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45章 蔣經國“打虎”日記選

　　中國文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蔣經國日記（1925-1949》》（張日新主編）。這本日記節選了蔣經國一九四九年前最有代表性的幾個階段：留蘇生活、贛南主政、長春談判、上海“打虎”以及撤離大陸時所記的日記。蔣經國很善於用日記來記敘自己的人生旅程，檢討自己的是非功過。現將他在上海反腐敗的有關日記摘錄如下——

　　國民黨發動內戰之後，蔣經國到處奔波，試圖維持、挽救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他曾經擔任青年軍政治部主任（中將）、“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處處長，曾創辦秘密組織“鐵血救國會”，但是，都無法改變江河日下的國民黨統治局麵。到了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軍已經轉入戰略反攻，解放區麵積不斷擴大，許多重要的城市被解放軍占領。在國統區，政治腐朽，民不聊生，物價上漲的速度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了。

　　在這樣嚴峻的局麵下，一九四八年八月，國民黨當局決定進行幣製改革，發行金圓券，抑製物價上漲，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因為國民黨的政治已經腐爛，進行幣製改革異常艱難，當時的《中央日報》稱其為“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這個“割盲腸”的任務最後落到了蔣經國的頭上。

　　一九四八年八月，蔣經國被任命為上海經濟管製副督導員，前往上海，實際負責上海的“經濟改革”。他深知，這次改革關係國民黨在大陸的命運，隻準成功，不許失敗，“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了！”蔣經國決心打擊妨礙這次幣製改革的豪門資本，社會上稱之為“打老虎”。

　　在上海，蔣經國鐵腕執法，確實有幾隻“大老虎”落入法網，就連上海灘大亨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也因為囤積物資被判八個月的徒刑。在上海灘，蔣經國一時間又贏得了“蔣青天”的稱呼。但是，杜月笙很快給蔣經國點出了一隻更大的“老虎”。在一次有很多工商巨頭參加的會議上，杜月笙不緊不慢地對蔣經國說：“揚子公司囤積的物資，在上海首屈一指，蔣先生能否一視同仁呢？”

　　揚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孔令侃，他是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孔家的大公子，他的姨媽就是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按輩分，和蔣經國是表兄弟。蔣經國聽杜月笙這樣說，略一沉吟，堅定地說：“你放心，無論對誰，我都會秉公執法，一視同仁！”

　　蔣經國的手下很快查實，揚子公司確實存在囤貨居奇等重大違法事實。蔣經國心生怒火，決心向孔令侃開刀，很快派人查封了揚子公司。不過，孔令侃可不是一般的“老虎”，他強烈反彈，甚至揚言要和蔣經國魚死網破。此事驚動了宋美齡和蔣介石，據和蔣經國交往頗深的賈亦斌先生回憶說，正在北平主持軍事會議的蔣介石急忙回到上海，在聽了宋美齡的報告後，對蔣經國大罵一通：“你在上海怎麽搞的，都搞到自己家裏來了？”蔣經國出來時一副垂頭喪氣之色。

　　這件事蔣經國在日記中是有記述的，隻是略寫。

　　“揚子公司事件”在蔣介石的幹預下不了了之。由此，上海到處傳言，蔣經國“隻拍蒼蠅，不打老虎”，許多藏起來的“老虎”紛紛出籠，國民黨在上海灘進行的幣製改革的命運可想而知。“打虎”失敗，蔣經國頹喪地離開了上海，在日記中寫道：“因為我的內心，是十分的憂苦與煩悶也……限價已經開放，七十天來的努力，已一筆勾銷。回想起來，真是惶恐萬分。”

　　這次上海之行，對蔣經國打擊很大，因為他知道，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已是日薄西山，無可挽救了。據賈亦斌先生回憶說，蔣經國回到南京之後，每日借酒澆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他一邊喝酒，一邊燒文件檔案，連印好的請帖也燒了。賈亦斌問：“你燒請帖幹什麽？”他說：“亡國了，還請什麽客？”從日記中人們可以看到蔣經國是一個積極、樂觀、堅定的人，而此時，他的悲觀消極、情緒低落，似乎看到末日的來臨。

　　以下是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時所寫日記的摘錄——今晚離京赴滬。今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幣製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經濟危局的必要辦法，但總是在於能否認真執行既定的方案，否則無論方案如何完整，還是失敗的。督導上海方麵的經濟管製工作，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做過經濟方麵的工作，亦沒有一點經驗，所以恐難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則必須確實負責，認真去完成應負的責任。早晨抵製有關各事。午後在寓所清理文件。

　　自新經濟方案公布之後，一般人民對於幣製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製，多抱懷疑的態度。兩天來日用品的價格漲得很厲害。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嚴懲，就應從“壞頭”開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為經濟管製委員會委員並派在上海協助俞鴻鈞先生督導經濟管製有關諸事，這件工作非常困難，但是亦十分重要，無論如何必須盡心力幹下去。今天是星期日，天下雨，氣候甚悶。上午在寓所擬定經濟督導的工作計劃。

　　督導員辦公處。今天開始正式在中央銀行辦公，像我這樣的粗人，竟會同銀行發生關係，正是出入意料之事。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在報紙上發表了一次談話。今後的問題，是在求言行的一致，說到哪裏，就應做到哪裏，否則一定是會失敗的。早晨訪崇鏞兄，談商有關督導員辦公處的組織問題。下午參加第一次的經濟督導會報。今天起得很早，批閱信件公文，並寫信向父親報告關於上海的經濟近況，以及改革經濟管製之意見。上午在警察局調查財政部泄漏幣製改革消息的重要案件，下午訪社會局和市政府後。即繼續在中央銀行辦公。

　　上星期反思錄

　　這一個星期的工作，是非常的緊張，精力雖稍感疲倦，但精神上則甚愉快。一般人都認為經濟管製工作是做不通的，我亦認為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在今天我抱了一種決心，就是無論如何困難總應當做下去。這種態度多少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或許可以作為成功的唯一條件。缺少條理，沒有長久的計劃，講話過多，這是自己發現的過失與短處。

　　上月反思錄

　　上海的工作，已經展開了。本身沒有經濟和社會的力量，而全靠自己的精神在支持目前的工作。半月來的努力，雖可自慰之處很多，但是始終感覺到相當的艱難。自從做事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覺得責任之重以及壓力之大。所以對目前的任務，除了拚命以外，再無第二條路可走。我應當拿一切的精力，放在這個工作上。做事不到十天。而有許多人已在起來反對我了。這是早在意想中的事，目前不過是幾個人，將來不曉得有多少人將起來打擊我，但是我不怕，因為自己沒有私心，並且有很大的勇氣。至於最大的力量，是在於民眾的擁護。不但XXX用不到怕，就是所有的反動力量反抗，亦用不到畏懼，因為我自己的心地非常光明。現在我在上海，已經成了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人，一舉一動，都會使人注意。所以自己的言論和行動，應當格外留心，一不小心，就可被人作為攻擊之借口，不可不慎乎。

　　X市長到南京去辭職，不曉得是不是因為他對於我的做法不滿意的原因。但是為了國家，我不能不這樣做。在今天局勢下，倘使再要講“敷衍”、“應付”、“遷就”，那一切都將完了。上午在中央銀行召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會報，對於上星期的工作，曾詳加檢討，並決定了本星期的工作計劃。下午在家中休息。

　　上星期反省錄

　　直至目前為止，大多數的上海人都是稱讚我的。一不小心，年輕的人很可能樂而忘形，不知前進，不加自反，那一切都完了。我深深地感覺到，這種空氣對我是不利的，希望太大，失望亦快，並且前程險惡萬分，很大的困難就會到來，到那個時候一定會有許多人要恨我、罵我。此時此地，自己要有主張。有立場。至於社會上有流言，實在是不足聽。外麵謠傳XXX正在勾結XXX，共同來打擊我。人心難料，這種話不能不加以留心。今後的敵人，隻會一天一天多起來的，要謹慎，但是用不到怕。

　　今天是中秋節。本來想回到杭州去同家人共度佳節，並賞湖上之月，但是因為上海方麵工作緊張，不能離開，所以隻好在此照常工作。

　　上星期反省錄

　　到上海來，已經有一個月了，日日夜夜的工作，雖然稍感疲倦，但是精神上則很愉快。今天隻有兩句話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自己一無所有，亦一無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發財。同時在我的內心中，確確實實除了想為國家做一點事情以外，絕對沒有任何私欲。同時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除了生活能夠維持之外，沒有一個廠，沒有一家銀行，凡是有錢的事，我都沒有份。今天我既然一無所有，亦一無所求，我相信就是失敗亦是成功。如此而遭遇到失敗，那一定是因為自大自傲而不肯虛心學習的緣故。五時起身後，即到江灣體育場，參加服務總隊結訓典禮，並領他們向上海人民宣誓。六時整，開始講“什麽是患難相共的同誌”。七時三分點名。有許多幹部是不行的，決定淘汰一部分。十時，在中央銀行召集工業界的幹部談話，發現一種嚴懲的問題，就是許多工廠，因為限價而缺原料，因缺原料而減工，此種現象，實有急需糾正之必要。

　　今晨起來，第一次聽到喜鵲叫，內心相當高興。因為自到上海以來，聽到喜鵲叫還是頭一回，希望在煩悶之中，會得到一點快樂的事。有許多同鄉、親戚，以及舊幹部，都向我要求職業。在他們看來，一定以為我的官是相當大的。他們哪裏會知道，我的用意，是在服務。

　　上月反省錄

　　濟南失守，是軍事以及政治方麵之重大事件。因此而造成了嚴重的局勢。很有可能，共軍從濟南取徐州，威脅南京。一般人的想法是如此，人心又開始動搖。今天的政府。不能拿出具體的辦法來。不得安定人心。父親昨天又飛北平沈陽去了。想及父親對於國家之忠誠，以及個人的勤儉辛苦，而又看到局勢之危難，真是想哭，而自己又不能盡力量為父親幫忙，所以更感內心上的不安矣。在今天，似乎不能不考慮最後的一步棋究竟應當怎樣走，否則一切都將不堪設想了。時勢如此，不得不如此想法。在上海的工作，以時間而論，已有一個半月了。雖然做了許多工作，但是一切都是非常的空虛，很多的工作都是沒有很切實地去做，得不到好的結果。在工作過程中，犯了很大的病，就是往往不加考慮而決定辦法。譬如，準許棉紗布出口的辦法公布之後，即引起物價之上漲，而後來又不得不取消。關於XX的案子，亦因事前未查明其是否在申，而即下令拘捕，致失自己的威信。至於幹部的管束，亦是非常重要的事，將來的失敗，一定會失敗在幹部身上。總之，在今天處處應當小心謹慎。

　　上星期反省錄

　　自從管製上海的經濟工作以來，上星期最為吃力，反抗的力量來得相當大。但是根據一個多月來的經驗，自己確實感到是有辦法來控製的。不過今後應當多用智力。對於各方麵要求來見的人，因為事忙，不能一一接見，即在接談之時，亦甚短促，恐怕得罪了不少的人，所以今後必須格外注意見客的工作。上星期的預定計劃，隻能完成一半，所以內心非常不安。再，到上海以來，因為工作忙，而沒有工夫看書，今後無論如何要想辦法，使多有學習的機會。對於幹部的訓練，亦沒有能夠注意到，必須加緊此項工作。

　　父親於昨晚由北平來滬。清晨拜見父親，報告上海情況。目前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但亦不忍報告，蓋不願煩父之心也。上午在中行處理公務，在公文中亦可以看出環境之艱困，此時此地，必須沉著，否則必將失敗。

　　上星期反省錄

　　本星期的工作環境，是工作以來最困難的一段，希望這是一個轉機。除了物價不易管製以外。再加上XX公司的案子。弄得滿城風雨。在法律上講，XX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發現在宣布物資總登記以前，那我一定要將其移送特種刑庭。總之，我必秉公處理，問心無愧。但是，四處所造成的空氣，確實可怕。凡是不沉著的人，是擋不住的。

　　上海整個的空氣是在惡轉中。處此境地，一不小心，就會慘敗而不可收拾。今天最要緊的是要沉得住氣。有若幹的幹部，心理已開始動搖，這是如何可慮。早晨寫信稟告父親關於上海之近況。並提供改進經管之意見。上午除解決煤糧等問題外，召開檢查委員會例會，各方麵的報告，都是一些壞消息，尤其是黑市日多，不可不加注意。下午參加戡建總隊陣亡同誌追悼會，內心沉痛萬分，人家死都可以死，那我們後死的人，還有什麽不可以做呢。下午與愈總裁商討根本問題。

　　上星期反省錄

　　XX公司的案子，未能徹底處理，因為限於法令，不能嚴辦，引起外界的誤會。同時自從此事發生之後，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動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經濟管製的工作。發展到今天。確實已到了嚴重的關頭。一般中產階級，因為買不到東西而怨恨。工人因為小菜漲價，而表示不滿。現在到了四麵楚歌的時候，倘使不能堅定，即很快就會崩潰。處在這惡劣的環境中，不進則退，不成則敗，最要緊的還是要鎮定，要忍耐。

　　今天是父親的壽誕，本擬赴京祝壽，但父已於日前北上。此時此地，祝父之壽，內心甚有所感。晚間在寓所為父祝壽，並宴請友好二十餘人。宴畢即赴滬西醫院訪妻，尚未生產。今展到中行辦公之前，在黃浦岸散步，看見人民之窮苦，心中有深感矣。九時召開會報，檢討目前之管製工作。十時召開京滬滬杭二線檢查小組會報。劉攻芸來說翁XX對於上海問題，非常憂慮，且有放棄限價之意。危矣！

　　為了安定人心，決定發表“敬向人民進一言”，在其中說明為什麽要維持限價的理由。倘使讓價格放任不管製。則“方便的是有錢人，高興的是投機商，痛苦的是老百姓”。早晨處理公務完畢後，往訪李立俠，談了將近一小時，並沒有談出所以然來。步行至漁管處訪君邁，一邊散步，一邊看市況，倒很有意思。下午到江灣戡建隊幹部訓練班點名講話。晚上在江梁家中吃飯，今天內心煩悶到了極點。

　　上星期反省錄

　　工作的環境，是一天比一天來得更困難了。昌煥兄由京來申，談及政治問題。今天的處境，是相當的艱苦，不是讓步就是猛進，恐怕除了第二條路，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同時見難而退，不是我的個性。

　　我們今天辦理繁重工作，必須忍耐。XX方麵的人以及報紙。已開始攻擊我了。這都是意料中的事，如此政治，如何不亂。今天照常在中行辦公，並接見客人，深感環境日趨惡化，商人可惡，政客更可惡，兩種力量，已經聯合在一起了。今天是處在進退兩難之間。下午參加市政府所召集的配給會議”。

　　上星期反省錄

　　十月份的最後一星期。恐怕亦將成為限價政策實施的最末一周。

　　限價已經開放，七十天來的努力，已一筆勾銷。回想起來，真是惶恐萬分。今日發表告《上海市民書》，承認自己未能盡責完成任務，並且在若幹地方，在工作過程中，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所以應向政府自請處分，而同時向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但是決不放棄自己既定的政治主張。這個文告，結束了“上海工作”。下午召集重要幹部二幹人說明自己的態度，並指出決不掛白旗，而且要繼續努力。以目前形勢來看似乎應當作大打算了。下午在醫院陪妻，心緒甚亂。

　　昨日正式發表消息辭督導員職。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銀行辦公。當我離開辦公處的時候，心中實有無限的感慨，幾欲流淚。傍晚步行到金融管理局向林崇鏞李立俠辭行。望黃浦江上的晚景，覺得格外的淒慘。今日早晨，約行深滄白靈峰仲平乘汽車作杭州之遊。中途經過閔行乍浦海寧，一路的風景雖美，但秋風紅葉，使人發生傷感。中午到達杭州，見文、章兩兒，得敘天倫之樂，下午遊虎跑，晚在樓外樓宴客。康生殺人滅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現在上海市公安局，並向公安局的軍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由康生親筆簽名和謝富治批準的處決命令。

　　這封來頭相當大的處決令是針對一位七十九歲、被關押了近二十年、名叫“盧福坦”的老人的。公安部代表還傳達了一個特別的要求，即在處死“犯人”之前，對其進行“封嘴”，防止他“信口胡言”。

　　上海市公安局的負責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麵為什麽要專門簽署命令，處決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且可能動粗好讓他閉嘴呢？然而，命令上麵康生的親筆簽名不容置疑，因此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最後采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以吃飯為名請犯人喝酒，在他回監室的路上從身後開了兩槍，就這樣，盧福坦被“槍決”了。

　　那麽，這盧福坦到底是誰？當時的“文革”紅人康生又為何要置他於死地？

　　盧福坦，一八九一年出生於山東泰安，曾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經中央代表提名，他意外地被推選為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在山東半島，農村武裝暴動轟轟烈烈地進行著，特別是魯西北地區陽穀縣的坡裏暴動引起了很大反響。盧福坦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聲譽由此也大大提高。

　　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鑒於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希望中共黨內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崗位。在這種精神的影響下，武漢三鎮的碼頭工人向忠發一躍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成為黨中央六屆一中全會上負總責的領導人。盧福坦也因為是工人出身，和項英、關向應、蘇兆征、徐錫根等人一起進入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從此進入高層領導圈。

　　一九二八年冬至次年一月間，山東省委領導成員之一的王複元及其兄王複章相繼叛變，致使山東黨組織遭到重創，為安全起見，中共中央做出決定：所有在山東的與叛徒有過聯係的省委成員和其他黨員立即調離山東。盧福坦也接到通知，調任河北省委書記。不料，他剛踏上火車，便遭國民黨特務逮捕。幸好，那裏特務並不清楚他的真實身份，一般性的審訊之後，便在一九三。年初以證據不足的理由將他釋放了。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盧福坦被確認為政治局正式委員，不久從河南開封赴上海議事。抵達上海後，負責傳達中央指示的中央組織部部長周恩來宣布，由盧福坦接替羅章龍的工作，擔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並參與中央書記處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六月，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他們的叛變，使中共再遭重創。中共中央決定轉移，隻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這時，盧福坦萌生了當中共中央一把手的想法。

　　當時，王明、周恩來是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盧福坦就去找王明、周恩來。周恩來對他的意見不置可否，隻是告訴他：目前黨已處在非常時期，不設總書記一職，隻設臨時總負責人。後來，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下，王明、周恩來擬訂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有秦邦憲（總負責人）、張聞天、盧福坦（以上三人被擬定為常委），其他委員有李竹聲、康生、陳雲等。

　　盧福坦雖然未當上總書記，但他想掌大權的願望還是實現了。臨時中央成立後，繼續推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使國統區黨組織陷入更加孤立無援的境地。盧福坦分管的工會情況更糟，工會組織遭到重創，中共中央根據盧福坦在工作中的錯誤及工人運動帶來的損失，停止他參加中央書記處會議，並責令他作出檢查。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盧福坦在英租界被扣押。巡捕房已得知其為中共要員，當晚就把他引渡給國民黨政府，押上了駛往南京的特別快車，帶到了國民黨中統局總部。中統局特務頭子對抓到這個中共領導人非常興奮，當即提審，盧福坦隨即叛變。

　　他叛變後，將中共中央書記處、全國總工會、鐵路總工會和海員總工會等組織人員情況一一供出。中統局特務如獲至寶，連夜派出大批人馬出擊，幾十名黨的重要幹部先後被捕，中共又遭重創。

　　因叛變供密有功，盧福坦先後擔任過國民黨中統局徐州特區行動股長、蚌埠分區區長、上海區情報股股長、南京區行動股長、京贛鐵路調統室景德鎮站站長、贛州調統室指導員等職。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潰逃時，他已沒有利用價值而被遺棄，未能逃到台灣。一九五〇年五月，盧福坦被公安機關逮捕。

　　時隔近二十年後，康生又為何要“除掉”盧福坦呢？原來，根據上海警察局的資料，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一九三〇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一九三〇年，康生在上海被捕，同時入獄的還有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侄子丁基實。通過丁惟汾的疏通，康生及丁基實都出獄了。康生被捕這件事在當時很少有人知道，至於他有沒有變節，更是中共黨史中一直難以破解的謎。

　　隻有盧福坦，在被捕期間交代過康生被捕叛變的情況。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市解放時，人民政府接收的舊警察局檔案材料一部分遺失，一部分被國民黨帶到了台灣。在殘餘的檔案材料中，有一份盧福坦招供時提及康生被捕乃至叛變的具體細節報告材料。除了盧福坦，中共黨內知道這件事的還有一個人——陳賡。但是，陳賡始終沒向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饒集團”時，才順便提了一句。

　　後來知道此事的是時任中共華東局書記的饒漱石。一九五三年初饒漱石調任中央組織部長後，曾派專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親眼看到了盧福坦的這份報告材料。饒漱石向毛澤東主席匯報了康生的曆史問題，毛澤東當時沒有給予明確答複。一九五四年二月，“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發生，此事因此被擱置下來。一九六〇年代，謝富治又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檔案原件，並且做了相關的記錄。但是，對調閱盧福坦的交代材料這件事，康生本人並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後搞他的“黑材料”；他更不知道盧福坦被捕後，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台灣情報部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被蒯大富等人首先獲悉，並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才知道盧福坦將其“招供”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麵沒有做好保密工作，居然讓盧福坦在提審時談的內容公開上了簡報。

　　康生一麵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康生從來沒有被捕過；他自己則辯白說：“如果我被捕了，也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另一方麵，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並提出處決要求——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麽從五十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則要康生簽字，說隻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後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結，但是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撥亂反正時，被當時審查幹部的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因為主要當事人盧福坦已經不在了，所以終究沒有形成結論。最後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秘密調查工作，被牽連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摘自《世紀風采》）毛澤東派出的[臥底]

　　由《人民日報》社主辦的《文史參考》刊登了《王秉璋“臥底”》一文，介紹了一段曆史往事。

　　現摘登如下一

　　去年，章詒和的兩篇文章，涉及到一些文化名人臥底的事，引起了輿論的關注和爭議。其實，在那個年代的政治生活中，臥底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元帥身邊，也發生過有人臥底的故事。

　　事情發生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兩個下午，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集會議，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在會上，以陳毅、李富春、譚震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等為一方，以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等為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會議記錄送毛澤東後，他看到陳毅的發言中重提延安搶救運動的教訓，勃然大怒。二月十八日，他把葉群叫到住所談話：“陳毅、譚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他們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他們討厭群眾運動，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從根本上反對。我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們不跟我走，還有林彪和你，我就帶你們兩個到南方去。”葉群當即表示，林彪永遠忠於毛主席。毛澤東當晚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這幾位元帥和副總理又批評，又挖苦。接著，不但在政治局會議上讓幾位元帥和副總理受批判，在軍委會議上讓他們作檢討，還在全國掀起了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中央文革甚至在北京舉行了十萬人的大遊行。

　　幾位元帥和副總理挨批後，毛澤東還是不放心，特別擔心老帥們在軍隊中的影響。據回憶記述：

　　毛澤東就想起了幾位老帥，不知道在批判了他們以後，這幾個人在背地裏有什麽不滿，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有沒有轉變。毛澤東想知道他們在西山究竟在幹些什麽，就想派人去暗地裏察看一下。

　　毛澤東先找到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劉素媛，讓劉素媛告訴葉群，要葉群乘機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帥們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帥們在幹些什麽，說些什麽，都有哪些活動，有沒有串聯？劉素媛還告訴葉群，毛澤東要王秉璋注意經常了解一點情況，並且直接向毛澤東匯報。

　　後來，葉群就帶著她的女兒林豆豆來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澤東的意思告訴了他，向他布置了這個任務。

　　後來，王秉璋轉給毛澤東的報告至少有兩個。這兩個報告都是用記錄本的紙寫成的。在報告裏，王秉璋把他與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三位元帥，大概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一起散步、談話什麽的，都寫得清清楚楚。兩個報告都說，老帥們在受到批判以後，接受了教訓，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都有所轉變，一致認為這個運動搞得好，對“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複辟”，作用很大。

　　毛澤東看了這些報告，曾經批轉給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的人傳閱。

　　回憶者評論：“王秉璋實際上是做了一件好事，他這兩個報告實際上起到了保護幾位老帥的作用。”一九六七年“五一”節，毛澤東批準除譚震林以外的其他老帥和副總理登上天安門城樓。他們總算暫時過了一關。

　　王秉璋一九五五年授中將軍銜，“文革”前任七機部部長兼空軍副司令。“文革”初遭到揪鬥、關押，得了肝炎，他的妻子通過吳法憲、葉群找林彪求情。林彪讓葉群報告毛澤東，七機部是重要的機要部門，把王秉璋搞掉了，就無法維持七機部的工作。毛澤東要搞“文化大革命”，也要兩彈一星，於是同意解放王秉璋，還派他到老帥們身邊臥底。到底是老帥們真的“接受教訓”，轉變了態度？還是他們意識到王秉璋為何而來，有意表現給他看？或是王秉璋同情老帥，專揀毛澤東愛聽的寫？隻有天知道了。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後。王秉璋被視為“上了林彪賊船”，撤職、審查關押長達十年。一九八一年免於起訴獲釋。但直到二〇〇五年去世，他也沒有得到一個政治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