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17章 以文會友憶芝琛何蜀

　　狗年春節長假的最後一天，二〇〇六年二月四日下午。北京朋友康國雄打來電話：王芝琛走了。

　　這是個極不願意聽到，但心裏卻又明白是時時可能傳來的消息。

　　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結識的一些朋友，有許多在書信、電話交流多年後仍未能謀麵。芝琛兄就是其中一個。就在二。五年底，我打電話向他祝賀新年時，他還開玩笑說：你還不來北京，我們可能就見不到麵了，我們相識這麽幾年，連你長什麽樣兒我都還不知道呢。我當然安慰他‘來日方長”。但我知道他多年的癌症對人的生命意味著什麽。我始終盼著能看到奇跡出現。聽到他說治療後感覺較好，我就為他高興。聽到他說怕活不到明年了，我就勸他別那樣想，別讓思想老糾纏在那上麵，除了堅持治療外，隻要有精神，還是多想想整理他父親王芸生錄音的事，隻要能寫就再寫點文章。我經常告訴他，我等著看他的新作。

　　我跟芝琛兄的結識完全是“以文會友”，是由他的文章聯係起來的。那是在一九九九年。北京的朋友劉雙（也是至今未曾謀麵的朋友）來信問我，他有個朋友有篇稿子，想給我看看能否用在我供職的雜誌上。我說行，直接寄來吧，能不能用，看了再說。這就是後來發表在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紅岩春秋》上的《（大公報）與“反蘇大遊行”》。因為這篇稿子涉及的曆史背景較複雜，我還要查閱核實一些資料，作一些推敲，就先在一九九九年第六期編發了芝琛兄的另一篇《王芸生劫中獲釋之謎》。這是我編發的芝琛兄第一篇稿子。這篇文章馬上就被《作家文摘》選登了。芝琛兄很高興，說他接到了好幾個給他談讀後感的電話。

　　從這時起，我開始對著名的《大公報》人王芸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對王芝琛這位原學理工科的‘哈軍工”高才生但退休後卻改行研究起《大公報》曆史的‘文壇新秀”有了較多的了解。以前我讀過全國政仂《文史資料選輯》上王芸生那篇有關《大公報》曆史的回憶，通過芝琛兄，我才知道，那原來是王芸老在政治壓力下所寫的令他終生悔恨的“自誣之作”。

　　在編《（大公報）與“反蘇大遊行”》一稿時，我特意查閱了當年的《新華日報》，從當時報道中摘錄了一些有關文字加到文稿中，特別強調了周恩來當時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中稱這次大遊行為‘學生的愛國運動”，並強調應該把愛國與排外分開，把學生的愛國運動與特工人員的陰謀活動分開，把政府與其中一部分不滿政協會議成果的人分開的客觀評價，以及當時《新華日報》按照周恩來“三個分開”的精神所作的客觀報道，以使不了解曆史的讀者和長期以來隻見到過對那場‘反蘇大遊行”的批判性宣傳的讀者能對當時的曆史背景更加清楚。芝琛兄完全同意我這樣的處理，後來他在將此文收進他的《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報）》一書時，就用的我作了這樣一些編輯處理的修改稿。

　　此後，我又陸續為《紅岩春秋》雜誌編發了芝琛兄的《抗戰時期中國新聞界的一次慶典——（大公報）榮獲米蘇裏獎章》（2000年第5期），《（大公報）與重慶談判》（2001年第1期）。芝琛兄的稿子，喜歡用沒有格子的白紙寫。字大而挺秀。出於書寫習慣不時會出現幾個繁體字，每篇稿子他都會選配幾張照片，照片四角插入襯底的白紙上切出的斜縫裏，下麵寫好說明文字。很可以看出這位理工科高才生做事的條理性。

　　在編輯芝琛兄的《（大公報）與重慶談判》一稿時，我看到文稿中引用了當年《大公報》對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設宴為毛澤東一行餞行的報道，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報道中寫到了毛澤東在發表即席講話時，“最後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我為了準確起見，核對了有關曆史資料，發現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重慶談判紀實》一書中轉載這篇《大公報》報道時，不加說明地刪去了最後毛澤東呼喊那兩句口號的文字。然而，同一書中轉載當時《新華日報》發表的毛澤東在宴會上的講話時，卻又沒有作刪節（隻是《新華日報》報道中毛澤東呼喊的是“蔣主席萬歲”而不是“蔣委員長萬歲”）。我把這個發現告訴了芝琛兄，他還不知道有此事，因為他查閱和抄錄的是《大公報》上的原文（為了研究《大公報》，他花了不少時間坐圖書館）。我征得芝琛兄的同意，把所發現的這一情況寫了幾句話加到了文稿中。

　　為了弄明白《重慶談判紀實》一書怎麽會刪去曆史文獻中的那幾句原話。我還特地詢問了參與編輯《重慶談判紀實》一書的原重慶市政協一位離休老幹部，老幹部坦誠告訴我。那是他刪的。他們當時編這部文獻書時，思想還不解放，顧慮很多，就刪去了《大公報》報道中有關那兩個口號的記載。這位老幹部是我敬重的前輩，我曾從他那裏了解到許多曆史真相被歪曲、篡改的情況，獲益非淺。因此想到他當年也曾這樣刪節曆史文獻，頗有些感慨。後來每想到此事，我就難免不會擔心，像這種既不作出說明，也不加表示此處有刪節的省略號或其他符號的作法，在我們已經出版的曆史文獻書中究竟還有多少？

　　遺憾的是，思想不解放的並不隻是那位老幹部。芝琛兄此文後來收入二〇〇一年出版的《百年滄桑》書中時，引用的當年《大公報》那篇報道和一些相關文字都被大段大段地刪掉了。芝琛兄對此無可奈何。我也隻能安慰他，書能出版就已經不容易了。好在後來芝琛兄在《一代報人王芸生》一書中又把有關內容加進去了。

　　那時，我和芝琛兄都很喜歡讀山西的《黃河》雜誌。芝琛兄發表在《黃河》一九九九年第五期上的《（大公報）與“小罵大幫忙”》一文，我讀後，給他提出一點小意見，我說，你文章最後寫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什麽不寫明是“中國共產黨”而隻寫一個‘黨”？這樣給人還是個“黨天下”、隻此一黨別無它黨的感覺……他回信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並說，這樣的寫法，當然是受每天廣播、電視等影響，而終於“習慣成自然”了。

　　讀芝琛兄的文章，會感到他是個文質彬彬、平和穩重、很含蓄很有分寸感的人，然而跟他通電話時才知道。原來他的性格竟是那樣憎愛分明，慷慨激昂，嘻笑怒罵，嫉惡如仇。有時談起世事來，竟如熱血青年一般激情難抑，義憤填膺，甚至會忍不住破口大罵（當然不是罵粗話髒話，最多是“什麽東西”、“呸”之類），有時會使我感到在電話那頭的不是一個長我十一歲的退休老人，而是個小青年。

　　我曾奇怪，芝琛兄這位理工科高才生，曾在計算機所工作多年，怎麽不會使用電腦？他說，他隻是搞理論的。不過後來他也還是用起了電腦，隻是因為病的折磨，他很少自己打字，而找了單元樓內一位保安小青年幫忙，這也使我們的聯係方便多了。有些文章我們就可以通過電子郵件互相傳送了。

　　芝琛兄住在木樨地那幢著名的‘部長樓”，那原是分配給他父親住的。他父親去世前，曾和他作過很多交談，他錄了不少音，其中特別是談到許多曆史事件的真相，談到與國、共兩黨高層領導人的結識經過及對那些人和事的評價。我一再鼓勵芝琛兄抓緊把那些錄音整理出來。可是沒想到整理工作正在進行中，他的病情就越來越重了，而且這病已經使他幾乎是傾家蕩產，因為他要靠打一種非常昂貴的進口針藥來與癌魔搏鬥，維持生命。一些老《大公報》人知道了他的病情，曾自願集資要為他治病，他婉拒了。一次他在電話中對我談起此事，說，我怎麽能要他們的錢呢？他們沒有誰是富翁……

　　我知道芝琛兄的一些情況後，便給他介紹了我近年結識的一位忘年朋友康國雄（我為他整理出版了他的口述自傳《我的罪名：蔣介石的幹兒子》），康老先生有樂於助人的熱心腸，在北京又正住在芝琛兄的對麵，兩家隻隔一條馬路，再加上康老先生的父親康心如也是報人出身，當年曾任陪都臨時參議會議長，與芝琛兄的父親王芸生有過交往。於是他們兩人很快也就成了朋友。芝琛兄的一些病情，我就是聽康老先生來電話講的。因為我在電話中不好老向芝琛兄打聽病情。聽康老先生說，春節初一那天他接到芝琛兄的電話，說想吐，康老先生還趕緊去想法給他買了藥，又打電話問了醫生：初二時聽芝琛兄說好些了……

　　芝琛兄近年在不少報刊上發表過文章。山東畫報出版社十二月出版的第四十四輯《老照片》上那篇《“哈軍工”瑣憶》，恐怕要算他的絕筆吧。此文讓我了解到他當年在那所“軍事工程學院”中的心境和遭遇。像他這樣‘另類”出身的文化人，要想通過“思想改造”而“脫胎換骨”，得到‘革命陣營”的接納和信任，顯然比登天更難。他的那些經曆和遭遇，可能就是後來促使他下決心研究《大公報》曆史的動力之一吧。

　　可惜的是，他還有多少該寫想寫的還沒有寫出來。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他父親留下的那些口述錄音，也還沒有全部整理出來。他曾多次說過，希望命運能多給他幾年時間。他並不是想多活幾年享受什麽，而隻是想著要把有關他父親和《大公報》的許多曆史事實整理、記錄下來留給後人。

　　我能想到，他在最後的時刻，心中會有多麽大的遺憾……不過我又想，曆史總是充滿遺憾的，但曆史也總是會不斷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