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13章 上海去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父親隨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從昆明飛往安南河內，年底轉往香港，住九龍太子道，與正在香港嶺南大學教書的連士升取得聯係。第二年八月，父親去上海參加汪精衛領導的對日和平談判。鞠清遠、武仙卿、曾資生、沈巨塵四人也追隨去了上海。四個月後，父親同高宗武潛離上海回到香港。父親之決心離開汪組織，並順利到達香港，除了黃溯初、徐寄廎、杜月笙、萬墨林等有力人士多方協助營救之外，連士升向母親提出的真誠意見，起了很大的作用。

　　從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汪精衛等人和日本軍方代表在虹口六三花園及愚園路舉行了十二天正式會議及會外商談，雙方歧見甚深。父親與眾人困居警衛森嚴的愚園路樓房，形同軟禁，乃密派鞠清遠回香港，告訴母親自己的處境和痛苦。鞠清遠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港，母親和琴薰姐請連士升前來共同商量。連士升得知汪、日可能年底在密約上簽字後，非常激動不安，認為事態危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在簽約之前把老師解救出來，必要時他願意親赴上海設法營救。母親幾經思量，決定帶兒女去上海，先設法讓父親脫離愚園路再想辦法。

　　十二月二十六日。汪方決定三十日與日方共同簽字。高宗武和父親見事已不可為，遂決定離開上海。在許多人的幫助下，十二月二十二日抵達香港。輪船徐徐航進維多利亞港之際，正是香港《大公報》以頭條揭露‘日汪密約”之時。船靠九龍碼頭，我們已遠遠看到連士升在碼頭上揮手，一下船，連士升便飛奔過來，雙手把我們三人緊緊圍住，連聲說：“回來了！回來了！”此刻他已泣不成聲。

　　國際通訊社

　　一九四〇年六月起，父親在九龍創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通訊周刊》，分寄國內各地，以供戰時首都重慶領導人士參考，以及關心世界局勢及國際問題的機關和個人用作材料。這份刊物選譯國外報章雜誌的論文，間亦刊載社友們的國際時事評論。

　　“國際通訊社”的編譯者，有連士升、戴杜衡、林一新等先生。每期所載的論著都出自各人手筆，譯稿則取材自幾十種英、美、日、俄等國出版的書報刊物。

　　連士升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從北平攜妻帶女逃來香港。經由香港大學中文係主任許地山介紹進入《港報》，十月開始工作，不料不到三個月，報館即因負債累累而倒閉。為縮小開支，隻好把妻小搬到澳門親戚家暫住，趁此機會完成未翻譯完的哈佛大學格拉斯教授的《工業史》下半部，於次年（1938年）二月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五月，妻子鄭侃嬨從澳門搬回香港，因為逃難貧困及操勞過度，患上心髒病，醫治無效，不幸於八月三日與世長辭。

　　一九四。年，連士升與燕京同學羅牧的胞妹羅梅結婚。他們的婚禮，在香港中環德輔道‘告羅士打酒店”（Gloucester Hotel）舉行。父親擔任男方主婚人，羅牧為女方主婚人，證婚人是鼎鼎大名的文學家許地山（筆名落華生）。我們全家都參加婚禮，新娘很年輕，大家都叫她‘羅小姐”，她是越南華僑，隨兄在香港嶺英中學求學。一九四一年，連士升擔任港大校外考試委員。連家的男孩亮思這年在香港出世，連士升隱居越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清晨（夏威夷當地時間）。日本突然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八日上午，日本轟炸機三十多架飛臨九龍上空，向啟德機場投彈，九龍城起大火，黑煙滾滾，延燒數小時不熄：布陣於深圳邊境的日本陸軍也同時向九龍新界發動攻擊。晚上港九實行徹底燈火管製，港灣兩岸一片漆黑死寂，行人絕跡，前線槍聲不絕，甚為恐怖。

　　連士升一家住在港島。從十二月十一日到二十五日，港島居民生活在日軍從九龍射過來的猛烈炮火之下。二十五日英軍投降，在日軍接管港島治安之前，全香港也跟九龍一樣變成無政府狀態，發生搶劫、掠奪、乃至自相殘殺的事件。更加恐怖的是日軍登陸後，為報複部分英軍頑強抵抗而公開虐殺戰俘。

　　連家決定離開香港，設法辦好去越南的臨時通行證，聽到日本疏散船“白銀丸”從九龍開往廣州灣的消息，連忙設法為羅牧、戴淮清和自己三家買到十四張船票，一早便過海去九龍碼頭，可惜等船的隊伍實在太長，手中有票也上不了船。連家一行人隻好搭上去澳門的“泉興丸”，從澳門到廣州灣。

　　連士升帶著懷孕的妻子羅梅，七歲的女兒僑思和不足周歲的兒子亮思，在廣州灣流落了兩星期。終於搭上了日夜盼望的‘多寶”號貨輪，於三月十一日抵達海防，第二天坐火車到河內，轉往西貢，住入永安客棧。為躲避占領越南的日軍耳目，幾天後遷到湄公河三角洲茶榮省，開始長達四年的隱居生活。

　　在茶榮，連士升經朋友介紹，當上一間華僑小學——福建學校的校長，暫時得以安定下來。在窮鄉僻壤，簡單拮據的生活環境下，他並不氣餒，利用課餘時間完成翻譯克拉判的《現代法德經濟史》，接著又翻譯克拉判的一百五十萬字巨著《近代英國經濟史》，不過這本書隻翻譯了大半，日本投降了，此後再也沒有機會完成。在越南的另一大收獲，便是二女兒仁思（1942），三女兒藩思（1944），及四女兒文思（1948）的出世。

　　一九四五年戰事結束，連士升第一時間的決定就是回歸祖國。年底，隻身經高棉前往西貢，經馬德望、金邊到曼穀，然後乘軍用機到馬尼拉，於一九四六年二月抵達上海，逗留兩天之後搭機飛重慶。他回憶道：“二月十二日下午六時，我安抵重慶，投宿勝利大廈，第二天便搬到親友家裏去住。”他在上清寺我們家暫住，我們記得他白天外出訪友，晚上燈下寫作。

　　兩個月後，連士升離開重慶去南京，在那兒當了半年公務員。由於嚴重通貨膨脹入不敷出，家眷尚滯留國外，又看到那些養尊處優的接收大員過著豪奢的生活。而一般公務員貧無立錐之地，甚感不平，乃決心離開。他說：“在當時的環境中，我知道自己如在南京住下去。不但債台高築，陷於無法自拔的地步，而且根本沒有辦法把家眷接回國。”於是‘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一九四七年一月，他到了新加坡。他原本隻是想到馬來亞考察兩三個月再作打算，沒想到國內局勢丕變，根本無法回去安居，隻好暫時留在新加坡。一九四八年九月，為新加坡《南洋商報》赴巴黎報導聯合國第三屆大會，順便在歐洲各國參訪。一九四九年正式受聘於《南洋商報》，舉家自越南遷往新加坡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