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重慶氣溫在40℃上下,酷暑難當,我應摯友葛季芳之邀,第二次來到我年青時代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雲南昆明,昆明真是名副其實的春城,氣溫在20℃左右。第一次是1984年元月赴昆明參加中國銅鼓學術研討會,並專程至玉溪調查玉溪窯。我曾在昆明工作三年(1954—1957年),在三年的文物考古工作中,最讓我難忘和倍感幸運的是1956年孫太初先生與我共同主持發掘晉寧石寨山滇王墓群時,我有幸第一個親手觸摸到距今2100年前漢武帝賜予西南夷“滇王”之純金蛇鈕篆書“滇王之印”,這一驚人的發現,導向了我終生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艱辛快樂生涯。與此同時,使我更加熱愛雲南,留戀雲南。特別是讀了葛季芳的《雲南古代陶瓷》一書,更催生我再次至雲南調查古窯址,由於建水窯從未去過,到達昆明後,在葛季芳的關照下,先從昆明轉至中國的“錫都”個舊市,這裏離建水隻一個小時的汽車路,在紅河自治州文管所餘雲生所長的支持下,於8月22日包專車至建水,整個調查與揀選標本的過程,均得到老同學董壽華與其女樊琦的鼎力幫助,共揀選標本300餘件,為感謝各方誠摯的支持,為讓建水窯的光輝再展於世,現簡記、探討如下。
(一)調查紀實
建水窯在縣誌上已有記載:“建水窯在建水縣北麵約一公裏處的碗窯村,即今土陶廠的周鄰,至今還能看得到當年燒造瓷器的龍窯痕跡,堆積層兩米左右”。
我們調查的地方,就是碗窯村,即現今瓷廠附近半裏路之域的堆積,察看發現,在堆積層中未見煤渣共存,當為木柴作燃料。堆積中的包含物全是碎瓷片、窯具、泥土。在殘瓷件中有青釉瓷、青花瓷兩大類。窯具有極少的筒形匣,最多的是墊圈、墊餅和墊珠。此外我們還拾到一個特別的碗形火照,青釉器與青花瓷在堆積中多是混雜共存。同時,還有青釉器與青花瓷同時粘連疊燒的殘件。主要器形有碟、杯、碗、盤、缽等,未見其他陳設器。在此僅將采選標本分青釉瓷、青花瓷簡介於後:
1.青釉瓷
共揀選標本60餘件,器形有碟、杯、碗、盤、缽等。釉色有青綠、青黃兩大類,同時亦有少量的醬黑釉,但以青綠為主,一般多有細碎的片紋。裏外滿釉,外底無釉,器上不飾白色化妝土,但於器底施鐵醬色護胎汁,上釉粗疏,外圈足附近多有漏釉,有的圈足亦有釉,稍不注意還以為是裹足釉。胎灰白略細致密,圈足挖底有的還能見到厚薄不均的刀痕。小件器物有餅足,稍大者多圈足。碗的內外腹皆為刻畫花,內底以模印團花紋為飾,此外,有的碗的外底還印有不很規範的麥粒團花紋。從碗盤的煙熏情況看,其裝燒工藝多為明火疊燒,最底用環形墊餅墊燒,碗與碗之間以長條形或圓形墊珠托燒,除最上的碗、盤無支燒疤痕外,一般多有3—7個支燒痕,這些均是不可忽視的主要特點。
(1)碟
平唇,口微斂,斜腹壁,餅足,底有明晰的割線旋紋。釉色青黃無光,內滿釉,外下腹足底無釉,胎灰白。高2.2厘米,口徑7.4厘米,足徑3.8厘米。
(2)杯
①敞口,斜腹壁,餅足。釉色青綠泛灰且厚薄不均勻,內滿釉,外下腹及圈足有漏釉,外底無釉,底見割線旋紋,胎灰白。高3.5厘米,口徑5厘米,足徑2.7厘米。
②斂口,圓腹壁,圈足底有雞心凸起。釉色青黃,僅外底無釉,外圈足有漏釉,胎灰白。高4.5厘米、口徑7.6厘米、足徑3.5厘米。
(3)碗
①敞口,斜腹壁,圈足。釉色青綠明潔,僅外底無釉,胎灰白,做工較細。高5厘米、口徑11.6厘米、足徑5厘米。
②圓唇,斂口,圓腹,圈足,外圈足旋削內收,有雞心凸起。釉色青綠光亮,有小片紋,外底無釉,外圈足有漏釉,底上醬黑色護胎汁。內底下凹呈一凹弦紋,內腹劃三折枝花,內外口沿下作二凹弦紋,外腹通身刻畫寬深的菊瓣紋,粘連有二粒墊珠。高6厘米、口徑6.4厘米、足徑4.7厘米。
③方唇,敞口,圈足。斜腹壁,釉色青綠瑩澤,僅外圈足有漏釉,外底無釉。圈足大部分有釉,似裹足釉,胎灰白。內底有支燒疤痕五個,腹之內外刻畫雙線曲形蓮瓣紋,線條起落旋轉嫻熟練達,刻畫積釉呈深綠色,深淡相映,紋飾更顯得美雅。內底下凹,模印同心圓凸弦紋二圈與兩圈聯珠紋組合的團花紋,凸於碗中央,外底印有不規則的麥粒團花紋,內底無支燒疤痕,如無不認真觀看還以為是龍泉窯產品。高7厘米、口徑14.8厘米、足徑5.8厘米。
④尖圓唇,斂口,斜弧壁,圈足,挖足不平整,內底下凹,中印寶相花,內口沿下作二凹弦紋,內外腹壁飾雙線曲瓣蓮花紋,劃線流暢,疏密有致。釉色青綠有片紋,圈足有漏釉,外底模印有不規則的麥粒團花紋,且飾有醬黑色護胎汁。高6.5厘米、口徑13厘米、足徑5.6厘米。
⑤尖圓唇,斂口,圓弧壁,圈足,挖足不平。釉色青綠有片紋,足有漏釉,外底無釉,胎灰白。內沿下作一凸弦紋,內底下凹,中印雙層菊花紋,外沿下飾一凹弦紋,腹壁刻畫寬線條紋。高6.6厘米、口徑13.4厘米、足徑4.6厘米。
(4)盤
①小盤。圓唇,斂口,淺圓弧壁,圈足。因火候不均,一半青黃明亮,一半泛黃白乳濁、無光,胎灰細膩。外底無釉,飾醬紅色護胎汁。內底下凹,有五支燒疤痕,內口沿下以二凹弦紋作邊欄,欄下劃單線曲瓣蓮花紋,底刻工整均勻的雙重五瓣寶相花,花心印菊花團花紋,構成一朵綻開的寶相花,紋飾新穎飽滿,是建水窯青瓷刻畫模印結合的最佳紋飾。外腹亦劃肥碩的桃尖蓮瓣紋,線條清晰流暢、柔美、若不是火焰的毀傷,定是一件瓣蓮花紋優美,造型端莊的上乘之作。高3.8厘米、口徑12厘米、足徑5.4厘米。
②中盤。薄唇,敞口,斜淺弧壁,圈足,醬褐釉,外底無釉,內壁刻畫蓮瓣紋,底印傘狀石榴花葉紋。外腹無紋,內底有7個支燒疤痕,外底挖足粗疏,厚薄不勻。這類盤型還有內醬色釉、外壁青釉器。高4.2厘米、口徑19厘米、足徑8厘米。
③花口唇。寬折沿,敞口,淺弧壁,圈足,挖足不勻,有高低的刀痕。內底下凹,中印桃形花葉紋,腹壁刻蓮花紋,沿上再劃仰蓮紋,刻畫模印紋,布滿盤體。釉青綠,積釉處呈深綠色,胎細白,內底有2支燒疤痕。此盤從紋飾到造型多與龍泉窯明代盤相似,若以殘片視之,當以為是龍泉窯產品。高5厘米、口徑32.3厘米、足徑6.7厘米。
(5)缽
殘不能複原,胎灰白,內壁篦劃深刻的齒線紋,可磨製食料,外壁平整施青綠釉,下腹無釉。底徑7厘米。
(6)碗形火照
碗上腹殘缺,斷而胎細灰白,中有一橢圓孔,內外釉色青綠明淨,外底無釉。足徑5.2厘米。此器初看以為是殘器被摔破之孔,可仔細視之,卻是人為的穿孔,當是器上釉後,坯體還未全幹時人為有意挖的孔,才會呈下塌彎曲狀,如是燒好後摔破之孔,絕對是平破直碎,不會產生下塌彎曲狀。這個穿孔應是人為之作,是用以觀測窯溫的“火照”。在耀州窯金代窯具中,亦有以此類青瓷碗底作“火照”耀州窯博物館、陝西考古研究所、銅川市考古研究所編:《立地坡·上店耀州窯址》,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頁。
此外,還有青釉劃花紋器,不能複原的蓮花、折枝花與其他紋飾器。
2.青花瓷
共采集標本236件,器形有碗、盤,能複原繪示意圖的僅碗類。建水窯青花瓶與玉溪窯青花瓷均是在青釉下繪畫鈷藍色紋飾中國矽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頁。曾凡著:《福建陶瓷考古概論》,第61頁。而景德鎮、廣東、福建等地青花瓷是在青白釉下或白釉下繪鈷藍彩紋飾,這是建水窯與玉溪窯青花瓷的特殊風采。從所采集的標本紋飾看,建水窯青花既有與景德鎮青花紋相似之處,也更有其地方色彩。現僅將碗的形式與紋飾論述如次:
(1)小碗
①方唇,敞口,斜直壁,下腹足刮削一刀呈平肩,圈足。釉色青綠中泛藍,僅外底無釉,胎灰白。內壁上下各繪一雙圈紋,內底書一“毛”字。外口沿點飾疏密不等的點彩。其藍彩略顯黃綠色,內有支燒疤痕四個。高4厘米、口徑13厘米、足徑6厘米。
②尖圓唇,口微斂,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綠泛藍,僅外底無釉,胎灰白。外壁繪龜背紋與仰蓮瓣紋,內壁上下各繪一單圈作邊欄,欄內繪對稱二蕉葉紋與尖葉狀紋,其間以不封口或封口的圓圈紋相配飾,底繪兩朵盛開的折枝梅。這龜背紋與蕉葉紋在景德鎮明代民窯、官窯青花中皆有馮小琦、陳潤民編著:《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頁。整個小碗的青花紋簡雅,有似國畫中的水墨畫的藝術效果。高5厘米、口徑10厘米、足徑4.8厘米。
③尖圓唇,斜弧壁,圈足。僅外底無釉,釉色青綠泛藍,胎灰白。內口沿繪雙圈紋,底作藍地現白色菊花紋。這種內底作藍地現白菊花紋碗,在景德鎮民窯青花碗也有所見穆青、湯偉建:《明代民窯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頁。外口沿作菱形線飾圓點紋圖案邊飾,腹上繪稀疏的菊瓣紋。高5.5厘米、口徑13厘米、足徑5.5厘米。
(2)中碗
①尖圓唇,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綠泛藍,釉麵呈橘皮狀,外底無釉,胎黃白,飾鐵黑色護胎汁,內底五支燒疤痕。內口沿及底各一組雙圈紋,中繪菊花紋,此菊花紋與上碗菊花有別是藍彩花瓣,並非白色花瓣,外壁與上。
③小碗同。高6.2厘米、口徑14厘米、足徑6.2厘米。
②尖圓唇,口微斂,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綠泛藍,胎灰白,外底無釉,內底有五支燒疤痕。內沿下繪菱形線圓點幾何紋,底繪折枝花。外壁以三圓弧菱形開光紋布滿外壁,開光內填繪折枝花,紋飾飽滿,構圖新穎。高6厘米、口徑14厘米、足徑6厘米。
③尖圓唇,敞口,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綠泛藍,外底無釉,胎灰白。內口沿作長條形回紋,底繪單圈與折枝花,外壁下腹是變形仰蓮瓣紋,上腹作串枝卷草紋。內有五支燒痕。高6.4厘米、口徑14.5厘米、足徑6厘米。
④尖圓唇,斜弧壁,圈足。釉色青綠泛藍,外底無釉,胎灰白,飾有鐵黑色護胎汁。內口沿作方形棱花幾何紋,底為折枝花。外壁上腹繪龜背紋,下作變形仰蓮紋,色彩暈散不清,但別有情趣。高6.7厘米、口徑13.2厘米、足徑6厘米。
筆者采集青花紋飾除以上所述外,還有較多的十字寶杵紋、把花紋、折枝菊花紋、折枝鬆葉紋、纏枝花紋與其他紋飾等。
關於青花瓷的製作與裝燒工藝,是和青釉瓷相同的,皆上釉粗疏,下腹足常有漏釉,挖底不平,有的底亦作護胎醬色汁。但特值得說明的是,青花瓷雖是青釉下繪畫鈷藍青花,可其釉料與青釉瓷有別,青釉瓷的釉多泛黃,並不泛藍,而青花青釉是普遍的青白中泛藍的青白釉,因原料與配方不一致,達不到其效果,即為青綠釉中泛藍,成為建水窯青花瓷的獨特風格,其裝燒方法亦與青釉瓷相同,采集中所得到的青釉瓷與青花瓷重疊粘連件可以為證,而且還是同一窯爐同時燒造。
這次調查發現有筒形匣,盡管數量極少,可也說明已有使用匣缽裝燒工藝了。
(二)收獲與探討
從已公布的建水窯調查報告與有關論著看,未見建水窯有火照(即火標)測溫的實物報道,這次所得的碗底形火照,證實了建水窯與玉溪窯一樣,都已使用較簡便、較科學的“火照”測試窯爐火候檢驗燒製品了。通過采集的青花與青瓷疊燒的粘連件可以想見建水窯的青瓷與青花不僅裝燒工藝相同,而且還有混合同窯同時燒造。在整理繪圖中,建水窯瓷器有的於碗底加飾了醬紅或醬黑色護胎汁,並在青瓷的碗底打印麥粒狀的不規則的團菊紋,這也是一個新發現,這紋飾是代表作者的印記,還是代表窯場主的商標,是值得思考的。建水窯青花與景德鎮青花紋飾相同較多,但其製作工藝遠不如景德鎮青花,景德鎮青花是青白釉或白釉下繪製鈷藍彩,泛色鮮豔,或淡藍、深藍,光澤感極強,建水窯青花是在青綠釉下繪鈷藍彩,泛色藍黑,或藍灰,透光度較差。值得注意的是,建水窯青釉青花的釉,又有別於青瓷青釉的釉料,青瓷青釉多泛黃,而青花青釉是青裏泛藍,這應是建水窯青花的主要的突出特點。此外,建水窯的青瓷與青花,與我20多年前調查玉溪窯所采集的青瓷、青花標本,無論是製作與裝燒工藝,還是釉色與紋飾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建水窯青瓷的杯、碟多實心餅足,素麵無紋。碗心印有不同圈點的菊花紋,菱花口寬折沿淺腹盤中印石榴紋、折枝花等。青花中的折枝花紋、十字寶杵紋、菱形弧線開光紋,碗內沿飾長形幾何回紋等,不僅與玉溪窯相同,還好似出於一人之手,若不標明產地,兩窯產品放置一起,很難區分哪是玉溪窯,哪是建水窯。故筆者讚同葛季芳先生之高見,為便於研究,應把建水窯歸入玉溪窯係,或歸入雲南青花體係。葛季芳:《雲南建水窯的調查和分析》,載《考古》1987年第1期,第74頁。
這次采集的建水窯青花碗的青花紋飾,主要有折枝花紋、菱形弧線開光紋、十字寶杵紋、蕉葉紋、龜背紋、菊花紋、折枝鬆葉紋、卷草紋及其他紋飾等,此外還有幾何圖案的菱形、回紋圖案、變形蓮瓣紋等。這些紋飾,主要是以景德鎮青花為母體構圖,有的學得逼真,有的略加刪減,或加以創新,既有地方特色,亦有與景德鎮青花一脈相承之處。如筆者2004年春,曾在三峽考古工地的奉節永安城遺址中,見到一些景德鎮民窯青花早期殘件,其中一件即內底繪折枝花,外底無釉,有跳刀痕,圈足內收,足牆呈三角狀,釉色青白泛藍,有細小開片,足露胎,邊沿有火石紅。這種造型的圈足與製作工藝當為永樂時之民窯青花。在建水窯的青花中有大量仿繪,但有所刪減,景德鎮青花紋飾是主幹分三枝一花盛開,旁以十三葉紋環繞,建水窯則把主幹去掉,以三枝一花的七葉對稱組合,內沿配飾菱方形點飾圓點紋,或幾何回紋,這些邊飾和碗心花紋與景德鎮永樂民窯青花極為相似。葛季芳:《雲南建水窯的調查和分析》,載《考古》1987年第1期,第104頁、第105頁。同時,建水窯還將這類折枝花,加繪菱形弧線開光,開光內填繪折枝花紋組成二方連續飾於碗的外壁,或下腹再配變形仰蓮瓣紋,使整個畫麵既飽滿又別有意趣。可見建水窯畫師們既善於借鑒,又敢於創造,令人驚歎敬佩。又如景德鎮民窯於宣德、正統時常在罐的下腹繪飾蕉葉紋,建水窯畫師們,還將蕉葉紋與折枝花組合繪於碗內壁,外壁繪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時景德鎮青花流行的龜背紋穆青、湯偉建:《明代民窯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頁;馮小琦、陳潤民編著:《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頁。或碗中心部位又仿成化、弘治的十字寶杵紋。穆青、湯偉建:《明代民窯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頁;馮小琦、陳潤民編著:《明清青花瓷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頁。以及明晚期嘉靖時景德鎮民窯流行的團菊留白紋飾,建水窯畫師又一絲不苟仿得逼真。穆青、湯偉建:《明代民窯青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頁。這些真實的畫例與畫麵,讓人浮想聯翩……明代時建水窯的畫師們是多麽認真學習、敏於創造,他們欽羨景德鎮的青花藝術,或景德鎮畫師們向他們傳授製瓷技藝,又或在交流中相互受到啟迪,共創中華瓷器文化的和諧情景……種種情景似展現於眼前。
建水窯青瓷的造型與紋飾多承傳或效仿元明時浙江龍泉窯青瓷藝術。如建水窯青瓷碗的內外壁刻畫雙線蓮瓣紋,在元代龍泉窯中有,碗內印雙層團菊花紋,即參照龍泉窯碗內外雙層菊花紋裝飾。朱伯謙:《龍泉窯青瓷》,台灣藝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頁、第214頁。尤其建水窯菱花口盤與淺弧壁盤,與明代官窯菱花口盤、淺弧壁盤是多麽相似。葉英挺、華雨農編:《發現:大明處州龍泉官窯》,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頁、第327頁。至於盤的紋飾,當然龍泉官窯是美之極致,但建水窯卻能吸取精華,簡化加工自成特色,別有野趣。創新折枝石榴傘形團花、折枝桃紋團花印於盤的中心,立體感強,亦讓人心曠神怡,尤其在明代民窯青瓷藝苑中,百花凋謝之時還一枝獨秀興盛於世,真可謂難矣!美矣!其藝術成就與龍泉官窯相比,應當之無愧於“各領風騷”。
關於建水窯與玉溪窯的燒造時代問題,也就是雲南青花燒造時代問題,有的認為起於元代早期,至明末清初還興盛於世;有的認為起於元末明初;亦有認為建水窯還未發掘,玉溪窯發掘了材料又未公布,以上說法隻是推測,還有待考古發掘證實。馬文鬥:《玉溪窯》,文匯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頁、第32頁。持最後一種說法是很科學的看法,不過也不必太絕對化,我認為還是可以從墓葬出土物以及曆次調查所得,結合有關雲南青花的論著、曆史背景,相互比較研究,仍有益於對它的起始與興盛提出一些較科學的判斷。
筆者通過檢讀有關玉溪窯、建水窯的調查報告與有關研究論著,結合元明雲南史實,認為它的起始年代當為元代晚期,興盛於明代早期,到明末清初一直在持續燒造,其理由如下:
1.紀年墓出土的雲南青花瓷
(1)玉溪窯調查中,記有“元代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墓誌的墓中,出土有青釉青花殘盤二件,青花色黑,厚胎,造型不規正,與玉溪窯盤基本相同,支燒疤痕保留著”葛季芳、李永衡:《雲南玉溪窯調查》,載《考古》1980年第3期,第286頁。這條記載即證明至少雲南於元末,已會燒製青花瓷器。根據目前調查可知雲南燒製青花的窯場分布較廣,主要有昆明、玉溪、建水、大理、祿豐、騰衝等,這些窯均屬於雲南青花體係葛季芳:《雲南祿豐縣元代羅川窯和白龍窯》,載《考古》1990年第8期,第763頁。從各種論著中也可以看出:雲南青花時間早、持續時間長、內涵豐富的即是玉溪窯與建水窯,故這至正二十六年青花盤當為玉溪窯所產,而且在元末之前當有所燒造,因此推測玉溪窯、建水窯的始燒年代當為元晚期。
(2)在雲南祿豐火葬墓中,“宣光九年(1379年)墓誌的墓中,出有青花獅子纏枝牡丹紋罐。宣光為北元昭宗年號,宣光九年即相當於明洪武十二年。”陳泰敏、王國輝、朱琦奇:《中國古陶瓷標本·玉溪窯》,嶺南出版社2003年版。葛季芳先生介紹:在雲南祿豐的黑井石龍鎮,出土了大批元代陶器和青釉青花瓷器,並有元代和北元圓形“至正”、“宣光”年號墓誌伴出,其中有造型碩大的青花罐一百多件,為我國元明青花出土之罕見。造型莊重樸厚,青花黑色穩定,繪畫技巧嫻熟,紋飾層次繁縟,別具地方民族特色。葛季芳:《雲南祿豐縣元代羅川窯和白龍窯》,載《考古》1990年第8期,第762頁。從以上所記,元末明早期出土的青花數量之多,質地之優,紋飾之美,足以證明雲南青花或玉溪窯的興盛時期相當於元末明早期。
2.雲南青花產生的曆史背景
(1)雲南行省的建立促進了社會發展
在元以前,唐時南詔國、宋時的大理國時期,雲南處於長期的農奴主與奴隸主割據、交通阻塞、文化滯後的階段,與內地政權稱臣納貢,其關係是時戰時親,生產力低下。自忽必烈打垮大理段氏農奴主後,即於至元十二年(1276年),把雲南納入元政權管轄區,建立雲南行省。從此,雲南才正式形成行省區劃名稱,行省治所設在昆明。為鞏固行省政權,改變了過去任意搜刮和民族屠殺的政策,並代之以發展生產、初定賦稅、改善民族關係的政策。為使政治獲得穩定,建立“民屯”,對土地的開發、種植和生產的開發有很大好處,此外,元政權還在雲南首建孔廟,創廟學傳播漢文化。至元二十年(1284年),忽必烈為鞏固行省政權,建立“軍屯”,設專人管屯租,解決軍糧的供給,對行省政權的鞏固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在社會經濟方麵,禁止“沒人口為奴”、“聽民伐木貿易”、“開雲南驛路”、“馳道路之禁,通民往來”,這些舉措打擊了農奴主和奴隸主的勢力,加強了雲南與各地之間的聯係,促進了國內經濟文化的交流。漢族蠶桑法傳入雲南,使當地人“收入十倍於舊”。當時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旅行到押赤城(昆明),所見之處是“城大而名貴,工商甚眾”《雲南各族古代史略·雲南行省的建立》,雲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頁。這些記載表明昆明地區手工業與商業的繁榮,為雲南陶瓷業青花瓷的萌生奠定了基礎。
到元代中期,文宗圖鐵睦爾即位,改元天曆(1328年),1330年,為掃平雲南諸王與地方農奴主和奴隸主的叛亂與割據,他調動了四川、陝西、湖廣、江浙、河南、江西等省的人力財力,率數十萬大軍進討,1331年雲南平《雲南各族古代史略·封建割據戰爭與紅巾軍入滇》,雲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3頁。這數十萬大軍,後來多從事屯種,必然給雲南經濟帶來深遠影響。興許就是這批人,相繼定居雲南,在不斷與內地交往融合中,於元晚期催生了雲南青花的誕生。
(2)明代擴展移民屯田,促進了雲南社會經濟的繁榮
入明後,朱元璋承傳並發展了元代屯田製,《明史》記:屯田為食貨誌中一事,故民屯與軍屯相雜,其言民屯乃移民墾荒,因為是食之一事,軍屯則既不棄地利,又能使國無養兵之費,而兵有保衛地方之實。在朱元璋這種思想指導下,明政權於洪武十四年(1382年),在雲南設布政使司(相當於省政府),將雲南納入明朝中央管轄,當年為解決駐軍糧食,即開始屯田於曲靖、昆明。到洪武十七年(1385年)已做到“軍不乏食”,次年沐英建議:“雲南土地廣,而荒蕪居多,宜製屯,令軍開墾,以備儲偫。”得到朱元璋的批準與獎勵,從而把雲南軍屯推向高潮《雲南各族古代史略·軍民屯田和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雲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1頁。
雲南在開設軍屯的同時,也大力發展民屯和商屯,據《明史》記載,明代在雲南的昭通、曲靖、昆明、玉溪、紅河、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等地,都曾先後實行過軍屯、商屯。商屯中除本地的地主兼商人外,更多的是客商。當時來雲南屯田的漢族勞動人民估計有四五十萬之多,這樣一批先進的漢族勞動人民從事屯種生產,必然會大大加快雲南的經濟文化迅速地發展。據雲南地方誌與《天工開物》的記載,這時雲南腹地的工農業生產技術已基本上達到了全國的水平《雲南各族古代史略·軍民屯田和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雲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頁。在陶瓷手工業方麵,據華寧縣清鹹豐立《重修慈雲寺碑》載,“大明洪武年間,有車姓者的江西景德鎮人辦廠於此,為生活之計,因親及親,因友及友,接踵遂萃處焉”;在建水窯群中有以籍貫命名的“湖廣窯”葛季芳:《雲南青釉印花青花》,載《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0期,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頁。這些史實,充分說明明洪武時期陶瓷手工業已有了巨大發展,同時也證明雲南青花受到景德鎮的直接影響,雲南青花或玉溪窯極盛於明早期。結合調查建水窯所得之標本,到明末清初仍盛燒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