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略論元初首選景德鎮設“浮梁瓷局”
元代（1279—1368年），雖然隻有近90年的曆史，但對中國瓷業的發展，則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功績。據《元史·百官·將作院》載，在宋元戰爭後期、元朝還未統一中國的前一年（1278年）即至元十五年，元朝統治者便在景德鎮設立“浮梁瓷局”，專管窯務的官署機構，這對元代景德鎮和全國陶瓷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根據考古調查，河南、河北、山西、陝西、四川、雲南、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省都有元代瓷窯，但由於各種條件的影響，到元代中後期日漸衰退，唯南方浙江的龍泉窯青瓷、江西景德鎮的青白瓷獨盛不衰，而景德鎮窯一躍成為元代瓷業生產水準的代表。它以燒青白瓷著稱，同時也燒造白瓷、黑瓷，在青白瓷的基礎上有卵白釉的“樞府瓷”、青花、釉裏紅、紅釉、藍釉以及孔雀綠等瓷器，特別是高溫燒的青花瓷及顏色釉瓷的燒製成功，在中國陶瓷史上開辟了新紀元，為明代瓷都景德鎮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元代景德鎮燒製的青白瓷和卵色釉的“樞府”窯瓷及青花瓷遠銷到全國各地及海外市場。國內市場遍及吉林、遼寧、內蒙古、河北、北京、河南、山東、山西、浙江、安徽、廣東、廣西、江蘇、上海、重慶、四川等地；海外市場遍及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朝鮮；中東的伊朗；東非的埃及和南非的坦桑利亞[日]三上次男著，李錫金，高喜美譯：《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博得國內外人民的喜愛。
以上輝煌成就的取得是由於元世祖於景德鎮設浮梁瓷局專管窯務所獲得的豐碩成果。還未統一全國以前，元朝統治者便忙於設浮梁瓷局掌燒瓷器，原因何在？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據劉新園先生研究，“若從當時的名窯情況來看，景德鎮窯的產品雖然潔白雅致，遠遠勝過於同時代生產白瓷的北方諸窯，但在製作與影響上，卻不如龍泉窯，這是因為龍泉窯色澤之精美，即便是用現代科技手段，也難以使它再現。遠銷東非、西亞的產品，也比景德鎮多得多，按常理推測，元王朝應在首屈一指的龍泉窯設立瓷局，可為什麽出人意料地選擇了景德鎮……我以為其主要原因是蒙古皇帝對景德鎮燒造的‘潔白不疵’的瓷器有著某種特殊的愛好。”“蒙古‘國俗尚白，以白為吉’，如中統三年（1264年）安南王向蒙古入貢的瓷器，即有白瓷盞；至元七年（1270年）於大明殿禦座上置白瓷傘蓋，謂鎮邪魔護安國刹；以及興聖殿、延華閣等覆以白瓷琉璃瓦；又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設立‘大都四窯場’，營造素白琉璃瓦；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於大都建喇嘛塔，塔身潔白，至今仍稱‘白塔’。同時，在景德鎮或元大都出土的成千上萬的被元代軍事機關使用的即有‘樞府’銘文的瓷器幾乎全是白色等等。盡管龍泉窯青瓷影響巨大，但元王朝出於‘國俗尚白，以白為吉’的需要，還是要舍棄它，而把全國唯一的一個瓷局設置於生產白瓷著名的浮梁”劉新園：《元代窯事小考（一）》，載《景德鎮陶瓷學院學報》1981年第二卷一期。筆者認為劉先生之看法頗有根據，論證亦詳實。但熊寥先生卻不甚讚同其說，他提出：“盡管蒙古族人執政的元朝，‘以白為吉’，但隻是在隆重的場合才崇尚白色，佩飾白布，在生活用具的色澤選擇上沒有追求白色的跡象，元大都出土的各種名窯瓷器，數量較多的並不是景德鎮白瓷，而是磁州窯的黑褐花瓷等等，表明元朝‘國俗尚白’之風，並沒有導致元代統治者對景德鎮白瓷的偏愛和嗜好”。熊寥先生認為是天時地利所致，他認為“在宋元交替之際，由於蒙古軍隊的野蠻衝擊，使中國的瓷業生產布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蒙古軍隊在征服金和南宋戰爭中，實行‘拔城必屠’的政策，許多地區和城池遭到血洗，如‘揚州至中原七百裏無人煙’，‘關中地區八州十二縣焚斬之餘戶不滿萬’。在連年兵火戰亂之中，定窯遭到摧殘，官窯亦毀，工匠失散；龍泉窯亦難免不受摧殘；吉州永新縣又遭到‘屠城’；由於景德鎮地處偏僻的皖贛山區，交通閉塞，非兵家必爭之地，所以當國內各大名窯在戰火摧殘中呻吟、喘息的時候，唯景德鎮在戰爭夾縫中安然無恙地度過，人口增加，不僅未遭到戰禍的侵擾，相反，倒成為收納各地名工巧匠和大批廉價勞動力的聚集地，這勢必促進景德鎮瓷業生產的繁榮與進步。故忽必烈於至元十五年即統一全國之前一年（1278年），既不在‘影響巨大’的龍泉窯所在浙東地區和吉州窯所在的永和鎮，也不在元朝都城附近的定窯設置瓷局，而選擇景德鎮窯場，就成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熊寥：《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元代窯業與浮梁瓷局》，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
以上兩種立論，筆者認為均持之有據，言之有理。但我認為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與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漢法”治國，重視儒家“貴玉思想”密不可分。
（一）元朝以“漢法”治國的具體表征
當蒙古軍進軍中原時，所經地方，無不燒殺搶掠，從而使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社會民族矛盾尖銳，反抗情緒日益高漲，蒙古統治者在實踐過程中逐步認識到，與其激起人民的反抗，不如采用中原的統治方法，從而可獲得源源不斷的種種財富，保證其軍隊的供給，鞏固其統治。因此，成吉思汗時就已發布了“耕田者出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至元太宗窩闊台時，即按中原舊有的製度設置若幹行政機構，並對賦稅作了調整，采取興修水利、調撥耕牛農具、獎勵農業生產等措施，這些就是當時所說的采用“漢法”治國。中國史稿編寫組：《中國史稿》第五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頁。蒙古族在采用“漢法”治國的過程中，契丹族後裔，曾在金朝任官職的耶律楚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建議“定造作、榷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郝經：《郝文忠公集》卷32《立政議》。蒙哥汗即位後，任忽必烈管理“漠南漢地軍國庶士”《元史·世祖紀一》卷4，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於中統元年（1206年）登上汗位，他親信的漢人士大夫劉秉忠、王文統、許衡、郝經等人，均提出治國必須采用“漢法”。如許衡說：“國朝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必須用漢法，乃可長久《元史·許衡傳》卷185，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忽必烈在即位詔中承認立國以來“武功迭興，文治多缺”；立即建元中統，並設置中書省等機構，以表示采用“漢法”、實行改革的決心。劉秉忠和王文統在忽必烈實施改革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元代許多典章製度“皆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大都、上都皆由他一手設計《元史·劉秉忠傳》卷157，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文統亦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首擢文統為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並有“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為多雲”《元史·王文統傳》卷206，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忽必烈為了進一步控製全國，實行“法治”，把政治中心由開平（今內蒙古大正藍旗東）南移到燕京，至元元年改燕京為中都（今河北省張北縣饅頭營鄉白城子村西南），至元八年（1271年），又效仿中原曆代封建皇朝製度，建國號大元《元史·世祖紀四》卷7，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至元九年改中都為大都（今北京）。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在發給南宋降臣高達的詔書中說：“昔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嚐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戰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與誰居？今欲得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人未之知也。爾熟知其事，宜加勉旃！”《元史·世祖紀五》卷8，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這詔書，表明忽必烈承認早期之戰，是掠奪財富，到以“取其土地人民”時，就必須招賢納士，重用有才之人，以“漢法”為治國根本。
忽必烈在即位以前，蒙古政權機構：“隨事創立，未有定製”《國朝文類》卷40，《經世大典序錄·管製》。即位後，采用故老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他沿襲宋、金製度，在中央設立中書省，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總理一切行政事務；設樞密院掌管軍事《國朝文類》卷40，《經世大典序錄·管製》。設禦史台司監察。還說：中書省是我的左手，樞密院是我的右手，禦史台是我用來醫治兩手的葉子奇《草木子》卷3下《雜製篇》。此外，還設立了各種管理具體事務的機構，如通政院管驛站，將作院管工匠，大司農則專管“勸課農桑”等等。
在思想文化領域，蒙古族統治者也注意吸取曆代封建統治者的經驗，忽必烈對孔孟之道的作用有深刻的認識，他推尊孔子，提倡理學，給儒戶以免役的特權，在中央設立國子監，教授蒙古族子弟，第一任國子監祭酒就是北方理學家許衡。與此同時，還在各路、府、州、縣分別成立儒學，還把《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帝範》、《大學衍義》等書全譯或節譯成蒙文，供蒙古貴族子弟學習，忽必烈之後裔還更重視儒家作用，並明文公示：“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並尊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對程朱理學也很推崇，規定科舉考試，用“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注釋為主”。在元統治者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學在元代成了思想界的正統。
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並包的政策，是成吉思汗以來蒙古統治者一貫奉行的政策，到忽必烈時，這一政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佛道受到政府保護，享有各種特權：不納稅，不應差役。此外，還設置了管理宗教的專門機構，各種宗教在政治、經濟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佛教地位最高，道教次之。而在佛道各派勢力中最大的則是從吐蕃傳入的喇嘛教，其領袖自八思巴起，相繼被元世祖忽必烈尊奉為帝師，從皇帝、皇後到一般貴族，都要從帝師受戒，並命八思巴製創了蒙古新字，於至元六年（1269年），頒布全國，成為蒙古官方文字。
以上事例，都是蒙古族統治者從政權組織到思想文化意識采用“漢法”，沿襲宋、金體製治國的具體表征。
（二）儒家“貴玉崇玉”之驅駛
對玉的崇尚，曆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後的各類文化：燕山南北的紅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海岱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長江上遊的三星堆古代文明等都顯示出先民對玉的神化與崇拜。夏、商、周以來，又以玉為貨幣；以玉為禮器，賦予玉以道德化、人格化的力量。春秋時的孔子說：“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玉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野，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章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雲：言念君子，溫其玉，故君子貴也”。據此，孔子以為玉有仁、智、義、禮、樂、忠、信、天、地、德、道等十一德。從“夫昔者”而知，在孔子之前的西周已把君子比德於玉。戰國時《荀子·法行》“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西漢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玉藻》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記：“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之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簡而言之，即：仁、義、智、勇、潔等五德。由於玉有十一德、五德，中國曆代文人與廣大庶民百姓也以玉德警勵自身，以玉德作為立朝為官、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
由於玉是君子的化身，具有各種美德，廣泛受到社會各個層麵的珍寵：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布衣百姓，無不崇玉、愛玉，期待擁有玉，可是由於玉器受到材質的局限，不能大量供給，於是仿玉的殊榮，就責無旁貸地落在製瓷工匠師們身上。
瓷器，自商代原始青瓷產生起，優者就具有胎白、細青綠的釉麵，東漢燒製出的成熟青瓷，瓷質光澤，透光度好，“釉麵淡雅清澈，有如一池清水”《朱伯謙論文集·瓷器的出現》，紫荊城出版社1990年版。已粗具玉的色澤。經過艱苦的礪練，到唐代完全具有玉的效果。
詩聖杜甫有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
顧況《茶賦》：“越泥如玉之甌”。
陸羽《茶經》：“邢瓷類銀，越瓷類玉”。
唐時景德鎮製瓷狀況，藍甫《景德鎮陶錄記》言
“陶窯，唐初器也，土唯白壤，體稍薄，色素潤……唐武德中（618—626年）鎮民陶玉者載瓷入關中，稱為假玉器，且貢於朝，於是昌南鎮（今景德鎮）瓷名天下。”
“霍窯，窯瓷色亦素，土墡膩，質薄，佳者瑩縝如玉……邑誌載唐武德四年（621年）詔新平民霍仲初等製器進禦。”
以上記載，不僅說明唐初的景德鎮陶窯、霍窯所產瓷器土質細膩，燒造精進，俱有“假玉”、“如玉”的美名，還負有供禦之重任，從此昌南鎮（今景德鎮）瓷名天下。
宋時的瓷業發展，《景德鎮陶錄》記：
“宋景德年間（1004—1007年），燒造土白壤，質薄膩，色滋潤，真宗命進禦瓷，底書景德鎮製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當時則效著行海內，於是天下鹹稱景德鎮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
南宋時蔣祈《陶記》記：
“景德鎮陶，昔三百餘座，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鬻於他所，皆有‘饒玉’之稱”。
北宋時由於宋真宗對昌南鎮光致茂美的青白瓷之珍寵，把昌南鎮命名為“景德鎮”，與宋真宗年號同名，這無疑對景德鎮瓷器之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故到南宋時蔣祈於端平元年（1214—1234年）作《陶記》以前，陶窯已是三百餘座，所造之器，潔白不疵，銷售於市，皆有“饒玉”之稱。
由於唐宋時景德鎮的青白瓷，已榮獲“假玉”、“如玉”、“饒玉”之“聖名”，景德鎮青白瓷便揚名天下，其他各窯皆仿效。這種似玉的青白瓷，在唐代還未有發現，但不能因暫時未發現就給以否定，在目前已發現有五代製品自1981年以來，筆者不下八次去景德鎮考察，均得到劉新園先生、歐陽世彬先生的支持指導，曾拾得五代疊燒青白瓷盤、碗殘件。到兩宋時為鼎盛時期。已故的中外聞名的陶瓷學家馮先銘先生說：“宋代景德鎮青白瓷的釉色及光潤的質感，論色論質確實如玉”馮先銘：《綜論我國宋元時期“青白瓷”從“假玉”到“青白瓷”》，載《中國古陶瓷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蒙古統治者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以“漢法”治國，效發儒家“貴玉思想”；蒙古族“國俗尚白，以白為吉”的國風；因宋蒙戰爭與政治經濟重心南移；景德鎮有雲集南北名工巧匠和自身資源豐富的優厚條件；龍泉窯已有“梅子青”、“粉青”精美的青瓷影響巨大，有似玉之美，但它偏青，不如景德鎮青白瓷青中泛白，白中閃青，被人稱為白瓷。由於有了這些因素，元統治者才選景德鎮設立“浮梁瓷局”。景德鎮“元代青白瓷碗有印‘玉出菎山’和‘玉出菎岡’字銘”馮先銘主編：《中國陶瓷·宋代江南地區陶瓷概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表明青白瓷是仿玉器而作。“浮梁瓷局”的設立，大大推動了全國瓷業的發展，迎來了景德鎮瓷業的空前繁榮，最後使景德鎮成為全國瓷業的中心、世界瓷文化的“聖地”。這充分說明了元初在景德鎮設立唯一掌管瓷業生產的“浮梁瓷局”，是既符合國情又具有前瞻性的英明抉擇。
根據考古調查，河南、河北、山西、陝西、四川、雲南、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省都有元代瓷窯，但由於各種條件的影響，到元代中後期日漸衰退，唯南方浙江的龍泉窯青瓷、江西景德鎮的青白瓷獨盛不衰，而景德鎮窯一躍成為元代瓷業生產水準的代表。它以燒青白瓷著稱，同時也燒造白瓷、黑瓷，在青白瓷的基礎上有卵白釉的“樞府瓷”、青花、釉裏紅、紅釉、藍釉以及孔雀綠等瓷器，特別是高溫燒的青花瓷及顏色釉瓷的燒製成功，在中國陶瓷史上開辟了新紀元，為明代瓷都景德鎮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元代景德鎮燒製的青白瓷和卵色釉的“樞府”窯瓷及青花瓷遠銷到全國各地及海外市場。國內市場遍及吉林、遼寧、內蒙古、河北、北京、河南、山東、山西、浙江、安徽、廣東、廣西、江蘇、上海、重慶、四川等地；海外市場遍及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朝鮮；中東的伊朗；東非的埃及和南非的坦桑利亞[日]三上次男著，李錫金，高喜美譯：《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博得國內外人民的喜愛。
以上輝煌成就的取得是由於元世祖於景德鎮設浮梁瓷局專管窯務所獲得的豐碩成果。還未統一全國以前，元朝統治者便忙於設浮梁瓷局掌燒瓷器，原因何在？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據劉新園先生研究，“若從當時的名窯情況來看，景德鎮窯的產品雖然潔白雅致，遠遠勝過於同時代生產白瓷的北方諸窯，但在製作與影響上，卻不如龍泉窯，這是因為龍泉窯色澤之精美，即便是用現代科技手段，也難以使它再現。遠銷東非、西亞的產品，也比景德鎮多得多，按常理推測，元王朝應在首屈一指的龍泉窯設立瓷局，可為什麽出人意料地選擇了景德鎮……我以為其主要原因是蒙古皇帝對景德鎮燒造的‘潔白不疵’的瓷器有著某種特殊的愛好。”“蒙古‘國俗尚白，以白為吉’，如中統三年（1264年）安南王向蒙古入貢的瓷器，即有白瓷盞；至元七年（1270年）於大明殿禦座上置白瓷傘蓋，謂鎮邪魔護安國刹；以及興聖殿、延華閣等覆以白瓷琉璃瓦；又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設立‘大都四窯場’，營造素白琉璃瓦；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於大都建喇嘛塔，塔身潔白，至今仍稱‘白塔’。同時，在景德鎮或元大都出土的成千上萬的被元代軍事機關使用的即有‘樞府’銘文的瓷器幾乎全是白色等等。盡管龍泉窯青瓷影響巨大，但元王朝出於‘國俗尚白，以白為吉’的需要，還是要舍棄它，而把全國唯一的一個瓷局設置於生產白瓷著名的浮梁”劉新園：《元代窯事小考（一）》，載《景德鎮陶瓷學院學報》1981年第二卷一期。筆者認為劉先生之看法頗有根據，論證亦詳實。但熊寥先生卻不甚讚同其說，他提出：“盡管蒙古族人執政的元朝，‘以白為吉’，但隻是在隆重的場合才崇尚白色，佩飾白布，在生活用具的色澤選擇上沒有追求白色的跡象，元大都出土的各種名窯瓷器，數量較多的並不是景德鎮白瓷，而是磁州窯的黑褐花瓷等等，表明元朝‘國俗尚白’之風，並沒有導致元代統治者對景德鎮白瓷的偏愛和嗜好”。熊寥先生認為是天時地利所致，他認為“在宋元交替之際，由於蒙古軍隊的野蠻衝擊，使中國的瓷業生產布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蒙古軍隊在征服金和南宋戰爭中，實行‘拔城必屠’的政策，許多地區和城池遭到血洗，如‘揚州至中原七百裏無人煙’，‘關中地區八州十二縣焚斬之餘戶不滿萬’。在連年兵火戰亂之中，定窯遭到摧殘，官窯亦毀，工匠失散；龍泉窯亦難免不受摧殘；吉州永新縣又遭到‘屠城’；由於景德鎮地處偏僻的皖贛山區，交通閉塞，非兵家必爭之地，所以當國內各大名窯在戰火摧殘中呻吟、喘息的時候，唯景德鎮在戰爭夾縫中安然無恙地度過，人口增加，不僅未遭到戰禍的侵擾，相反，倒成為收納各地名工巧匠和大批廉價勞動力的聚集地，這勢必促進景德鎮瓷業生產的繁榮與進步。故忽必烈於至元十五年即統一全國之前一年（1278年），既不在‘影響巨大’的龍泉窯所在浙東地區和吉州窯所在的永和鎮，也不在元朝都城附近的定窯設置瓷局，而選擇景德鎮窯場，就成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熊寥：《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元代窯業與浮梁瓷局》，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
以上兩種立論，筆者認為均持之有據，言之有理。但我認為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與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漢法”治國，重視儒家“貴玉思想”密不可分。
（一）元朝以“漢法”治國的具體表征
當蒙古軍進軍中原時，所經地方，無不燒殺搶掠，從而使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社會民族矛盾尖銳，反抗情緒日益高漲，蒙古統治者在實踐過程中逐步認識到，與其激起人民的反抗，不如采用中原的統治方法，從而可獲得源源不斷的種種財富，保證其軍隊的供給，鞏固其統治。因此，成吉思汗時就已發布了“耕田者出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至元太宗窩闊台時，即按中原舊有的製度設置若幹行政機構，並對賦稅作了調整，采取興修水利、調撥耕牛農具、獎勵農業生產等措施，這些就是當時所說的采用“漢法”治國。中國史稿編寫組：《中國史稿》第五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頁。蒙古族在采用“漢法”治國的過程中，契丹族後裔，曾在金朝任官職的耶律楚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建議“定造作、榷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郝經：《郝文忠公集》卷32《立政議》。蒙哥汗即位後，任忽必烈管理“漠南漢地軍國庶士”《元史·世祖紀一》卷4，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於中統元年（1206年）登上汗位，他親信的漢人士大夫劉秉忠、王文統、許衡、郝經等人，均提出治國必須采用“漢法”。如許衡說：“國朝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必須用漢法，乃可長久《元史·許衡傳》卷185，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忽必烈在即位詔中承認立國以來“武功迭興，文治多缺”；立即建元中統，並設置中書省等機構，以表示采用“漢法”、實行改革的決心。劉秉忠和王文統在忽必烈實施改革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元代許多典章製度“皆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大都、上都皆由他一手設計《元史·劉秉忠傳》卷157，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文統亦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首擢文統為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並有“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為多雲”《元史·王文統傳》卷206，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忽必烈為了進一步控製全國，實行“法治”，把政治中心由開平（今內蒙古大正藍旗東）南移到燕京，至元元年改燕京為中都（今河北省張北縣饅頭營鄉白城子村西南），至元八年（1271年），又效仿中原曆代封建皇朝製度，建國號大元《元史·世祖紀四》卷7，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至元九年改中都為大都（今北京）。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在發給南宋降臣高達的詔書中說：“昔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嚐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戰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與誰居？今欲得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人未之知也。爾熟知其事，宜加勉旃！”《元史·世祖紀五》卷8，載《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這詔書，表明忽必烈承認早期之戰，是掠奪財富，到以“取其土地人民”時，就必須招賢納士，重用有才之人，以“漢法”為治國根本。
忽必烈在即位以前，蒙古政權機構：“隨事創立，未有定製”《國朝文類》卷40，《經世大典序錄·管製》。即位後，采用故老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他沿襲宋、金製度，在中央設立中書省，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總理一切行政事務；設樞密院掌管軍事《國朝文類》卷40，《經世大典序錄·管製》。設禦史台司監察。還說：中書省是我的左手，樞密院是我的右手，禦史台是我用來醫治兩手的葉子奇《草木子》卷3下《雜製篇》。此外，還設立了各種管理具體事務的機構，如通政院管驛站，將作院管工匠，大司農則專管“勸課農桑”等等。
在思想文化領域，蒙古族統治者也注意吸取曆代封建統治者的經驗，忽必烈對孔孟之道的作用有深刻的認識，他推尊孔子，提倡理學，給儒戶以免役的特權，在中央設立國子監，教授蒙古族子弟，第一任國子監祭酒就是北方理學家許衡。與此同時，還在各路、府、州、縣分別成立儒學，還把《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帝範》、《大學衍義》等書全譯或節譯成蒙文，供蒙古貴族子弟學習，忽必烈之後裔還更重視儒家作用，並明文公示：“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並尊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對程朱理學也很推崇，規定科舉考試，用“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注釋為主”。在元統治者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學在元代成了思想界的正統。
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並包的政策，是成吉思汗以來蒙古統治者一貫奉行的政策，到忽必烈時，這一政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佛道受到政府保護，享有各種特權：不納稅，不應差役。此外，還設置了管理宗教的專門機構，各種宗教在政治、經濟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佛教地位最高，道教次之。而在佛道各派勢力中最大的則是從吐蕃傳入的喇嘛教，其領袖自八思巴起，相繼被元世祖忽必烈尊奉為帝師，從皇帝、皇後到一般貴族，都要從帝師受戒，並命八思巴製創了蒙古新字，於至元六年（1269年），頒布全國，成為蒙古官方文字。
以上事例，都是蒙古族統治者從政權組織到思想文化意識采用“漢法”，沿襲宋、金體製治國的具體表征。
（二）儒家“貴玉崇玉”之驅駛
對玉的崇尚，曆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後的各類文化：燕山南北的紅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海岱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長江上遊的三星堆古代文明等都顯示出先民對玉的神化與崇拜。夏、商、周以來，又以玉為貨幣；以玉為禮器，賦予玉以道德化、人格化的力量。春秋時的孔子說：“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玉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野，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章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雲：言念君子，溫其玉，故君子貴也”。據此，孔子以為玉有仁、智、義、禮、樂、忠、信、天、地、德、道等十一德。從“夫昔者”而知，在孔子之前的西周已把君子比德於玉。戰國時《荀子·法行》“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西漢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玉藻》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記：“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之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簡而言之，即：仁、義、智、勇、潔等五德。由於玉有十一德、五德，中國曆代文人與廣大庶民百姓也以玉德警勵自身，以玉德作為立朝為官、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
由於玉是君子的化身，具有各種美德，廣泛受到社會各個層麵的珍寵：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布衣百姓，無不崇玉、愛玉，期待擁有玉，可是由於玉器受到材質的局限，不能大量供給，於是仿玉的殊榮，就責無旁貸地落在製瓷工匠師們身上。
瓷器，自商代原始青瓷產生起，優者就具有胎白、細青綠的釉麵，東漢燒製出的成熟青瓷，瓷質光澤，透光度好，“釉麵淡雅清澈，有如一池清水”《朱伯謙論文集·瓷器的出現》，紫荊城出版社1990年版。已粗具玉的色澤。經過艱苦的礪練，到唐代完全具有玉的效果。
詩聖杜甫有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
顧況《茶賦》：“越泥如玉之甌”。
陸羽《茶經》：“邢瓷類銀，越瓷類玉”。
唐時景德鎮製瓷狀況，藍甫《景德鎮陶錄記》言
“陶窯，唐初器也，土唯白壤，體稍薄，色素潤……唐武德中（618—626年）鎮民陶玉者載瓷入關中，稱為假玉器，且貢於朝，於是昌南鎮（今景德鎮）瓷名天下。”
“霍窯，窯瓷色亦素，土墡膩，質薄，佳者瑩縝如玉……邑誌載唐武德四年（621年）詔新平民霍仲初等製器進禦。”
以上記載，不僅說明唐初的景德鎮陶窯、霍窯所產瓷器土質細膩，燒造精進，俱有“假玉”、“如玉”的美名，還負有供禦之重任，從此昌南鎮（今景德鎮）瓷名天下。
宋時的瓷業發展，《景德鎮陶錄》記：
“宋景德年間（1004—1007年），燒造土白壤，質薄膩，色滋潤，真宗命進禦瓷，底書景德鎮製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當時則效著行海內，於是天下鹹稱景德鎮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
南宋時蔣祈《陶記》記：
“景德鎮陶，昔三百餘座，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鬻於他所，皆有‘饒玉’之稱”。
北宋時由於宋真宗對昌南鎮光致茂美的青白瓷之珍寵，把昌南鎮命名為“景德鎮”，與宋真宗年號同名，這無疑對景德鎮瓷器之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故到南宋時蔣祈於端平元年（1214—1234年）作《陶記》以前，陶窯已是三百餘座，所造之器，潔白不疵，銷售於市，皆有“饒玉”之稱。
由於唐宋時景德鎮的青白瓷，已榮獲“假玉”、“如玉”、“饒玉”之“聖名”，景德鎮青白瓷便揚名天下，其他各窯皆仿效。這種似玉的青白瓷，在唐代還未有發現，但不能因暫時未發現就給以否定，在目前已發現有五代製品自1981年以來，筆者不下八次去景德鎮考察，均得到劉新園先生、歐陽世彬先生的支持指導，曾拾得五代疊燒青白瓷盤、碗殘件。到兩宋時為鼎盛時期。已故的中外聞名的陶瓷學家馮先銘先生說：“宋代景德鎮青白瓷的釉色及光潤的質感，論色論質確實如玉”馮先銘：《綜論我國宋元時期“青白瓷”從“假玉”到“青白瓷”》，載《中國古陶瓷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蒙古統治者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以“漢法”治國，效發儒家“貴玉思想”；蒙古族“國俗尚白，以白為吉”的國風；因宋蒙戰爭與政治經濟重心南移；景德鎮有雲集南北名工巧匠和自身資源豐富的優厚條件；龍泉窯已有“梅子青”、“粉青”精美的青瓷影響巨大，有似玉之美，但它偏青，不如景德鎮青白瓷青中泛白，白中閃青，被人稱為白瓷。由於有了這些因素，元統治者才選景德鎮設立“浮梁瓷局”。景德鎮“元代青白瓷碗有印‘玉出菎山’和‘玉出菎岡’字銘”馮先銘主編：《中國陶瓷·宋代江南地區陶瓷概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表明青白瓷是仿玉器而作。“浮梁瓷局”的設立，大大推動了全國瓷業的發展，迎來了景德鎮瓷業的空前繁榮，最後使景德鎮成為全國瓷業的中心、世界瓷文化的“聖地”。這充分說明了元初在景德鎮設立唯一掌管瓷業生產的“浮梁瓷局”，是既符合國情又具有前瞻性的英明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