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八卷）

第4章 光緒詔禁《四書改錯》

　　文字獄可謂與清朝‘國運”相始終的帝國特色。光緒二十年甲午六月十六（1894年7月18日），清廷連發兩道上諭，都根據河南學政邵鬆年的奏章，指示各直省督撫一體遵行：一命各省長官通知下屬諸邑，重刻“世祖章皇帝禦製《勸善要言》一書”，廣行頒發宣講，“務使窮鄉僻壤，家喻戶曉，俾得遷善改過，一道同風，用副朕化民成俗至意。”二命各省督撫出示嚴禁出售毛奇齡《四書改錯》一書，重申各級教官和所有學校。“較閱文藝。自當恪遵功令，一律以朱注為宗，不得錄取異說，致乖文體，用副朝廷崇尚正學至意。”（均見《光緒朝東華錄》第三冊總3430-3422頁，中華書局重印本，1958.）

　　就在前一天，光緒帝命翁同觫起草禦前會議決議，作為上諭附件發給北洋大臣李鴻章，聲稱對日本出兵朝鮮，必須反擊，“朝廷一意主戰”，督責李鴻章迅即籌辦向朝鮮增兵事宜，“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由此清日戰爭欲罷不能，隻過七天就由日軍先動手而觸發。

　　因而，清廷向北洋大臣李鴻章發布對日作戰上諭的同日（光緒命軍機處發此諭在十六日，見《翁同觫日記》），又向直隸總督李鴻章等各省封疆大臣連發整肅民風和嚴禁毛奇齡《四書改錯》的兩道上諭，仿佛抗擊敵國外患與帝國各個行省沒有關係。那出於怎樣的政治理念和形勢判斷？這裏不予討論。但當時光緒皇帝雖已“親政”，內政外交的決策，仍需聽從慈禧太後的“懿旨”。甲午戰爭從開打到慘敗，清方禍首必為慈禧。是任何辯護論者無法替她洗刷的。那麽，同時假借‘化民成俗”、‘崇尚正學”名義，在外患緊迫的時刻，企圖在國內再度收緊文網，似乎不畏內外夾擊，這與慈禧攸關嗎？

　　現象看來古怪，其實不難明白。光緒甲午年，適逢慈禧太後‘六旬萬壽”。這個帝國第一老太婆，非但極端迷信權力，而且極端迷信氣數，唯恐花甲大慶不能安然。她對日本侵略者，由堅決主戰突變為不惜割地求和，一個口實就是務求保全由她作主的帝國‘麵子”，這將另篇再說。至於國內，她早已放出狠話，說是誰敢在她慶祝‘萬壽”期間，惹她不高興，就決不饒恕。她警告的第一對象，正是‘親政”而謀求擺脫假母掣肘的光緒皇帝。當然，這個孱頭皇帝，要在這年十月十日（西曆11月7日）慈禧太後慶辰前後，采取措施或做出姿態，期求保持國內局麵穩定，至少不出令慈禧掃興的民間騷亂，便不言而喻。

　　一瞥光緒甲午年的滿清官方記載，就可知清日開戰前半年，皇帝為營造慈禧慶辰吉祥氛圍。不斷用奉太後懿旨名義發布上諭，普賜滿漢貴胄官員爵賞，不忘表示關注民瘼。無奈帝國已整體腐爛，官逼民反事件此伏彼起，尤其京師治安糟極，多次發生民人革吏闖入紫禁城內‘叩閽”奇案。

　　河南是民間‘會匪”鬧事嚴重的諸省之一，這年又出現“龍會”聚眾造反。會首被殺數人，但會眾抓不勝抓。於是河南學政邵鬆年奏請皇帝治心。此人乃帝師翁同龢的常熟同鄉和世侄，在翁掌教的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時（光緒十二年），名列第一，其奏得上諭普發各省督撫執行，無疑獲翁師傅臂助。

　　然而清帝及其文膽，為求全民“一道同風”，端出的文治教材，竟是皇帝的七世祖於二百三十九年前（順治十二年）的《禦製勸善要言》，且不說此書隨即被滿洲權貴鼇拜等棄若土苴。即如其中教化被征服的漢人士民甘做順民的什麽勸善格言。不也早被皇帝高祖乾隆敕編《貳臣傳》之類宣稱屬於偽道德了嗎？這時清廷卻令各直省督撫‘重刻宣講，以裨風化”，倘若真有效應，那不可能出現化士民為滿洲臣仆的返祖現象，而隻可能預先為慈禧政權墮為“洋人的朝廷”製造順民。

　　至於光緒皇帝聽從翁同龢師徒主意，為了整肅‘士習人心”，拿出的祭旗犧牲，竟是死去一百八十一年的毛奇齡，並且是毛奇齡晚年自毀其版的《四書改錯》，則是為清代文字獄曆九帝而不息而增添一起新例。翁同龢任光緒帝師傅近二十年，講史是他授教的一門主課。他熟知清朝的統治政策史，並數度擔任翰林院庶吉士的總教習，而同邑世交邵鬆年更屬入室門徒。如果說，邵鬆年要求光緒嚴禁毛奇齡《四書改錯》的奏折，實為複述翁同龢的看法，應該沒有疑義。

　　邵鬆年的奏折，全文洋洋近幹言，首謂朱熹集孔子的道學之大成：次引康熙《禦製朱子全書序》和乾隆六年查辦謝濟世‘肆詆程朱”的上諭，說是‘我朝”尊崇朱熹已列為功令。往下呢？就是控告毛奇齡《四書改錯》非聖無法。

　　邵鬆年或說翁同龢，明知毛奇齡聞知康熙將朱熹升配十哲之列，即自毀《四書改錯》書板，因此不僅幸免康雍乾三朝文字獄的劫難，而且也沒有收入嘉慶元年重刊的《毛西河先生全集》，那以後也隻有私刻單行本在坊間流傳。令他們恐懼的，是同、光間石印書普及，“而毛奇齡所著《四書改錯》，亦已洋印遍行天下”。

　　毛奇齡關於四書的著作，凡十一種，其中《論語稽求篇》、《大學征文》等多種，同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作為靶子，在康雍乾三朝廣為流傳，而《四書改錯》不過是通行諸著的論點集合，為什麽邵奏對諸著不予聲討呢？原因很簡單，因為那些專著已收入乾隆欽定的《四庫全書》，或收入《西河全集》而未在乾隆朝遭禁。翁同龢是久曆官場的老政客，深諳趨避權術，怎敢冒犯康乾“列聖”而授人以柄？而要求清廷嚴禁《四書改錯》的“洋印”本，既可進而株連毛奇齡有關四書的各種著作，又突顯一個‘洋”字，杜絕可能借康熙曾表彰毛奇齡，而乾隆也曾以毛奇齡‘素有文望”，不欲對他聲討作理由，反過來攻訐翁、邵非議“列聖”。

　　光緒帝命各省嚴禁《四書改錯》的上諭，除《光緒朝東華錄》外，未見清末民初其他私修文史諸書記載。即使《光緒朝東華錄》，也未見任何封疆大吏回應執行情況，包括自稱最為關注“聖教興衰”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倘說這與清日戰爭已經開打有關，卻不盡然。誰都知道英法聯軍將鹹豐帝驅出北京以後，滿洲愛新覺羅氏的“家天下”就現敗兆，同時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撚軍戰爭中崛起的湘淮軍頭，漸成藩鎮割據態勢，也使行省督撫權力膨脹。慈禧太後有本事把同治、光緒兩名兒皇帝乃至宗室王公玩諸股掌。但要隨心所欲擺布地方政軍頭目，早已顯得力不從心，何況盡人皆知為傀儡的光緒帝。休說光緒和翁同龢之流，借著《四書改錯》背離祖宗‘崇尚正學”名義，督責疆臣嚴禁，必然引發地方輿論騷動，正好與各省大小官僚視‘地方安靜”為政績表征的積習相悖，就說他們讚同清廷重申輿論一律的文化專製政策，也無法實現。一個從頭到腳都爛透了的腐朽體製，能夠如雍正、乾隆時期掀起文字獄嗎？

　　從光緒上諭中得益的，隻有毛奇齡。它喚起了清末學者對久已淡忘的毛奇齡其人其學的注意。不信，請看章太炎《訄書》重訂本關於毛奇齡變節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