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5章 對作家與革命的反思林凱

　　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是法國著名的曆史學家。出生於一八。五年。一八五九年逝世。僅活了五十四歲。這個年齡算不上英年早逝，更算不上長壽。他死後曾遭冷落，近幾十年才引起西方學界的重視並走紅，一九七九年美國成立了托克維爾學會。他有兩本很著名的書，一本是《論美國的民主》、一本是《『日製度與大革命》，後者《『日製度與大革命》在中國出版時恐怕對中國人更具吸引力、更敏感，因為中國『日製度有之，大革命也有之，中國人在經曆了‘十年浩劫”後。反思自己國家遭遇時，自然也很想了解別國的人士是如何反思他們自己國家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人比較信奉這個道理。要講中國人還有智慧和美德的話。這倒不失為是一條。

　　讀《舊製度與大革命》，給我的感覺，是作者想到、看到的恰恰是我們沒想到、看不到的。這說明作者比我們更理智、更敏銳，不被現象所迷惑。他在一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寫給路易·德·凱爾戈爾信中道：“過去的十年中，我在許多方麵都一無所獲，但這十年給了我對人事的真知灼見和洞察精微的辨別能力，並未使我丟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過眾多現象觀察人事的習慣，”托克維爾的話並非自我炫耀，我們從書中看到。他是從社會各個階層的不同角度，曆史地、現實地理解社會、理解人與事，所以他的分析是人情人理。反觀中國人會發現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從自我的角度來討論社會問題，中國的知識界很有些人是這樣，所以把偏激、偏見、不客觀等等這些不理智的詞匯冠給這些人。一點不為過。這些不理智的詞匯在生活中的延伸，就是極端自私，以我為第一，其他人為第二；以我為真理，其他人為謬誤。對不同意見者，誌不同者，統統打倒，我們無論從中國曆史上看還是從現實生活來看，中國知識分子整治知識分子的現象極普遍，中國的知識分子喜歡既對人又對事，以徹底打倒異己為最終目的。理性主義者是隻對事不對人，不因人廢言。因為人是變化的，其思想也是在不斷的認識中發生變化。中國人認為變化者是機會主義者，一句話，就是不充許別人改正錯誤。而事實上，機會主義者有之，變者也有之，這是人之常情、常態。中國一些作家，一直發揚著革命鬥爭的精神，對知識本身不是以搞明白、學明白為目的，而是隻知其一，就拿來作為批判對象的武器，包括專製、平等、自由、民主等詞匯與概念，人們並不去考察研究它的曆史與作用，僅是從字麵上理解即用，這個習慣延安時期如此，後來一直被發揚光大。托克維爾說過幾句非常精辟的話：“最專製的政府也能夠與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結合在一起，乃至壓迫人還要擺出若無其事的可笑樣子。”“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我們細推敲這話，回味我們的曆史，托克維爾何嚐不是在給我們的曆史做注腳，從這句話也可看出，凡不依據社會發展的規律和過於非理性的人來改造社會，就是在製造人間悲劇，甚至是一個國家未來曆史的悲劇。控製人的思想不僅僅表現在不讓你想什麽，說什麽。還有一種悲劇是自身造成的，就是你依據他的邏輯去思去想，被納入他思考問題的邏輯軌道，而且越是名望大、地位高的人越容易造成你的輕信，他的危害就越大。這樣的教訓在人類文明史上實在是太多了。

　　本書的第三編第一章：《到十八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托克維爾描述了法國作家們革命鬥爭的思想是如何深入民眾。影響民眾，描述了作家們的基本精神狀態和基本思想，“他們不斷關心同政治有關的各種問題：說真的，他們真心關心的正是這些。他們終日談論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原始形式問題，談論公民的原則權利和政府的原始權利，人與人之間自然的和人為的相互關係，習俗的錯誤或習俗的合法性，談論到法律的諸原則本身。這樣，他們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們那時代政治體製的基礎，他們嚴格考察其結構，批判其總設計。的確，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把這些重大的問題作為進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對象：大部分人隻不過是蜻蜓點水，聊以自娛；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這些問題。這種抽象的文學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中，從大部頭的論著到詩歌，沒有哪一個不包含一點這種因素。”在這段話裏，托克維爾指出了當時作家的傾向，一是當時作家的創作都是文學政治，高談闊論社會改造問題。二是大部分作家對社會改造的原理和研究不過是蜻蜒點水。也就是所知不多，一哄而起，作家搖身於社會改革思想家的行列，而且處處散布其主張和思想，並且把這種主張和思想滲入到各種文學體裁中。但是，當時他們的處境是怎樣的呢？托克維爾寫道：‘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於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作了準備，並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曆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製：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於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隻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這樣，作家們就敢於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係，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在這裏托克維爾分析了作家們思想膚淺的原因，他們僅是憑借自己的一些經驗和體會，以為隻要是革命，就是創新，就是社會進步，對後來所發生的事情沒有預感，甚至連想都沒想過，對先人的思想體係采取蔑視的態度。托克維爾還說在當時：“同樣因為愚昧，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所以身受日常立法妨礙的人不久便愛上了這種文學政治。對文學政治的愛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於天性或社會地位而遠離抽象思辨的人心中。

　　凡是受到不平等的軍役稅攤派損害的納稅人，無一不為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奮：遭貴族鄰居的兔子禍害的所有者，聽說一切特權概應受理性的譴責，無不為之雀躍。這樣，每種公眾熱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製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了自由國家裏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這就是托克維爾筆下作家與民眾的天然結合，作家們的文學政治觀最終是深入民眾，華麗的平等觀念的外衣，讓所有的人都興奮。托克維爾講：“連婦女與農民的想象力都被激發起來了”，都隨著作家的指引的方向而奮不顧身，這時的作家與民眾完全忽略了在他們所批判和否定的社會各階層中，其正確的一麵，有價值的一麵，例如貴族。托克維爾對貴族階層有自己的看法：“閱讀貴族的陳情書，我們可以感到，除了偏見和怪癖外，貴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質曆曆在目。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創口。”托克維爾認為貴族是有著一種心靈上的驕傲和不順從的性格，這一性格是一種獨立精神。但在當時，貴族階層也被革命的熱情所迷惑，他們也支持作家們的普遍理論，忽略了一旦普遍理論受到承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熱情和行動。“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還把自己的熱情氣質賦予人民。全體國民接受了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別的啟蒙老師，對實踐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了作家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以至當國民終於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這恐怕就是作家們的最大價值，但可惜的是後來事實證明這最大價值釀成社會悲劇，是專製的重演。托克維爾寫道：“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製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並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隻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把選舉人的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選舉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一七八九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這就是看似推翻了舊製度，實際上新的專製製度又誕生了。在書的後麵托克維爾還感慨道：“誠然，驕傲的信心常常導致錯誤，但沒有它，人民隻能受奴役，他們從不懷疑他們的使命是要改造社會，使人類新生。對於他們，這些情感和熱情已變成一種新宗教，它產生了宗教所產生的某些巨人效果，使人們擺脫個人利己主義，崇尚英雄主義和忠誠，使人們經常胸襟開闊，不斤斤於一般人計較的秋毫得失。”“我深入地研究過曆史，我敢肯定我從未遇見這樣的革命，它從一開始就揭示在如此眾多的人身上具有無與倫比赤誠的愛國主義、無私胸懷、真正的偉大。法蘭西民族在大革命中顯示了主要缺點，但同樣顯出了青春的首要品質，即缺乏經驗和寬宏大量。”托克維爾的這段感慨揭示了法國大革命的特點，這一特點我們從世界史上看好像是法國曆史所特有，其實看看中國曆史的革命又何嚐不是如此。

　　我大量引用托克維爾的話。目的無非是兩個方麵，一是看看法國的學者如何反思法國大革命：二是兩相比較，我們可看出法國與中國的大革命存在許多相似之處。中國的作家在革命中又何嚐不是到處散布膚淺思想，以為打倒了資產階級中國人民就站起來了，誰能想到，資產階級被打倒了，但是無產階級並沒有站起來。當時的作家們是放棄了對文學自身的尊重和熱愛，而把文學當成了政治工具。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解放日報》曾發表丁玲的《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一文，文中寫道：“文藝界或許還有個別同誌對王實味的思想模糊不清。或對王實味多少寄予同情，但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全要打擊他，而且要打落水狗。”“王實味則為人卑劣、小氣、反複無常、複雜而陰暗，是‘善於縱橫捭闔’陰謀鬼計破壞革命的流氓。”這是丁玲在一九四二年以作家的身份對另一個作家，亦是從前的好友進行的抨擊。我們總在講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實從丁玲的文章中已經能感受到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一些思潮已經為以後的肅清各類思想埋下了伏筆，連丁玲這樣的大作家都染上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就是鬥爭哲學這樣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那麽其他作家呢？這是不言而喻的。對過去的同誌用如此置人於死地的語言，沒有一絲人情味，那後來的政治鬥爭不近人情也就順理成章。作家對作家都如此，那麽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去抽打作家的嘴巴還奇怪嗎？文明人幹出不文明之事，為什麽不懂文明的人卻要跟你講文明，這不是天大的悖論。所以我們在反思毛澤東錯誤的同時，還要反思毛澤東錯誤以外的錯誤。恐怕我們更能看清‘革命”的危害。這種危害邵燕祥先生在《找靈魂》一書反思道：“我從一九四九年起接受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實並沒有真正讀懂，隻記住了為政治服務，當作教條來服膺：而對中國的國情黨情，中國的現實政治，其實又蒙昧無知，可謂一竅不通：這樣，在反右派運動中碰壁，遭到政治打擊，卻未能就此走出誤區，反而以為是為政治服務得不好或不夠之故。因此麵‘更好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就在幾近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情勢下，越陷越深地令筆下成為某種政治概念、政治意圖的複述、圖解、傳聲筒。”邵燕祥先生這段話向我們揭示當時作家們持守的精神狀態，文學即政治。有位當代著名的詩人在延安時，拿著自己的詩讀給農民聽，隻有農民說好，他才認為是好詩，他自認為這是深入農民，深入生活，是為人民寫作，現在看來是對人民的嘲弄，是本末倒置，是有悖文學是以尊重普遍人性為特點的規律。在作家的眼裏，隻有鬥爭的文學才是文學，文學是改造社會的武器，極少有作家去研究社會體係的構成，社會管理體係的變革，隻是異想天開，論天論地，高談大民主，即人民當家做主，結果是老百姓既沒當家，也沒做主，民主成了一句空話、套話，假話說了一千遍就成了真話，空話說了一千遍就成了實話。一些作家沒有不敢評論的，把膽大妄為認為是革命者的品質，帶有極大的情緒性、破壞性，不是理智地去看待和分析社會。都自以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堅持真理，他們對真理的理解極幼稚，認為說心裏話就是堅持真理，他們從來沒有對自己說的心裏話懷疑過，是對還是錯，真理在廣大的作家眼裏給泛化了，天天喊為真理而獻身，其實是在為一種政治理想而獻身，由於對真理認識的無知，真理其實已經變得一文不值。不知有多少人上了作家的當，以作家的觀念為自己的觀念，以作家的行為當榜樣。我年幼時，一是聽毛澤東的話，二是相信作家的話。作家成了中國政治上的一個標準符號，所以後來作家挨整，恐怕也跟作家們在政治上太強勢有關。

　　讀了托克維爾的文字，我感到很慚愧的是為什麽中國的學者鮮有這樣的反思。是不是這樣的反思會得罪一大批作家，包括那些被冠以大師級的作家，我看有可能。中國是一個人際關係社會、市俗社會。所以中國的作家身上多有政客的影子，我們看從延安起家的一些作家們，基本上是業餘政治家，是拿著筆杆子對付槍杆子。國民黨有個大名人陳布雷，他曾感慨說：“我搞了大半輩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而又不懂政治。”這句話要是套用在中國那些‘偉大的”作家身上，就是‘搞了大半輩子文學，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就是從事文學而不懂文學。”不懂的原因，就是把文學當成政治學了。

　　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出版時，寫給妻子的信中說：“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托克維爾所言是看到了那些革命家的骨子。他們一旦觀念形成。就很難否定和改變自己。他們的反思僅是停留在對逝去事物的反思，很少對自己所形成的觀念進行反思，深入到自己的思想和靈魂中去叩問自己。不過這樣也好，這給後人對他們思想觀念的反思和批判留下了空間和餘地。

　　2010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