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達州窯的調查及其與耀州窯的關係
達州窯址是1991年四川達縣文管所文物普查時首先發現的任超俗：《達川市發現宋代瓷窯》，載《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其後於1993年由四川省考古所、達縣文管所共同進行了田野試掘，出土物極為豐富，其窯爐是半倒焰式的饅頭窯，與重慶塗山窯的窯爐極似。筆者為使拙作《古陶瓷研究》內容更全麵翔實，便於1999年3月與西南師大唐昌樸教授參觀了發掘出土物，在當地市縣級文管所所長馬辛辛、任超俗的支持協助下，一同到達川市複興鄉瓷碗鋪窯址地再次進行了調查。窯址位於複興鄉南麵的兩路村，窯場緊靠達川市通往複興鄉煤礦約1.5千米。此窯址是修建公路、農舍中揭露的。調查時即在王家農戶房後的斷麵，高約5米，寬約30米的堆積中、地麵上采選標本與瓷片300餘件。根據這些遺物與田野發掘出土物相比較，當為南宋窯址的特征。
達州市古屬巴地，自東漢和帝二年（公元90年）設縣置所，名宣漢縣，至西魏廢帝二年（公元553年）置通州，到隋、唐均稱通州，至北宋乾德初（約公元964年）改名達州，清名達縣，1976年更名為達州市。達州地處襄渝鐵路上，是長江上遊渠江流域最大的濱江城市。從出土文物的特點來看屬宋時之物，故名“達州窯”。
窯場地帶位於鐵山梁子的緩坡上，前為山溝，左右山巒環抱，分布麵積寬50—80米，長約400米，散存的瓷片與窯具煤渣較多，從堆積疊壓情況看，一層瓷片、窯具，一層煤渣。瓷片的造型有碗、盤、碟、盞、奩、罐、蓋、壺、瓶等。釉色有青黃、青褐、醬黃、黑褐、黑色、柿色等，主要為青褐、黃褐。胎多黃白色與灰白色，斷麵致密，少許有小氣孔。紋飾有印花紋、五出或六出繪畫的筋線紋，在黑釉中有兔毫紋、油滴紋、窯變紋等。大多釉色光潤，紋飾清晰，造型端莊。其工藝特點為：碗、盤、碟多下足不施釉，內底有澀圈，器底皆圈足。碗之造型多敞口，斜直壁，少數為弧壁。盤的特點，斂口為淺圓弧壁，平底；侈口與敞口為斜弧壁，圈足。盞，有侈口、弇口，圈足，玉璧底，以玉璧底為主。裝燒工藝，從粘連的澀圈碗、盤、盅形墊托與小型漏鬥匣缽分析，是以明火疊燒為主，匣缽裝燒為輔，明火疊燒是用細砂粒作介質，最底用耐火土燒成碗形，盅形墊托支撐。無澀圈之滿釉器，以盞為主，采用匣缽單件裝燒，匣與器之介質仍以細砂粒墊隔，以一匣一器壘燒。
為較具體地介紹此窯址出土物，茲將采選標本中能複原之器形、窯具擇其要，從造型、質地、釉色、紋飾分述如下：
（一）器形
主要有碗、盤、罐、盞、奩、瓶、罐等。
1.碗有小碗、大碗
（1）小碗有敞口、侈口。碗壁有斜直壁與斜弧壁，以斜直壁為主，器底皆圈足。胎體較薄，多黃白色，少數為灰白色。釉色有青黃、醬黃、黑褐、黑釉等，內滿釉有澀圈，外半釉色澤光潤較多。以素麵為主，少數有以釉繪製的六根筋紋或在口沿飾一褐色邊。高3.5—4.5厘米，口徑10.5—12.5厘米，足徑4.5—5.5厘米。
（2）大碗有敞口、侈口、弇口。敞口與侈口為主，多斜直壁，口沿為圓唇，均圈足，內足壁外撇，外底有平底與下凸雞心底兩種。胎多黃白，灰白次之，質地堅硬，釉色光麗，有青黃、青褐、醬黃、黑褐、黑等色。紋飾以釉中裝飾與胚胎裝飾為主。釉中裝飾上兩次不同釉色，如褐色、黑色、柿色等，入窯燒造中，由於火焰變換關係產生窯變紋。如弇口大碗，外壁呈深柿色，內壁為醬黑色，揮灑不規則的深柿色，其窯變紋即呈雲朵星點斑塊紋，色彩交融，濃淡有別，瑰麗自然，別有奇趣又或在器之外壁的黑釉上揮灑玳瑁狀的柿色，簡雅幻麗。坯胎裝飾，主要是在碗的內壁，模印纏枝與折枝花的牡丹、菊紋、蓮花，或遊魚戲蓮紋。紋樣組合，無論是纏枝還是折枝花，多是三朵綻放的花朵，配以三枝疏密有致的莖葉，交叉對稱排列，距口沿的邊欄多飾一或二周線圈或卷草紋、連泉紋，在器的中心部位飾以單個的團花菊紋、牡丹紋、月紋、泉紋、三葉紋、海水紋、銘紋等。目前發現之紋樣，主要是牡丹與枝葉組合紋，好似較為單一，但因花朵大小有別，單層多層有異，花姿多形，如圓形、扁形、寶塔形、自然形、配飾莖葉茂密不等，伸展曲直，俯仰婀娜。中心部位襯以各式團花，全圖飽滿，既嚴謹又靈動，生趣盎然。坯胎與釉中組合裝飾：主要是在印花紋的口沿上加飾0.4—0.7厘米寬的黑色或黑褐色邊一圈，俗稱“黑覆輪”，在青黃釉上揮灑米色乳濁釉斑塊，內外相互輝映，藝術形象更加完美，這種裝飾在目前考古發掘中尚無記載，當是達州窯的新創造。口徑16—19厘米，高12—15厘米，足徑5—6.5厘米。
2.盤有小盤、中盤
（1）小盤有直口、侈口，平底與圈足。胎黃白，質地堅硬。皆素麵，釉色有黑、青二色，青釉內底澀圈，黑釉內滿釉，均外半釉。口徑12—13厘米，高2.5—3厘米，足徑5—7.6厘米。
（2）中盤有侈口與敞口，斜弧壁，坦底，圈足，內足壁外撇，外底多平直，亦有下凸似雞心。胎黃白，釉色以青黃、青色為主，不見黑色釉，內滿釉有澀圈，外半釉。花紋以印花紋為主，並常於口沿加飾“黑覆輪”，這種裝飾在耀州窯金代青釉印花盤中亦有耀州窯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立地坡·上店耀州窯址》圖版71·3、4，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高3.8—4厘米，口徑15.5—16.5厘米，足徑5.8—6.4厘米。為較全麵地反映達州窯印花紋之麵貌，我們對瓷片進行了拚接，並繪出圖樣。
3.盞形體大小相差不大，其造型主要有侈口、弇口
（1）侈口斜弧壁，圈足或玉璧底。胎多黃白，灰白次之，內滿釉無澀圈，外滿釉與半釉，以半釉為主。釉僅為黑色，釉中紋飾有兔毫紋、油滴紋、窯變紋等。其中有色彩斑斕幻麗的侈口殘件，內滿釉，外下足無釉，釉麵光澤照人，內外壁呈現不規則的星點油滴紋，口沿為柿色，沿下為黑、柿兩色交融，迎光正視為銀色星點，仰視即顯現柿色星點紋，具有變幻莫測之美。高7.8厘米，口徑12.4厘米，足徑3.6厘米。
（2）弇口斜弧壁，有圈足與玉璧底兩種，以圈足為主。胎黃白、灰白。釉色光潔，有黑、柿色，以柿色為主。有一弇口盞，斜弧壁，圈足，口沿柿色釉。沿下一圈黑色垂流於柿色的盞上壁，下壁黑、柿色交融為兔毫紋，中心部為漆黑色，光亮照人。高4—6厘米，口徑10.3—13厘米，足徑3.2—4.4厘米。
4.奩
大小不等，直口，直壁，圈足。胎以黃白為主。口與內壁無釉，外滿釉，釉色以黑褐二色為主，不見有紋飾。高4.7—6厘米，口徑4—6厘米，足徑3—4厘米。
5.瓶
喇叭口，厚圓唇，束頸，頸上飾三凸弦紋一組，頸下外張呈吊膽式深腹，圈足。全形略似玉壺春瓶。胎灰白，釉色黑褐、均勻明潤，上腹部分有兔毫紋及紅褐色的星點紋，做工精細，造型端莊，是此窯的上乘之作。高32.5厘米，口徑9.5厘米，足徑11.8厘米。
6.罐
有斂口、直口。斂口，直頸，斜肩，圓鼓腹，圈足，肩上雙係，胎黃白，釉色主要是黑色、柿色，圈足無釉。高11.4厘米，口徑15厘米，足徑8厘米；直口，短頸，圓鼓腹，圈足，胎黃白色，柿色釉，下足無釉。高7.8厘米，口徑6.5厘米，足徑4.5厘米。這些造型多與重慶塗山窯宋代黑釉罐相同。
（二）窯具
主要有匣缽、墊托。
這些窯具均用耐火土燒成。其匣缽比較單一，多是帶孔厚直壁鍋底形匣缽或平底匣。從匣內粘連件看，匣內多裝弇口、侈口茶盞，是一匣一器疊燒。墊托之形式大小不等，有碗形、杯形、盅形及圈形等。根據澀圈碗盤的粘連器及墊托粘連情況看，有的一次粘連八件之多，其裝燒法，除茶盞入匣單件外，大多數是明火疊燒。這種明火疊燒是先將墊托緊貼窯床，碗、盤扣於墊托上，碗與碗的澀圈扣圈足壘燒。匣缽高5—7厘米，口徑10—12厘米，底徑3—5厘米。墊托高3—10厘米，口徑4—5厘米，足徑6—10厘米。
此外，還有測溫器，是用耐火土做成彎頭錐形，錐端上釉。長7—10厘米。這種測火錐與重慶塗山窯完全相同重慶市博物館：《重慶市塗山窯宋代瓷窯試掘報告》，載《考古》1986年第10期。
（三）達州窯與其他窯和耀州窯的關係
通過對以上達州窯采選標本的敘述，充分說明達州窯是以生產生活實用器為主，且以碗、盤、盞為大宗。胎多黃白色，釉色以燒青釉、青褐、黑褐為主，同時也兼燒黑釉、醬釉、柿色釉色器，紋飾有印花紋、油滴紋、兔毫紋、窯變紋等。其青釉碗、盤不僅多為澀圈，敞口、侈口，厚唇沿，而且圈足內壁多外斜。
從以上特點看，它與四川著名的邛窯相比：邛窯創燒於南朝或更早，到南宋衰退之時，其釉色仍沿襲唐代盛行的綠色乳濁釉，胎多缸胎，碗、盤的裝燒多為疊燒，器內無澀圈，而是以二至五個支燒疤痕，與達州窯毫無相似之處，但是否為達州窯本地所創？經查閱曆史，達州在唐時名通州，在晚唐時，著名詩人元稹曾因彈劾懲治不法官吏失敗，於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貶至通州任司馬，曆時四年，與白居易交往最為友善，長達30年，世稱“元白”。在他們筆下的通州：“居才二百室”、“蟲蛇白晝欄官道”、“江館無人虎印泥”、“人稀地僻巫醫少，夏旱秋霖瘴瘧多”等達川市元稹詩文研究會：《元稹與通州》，中國達川市元稹詩文研究會1998年編印。儼然是滿目瘡痍、財狼出沒荒涼之地，哪會有陶瓷手工業的發展呢？當然也許是經過元稹在通州時，勵精圖治，勸民農耕，興修水利，發展農桑；興利除害，大興文風，使通州在此基礎上，經五代，北宋的繼續發展，創燒了陶瓷手工業，可至目前的考古調查與文獻記載，均未得其蛛絲馬跡。為追根求源，便與長江流域的浙江婺州窯、龍泉窯、江西吉州窯相比，皆無主要共同點與淵源關係。再與中原的臨汝窯青瓷比較，從臨汝嚴和店窯場出土物看，仍與達州窯有極大差異，臨汝窯青釉多綠豆青，胎灰白或淺灰色，紋飾富麗多姿，雖亦有澀圈的黑釉碗、青釉澀圈碗、盤，但青釉澀圈圖不是印花，而是刻畫花盤，且在臨汝窯中隻是曇花一現趙青雲主編：《宋代汝窯》，河南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故仍不是一個窯係。於是又與西北地區之青瓷比，讓人吃驚的是與陝西耀州窯金代瓷共同點較多，禚振西在《耀州窯瓷器鑒定與鑒賞》中寫道：“金代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兩段……後以燒薑黃釉為主（即青黃釉），同時也兼燒黑釉、醬釉以及兔毫、油滴結晶釉瓷。器物多實用器，以碗、盤為大宗。器壁比晚宋明顯加厚，口唇尤厚，器足由窄變寬，圈足內牆外斜……器胎多是土灰色和淡土黃色，瓷釉多是薑黃色或黃綠色。在碗、盤圓器類的內心，多件刮削出無釉圈（即澀圈）”。這些主要特點與達州窯多麽相似，耀州窯曆史悠久，因此我認為達州窯應屬耀州窯係。達州窯的黑釉瓷、醬釉瓷及印花紋與塗山窯酷似，這又作何解釋？關於塗山窯的窯係，筆者在《試談耀州窯黑瓷與重慶、四川黑釉瓷的淵源關係》中，早已提出了：耀州窯黑釉瓷與重慶（指重慶塗山窯）、四川黑釉瓷中的碗、盤、碟、盞、托、瓶、缽、罐等的發展，均有一脈相承的明顯關係，重慶、四川之黑釉瓷是傳承了耀州窯黑瓷，並又有所發展陳麗瓊：《古陶瓷研究》，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所以它們的共似之處是必然的。
通過以上闡述，足證耀州窯對四川、重慶地區的陶瓷發展，特別是對四川的東北地區，起了重要的文化與技術傳播的推動作用，而這傳播是為什麽，原因何在，我認為有如下重要因素：
1.政治經濟的南移
自中唐到北宋南渡，是我國經濟中心南移的過渡時期。自唐中葉的安史之亂起，戰爭輾轉在黃河流域，由於戰爭的破壞與掠奪，經濟蕭條，南方未直接受戰爭之害，農業手工業生產得到較快的發展，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揚州與成都空前繁榮，有“揚一益二”之美稱。到五代十國時期，北方與黃河流域又繼續遭軍閥的破壞，北方邊境契丹統治者的侵略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等，致使北方人民顛沛流離。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在相對安寧環境下，統治者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發展生產和安定社會的政策，經濟繼續向前發展，進一步超越北方的優勢地位。當然在北宋政權建立後，曾致力於全國經濟的恢複，如號召人民開墾荒田，實行給田免租辦法，部分地滿足了北方農民的土地要求。隨著農業的恢複和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也相應地進一步發展起來。如定、汝諸窯和耀州窯的陶瓷，定州的縑，單州緙絲，鄢陵絹，亳州紗之類，在國內都極負盛名。其次如西北地區的毛織品，如氈、毯等，河北、山東的絲織，北京的花綢，定州羅、青、淄州綾等，以至邠州火筋、剪刀、太原銅鏡，也都是北方著名的手工業。又因政治中心建立在北方，汴京仍是當時最大的城市，也是官僚、地主、商人最大的據點。王旦曾說：“京師的有錢人，資產達百萬者很多，十萬左右比比皆是”《續通鑒長編》，第85頁。但是另一方麵仍是憑借削東西來供應南北，對北方生產措施抱消極態度，使北方農村經濟仍日漸衰退，而南方經濟發展很快。史載：“東南諸郡，饒實繁盛”《宋史·範正辭傳》，第304頁。“今之沃壤，莫如吳、楚、越、閩、蜀”王應麟：《玉海·秦觀語》。特別是成都平原和長江下遊平原最為發達，當時的川、淮、江、浙都是糧食的大產地，同時也是手工業發達之地，人口稠密，都市繁榮，是一個財富富足的地域。在四川以成都而言：“每年自上元至四月十八，遊賞幾無虛日，浣花節，自城去僧寺凡十八裏，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家絞洛水閣，飾以錦繡。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貴以錦。以大艦作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上城必奔驟於前，爽道作棚為五七層，人主其上以觀，但見其首，謂之人頭山”莊季裕：《雞肋編（上）》。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可見其經濟實力雄厚之驚人，故說“東南和四川是當時流亡者的‘樂土’”。
2.戰爭的破壞、人口的遷徙
西夏極盛時，從陝西甘肅一帶至河西走廊，即對北宋進行掠奪。自982年西夏李繼遷開始與北宋對抗，至1031年李元昊繼位更加大肆進攻北宋政權，使北方許多地區遭受嚴重破壞，尤以陝西為最：“陝西自元昊寇邊以來，骨肉離散，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年不複舊”《宋史·紀事本末》，第35頁。1126年，金兵進攻汴京（今開封），圍攻四十日而城陷，金兵縱火焚燒三日不熄。敗軍乘機劫掠，所有官僚、商賈、富戶住宅，無一幸免；人民奔逃，屍橫漫路。使這個全國最繁榮的首都呈現破敗不堪的局麵。“二百年積蓄，一旦掃地。凡人間所需之物，無不畢取以去”《係年要錄·卷四》。金人南侵，踐踏的區域很廣，從黃河流域的河北、山東、陝西廣大地區至長江流域，凡所過之地莫不遭受極大的損失，即城市經濟殘敗，勞力毀滅，農業生產凋敝，人口銳減，流亡遷徙，使繁華的關中地區，此時在八州十二縣內，兵火之餘，不滿萬戶。同時，自金人南侵北方以來，災害多達40次，1142年陝西連年不雨的結果，涇、渭、滬、灞等河全部幹涸，五穀焦枯，人民乏食，爭逃入四川，人口大減，就以陝西耀州為例：北宋時戶102667戶，金代50211戶，共減52456戶，即一半有餘《金史·地理誌》。耀州人的銳減，必以遷徙占大多數，而四川達州的地理位置又與陝西較鄰近，絕對是他們遷徙首選之地，當有一部分耀州窯工匠入蜀，工匠要繼續生存，達州人需要發展建立陶瓷手工業，兩者結合，自然就將耀州窯金代製瓷技術傳播於達州。關於入蜀的路線，根據文獻記載有兩條：一是可能從銅川經西安到寶雞達鳳縣至略陽，沿嘉陵江南下去廣元，再順江而下至重慶。這條路線在1230—1231年的蒙金戰爭中，蒙軍曾借宋境從陝西寶雞南下入宋境，兵至鳳州（今陝西鳳縣）、洋州（今陝西洋縣）、興元（今四川劍閣東），丐州（今陝西略陽）、深入利州（今四川廣元），渡嘉陵江到葭萌（今四川劍閣東）、閬州（今四川閬中）的西水和南部；二是從陝西漢中至安康，翻越大巴山至開縣到達州。這條路線也是後來元軍攻宋的路線。元嘉熙元年（1237年），蒙軍攻蜀，“蒙古都元帥塔海複率軍自金州（今陝西安康地區），越大巴山，剽掠至開（州）、達（州）、梁山（軍）、忠（州）、萬（州）等，遠際瞿塘、夔府、巫山之界”陳世鬆等：《宋元戰爭史》，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版；周勇主編：《重慶通史》，《宋元戰與元代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
達州窯產品，在長江三峽庫區的宋元遺址及淮河流域多有出土，說明南宋時期達州窯瓷器商品，不僅滿足達州人民使用，也外銷其他地方，且市場亦為廣闊。
達州市古屬巴地，自東漢和帝二年（公元90年）設縣置所，名宣漢縣，至西魏廢帝二年（公元553年）置通州，到隋、唐均稱通州，至北宋乾德初（約公元964年）改名達州，清名達縣，1976年更名為達州市。達州地處襄渝鐵路上，是長江上遊渠江流域最大的濱江城市。從出土文物的特點來看屬宋時之物，故名“達州窯”。
窯場地帶位於鐵山梁子的緩坡上，前為山溝，左右山巒環抱，分布麵積寬50—80米，長約400米，散存的瓷片與窯具煤渣較多，從堆積疊壓情況看，一層瓷片、窯具，一層煤渣。瓷片的造型有碗、盤、碟、盞、奩、罐、蓋、壺、瓶等。釉色有青黃、青褐、醬黃、黑褐、黑色、柿色等，主要為青褐、黃褐。胎多黃白色與灰白色，斷麵致密，少許有小氣孔。紋飾有印花紋、五出或六出繪畫的筋線紋，在黑釉中有兔毫紋、油滴紋、窯變紋等。大多釉色光潤，紋飾清晰，造型端莊。其工藝特點為：碗、盤、碟多下足不施釉，內底有澀圈，器底皆圈足。碗之造型多敞口，斜直壁，少數為弧壁。盤的特點，斂口為淺圓弧壁，平底；侈口與敞口為斜弧壁，圈足。盞，有侈口、弇口，圈足，玉璧底，以玉璧底為主。裝燒工藝，從粘連的澀圈碗、盤、盅形墊托與小型漏鬥匣缽分析，是以明火疊燒為主，匣缽裝燒為輔，明火疊燒是用細砂粒作介質，最底用耐火土燒成碗形，盅形墊托支撐。無澀圈之滿釉器，以盞為主，采用匣缽單件裝燒，匣與器之介質仍以細砂粒墊隔，以一匣一器壘燒。
為較具體地介紹此窯址出土物，茲將采選標本中能複原之器形、窯具擇其要，從造型、質地、釉色、紋飾分述如下：
（一）器形
主要有碗、盤、罐、盞、奩、瓶、罐等。
1.碗有小碗、大碗
（1）小碗有敞口、侈口。碗壁有斜直壁與斜弧壁，以斜直壁為主，器底皆圈足。胎體較薄，多黃白色，少數為灰白色。釉色有青黃、醬黃、黑褐、黑釉等，內滿釉有澀圈，外半釉色澤光潤較多。以素麵為主，少數有以釉繪製的六根筋紋或在口沿飾一褐色邊。高3.5—4.5厘米，口徑10.5—12.5厘米，足徑4.5—5.5厘米。
（2）大碗有敞口、侈口、弇口。敞口與侈口為主，多斜直壁，口沿為圓唇，均圈足，內足壁外撇，外底有平底與下凸雞心底兩種。胎多黃白，灰白次之，質地堅硬，釉色光麗，有青黃、青褐、醬黃、黑褐、黑等色。紋飾以釉中裝飾與胚胎裝飾為主。釉中裝飾上兩次不同釉色，如褐色、黑色、柿色等，入窯燒造中，由於火焰變換關係產生窯變紋。如弇口大碗，外壁呈深柿色，內壁為醬黑色，揮灑不規則的深柿色，其窯變紋即呈雲朵星點斑塊紋，色彩交融，濃淡有別，瑰麗自然，別有奇趣又或在器之外壁的黑釉上揮灑玳瑁狀的柿色，簡雅幻麗。坯胎裝飾，主要是在碗的內壁，模印纏枝與折枝花的牡丹、菊紋、蓮花，或遊魚戲蓮紋。紋樣組合，無論是纏枝還是折枝花，多是三朵綻放的花朵，配以三枝疏密有致的莖葉，交叉對稱排列，距口沿的邊欄多飾一或二周線圈或卷草紋、連泉紋，在器的中心部位飾以單個的團花菊紋、牡丹紋、月紋、泉紋、三葉紋、海水紋、銘紋等。目前發現之紋樣，主要是牡丹與枝葉組合紋，好似較為單一，但因花朵大小有別，單層多層有異，花姿多形，如圓形、扁形、寶塔形、自然形、配飾莖葉茂密不等，伸展曲直，俯仰婀娜。中心部位襯以各式團花，全圖飽滿，既嚴謹又靈動，生趣盎然。坯胎與釉中組合裝飾：主要是在印花紋的口沿上加飾0.4—0.7厘米寬的黑色或黑褐色邊一圈，俗稱“黑覆輪”，在青黃釉上揮灑米色乳濁釉斑塊，內外相互輝映，藝術形象更加完美，這種裝飾在目前考古發掘中尚無記載，當是達州窯的新創造。口徑16—19厘米，高12—15厘米，足徑5—6.5厘米。
2.盤有小盤、中盤
（1）小盤有直口、侈口，平底與圈足。胎黃白，質地堅硬。皆素麵，釉色有黑、青二色，青釉內底澀圈，黑釉內滿釉，均外半釉。口徑12—13厘米，高2.5—3厘米，足徑5—7.6厘米。
（2）中盤有侈口與敞口，斜弧壁，坦底，圈足，內足壁外撇，外底多平直，亦有下凸似雞心。胎黃白，釉色以青黃、青色為主，不見黑色釉，內滿釉有澀圈，外半釉。花紋以印花紋為主，並常於口沿加飾“黑覆輪”，這種裝飾在耀州窯金代青釉印花盤中亦有耀州窯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立地坡·上店耀州窯址》圖版71·3、4，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高3.8—4厘米，口徑15.5—16.5厘米，足徑5.8—6.4厘米。為較全麵地反映達州窯印花紋之麵貌，我們對瓷片進行了拚接，並繪出圖樣。
3.盞形體大小相差不大，其造型主要有侈口、弇口
（1）侈口斜弧壁，圈足或玉璧底。胎多黃白，灰白次之，內滿釉無澀圈，外滿釉與半釉，以半釉為主。釉僅為黑色，釉中紋飾有兔毫紋、油滴紋、窯變紋等。其中有色彩斑斕幻麗的侈口殘件，內滿釉，外下足無釉，釉麵光澤照人，內外壁呈現不規則的星點油滴紋，口沿為柿色，沿下為黑、柿兩色交融，迎光正視為銀色星點，仰視即顯現柿色星點紋，具有變幻莫測之美。高7.8厘米，口徑12.4厘米，足徑3.6厘米。
（2）弇口斜弧壁，有圈足與玉璧底兩種，以圈足為主。胎黃白、灰白。釉色光潔，有黑、柿色，以柿色為主。有一弇口盞，斜弧壁，圈足，口沿柿色釉。沿下一圈黑色垂流於柿色的盞上壁，下壁黑、柿色交融為兔毫紋，中心部為漆黑色，光亮照人。高4—6厘米，口徑10.3—13厘米，足徑3.2—4.4厘米。
4.奩
大小不等，直口，直壁，圈足。胎以黃白為主。口與內壁無釉，外滿釉，釉色以黑褐二色為主，不見有紋飾。高4.7—6厘米，口徑4—6厘米，足徑3—4厘米。
5.瓶
喇叭口，厚圓唇，束頸，頸上飾三凸弦紋一組，頸下外張呈吊膽式深腹，圈足。全形略似玉壺春瓶。胎灰白，釉色黑褐、均勻明潤，上腹部分有兔毫紋及紅褐色的星點紋，做工精細，造型端莊，是此窯的上乘之作。高32.5厘米，口徑9.5厘米，足徑11.8厘米。
6.罐
有斂口、直口。斂口，直頸，斜肩，圓鼓腹，圈足，肩上雙係，胎黃白，釉色主要是黑色、柿色，圈足無釉。高11.4厘米，口徑15厘米，足徑8厘米；直口，短頸，圓鼓腹，圈足，胎黃白色，柿色釉，下足無釉。高7.8厘米，口徑6.5厘米，足徑4.5厘米。這些造型多與重慶塗山窯宋代黑釉罐相同。
（二）窯具
主要有匣缽、墊托。
這些窯具均用耐火土燒成。其匣缽比較單一，多是帶孔厚直壁鍋底形匣缽或平底匣。從匣內粘連件看，匣內多裝弇口、侈口茶盞，是一匣一器疊燒。墊托之形式大小不等，有碗形、杯形、盅形及圈形等。根據澀圈碗盤的粘連器及墊托粘連情況看，有的一次粘連八件之多，其裝燒法，除茶盞入匣單件外，大多數是明火疊燒。這種明火疊燒是先將墊托緊貼窯床，碗、盤扣於墊托上，碗與碗的澀圈扣圈足壘燒。匣缽高5—7厘米，口徑10—12厘米，底徑3—5厘米。墊托高3—10厘米，口徑4—5厘米，足徑6—10厘米。
此外，還有測溫器，是用耐火土做成彎頭錐形，錐端上釉。長7—10厘米。這種測火錐與重慶塗山窯完全相同重慶市博物館：《重慶市塗山窯宋代瓷窯試掘報告》，載《考古》1986年第10期。
（三）達州窯與其他窯和耀州窯的關係
通過對以上達州窯采選標本的敘述，充分說明達州窯是以生產生活實用器為主，且以碗、盤、盞為大宗。胎多黃白色，釉色以燒青釉、青褐、黑褐為主，同時也兼燒黑釉、醬釉、柿色釉色器，紋飾有印花紋、油滴紋、兔毫紋、窯變紋等。其青釉碗、盤不僅多為澀圈，敞口、侈口，厚唇沿，而且圈足內壁多外斜。
從以上特點看，它與四川著名的邛窯相比：邛窯創燒於南朝或更早，到南宋衰退之時，其釉色仍沿襲唐代盛行的綠色乳濁釉，胎多缸胎，碗、盤的裝燒多為疊燒，器內無澀圈，而是以二至五個支燒疤痕，與達州窯毫無相似之處，但是否為達州窯本地所創？經查閱曆史，達州在唐時名通州，在晚唐時，著名詩人元稹曾因彈劾懲治不法官吏失敗，於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貶至通州任司馬，曆時四年，與白居易交往最為友善，長達30年，世稱“元白”。在他們筆下的通州：“居才二百室”、“蟲蛇白晝欄官道”、“江館無人虎印泥”、“人稀地僻巫醫少，夏旱秋霖瘴瘧多”等達川市元稹詩文研究會：《元稹與通州》，中國達川市元稹詩文研究會1998年編印。儼然是滿目瘡痍、財狼出沒荒涼之地，哪會有陶瓷手工業的發展呢？當然也許是經過元稹在通州時，勵精圖治，勸民農耕，興修水利，發展農桑；興利除害，大興文風，使通州在此基礎上，經五代，北宋的繼續發展，創燒了陶瓷手工業，可至目前的考古調查與文獻記載，均未得其蛛絲馬跡。為追根求源，便與長江流域的浙江婺州窯、龍泉窯、江西吉州窯相比，皆無主要共同點與淵源關係。再與中原的臨汝窯青瓷比較，從臨汝嚴和店窯場出土物看，仍與達州窯有極大差異，臨汝窯青釉多綠豆青，胎灰白或淺灰色，紋飾富麗多姿，雖亦有澀圈的黑釉碗、青釉澀圈碗、盤，但青釉澀圈圖不是印花，而是刻畫花盤，且在臨汝窯中隻是曇花一現趙青雲主編：《宋代汝窯》，河南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故仍不是一個窯係。於是又與西北地區之青瓷比，讓人吃驚的是與陝西耀州窯金代瓷共同點較多，禚振西在《耀州窯瓷器鑒定與鑒賞》中寫道：“金代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兩段……後以燒薑黃釉為主（即青黃釉），同時也兼燒黑釉、醬釉以及兔毫、油滴結晶釉瓷。器物多實用器，以碗、盤為大宗。器壁比晚宋明顯加厚，口唇尤厚，器足由窄變寬，圈足內牆外斜……器胎多是土灰色和淡土黃色，瓷釉多是薑黃色或黃綠色。在碗、盤圓器類的內心，多件刮削出無釉圈（即澀圈）”。這些主要特點與達州窯多麽相似，耀州窯曆史悠久，因此我認為達州窯應屬耀州窯係。達州窯的黑釉瓷、醬釉瓷及印花紋與塗山窯酷似，這又作何解釋？關於塗山窯的窯係，筆者在《試談耀州窯黑瓷與重慶、四川黑釉瓷的淵源關係》中，早已提出了：耀州窯黑釉瓷與重慶（指重慶塗山窯）、四川黑釉瓷中的碗、盤、碟、盞、托、瓶、缽、罐等的發展，均有一脈相承的明顯關係，重慶、四川之黑釉瓷是傳承了耀州窯黑瓷，並又有所發展陳麗瓊：《古陶瓷研究》，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所以它們的共似之處是必然的。
通過以上闡述，足證耀州窯對四川、重慶地區的陶瓷發展，特別是對四川的東北地區，起了重要的文化與技術傳播的推動作用，而這傳播是為什麽，原因何在，我認為有如下重要因素：
1.政治經濟的南移
自中唐到北宋南渡，是我國經濟中心南移的過渡時期。自唐中葉的安史之亂起，戰爭輾轉在黃河流域，由於戰爭的破壞與掠奪，經濟蕭條，南方未直接受戰爭之害，農業手工業生產得到較快的發展，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揚州與成都空前繁榮，有“揚一益二”之美稱。到五代十國時期，北方與黃河流域又繼續遭軍閥的破壞，北方邊境契丹統治者的侵略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等，致使北方人民顛沛流離。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在相對安寧環境下，統治者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發展生產和安定社會的政策，經濟繼續向前發展，進一步超越北方的優勢地位。當然在北宋政權建立後，曾致力於全國經濟的恢複，如號召人民開墾荒田，實行給田免租辦法，部分地滿足了北方農民的土地要求。隨著農業的恢複和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也相應地進一步發展起來。如定、汝諸窯和耀州窯的陶瓷，定州的縑，單州緙絲，鄢陵絹，亳州紗之類，在國內都極負盛名。其次如西北地區的毛織品，如氈、毯等，河北、山東的絲織，北京的花綢，定州羅、青、淄州綾等，以至邠州火筋、剪刀、太原銅鏡，也都是北方著名的手工業。又因政治中心建立在北方，汴京仍是當時最大的城市，也是官僚、地主、商人最大的據點。王旦曾說：“京師的有錢人，資產達百萬者很多，十萬左右比比皆是”《續通鑒長編》，第85頁。但是另一方麵仍是憑借削東西來供應南北，對北方生產措施抱消極態度，使北方農村經濟仍日漸衰退，而南方經濟發展很快。史載：“東南諸郡，饒實繁盛”《宋史·範正辭傳》，第304頁。“今之沃壤，莫如吳、楚、越、閩、蜀”王應麟：《玉海·秦觀語》。特別是成都平原和長江下遊平原最為發達，當時的川、淮、江、浙都是糧食的大產地，同時也是手工業發達之地，人口稠密，都市繁榮，是一個財富富足的地域。在四川以成都而言：“每年自上元至四月十八，遊賞幾無虛日，浣花節，自城去僧寺凡十八裏，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家絞洛水閣，飾以錦繡。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貴以錦。以大艦作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上城必奔驟於前，爽道作棚為五七層，人主其上以觀，但見其首，謂之人頭山”莊季裕：《雞肋編（上）》。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可見其經濟實力雄厚之驚人，故說“東南和四川是當時流亡者的‘樂土’”。
2.戰爭的破壞、人口的遷徙
西夏極盛時，從陝西甘肅一帶至河西走廊，即對北宋進行掠奪。自982年西夏李繼遷開始與北宋對抗，至1031年李元昊繼位更加大肆進攻北宋政權，使北方許多地區遭受嚴重破壞，尤以陝西為最：“陝西自元昊寇邊以來，骨肉離散，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年不複舊”《宋史·紀事本末》，第35頁。1126年，金兵進攻汴京（今開封），圍攻四十日而城陷，金兵縱火焚燒三日不熄。敗軍乘機劫掠，所有官僚、商賈、富戶住宅，無一幸免；人民奔逃，屍橫漫路。使這個全國最繁榮的首都呈現破敗不堪的局麵。“二百年積蓄，一旦掃地。凡人間所需之物，無不畢取以去”《係年要錄·卷四》。金人南侵，踐踏的區域很廣，從黃河流域的河北、山東、陝西廣大地區至長江流域，凡所過之地莫不遭受極大的損失，即城市經濟殘敗，勞力毀滅，農業生產凋敝，人口銳減，流亡遷徙，使繁華的關中地區，此時在八州十二縣內，兵火之餘，不滿萬戶。同時，自金人南侵北方以來，災害多達40次，1142年陝西連年不雨的結果，涇、渭、滬、灞等河全部幹涸，五穀焦枯，人民乏食，爭逃入四川，人口大減，就以陝西耀州為例：北宋時戶102667戶，金代50211戶，共減52456戶，即一半有餘《金史·地理誌》。耀州人的銳減，必以遷徙占大多數，而四川達州的地理位置又與陝西較鄰近，絕對是他們遷徙首選之地，當有一部分耀州窯工匠入蜀，工匠要繼續生存，達州人需要發展建立陶瓷手工業，兩者結合，自然就將耀州窯金代製瓷技術傳播於達州。關於入蜀的路線，根據文獻記載有兩條：一是可能從銅川經西安到寶雞達鳳縣至略陽，沿嘉陵江南下去廣元，再順江而下至重慶。這條路線在1230—1231年的蒙金戰爭中，蒙軍曾借宋境從陝西寶雞南下入宋境，兵至鳳州（今陝西鳳縣）、洋州（今陝西洋縣）、興元（今四川劍閣東），丐州（今陝西略陽）、深入利州（今四川廣元），渡嘉陵江到葭萌（今四川劍閣東）、閬州（今四川閬中）的西水和南部；二是從陝西漢中至安康，翻越大巴山至開縣到達州。這條路線也是後來元軍攻宋的路線。元嘉熙元年（1237年），蒙軍攻蜀，“蒙古都元帥塔海複率軍自金州（今陝西安康地區），越大巴山，剽掠至開（州）、達（州）、梁山（軍）、忠（州）、萬（州）等，遠際瞿塘、夔府、巫山之界”陳世鬆等：《宋元戰爭史》，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版；周勇主編：《重慶通史》，《宋元戰與元代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
達州窯產品，在長江三峽庫區的宋元遺址及淮河流域多有出土，說明南宋時期達州窯瓷器商品，不僅滿足達州人民使用，也外銷其他地方，且市場亦為廣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