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14章 “京派文人”融入新馬

　　四十歲的連士升，於北方苦讀治學十年。南方顛沛隱居十年之後。終於在南洋覓得一處安身之所，開始了人生另一段充滿挑戰和豐收的歲月。

　　連士升在南洋的第一份工作，是《中興日報》特派員，任內曾受命回中國作采訪，在南京時，《中央日報》也聘他為特派員。一九四八年，他轉投新加坡《南洋商報》，在歐洲采訪期間寫了大量遊記，後來集結成《祖國紀行》、《歐洲紀行》之《塞納河兩岸》、《地中海之濱》、《大西洋一角》及《印度洋舟中》五部書，由《南洋商報》出版。

　　連士升初到新加坡馬來亞時，帶著中國北方學者特有的氣質，言談舉止顯得淵博自信。他那沉著、理性、超功利、些許學究氣、喜歡懷『日的文筆，一方麵展現古典色彩，另一方麵難掩鄉土傾向。他當年初到北平時有個感想：“坦白說一句，初到福州與初到北京時，我所得的印象剛好是兩樣。前者是跑進異鄉，後者宛若回到故鄉。”浸潤京城十年的文化與鄉土養分，使得他不自覺地成為一名‘十足的”北京人。

　　學生時代連士升所追隨的導師與崇拜的文人，多屬於‘五四”時代的現代主義者。他們接受西方文化，但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生於列強欺淩中國的時代，因此關心政治、熱愛國家；他們對社會的不平現象深惡痛絕，因此堅持正義、嫉惡如仇。他們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講究純藝術和純文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大幅度認同西方現代人文精神的同時，不能也不願放棄眷戀民族曆史和文化的情懷。這也許就是‘京派”文人的特質。

　　從連士升《回首四十年》書中的《北京圖書館》、《北京的公園》、《北京的飯館》幾篇描寫北平風貌的文章，可以窺見他的鄉土視角，嗅出他濃厚的‘北京味”。他簡潔雋永的表達功力，得自深厚的國學基礎；他用筆條理分明，邏輯嚴謹，源自大學時代所受的史學訓練；他廣闊的國際視野，歸功於長期研究及翻譯外國經濟學名著所累積的學識。

　　像連士升那樣一個有獨立個性，有審美能力和批判目光的現代知識分子，一下子掉進一個自己不熟悉。文風迥異的南洋文化圈子裏，很難不被那些以本土派自居的華文作家視為異類，或‘非本土”、“外來者”。他們對這位文章寫得好，外語能力強的中國式現代文人也充滿了好奇，尤其是他當上《南洋商報》主筆之後，許多人很想多知道一些這位名報人南來之前的資曆，或轉換工作的過程等等。然而這些瑣碎的是非絲毫無損於他正直的人格。

　　南洋——或者更狹義地說馬來亞——的華文文藝界，在中國抗戰期間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大體上是跟著中國的抗戰文藝走的。當時就有華文作家反對老是拿中國的題材做藍本的作法，倡議建立發掘本地題材，反映馬來亞社會的文藝體係，他們認為既然生長在馬來亞，就不能不認同馬來亞社會，那才是馬來亞華人的家，而不是中國。唯有這種新的思維，才能表現馬來亞文學的獨創性。

　　隨著對環境的適應，敏銳的觀察和圓潤的調節，連士升的著作開始默默地轉變。一九四九年定居新加坡以後，他曾寫道：“我認為南洋的文化應以當地文化為主體，加上中國、印度、回教文化的舊傳統，及歐美文化的新思潮，造成一種和諧的適合當地需要和趣味的文化，這樣才能生根，才能繁榮滋長，才能夠開花結果。”他的大量的作品很自然地為新馬文化界接受。他於一九五。年被委為南洋學會理事，不過是來到南洋一兩年的事。這年的著作，多收入《南行集》和《閑人雜記》。麽女蕭思於這年出世。

　　一九五二年。連士升受委為南洋大學及新加坡大學校董。一九五四年，出任南洋學會會長、新加坡劇場委員，發表《當地文藝的特性》、《文藝應反映現實》、《中國戲劇在巴黎》等有關戲劇的文章。一九五六年，被推選為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發起人兼顧問，此時的連士升已經被公認為南洋文學界的領袖之一了。

　　一九五三年一月，陳六使在福建會館執監委聯席會議上提議創辦華文大學，號召華人社會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創辦一所自己的高等學府。他率先捐獻叻幣五百萬元，並承諾捐出坐落於裕廊律，麵積五百二十英畝的會館土地。作為建校之用。他的號召得到新馬僑社熱烈響應。二月，建校籌備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定名大學為“南洋大學”，並推連士升出任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宣傳組主任。一九五四年，長女僑思高中畢業後赴中國大陸，進北京大學生物係深造。

　　一九五四年十月，林語堂率教授和管理人員共十一人，應南大籌委會之敦請來到新加坡，準備籌劃開辦南洋大學：一九五五年四月。因與創辦人陳六使及籌委會理念不合而集體辭職離去。六月，大學先修班開始上課：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入學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別就讀於文學、理學、商學三院，以華語為主要教學媒介。

　　一九五七年，連士升發表見證馬來亞獨立的文章，深為各界重視。一九五九年，新加坡成為自治邦，受命為政府公共委員會委員。

　　一九六一年初，馬來亞總理東姑拉曼倡議由馬來亞聯合邦、新加坡、沙巴、沙勞越、文萊組成馬來西亞的構想。新加坡與馬來亞經過兩年多的談判，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有條件地加入了馬來西亞。這年，連士升獲新加坡元首頒贈功勳章。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父親由泰來哥陪同作環遊世界之旅，第一站香港，第二站經吉隆坡來怡保我們家小住及遊覽。三月二日。父親及泰來哥飛新加坡。南洋大學諸人及連士升、趙世洵等在機場相接。是晚應陳國礎、劉攻芸先生之宴於豐澤樓，席開四桌，老友相聚，備覺溫馨。父親與連士升夫婦自從民國三十五年重慶一別，悠忽二十一載，不勝今昔之感。泰來哥在日記中寫道：“連士升先生的太太是安南籍，香港陷落後，他們夫婦到安南，戰後又到新加坡定居。連先生是新加坡的大文豪，在政府裏地位也很高。父親和他多年不見，把晤甚歡。趙世洵是上海《新聞報》記者，與沈蘇儒同事，一九四九年經香港轉來新加坡。”

　　這年八月九日，李光耀通過廣播宣布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這年，連士升出版窮十五年心血的《甘地傳》《尼赫魯傳》及《泰戈爾傳》三大著作，以及《海濱寄簡》一至四冊《物華集》《天寶集》、《人傑集》和《地靈集》，這些著作可視為連士升送給新加坡共和國的一份大禮。

　　一九六九年，連士升出任《南洋商報》總編輯。一九七一年，因病辭去所有職務。這年秋天，連士升夫婦來馬來西亞怡保看我們一家。連先生通過《南洋商報》怡保辦事處跟我連絡上，到怡保的當晚，我和內子劉德順在利口福飯館請吃廣東菜。原籍福州的連先生還是一口京片子，跟以前一樣健談，席間說了好幾個在北平上小館兒的笑話，這些笑話也是父親常說的。第二天我們陪他們逛‘霹靂洞”及‘南天洞”，中午吃了一餐齋菜，下午他們就回新加坡了。

　　一九七二年，出版《海濱寄簡》的第五、六冊《落霞集》及《孤鶩集》。

　　一九七三年，連士升赴北京探望長年留在北京，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的長女僑思，並拜會恩師顧頡剛先生。返回新加坡後不到兩周即感身體不適，於七月九日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六歲。

　　《海濱寄簡》的第七，八冊《秋水集》及《長天集》，由連士升的子女分別於一九七五年及二。七年出版。二。七年九月十五日。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主辦‘連士升百年誕辰紀念研討會”，同時舉行《長天集》的新書發表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