之礁石，故有“瞿塘天險”之稱。為降伏天險之患，無名氏《淫預》詩用最通俗、最簡約、最好記的詩句警示行船者：當水漲季節，灩澦堆變小，即大如馬，江水湍急，行船如離弦之箭，若有不慎，會觸於礁上，船破人亡，故瞿塘不可下。在灩澦堆露出水麵大如象，舟船可順水而下，上水船隻由於屹水淺，瞿塘不可上。
灩澦堆與行船的關係，又經過不斷總結，到南朝時還有：
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
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
灩澦大如龜，瞿塘不可窺；
灩澦大如龞，瞿塘舟行絕。
以上詩句中的如牛、如襆、如龜、如龞是指瞿塘水位上漲時灩澦堆露出水麵之大小，越小說明水勢上漲越猛，行船就更加危險，到大如龞時，就絕對不能通航了。
灩澦堆已於1959年整治川江航道時被炸毀，天下之至險，從此變成坦途。
晉·無名氏《三峽謠》詩。清·沈德潛選：《古詩源》卷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18頁。
朝見黃牛，暮見黃牛；
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水經注》曰：“峽中有灘，名曰黃牛，岩石既高，江湍迂回，雖途經信宿，猶望見之，故行者謠雲。”
黃牛灘位於西陵峽南岸，有一高山遠望似一黑人牽著一條牛，神態逼真，而山下多迂回曲折的亂石，水淺灘險，故名黃牛灘。謠中的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即說明溯江而上行船之緩慢與艱辛，同時也警示行船者應格外謹慎，這說明雖然三峽行舟難，但仍是不斷而頻繁地在通航。
南朝時“三峽七百裏……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酈道元：《水經注》，巴蜀書社1985年版，第523頁。有以上行船之經驗或警示，不可否認它對東晉建康都城秦淮河上停泊的四川大小船隻的航運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通過以上詩篇，帶給我們的信息是：兩晉南北朝時，目前雖未發現改造水患的記載，但三峽人適應自然、馴服自然的能力是超強的，即使是萬分的困危險阻，仍是前仆後繼，頻繁地航行於峽中。
這時瓷器的商貿路線大約有三條主線：
一是長江中下遊瓷器從汴渠、漢水到渭水而後經川陝的金牛道至成都尋岷江而下入長江至三峽，但這條路線僅在兩晉時使用，至南北朝時則因南北對峙，交通梗阻而間斷。
二是從中下遊至江陵再由宜昌直入三峽達長江上遊，從三峽出土瓷器數量之多，分布之廣來看，這條線路當是主要貿易線。
三是從成都沿岷江而下出長江到三峽及長江中下遊。
三峽正處在重慶、湖北、貴州交界地帶，北與大巴山分界，南以大婁山與貴州相鄰，巫山山脈南北橫貫，長江自西向東穿切而過，形成眾多的峽穀。三峽地區西起重慶，東至湖北宜昌，全長653公裏。
三峽地區的地理狀況十分複雜，大致可以重慶奉節為界分東西兩段。東段即奉節至宜昌，經巫山、巴東、秭歸，全長204公裏，其地質結構是石灰岩背斜地。這一帶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兩岸多是懸崖峭壁，山巒起伏環繞，奇峰插雲天。水勢落差特大，河流狹窄，甚而不足100米。峽穀內暗礁險灘接踵，江流奔騰湍急，故有“三峽天險”之稱。西段自奉節上遊至雲陽、開縣、萬州、石柱、豐都、涪陵、武隆、長壽至江津，全長449公裏。地質結構是砂岩、泥岩、石灰岩所構成的丘陵地帶，海拔在410—500米之間參見鄭敬東主編：《長江三峽交通文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頁。
（一）巴人造船三峽通，原始青瓷初入中
三峽的交通，由於自然條件複雜，環境惡劣，受到很大限製。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代，巴人的祖先廩君率先造船操舟，行駛於三峽境內。參見鄭敬東主編：《長江三峽交通文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根據上世紀末新世紀初三峽考古在巫山雙堰塘遺址新出土的中原商代青銅雙羊尊。徐光冀主編：《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彩版3.巫山江東嘴商代遺址出土的浙江原始青瓷殘片為據重慶市文物考古所隊長白九江於巫山江東嘴商代遺址所親見。可能到商代三峽這條水上交通已與長江中、下遊通航交往。至於是商貿還是戰爭交往，還待研究。
西周時，據《史記·周本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據《通俗文》說，周昭王攻楚時，有人向楚王獻策，令船匠打造王舟，用膠粘合船板，停泊在漢水渡口，待昭王到時，楚王假意相迎，請昭王登上膠合板船使其溺於中流。以上記載雖不盡相同，但昭王死於漢江一事則是相同的。這不僅反映了楚國具有高超的造船技術水平，以及會用榫卯結構，而且還會用膠來撚縫，從而說明了峽江而居的楚人，具有善於水運的傳統。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頁。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民族大融合階段，三峽地區成為民族征戰、貿易交往必經的通道。它的交通有陸路與水路，而以水路為絕對優勢。
“三峽地區在春秋時，因征戰頻繁，巴楚民族時常交錯居於峽中上下，但此後三峽以西更多的是巴蜀人居住之地，以東為楚人所居，以南為黔、滇、桂的苗族所居，以北是西北各民族分布區。這時巴楚及秦楚戰爭進一步開拓了三峽水運航道。巴與楚為了控製峽路水道，相繼在峽路上設捍關隘，楚人設捍關在清江湖北的長陽西。巴人設江關於奉節，設陽關於長壽。據《輿地紀勝》載，陽關距東溫縣五裏，江狹窄處有棧道遺跡。俗傳以為張王戰地，其上屯駐舊基存焉”《輿地紀勝》卷174《夔州路》。據此可知峽路行很早就有棧道的存在。
戰國時，張儀為秦破合縱而“連橫”，對楚國遊說：“秦西有巴蜀，方舟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二千餘裏航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裏，裏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捍關。”《戰國策》卷14《楚軍一》。蘇代遊說燕國也稱：“蜀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下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卷30《燕策》。後來司馬錯、田真黃也認識到：“（蜀）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華陽國誌》卷3《蜀誌》。可見其峽路水運之重要，以及通往之行程已為世人所熟知，充分說明了在當時航運之頻繁。
考古發掘出土物也可以為證，巫峽的秭歸官莊坪遺址，即有最豐富的楚文化遺存。徐光冀主編：《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頁；載周國平《三峽庫區麵積最大的楚文化遺存》。在三峽西陵峽的兵書寶劍峽、瞿塘峽徐光冀主編：《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頁，郝國勝、任風：《不尋常的葬俗——古峽迷霧話懸棺》。涪陵小田溪、重慶冬筍壩、嘉陵江上遊昭化寶輪院等處均出土有巴人船棺葬等，均有巴式銅矛、巴人柳葉形劍、巴式煙荷包銅鉞、成都白花潭出土有巴蜀青銅水艦攻戰圖壺。四川省博物館：《成都百花潭中十號墓發掘記》，載《文物》1976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巴人銅兵器上常有船形圖像而且還有在“王”字之下。徐光冀主編：《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峽文物搶救紀實》，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頁，方剛《迷失的王朝——涪陵小田溪墓群發掘散記》。充分顯示了巴人善於操劍、習於操舟尚武的水上民族特色。
綜上所述，楚、巴先民遠古時共同開發了三峽水運。
（二）吳船掛帆取蜀錦，青瓷如玉閃入峽
秦末漢初，據《漢書·揚雄傳》記，揚雄祖先從楚巫山溯江到江州（今重慶），元鼎年間又溯江上郫縣。漢武帝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殘相食，方二三千裏。天子憐之……下巴蜀粟以賑焉”《漢書·食貨誌》。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又下詔：“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漢書·武帝紀》。
東漢初，劉秀遣岑彭、臧官等率水陸攻四川，滅公孫述。從公元30年開始，岑彭等與公孫述部將田戎在川江和岷江一直戰了十幾年。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頁。據藍勇先生考證，在荊門、秭歸至江州（今重慶）間必有陸路可通藍勇著：《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頁。
三國時，據《漢書·劉焉傳》，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劉備與趙雲萬人自江道入蜀，經涪陵城屯葭萌”。《三國誌·蜀書·張飛傳、趙雲傳》載：諸葛亮循岷江北上成都，張飛溯嘉陵江奪得閬中。這時魏與吳都買蜀漢之錦，錦並為蜀漢的“決戰之資”。據《丹陽記》，“曆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妙，故魏則市於錦，吳亦資西蜀。”這時，吳當用船運錦，魏有可能陸運。又據《三國誌·吳書·呂蒙傳》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19年），東吳呂蒙率舟師襲荊州，船至尋陽（今湖北黃梅），讓水卒伏於大船中，“使白衣搖櫓，作商人服，晝夜兼行，至羽（關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從這一側麵反映出，除戰爭外，尚有商貿往來，因而一時蒙蔽了關羽。
以上文獻記載說明了兩漢時，長江三峽河段的水運，或因征戰，或因漢政府賑災所需，輸巴蜀糧食與蜀錦東下，關於其他物品記載極少。通過近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動工以來的出土文物看，在西漢不僅有蜀錦糧食東下，還有長江上遊支流岷江流域的蜀郡、廣漢郡漆器在湖南、江蘇等地的西漢墓葬中出土：比如江蘇邗江縣出土漆壺有朱書銘文“中官”二字，外壁針刻54字“元康四年（前62年），廣漢護工卒史……”周世榮：《長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頁。揚州博物館、邗江圖書館：《江蘇邗江縣揚壽鄉寶女墩新葬墓》，載《文物》1991年第10期。湖南長沙馬王堆墓出土物上有四川“成市”和“市府”銘文，長沙楊家山西漢墓出土的漆器有銘文：“元延三年（前10年），廣漢郡工官造……建平五年（前9年），廣漢郡工官造……”周世榮：《長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頁。湖南省博物館《長沙楊家山304號西漢墓》，《考古學係列》1981年第1期。等。三國時，有安徽東吳朱然墓出土的漆器，朱書有“蜀郡造作牢”五字，另一出土器皿上有四字朱書“蜀郡作牢”周世榮：《長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報告》，載《文物》1986年第3期。尤以“蜀郡作牢”漆盤，繪製有極形象逼真的山水人物魚蓮戲水圖。兩漢到三國時期，四川蜀郡、廣漢郡的漆器是全國著名的產品。其不少產品曾作為高級商品或高級禮品傳到偏遠的貴州清鎮和邊遠的黃海之濱、樂浪（今朝鮮平壤以西）等地周世榮：《長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頁。
那麽，長江下遊、中遊是否有溯江而上的商貿產品呢？四川綿陽西漢墓出土的原始青罐、壺，就是最具西漢特點的浙江原始青瓷，其特點是器形大，下腹不上青釉，為醬紅色露胎。從目前考古出土物判定，這種類型的原始青瓷，僅在浙江紹興、德清、蕭山等地所產。至於是溯江而上，還是從中原再經川陝金牛道入蜀，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至少從東漢起，長江三峽這條水運上下通航，商品互往是很正常的事。我們又以瓷器為例，在三峽河段湖北的巴東，重慶的巫山、奉節、雲陽、萬縣、忠縣、涪陵、重慶市區等的東漢與三國蜀漢的磚墓、崖墓中多有出土有浙江越窯、湖南湘陰青竹寺窯的碗、缽、碟等器物，另外還有文房用器的蛙形水注，陳設器或盛器的盤口壺，衛生用器的洗（即洗麵盆）等出土。充分表明長江中下遊瓷器已從一種新興的商品進入商貿貿易，或溯江而上，或繞道流轉入三峽廣銷至長江三峽與長江上遊地區。
以上三峽庫區出土的瓷器，均是地處長江下遊海濱之地，中遊洞庭之域所產，距三峽與長江上遊道路遙遠，尤其是長江三峽河段，山高穀深，河道迂回曲折，水勢洶湧，險灘密布，暗礁叢生，沒有超強的駕船絕技，諳熟了解三峽水性的舵手，是無任何企望把易碎的瓷器運入峽到長江上遊進行商貿活動。
《中國水運史》記載：在西漢時，首都長安已是“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頁。“位於長江中遊的江陵，南臨大江，是漢代物資轉運的中心港，其‘地利西通蜀，舟楫控吳人’”。東漢建都洛陽，內河水運，更以長江流域為中心，聯結南北江河從事商品運輸。所需的漕糧與物資，在長江下遊是經汴渠轉運，長江中遊靠漢水運抵。漢水“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阪，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漢津賦》），為重要的水上通道。在三國鼎立之前（公元208年），孫權與劉備聯軍約五萬，在赤壁（今湖北浦圻西北，長江南岸），與曹操交戰，吳用鬥艦戰與火攻，戰勝曹操，這是我國以少勝多的一次著名戰役。入三國時，為便於水軍活動與商業的繁榮，公元211年孫權從京口（今鎮江）遷都建業（今南京），組建密集的水運網，在建業東麵挖婁湖，西南鑿橫塘，右連長江口，左通城內秦淮河，致使這一帶呈現一片“樓台之盛，天下莫比”的繁華景象，當時不少富豪之家，“商販千艘”進行水上貿易，成為“勢傾於邦郡，儲積富於公室”之巨商。足見水運之發達，故世人稱東吳是一個以“舟楫為輿馬，巨海為夷庚”的國家。
據記載，越窯與青竹寺窯之人，亦是善於操舟、習於水運的民族。越窯主產地在浙江紹興一帶，古屬越國故地，故名“越窯”。越窯的先民們善操舟楫。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餘姚河姆渡遺址，就出土操舟的木槳，又據《藝文類聚》引《周書》記，“周成王時，扵越獻舟”，此即指居住在今浙江紹興地區的扵越族人，建造了最好的木板船獻給周成王。當時江淮之間尚無通航水運，越人獻船須繞道海上，入濟水轉黃河，再到渭水，這是當時海河通航的一條路線。春秋晚期，百越在浙江境內建立的第一個政權——“越國”，其境內江河縱橫，“以舟為車，以楫為馬”，是一個以水運立國的國家，無論是經濟或軍事均靠水運。再以湖南湘陰青竹寺而論，青竹寺窯在春秋戰國時屬楚國領地，楚國的始祖鬻熊，西周時立國荊山一帶，建都丹陽（今三峽秭歸東南），春秋時楚莊王曾為霸主，疆域西北到武關（今安徽含山北），北到河南南陽，南到洞庭湖以南《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8頁。在戰國時，楚與巴常交戰於峽區及長江上遊，同時又曾建都於峽區的秭歸，因此，楚人善於行水操舟，熟悉三峽水性。
交通的發展依賴於經濟交流的需要，越窯青瓷燒造曆史悠久，浙江考古資料表明，在商代，越窯人就能燒造原始青瓷，其原始青瓷主要廣銷長江中下遊及黃河流域與中原地帶。自西漢末東漢初燒製成功具有現代標準瓷後，為擴大瓷器貿易，才逐漸將銷路延伸擴展到長江上遊。湖南湘陰青竹寺窯一經創燒成功，就抓住商機，直銷或轉銷至峽區與長江上遊一帶。據文獻記載與出土瓷器的相互印證，商品運輸路線主要有兩條：
（1）為避三峽天險，采用水陸兼程，越窯溯江而上至汴渠到洛陽，青竹寺窯出洞庭順水而下到漢水達洛陽，而後經川陝金牛道到成都，尋岷江順流入長江東下達三峽。這條路上的東漢京都洛陽、西蜀的成都、重慶至三峽巴東的沿江城市，多漢代瓷器出土。又或從中下遊直達夷陵（今宜昌）、秭歸，經陸路至魚複（今奉節）。如三國時著名的夷陵之戰（又稱猇亭之戰），劉備就是走此路。《三國誌·蜀先主傳》卷三十三記：
章武二年（222年），陸議（遜）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複（奉節）。
（2）皆從中下遊溯江而上，至中遊的江陵，江陵是東漢物資轉運的中心，再由江陵溯江而入三峽。這條路線為長江上下遊商貿通道，至遲在西漢時已有之，漢《樂府詩》：
巫山高。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39頁。
巫山高，高之大；淮水深，難以逝。
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此詩是寫一位居江南入川經商之遊子，臨巫山峽江山峻水湍思歸不得之作。詩中突出“我欲東歸”、“遠道之人心思歸”。以巫山之高而大，聯想家鄉淮水之深。據《漢書·地理誌》記，淮水在安徽南陵縣南，北注大江（即長江），當為作者家鄉所在。據此可知，西漢時三峽與長江中下遊商貿交往極為頻繁。到三國時，《三國誌·孫休傳》卷四十八記：孫休於永年元年即位，二年（259年）即欲偃武修文，提倡男耕，指責棄農經商：“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從這指責中即顯示出，三國時東吳官吏庶民百姓、士兵皆商貿於長江上下遊。以此為據，足證三峽與長江上遊出土的東吳擁有的浙江越窯、湖南青竹寺窯瓷器，就是孫休所言，“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的船舶所載貨物之一。
綜上所述，在漢至三國時期，長江上遊與峽路，同長江中下遊的交通往返，或因戰爭或為下遊輸糧賑災，峽路已與長江中下遊有商貿往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新發現，及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動工時在下遊出土有長江上遊成都廣漢郡的漆器，上遊出土有下遊的浙江越窯瓷器、中遊的湖南青竹寺窯瓷器，結合文獻記載，說明長江三峽這條黃金水道是暢通繁榮興盛的。交易的貨物，不僅有吳地的象牙、犀角、翡翠、香料、蛤蚧、珍珠、孔雀等，還有東吳瓷器。上遊有蜀地的牛、馬、藥材、漆器、織錦、青麻布、茶葉等土特產品與珍奇貨物。
（三）巴蜀船隻泊建業，瓷業商貿湧峽來
兩晉南北朝時，三峽水路更有新的發展。據載，西晉鹹寧五年（公元279年），吳天紀三年十二月，晉武帝發兵20萬，分六路伐吳。晉王浚率樓船水師沿長江而下，至建平郡與吳太守吾彥遭遇。吾彥於夔門一線的險要處用鐵鎖橫斷江路，凡險要處亦設鐵鎖攔江，更施鐵錐藏於江中，擬錐晉船。王浚見此，急製大型木筏開道，然後用火炬熔化鐵鎖以破。二月王浚水師軍克西陵（今湖北宜昌），並乘勝東下攻克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直逼吳郡建業（今南京）吳主孫皓雖率舟師兩萬人迎戰，見王浚樓船龐大，即望風而降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頁。《晉書·顧榮傳》記：“顧榮被任命為侍中，乘單舸赴任，一日一夜行五六百裏”。又據《晉書》記述東晉鹹和四年（公元329年），成漢李壽在四川涪陵製造了大批戰船溯江攻成都。東晉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晉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率水軍征蜀，溯長江、岷江而上，抵成都城下，李勢降，成漢亡。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頁。東晉義熙三年（公元407）晉軍劉裕使劉敬宣伐譙縱，劉敬宣率舟師在忠縣、涪陵、重慶一帶敗譙縱。清同治重修《涪陵誌·武備誌》卷30.通過以上史料記載可知，兩晉時峽路交通因征戰而通達。在商貿經濟交往中，由於東晉建都建業（今南京）改稱建康，政治經濟中心南移，中原人口南遷，帶來了一些先進技術，使南方土地得到開發利用，水利得以興修，從而使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都城建康成為商業中心。“來自富春江、浦陽江、洞庭湖和四川的大小船隻，出現在秦淮河上，來來往往的千艘萬艘船隻，臨江沿河的建康成了一個港市，使得作為一個國家中心的京都的政治經濟合為一體。東吳時，萬艘大船從建康出海，到了梁代則有兩萬艘巨船了”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頁。據《晉書·劉胤傳》卷八十一記，劉胤任江州刺史時，就貪用各郡漕船和經費“大殖貨財，商販百萬”，《晉書·陶侃傳》卷六十六記：陶侃為軍事所需，“將運船為戰艦”。足見商業之繁榮，商船之多。至南朝劉宋時，建康已是“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其水路西通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東出海至浙江、福建、廣東、台灣；南經破岡瀆到太湖，或經運河與錢塘江相連，經運河達淮、泗。房仲甫：《中國水運史》，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頁。《宋書·吳喜傳》卷八十三記“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四川大小船隻停泊在京都的秦淮河上，可見水運業的發達，商品種類之豐富，三峽水運之繁忙。
商貿的發展依賴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品類繁多，現僅就瓷器商業生產而論，在兩晉南北朝時，瓷業的發展，在長江流域呈現遍地開花的繁榮局麵。從長江下遊東南沿海的江、浙、閔，到長江中上遊的贛、鄂、湘、川等地皆有各成體係的生產基地。有了足夠的商品，就必須納入商貿謀求利潤。這時瓷器貿易在長江三峽與長江上遊，可謂達到了一個高峰時代。瓷器的窯口有浙江越窯、甌窯、婺州窯、江西的洪州窯、湖南的湘陰窯、四川成都青羊宮窯，此外還有些瓷器難以辨識其窯口。論其瓷器的名目，有食用器的碗、杯、盤、缽；茶酒器的雞首壺、盤口壺；專事茶具的帶柄煮茶壺、五盅茶盤、帶托高足蓋碗等；文房用器的蛙形水注、燭台、奩等；衛生用器的虎子（便壺）、唾壺、熏爐；陳設用器的摩羯紋瓶、蓮花紋瓶；盛器的四係罐、四係蓋罐；冥器的五聯罐穀倉、鬼灶、甌等等。西陵峽的秭歸，巫峽的巴東、巫山，瞿塘峽的奉節，及上遊的萬州、雲陽、忠縣、豐都、涪陵、重慶等地的墓葬、遺址中均有出土，有的一個墓葬就達五六十件。當時瓷器商品門類之多，幾乎占據了人們整個生活日用器。銷售範圍之廣，占據了長江三峽庫區的所有城市。
商品的流通，依賴於交通的發展。兩晉南北朝時，長江中下遊水運自然條件優越：水域寬闊、平緩，來往如履平地。而三峽河段，自然條件險惡：山峻水湍，礁灘密布，尤以逆水而上，更是十分困難險阻，但也不是如詩仙李白所言“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三峽船工與三峽人，世世代代依山傍水生於三峽長於三峽，為了生存與發展，在與水較量搏鬥中，經過千百次的失敗與成功，集世代人的智慧，至遲於晉時已探索出了一些行船的規律，掌握規律，就能克害為利，掌握三峽水運通航的“金鑰匙”。
晉·無名氏《淫預》詩清·沈德潛選：《古詩源》卷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17頁。
淫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
淫預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淫預，又稱灩澦灘，灩澦灘為屹立於白帝城下，緊靠瞿塘口西的一水中巨礁，高約40米，寬約20米，長約30米。江水泛漲淹其石，水湍濤湧，旋渦翻滾，行船不慎，即船被水摧，觸石而沉，其深無底，為峽中最險之礁石，故有“瞿塘天險”之稱。為降伏天險之患，無名氏《淫預》詩用最通俗、最簡約、最好記的詩句警示行船者：當水漲季節，灩澦堆變小，即大如馬，江水湍急，行船如離弦之箭，若有不慎，會觸於礁上，船破人亡，故瞿塘不可下。在灩澦堆露出水麵大如象，舟船可順水而下，上水船隻由於屹水淺，瞿塘不可上。
灩澦堆與行船的關係，又經過不斷總結，到南朝時還有：
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
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
灩澦大如龜，瞿塘不可窺；
灩澦大如龞，瞿塘舟行絕。
以上詩句中的如牛、如襆、如龜、如龞是指瞿塘水位上漲時灩澦堆露出水麵之大小，越小說明水勢上漲越猛，行船就更加危險，到大如龞時，就絕對不能通航了。
灩澦堆已於1959年整治川江航道時被炸毀，天下之至險，從此變成坦途。
晉·無名氏《三峽謠》詩。清·沈德潛選：《古詩源》卷9，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18頁。
朝見黃牛，暮見黃牛；
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水經注》曰：“峽中有灘，名曰黃牛，岩石既高，江湍迂回，雖途經信宿，猶望見之，故行者謠雲。”
黃牛灘位於西陵峽南岸，有一高山遠望似一黑人牽著一條牛，神態逼真，而山下多迂回曲折的亂石，水淺灘險，故名黃牛灘。謠中的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即說明溯江而上行船之緩慢與艱辛，同時也警示行船者應格外謹慎，這說明雖然三峽行舟難，但仍是不斷而頻繁地在通航。
南朝時“三峽七百裏……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酈道元：《水經注》，巴蜀書社1985年版，第523頁。有以上行船之經驗或警示，不可否認它對東晉建康都城秦淮河上停泊的四川大小船隻的航運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通過以上詩篇，帶給我們的信息是：兩晉南北朝時，目前雖未發現改造水患的記載，但三峽人適應自然、馴服自然的能力是超強的，即使是萬分的困危險阻，仍是前仆後繼，頻繁地航行於峽中。
這時瓷器的商貿路線大約有三條主線：
一是長江中下遊瓷器從汴渠、漢水到渭水而後經川陝的金牛道至成都尋岷江而下入長江至三峽，但這條路線僅在兩晉時使用，至南北朝時則因南北對峙，交通梗阻而間斷。
二是從中下遊至江陵再由宜昌直入三峽達長江上遊，從三峽出土瓷器數量之多，分布之廣來看，這條線路當是主要貿易線。
三是從成都沿岷江而下出長江到三峽及長江中下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