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48章 一個英雄的遭遇山旭

　　看過根據巴金作品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的人，一定不會忘記那個高呼“向我開炮”的英雄王成。這個英雄是根據蔣慶泉等人的事跡創作而成的。可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位英雄卻經受了很大的磨難。《了望東方周刊》發表的《尋找“王成”》一文對此作了介紹。

　　現摘登如下一抗美援朝戰爭中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還活著。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〇一團步話機員蔣慶泉及戰友，在朝鮮石峴洞北山遭到強敵圍攻。絕境中，他向步話機高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

　　蔣慶泉的事跡被二十三軍《戰地報》記者洪爐了解後，寫成了通訊《頑強的聲音》。同年七月，二一七團的步行機員於樹昌也在戰鬥中呼喚炮火，與敵同歸於盡。

　　洪爐根據未能發表的《頑強的聲音》，以於樹昌為主角另寫了一篇《向我開炮》。

　　與洪爐相熟的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創作電影《英雄兒女》時用“向我開炮”的情節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並根據另一位烈士楊根思的事跡設計了王成的手持爆破筒撲向敵人的壯烈結局。

　　於樹昌與楊根思確已犧牲。但是蔣慶泉，這個最初促動洪爐寫下“向我開炮”的人，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默默生活在遼西平原的鄉村裏。

　　一九二八年，蔣慶泉出生在遼寧錦州鬆山新區大嶺村。小時候蔣慶泉給地主打小工、在店鋪當學徒，還去黑龍江放過羊。一九四八年春節剛過，在國民黨遼西師管區當兵的表兄蔣慶雲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國民黨軍隊。

　　蔣慶泉回憶說：“當兵可以有飯吃。後來去了南方，駐紮在長江邊上。都知道長江是守不住了，肯定還要往南撤。我想，再撤離家就越來越遠，而且我們老家都是共產黨的地方。我再跟著國民黨，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軍是晚上過江的，這天白天我找到蔣慶雲說要回家。蔣慶雲說，你要跑我就槍斃你。我說我要回家，槍斃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個叫老虎橋的地方。有過江的解放軍在那吃飯，我說我要加入解放軍！那時候也不換衣服，我自己還帶了一支槍。摘了帽徽，我就跟著解放軍追擊國民黨。領導看我腦子好使、學習快，就讓我當步行機員，就是步話機員。

　　雖然我一九四九年四月才加入解放軍。但一九五〇年十月就在浙江新昌入黨了，我表現很好，一共立了兩次三等功。我們部隊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後駐紮在那裏。我當了解放軍，但離家也越來越遠。我本來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隊受到很大教育，解放軍是窮人自己的軍隊，我們還要解放別的窮人。老家土改又給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實實地跟著部隊。

　　後來，在一九五二年我隨誌願軍到了朝鮮，是第一批輪換部隊。我們先在東海岸修工事，防止敵人登陸。十二月底，到“三八”線接替三十八軍防務。我們在石峴洞北山，對麵是美七師王牌。

　　經過幾天的戰鬥，傷亡很大，我們最後退到碉堡裏。除了傷員，就幾個人能打槍，我沒怎麽受傷，因為他們攔著我，讓我呼叫炮火。

　　我說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彈就打在我們附近，敵人不能過來。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見咱們的炮了呀！敵人就在我們碉堡外邊十米的地方。圍著我們打。用機槍封鎖我們的射擊口。

　　我就向步話機喊，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們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戰死在這吧。那時候沒想別的，就是讓炮彈向我們開炮，把敵人也炸死。

　　但是，我還是沒看到炮彈。敵人第四次進攻時，堵著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們。”

　　當時團部與蔣慶泉直接聯係的是步話機員陸洪坤。他回憶說，聽見蔣慶泉不斷報告敵人的位置：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最後說，直接向我的碉堡頂開炮。我問他，會不會對你造成影響？他說，別管了，快開炮吧！陸洪坤聽見蔣慶泉說敵人把炸藥吊到了碉堡門口，“炸我了！炸到我了！”還聽見他高喊：“共產黨萬歲！”……一直到步話機中完全沉寂下來。

　　後來一直沒有發現蔣慶泉的遺體，但是他呼叫炮火與敵同歸於盡的事跡卻在步行機員中廣為傳播。洪爐根據對陸洪坤和另一位步話機員穀德泰的采訪，寫出了《頑強的聲音——記步話機員蔣慶泉》，政工機關也準備為他報功，並向軍內外宣傳他的英雄壯舉。

　　然而，就在五月，政治部傳來消息：在聯合國軍交換的戰俘人員名單中，有蔣慶泉的名字。

　　蔣慶泉回憶說：“當時昏昏沉沉地感覺有人倒拖著我的腿。四個敵人把我從山上架下來，我看到還有碉堡裏一起戰鬥的人也被俘了。敵人用卡車把我拉走。那天晚上敵人第一次審問我，問我去哪？我說我要回家！

　　我先被接到漢城的醫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後來轉到釜山戰俘營。剛到戰俘營時，戰友們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來檢查。結果看見我有倆肚臍眼——另一個是刺刀紮的。後來又轉移到濟州第八戰俘營，我所屬的那個隊都是要回大陸的，曾今在戰俘營裏升五星紅旗。為了升旗，犧牲了很多同誌。這都是我去了以後知道的。咱們在戰俘營有組織，領帶我們和敵人鬥爭，我都是參加過的。

　　送我們回來那天，板門店搭了一個很大的門。我把戰俘上衣脫了，使勁扔在地上。褲子沒敢脫，因為敵人不給發內衣。我就這樣光著膀子走過去了。

　　走過去，就抱著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一八〇師那個團參謀長是先回來的，他給我們講話，說祖國歡迎你們回來！我記得特別清：給我們發慰問品，有一盒‘大中華”，抽到這個煙，我們就是回家了。

　　按照當時的規定，被俘人員不得進行宣傳。洪爐寫好的通訊也沒能發表。後來擔任二十三軍軍長的黃浩在回憶石峴洞北山戰鬥時特別提到，雖然於樹昌‘與蔣慶泉事跡相同，被宣揚出去，而最早被發現的英雄蔣慶泉，卻被埋沒了，連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為此深深感到遺憾。當年的戰鬥中，有多少這樣的無名英雄”。

　　洪爐和戰友後來以於樹昌為主人公寫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頑強的聲音吧》。這篇文章由《誌願軍一日》主編流量、申述將標題改成《向我開炮！》《向我開炮！》被《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中國青年報》等報刊發表，還被編入語文課本。幾年後，總政文化部編劇毛烽在改編巴金小說《團員》時遇到一個問題：原作為女主角王芳父女團圓的故事為主，哥哥王成是個過場人物，隻有幾行文字，並沒寫他犧牲的事跡。毛烽和導演武兆堤商量後，用“向我開炮”和楊根思的情節重新塑造了一個王成，從而突出“英雄兒女”的主題。

　　蔣慶泉並不知道這些。六千多名誌願軍歸國戰俘回到國內後就被送到遼寧昌圖的歸來人員管理處。那段被俘經曆的陰影籠罩了他的一生。

　　大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一個夏日傍晚，蔣慶泉和老伴去公社看電影《英雄兒女》。回來的路上，蔣慶泉哭了。他想起那部被打壞的步話機，想起那個噴灑鮮血的陣地。回到家，他在被窩裏又哭了。

　　二〇〇四年前後，崔永元的《電影傳奇》請了洪爐等老同誌去講《英雄兒女》的幕後故事。洪爐談到了這位他從未見過麵、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過電視，蔣慶泉的妻兄和同村一個農民找到他，問他是不是就是這個蔣慶泉。蔣慶泉說，沒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蔣慶泉的兒子蔣立詢問，他卻從來沒聽父親講過抗美援朝的經曆。

　　蔣慶泉不讓兒子把這件事情說出去。但二〇〇九年他還是讓兒子帶自己去了一趟丹東。在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石峴洞北山戰鬥展台，蔣慶泉看到隻有一幅炮兵陣地的照片，這個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氣，一定要把照片撕下來，蔣立費了很大力氣才將他架了出去。

　　雖然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結束五十多年，可蔣慶泉內心的那場戰爭似乎從未停止。

　　蔣慶泉回憶說：開始都以為我死了，家裏還掛了烈屬的牌子。我回去，補助烈屬的小米先沒有了。剛回去那幾年還是挺難，因為地都不會種了。我們村有當兵的會講在前線的事兒，我就聽著，不說話。我們村沒幾個人知道我怎麽回事。

　　運動的時候要鬥爭我，說我是叛徒。公社屋裏都是我的大字報，牆上也是，繩子上掛著也是。結果沒幾天林彪就摔死了，沒鬥爭起來。我算是躲過一劫。我們這一片兒有兩個被俘回來的，一個在山海關車站那邊，被關起來了；還有一個，大糞都歸他挑。

　　早些年，蔣慶雲從台灣回來。我們倆就說當初是怎麽回事，他是怎麽去台灣的，我是怎麽投解放軍的。我回來說是農民了，但我不後悔！

　　八幾年，有一天突然市裏民政局和組織部來了兩個同誌，在大隊部公開宣布，取消對我的黨內處分。我在石峴洞北山那麽苦都沒哭，這次哭了。三十多年了，我委屈啊！

　　去年我兒子領我去丹東，紀念館裏那個石峴洞北山的地方隻有炮兵的照片，我為啥要撕它？我後來看不見他們打炮了呀——他們打炮我就死了，就不會被俘了。

　　不管怎麽著，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著當年紮我一刀那個美國兵就好了，我們見見麵，現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白卷英雄”張鐵生的沉浮張淑燕經曆過“文革”的人，都不會忘記張鐵生這個名字。“四人幫”樹起的這位“白卷英雄”典型，給我國的教育事業帶來了許多災難。當時的情況究竟如何？張鐵生如今的處境怎樣？發表在《文史參考》上的《“文革”中一場特殊的高考》對此作了介紹，現摘錄如下——

　　一九七三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動亂中唯一的一次。這次考試中，“白卷英雄”張鐵生的出現影響了當年大學招生的路線，導致學生考分越高越是沒有學校敢要，被錄取者多是成績平平甚或中下者。無數知識青年的“大學夢”在瞬間變得支離破碎。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轉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後，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學生寫信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狀告當時的高考製度使得許多青年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走白專道路”：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分數掛帥，將大量優秀工農和革命幹部的子女拒之門外，要求‘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

　　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把當年的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十八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文章說，舊的招生考試製度已成為革命運動的絆腳石。所以“不僅招生的製度要改革。學製、考試製度、升留級製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內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學些毛主席語錄，高小可以學更多的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學可以學《毛澤東著作選讀》和有關文章。大學可以學《毛澤東選集》。”

　　全國所有高等院校在一九六六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廢除。一時間，正常的教學與管理根本無法進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亂，“教育革命”愈演愈烈。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作出批注：“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據此，“七二一”大學遍地開花，開始了工農兵學員的招收。

　　由於不重視文化知識，很多學生入校後又忙於階級鬥爭，“上大學、管大學和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所以許多大學畢業生還達不到中專文化水平。

　　一九七三年鄧小平複出，在他主持下，國務院批轉了《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對兩年前開始實行的采取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進行了修訂，增加了“文化考試”的內容，試圖恢複用知識選拔人才的製度。這一年，高等學校招生除需經過評議推薦及審查、複查外，還要進行語文、數學、理化三科的書麵文化考查，采取開卷形式。

　　一九六八年十月，張鐵生從遼寧省興城縣初中畢業後，來到本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插隊落戶。憑借一向突出的表現，張鐵生當上了生產隊小隊長，也贏得了一九七三年這次參加大學招生文化考試的機會。然而，在最後一場理化考試中，整張試卷題他隻會做三道小題，其餘一片空白。成績一公布：語文三十八分，數學六十一分，理化六分。雖然成績比較差，但當時並未交白卷。

　　當然不是低分讓張鐵生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真正原因在於他在理化試卷背麵寫“給尊敬的領導的一封信”。信中，張鐵生訴說了“受到自己為貧下中農事業的事業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譴責”，“不忍心放棄生產”而複習，雖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說，“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我的政治麵貌和家庭社會關係（清白如洗），自我表現勝似黃牛”，所以“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

　　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得知此事後，將張鐵生試卷的背麵的信作了刪改，指示《遼寧日報》發表，並在編者按中說：張鐵生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張鐵生的信，另加編者按語：“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隨後，《紅旗》雜誌轉載時發表評論，說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製度的複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張春橋說這是‘反攻倒算”。“四人幫”一夥對張鐵生交‘白卷”的行為讚不絕口，江青稱讚張鐵生：“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

　　各地報刊紛紛轉載那封給“尊敬的領導”的信，張鐵生一夜之間成了名噪全國的勇於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從毛遠新發現他的信開始，張鐵生的命運發生巨大轉變。高考結束後，張鐵生順利地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係錄取，後又被學校破例發展為黨員。

　　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張鐵生當選為人大常委。八月，上級黨委決定調整鐵嶺農學院的領導，成立了老中青三結合的班子，張鐵生又被選為這個新領導班子的副組長、黨委書記，並受到江青接見，江青稱他是一塊“有棱有角的石頭”，並說“我要用這塊石頭打人了”。

　　在“文革”這一特殊的曆史時期，紅得發紫的張鐵生頻繁參加社會活動，四處作報告、發表文章，不遺餘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為“四人幫”大造輿論。張鐵生已然成為江青集團的馬前卒，被綁在“四人幫”的戰車上，再也無法左右自己。

　　“文革”中那唯一一次“高考”，被批為“資產階級利用文化考查，乘機塞進舊高考的那一套，妄圖破壞大學招生製度的改革”。“白卷英雄”引發全國掀起對文化考查的批判，“招生進行文化考試”又成往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粉碎，張鐵生的政治靠山消失了。隨後，張鐵生被學院撤銷黨內外職務、開除學籍，還被逮捕羈押。最終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等罪狀，判處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在遼寧省淩源監獄度過的十五個春秋裏，張鐵生由獸醫改為人醫，曾在淩源監獄衛生所擔任醫生兼護士，負責全監獄犯人的醫護工作，從未出過差錯。在他服刑期間，有不少受他牽連的朋友還伸出援手照顧其父母。他的確是個有情有義、人緣不錯的青年。

　　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張鐵生刑滿獲釋，世事輪回，滄海桑田。從一個“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到階下囚，終又做回了一介平民，曆經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後，張鐵生一心想做個普通人。

　　一年後，張鐵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勵下開始了他的經商生涯。他先在一家飼料公司當一名小職員，幹一些雜活兒。在人們眼中，張鐵生是個性格爽快且辦事幹練的人。一九九五年，張鐵生和另外三人在沈陽成立了禾豐牧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今，這家公司已經成為中國飼料業前十名的大型農牧集團，淨資產過億元。現年六十歲的張鐵生任集團公司商政總監外，還兼任監事會主席。

　　當人們對“白卷英雄”變“千萬富翁”的傳奇議論紛紛時，張鐵生說：“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學朋友比，我沒有一個方麵是出色的。這些年拚命幹事業，決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證明什麽，我隻是想過普通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