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 煉
人是複雜的,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史料的不斷披露,我們對一些曆史人物才能漸漸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對吳晗這個著名的曆史學家也是如此,收錄在《曆史為誰“變臉”》(張秀楓主編 遠方出版社出版)一書中的《另一個吳晗》一文,對吳晗作了全麵的介紹。這並不有損吳晗的形象,相反,人們會從在這樣的體製下,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一個知識分子的變化,獲得許多有益思索。
對於一般人而言,知道“吳晗”這個名字,大約就是因為他上世紀六十年代寫下曆史劇《海瑞罷官》,他由此落難,“文革”中在北京副市長任上遭迫害含冤而亡。按理說,這樣的形象,似乎應當得到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同情和尊重。然而,在一些學人的回憶當中,吳晗呈現出的卻是另外的形象。
何兆武在《上學記》中,回憶西南聯大師友事跡甚詳,其中似乎唯獨對於吳晗不大滿意。書中記錄了吳晗的三件往事:一是為了當“二房東”賺大錢,吳晗把租住自家房子的何兆武的姐姐趕了出去;二是“跑警報”的時候,校長梅貽琦不慌不忙,拿著手杖,踱著方步,朝防空洞走去,而吳晗一聽到警報總是慌慌張張、跌跌撞撞,臉色都白了,學者風度盡失;三是開學第一次考試,吳晗就弄得何兆武他們全班同學都不及格,似乎是要給大家一個“下馬威”。而且,根據何兆武的回憶,吳晗“精英意識”十足,時常當眾埋怨:自己身為教授,回家居然要親自打水。
老實說,讀到《上學記》中的這些回憶,一笑之餘,也不免為吳晗抱屈。上述的一和二,不妨視作生計和性格使然,算不上什麽大的過錯。至於警報聲起,敵機盤旋,躲避者神色慌亂,也是人之常情。梅校長的風度和心理素質當然讓人佩服,但說吳晗“學者風度盡失”,我覺得是言重了。不過,由此也不免揣測,在《上學記》中,即使對於政治上頗為“投機”的馮友蘭,何兆武也是褒貶互見,可是他為什麽唯獨沒有給吳晗留餘地?
其實,對吳晗有怨氣的還不止何兆武一人。建國後謹宣:“默而存之”的錢鍾書,說起吳晗來也不無微詞。據餘英時回憶,一九七九年春天,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美國。抵達當晚吃自助餐,餘英時與錢鍾書及費孝通同席。客人們的話題自然地集中在他們幾十年來親自經曆的滄桑,特別是知識分子之間的傾軋和陷害。
餘英時寫道:“默存先生也說了不少動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聞海內外的頭麵人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吳晗的事。大概是我問起曆史學家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有人說了一些前因後果,但默存先生突然看著費孝通先生說:‘你記得嗎?吳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大意如此)回話的神情和口氣明明表示出費先生正是當年受害者之一。費先生則以一絲苦笑默認了他的話。刹那間,大家都不開口了,沒有人再繼續追問下去”(餘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
由此看來,問題的焦點很可能集中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上,從目前的史料可以看到,當時吳晗的兩個親屬被劃成右派,但吳晗在反右派鬥爭中,卻出乎意料的“左”。
對於吳晗在建國後的表現,蘇雙碧和王宏誌的《吳晗傳》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其一,吳晗自從一九四三年加入民盟以來,對共產黨、毛澤東十分崇拜,從無二心。反右派鬥爭是黨和毛澤東發動的,他隻有擁護。其二,一九五七年,吳晗剛剛入黨,必須經受這場重大政治鬥爭的考驗。
《吳晗傳》寫道:“這是屬於內心深處的感情問題,很難揭示。吳晗的親兄弟吳春曦、袁震的妹妹袁熙之都被打成右派。吳晗是個有感情色彩的人,對此,他誠然是十分痛心的。但他絕不會懷疑到反右派擴大化的問題上去,他隻能愧疚他平時對他的親人幫助不夠。造成這種心理,仍然是出於他對黨和毛澤東的信任。”所以,《吳晗傳》用了“真誠的人犯了真誠的錯誤”這個題目予以闡述。
然而,也就是這樣一個似乎是“喪失了獨立性”的“左”的吳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批判胡適思想的時候,卻又展現了人性的另一麵。眾所周知,對於吳晗的學術生涯而言,影響最深的是胡適。他的《胡應麟年譜》得到胡適的賞識,被胡推薦到清華大學讀書。周一良在《畢竟是書生》中回憶,一九三三年暑假,胡適在《大公報》和《星期論文》專欄撰文,特別稱讚了北大和清華兩所大學的兩名畢業生的辛勤努力和突出成就,一是北大國文係的丁聲樹,一是清華曆史係的吳晗。胡文在青年學生中“紛紛談論,引起了注意”。以胡適當時的聲望,給吳晗這樣的評價,殊為不易。解放後,吳晗在一份自傳中也說自己“受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的思想影響都很大……治學的方法,以至立場基本上都是胡適的弟子。”
在當年批判胡適的暴風驟雨中,胡適不少留在大陸的朋友、學生都寫了文章,有的人還不止寫了一篇。不過,我在翻看三聯書店出版的多卷本《胡適思想批判》時,發現目錄中竟然沒有吳晗的名字。按照經曆、性格與當時的位置,吳晗似乎是最有“資格”寫批判文章的。他沒有這樣做。毫無疑問,一言未發的吳晗當時承受了可以想象的壓力。可惜我對於建國後的曆史了解甚少,無從得知他當年是如何“過關”的。不過,謝冰說的大致不錯:作為正直的知識分子,吳晗有過失誤,有過政治迷失,但良心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