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四卷）

郭廷以與近史所的故事

　　◎ 範 泓

　　一九五五年初春，遷台後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代理院長朱家驊邀請著名史學家郭廷以出任籌備處主任。

　　開始時並沒有辦公的地方，先後借過兩處房子。直至這一年秋天，中研院遷南港新址，近史所亦隨之搬入。這時中研院有史語所、數學所、近史所（籌）、民族學所（籌）四個單位（抗戰後有十三個單位，完整遷台隻有兩所，其他十一所均留在大陸），相互擠在史語所的那幢二層小樓裏辦公，條件十分簡陋，不少研究人員連擺放參考書的地方都沒有。

　　南港中研院建在地殼斷層之上，有人說這個地方曾經是鷺鷥的天堂。不過，近史所從一開始並未能真正成為培植專門人才的優質土壤，“除了大環境有欠豐腴外，若幹有力人士或持門戶偏見，或抱‘近代史非學術’的陋識”，致使前十年幾乎在外力質疑和幹擾下，“強撐苦熬，度過了一段風雨飄搖的日子”。

　　傅斯年等人對近史所作用認識不足

　　最早提出增設近史所設想的人是朱家驊。

　　他在一九三六年擔任中研院總幹事之後，即已看到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當時史語所所長是傅斯年，朱家驊數度建議該所加一近代史組，因為史語所專門研究古代史，固然十分重要，但近代史則不能給予忽視……傅斯年的態度是：專門研究近代史的人沒有，亦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來主持。不久，朱家驊代理中研院院長，“也曾和他一再談過，他也是用從前同樣的話回我，使我無可奈何”，朱家驊這樣回憶。

　　以近史所後任所長王聿均的看法：固然中研院一向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既有適當的人才和適當的條件，方可著手某種學科的研究，但傅斯年對於近代史研究重視之不夠，“與他對學問的認知有關，是很難勉強的”。及至一九五○年十二月，傅斯年腦溢血在台北猝死，董作賓繼任史語所所長。朱家驊舊話重提，認為“近代史研究已為當務之急”，而這方麵人才如姚從吾、張貴永、郭廷以等人“均學有專精，或可羅致延用”。不料，董作賓的態度庶幾與傅斯年相同，對此一直未予明確答複。董作賓甚至覺得不必在史語所內增設近代史組，或可另謀，分工專治。在這種情況下，單獨成立近史所的計劃才正式浮出水麵。

　　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中研院生存與發展的時空背景已發生變化，“公私各方，對中研院皆有督責”。一方麵，“立法院”多次建議，以近代中國演變之劇烈，對當前政治及外交關係，影響深切，專門研究，實有必要；另一方麵，海外諸多學者亦深感未治近代史為缺憾。以中研院的體製，院士為構成之主體。一九四八年三月選出的中研院第一屆院士八十一人，赴台或滯留海外的初為二十人，不久傅斯年、吳敬恒（稚暉）去世，僅有十八人。根據院士會議規程，必須超過三分之一人數方可召開會議，此時連會議都無法正常召開。若要修改上述規程，職權在“評議會”。然而問題是，評議會亦須有過半數者出席，“為足法定人數”，方能正式集會。也就是說，第三屆聘任的評議員為三十二人，須有十九人與議才行，此時在台或海外者僅十三人，評議會無法成會。至於評議會人員如何補選，又待院士會議決定，而院士會事實上也開不成，故成兩難。

　　在這個情況下，朱家驊先後三次召集在台院士談話會，並懇請胡適邀約在美院士亦舉行一次談話會，以商討如何解決和突破這一僵局。在台的三次談話會，第一次“隻是隨便談談”，未獲結果；第二次正值胡適返台參加所謂的“國民大會”，胡適提出能否尋求一臨時辦法，使中研院院務恢複正常，但討論再三，仍不得結果；第三次談話會，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台北市泉州街十五號，朱家驊帶病匆促召集的。參加者有朱家驊、王世傑、王寵惠、李先聞、淩鴻勳、董作賓六人，列席者周鴻經，記錄為王懋勤。李濟因赴美未得參加。一共討論了五個話題，其中關於院士會議召開問題，王寵惠提出一個應急辦法：以公告報到後的院士人數為準，即為以後的全體人數，這不是法律，而是一個議事規程，隻要“總統”批準，就可實施。評議會亦可照此辦理。實際上，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算作權宜之計，或可解開這個“久懸不決的死結”，眾人無異議。

　　對於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朱家驊的一向態度積極誠懇，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院士王世傑表示支持，他認為：在此非常時期，縱然格於法規，不必過分拘泥，總以事業為重，再完備法律手續。董作賓則認為設專所研究，與史語所研究重點不同（史語所側重明清以上的史學研究），因而亦讚成了。最後朱家驊作了補充說明：近代史的研究，不僅有國際友人的讚助與合作（亞洲基金會），也是時代之需要。至於經費問題，本院保留有研究人員的名額，無需另外請求增加員額。人選問題，郭廷以頗為適宜，張貴永等，也可延攪到院工作。至此，成立近史所籌備處之議，得到通過。若從一九三六年朱家驊首次提出這一設想算起，到此時進入籌備階段，已是整整十八年過去。

　　在異議聲中郭廷以首任近史所所長

　　朱家驊之選中郭廷以為近史所籌備處主任（嗣為首任所長），除其專業造詣之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郭與朱交往已久，彼此了解。朱任教育部長時，郭當過一陣教育部邊疆司司長，也算是老下屬；二是郭與周鴻經為莫逆之交，朱為院長時（一直為代理，作者注），周是中研院總幹事，經其推薦，再加上朱、郭二人先前的關係，郭首任所長，似可得到解釋。

　　然而，對郭任所長，包括成立近史所，並非沒有不同的聲音。自台北第三次談話會確定設立近史所籌備處不久，即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九日，北美的海外院士趁其春假在紐約也召開過一次談話會，共兩天時間，出席者胡適、趙元任、吳憲、汪敬熙、陳克恢、蕭公權、李方桂、陳省身、李書華、林可勝等十二人，列席者有董同龢等三人，李濟適在美國，也參與了談話會。晚上聚餐來賓有蔣廷黻、梅貽琦、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等。會後，梅貽琦邀午餐，何廉、程其保等人亦有來。談話會由潤章先生即李書華主持。

　　這次談話會，除討論並讚成王寵惠的建議以及評議會開會參照辦理之外，對於增設近史所則頗有異議，其理由是不在“組織法第三條所列二十三所之內”。也就是說，依規定應交由評議會之決議，方能增設其他研究所或研究室。為此，胡適特給朱家驊、董作賓、周鴻經三人一函，通報這次北美院士聚會情況，以及部分院士未來之研究計劃或動態，對於增設新研究所，尤其是近史所，胡適在信中這樣說：“……近代史研究所，似曾引起台港兩地最多的注意，我們也曾與濟之兄等三位細談，似史語所同人多數不滿意於籌備員的人選，又考慮到不經評議會決議，外間反對更易有所借口。……我與濟之及史語所同人最顧忌的一點，是籌備近代史研究所而不能取得史語所多數工作者的支持與合作，那是最不幸的事情。”濟之，即李濟。從程序上來講，胡適等人的看法是正確的。隻是在非常時期，王寵惠的“應急之策”能得到院士們的讚成，唯新設近史所為何就成了一個問題？

　　朱家驊感到了壓力，同時“十分不愉快”。從《朱家驊年譜草稿》中可知：成立近史所籌備處是作為院長向大家報告的，這樣一來，實際上把這個“報告”給否了，並對郭廷以作為籌備處主任之人選不同意，對成立近史所的原則也表示反對。因此，朱家驊認為，籌備近史所之經過有不得已的情況，但已既成事實，現在非但不能取消，而且要繼續進行。

　　朱家驊的這一堅定態度，客觀上也有自己的理由。台北這邊同意成立近史所籌備處，是去年底的事情，北美院士談話會是在今年的三月，待談話記錄寄達南港時，籌備處已成立兩個多月，負責人（郭廷以）、研究員、助理等均已聘定，其預算亦正式啟動，此時取消“豈不成兒戲”？再者，朱家驊亦並非那種獨斷專行、無視程序的人。一九五四年十月，他給總幹事周鴻經的一張紙條就說過：本院法規規定，評議會為院士會議之常設機構，在院士會議及評議會尚未恢複前，籌備近史所一事，應提交院士談話會。從這個事實看，朱家驊決心籌設近史所，不僅是他本人對近代史之研究的重要性有足夠認識，同時亦在回應“立法院”的一再建議，即對晚近曆史與現實的關切。為不致影響郭廷以等人的心緒，朱家驊關照總幹事周鴻經，北美胡適等人的意見不要對外泄露，以確保籌備處的正常工作。

　　與此同時，朱給胡適和李書華一封密函，洋洋灑灑四千餘字，文情並茂，可見內心之真實悸動。其中談及院士會議和評議會會議如何召開以及選舉新院士等重大事項，並縷述籌備近史所之顛末，此乃不得已而為之，故未作為“提案”而是“報告”，更對郭廷以其人扼要說明：郭廷以先生係國立東南大學畢業，一九二八年任清華大學曆史教員，至一九三○年任河南大學曆史教授，至一九三二年任中央大學曆史教授，至一九四八年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曆史教授，以迄於今。其一向作近代史研究，二十餘年，未嚐間輟。……雖未曾至國外深造進修，但亦能閱讀英文書刊，似當不致影響其所學……此信於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一日航空掛號寄出，同時抄送八份給在北美的其他院士。

　　畢竟朱家驊是院長，而此信在法規及程序方麵也作了必要的辯解，多少打消胡適等人的一些疑慮，“各方之議論遂寢”。從後來的一些情況可以知道，胡適等人對增設近史所並對郭廷以首任所長之所以有意見，多少受李濟的一點影響。據近史所口述曆史組的林忠勝回憶：“近史所成立之議，在當時的史語所引起很大的反對聲浪，尤其是來自李濟先生以及幾位北大派人士的壓力。李先生素有‘學霸’之稱，作風強勢。……近史所成立初期……胡適先生也在史語所內一些大老的影響下，對近史所及郭先生有些疑慮。加上胡院長（1957年8月朱家驊因病辭去中研院院長一職，後由胡適先生接任，作者注）與郭先生素無淵源，對其為人與學養並不了解，隻約略知道郭先生未曾留學，不清楚他的治學經曆和著作。後來讀過郭先生的著作後，胡院長才明白郭先生是一位下過苦功夫的學者。”

　　林忠勝又說：自近史所籌備處成立以來，郭廷以先生的壓力從未間斷過。先是麵臨研究院的“外患”——來自史語所的壓力；之後則是所內的“內憂”——所內同仁的人事糾紛，真可說是內外交迫。

　　門戶中的理念分歧最終不複存在

　　李濟為著名的人類學家，有“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的美譽。李濟後為史語所所長（當時還不是，作者注），前任是傅斯年和董作賓。傅斯年時代與李濟主持史語所時期，人才輩出，成果斐然，功不可沒。然中國學術派別向有南北之分，早期有所謂的“南高”、“北大”，即南方的南京高等師範，也就是後來的中央大學，北方則是北京大學。以著名史學家張朋園的說法：如此分法，郭廷以算是“南高”這一派，而李濟、黎東方、姚從吾、胡適等人都是“北大”派。朱家驊選中郭廷以為近史所首任所長，胡適對郭其人一無所知，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他在給趙元任的信中說：“你問起今年的人選，我想高去尋（北大曆史係畢業，考古學家。作者注）似應當重提。不然他可要大失望了。中研院新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籌備處主任郭廷以，最好能夠出來走走。但我不知道他的學曆，（大陸雜誌上）曾發表他的幾篇文字。中國史學者有個吳相湘，是北大的高材生，是孟心史（森）的得意學生。……郭廷以的學曆及英語程度，我也可以向李定一打聽……”一九六一年進近史所工作的史學家（統計學派代表人物）張朋園晚年回憶說：“這反映了當時這些北派學者的門戶之見，他不是我們的人，又沒有留過學。在史語所這批北大出身的學者眼中，朱家驊請郭先生籌備近代史研究所根本是個錯誤，他們認為朱家驊不應找‘南高’的人，應該找‘北大’的人來負責。”

　　若按照這個說法，朱家驊當過中央大學校長，郭又在中央大學任過教職，這算不算是“南高”派，實在令人難以判斷。但史語所的人看不起近史所，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因此才會有在成立初期遭至史語所人士的輕蔑或微辭，其主要原因當然是這些人對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了解不足。在李濟先生看來，“近代史研究所充其量不過是史語所裏麵的一個組，沒有必要成立一個所，即使要成立研究所，也應該由史語所派人來主持（張朋園語）。”而朱家驊當時則認為：“外交部”的檔案很有價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應該從清末總理衙門檔案展開，尤其鴉片戰爭之後，實一非常重要之時期，因此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著手於此時代性之學術研究工作，很有必要（朱家驊1954年12月30日台北院士第三次談話時的報告）。

　　時任史語所所長的董作賓後來之所以亦讚同增設近史所，是從治學分工有所不同而出發的，他這樣說過：“曆史語言研究所分為四組，係分治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史學包括上下古今之史實，但以往工作，比較側重於上古史之挖掘，漢史之漢簡，敦煌發現之文物，以及遼金元史實，暨明清大內檔案，並西洋史。但對於近代的史料，收集不多，所以近代史研究，未曾做過。……現在各國都注重近代史，如美國哈佛大學、華盛頓大學等校都有專治近代史的，所以近代史設立專所主持研究，我也讚同。”

　　近史所成立之初，對它的種種顧慮、懷疑或指責之聲，說到底，是由於理念差異或研究方向不同而引起的，或許不應視為是所謂的“門戶之見”。盡管學術理念之爭可能會牽涉到具體的人事，但畢竟不是有意而為之。好在“此後史語、近史兩所的研究人員，相處得甚為融洽，亦沒有胡氏顧慮的不支持不合作的情形，朱家驊的苦心孤詣，算是不枉了” （王聿均語）。

　　近史所初期的研究人員，郭廷以是研究員兼所長，其他研究人員有台大的張貴永教授、師大的陶振譽教授、台大的楊紹震教授，以及兼任研究員的胡秋原教授。郭廷以在中央大學時學生王聿均協助籌備處工作。後又聘李毓澍、黃嘉謨為助理研究員。最早來所上班較年輕的研究人員，有賀淩虛、呂實強、李國祈等人。搬至南港新址後，擴充編製，又聘呂士朋、鄧汝信、王爾敏、王樹槐等多人。

　　近史所最初的工作，一為收集史料，二為專題研究，三為編纂完整之近代中國史。以上工作大致依照郭廷以於奉命籌備之前的構想在順利進行。從後來的有關資料看，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的十五六年間，是近史所開創建基的重要時期，以郭廷以先生為中心，張貴永、陶振譽兩先生相輔佐，而建樹起第一代的學術規模，聲譽日隆，遂形成鮮明的學派特色，即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南港學派”，其中無不浸透著郭廷以先生的辛苦與心血，以及近史所研究人員孜孜以求與鑽研吃苦精神，兩代人在推動學術建樹方麵不遺餘力，功莫大焉。第一代學者，包括郭廷以、張貴永、陶振譽、楊紹震、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等七人，以學者王爾敏的看法：南港學派的開創，大致奠定於第一代七位專職學者之手。另外，呂實強、張玉法、陳三井、李國祈、王樹槐、王萍、李恩涵、張朋園、劉鳳翰、陳存恭、王爾敏等二十四人，他們是“南港學派”第二代之主體，前水後水，相繼而流，“其成就足以追紹前代”。

　　僅止一九七五年，近史所出版三十餘種專刊，創有集刊一種，每年一期，每期論文二十餘篇。各種史料陸續問世，有中俄檔、中美檔、中日檔、礦務檔、海防檔等。西方有學者認為，這些史料，哪怕“估堆也是相當可觀的”。

　　威權時代的近史所與學術研究

　　從某個角度來看，近史所成立之初遭遇所謂的“內憂外患”，不僅是門戶之間的理念分歧，還有“威權時代”嚴峻的生存環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中研院的氣氛相當特別，數學所徐某某不過托香港的朋友轉交大陸信件，被情治人員發現，最後跳樓自殺。近史所也有人被捕，如王世流、魏廷朝等人，更早的還有呂士朋，曾被短期拘留。

　　所以，客觀地講，近史所初創，其研究範圍必然要受到現實政治的限製，如若不是這樣的話，近史所獲得的學術研究成果或許還要更加令人矚目。開始時，近史所隻是著重於十九世紀中“自強運動”的研究，“中共的問題，甚至是國民黨問題我們都不敢碰”（李恩涵語）。張朋園也這樣回憶：“我們五十年來生活在台灣，有一大半時間過著白色恐怖的日子，民主自由隻是一個向往而已。我們的研究範圍是有限製的，例如國共鬥爭一類的題目，絕不可以去碰，否則必定自找麻煩……”

　　張朋園撰寫《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一書，這在當時是犯忌的。因此他在寫作時，一再提醒自己不可用犯忌的材料，更不可有犯忌的措辭，在那個時代，政治幹預學術由此可見一斑。書成稿之後，張朋園交郭廷以過目。一日，郭把張叫到辦公室，劈頭就說：這個題目要考慮！又說：能否改成《梁啟超的早年生活》一類的題目？張朋園不願意改，稱此書就是緊扣梁啟超與革命來做的，改了，“就沒勁了”。郭廷以沉吟良久，終於說：好吧，就照原題不改！張由此認為郭先生是有擔當的人，這是一個例子。然此書出版後，在一次討論會上郭廷以脫口而出：“這本書寫得很好！”張朋園聽了反倒吸了一口冷氣，因為在國民黨意識形態裏，辛亥革命是革命黨的專利，梁啟超是反革命者。標簽既已貼定，不容許更改。誰敢說有“辱”革命黨的話，是會被羅織成罪的。所以，郭廷以一聲叫好，或可會引來麻煩。張朋園說：會後一位師兄叫我附耳過去，輕聲地說“你以後要小心了”。果然，張朋園做了六年的助理研究員，寫了兩本書，升副研究員仍遭到否決。郭與他本人都十分氣憤。

　　郭廷以本人是研究太平天國的專家，出版過好幾本專著。但近史所的年輕人則不敢研究太平天國，一方麵固然是資料不夠，另一方麵是怕戴上“紅帽子”。因此，郭也不鼓勵他們去研究。由於郭廷以與胡宗南的關係（胡與郭在書店結識為友），與警備總部高層熟稔，所以在全台灣除情治單位之外，近史所是唯一有所謂“匪書”的特藏館，連台大都沒有。但這些大陸出版的書籍，“都鎖在櫃子裏，還蓋上‘限製閱讀’的印戳，如需借閱要非常慎重地簽名借出，放在研究室內則要放在自己的書櫥內，甚至鎖起來。雖然我們看大陸出版品都是基於學術研究的需要，但仍不免受到情治人員的監視”。據外交史權威李恩涵後來回憶，當時圖書館王姓管理員就是專門監視他們的人。一次，王姓管理員主動把一份資料給他，說：“你看，蔣經國罵他爸爸的……”李恩涵當時才二十七八歲，並不參與政治，回答說不感興趣，“他以後就不找我麻煩”。李恩涵到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加州大學進修時，常常遇到台灣去的情治人員，“那時他們多在圖書館工作，如果要試探你，就會在你麵前大罵國民黨，數落國民黨的不是，要是你跟他起舞，那就慘了。”李恩涵對此感慨道：“在國共對立尖銳化的時代，在威權體製下，不論在台灣還是在海外，即使做學術研究，總是要有小心翼翼的感覺，有這種經驗的不隻我一個人……”

　　近代中日關係史專家林明德赴日本進修時，正值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學術自由受到幹涉。行前，郭廷以特別叮囑他，到東京以後一定有很多閑雜人來鼓吹政治，務必“潔身自愛”。林回台灣後，一些書籍由輪船托運回來，結果被警備總部查到，喊去問話，竟說：“我們這邊資料那麽多，你還要從外麵進這種東西？”警備總部讓林寫一份誓約書，意思是這些書可以拿回去，但不能夠影印，也不能外借，引用時還要特別注意，不能直稱蔣介石，非寫“蔣總統”不可。還說，這些書裏麵充斥馬克思主義，林明德一看，原來是Max Weber，即德國著名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的著作，令人啼笑皆非，林無言，對他們也不作任何辯解了。

　　一九六二年進近史所的魏廷朝，時為助理員，一九六四年受到“彭明敏案件”牽涉，當時他想發送傳單，還未出發之前就被捕了，關進黑牢裏，後來知道是印刷廠的人告的密。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某特意把魏廷朝從黑牢裏請到咖啡廳，單獨與他談過兩三次話，試圖溝通說明，意在收編。魏不理，大罵國民黨，王某莫可奈何，最後說：“我可以放你，但隻要你寫一個悔過書。”魏則堅持認為：“我沒有做錯事，為什麽要寫？”魏廷朝台大政治係畢業，是彭明敏的學生，最後被判刑八年，服刑三四年之後才釋放。當時很多人都不敢去看他，因為怕被點名做記號。

　　由於近史所有年輕人被捕，郭廷以在“立法院”遭到強烈的質詢。但郭廷以並沒有因此而退步和膽怯，還去牢裏看望過魏廷朝幾次，可見他本人對這一政治事件的關切，同時也在表達對威權統治的一種無聲抗議。美國的費正清教授因為這起政治事件，在《紐約時報》刊登抗議信，語氣十分強硬，同時還給蔣經國寫信，要求放人。開始時，費正清對郭廷以先生還頗有誤會，認為他與國民黨威權政府是一夥的，見死不救，並說：我們白白給了你們那麽多錢，你們竟讓政治來戕害學術自由，也不吭聲。費正清十分生氣。實際上，郭廷以“以他微弱之力，無法挽救這種大勢”。

　　在近史所同仁眼中，魏廷朝是一位“人格者”，是那種與世無爭、淡泊名利的人，“文筆相當好”，他在近史所兩年多時間，什麽粗重的活兒都做，而且常常穿著短褲，不熟識他的人，還以為是所裏的工友。魏廷朝被釋放後，曾到近史所拜訪過去的同事。據王萍回憶，魏廷朝來所裏，她與李念萱正在院裏史語所後麵的平房餐廳吃飯，李悄悄告訴她說，“魏廷朝來了”。因為關係本來就熟，於是三人同桌吃飯，窗戶外麵就有兩個特務在監視。李有點擔心，對王萍說，當心哪天你也被列入黑名單。王當時這樣回答：為什麽要這麽怕？與魏廷朝坐同一桌吃飯，就要被列入黑名單？沒有這回事！

　　由於受到“白色恐怖”之害，致使近史所流失不少優秀的人才，如魏廷朝，還有王世流、金承藝等人。金承藝是北大時期胡適的學生，與雷震先生有一定過往。有人說，現在回想起來，郭廷以先生的膽子也真夠大，像金承藝，“人家都不敢用的，他都敢用，還有呂士朋，他被關出獄後，郭所長還是讓他到近史所工作。郭先生就是這樣不畏人言……”（王萍語）

　　郭廷以是一位有主見的人，在創所初期和當時的威權體製之下，“免不了遭受流言攻擊”。最初是創所時受到“北大”派的杯葛，接著是福特基金會補助問題所引起的辭職風波。當時除了院內的反對聲浪，院外的吳相湘也在《中央日報》為文批評他（賴澤涵語）。吳相湘時為台大曆史係教授，在近代史方麵是負有盛名的人物。一九五八年，胡適從美回台灣接任中研院院長一職，吳與台灣師範大學史地係著名教授王德昭聯名給胡適寫信，十行信箋寫了七頁半紙，表達對近史所，尤其是對郭廷以的不滿。

　　福特基金是在一九六○年十一月提出申請的，一年之後獲得通過，一九六二年一月正式實施，第一期是十五萬元美金。這時胡適是院長，福特基金補助下來之後，姚從吾、李濟、劉崇鋐等人向胡適提議成立一個谘詢委員會，其用意是這筆錢應當是整個台灣史學界的，不能讓近史所獨占，胡適幾乎要被他們說服。王萍當時是經辦人之一，她認為這是“李濟給胡院長的壓力，因為胡適先生未就任院長之前，李濟代理院長，他權力最大，說話的聲音最響、最有分量”。張朋園也認為：郭先生挖空心思爭取到這筆錢費，沒見到人來幫忙，現在有錢了，大家都要來分這一杯羹。盡管如此，郭廷以還是就此事發表公開談話，並刊於《中央日報》，其內容為：此項贈款十五萬三千美金，分五年使用。用途有三：第一，用於幫助近史所購置國外圖書資料；第二，用於幫助近史所在人員海外進修，每年二人；第三，用於幫助近史所人員從事專題研究……這筆款項將不完全用於近史所，必要時也願意幫助其他研究近代史的學者，或用在研究方麵及海外訪學。

　　沒有想到，胡適聘請的谘詢委員會委員、台大曆史係教授姚從吾，在看過報紙之後，立即致函胡適，不僅對郭廷以不滿，更提出辭去谘詢委員會委員一職。姚提出辭職的理由，主要針對這筆款項的分配與之前胡適對他們說的有所不同，即：福特會願意以三分之一的款項用於幫助近史所以外台灣研究近代史的學者，而郭廷以的談話隻是說在必要時幫助所外的人，“那麽他不願意，就可不必辦了”（姚信原語），因此辭去委員一職。實際上，胡適並沒有對姚從吾他們說過以上的話，有人去查閱這方麵的記錄，未見任何文字。胡適隻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回函福特基金會時，說過這樣的話“海外進修人員，於近史所內遴選之，但遇有語言及其他特殊條件，亦得於所外遴選”，哪來的三分之一的款項用於幫助近史所以外台灣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呢？“然而姚先生卻竟因此而謂郭先生這也是一種愚蠢的表現，並表示別人也認為說他無領導的能力與知識是對的。這實在太過分。誠難了解，他這樣對郭先生，用心何在”（呂實強語）！姚從吾說的“別人”就是吳相湘，接著，吳相湘也在報刊上發文質疑郭先生，為了一筆資金分配問題，竟引起三兩位台灣史學界具有泰鬥地位之人物的攻訐和杯葛，“郭先生似乎已陷入四麵楚歌，除毅然請辭之外，還有什麽良途呢”？

　　台大教授們對郭廷以不滿，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認為在所內郭對中大、師大出身的研究人員比較偏心，因而“台大對他滿失望的”（賈廷詩語）。實際上，這完全是一個誤會。當時為挽留郭廷以敦請胡適先生不要批準的人中，有好幾位就是台大出身的研究人員。

　　郭的請辭報告交到胡適那裏後，胡適一直拿不定主意，這時他已住進台大的醫院。台大一些教授（毛子水、姚從吾、沈剛伯）去看望胡適，談及郭廷以請辭一事，某位教授勸胡適“索性這次就批準吧”，但胡適並不願意。“因為胡先生知道他（指郭）遞辭呈一定與福特基金的事有關，而獲得福特基金的補助，是證明他創辦近史所有了成績，所以得到國際的支持，假使因為辦得好而不安於位，太沒有公理與正義了”，而所裏大部分研究人員都不願看到郭先生辭職，福特基金會重要成員之一韋慕庭教授正在近史所訪問，得知此事後，也給胡適寫信，說“能夠勝任近史所所長一職，除了郭廷以，沒有第二人選”。

　　胡適畢竟是胡適，盡管這件事的發動與參與者，以及提出批評和建議者，都是他的學生，“但最後他仍然斷然的作出自己的裁決”，他請秘書胡頌平把辭職信退給了郭廷以。於此福特基金風波，即告平息。這時是一九六二年的一月，一個多月後胡適就不幸去世了，接任者是王世傑。一九六九年八月，郭廷以赴美國講學，自此未曾再回台灣。其大作《中國近代史綱》就是在美國完成的，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扛鼎之作，深具廣泛影響。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淩晨三點多鍾，郭廷以因心髒病突發被送進紐約一家醫院，在加護病房，不幸跌落床下，氧氣罩脫落而致身亡，終年七十二歲，近史所也走進了自己的第二十個年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