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仁臣忠 勤於國事
由於楊士奇為明王朝的興盛嘔心瀝血，仁宗對士奇一再給予表彰。洪熙元年四月，帝賜士奇詔書曰：“往者朕膺監國之命，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曆艱虞，曾不易誌，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入告，期予於治，正國不二，簡在朕心，茲創製‘楊貞一印’賜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明通監》卷十八）通過此文，一個對明王朝忠心耿耿、鞠躬盡瘁的輔臣形象已經活脫脫地出現在我們麵前了。仁宗皇帝對他的身心也是關懷備至。士奇因年老體弱，常抱病工作，仁宗不但送醫送藥，親自為其開藥方，還填詞賜詩寬慰。“明仁宗賜諭德楊士奇藥詩雲：‘聞卿疾未愈，常懷時不忘。每圖通神術，尋訪求名方。偶得仲玉密，經進稱其良。秒品親團製，奇效難盡揚。臨寢茶清化，日夕服即康。’又賜詩雲：‘奏使回至京，恭省聖躬寧。湛恩有所賜，驊騮出帝廷。予心喜無際，土表攄衷情。撰述須博達，非爾何能成。’又書懷示學士楊士奇兼問其疾詩雲：‘朝退坐寡默，中切夙夜思。六禦在遠外，未聞凱還期。寢食弗遑寧，定省五旬違。邊報久不至，軍情杳莫知。卿疾弗藥否，相見當何時。忻戚心所同，細為籌量之。’又遣問詩雲：‘卿疾久未痊，旦夕勞予思。予亦抱微屙，存問近頗稀。於今遣中使，遺以藥鉺資。眷言善調護，康寧早來茲’”（《泰和縣誌·楊士奇傳》）
仁宗時，士奇被任命為修《太宗實錄》的總裁官。
仁宗的兒子宣宗同樣是楊士奇等人輔導過的。據載：成祖永樂六年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嚐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明史記事本末》卷二十六）宣宗繼位後，楊士奇已經是一個曆經三朝的元老大臣了，仁宗臨終前召回太子的遺詔就是由士奇起草的。因此盡管宣宗登基之初因對士奇了解不深而心懷芥蒂，但不久就顯示出他對士奇的無比信任和尊重，甚至達到依賴的地步。宣德五年（1430），楊士奇已經是六十有五的老人，但其政治生涯則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君臣關係更為融洽。宣宗給予楊以更多的特權，“尋敕鴻臚寺，士奇老有疾，趨朝或後，毋論奏。”“帝嚐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楊士奇對宣宗的深夜來訪感到不安，隻因為“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宣宗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帝對楊士奇的倚重，己發展到一種眷戀之情。“後數日，……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對於新主的感情，“曆事三朝”的老臣楊士奇，肯定是愛護有加。
此時楊溥也被召入直文淵閣，與士奇（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並稱“三楊”，以居住的府第，楊士奇稱西楊，楊榮稱東楊，楊溥曾自書郡名為南郡稱南楊，三人同治內閣事，“仁宣之間，政在三楊”。（《明通監》卷二十一）他們完全成了左右朝政的“台閣重臣”了。在宣宗朝十年中，三楊協助皇帝采取了不少寬刑省兵，減輕民負的措施，維護了當時的安定局麵，發展了經濟。
宣宗繼位之初，他們平息了漢王的叛亂，安撫了趙王，接著又妥善解決了交趾問題。
明朝自永樂以來征服了安南，改其名為交趾，又在交趾設置郡縣。但是自那裏設郡縣始，因山高皇帝遠，年年動亂，明朝的統治者們屢派大軍鎮壓，經常遭到失敗，不僅兵費巨大，而且也嚴重影響了南邊的生產。宣德元年，交趾黎利派人來要求重建王朝，上表言詞甚為懇切。這時，是繼續轄治交趾，還是讓它自成一國，這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一場爭論。宣宗說：“交趾自設郡縣以來，從未安定過。我想來想去，還不如象洪武先朝時那樣，讓它自成一國，每年納貢更為安寧，你們的意見如何？”蹇義、夏原吉激烈地反對，說：“太宗皇帝平定這個地方，花費了這麽大的氣力。現在要把二十年的軍功棄於一旦，這是示弱於人，我們以為不妥。”這是主戰派的意見。如果依了他們，那麽以後仍要年年派重兵鎮壓交趾的叛亂，這樣兵費钜萬，對百姓無疑是一種極大的負擔，對南疆的生產、建設亦是一種極大破壞。宣宗召集楊士奇與楊榮謀劃，楊榮說：“永樂年間耗費了大批財力和數萬人的性命才得到交趾，至今還沒有恢複元氣，既然交趾已上表，還是讓他自成一國算了。”楊士奇說：“楊榮說得有道理。原來太宗皇帝就想立陳氏後人為交趾國王，因為沒有找到，而在該地設郡立縣。十多年來，兵民不堪其苦。這地方自古以來便是荒僻之地，漢唐時雖然也設過郡縣，但叛服不常，漢元帝罷掉珠崖郡，曆來都稱道這種作法。現在陛下父母於天下，為何要與這種蠻夷去爭得失呢？我們同意讓它自立一國，這並不是示弱。”於是，宣宗同意了二楊的意見，撤回了前去鎮壓的大軍，省下了每年钜萬的軍費開支。
在明代社會生產中，農業生產是占主要地位的。由於明初的統治者們實行了一些扶助農業生產的政策，並且使農民有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政治環境，所以幾十年內，在元朝統治下遭到摧殘的農業生產，迅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大地主階級的貪欲越來越大，他們開始大量兼並土地，拚命地壓迫和剝削農民，許多農民由於失去土地或忍受不了苛重的賦役壓迫，遂相繼逃亡。土地集中以及無地流民的出現幾乎是每個封建王朝中後期的規律性現象，明朝也不例外。在明初眾多逃民尚未還鄉複業的情景下，又出現了新的人口流動局麵。到了正統以後，流民幾乎遍於全國，而在宣德年間，有些地方就已經有許多流民。流民的出現不僅嚴重影響了明朝的社會秩序，更主要的是動搖了明朝的經濟基礎，因為這使得朝廷的賦稅收入受到嚴重影響。為了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明初的統治者不斷地同土地兼並現象做過鬥爭，製止和打擊了大地主階級的某些做法。當然，這種鬥爭乃是地主階級內部的爭鬥。朱元璋曾經說過：“富農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淩人民，武斷鄉裏，人受其害。”（《明太祖實錄》）不過那時由於朝廷的一些製度（如黃冊和魚鱗圖冊製度）還很起作用，故此問題並不嚴重。但到了宣德年間，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便引起了那些有政治遠見並且較正派官員的焦慮不安，楊士奇便是其中的一個。他一再上書或麵陳，對皇帝指出流民問題的嚴重性，要求官府和朝廷減輕百姓徭役，使他們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得以安心生產。
宣德五年二月，士奇向宣宗建議：“百姓積欠薪芻及采買諸物，官府但知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棄逃徙者，當量與減除。部符坐征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概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唯當於出產處取之，無者勿強也。年來刑獄不清，旱潦恐由於此，宜戒。”（《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這些作法嚴重地摧殘著社會生產，加劇著階級矛盾的激化，楊士奇預感到了這些後果，所以他認為應該“量與減除”和“唯當於出產處取之，無者勿強也。”
宣德七年一月，士奇又談起官賦苛重一事：“官田減租，民間皆感聖恩，而戶部格不行，追征如舊，此循習之弊。”上艴然曰：“今欲再下赦寬恤，必舉此為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同上）
從以上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宣宗對士奇建議的態度是較明確的，他一旦發現了官府橫征暴斂之事，還能夠及時地采取措施製之。對於徭役軍役繁重的現象，士奇同樣向宣宗指出過：“‘四方工匠丁男皆征集京師，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莫顧，未免怨歎，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為匠者，察實除之……’。上稱善，即敕書明旦行之。民大感悅。”（同上）
“公又念，今遣禦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任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往北方極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同，南人死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且去鄉或萬裏或七、八千裏，道路遙遠，困於無資，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在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之。今兵部以移文煩勞憚於改發，不念天下人之艱苦，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而率同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諸處；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軍丁皆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待補足其缺，又以填腹裏之空，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同上）
另外，他還提出了清理冤獄，整頓司法機構的建議，在用刑上他一貫主張“敦用平恕，務求實情。”
楊士奇的這些意見，反映了他以“仁德”治天下的思想。他自幼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教養和熏陶，孔、孟之道非常強調行仁政，而楊士奇也正是把堯舜之世當成了仁政的典範來追求和仿效的。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才不厭其煩地一次次提出了減輕賦役，反對苛政，重視農業生產、反對功利觀點的建議。另外，他出身於下層，後來他的地位雖然提高了，但他仍是作為這一階層的代表在朝廷出現的，因此，他反對大地主階級那種毫無止境的土地兼並和厚賦重斂，力求防止農民逃亡。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人民表示同情和憐憫，這正是楊士奇思想中積極的，富有人民性的一麵。比如他在對待流民問題上的態度，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
公曰：“逃移之民朝廷既敕，使複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逋私債之擾，所在官司不能恤，則必逃聚山林，相結為非。請下有司：凡逃民願歸者，郡縣善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給以閑田，為經營居處，免徭役三年，庶使得安。”宣宗接受了他的建議，回答道：“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
楊士奇這一係列政治經濟措施，仍然是打擊了貪官汙吏的不法行為，安定了人心，客觀上起了防止流民大量出現的積極作用。
另外楊士奇還提出了不少興修水利、儲糧備荒的建議：“又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有定製，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糶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閘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業之利也。曆歲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堙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複，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俟稔歲而後行，郡縣官滿，兼以此之廢舉為殿最。風憲官巡曆，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巡曆所至不複問理，聽其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
士奇這段長長的奏議中，嚴厲地抨擊了“奸弊日滋，豪猾侵漁”和官吏不聞不問的腐朽現象，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良措施和嚴格的製裁辦法，宣宗充分肯定了這一建議，說：“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同上）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宣德君臣正是想努力保持住開始遭到破壞的祖宗之法，維持住原來比較發達的經濟水平。由於他們君臣的齊心協力，同時更由於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洪武以後的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社會生產還是向上發展的。從稅糧收入的平均額來看，永樂、洪熙、宣德時期都超過了洪武時期。故而仁宣兩朝被史家稱為“仁宣之治”。《明通監》中有這樣的記載：這一時期：“倉庫充羨，闔閣安樂，歲不能災。自開國曆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明通監》卷二十一）
應當肯定，在這一時期，朱元璋的前幾代子孫安邦恤民總路線的努力，基本是成功的。同時也必須肯定：楊士奇在其中確實起了關鍵作用，他不愧是一個守成之臣！
宣德十年（一四三五年）宣宗死，其子朱祁鎮繼位，此人便是明史上的第一個昏君英宗，他的年號是正統。宣宗死時隻有三十八歲，而新皇帝不過是個九歲的小孩子。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人便又以元老身份，肩負起輔導幼主的重任。當時“朝廷大政，群臣自太後悉令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明通監》卷二十一）太後對士奇等非常倚重。再三屬咐英宗，凡事必先征得楊士奇等人的研究同意。“太後……因顧上曰：‘此五臣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臣所讚成者，不可行也。’”（《明通監》卷二十二）由此可見，太後是把決定軍國大政的權力都交給了士奇等人。士奇的地位和權力幾乎已經相當於過去的宰相了。他對明王朝更是忠心耿耿，不顧七十歲高齡，日夜操勞、竭盡全力地為英宗出謀劃策。幼主登基，首先要樹立起絕對的至上權威，楊士奇相當重視這一問題，其時，朝臣中人心不定，社會上流民俱增，邊界上防務日見空虛，形勢不太穩定。此時的楊士奇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為幫助新主穩住局麵，及時上書指出皇帝即位後應做的一係列大事。作為一個兵部尚書，他首先必需要整頓好軍隊，必壯國威；要加強南京和淮北等軍事交通要地的守備力量，要整頓好全國各地的社會治安，對於那些敢於犯上作亂破壞封建秩序的人更加緊鎮壓；另外他著重提出了加強北邊防務的問題。
永樂間成祖曾五次北征蒙古，沉重地打擊了其中較強的瓦剌、韃靼兩部勢力，使得明朝在對蒙古的防禦上處於相對優勢的地位，因而防止了蒙古入侵，保護了正在恢複中的中國封建經濟。到了宣德年間，蒙古中的阿魯台部日漸強盛，於是他們不斷南侵；而明軍卻節節敗退，步步南移，開平等地一個個落入韃靼各部手中。造成這種邊防虛弱的結果原因很多，但我們認為這與明朝軍屯的破壞、軍丁的逃亡有直接的關係。楊士奇對此一直非常焦慮，他警告英宗：“陝西、甘肅、寧夏及大同、宣府、開平緣邊等處多缺馬操備。今瓦剌強盛，慮恐此寇侵邊，欲請敕諭邊將及守邊頭目，凡缺馬之處，許於本處太仆寺及苑馬寺用，仍開數奏聞，其西番等處進貢馬匹，除上等好馬令進京，其中、下馬悉留邊土給軍騎操，亦具數付，進貢之人奏聞，以憑給與馬價。”
“初，正統初，士奇言瓦剌漸強，將為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於附近太仆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明史·楊士奇傳》）
在這裏，楊士奇充分估計到瓦剌和阿魯台入侵的可能性及嚴重性，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在這方麵的遠見。事實不出他這所料：“士奇歿未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明史·楊士奇傳》）士奇不僅警告了英宗，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具體可行的軍事措施。明初邊防之所以堅固，主要由於這些地帶駐守重兵，而且實行了亦耕亦軍的軍屯製度。宣德、正統以來，明代邊軍的屯田開始遭到破壞：分駐在各邊鎮的親王、太監、軍官等人象內地大地主一樣，大批侵占了軍士屯田，而征收屯糧的官吏，卻不問軍士屯田有無，隻管一味催逼，軍士們不堪這重重剝削和虐待，便相繼逃亡，因此防備力量銳減。同時宦官及其爪牙布列治邊各鎮，他們公開掠奪，營私納賄，以填充其罪惡的欲壑，有的甚至勾結塞外敵國大量走私武器，這些通敵牟利的行為，都嚴重損害了明朝利益，使得國防邊備日益廢馳。
我們承認楊士奇提出的加強邊備的措施是積極的，但是僅僅提出操練軍隊及增加軍馬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令人痛心的是，即使是這樣一些措施，也由於宦官的幹擾和英宗的昏庸，沒能得到認真的實行，致使也先後來趁虛而入，演出了一場喪師棄地、俘君辱國的“土木堡之變”。
對於軍屯中出現的問題，楊士奇不能說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隻不過他沒有從根本上給予解決，而且也沒有能力徹底整頓軍屯。他在同一奏中對英宗說：“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偶有阻塞則糧餉不充，實非經久之策。計公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間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士奇等又言：‘前因巡邊，調選大寧都司及南、北直隸衛所官軍更番赴京操備，今天下已靖，請不必赴京，俱令下屯，既省轉運之勞，又養精銳之氣。’上命從容行之。”
另外，他還向皇帝提出了精減政府機構、裁減貪官汙吏和庸官的建議：
“官員冗濫、虛靡俸祿者多，其京官及外方麵官，合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州縣及鹽運司、行太仆寺、苑馬寺、倉庫稅課等雜職官，合無令按察司、巡按史考察，但有廉勤愛民者留，老病閶茸、貪酷者起送吏部”。
看來，楊士奇為了明王朝的強盛，不能說不是處心積慮、絞盡腦汁了。實際上，無論是楊士奇還是什麽更英明的人，都無法扭轉明王朝開始黴爛的總趨勢。大明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更何況十五世紀的中國已經步入封建社會的晚期了呢？
但是我們仍然不應全盤否定楊士奇的作用。我們不能脫離曆史人物所處的時代環境去苛求他。楊士奇所提出的這一係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仍起了加強邊防、減少政府開支、減輕人民負擔的作用。對朝廷內外的腐朽邪惡勢力也是一個打擊。因而在正統初年，仍然保持了前幾朝的一些活氣。所謂“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明史·楊士奇傳》）可見，楊士奇在此時的作用仍是不能低估的。
對於朝廷內部邪惡勢力的代表宦官，士奇等人也進行了一定的抵製和鬥爭。宦官是明王朝內部的一大禍害。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為了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削弱和抑製諸大臣的權力，在各個部門重用宦官，造成後來閹黨猖獗，正派官員受到壓抑的局麵。在宣德期間，宦官問題已開始嚴重，而到了正統朝，宦官更加囂張。英宗就是宦官頭子王振一手帶大的，因此英宗對他異常寵信，王振也有恃無恐，一步步排擠正直大臣，幹預朝政。
“先是，王振用事，漸厭三楊。一日，語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今年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在這裏，楊士奇嚴正地抵製了王振排擠他們出朝的陰謀，而楊榮考慮得更加深遠，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可見楊榮為了不讓宦官左右朝政，準備選擇一些年輕的正派官員作為他們的接班人充實內閣。（以上材料見《明通監》卷二十二）
但是楊士奇等人在與宦官的鬥爭上並非始終是很堅決的。我們認為：王振之所以能在後來擅權恣橫、貽患無窮，楊士奇是負有一定責任的。
正統二年時，王振勢力還羽毛未豐，當時太皇太後垂簾，她是一位比較清明賢德的婦人。“正統初英宗臨禦，張太後有擁護之功，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否其間，士奇憤懣而歸，三日不出。太後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後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下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東裏集·許浩兩湖麈談錄》）看來太後已顧慮到宦官的危害。一日，太後禦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瀅入朝。太後左右女官，皆佩刀劍，侍衛凜然。上西向立太後旁，五臣東西稍下。……有傾，宣太監王振至，免伏，太後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公當賜汝死。”時女官加刃振頸。此時是一個斬除奸佞的絕好機會，但是士奇等人看到“上跪為請”時，亦皆跪下來替王振求情，使得太後饒恕了王振，因而失了殺掉王振的機會。（以上材料見《明通監》卷二十二）
後來，在太皇太後病重期間，她又一次向楊士奇問到國家還有什麽大事未決，楊士奇心中明知道宦官的嚴重危害，卻避而不談，隻是提出了有關建文帝的幾件事，這樣最後失去了誅殺王振的機會。及至太後死後，王振便毫無顧忌，越來越猖狂了。對楊士奇這些錯誤做法，史學家以至後世皇帝都給予了嚴重批評。但這是由於楊士奇深受“三綱五常”教育，順從昏君的愚忠思想作用的結果，是傳統文化與曆史局限所造成的。我們不能苛求古人。
仁宗時，士奇被任命為修《太宗實錄》的總裁官。
仁宗的兒子宣宗同樣是楊士奇等人輔導過的。據載：成祖永樂六年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嚐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明史記事本末》卷二十六）宣宗繼位後，楊士奇已經是一個曆經三朝的元老大臣了，仁宗臨終前召回太子的遺詔就是由士奇起草的。因此盡管宣宗登基之初因對士奇了解不深而心懷芥蒂，但不久就顯示出他對士奇的無比信任和尊重，甚至達到依賴的地步。宣德五年（1430），楊士奇已經是六十有五的老人，但其政治生涯則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君臣關係更為融洽。宣宗給予楊以更多的特權，“尋敕鴻臚寺，士奇老有疾，趨朝或後，毋論奏。”“帝嚐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楊士奇對宣宗的深夜來訪感到不安，隻因為“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宣宗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帝對楊士奇的倚重，己發展到一種眷戀之情。“後數日，……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對於新主的感情，“曆事三朝”的老臣楊士奇，肯定是愛護有加。
此時楊溥也被召入直文淵閣，與士奇（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並稱“三楊”，以居住的府第，楊士奇稱西楊，楊榮稱東楊，楊溥曾自書郡名為南郡稱南楊，三人同治內閣事，“仁宣之間，政在三楊”。（《明通監》卷二十一）他們完全成了左右朝政的“台閣重臣”了。在宣宗朝十年中，三楊協助皇帝采取了不少寬刑省兵，減輕民負的措施，維護了當時的安定局麵，發展了經濟。
宣宗繼位之初，他們平息了漢王的叛亂，安撫了趙王，接著又妥善解決了交趾問題。
明朝自永樂以來征服了安南，改其名為交趾，又在交趾設置郡縣。但是自那裏設郡縣始，因山高皇帝遠，年年動亂，明朝的統治者們屢派大軍鎮壓，經常遭到失敗，不僅兵費巨大，而且也嚴重影響了南邊的生產。宣德元年，交趾黎利派人來要求重建王朝，上表言詞甚為懇切。這時，是繼續轄治交趾，還是讓它自成一國，這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一場爭論。宣宗說：“交趾自設郡縣以來，從未安定過。我想來想去，還不如象洪武先朝時那樣，讓它自成一國，每年納貢更為安寧，你們的意見如何？”蹇義、夏原吉激烈地反對，說：“太宗皇帝平定這個地方，花費了這麽大的氣力。現在要把二十年的軍功棄於一旦，這是示弱於人，我們以為不妥。”這是主戰派的意見。如果依了他們，那麽以後仍要年年派重兵鎮壓交趾的叛亂，這樣兵費钜萬，對百姓無疑是一種極大的負擔，對南疆的生產、建設亦是一種極大破壞。宣宗召集楊士奇與楊榮謀劃，楊榮說：“永樂年間耗費了大批財力和數萬人的性命才得到交趾，至今還沒有恢複元氣，既然交趾已上表，還是讓他自成一國算了。”楊士奇說：“楊榮說得有道理。原來太宗皇帝就想立陳氏後人為交趾國王，因為沒有找到，而在該地設郡立縣。十多年來，兵民不堪其苦。這地方自古以來便是荒僻之地，漢唐時雖然也設過郡縣，但叛服不常，漢元帝罷掉珠崖郡，曆來都稱道這種作法。現在陛下父母於天下，為何要與這種蠻夷去爭得失呢？我們同意讓它自立一國，這並不是示弱。”於是，宣宗同意了二楊的意見，撤回了前去鎮壓的大軍，省下了每年钜萬的軍費開支。
在明代社會生產中，農業生產是占主要地位的。由於明初的統治者們實行了一些扶助農業生產的政策，並且使農民有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政治環境，所以幾十年內，在元朝統治下遭到摧殘的農業生產，迅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大地主階級的貪欲越來越大，他們開始大量兼並土地，拚命地壓迫和剝削農民，許多農民由於失去土地或忍受不了苛重的賦役壓迫，遂相繼逃亡。土地集中以及無地流民的出現幾乎是每個封建王朝中後期的規律性現象，明朝也不例外。在明初眾多逃民尚未還鄉複業的情景下，又出現了新的人口流動局麵。到了正統以後，流民幾乎遍於全國，而在宣德年間，有些地方就已經有許多流民。流民的出現不僅嚴重影響了明朝的社會秩序，更主要的是動搖了明朝的經濟基礎，因為這使得朝廷的賦稅收入受到嚴重影響。為了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明初的統治者不斷地同土地兼並現象做過鬥爭，製止和打擊了大地主階級的某些做法。當然，這種鬥爭乃是地主階級內部的爭鬥。朱元璋曾經說過：“富農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淩人民，武斷鄉裏，人受其害。”（《明太祖實錄》）不過那時由於朝廷的一些製度（如黃冊和魚鱗圖冊製度）還很起作用，故此問題並不嚴重。但到了宣德年間，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便引起了那些有政治遠見並且較正派官員的焦慮不安，楊士奇便是其中的一個。他一再上書或麵陳，對皇帝指出流民問題的嚴重性，要求官府和朝廷減輕百姓徭役，使他們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得以安心生產。
宣德五年二月，士奇向宣宗建議：“百姓積欠薪芻及采買諸物，官府但知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棄逃徙者，當量與減除。部符坐征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概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唯當於出產處取之，無者勿強也。年來刑獄不清，旱潦恐由於此，宜戒。”（《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這些作法嚴重地摧殘著社會生產，加劇著階級矛盾的激化，楊士奇預感到了這些後果，所以他認為應該“量與減除”和“唯當於出產處取之，無者勿強也。”
宣德七年一月，士奇又談起官賦苛重一事：“官田減租，民間皆感聖恩，而戶部格不行，追征如舊，此循習之弊。”上艴然曰：“今欲再下赦寬恤，必舉此為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同上）
從以上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宣宗對士奇建議的態度是較明確的，他一旦發現了官府橫征暴斂之事，還能夠及時地采取措施製之。對於徭役軍役繁重的現象，士奇同樣向宣宗指出過：“‘四方工匠丁男皆征集京師，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莫顧，未免怨歎，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為匠者，察實除之……’。上稱善，即敕書明旦行之。民大感悅。”（同上）
“公又念，今遣禦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任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往北方極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同，南人死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且去鄉或萬裏或七、八千裏，道路遙遠，困於無資，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在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之。今兵部以移文煩勞憚於改發，不念天下人之艱苦，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而率同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諸處；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軍丁皆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待補足其缺，又以填腹裏之空，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同上）
另外，他還提出了清理冤獄，整頓司法機構的建議，在用刑上他一貫主張“敦用平恕，務求實情。”
楊士奇的這些意見，反映了他以“仁德”治天下的思想。他自幼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教養和熏陶，孔、孟之道非常強調行仁政，而楊士奇也正是把堯舜之世當成了仁政的典範來追求和仿效的。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才不厭其煩地一次次提出了減輕賦役，反對苛政，重視農業生產、反對功利觀點的建議。另外，他出身於下層，後來他的地位雖然提高了，但他仍是作為這一階層的代表在朝廷出現的，因此，他反對大地主階級那種毫無止境的土地兼並和厚賦重斂，力求防止農民逃亡。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人民表示同情和憐憫，這正是楊士奇思想中積極的，富有人民性的一麵。比如他在對待流民問題上的態度，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
公曰：“逃移之民朝廷既敕，使複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逋私債之擾，所在官司不能恤，則必逃聚山林，相結為非。請下有司：凡逃民願歸者，郡縣善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給以閑田，為經營居處，免徭役三年，庶使得安。”宣宗接受了他的建議，回答道：“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
楊士奇這一係列政治經濟措施，仍然是打擊了貪官汙吏的不法行為，安定了人心，客觀上起了防止流民大量出現的積極作用。
另外楊士奇還提出了不少興修水利、儲糧備荒的建議：“又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有定製，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糶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閘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業之利也。曆歲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堙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複，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俟稔歲而後行，郡縣官滿，兼以此之廢舉為殿最。風憲官巡曆，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巡曆所至不複問理，聽其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
士奇這段長長的奏議中，嚴厲地抨擊了“奸弊日滋，豪猾侵漁”和官吏不聞不問的腐朽現象，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良措施和嚴格的製裁辦法，宣宗充分肯定了這一建議，說：“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同上）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宣德君臣正是想努力保持住開始遭到破壞的祖宗之法，維持住原來比較發達的經濟水平。由於他們君臣的齊心協力，同時更由於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洪武以後的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社會生產還是向上發展的。從稅糧收入的平均額來看，永樂、洪熙、宣德時期都超過了洪武時期。故而仁宣兩朝被史家稱為“仁宣之治”。《明通監》中有這樣的記載：這一時期：“倉庫充羨，闔閣安樂，歲不能災。自開國曆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明通監》卷二十一）
應當肯定，在這一時期，朱元璋的前幾代子孫安邦恤民總路線的努力，基本是成功的。同時也必須肯定：楊士奇在其中確實起了關鍵作用，他不愧是一個守成之臣！
宣德十年（一四三五年）宣宗死，其子朱祁鎮繼位，此人便是明史上的第一個昏君英宗，他的年號是正統。宣宗死時隻有三十八歲，而新皇帝不過是個九歲的小孩子。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人便又以元老身份，肩負起輔導幼主的重任。當時“朝廷大政，群臣自太後悉令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明通監》卷二十一）太後對士奇等非常倚重。再三屬咐英宗，凡事必先征得楊士奇等人的研究同意。“太後……因顧上曰：‘此五臣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臣所讚成者，不可行也。’”（《明通監》卷二十二）由此可見，太後是把決定軍國大政的權力都交給了士奇等人。士奇的地位和權力幾乎已經相當於過去的宰相了。他對明王朝更是忠心耿耿，不顧七十歲高齡，日夜操勞、竭盡全力地為英宗出謀劃策。幼主登基，首先要樹立起絕對的至上權威，楊士奇相當重視這一問題，其時，朝臣中人心不定，社會上流民俱增，邊界上防務日見空虛，形勢不太穩定。此時的楊士奇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為幫助新主穩住局麵，及時上書指出皇帝即位後應做的一係列大事。作為一個兵部尚書，他首先必需要整頓好軍隊，必壯國威；要加強南京和淮北等軍事交通要地的守備力量，要整頓好全國各地的社會治安，對於那些敢於犯上作亂破壞封建秩序的人更加緊鎮壓；另外他著重提出了加強北邊防務的問題。
永樂間成祖曾五次北征蒙古，沉重地打擊了其中較強的瓦剌、韃靼兩部勢力，使得明朝在對蒙古的防禦上處於相對優勢的地位，因而防止了蒙古入侵，保護了正在恢複中的中國封建經濟。到了宣德年間，蒙古中的阿魯台部日漸強盛，於是他們不斷南侵；而明軍卻節節敗退，步步南移，開平等地一個個落入韃靼各部手中。造成這種邊防虛弱的結果原因很多，但我們認為這與明朝軍屯的破壞、軍丁的逃亡有直接的關係。楊士奇對此一直非常焦慮，他警告英宗：“陝西、甘肅、寧夏及大同、宣府、開平緣邊等處多缺馬操備。今瓦剌強盛，慮恐此寇侵邊，欲請敕諭邊將及守邊頭目，凡缺馬之處，許於本處太仆寺及苑馬寺用，仍開數奏聞，其西番等處進貢馬匹，除上等好馬令進京，其中、下馬悉留邊土給軍騎操，亦具數付，進貢之人奏聞，以憑給與馬價。”
“初，正統初，士奇言瓦剌漸強，將為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於附近太仆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明史·楊士奇傳》）
在這裏，楊士奇充分估計到瓦剌和阿魯台入侵的可能性及嚴重性，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在這方麵的遠見。事實不出他這所料：“士奇歿未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明史·楊士奇傳》）士奇不僅警告了英宗，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具體可行的軍事措施。明初邊防之所以堅固，主要由於這些地帶駐守重兵，而且實行了亦耕亦軍的軍屯製度。宣德、正統以來，明代邊軍的屯田開始遭到破壞：分駐在各邊鎮的親王、太監、軍官等人象內地大地主一樣，大批侵占了軍士屯田，而征收屯糧的官吏，卻不問軍士屯田有無，隻管一味催逼，軍士們不堪這重重剝削和虐待，便相繼逃亡，因此防備力量銳減。同時宦官及其爪牙布列治邊各鎮，他們公開掠奪，營私納賄，以填充其罪惡的欲壑，有的甚至勾結塞外敵國大量走私武器，這些通敵牟利的行為，都嚴重損害了明朝利益，使得國防邊備日益廢馳。
我們承認楊士奇提出的加強邊備的措施是積極的，但是僅僅提出操練軍隊及增加軍馬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令人痛心的是，即使是這樣一些措施，也由於宦官的幹擾和英宗的昏庸，沒能得到認真的實行，致使也先後來趁虛而入，演出了一場喪師棄地、俘君辱國的“土木堡之變”。
對於軍屯中出現的問題，楊士奇不能說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隻不過他沒有從根本上給予解決，而且也沒有能力徹底整頓軍屯。他在同一奏中對英宗說：“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偶有阻塞則糧餉不充，實非經久之策。計公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間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士奇等又言：‘前因巡邊，調選大寧都司及南、北直隸衛所官軍更番赴京操備，今天下已靖，請不必赴京，俱令下屯，既省轉運之勞，又養精銳之氣。’上命從容行之。”
另外，他還向皇帝提出了精減政府機構、裁減貪官汙吏和庸官的建議：
“官員冗濫、虛靡俸祿者多，其京官及外方麵官，合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州縣及鹽運司、行太仆寺、苑馬寺、倉庫稅課等雜職官，合無令按察司、巡按史考察，但有廉勤愛民者留，老病閶茸、貪酷者起送吏部”。
看來，楊士奇為了明王朝的強盛，不能說不是處心積慮、絞盡腦汁了。實際上，無論是楊士奇還是什麽更英明的人，都無法扭轉明王朝開始黴爛的總趨勢。大明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更何況十五世紀的中國已經步入封建社會的晚期了呢？
但是我們仍然不應全盤否定楊士奇的作用。我們不能脫離曆史人物所處的時代環境去苛求他。楊士奇所提出的這一係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仍起了加強邊防、減少政府開支、減輕人民負擔的作用。對朝廷內外的腐朽邪惡勢力也是一個打擊。因而在正統初年，仍然保持了前幾朝的一些活氣。所謂“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明史·楊士奇傳》）可見，楊士奇在此時的作用仍是不能低估的。
對於朝廷內部邪惡勢力的代表宦官，士奇等人也進行了一定的抵製和鬥爭。宦官是明王朝內部的一大禍害。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為了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削弱和抑製諸大臣的權力，在各個部門重用宦官，造成後來閹黨猖獗，正派官員受到壓抑的局麵。在宣德期間，宦官問題已開始嚴重，而到了正統朝，宦官更加囂張。英宗就是宦官頭子王振一手帶大的，因此英宗對他異常寵信，王振也有恃無恐，一步步排擠正直大臣，幹預朝政。
“先是，王振用事，漸厭三楊。一日，語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今年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在這裏，楊士奇嚴正地抵製了王振排擠他們出朝的陰謀，而楊榮考慮得更加深遠，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可見楊榮為了不讓宦官左右朝政，準備選擇一些年輕的正派官員作為他們的接班人充實內閣。（以上材料見《明通監》卷二十二）
但是楊士奇等人在與宦官的鬥爭上並非始終是很堅決的。我們認為：王振之所以能在後來擅權恣橫、貽患無窮，楊士奇是負有一定責任的。
正統二年時，王振勢力還羽毛未豐，當時太皇太後垂簾，她是一位比較清明賢德的婦人。“正統初英宗臨禦，張太後有擁護之功，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否其間，士奇憤懣而歸，三日不出。太後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後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下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東裏集·許浩兩湖麈談錄》）看來太後已顧慮到宦官的危害。一日，太後禦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瀅入朝。太後左右女官，皆佩刀劍，侍衛凜然。上西向立太後旁，五臣東西稍下。……有傾，宣太監王振至，免伏，太後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公當賜汝死。”時女官加刃振頸。此時是一個斬除奸佞的絕好機會，但是士奇等人看到“上跪為請”時，亦皆跪下來替王振求情，使得太後饒恕了王振，因而失了殺掉王振的機會。（以上材料見《明通監》卷二十二）
後來，在太皇太後病重期間，她又一次向楊士奇問到國家還有什麽大事未決，楊士奇心中明知道宦官的嚴重危害，卻避而不談，隻是提出了有關建文帝的幾件事，這樣最後失去了誅殺王振的機會。及至太後死後，王振便毫無顧忌，越來越猖狂了。對楊士奇這些錯誤做法，史學家以至後世皇帝都給予了嚴重批評。但這是由於楊士奇深受“三綱五常”教育，順從昏君的愚忠思想作用的結果，是傳統文化與曆史局限所造成的。我們不能苛求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