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 唯才是舉
楊士奇從全局利益出發，大力選擇了一批有才幹、作風正派的人充任要職。他當國四十一年，位居首輔，實力不可謂不雄厚，資格不可謂不老，但他提拔人，從不為結黨營私之目的，而處處出以公心。正是因為有這樣寬廣的胸懷，正派的作風，他才能不斷地識別和發現賢才，並大膽舉薦之。史稱他“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來識麵者”。（《明史·楊士奇傳》由於他貫徹的是一條“任人唯賢”的路線，所以由他推薦或提拔的人，都在各個地方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問識與不識，博詢於眾而信乃舉”。（《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在被他推薦的人中有象況鍾、於謙這樣一世有名的清官名將。“而於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用士奇推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為世名臣雲。”（《明史·楊士奇傳》）
官吏，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份，選擇官吏的標準固然首先反映出這個政權的階級屬性，同時也反映出這個政權清明或腐敗的狀況。同是地主階級的政權，往往是用人得當，政治修明，社會安定，國富民安。否則是君昏吏奸，官場腐敗，民不聊生，這是一條曆史的規律。因此，楊士奇非常重視官吏的選擇，把它當作統治階級的“第一事”。他對宣宗說：“其所條奏，唯在慎擇儒臣及左右侍禦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此。”（《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此時，他已目睹到官場中的一些腐敗狀況，痛切指出：“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則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同上）為此，他強調京官推薦地方官必須以廉公端厚為主要標準：“公又言：‘方麵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並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同上）
楊士奇在這裏提出的選官方案是積極慎重的。它既為地主階級中的優良分子打開了仕路，又嚴格防止了那種任人唯親的作法。這在封建社會，特別是在邪惡勢力逐漸抬頭的明朝官場上，楊士奇能堅持這種唯賢是舉的用人路線，充分體現了他清白正直的品格和寬廣的胸懷，與那班貪官汙吏、宦官閹黨的所作所為形成了鮮明對比。
更為可貴的是他下麵這一觀點，他在奏折中對宣宗說：“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眾、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用。”楊士奇說這些話的含義已經明白無疑：他是用唐虞之世罰弗及嗣的製度對“祖宗之法”提出了異議。宣宗當即同意了他的看法，說：“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這是一條不唯成份重在表現的路線！作為地主階級代表的皇帝、大臣，能夠實行（起碼是能夠提出）這樣的路線，真是難能可貴！楊士奇仍是有政治遠見的，他們通過這項“官吏政策”，縮小了打擊麵，發掘了人才，同時也更團結了廣大的知識分子，作為首提這一建議而修改祖宗之法的楊士奇，我們應該承認他已具備了一個優秀政治家寬闊的胸懷和果敢的勇氣。
拔擢賢能是楊士奇一生中最大的政績之一，在不少史料中都記載了他這方麵的動人故事。現特輯錄了一些突出者。
宣宗皇帝在位期間，認為有很多郡的太守不稱職。宣德五年，正趕上蘇州九府缺地方官。這九個府都是戰略上、經濟上的要地，必須選擇得力的官員前去治理。於是宣宗命令各部院大臣推舉他們下屬中的廉能者候選，蹇義、胡瀅和楊士奇首先推薦了儀製司郎中況鍾。況鍾擔任了蘇州知府後，“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明史·況鍾傳》）成為曆史上清官的代表人物。
士奇薦賢，重才幹，不重資曆名望。宣德五年，國家財政發生危機，各地賦稅多有拖欠，而以東南為甚，單是蘇州一郡，稅糧秋欠八百萬石，朝廷急需得力官員前往解決。當時周忱很有經世之才，但不為人所知，士奇經過了解後，大膽將他薦為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果然周忱赴任後，革除舊弊、節省浮費，既解除了人民的困難又緩和了國家財政的危機，做到了“民不擾而麈有餘羨。”
民族英雄、名將於謙的提升過程也充分說明了士奇薦賢的這一特點：
於謙本來隻是個正七品的監察禦史，論資曆可謂淺矣，論級別可謂低矣。但士奇卻獨具慧眼，看出此人才堪大用，於是在皇帝麵前舉薦他。於謙馬上被破格提拔為三品高官兵部右侍郎，負責巡撫河南、山西，史稱其“聲績表著，卓然負經世之才。”在土木堡之變後，麵臨英宗被俘、瓦剌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的危局，朝中大臣驚慌失措，或言遷都，或擬委屈求和，而於謙卻挺身而出，如中流砥柱力挽狂瀾，領導了北京城保衛戰，挫敗了瓦剌的進攻，使明朝轉危為安。於謙為人極其清廉，他在當巡撫時，每次到朝中陳事，“空囊以入”，那班權黨根本不要希望得到什麽，一反賄賂公行的官場惡習。所以史稱：“三楊等之薦人，皆出於至公，非如後世市恩植黨之為也。”而且楊士奇思賢若渴，一旦發現人才便竭力推薦，決不讓人才埋沒，有不少被推薦對象，甚至與他素昧平生。比如陳繼這個人，士奇本不認識他。戶部尚書夏原吉在蘇、鬆一帶治水，得知其清廉，又看到陳繼的文章後，認為此人很有才華便歸示士奇，士奇立刻轉向仁宗推薦之，這樣陳繼得以被提為國子博士，旋又升為翰林院官員，值弘文閣。
士奇愛讀書，有一次，他翻看一本詩集，看到了昆山人屈昉的一首送別詩，覺得裏麵頗多佳句，便默默地記下了他的名字。不久，昆山縣知縣羅永年有事進京拜見士奇，士奇問他：“你們昆山縣有一個叫屈昉的是什麽人？”由於屈昉這個人名聲太小了。連七品縣官也不知其人，竟茫然不知所對，士奇有些不高興，說：“這樣的讀書人你怎麽不知道？”永年非常慚愧地退了下去。等他回到任上，趕緊察訪到此人，一交談發現屈昉果然很有才學，便結識了他。沒多久，皇帝下令舉明經行修之士，羅永年便推薦了屈昉，後來屈昉被任為南海縣丞確實很有政績。
士奇不僅善於推舉賢才，就是對於那些受到攻擊，冷遇的正派官員，也盡其力保護。
仁宗監國的時候，有一個叫舒仲成的禦史，曾奉命處理木植歲課中的弊端，因為忤犯了仁宗的旨意，仁宗很恨他。後來仁宗即位，舒仲成正在當湖廣按察副使。這時吏部抓住仲成的一些小毛病，在仁宗前參了他一本。仁宗正想治他的罪呢，現在有了借口，於是立即把舒仲成抓了起來。士奇知道後上疏說：“過去有不少人得罪過您，陛下即位以來，已下詔寬大這些人了。如果您再追究前事，那麽您過去的詔書就無信用了，害怕的人就會多起來。記得漢景帝當太子時，曾召衛館來，衛館借口有病沒有應召而得罪了他，可是景帝即位以後，反而提升了衛館，曆史上傳為美談。”由於士奇及時的勸諫，仁宗取消了治舒仲成罪的決定。
大理卿虞謙是位曆經三朝的元老大臣，辦事非常謹慎得體。但就是這樣，還有人在仁宗麵前攻擊他辦事不注意保密，本來不應該在朝中奏的事，他卻當眾匯報，目的就是想出風頭。這些人還說，虞謙的下屬楊時司就曾經給他提過這方麵的意見，但是他沒有接受。在極端專製的封建社會裏，這樣一番話足以改變一個人在君王心中印象，以至就此決定了他的升遷命運。仁宗聽到這種反映後，沒有仔細分析，就把虞謙降為大理少卿，而提拔楊時司當了大理卿。對這種處理，士奇始終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不能以一時一事之得失來判定一個人。一天上朝後，諸朝臣都退下去了，士奇卻沒有走。仁宗猜到了士奇的心思，於是不開心地問道：“你還想什麽呢？該不是為了虞謙的事吧！”士奇毫不隱瞞，他非常從容地向仁宗解釋說：“虞謙身為三朝大臣，辦事一貫得體，而他的一些過失都是相當微小的”。皇帝也覺得士奇分析的有理，說：“說實話，我也在後悔這種處理了，可是你覺得楊時司這人又怎麽樣呢？”士奇並沒有因為替虞謙辯解就貶低楊時司，而是非常客觀地為楊時司說了公道話：“時司這人雖然出身於小史，但是他對法律卻很明了，而且做官公正廉潔，亦可擔當重任。”仁宗聽後便按照士奇的意見，改任楊時司為交趾按察司長官，同時恢複了虞謙的職務。
顧佐原來是應天府尹，為官剛直不阿，世人都把他比為包拯。宣德三年，都禦史劉觀以貪被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推舉清廉且威嚴的顧佐接任。宣宗很高興，立即提拔為右都禦史。命考察諸禦史不稱者黜之，禦史有缺，推舉送吏部補選。顧佐上任後，即上奏罷免或降職嚴暟、楊居正等二十人，遣送到遼東各衛為吏，而推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英等四十餘人堪任禦史。並規定試任三個月，稱職者方能正式任職。於是“糾黜貪縱，朝綱肅然”。但是顧佐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既而暟自戌所潛還京，脅他賄，為佐所奏，且言暟謀害己。詔戮暟於市。”一年後，又有一個壞家夥，到通政司誣告顧佐接受賄賂，放走家中皂隸。我們知道，明朝雖係封建社會晚期，但是仍然殘留了不少奴隸製的尾巴。在達官顯貴的家中都有家內奴隸，他們沒有戶籍，也不能隨便改變自己的奴隸身份恢複自由。這樣，放走奴隸便成為不合法的行為，通政司便把狀告材料呈給宣宗。宣宗看了後密示士奇說：“你不是舉薦顧佐廉潔嗎？”意思是你也有失察之過。士奇坦率地說：“那些人搜集的材料倒是真的，這主要因為朝臣的俸一般一個月隻有石米，而柴草馬料皆要靠奴仆供給，這樣不得不遣散一半奴仆出去生產，交實物來免役。這樣一來隸仆可以回去耕種，獲得一定的自由，二來官員可以得到資費。中朝官都是這樣，我也是這樣做。先帝曾因此而增加中朝官的俸祿。”“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說：“這些小事不必惹您生氣，隻管交給顧佐去處理，那樣就恩法並行了。”宣宗對顧佐說：“你自己去處理吧。”佐頓叩首謝，把告發者召來說：“皇上命我處置你，但隻要你改過，我就寬恕你。”那人嚇得連忙謝罪，顧佐也就沒有懲治他。皇帝得知後非常滿意地說：“看來顧佐真是個識大體的人呐！”
士奇在舉薦和保護官吏上並非盲目行事。他首先是嚴格地衡量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其次是才幹。對那種不堪任用的貪官、庸才，他是堅決主張罷免，甚至會公開抵製一些不恰當的推薦。
宣宗繼位後不久，遵照士奇等人的意見，準備罷兵交趾，同意他們自建王朝。
那麽派誰當大使去宣布這一旨意而又不損國威呢？蹇義提出讓伏伯安去，大家聽後都沒有作聲。士奇卻找到了夏原吉說：“伏伯安是個無賴小人，派他出使，必定會辱沒我朝，你應該在聖上麵前努力表達一下這個意見。”因為當時宣宗很聽信夏原吉的話。不久宣宗把群臣都召去開會研究此事。會上蹇義又提出派伏伯安出使交趾的建議，眾臣仍沒有吭聲。這時宣宗果然征求原吉的意見，原吉立刻回答說：“這人不可以用。”蹇義爭辨道：“伏伯安這人能說會道，一般人可比不了嗬。”楊士奇站出來反駁了，他指出：“伏伯安這人多有不良行為，又無學識，派他出使，必使我國丟臉。”在士奇的堅持下，宣宗否定了蹇義的主張，改派了禮部侍郎孝琦等人出使。幾天後，士奇單獨和宣宗在一起，宣宗說；“我已經從側麵打聽到伏伯安，確實是一個貪淫無恥的人。但是我不明白，蹇義為什麽要推薦這種人呢？”他的口氣裏已明顯地流露出對蹇義的不滿。士奇知道蹇義並非那種任人唯親的人，於是替他解釋道：“蹇義不過是隻看中他能說會道而已，但是即使你再會說，言不當道，就是蠻夷也不會聽你的呀！況且他行為不端，更會為人家所鄙視。”宣宗又問：“蹇義舉薦此人已屬不對，可其他人為什麽不吭聲呢？”士奇說：“可能也都和蹇義一樣，隻看上此人能說會道了吧？”宣宗頗有感觸地說：“看來蹇義不如你和原吉。”士奇連忙說道：“不，蹇義這人平時非常忠厚，對人從無二心。為國事也敢於堅持己見。”宣宗聽後，非常佩服士奇公正待人的態度和寬闊的胸懷。就這樣，楊士奇既堅決抵製了讓壞人當權的建議，又妥善處理好了由此而產生的君臣、臣臣之間的矛盾，維護了統治階級最高領導集團間的團結。
對於那些因年邁多病而難於信任工作的功臣，士奇一麵堅決罷免，一麵又要求朝廷對他們妥善安置，甚至從優對待，讓這些人能及早而愉快地離職又不至於影響政事。
戶部尚書郭資在料理財政方麵很有才能，但是此人後來處理事情很偏執而且多病，經常誤事。蹇義、夏原吉提出讓他退休。仁宗認為郭資是一位老臣，不忍讓他去職離朝，於是問士奇怎麽辦。士奇說：“郭資這人自然有他的優點，比如他為人剛毅，外人很難以私來打動他。但是他處事呆板因執，象您的減免百姓租賦的詔令下過多次，他都不執行，因而使百姓得不到朝廷的恩澤，我認為這是他的錯誤。”仁宗聽取了士奇的意見，一麵讓郭資退了休，一麵又封給他一個太子少師的官銜，給他以優厚的待遇，這樣，使得退休官員能夠安心離職了。
從上麵這些事例可以看出，楊士奇在明朝選官問題上確實是一絲不苟、費盡心機。他的這種知人善任精神，不僅時人認為可嘉，就是我們後人也應該學習之。他對自己的這種做法是很自賞的，他認為隻要京官能夠出以公心薦人，那麽地方官必然得人。他曾經上書皇帝，建議把這種推薦方法作為一個製度固定下來，但是在英宗時，有人曾上書反對這種做法，左通政陳恭說；“古者擇任庶官，例由選部，職任專而事權一。今令廷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奔竟之風。”（《明通監》卷二十二）楊士奇卻很自信，仍然堅持己見，說：“宣德七年以前，地方官多不得人，為害百姓，因此宣宗皇帝讓大臣保舉，才多得其人。就是有一二壞人混入，也可由司法部門糾劾。”接著他又引證曆史，說唐太宗也用過此法。對於士奇的這一觀點，我們客觀分析之，認為這是一個願望好卻難以實現的方法。士奇自己可以出以公心，身體力行之。在他的一生中確實保薦了不少賢才，罷黜了一些貪鄙之徒。但是這種方法，隻能在一個政權還處於上升階段，且選官製度又健全的時刻，試想，如果在那種日益腐朽的官場上，若長期采用此法，隻能會給結黨營私之輩，趨炎附勢之徒以可乘之機。因此，從長遠來說，比較切實可行的倒還是陳恭說的那種法辦：由吏部考核選任官吏。但還必須加上問責製，對考核不實，任用庸官、貪官負有責任的人要追究。
官吏，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份，選擇官吏的標準固然首先反映出這個政權的階級屬性，同時也反映出這個政權清明或腐敗的狀況。同是地主階級的政權，往往是用人得當，政治修明，社會安定，國富民安。否則是君昏吏奸，官場腐敗，民不聊生，這是一條曆史的規律。因此，楊士奇非常重視官吏的選擇，把它當作統治階級的“第一事”。他對宣宗說：“其所條奏，唯在慎擇儒臣及左右侍禦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此。”（《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此時，他已目睹到官場中的一些腐敗狀況，痛切指出：“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則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同上）為此，他強調京官推薦地方官必須以廉公端厚為主要標準：“公又言：‘方麵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並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同上）
楊士奇在這裏提出的選官方案是積極慎重的。它既為地主階級中的優良分子打開了仕路，又嚴格防止了那種任人唯親的作法。這在封建社會，特別是在邪惡勢力逐漸抬頭的明朝官場上，楊士奇能堅持這種唯賢是舉的用人路線，充分體現了他清白正直的品格和寬廣的胸懷，與那班貪官汙吏、宦官閹黨的所作所為形成了鮮明對比。
更為可貴的是他下麵這一觀點，他在奏折中對宣宗說：“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眾、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用。”楊士奇說這些話的含義已經明白無疑：他是用唐虞之世罰弗及嗣的製度對“祖宗之法”提出了異議。宣宗當即同意了他的看法，說：“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這是一條不唯成份重在表現的路線！作為地主階級代表的皇帝、大臣，能夠實行（起碼是能夠提出）這樣的路線，真是難能可貴！楊士奇仍是有政治遠見的，他們通過這項“官吏政策”，縮小了打擊麵，發掘了人才，同時也更團結了廣大的知識分子，作為首提這一建議而修改祖宗之法的楊士奇，我們應該承認他已具備了一個優秀政治家寬闊的胸懷和果敢的勇氣。
拔擢賢能是楊士奇一生中最大的政績之一，在不少史料中都記載了他這方麵的動人故事。現特輯錄了一些突出者。
宣宗皇帝在位期間，認為有很多郡的太守不稱職。宣德五年，正趕上蘇州九府缺地方官。這九個府都是戰略上、經濟上的要地，必須選擇得力的官員前去治理。於是宣宗命令各部院大臣推舉他們下屬中的廉能者候選，蹇義、胡瀅和楊士奇首先推薦了儀製司郎中況鍾。況鍾擔任了蘇州知府後，“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明史·況鍾傳》）成為曆史上清官的代表人物。
士奇薦賢，重才幹，不重資曆名望。宣德五年，國家財政發生危機，各地賦稅多有拖欠，而以東南為甚，單是蘇州一郡，稅糧秋欠八百萬石，朝廷急需得力官員前往解決。當時周忱很有經世之才，但不為人所知，士奇經過了解後，大膽將他薦為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果然周忱赴任後，革除舊弊、節省浮費，既解除了人民的困難又緩和了國家財政的危機，做到了“民不擾而麈有餘羨。”
民族英雄、名將於謙的提升過程也充分說明了士奇薦賢的這一特點：
於謙本來隻是個正七品的監察禦史，論資曆可謂淺矣，論級別可謂低矣。但士奇卻獨具慧眼，看出此人才堪大用，於是在皇帝麵前舉薦他。於謙馬上被破格提拔為三品高官兵部右侍郎，負責巡撫河南、山西，史稱其“聲績表著，卓然負經世之才。”在土木堡之變後，麵臨英宗被俘、瓦剌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的危局，朝中大臣驚慌失措，或言遷都，或擬委屈求和，而於謙卻挺身而出，如中流砥柱力挽狂瀾，領導了北京城保衛戰，挫敗了瓦剌的進攻，使明朝轉危為安。於謙為人極其清廉，他在當巡撫時，每次到朝中陳事，“空囊以入”，那班權黨根本不要希望得到什麽，一反賄賂公行的官場惡習。所以史稱：“三楊等之薦人，皆出於至公，非如後世市恩植黨之為也。”而且楊士奇思賢若渴，一旦發現人才便竭力推薦，決不讓人才埋沒，有不少被推薦對象，甚至與他素昧平生。比如陳繼這個人，士奇本不認識他。戶部尚書夏原吉在蘇、鬆一帶治水，得知其清廉，又看到陳繼的文章後，認為此人很有才華便歸示士奇，士奇立刻轉向仁宗推薦之，這樣陳繼得以被提為國子博士，旋又升為翰林院官員，值弘文閣。
士奇愛讀書，有一次，他翻看一本詩集，看到了昆山人屈昉的一首送別詩，覺得裏麵頗多佳句，便默默地記下了他的名字。不久，昆山縣知縣羅永年有事進京拜見士奇，士奇問他：“你們昆山縣有一個叫屈昉的是什麽人？”由於屈昉這個人名聲太小了。連七品縣官也不知其人，竟茫然不知所對，士奇有些不高興，說：“這樣的讀書人你怎麽不知道？”永年非常慚愧地退了下去。等他回到任上，趕緊察訪到此人，一交談發現屈昉果然很有才學，便結識了他。沒多久，皇帝下令舉明經行修之士，羅永年便推薦了屈昉，後來屈昉被任為南海縣丞確實很有政績。
士奇不僅善於推舉賢才，就是對於那些受到攻擊，冷遇的正派官員，也盡其力保護。
仁宗監國的時候，有一個叫舒仲成的禦史，曾奉命處理木植歲課中的弊端，因為忤犯了仁宗的旨意，仁宗很恨他。後來仁宗即位，舒仲成正在當湖廣按察副使。這時吏部抓住仲成的一些小毛病，在仁宗前參了他一本。仁宗正想治他的罪呢，現在有了借口，於是立即把舒仲成抓了起來。士奇知道後上疏說：“過去有不少人得罪過您，陛下即位以來，已下詔寬大這些人了。如果您再追究前事，那麽您過去的詔書就無信用了，害怕的人就會多起來。記得漢景帝當太子時，曾召衛館來，衛館借口有病沒有應召而得罪了他，可是景帝即位以後，反而提升了衛館，曆史上傳為美談。”由於士奇及時的勸諫，仁宗取消了治舒仲成罪的決定。
大理卿虞謙是位曆經三朝的元老大臣，辦事非常謹慎得體。但就是這樣，還有人在仁宗麵前攻擊他辦事不注意保密，本來不應該在朝中奏的事，他卻當眾匯報，目的就是想出風頭。這些人還說，虞謙的下屬楊時司就曾經給他提過這方麵的意見，但是他沒有接受。在極端專製的封建社會裏，這樣一番話足以改變一個人在君王心中印象，以至就此決定了他的升遷命運。仁宗聽到這種反映後，沒有仔細分析，就把虞謙降為大理少卿，而提拔楊時司當了大理卿。對這種處理，士奇始終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不能以一時一事之得失來判定一個人。一天上朝後，諸朝臣都退下去了，士奇卻沒有走。仁宗猜到了士奇的心思，於是不開心地問道：“你還想什麽呢？該不是為了虞謙的事吧！”士奇毫不隱瞞，他非常從容地向仁宗解釋說：“虞謙身為三朝大臣，辦事一貫得體，而他的一些過失都是相當微小的”。皇帝也覺得士奇分析的有理，說：“說實話，我也在後悔這種處理了，可是你覺得楊時司這人又怎麽樣呢？”士奇並沒有因為替虞謙辯解就貶低楊時司，而是非常客觀地為楊時司說了公道話：“時司這人雖然出身於小史，但是他對法律卻很明了，而且做官公正廉潔，亦可擔當重任。”仁宗聽後便按照士奇的意見，改任楊時司為交趾按察司長官，同時恢複了虞謙的職務。
顧佐原來是應天府尹，為官剛直不阿，世人都把他比為包拯。宣德三年，都禦史劉觀以貪被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推舉清廉且威嚴的顧佐接任。宣宗很高興，立即提拔為右都禦史。命考察諸禦史不稱者黜之，禦史有缺，推舉送吏部補選。顧佐上任後，即上奏罷免或降職嚴暟、楊居正等二十人，遣送到遼東各衛為吏，而推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英等四十餘人堪任禦史。並規定試任三個月，稱職者方能正式任職。於是“糾黜貪縱，朝綱肅然”。但是顧佐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既而暟自戌所潛還京，脅他賄，為佐所奏，且言暟謀害己。詔戮暟於市。”一年後，又有一個壞家夥，到通政司誣告顧佐接受賄賂，放走家中皂隸。我們知道，明朝雖係封建社會晚期，但是仍然殘留了不少奴隸製的尾巴。在達官顯貴的家中都有家內奴隸，他們沒有戶籍，也不能隨便改變自己的奴隸身份恢複自由。這樣，放走奴隸便成為不合法的行為，通政司便把狀告材料呈給宣宗。宣宗看了後密示士奇說：“你不是舉薦顧佐廉潔嗎？”意思是你也有失察之過。士奇坦率地說：“那些人搜集的材料倒是真的，這主要因為朝臣的俸一般一個月隻有石米，而柴草馬料皆要靠奴仆供給，這樣不得不遣散一半奴仆出去生產，交實物來免役。這樣一來隸仆可以回去耕種，獲得一定的自由，二來官員可以得到資費。中朝官都是這樣，我也是這樣做。先帝曾因此而增加中朝官的俸祿。”“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說：“這些小事不必惹您生氣，隻管交給顧佐去處理，那樣就恩法並行了。”宣宗對顧佐說：“你自己去處理吧。”佐頓叩首謝，把告發者召來說：“皇上命我處置你，但隻要你改過，我就寬恕你。”那人嚇得連忙謝罪，顧佐也就沒有懲治他。皇帝得知後非常滿意地說：“看來顧佐真是個識大體的人呐！”
士奇在舉薦和保護官吏上並非盲目行事。他首先是嚴格地衡量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其次是才幹。對那種不堪任用的貪官、庸才，他是堅決主張罷免，甚至會公開抵製一些不恰當的推薦。
宣宗繼位後不久，遵照士奇等人的意見，準備罷兵交趾，同意他們自建王朝。
那麽派誰當大使去宣布這一旨意而又不損國威呢？蹇義提出讓伏伯安去，大家聽後都沒有作聲。士奇卻找到了夏原吉說：“伏伯安是個無賴小人，派他出使，必定會辱沒我朝，你應該在聖上麵前努力表達一下這個意見。”因為當時宣宗很聽信夏原吉的話。不久宣宗把群臣都召去開會研究此事。會上蹇義又提出派伏伯安出使交趾的建議，眾臣仍沒有吭聲。這時宣宗果然征求原吉的意見，原吉立刻回答說：“這人不可以用。”蹇義爭辨道：“伏伯安這人能說會道，一般人可比不了嗬。”楊士奇站出來反駁了，他指出：“伏伯安這人多有不良行為，又無學識，派他出使，必使我國丟臉。”在士奇的堅持下，宣宗否定了蹇義的主張，改派了禮部侍郎孝琦等人出使。幾天後，士奇單獨和宣宗在一起，宣宗說；“我已經從側麵打聽到伏伯安，確實是一個貪淫無恥的人。但是我不明白，蹇義為什麽要推薦這種人呢？”他的口氣裏已明顯地流露出對蹇義的不滿。士奇知道蹇義並非那種任人唯親的人，於是替他解釋道：“蹇義不過是隻看中他能說會道而已，但是即使你再會說，言不當道，就是蠻夷也不會聽你的呀！況且他行為不端，更會為人家所鄙視。”宣宗又問：“蹇義舉薦此人已屬不對，可其他人為什麽不吭聲呢？”士奇說：“可能也都和蹇義一樣，隻看上此人能說會道了吧？”宣宗頗有感觸地說：“看來蹇義不如你和原吉。”士奇連忙說道：“不，蹇義這人平時非常忠厚，對人從無二心。為國事也敢於堅持己見。”宣宗聽後，非常佩服士奇公正待人的態度和寬闊的胸懷。就這樣，楊士奇既堅決抵製了讓壞人當權的建議，又妥善處理好了由此而產生的君臣、臣臣之間的矛盾，維護了統治階級最高領導集團間的團結。
對於那些因年邁多病而難於信任工作的功臣，士奇一麵堅決罷免，一麵又要求朝廷對他們妥善安置，甚至從優對待，讓這些人能及早而愉快地離職又不至於影響政事。
戶部尚書郭資在料理財政方麵很有才能，但是此人後來處理事情很偏執而且多病，經常誤事。蹇義、夏原吉提出讓他退休。仁宗認為郭資是一位老臣，不忍讓他去職離朝，於是問士奇怎麽辦。士奇說：“郭資這人自然有他的優點，比如他為人剛毅，外人很難以私來打動他。但是他處事呆板因執，象您的減免百姓租賦的詔令下過多次，他都不執行，因而使百姓得不到朝廷的恩澤，我認為這是他的錯誤。”仁宗聽取了士奇的意見，一麵讓郭資退了休，一麵又封給他一個太子少師的官銜，給他以優厚的待遇，這樣，使得退休官員能夠安心離職了。
從上麵這些事例可以看出，楊士奇在明朝選官問題上確實是一絲不苟、費盡心機。他的這種知人善任精神，不僅時人認為可嘉，就是我們後人也應該學習之。他對自己的這種做法是很自賞的，他認為隻要京官能夠出以公心薦人，那麽地方官必然得人。他曾經上書皇帝，建議把這種推薦方法作為一個製度固定下來，但是在英宗時，有人曾上書反對這種做法，左通政陳恭說；“古者擇任庶官，例由選部，職任專而事權一。今令廷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奔竟之風。”（《明通監》卷二十二）楊士奇卻很自信，仍然堅持己見，說：“宣德七年以前，地方官多不得人，為害百姓，因此宣宗皇帝讓大臣保舉，才多得其人。就是有一二壞人混入，也可由司法部門糾劾。”接著他又引證曆史，說唐太宗也用過此法。對於士奇的這一觀點，我們客觀分析之，認為這是一個願望好卻難以實現的方法。士奇自己可以出以公心，身體力行之。在他的一生中確實保薦了不少賢才，罷黜了一些貪鄙之徒。但是這種方法，隻能在一個政權還處於上升階段，且選官製度又健全的時刻，試想，如果在那種日益腐朽的官場上，若長期采用此法，隻能會給結黨營私之輩，趨炎附勢之徒以可乘之機。因此，從長遠來說，比較切實可行的倒還是陳恭說的那種法辦：由吏部考核選任官吏。但還必須加上問責製，對考核不實，任用庸官、貪官負有責任的人要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