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7章 不算昭雪——丁聰生前未結的一樁公案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丁聰的家鄉上海市金山區楓涇鎮。為他舉辦了去世一周年的紀念活動。兩位老雕塑家馬改戶和時宜教授為老友丁聰所塑的石像於那天揭幕。《讀書》雜誌編輯的《永遠的小丁》也於那天首發。

　　親屬、朋友

　　陳四益從世界各地趕來，參與了簡樸誠摯的追思。沒有想到的是，來自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瑪霞女士——一位丁聰藝術的研究者——帶來了幾幀不為人知的漫畫複印件。很容易就可確認，這是丁聰的手筆。

　　何以這些漫畫會流散異國他鄉？這些已經筆跡漫漶的畫幅又何以值得飄洋過海帶來中國？

　　這樁公案說來話長。

　　丁聰先生在世時，我曾問及，他參加反對國民黨專製統治幾十年，同很多共產黨內的朋友相知甚深。一九四九年以後。成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委員、《人民畫報》副總編輯，足見倚重。為什麽始終不曾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其中一員？丁先生回答我：“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差一點就入了黨。”

　　為什麽‘差一點”？這“一點”差在哪裏？這就牽涉他抗戰時期不到半年的經曆。

　　共產黨有很嚴密的組織。一個人若要入黨，不但要把自己的履曆、社會關係詳盡交代清楚，還要把祖宗三代的成分、職業以及職務變更、思想傾向交代明白，並有確鑿證明，以提供“組織”審查。不要說大人入黨，就是我們這些當年的初中娃娃，若要參加少兒隊（那時叫少年兒童隊，後來改作少年先鋒隊）、青年團（那時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來改作共產主義青年團），也一樣得如此這般詳加說明。就是不要參加‘組織”，隻要身處共產黨治下，都要交代，隻不過鬆嚴有別，審核有異罷了。這叫對黨忠誠老實。十幾歲的娃娃，沒有什麽複雜的履曆，但思想審查之嚴格，不亞於入黨。那時聽說的一個實例，就是梁啟超的孫子要入團，幾次未能通過，理由是對其祖父的改良主義思想認識不清。聽後很為我沒有這樣一個有名氣的爺爺感到慶幸，不然我哪裏說得清什麽是“改良主義”？

　　丁聰早已成年，自然一切都可以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在某地做某工作、任某職務？有哪些社會關係？是密切關係還是一般關係？此人是何政治麵目？做何工作，任何職務？現在還有無聯係？凡此等等，丁聰坦坦蕩蕩，無事不可對人言。但是，有一段，大約半年的經曆卻讓他犯難。抗戰時期，大約是一九四五年間，確切的日子我已記不清了。他曾在成都駐華美國陸軍情報局的心理作戰處工作了不到半年。這半年做了些什麽，他自然可以說得非常清楚，既不反共，也不賣國，隻是畫反日的漫畫。但到組織審查，要找到證明人卻難矣哉了。美國陸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早就撤回了美國，《別了，司徒雷登》之後，中美斷交，美國使館人員也都夾著皮包走路了。不但無人證明，就是千方百計找到了證明人，一個帝國主義分子”的證言有誰相信？“陸軍情報局”，乖乖隆叮咚，這不就像“中央情報局”，是特務機關麽？在美國“特務機關”裏幹活兒，還會不是幹反黨反人民的勾當？那時從解放區來的或新參加工作的人，幾乎都是這樣的邏輯，做組織、保衛工作的更是警惕性極高，不放過每一個可疑的環節。年紀輕的，沒在“舊社會”混過，不知謀生艱難，更不知全民抗戰時期的各種複雜情況。毛澤東、劉少奇都講過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之類的話，甚至都喊過“蔣委員長萬歲”一類口號，到一九四九年之後這些都已被“甄士隱”了，似乎從來都是“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至於解放區來的，對大後方的抗戰情形也所知寥寥。按說，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給中國直接軍事援助最多的，好像也隻有羅斯福領導的美國。蘇聯給過一點武器，但為數甚微，而美國陸軍到中國來幫助抗日，最多時有十萬之眾。但在我們所受的教育裏，隻有《美帝侵華史》，從華爾的洋槍隊到‘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從治外法權到十裏洋場：從四大家族到中國內戰，都是美帝惹的禍。今天，我們又在談論陳納德的飛虎隊，又在談論滇緬公路、駝峰航線對中國抗戰的意義了，這才知道許多美國健兒是犧牲在中國國土上的，單是犧牲在駝峰航線的就有一千多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幫助抗戰的，遠非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一人。但在組織審查丁聰之際，誰要談論這些，起碼的“帽子”是‘親美、崇美、恐美”——這是從思想改造起許多知識分子都反複檢討過的。在這樣的教育下，一看到“美國陸軍情報局”便疑雲頓起，毫不奇怪。

　　丁聰所在的黨組織，已經算是很開明了。領導找丁聰談：我們準備發展你入黨，但是你的這段曆史無人證明，一下子也很難找到證明人。不過組織上相信你談的情況，可以把這些問題暫時掛起，先討論你入黨，以後若是發現問題，由你自己負責。

　　不過丁聰自己並不“開明”。他不願意“不清不白”地入黨。他說：“那就等問題搞清楚以後再入吧。”不料這一等，直等到人歸道山。

　　此後的丁聰，真個是命途多舛。批‘二流堂”把他捎上：反右派，盡管他隻在編輯部講了一點業務上的意見，仍舊劃歸另冊，於是發配北大荒。“摘帽”之後，“帽子”依舊拿在群眾手裏，其實是拿在領導手裏，什麽時候需要，什麽時候就給你扣上。直至“右派”改正，他也隻是分配在美術館給別人的畫展寫標簽。這次在楓涇，美術館一位前領導講話，稱丁聰為“我們館的員工”。初聞此言很覺訝異，後來想想，他也確實隻是一名在美術館領餉的“員工”，除了他的漫畫，一無所有。在中國，正式的頭銜都要官方授予才算有效，當官的有官銜，治學的有學銜，工藝界也有“大師”的職稱，連“領取國務院特殊津貼”，雖然隻不過每月一百元，也像煞有介事地印在很多名片上，就因為它有官方色彩，是官方認可的“水準”。稱丁聰為“漫畫大師”則無人授予，不過是傳媒自說自話，他既非教授，又非研究員，也沒有什麽一級畫師的職稱，不過是美術館的一名“員工”。

　　我一直弄不懂的是，丁聰那麽單純，那麽和善，毫無野心，除了想畫畫一無所求，為什麽厄運就一直糾纏著他？直到他告訴我關於入黨的那樁公案，直到聽丁太太說，丁先生生前說他不喜歡美國人，就因為同美國人一起工作了幾個月，弄得他一輩子也講不清楚，我才恍有所悟。那幾個月的“美國陸軍情報局”工作經曆，作為未結的公案，大約就是他厄運的源頭。

　　據我幾十年的經驗，一個人檔案裏如果有了“問題”，這“問題”就始終伴隨著他。中國的檔案製度，別的方麵如何，未曾研究，但有兩條是十分嚴格的。一是個人檔案始終隨人，走到哪裏，跟到哪裏。而檔案記載就是新的地方、新的單位對人判斷的依據。另一個是無論過去多少年，個人檔案從不解密。所以每個人對於自己檔案裏究竟記載了什麽是絕不知道的。但是，一到運動來臨，如果領導者因為不同的原由（或出於嫉妒，或出於報複，或出於成見，或出於交差等等），要把某人當作“革命對象”，隻要從檔案（其中除了“內查外調”得來的材料，也包括“向黨交心”的思想匯報、先前寫過的檢討材料或他人檢舉、匯報的言行材料）裏摘取若幹，交給“革命動力”（各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就足夠了。丁聰的檔案裏既然記錄了在“美國陸軍情報局”工作的存疑經曆，每次運動裏“牽頭皮”就無可規避的了。

　　這種猜測有無依據？無從求證，但作為佐證，不妨以我另一位前輩朋友為例。他是我在新華社工作時的上級——副社長李普。他於一九三八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新華日報》當記者，後來又是劉鄧大軍的隨軍記者，開國大典那篇報道出自他的手筆。他入黨後的經曆清清楚楚，就連他要結婚，對方是誰，對方家庭情況，要不要舉行婚禮等諸般事宜，都是向周恩來報告過的。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在中宣部任副處長（那時中宣部沒有局，部長下麵就是各處），地位不低，但因為他嶽父一個當年的下級，據說後來當了台灣潛入的特務，到過他的嶽父家，而家住蘇州的嶽父又到過北京，住在李普家，於是，這樣拐彎抹角，李普也成了“特嫌”。審查了兩年，沒有結論，戴著“特嫌”的帽子離開了中宣部，至今未聞“甄別”。一九三八年入黨的李普，隻是因為妻子的父親在他家住過，便立案審查；尚未入黨的丁聰，在那樣一個機關裏幹了近半年，自然更不會輕易放過了。在丁聰的檔案裏是否有“特嫌”之類的記載，丁聰不知道，我更不敢妄揣。不過以李普的遭際推論，大概也不會太離譜兒。

　　前麵說到瑪霞女士帶來的那些漫畫，恰恰同丁聰這段“說不清楚”的曆史有關。其實，如果我們能像今天這樣承認當年美國陸軍到中國來是幫助中國抗日，那麽美國陸軍情報局的心理作戰處，自然做的是抗日心理戰的工作。丁聰說他在那裏就是畫抗日漫畫，應當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一邊倒”的國策，對這段曆史的解讀。就成為除了蘇聯是“無私援助”，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帝”，必然包藏禍心，抗日是假，反共是真。所以，丁聰那段經曆就成了洗刷不盡的‘曆史汙點”。

　　瑪霞帶來的墨跡漫漶的幾幀漫畫，正是丁聰在“心理作戰處”所畫。那些漫畫，在丁聰，是為抗日盡力，不曾署名，也不曾想藏之名山以傳其人；論用途，是發到敵占區，鼓舞淪陷區人民抗日、瓦解日軍士氣的，不曾在大後方或解放區報刊上發表。所以，丁聰既無法找到證明人，也拿不出證明自己工作的證據。可是，不知怎麽，美軍心理作戰處卻帶回了一些當年印製的漫畫傳單，這些埋沒已久的陳舊傳單。恰好又被美國某家圖書館（是否瑪霞工作的國會圖書館，因我不曾問及，未敢遽斷）收藏，恰好又被美國的丁聰藝術研究者瑪霞發現，這才複製了一些帶來中國。真可謂無巧不成書。

　　一幀漫畫，畫的是一隻穿著日軍軍服的大蝗蟲，據桌大嚼，窗外還有一群蝗蟲等著分享，桌上擺滿酒肉雞鴨。桌旁站立的是肚子餓癟的中國百姓。畫上寫道：“中國大敵是蝗軍，他們一來一大群。豬羊雞鴨齊宰殺，還把米麥搬幹淨。對待皇軍勿客氣，餓壞妻兒悔恨遲。”

　　另一幅畫的是一隻隻凶惡的蝗蟲，留著仁丹胡子，穿著日軍軍靴，踏在瘦骨嶙峋的中國百姓身上。畫麵上用粗體大字寫道：“蝗軍吃完我們的糧食，打倒萬惡的鬼子皇軍”。還有幾行稍小的字，寫的是“我們種田沒飯吃，長了五穀餓肚皮”：“皇軍不除，我們餓死”。

　　再有一幅，畫的是無數百姓拿起鐵耙追打蝗軍。大字寫道：“殺盡皇軍，人人安樂”和“蝗軍皇軍，貪婪毒惡，害我農民，搶我五穀。送給鬼子，不如燒卻，合力同心，大家團結，殺盡皇軍，人人安樂。”

　　同樣題材的還有兩幅號召堅壁清野的。一幅畫著老百姓把食物統統埋藏起來，青壯持槍衛國，老弱攜妻兒逃難、奔走四方。另一幅畫著老百姓把糧食埋藏起來，拒絕給“蝗軍”提供糧食。畫上寫道：“勿把糧食，供給皇軍。有了糧食，他們不走。趕走皇軍，人人足食，個個平安。”

　　餘下兩幅漫畫，揭露日軍燒殺搶掠的罪行，在中國人民的屍骨上建立起他們的統治寶座。

　　抗戰時期，我在成都出生。丁聰畫這些漫畫時，我已進小學了，雖不知道這些漫畫，但對把日軍稱作‘蝗軍”卻有很深的印象。我的父母都是教員，他們編過一些兒童歌舞劇，教孩子排演，當年也曾出版印行。內容大多是抗日的。其中一出叫《蜜蜂的花園》寫一群‘蝗軍”殘害花園，蜜蜂們奮起抵抗，消滅了萬惡的“蝗軍”。記得“蝗軍”上場時的唱詞是：“我是蝗軍，我是蝗軍，最逞強。威風凜凜，威風凜凜，誰敢當！我們都凶如虎狠如狼，我們都如強盜賽魔王。肚子空虛，肚子空虛，餓得慌。聞到花香，聞到花香，喜洋洋。大小兒郎同去，大小兒郎同去，幹一場！”而蜜蜂們保衛家園時所唱的則是：“蝗蟲太猖狂，妄想占我好地方。拔出我們的劍，衝上前去殺一個，你來一個殺一個，你來兩個殺一雙，任你蝗蟲有多少，殺你片甲不還鄉！”

　　中國的抗戰是全民的抗戰，所謂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共產黨占領區的軍民在抗戰，國民黨占領區的軍民也在抗戰，美國盟軍到中國同樣是為了幫助抗戰。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民族的大義是不應該以黨派論是非的。丁聰在心理作戰處工作的性質，這些漫畫，應當是確鑿的證據了吧。一輩子沒說清的問題，應該算是說清楚了。未結的公案也應當可以了結了。可惜的是，公案了結之時，已是丁聰去世一周年之日，是否需要“更正”、“昭雪”，並不重要了。

　　一個政權，為了自身的安全，或許不能沒有調查或審查，但在一方固不能證其無，而另一方也不能證其有的時候，掌權的一方，妄加懷疑，甚至因懷疑而猜疑、而枉加之罪、而濫施懲處，這種唯我獨革，懷疑一切，背離事實的偏見，已經超越了使用公權的合理性，其結果必然要傷及無辜。這樣的教訓是應該牢牢記取的——無論是誰掌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