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四卷）

秘書眼中的江青

　　◎ 閻長貴

　　閻長貴在“文革”中曾任江青的首任秘書，後因將一位曾用過“江青”這個名字的女演員寫來的信轉交江青本人閱示，犯了大忌，被江青以“坐探”罪名投入秦城監獄。囚禁七年半，一九七九年平反後調回《紅旗》雜誌社工作。現已退休，專門從事“文革”的研究。以下摘錄自刊登在《中國新聞周刊》上根據閻長貴口述整理的文章。

　　一九九一年，我當時正參加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一書的寫作，在《人民日報》的一個小角落裏，發現江青自殺了。我沒什麽特別的反應，沒什麽高興，也沒什麽悲傷。說不上對她恨不恨，畢竟她死的時候也七十七歲了。當然，我在監獄裏七八年，也沒少罵她，但這都是曆史造成的。

　　我出生在貧困的魯西北，解放前叫堂邑縣，因為出了個武訓，也曾改名“武訓縣”。家裏很窮，幾代都是農民，中學起我就依靠助學金。我們村十裏方圓之內，我是在新中國讀大學的第一個。一九六一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畢業，分配到了人稱最高黨刊的《紅旗》雜誌社，先師從關鋒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史，他的文章和觀點曾受到過毛主席賞識；“文革”開始前，我調到戚本禹手下工作，關鋒和戚本禹後來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戚本禹比較看重我，他告訴我，毛主席表揚你的文章。人有個生不逢時的問題，文章也是。一九六二年九月，我依據華君武老人的一幅漫畫發表了一篇小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中心意思是在工作和前進的過程中不要怕犯錯誤。毛主席批示印發給參加八屆十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們研究，批示上說：“犯了錯誤，隻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我覺得當時毛主席之所以看中我那篇短文，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為了堵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錯誤的人們的嘴；在某種程度上說，毛主席有“諱疾忌醫”的意思。“文革”開始後，戚本禹講，你這篇文章有“救罵”的作用。這是我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想到的。後來戚本禹向江青推薦我做秘書，大概會提到這一點。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我成為別人眼裏可以“通天”的江青的秘書。一九六八年，也是一月九日，我又一夜之間變成“政治要犯”，恰好是三百六十五天。

　　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那年，江青五十三歲，比我生母還大一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頭發很好，還很黑。江青畢竟是演員，穿著講究，比較會打扮，但那時不算奢侈。江青的幾個護士如周淑英、趙柳恩等都講，她從來不擦脂抹粉，衣服也不是很多。

　　我覺得江青還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沒能力搞陰謀也搞不了。那篇給她帶來了很大榮譽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就沒有講稿，而她的講話一般還是比較得體的。我當了一年江青秘書，沒有給她起草過講話稿，一次也沒有，她不需要。

　　我感覺江青痛恨“兩個女人”，王光美和宋慶齡。都是“第一夫人”，但是江青並沒有這麽風光過。清華大學造反派批鬥王光美那天，讓她穿旗袍、戴項鏈，那是江青的主意。那天她還跟我們工作人員講，你們去看看嘛！意思是王光美也有今天！我沒去，去了幾個人也看不到什麽，批鬥現場有三十萬人，擠得水泄不通。

　　宋慶齡地位當時比江青高多了。一九六六年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時，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慶齡文集》，書名是周總理題的。戚本禹跟我說，應該找人去出版社造反，質問紀念孫中山為什麽要出《宋慶齡文集》。這肯定也是江青的主意。不過他沒去做，我也沒去做。這要做了肯定是大事。後來很多材料裏講，江青把《宋慶齡文集》從書架上拿下來，扔到地上，用腳踩，還對總理題寫書名不滿，這都反映了她對宋慶齡的態度。

　　我當時是很崇拜江青的，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崇拜毛主席也擴展到崇拜江青。江青出去講話張口就是“我是代表毛主席來看你們的，我代表毛主席向你們問好”等等，毛主席身邊有位名叫趙鴻安的服務人員，管理毛主席衣服什麽的，我們是老鄉，有一次在一起聊天，他告訴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員講：“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我聽了這話，心裏熱乎乎的。心想。在數億人中，能有幾人能直接為毛主席服務？

　　有人寫文章，說“文革”開始不久，毛主席就厭惡見到江青，這不確實。我認為至少當時毛主席和江青的關係還是相當好的。江青當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就算是別人提名，毛澤東不批準也不行。當時江青住在釣魚台國賓館，毛主席住在中南海遊泳池，每天下午隻要不開會，江青都要去看毛主席。和別人看毛主席不同，江青這是回家啊！我聽謝靜宜講，毛主席雖然不斷批評江青，敲打江青，但是他總把她看作是“人民內部矛盾”。謝靜宜曾經在毛主席身邊工作，是“文革”當紅人物。

　　毛澤東在政治上對江青是相當愛護的。毛澤東是文章大家，不止一次幫江青改文章，凡是江青吹捧過火、或是江青自吹自擂的地方，毛澤東都作了必要的糾正。比如《為人民立新功》講話，記錄整理稿中，江青說到：“華東局、上海市委裏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也不聽。”毛澤東把“我的話也不聽”中的“也”字改成“更”字。當時看到這裏，我心裏暗暗發笑，心想毛主席真厲害，真細心，也是對江青的真愛護，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符合江青的身份了。

　　毛遠新告訴我，一九七五年，江青叫他幫助整理保險櫃裏的文件，每份文件都作內容提要，這很費時間，很難做，毛遠新沒有答應。江青為此事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對毛遠新說：“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有人說，“文革”一開始，江青就要打倒周總理，把周總理視為眼中釘，我認為這個看法未必正確，沒有體現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江青和周總理的關係一開始還是相當友好的。江青在解放後的工作都是周總理安排、周總理提名的，包括她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周總理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江青反對周總理，恐怕主要是在林彪倒台以後。

　　我後來問過戚本禹，江青和周總理的關係咋樣？戚本禹說，她敢在總理麵前發脾氣，耍態度，這是他們關係好的一種表現。試看她怎麽不敢在劉少奇麵前發脾氣、耍態度？

　　江青的第二任秘書楊銀錄講，江青要求對她和葉群之間的電話要記錄，因為葉群這個人心計很多，怕將來說不清楚。但是周總理和汪東興打來的電話不用做記錄。這也許說明當時她對周總理還是比較信任的。

　　江青在一九六七年說過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我當時大概拿了一個什麽批判周總理的材料請她看，她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所以當我一個同學（某大學的青年教師）要寫周總理的大字報的時候，我告訴他，絕對不能寫。

　　現在似乎有個公式，人一犯錯誤了，出事了，推論他（她）從娘肚子裏一出來就壞，這不是科學的觀點。江青在“文革”當中，做了很多壞事、惡事，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但這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如果她嫁的不是毛澤東，如果她不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不這樣參與政治，她也不一定是這樣的結局。應該說，從政治上來講，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江青當時走的道路和一般革命青年走的道路是一樣，沒有什麽特殊。上世紀三十年代，她寫了不少文章，還是有點才氣的。不過現在這些文章我們能看到的很少了。江青到延安，對延安文藝生活的開展，也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江青的變化是從建國後開始的，特別是“文革”。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那一年，工作中處得還可以，她到後來整我是另一回事。後來聽說江青張口罵人甚至親手打人，但那一年我見得不多。可能是一九六七年形勢比較緊張，也正是她向上攀的一年，對待工作人員並不像後來那樣心狠手辣。好多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進監獄都是她一句話的事情，包括我，也包括周淑英，江青說她是林彪派來的，其實這些人都是挑了又挑，也都是盡心盡力為她服務的。

　　“權力腐蝕人”。江青也是權力腐蝕掉的一個典型。江青“起來”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江青進入九大政治局以後，比較瘋狂，她為一件小事就可以驚動政治局。比如她對一個護士用藥不滿意，她可以把政治局委員全都叫來處理這個問題。

　　江青身邊有的工作人員有這種說法，江青很難伺候，有了地位以後，人真是很難做到自律。有句話不是說嘛，“官升脾氣漲”！

　　出獄後，我再沒和江青有任何聯係，也不可能有任何聯係了。聽說江青有遺言，想死後葬回老家諸城。一九九六年，中共諸城市委書記曾托我給李訥帶信，說如果她願意把江青葬在老家，我們可以接受，她有什麽困難，或者需要配車，諸城可以提供幫助。我給李訥打了電話，她感謝諸城領導的好意，她說骨灰確實在她家裏放著，但是現在恨媽媽的人還很多，如果葬在諸城，我又不能去守墓，墓被砸了，我不是更不孝了嗎？以後再說吧。後來江青還是葬在了北京一家公墓。 ■

　　你扯我貼

　　“五四”愛國運動中，在工、學、商聯合大罷工後，上海各商界均關門停業，並在大門貼上各種愛國告示和口號，卻被警察撕毀，商家又馬上重新貼上，誰知貼上又撕毀，反複如此。為此，上海福建路九江路口某理發店店主專門寫了這樣一張招貼，告示警察——

　　扯貼，你扯我貼。你來扯，我來貼。你隻顧扯，我隻顧貼。你若再來扯，我仍再來貼。你定歸要來扯，我一決要來貼。你扯你的你去扯，我貼我的我來貼。你一張二張張張扯，我千張萬張處處貼。你倘若使著野蠻的扯，我要用舉動文明的貼。你逢低扯扯扯隻管去扯，我揀高貼貼貼變換來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