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9章 蔣子龍的風度李建軍

　　自打進入互聯網時代，尤其是自從手機成了許多人的體外器官之後，手寫的書信，便越來越少見了。是啊，電子郵件、手機短信，多麽便利，多麽迅捷，誰還會辛辛苦苦一筆一畫地用筆寫信呢？誰還有耐心等待幾天的時間，讓自己的信慢慢騰騰地抵達收信人的身邊呢？

　　然而，我最近卻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手寫的來信。

　　更讓我意外的是。寫信人竟然是我素來尊敬的蔣子龍先生。

　　我上高中的時候就讀過蔣子龍先生的作品。他的通脫、明快、樸實的敘事風格，深刻地影響了一個年輕讀者的文學趣味：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充滿激情的樂觀態度和進取精神，以及人物的不願循規蹈矩的個性和敢於挑戰的姿態，也極大地影響了一個文學青年的內心生活。確實，蔣子龍先生在我們那一代遍及各行各業的文學愛好者心中的地位，一點也不比‘八零後”作家在他們的粉絲眼中的位置低：他的作品所產生的影響力。則是‘尿不濕一代”永遠無法想象的——要知道，在那個百廢待興、思想解放的時代，文學不僅負載著許多青年的美好夢想。而且還起著為生活引路的作用。

　　然而，我見到蔣子龍先生，卻是很晚的事情。大概是二。三年，《羊城晚報》組織了一個文學論壇，我和蔣子龍先生就是在那個會上見麵的。會議間隙，我們一起散步，聊起了當下的文學，對一些問題，有著共同的看法。這幾乎是我們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談話。此後，雖有見麵，但大都匆匆而見，忙忙而別，相見既無交談，別後也無聯係。按說，作為後生晚輩，我應該多多向他問安、請益，但我偏偏又是一個在社交上極為矜持和疏懶的人。

　　後來，二。九年，由於擔任《中國作家》雜誌‘鄂爾多斯文學獎”的評委，我有幸較為細致地閱讀了蔣子龍先生的參評作品——長篇小說《農民帝國》。老實說，對他的這部作品，一開始，我並沒有存太高的期望。原因是：外在的，他麵臨著所有中國作家都幾乎很難超越的障礙，即對外部的‘規約框架”的突破；內在的，他必須克服自己固有的寫作模式的局限，而這，在我看來，難度也非常大。我想，這也是別的一些學者和批評家的看法。我們的莫名其妙的偏見是：每一代作家都有屬於自己的時代。而蔣子龍們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由於價值觀、思維方式和生活經驗的局限，他那一代人已經無力把握和敘述當下這個無比複雜的時代了。不僅於此，有的學者甚至將當代文學的改道易轍，衰萎不振，歸咎於以蔣子龍為代表的‘改革文學”的阻滯。蔣子龍先生肯定不能接受這樣的誣枉之論，但是，我沒有看到他惱羞成怒地咒罵批評家，沒有揣度批評家的動機和居心。我以為，這種任人評說的寬容和平靜，體現著一種良好的教養和風度。蔣子龍先生用厚重的創作實績，證明了他的才華和實力，證明了。‘改革文學”既不是無法繞過的礁石，也不會阻擋探索者自身前行的腳步。

　　完全沒想到的是，《農民帝國》令我驚喜，這是一部了不起的傑作。它獲得‘鄂爾多斯文學獎”的大獎，實在是實至名歸。它不僅在小說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對當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上。也達到了成熟的境界。為了更完整地理解這部作品，我找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更為完整的單行本，又津津有味地讀了一遍。一般來講，重讀才是對作品最大的考驗——隻有經得起重讀的作品，才有可能是站得住的好作品。

　　為了更有效地描述我的閱讀體驗，為了沿波討源地探尋蔣子龍創作的躍遷軌跡，我又從圖書館借來了多卷本的《蔣子龍文集》，重新閱讀了他的幾乎所有作品。最後，我寫了一篇題為《新國民性批判的經典之作——論（農民帝國）》的長文，較為深入地探討了這部小說的敘事風格。以及作者對現實和‘新國民性”的思考和批判等問題。我沒有想到子龍先生會讀到這篇文章，更沒有想到他讀了會有那樣的感受，會寫信來表示他的謝意。

　　他在手劄裏這樣寫道：建軍先生：近好！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去年第五期的《小說評論》，讀到您評《農民帝國》的文章，有驚喜，有感動，獲得了醍醐灌頂般的教益。在您的褒揚中我受到鼓舞，也悟出了自己的弱點。能收獲一篇您的評論，農民帝國》就沒有白費力氣。

　　前不久剛在《文匯報》上讀到一篇頌揚您的長文《學批評因何而偉大》。我一直喜歡讀您的文章，這回算知道您是怎麽做學問的了。為了寫這篇文章讀了多少資料啊！心裏感動禁不住要表達，不多占時間，再次感謝！並祝時祺！

　　蔣子龍頓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讀罷子龍先生的來信，我非常感動。老實說，在文學批評上，我雖然努力使自己抱著超然的態度，但絕不是一個不屑毀譽的人。作為‘批評家”，我收到過許多認識或者不認識的朋友的來信，聽到過從維熙、何滿子、謝冕、嚴家炎、張夢陽和台灣的馬森等前輩作家和學者的讓我受之有愧的‘不虞之譽”，但也承受過‘不虞之毀”。尤其是某些‘著名作家”的東拉西扯的臆度和詈罵，至今讓我猶覺不可思議。一般來講，作家一旦成名，就會更加愛惜自己的羽毛，也會更加在意批評家對自己作品的評價，但是，其中很有一部分人，未能正確地理解文學批評的功能，沒有學會如何以正常的態度對待批評：看到那些把話說豁了邊的讚揚，他們視之為自己應得的獎賞，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看到質疑的批評，則大為不快，甚至惱羞成怒，認為批評家要麽低能，看不到自己的佳處，要麽居心叵測，偏要壞他的好事。而蔣子龍先生自出道以來，不知聽到過多少讚揚，讀到過多少評論自己的文章，怎麽會在乎我的那樣一篇卑之無甚高論的東西呢？我覺得他寫信給我，完全是由於他的教養。沒有謙虛的德性和博大的胸懷，沒有對別人的尊重和平等意識，就不會有這種教養，就不會降尊紆貴地寫信給一個晚生後輩，就不會真心誠意地‘再次感謝”。

　　長者有信來，豈敢不回複。於是，鋪紙搦管，我寫了這樣一封回信：尊敬的子龍老師：

　　您好！

　　惠示收悉。剛從外地回來，所以遲複，請您海涵。

　　謝謝您的理解和鼓勵。您的謙虛，讓我感佩；您的獎讚，使我愧怍。我其實是一個比較‘忠厚”的人，雖然還沒有到‘爛忠厚”的程度，但也並不具備做批評家的剛健性格和無畏精神。真正的批評家是那種敢於承受傷害和打擊的人，是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他雖然不必像東漢的仲長統那樣“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但卻應該把他的‘三可賤說”牢記在心：“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他絕不滿足於尋章摘句地玩弄‘純文學”，而是以批判者的姿態向社會提供真實的信息，向世界發出正義的聲音。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魯迅先生在寫給一個被胡適批為‘妄人”的曹姓學者的信中說，可怕的‘殘虐”，將使‘堅卓者無不滅亡，遊移者愈益墮落”，甚至，“長此以往，將使中國無一好人”。在我看來，學者的虛與委蛇和不說真話，批評家的二三其德和蒼黃反複，士人的喪失對“可賤”之事的敏感，其後果，將與可怕的‘殘虐”一樣嚴重，一樣有害，因為，它不僅會嚴重地淆亂文學評價的標準，而且還將嚴重地敗壞我們的文化環境和精神氛圍。

　　我本來是學問中人。更願意安安靜靜地讀書，倘有所感所思，持之有故、條分縷析地寫將出來，便很覺愜意。成為所謂的‘新銳批評家”。其實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實在看不慣某些批評家一味地向‘著名作家”做媚笑，看不慣他們把無大價值的劣作讚為寡二少雙的傑作。偶因讀了幾部這樣的‘傑作”和‘經典”，便忍不住寫了幾篇直言無諱的批評文章，誰承想，竟惹得一些朋友怏怏不樂，也將自己置於激烈‘交鋒”的衝突地帶。

　　古人說，事相反而實相成。其實，創作與批評也是互相推助、相生相克的。說真話的批評。可以給作者提供一麵自我認知的鏡像：優秀的作品，則能點燃批評家的創造激情，激活他們的思想，給他們帶來閱讀的快樂和言說的衝動。我讀《農民帝國》，就體驗到了這樣的愉悅和衝動。您像陝北的石匠一樣，在生活的石山上，雕刻出了一個個棱角分明的人物形象。您對這個複雜的轉型時代眾生相的洞察尤其深刻，既有著令人震驚的現實感，又有著發人深省的曆史感，極大地超越了詹姆遜所批判的那種缺乏自我認知能力的‘文化邏輯”，克服了那種失去感知‘整體性”能力的瑣碎和淺薄。郭存先這一人物的塑造，更是了不起的成就。在這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人格裂變和人格毀滅的悲劇，可以看到國民性異化的嚴重情形，而這些人格災難和精神傷痕，幾十年來，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也沒有被充分地揭示出來。如何治愈這些內在的創傷，如何使他們活得更文明、更幸福、更有人格尊嚴，正是您在這部小說中憂心殷殷地思考的主題。您的這部皇皇巨著，第一次以史詩般的規製和力量。展示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的生存現狀，驚心動魄地揭示了中國農民內心世界的那些被層層表象遮蔽的病痛和殘缺，就此而言，它實在可以被當做認識變革時代的中國人精神狀況的豐富而可靠的檔案資料，可以被看作包含著深切焦慮和神聖憂患的啟示錄。

　　係統地讀了您的幾乎所有作品，我感受到了您的正直，感受到了您對我們這個民族尤其是底層人生存境遇的關切，看到了您從事寫作的文化理想。盡管您所敘寫的生活，您所描寫的人物的命運，包含著令人心情沉重的悲劇性，但是，您敘事的語調並不悲觀消沉。您的批判是尖銳的，但也是充滿同情心的。這是您特有的嚴峻其外、溫熱其內的心情和態度。在您的《農民帝國》中，分明有著始自晚清的嚴複、梁啟超一代，中經魯迅、胡適和傅斯年等‘五四”一代，而傳承下來的啟蒙傳統一用更具現代性的他者文化作參照來反觀中國文化，通過充滿理性精神和變革熱情的批判，來實現對‘病苦”的療救，來實現對“新國民性”的塑造，來實現‘新文化”的建設。我把您的那些與‘國民性”有關的寫作，同王小波等人的寫作一起，歸納為當代的‘新啟蒙寫作”，或者‘新國民性批判敘事”。這顯然是一種有待成長的寫作模式。我曾經在發表於《文學報》的一篇題為《如何評價當代文學》的文章中說過這樣一句話：“當代啟蒙寫作的旗幟。已經降低到了一九七六年以來的最低點。”在我看來，在我們這個時代，由於種種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原因。許多的作家傾向於選擇安全的方式來寫作，要麽滿足於玩弄技巧和形式，要麽沉溺於隨意而虛假的編造，要麽陶醉於對無聊的個人經驗的敘述，凡此種種，無不表現出與他人經驗的非相關性以及對曆史和現實的非介入性。雷巴科夫說，文學總是關注和表現自己時代最迫切的問題，然而，在我們這裏，情況似乎正好相反——作家似乎總是在回避那些‘最迫切的問題”。中國當代作家如果想要寫出有價值的作品。就必須改變自己的寫作姿態，就必須直麵問題和苦難，就必須承受內心的煎熬和嚴峻的考驗，就像韋君宜寫《思痛錄》那樣，就像陳忠實寫《白鹿原》那樣，就像您寫《農民帝國》那樣。

　　好了，該打住了。強聒不舍地說了這麽多，實在與班門弄斧無異，尚乞子龍老師無以放言無忌為唐突。

　　隨後奉寄舊作《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與新煮《文學因何而偉大》二冊，自知畫眉深淺，必不入時，請您閑來無事，隨便翻翻。

　　敬頌著祺

　　李建軍再拜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用特快專遞，將信寄到了天津作家協會。為了聯係的方便，我將自己的電子郵箱，也告訴了蔣先生。然而，不知何故，過了半個月，子龍先生才收到我的信件。但他的回複是迅速的。這回是電子郵件。建軍先生：

　　剛讀完您發在《文藝報》上‘五個麵影”，就收到了您的親筆信。我當好好再多讀幾遍，裏麵有對我很有教益的思想，要好好收藏此信。麵對您這樣的批評家，我除去感動、欽服，還有惶恐，從不敢指望您會讀我多少作品，不想您竟讀過我的幾乎全部作品，這讓我汗顏！您的大作還沒有收到，許久以來那就是我想得到的。急著外出，慌不擇言，收到大作後再寫。我知道您很忙，不必回複。我有問題要請教時自會寫信。

　　匆匆祝體筆兩健！

　　蔣子龍頓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

　　十多天後，蔣先生收到了我寄給他的書，又發電子郵件給我，非常謙虛地表達了他的謝意。建軍先生：近好！

　　由於是掛號走得慢，昨天下午才收到兩冊大著，正求之不得！其中有些文章在剛發表的時候就曾先讀為快了，還保留著，今後也將作為我的教科書再係統地拜讀。上了年紀，讀書的時間長，寫作的時間少了，正好通過您的書補上文學理論這一課。

　　非常感謝！結識您是老天對我的眷顧。

　　蔣子龍頓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收到子龍先生的兩封郵件，我正在外地開會，所以，過了幾天，才遲遲作複。美好的事情。仿佛春天的陽光。總想讓朋友也感受到它的溫暖。一天，在閑聊中，我將子龍先生寫信給我的事情，告訴了熱情的小蕙女士。她聽後很感興趣，讓我就此寫篇東西，紿《光明日報》副刊。我在回信中，把我寫的短文，也發給了子龍先生，請他過目、指正。子龍老師：

　　您好！

　　上月十四號和二十六號的兩封信，都收到了。因為在外地。還有別的不上串的原因，所以遲複，請您原諒。

　　拙作奉呈，也隻是請您隨便翻翻。我的文章裏，多有激於義憤的率性的真話，但大多是經不住時間洗汰的“一時之論”。其實，我的評論，已經是很溫和的了，盡管如此，還是惹得很多人大為不快：如果我將內心的真實感受和想法都和盤托出，那不知會有什麽後果呢。

　　您的來信，讓我感動，遂將大示與我的複信，綴合成一篇文章。請您過目，看看有無不當之處。

　　我現在是‘到處逢人說項斯”，見人便推薦《農民帝國》。現在的批評家耐心讀作品的越來越少了。

　　順頌夏祺！

　　建軍頓首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

　　這次，子龍先生的信回得更快，隻是改了稱呼。改得隨意而親切。但卻讓我既感動又惶恐。

　　建軍兄：休怪我改稱呼，我是真想稱您為老師，又怕搞得自己太過拘謹。這樣則可以讓通話輕鬆些。我看到您的信就立刻打開了附件，太好了，讓我知道了您寫那篇文章的來龍去脈，至為感動！難怪古人說知音難覓，有一二便足矣。能結交您這樣的真才——幾乎是獨自支撐著當下批評的信用和榮譽，是我的榮幸。當讀到您的文章時，由於意外地感動，匆匆先寫了那麽幾句就寄走了。待信寄走之後又覺得意猶未盡，應該掰開揉碎將心意表達得更準確些。

　　接到您的回信，非常珍貴，裏麵的思想對我有震動效應，我想對其他作家也會有所啟迪，應該公開發表出來。即使您不寫文章，我也會想辦法公開您的大劄。您的這篇文章若《光明日報》嫌長，可交由刊物發，最好不要刪節。

　　您一回信我就可將您的信箱保存下來，以後不必對我的每一信都複。再次感謝，真是高興！

　　祝好！

　　子龍頓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四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幹載其一乎！”蔣子龍先生的來信，讓我體驗到了這種‘逢其知音”的美好感受，也讓我認識到了這樣一個道理：寫作是一種交往的藝術，是心靈與心靈溝通的藝術：真正意義上的作家絕不會委屈而傲慢地認為自己‘養活了”別人，而是懷著感恩的心情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正是因為別人的存在，自己的作品才有了產生的可能，才有了存在的價值。我從蔣子龍先生的作品中，從他的來信中，看到了對他者的尊重，看到了一種有教養的風度。

　　2010年6月15日，北京平西府一本殘缺的日記陳虹

　　這是一本殘缺的日記。

　　紙已發黃，土褐色的漆皮封麵也已有些破損，唯有左上角的那個裝飾畫還很清晰：工人舉著鐵錘，農民拿著鐮刀，烙下了半個多世紀前的歲月痕跡。

　　其中的內容則隻有一個月：上自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十四日。下至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十五日。三天之後它的主人便告別了人世——這時的他，剛剛過完十九歲的生日。

　　他叫陳晴，家裏人都喊他阿晴。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暑假。那是一個星期天，爸爸一大早就將我從床上拖起，說是帶我去頤和園。就在公園的大門口，那尊憨態可掬的銅獅子旁，一個陽光燦爛的大男孩迎麵向我們跑了過來。他長得很清秀，眼睛特別亮，爸爸俯下身子輕輕對我說：“快喊大哥！”——於是我這才第一次知道，遠在千裏之外的上海，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

　　這一年我剛剛上小學，但阿晴哥已經是高中畢業生了，他被母校——上海向明中學選派到莫斯科留學，臨行前先來北京俄語學院培訓一年，於是我們就這樣見麵了。

　　……然而再也沒有想到，留學生活僅僅才過去一個學期，阿晴哥給爸爸留下的那一大摞親筆用俄文寫好地址的信封也才用去不到十分之一，竟從中國駐蘇大使館傳來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的淩晨，阿晴哥因病而殤於莫斯科！

　　如此的噩耗，不要說爸爸無法接受了，就連當時尚處懵懂之年的我也久久緩不過神來……幾十年過去了，阿晴哥始終成為我心中的一個謎，一個永遠也揮之不去的心結。不曾想，冥冥之中上天似乎在幫助我，就在那天——當我處理完父親的後事，也就是按照他的遺囑，將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萬安公墓阿晴哥的身旁之後，竟意外地得到了一個消息：阿晴哥臨終前留下了一本日記。

　　日記本是由上海向明中學校友會寄來的——扉頁上，是手寫的四個藝術字：“心靈之花”：底頁上，抄錄了一段雨果的話：“最酷似人類心靈的，莫如蜜蜂了。它從這朵花飛到那朵花，就像心靈從這個星球飛到那個星球。蜜蜂隨飛隨搜集蜜汁，正像心靈隨飛隨搜集光明。”我輕輕地撫摸著它，撫摸著這本五十三年前的遺物，我仿佛感覺到了主人的心跳，並同他一起經曆了心靈的最後一段曆程。

　　——爸爸曾經對我說過，阿晴哥是患心髒病去世的。

　　此話不假，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的日記中，出現了這樣的內容：

　　病魔拖倒我在床上，

　　踏在我身上狂叫，獠牙透出了嘴皮，像一柄雙叉。

　　我忍耐著痛苦，以殉道者的精神迎接著它的殘暴的行為，

　　我不知道還能活到幾時……

　　從內容上看，沒有寫完；從字跡上看，潦草到難以辨認。看來他是真的病倒了，乃至最後的一句話是：“無力的手不能支持。”

　　裘慰庭是阿晴哥在蘇聯留學時的同學，從他後來給爸爸的信中得知：兩天後阿晴哥被送進了附近的一個醫院，“進院初因語言困難，醫師對病情了解不詳，頗為疏忽，因而進院後不久，即昏迷達十幾小時。留學生黨支部與學院領導幾次商討，設法為之轉院，但恐加重病人負擔，又聽醫院方麵說，可以請其他專家來會診，所以作罷。但不曾想……”

　　的確，自一月一日之後日記本上全是空白，直到一月十一日才重新有了記載一看來他終於蘇醒過來了。但他寫的是自己的夢：“黑暗中我望見一條白帶，這是路，兩邊是交叉的十字架，我向著這條路上走……‘上帝顯了靈，他說：生活下去，像殉道者一樣！”——他想活，他還年青啊！

　　再往後，則是不成文的東西了——一月十二日，是寫給同學的一封信，隻有八行，卻又打上了叉叉，作廢了；一月十三日，是一組組數字的排列。像是在算命。又像是在尋找生的希望：一月十四日，他開始給爸爸寫信，不知為何連續寫了四次才定稿：

　　爸爸：

　　一月三日晚突然心髒絞痛，脈搏增快，體溫在幾分鍾內上升到三十九度，當夜我被送到醫院。目前初步診斷是神經性心髒病，無特效藥，需要長期療養，且不能進行過分疲勞的活動（指病愈後）。因此我的學習問題必須重新考慮，現在就等大使館的決定。

　　關於我的病，我不想告訴母親。如果還能繼續學習，那麽就隻當沒有這回事：要是決定我回國，那麽到家時再說明一切，可以減少母親的不安和焦慮。

　　據醫生說，我的病已有十幾年的曆史。奇怪的是為什麽從來就沒有檢查出來過，甚至最嚴格的出國體檢表上也寫的是心髒正常，真是令人費解。

　　病中不允許我多考慮問題，以後的一切，到我出院後才能完全決定。我沒有什麽可寫的，就到此結束。

　　祝您健康！

　　阿晴

　　這封信估計沒有寄出。因為他始終在矛盾的煎熬當中——否則又怎麽會連續寫了四遍呢？他怕他遠在上海的媽媽擔心，也怕工作繁忙的爸爸擔憂，他是一個非常懂事的孩子，再大的痛苦也由自己一人承擔。

　　一月十五日，是一份申請報告，但是沒有題頭，也沒有結尾——看來隻是一個草稿，而且也先後寫了兩遍：

　　母親體質很弱。生我時無奶汁。靠牛奶養活的我，於是得了一個先天不足的毛病。二歲時身體弱得可怕，家裏人認為無法再把我養活，經過半年的醫治，勉強地恢複了，但始終沒有健康過。八歲時曾患過心髒病（輕度的），當時大夫預言我在三十五歲時會有一次較嚴重的發作，結果竟在今年就複發了。

　　我所以提出要求回國的理由是：

　　（一）即使病好了，隻是暫時的，經過一年、半年的緊張學習必然會引起再一次的發作，據大夫的說法，第二次的發作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為什麽沒有寫完？不得而知——是寫到一半又發病了，還是對回國的申請自己也沒有考慮成熟……從此之後，日記本上空空如也，按照死亡通知書上的時間，三天之後的淩晨六點十五分。他停止了呼吸，沒有留下任何的遺言……。

　　我無法想象當時的阿晴哥是怎樣孤零零地躺在病房裏，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他不想死啊，他才十九歲，正值花季般的年華，他舍不得爸爸媽媽，更舍不得心中那尚未實現的理想！但陪伴他的隻有窗外那呼嘯的寒風與飄舞的雪花……

　　父親幾乎要瘋了，他將自己反鎖在臥室裏，沒有一點聲響。後來，是他親自跑到玉泉山下，為阿晴哥選下一塊安息之地：也是他親自敲開作家張天翼家的門，請他題寫墓碑上的字……這是一種深及骨髓的痛啊，陪伴了父親整整後半生——他深感對不起這個兒子，這個從小就沒有嚐受過父愛的兒子！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阿晴哥還在他媽媽肚子裏的時候，父親就離開了他們母子倆——由於淞滬戰爭的爆發，父親受地下黨的指派。帶領一支數十人的演劇團體，由上海出發前往四川開展抗日宣傳工作。不曾想，這一走竟是整整九年，阿晴在淪陷區的上海艱難地長大了。爸爸則在大後方的四川成了著名的劇作家。

　　記得那年我應出版社之約為父親寫評傳時，曾試探性地問過這樣一個問題：‘能不能這麽說：如果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你羈絆於自己的小家庭，未能毅然決然地投身於火熱的鬥爭，那麽你後來的成就也不會有如此的輝煌？”當時父親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嘴角動了動，卻沒發出聲來……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通病”：隻關注既成的事實，卻忽略人物的內心！——為了這一“輝煌”，他放棄了做丈夫和做父親的責任！再有三個月兒子就要出世了，但他卻“狠心”地丟下他們娘兒倆，獨自去拚殺，去奮鬥了……

　　如果阿晴哥兩歲時——即他自己所說的‘身體弱得可怕”的時候，如果阿晴哥八歲時——即在他心髒病第一次發作的時候，爸爸能夠守護在他的身邊，又將是什麽樣的結果呢……父親將眼淚全部吞進了肚裏，將愧痛深深埋入了心底。

　　——朱祖炯對我說，阿晴哥的死與過度勞累有關。

　　朱祖炯是阿晴哥最要好的朋友，從初中到高中整整同窗了六年。為此他們二人不僅無話不談。而且朱大哥最終也成為了這本日記的保存者——這是阿晴哥病重時的囑托，一定要寄回國內，交到朱祖炯的手中。

　　那天我去拜訪他，彼此間都非常激動。朱大哥講述了如何找到我的經過，我則迫不及待地向他發問：“陳晴出國留學是不是屬於照顧？畢竟我們的父親是名人……”我知道這個問題問得很傻，但又不吐不快。

　　朱大哥的家在南京中央門外，房子屬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建築，客廳不大。

　　光線很暗，就是大白天也得開著電燈。他笑了，似乎是一種理解——誰讓今天的“高幹子弟”全都沒有了好名聲呢？但他很快地又搖了搖頭：“不，完全靠他自己！——陳晴的思想表現與學習成績在整個年級中都是名列前茅，向明中學不推選他還能推選別人嗎？”

　　朱大哥的敬佩之情刻在了臉上：“陳晴是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這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可是最榮耀的職務啊，就連班長都在他的領導之下！”我點點頭：“是的，他十四歲就加入了青年團，這在他的日記中有記載……”

　　——那是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十九日，他寫下了一首題為《心的火焰——為紀念入團五周年而作》的小詩：

　　在這神聖的一天

　　……那還是五年前的事。

　　幼稚的心靈，

　　向往著充滿鬥爭的生活——火熱的生活，

　　向往著燦爛的共產主義事業。

　　並不粗壯的右手巍巍地舉起，

　　莊嚴的神色，莊嚴的時刻，

　　神聖的誓言：

　　……要為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到底！一頁一頁地飛過，地球繞了太陽又走了五圈。我，現在，已是成人。

　　性格變了，興趣變了，一切都變了，

　　但有一樣東西沒有變，

　　它永遠不會變，

　　——那是火熱的心。

　　它永遠燃燒，火焰永不會熄滅，

　　——隻要那神聖的誓言還沒有完全實現！

　　隨著這篇日記，朱大哥的思緒也飛到了五十多年前：“陳晴的確是太優秀了……”他喃喃地說道，“在學校裏，不僅老師喜歡他，同學也都喜歡他。他聰明——聰明得讓人望塵莫及，他更用功——用功到同樣無人可及！”

　　我們的話題漸漸地轉入到他的死，‘據我分析，他一定是又熬夜了，他讀起書來是不要命的！”朱祖炯的語氣非常肯定——他太了解自己的這位同學了。據他講，當年在向明中學時，阿晴哥就經常‘開夜車”，而且一開就是一個通宵，第二天上學時臉色蒼白。“我對他說：‘你成績這麽優秀，還要如此拚命幹嗎？好歹天亮前眯忽一會兒才是。’他的回答總是同一句話：‘一看書，就忘了時間……

　　我倆都沉默了，似乎是找到了致阿晴哥病逝的根本原因。我沒有看到過他的成績冊，但在爸爸的遺物中看到過這樣兩則日記——是阿晴哥寫於從北京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的——一九五六。八。二十五，陰間或有小雨……“鑽”是我的法寶，目前可以‘鑽”的還是計算尺。一天的工夫又發現了一些新東西，對計算尺的概念就更趨完整。目前任何一種形式的算式我都能在極短時間內算完，精確度當然亦提高了。今天我還初步搞通了定位法的數學證明（屬於計算尺原理），是用較複雜的對數計算，通過十二道步驟而算出的，心情因此而愉快不少。

　　一九五六。八。二十六。晴

　　今天又鑽了一天的計算尺，收獲很大，我找到了計算岩石空隙度的簡便方法，原來要分三次計算才能得出的數值，現在一次就可求得。方法很簡單，隻是在尺上自己加刻了一道線，刻線的準確度很高，並非單憑眼睛刻出來的。我還發現了不少地質學中的計算公式可以化簡後在尺上一次拉出答案來，為此正在仔細計算，準備把我的那把小計算尺變成地質學專用的計算尺。

　　這時的他隻能算是一名“準大學生”。別人都在充分利用這十天的旅途生活，盡情欣賞異域的風光，縱情歡笑與歌唱，唯有他，一個人默默地躲在一旁，鑽研著即將學習的課程。他不覺得苦。也不覺得累，反而是‘心情因此而愉快不少”……

　　莫斯科的學習生活，他沒有在日記中留下什麽，隻是不經意地提到過這樣一句：‘在一天十四小時學習後，我仍然犧牲了二小時的睡眠時間來讀報。當我看到祖國的文字時比什麽都愉快。”至於每天的作息時間，在他的一封信的底稿中則有記載……一天的生活很簡單，上午九點起在食堂吃一頓。十二點四十分上第一節課，六點下課在校內再吃一頓。回家工作至十二點，中間吃些點心，十二點到一點，看書、寫日記。

　　阿晴哥就讀的是莫斯科石油學院地質係，我在網上查了一下，還真的很有名氣——學校最初是由蘇聯科學院副主席、著名地質學家古博金於莫斯科礦山學院石油係的基礎上創建起來的，一九三。年正式更名為莫斯科石油學院。並成為國家教育委員會直屬的重點院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為建設中的新中國培養了大批的科技人才。一位早於阿晴哥兩年入校的中國留學生這樣寫道：“位於市中心的石油學院，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辦學條件的艱苦和節約精神。有著數幹名學生就讀的著名大學，隻有一棟六層樓房，包括地下室在內，麵積約一萬平方米，所有教學、行政機關均擁擠在內……教室不夠用，就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連續使用，學生分早、中、晚三班輪流上課。學生宿舍很少，並且離學校很遠，每天來回奔走近兩小時。”——按照他的介紹，阿晴哥所說的他們中午才上第一節課，應該屬於‘中班”了。

　　我小心翼翼地問朱祖炯：“一天十四個小時的學習，再加上兩小時的讀報，能吃得消嗎？何況他的身體遠遠不如別人……”朱大哥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你不明白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個個都憋著一股勁，要為祖國而學習，要為人民作貢獻。”他以這樣的話作為開場白，我則不禁為自己的‘無知”而感到臉紅。

　　高中畢業之後，朱祖炯考上了北京地質學院——‘我跟陳晴學的是一個專業。”他頗為自豪地對我說，“那時學校的一切管理方法都學習蘇聯，就拿考試來說吧，既有筆試，又有口試……”

　　在朱大哥的描述下，我知道了口試比筆試還要難——教室的正中間擺放著一長溜課桌，上麵鋪著白色的台布，再放上一盆盆盛開的鮮花。考官們坐在桌子的後麵，包括主講這門課的教授、講師，還有指導實習的助教，一共四到五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提問。學生們則在另外一個房間裏候場，並以抽簽的方式決定自己的試題——分為大問題（整個單元的內容）、小問題（一個具體的公式或定律）及計算題三種，數分鍾後進去回答。

　　“哪一個考完後不是大汗淋漓啊？”事隔半個多世紀了，朱祖炯一提起它還是心有餘悸。“關鍵的問題是。那時的我們誰也不甘落後，哪怕考了九十多分，也要懊惱不休，恨自己為什麽拿不到一百！”

　　刹那間。我倆都不說話了——我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陳晴：既然國內的大學都在模仿蘇聯，那麽莫斯科石油學院的考試一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他又是那麽好強，為了期末考試一定熬了不知多少個通宵……”朱大哥的眼眶紅了，我的鼻子也在發酸。

　　隻能靠想象了——在寒冷而又潮濕的莫斯科，在一九五六年底的期末考試期間，昏暗的燈光下，一個剛滿十九歲的青年。一邊啃著僵硬的麵包。一邊翻動著書本，他不願落在別人的後麵，他要為祖國爭氣，他要向人民匯報，於是他把考場當成了戰場。

　　十二月二十九日，是地質係的第一場考試。清晨，出門之前，他在日記本上寫下了一首詩，題目是《黎明》。

　　莫斯科的黎明來得特別晚，

　　或者說就沒有黎明。

　　宣告一天開始的是起重塔臂上的燈光，

　　在朦朧的黑夜中它像一顆明星，

　　劃破了沉寂的空氣，透過刺骨的寒風，散發著熱和光。

　　雖然它是這樣的光亮，

　　但在沉重的陰濕的霧氣包圍下，

　　畢竟顯得太弱小無力了。

　　遠處似乎有一縷黑煙上升，

　　這可能是工廠吧。

　　黎明終於來到了。

　　不過它也就是白天了。

　　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阿晴哥又是一夜沒合眼。

　　“他一定是活活把自己累死的啊！”朱祖炯說這話時一臉的悲戚。

　　那天我不知是怎樣回到家的，一路上都在想著朱祖炯講的那個故事：那是阿晴哥赴蘇之前，幾個同在北京上大學的高中同窗為他餞行，“依照你的才華，畢業後一定能當石油工業部的部長！”大家忘乎所以地開起了玩笑，朱祖炯更是拍著他的肩膀叮囑道：“苟富貴，毋相忘！”阿晴哥的臉紅了，他不知該如何回答……

　　“唉，人才啊，人才！可惜這麽早就走了……”朱大哥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邊回響，我終於理解了父親的悲傷，阿晴不僅是他的驕傲，也是同學們的驕傲，更是祖國的驕傲！

　　——王蘊若堅持認為。阿晴哥的死跟失戀有關。

　　阿晴哥‘失戀”過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十一日，被病魔擊倒的他，孤寂地躺在病榻上，並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我終於睡在醫院的床上了，

　　人生已經走了一半。

　　在我前麵的是疾病和痛苦，

　　我，弱者，愛情的俘虜，死神刀下的犧牲品。

　　他說自己是‘愛情的俘虜”，看來青春年少的他真的是經曆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至於經過，唯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記中留下了一段回憶：輕舟在昆明湖麵蕩漾。緩流在船下歌唱，雙槳激起了浪花，但我的心比它更激蕩。白日高照，湖麵閃耀著金光，微風吹來，拂動了岸邊的垂楊。我盡情地享受著大自然的甘露，墮入了沉醉的迷惘。我要縱情歌唱，忘卻一切痛苦和憂傷。讓歌聲飄蕩在寧靜的空中，讓心靈之流永遠泛濫在湖麵上。

　　那麽，最終又是什麽原因讓他們兩人分手的呢？阿晴哥沒有寫，但情緒卻是相當的混亂——他一會兒陷入深深的苦悶：“愛是恨；愛是痛苦、惆悵、消沉、墮落的代名詞；愛帶來的是毀滅。”他一會兒又能清醒地自拔出來：“來到我身邊的是愛之神，她用聖母般的聲音告訴我：年輕的心，恢複過來！把你的愛獻給你的同類，獻給一切苦難的人們，在他們中間你將找到無償的安慰……”

　　這個姑娘到底是誰？竟讓阿晴哥如此的神魂顛倒。按照提供的線索，我撥通了遠在上海的王愛珠家中的電話——當年她們倆是同班同學，更是無話不談的閨中密友。

　　王大姐告訴我，這個女孩的名字叫王蘊若；但問到王蘊若和陳晴的關係時，她的回答竟讓我吃驚不小：“陳晴完全是在單相思！”

　　“不會吧？”我結結巴巴地讀著他的日記。

　　對方停頓了一會兒。似乎是在尋找合適的詞匯：“你可千萬不能拿今天的戀愛觀去想象當年的我們啊！”王愛珠這樣回答道，“向明中學是男女分班的，彼此間根本不來往。陳晴對王蘊若有好感，應該是在畢業之後，他們一個考上了清華，一個在北京俄語學院，才算是有了一點接觸……”

　　其實這些話，那天在朱祖炯家中他也對我過：“我們高三共有六個班：四個男生班、兩個女生班。”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相冊，指著最近的一次同學聚會時的合影笑著說道：“女生班的姑娘個個聰明漂亮……你看，五十多年過去了，還是風韻猶存，且事業輝煌！”我忍不住跟朱大哥開起了玩笑：“彼此之間就不曾發生過一點‘浪漫的故事’？”他的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當年的我們，不要說有什麽故事’了，就連手都不曾碰過一下！除了學習，什麽都不想。一個個單純得就像山中的清泉，一望到底！”

　　說實在的，我相信他們所說的這一切，因為我也是女子中學畢業的。盡管隻能算是‘四。後”，跟他們不是一個年齡檔，但是那種近乎‘真空”般的生活竟也頗為相似。記得當年班上有一個女同學偷偷地跟校外的男生‘好”上了，結果是大會小會進行“幫助”。批評得嚴重點，是“資產階級思想”：稍微輕些，也是‘小資產階級情調”。

　　為此，對於阿晴哥的‘失戀”，朱祖炯不相信，王愛珠也不相信。他們問我，是否讀過王蒙在《青春萬歲》中寫下的那首詩——“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編織你們！”——是啊，一個隨時都在用青春和幸福編織日子的人，怎麽會輕易地放棄理想而沉溺於個人的情感之中呢？

　　“那麽，他倆在頤和園的那次劃船……？”我繼續追問王愛珠。

　　她笑了，並肯定地告訴我：這是陳晴跟王蘊若二人間唯一的一次‘接觸”，但一個老實到不敢表白，一個遲鈍到渾然不曉。最終的結果。隻能是詩中所寫的那樣——‘讓心靈之流永遠泛濫在湖麵上”了！

　　“我可以打保票，”王愛珠信誓旦旦地說。“陳晴自始至終都不曾對王蘊若有過任何的表白。直到他去世，王蘊若仍舊蒙在鼓裏……”

　　我不能不為阿晴哥感到悲哀了——既沒有山盟海誓，也沒有肌膚之親；將愛情看得神聖無比的他，不敢去嚐試，更不敢去褻瀆，於是隻能猜測，隻能遐想，並編織出了一個又一個虛幻的夢境。

　　見了你我有點怕，但不見你我就悶得發慌，你卻當作什麽也不知道……你是多麽冷酷，像一座用青銅鑄成的神像：你是這樣的威嚴、崇高，甚至連愛情都不能打動你的心！

　　這樣的文字，他隻能放在自己的日記裏：這樣的情感，他隻能對著漆黑的夜空訴說。我的眼前不由得又浮現出那個青澀的大男孩的身影：稚嫩的臉龐，羞怯的神色：他將王蘊若當成了精神上的一種寄托，一種依戀，為了排除遠離親人的寂寞，為了緩解緊張學業的重壓，他將心靈深處的那絲愛——那絲隱隱約約的卻又實實在在的愛，幻化出了種種逼真的情節。

　　我不知道王蘊若長什麽樣，阿晴哥將她描寫成美麗的晚霞——在西沉的陽光的沐浴下她是這樣的嬌美，凡是看到她的人，總久久不忍離去。她努力放射著金光，使一切變成奇幻的景象。

　　她一定非常俊秀，也一定非常善良，而且才華出眾，聰慧過人，否則怎麽會在中學時就被推選為學生幹部？又怎麽會於高考時被清華大學建築係所錄取？阿晴哥的愛是純潔的，他不願隱瞞——盡管不敢對王蘊若表露，但他卻在病重時托人將日記本轉交給朱祖炯，他的心對著朋友永遠是敞開的。

　　於是我問王愛珠：“後來呢？後來王蘊若到哪裏去了？”我非常關心這位沒有能夠成為我‘嫂子”的姑娘。

　　電話那頭沒有了聲音，過了許久才傳來一聲重重的歎息：“悲劇啊……”

　　“悲劇？我聽說她後來也參加了陳晴的葬禮，而且跟其他同學一樣，輪流地擁抱了那個裝有骨灰的瓷瓶……”我急不可耐地追問道。

　　“是的，悲劇就在這裏！——朱祖炯看完日記後，知道了埋藏在陳晴心底的秘密。於是那天他把王蘊若也喊到了萬安公墓，他是想給九泉之下的陳晴最後一點安慰……不曾想，當王蘊若讀完這些日記後，一下子傻了。她整天地流淚，並堅持說陳晴的死跟她有關。”

　　又是一個水晶般純潔無瑕的人！——我沉默無語了。

　　王大姐繼續在講：“那樣活潑開朗的姑娘，從此變了，變得沉默寡言，變得鬱鬱寡歡。結果畢業後不多久便自殺了——就在自家的房門背後……”

　　我的心驟然間停止了跳動，是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大學生那清純的感情。還是為阿晴哥絲毫沒有看走眼的選擇？我說不清。它像是一則童話，但偏偏在現實中發生了，就發生在那個連天空都純淨得像水洗一般的年代裏！我不知道是該為他倆感到惋惜，還是該為他倆感到祝福，這樣的故事畢竟已經成為了‘絕版”。

　　——董健認為。致阿晴哥死亡的重要原因是理想的破滅。

　　我不是醫生，但我懂得心髒病的發作是有誘因的——一是勞累，二是心情。阿晴哥的日記已經讓我翻得幾乎要破碎了，但始終不得其解的是，自從踏上莫斯科的土地之後，他的心情並不快樂，甚至還有與日俱增的趨勢。

　　他多少次地作噩夢——一個人在荒涼的墳地中疾走；他更是反複地呼喊‘我要瘋了”，似乎在忍受著痛苦的熬煎。他悲哀地分析自己：“從一個懂得很少、說不上兩三句話就要臉紅的、幼稚的、卻又血氣方剛的少年，竟一躍變成了性格怪僻、已經頗有些生活經曆、甚至還有了一點世故的、但又仍未喪失生氣的青年。”

　　我終於忍不住了，帶著這本日記，敲開了董健家的門。

　　董健是南京大學的教授，戲劇理論的專家，他跟阿晴哥沒有任何的關係，之所以去找他，是因為一九五六年的暑假他也考上了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遺憾的是，等到第二年畢業，中蘇關係惡化，最終沒能實現留學的夢想——他隻比阿晴哥晚了一屆。

　　我們的話題，是從陳晴為什麽選擇石油學院地質係開始的。

　　說心裏話，讀完他的日記，我最大的感覺就是：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既懂音樂又擅美術，至於文筆更是優美流暢，可謂遺傳了父親的寫作基因。可他為什麽沒有選擇文學或藝術專業呢？難道是校方統一分配的嗎？

　　董老師笑了。他告訴我。每個人的誌願都是自己填報的，與學校沒有任何的關係——“你別忘了那是一個什麽樣的時代！”那天，就在董健家的那間朝南的客廳裏，他道出了那個特殊的背景，“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勝利完成，黨中央又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作為天之驕子’的我們，又豈能不利用這一留蘇的機會去學習先進的科學與技術，以報效自己的祖國？為此，石油、地質、電子等新興學科便成了同學們的首選；至於文科的院校，則隻能變成次之而又次之的選擇了……”

　　似乎是怕我不相信，董老師又指了指自己：“如果我也有這個機會的話，那麽今天的中文係講台上就不會有我董健了！”

　　老人已經七十有五了，還是那麽幽默與詼諧。“我懂，我懂，‘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誌願’，這是你們當年的口號。”我趕緊接上去回答。

　　的確，在阿晴哥的日記中，曾經回憶到在北京俄語學院讀書時的那段愉快的生活：

　　……我們坐在教室中，每個人一張桌子，似乎是各據一方。我們靜靜地坐著，鑽研著一個問題或者推敲著一個句子。如果仔細觀察一下每個人的臉，那是非常的有意思：李廣特是一副嚴肅樣，眉毛抬得高高的，似乎有一連串的思想在轉動：顧錦章頗喜歡做小動作，每個細胞的運動量大得好像要跳出皮膚一樣。但當他沉思時。則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徐冬良則花樣百出，一會兒指手畫腳像在說書，一會兒注意地或者說是出神地看著一個地方，鋼筆在他手中整天地表演魔術——分身法。

　　……下晚自習的時候是最快樂的。北京的夜是多麽迷人，即使沒有星星和月亮，空氣也含著芳香……我總喜歡緩步回宿舍，想看一看沉睡在黑暗中的教學大樓：經過操場時，望著浴室前的大煙囪有著說不出的感覺。

　　……鈴聲響了，我們已躺在床上，窗下草叢中的青蛙開始歌唱，清脆的和重濁的混成一片，我至今也沒有忘卻那個旋律。

　　這是一幅多麽美妙而又動人的圖畫啊，作者的心是那麽年輕，那麽活潑——新的生活在向他們招手，崇高的理想在等著他們去實現。

　　“可是……”我囁嚅起來，不知道應該怎樣告訴董健，陳晴到達莫斯科之後的心情，‘你看這段日記——”我翻到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這一天：

　　半個學期過去了，生活在蘇聯已經不能算短了，但我卻很難愛上這個國家。從我到這裏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有一種鬆懶、無精打采甚至是窒息的氣氛圍繞在四周。在初到這裏的一段時期內我很納悶，建設的、欣欣向榮的征象很難發現，聳立在列寧山上、圍繞在我們宿舍附近的十幾架起重機每天隻工作一二小時，大樓的建設速度叫人吃驚，一天隻有一塊磚的高度。但他們的生活倒似乎非常緊張，麵包店——排隊，牛奶房——排隊，電車站——排隊……

　　我很難下斷語，我不能說我已經看到了一切，但我也難於將這些跡象完全從“社會主義”四個大字下一筆勾銷。

　　這也許是我經常苦悶的原因吧。

　　有些聰明人對自己說：“社會主義總不能完全沒有缺點。”於是他們心安理得了。我佩服他們的仁慈，說不定哪天他當了法官後，會斷處強盜完全無罪，因為人畢竟總有些錯誤的呀。

　　“你再讀一遍！”董健呼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他因為雙眼患有黃斑性病變，看不清東西，日記是我讀給他聽的。

　　“這真是他寫的！”我小心地解釋道。我明白，對於這樣的內容，誰也不敢相信，更何況它的作者是一個十四歲就加入了青年團的人！

　　“你看，這裏還有一篇——”我拿出了一個硬皮的橫格本，“這是在父親的遺物中發現的，看來是陳晴寫信的底稿，時間似乎是剛到莫斯科不久……”

　　親愛的夥伴們，現在我所處的情況是你們無法了解的，我的痛苦決不是物質上的缺乏或學習上的困難所造成，主要的原因是：我現在才真正地感到祖國的可愛（而這也絕不是僅僅因為我離開了祖國）。在這裏，在一個經曆了最偉大的革命的國家裏，在一個將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國家裏，我竟看到了許多不可思議的社會現象、人與人的關係……我曾努力尋找可親的東西，但往往是發現了更多的可怕的東西……說實話，如果一年前我處在今天的狀況，我會發瘋的。所有這一切我不能寫，但我相信你們完全能了解我的思想。

　　……處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必須克製自己。我隻能這樣想：我到這裏來是為了使我親愛的祖國變得更美麗。因此再“苦”一些我也應當忍受。現在我唯一的辦法是將自己盡量的與外界隔絕，除了學校、宿舍，我什麽地方也不去。五年，當我回國時……。信沒有寫完，當然也沒有寄出。結果被爸爸藏在了箱子底下……

　　“幻滅！這是一種對美好憧憬的徹底幻滅！”董健激動了起來。

　　是啊，這就是一九五六年的蘇聯！作為一名普通的大學生，阿晴哥當然不會知道這年的春天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秘密報告，更不會知道就在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一次又一次‘大清洗”的悲劇，結果他被殘酷的現實打暈了，他的那顆清亮透明的心承受不了如此的重壓……

　　我從手提包裏拿出一張阿晴哥的照片——這是他於去世前二十天拍的，那天是他十九歲的生日。眼睛還是那麽亮，那麽清澈，沒有一絲一毫的陰影。董健歎息了。‘這就是那個年代的我們啊，誰不向往那片神奇的土地？誰不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停了一會兒，董健低低地唱起了一首蘇聯歌曲：“我們的祖國多麽遼闊廣大，她有無數森林、田野和河流，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地呼吸……”渾厚的男中音在四溢著書香的客廳中回蕩，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仍然能用俄文準確無誤地唱出來。

　　“這才是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啊！”董健閉上了眼睛。並悠悠地吐出一口氣。“那時的我們真叫愚不可及，隻有他清醒過來了，但這種清醒隻能置人於死地！”

　　他說：“陳晴如果活著，一定是一位思想家！”我沒吭聲，但我仿佛看見了阿晴哥伏案疾書的身影——在那一個又一個漆黑的深夜裏，周圍的人們都睡著了，隻有他睜著那雙明亮的眼睛寧靜的夜，我卻不能入睡，向窗外凝望，隻有那紅星在閃耀著光輝。透過雲層，透過風雪，我的思念被帶回地球的那一邊。那裏現在正開始了明朗的一天，小學生背著書包蹦進胡同，郵遞員把幸福帶給每一個人。他們的一天將充滿愉快，工作的工作，學習的學習，每人都有自己的崗位：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結合體，它是這樣的莊嚴雄偉。祖國啊，你可曾聽見你的孩子的心律，他是怎樣因思念你而感到安慰！

　　僅僅隔了九天——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他又寫下了一首小詩《黎明》：

　　……那天的黎明我站在祖國的土地上。

　　帶著連綿的感情，用著含情的目光。

　　而今天，我已站在異鄉的國土，

　　充滿了我的心的是，無名的憂愁和惆悵。

　　我懇切地默禱著：

　　當我再次迎接它時，我將回到我那親愛的故鄉。三天之後是一九五七年的元旦，這本該是一個歡樂的節日，但在淩晨一點，也就是阿晴哥參加完學校的慶祝活動回到宿舍之後，他再次寫下了《思念》：我不能把舊日的印象從記憶中抹去，在今天當我想到它時，心仍然為之狂跳。這是因為，那一天我是在我親愛的故鄉：而今天我站在了數千裏之外。這一切隻能用兩個字解釋，——那就是“思念”。

　　又過了幾個小時，天亮了，而他卻發病了，倒在了床上，從此再也沒有起來。

　　一顆尚未發光的新星就這樣殞落了！——如果活到今天，他應該是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他完全有可能像人們預言的那樣，成為一名部長，一名院士，又或是一名思想家……但，更重要的，他是爸爸的親兒子、我的親哥哥！

　　……那天，在頤和園的大門口，當我第一次怯生生地喊他‘大哥”時。他的臉騰地一下就紅了。他沒吭聲，但很快地牽起我的小手，一直沒有鬆開。太陽在地上投射出了兩個身影，一高一矮；爸爸緩緩地跟在我們的身後，笑容中充滿了欣慰。他的手可真大啊，軟軟的又很有力，我仰起頭來，又甜甜地喊了一聲：“哥哥！”這次他答應了，聲音是那麽清脆，那麽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