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為官 犯顏敢諫
由於明王朝已經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晚期，中央集權高度發展，皇權被提到前所未有的“至尊”地位，明朝的皇帝們行的完全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獨裁路線。他們對待臣民，隻要是有異己或稍不順心，便大肆屠戮，甚至還製定了“廷杖”的刑罰：即對忤旨的大臣當庭杖責，有的人被當場打死。這對於把臉麵視如生命的知識分子來說是極大的羞辱，且有生命之虞。在這種政治環境裏，文武百僚大都變得唯唯諾諾、順旨逢迎。不過，明初的幾代皇帝還不是那種昏庸式的暴君。他們還是有政治進取心的。為了使自己的大明江山千秋百代地傳下去，他們必須要在政治、經濟方麵施行一些改良措施，對大地主階級的貪欲進行一些限製。這樣，他們又希望能經常有人提一些建議，甚至也允許批評一下時政。為此，都下過一些詔令，提倡讓大臣們直諫闕失，還規定了什麽“不言者罪。”在這種進亦獲罪退亦獲罪的情勢下，大臣們，特別是一些比較清明的臣僚說話辦事隻能是吞吞吐吐如履薄冰。事實上，真正因不言而獲罪的並不多，以言獲罪的倒是大有人在。因此敢於犯顏直諫者就更少了。但是我們敢說，楊士奇可算這為數不多者中的突出一人。關於這一點，宣宗曾對楊士奇講：“卿能持正言不避忤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卿，然卿言以不敗事。嚐有小失，甚悔不用卿言。”（《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
如何提意見既切中時弊又不至於拂耳難入呢？這不僅需要敏銳的政治眼光和極大的勇氣，而且還要有巧妙的進諫藝術。士奇當政四十多年的漫長歲月裏，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進諫風格，從而使自己的意見多被采納，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鑒於諸臣不敢講話，成祖在位期間倒是很認真地下過幾道命令以鼓勵人們直言：
上諭給事中朱原貞曰：“郡縣之間豈無一事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在千萬裏外乎？卿等可以朕意諭之，何利當興，何弊當革，皆勿隱。若公不言，有他人言之，則無所逃罪矣。”（《明通監》卷十四）“一日，上禦奉天門，諭科臣直言，因顧（解）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原與爾等共勉之。”（同上）
“上諭鄭場曰：不罪直言則忠告言進，諛言退。”（《明通監》卷十五）
但是，進“諛言”還是大有人在。
永樂十二年元旦那一天日食。這之前皇帝問禮部和翰林諸大臣：“正是元旦這一天日食，百官還行不行賀禮呢？”禮部尚書呂震是個慣於溜須拍馬的家夥，他從不放過一個討好的機會，於是趕緊說：“日食與朝賀不在同一時辰，應該如期舉行大慶賀。”而禮部侍郎儀智卻不同意說：“但畢竟是同一天呐，還是免了吧。”士奇非常鄙夷呂震的為人，他站出來堅決主張免賀，接著他又舉出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免賀的例子來駁斥呂震，勸說皇帝，最後成祖同意了士奇的意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免去了繁盛的賀禮賀宴。
以日食而主張免朝賀，應當稱是一個迷信論點，但也從側麵反映了楊士奇不無端逢迎，反對鋪張，能秉公論事的正直性格。
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七月，成祖去世，八月，朱高熾以太子身份繼承皇帝位，這就是曆史上的明仁宗，年號洪熙。仁宗性格不那麽剛烈，也較樂於納諫，加之他在二十年監國中，遭受過種種打擊，全仗士奇等人為他排解紛擾，因此，對於這位患難與共的忠臣的建議，自然是言聽計從。他一即位，便提拔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這是明史上內閣大臣第一次擔任六部職務。“上踐作以來，士奇、榮等皆東宮舊臣，俱掌內製，不次超遷，然居內閣者，必以尚書為尊，自榮後，諸入文淵閣者，皆相繼晉尚書，於是閣職漸崇。”（《明通監》卷十八）仁宗朝，是內閣權力增大的重要過渡階段。
這次提升之前，仁宗曾對士奇說：“自今朝廷之事，全仗蹇義和你了。”要先封他二人的官。士奇的態度非常明朗，說：“漢文帝即位時，先提拔他的親信宋、昌，曆史上皆批評之，還是先提拔扈成祖北征的有功之臣吧。”楊榮與金幼孜在成祖時多親隨北征，因此他們都得到了提升。楊士奇這個意見，既規勸了仁宗要任人為賢，又體現出他不以寵臣自居傲視別人的謙虛美德和寬闊胸懷。仁宗很欽佩他這種品格，對他更加信賴了。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為了發展生產，穩定封建秩序，一麵招撫農民開荒，一麵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使明初的經濟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朱元璋的繼承者也基本上遵循了這種路線。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隨著經濟發展，明統治者們出於他們的階級本性，貪欲日益增大，因而出現了對人民徭役賦稅越來越重的趨勢。明成祖為了營建北京，永樂十五年——十八年（一四一七——一四二0年），動員了三十萬優秀工匠和上百萬農民參加修建工程，這對人民無疑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一四二0年的唐富兒起義，正是剝削慘重、徭役繁多的結果。爾後的皇帝們，隨著他們追求享受的欲望增大，宮廷開支劇增，因此對百姓征收的賦稅越來越沒有名堂了。此時的楊士奇雖然長期生活在上層，但是由於他三十多年的平民生活，使他能夠理解人民的疾苦要求，能夠清醒地分析現狀。他出於對明朝根本利益的考慮，不斷地向皇帝進諫，批評和製止了種種增派賦稅徭役的做法，減輕了百姓們的一些負擔。
仁宗繼位後，下了一道命令：同意宮廷歲用征收減半。這命令下了兩天後，楊士奇便聽到惜薪司準備按舊例向北京、山東年征大棗八十萬斤為宮中燒香炭所用的消息，並聽說已得到了皇帝的批準，他很不滿意，準備提意見。一天，仁宗在便殿聽蹇義、夏原吉奏事，看到楊士奇來了，便對二人說：“新任華蓋殿大學士來了，一定是有直言相告，我們不妨一同聽聽吧！”這時士奇上前進言道：“朝廷關於減輕歲供的詔書下了才兩天，可是惜薪司還在傳旨征集大棗八十萬斤，實在太多，這不是和朝廷下的詔書相違背了嗎？”仁宗接受了士奇的意見，高興地說：“我就知道大學士說出來的話必定有道理。這些日子我的事情太忙，那件事（指征棗）是我一時倉促回答的。”於是馬上重申，大棗征收減半。仁宗誠懇地說：“你們三人是我的得力助手，有什麽話都應該說出來，以糾正我的過失。”他認為士奇這人忠誠可嘉，便又升他為少保，然後賜給他與楊榮等人每人一枚刻有“繩愆糾繆”的銀章，以示自己納諫的決心，他還準許這幾個人可以密奏重大國事，不久士奇又被晉升為少傅，權力就更大了。
仁宗由於監國二十年，所以他有著較豐富的經驗，懂得“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的道理。他很痛恨一些地方官吏侵擾百姓的行為。為了使自己不被蒙蔽，他一再鼓勵大臣直言。一次他對士奇、楊榮、金幼孜說：“你們三人和蹇義、夏原吉都是先帝舊臣，我正要依靠你們的輔助。不少皇帝惡聞直言，他們的親信都是畏威順旨，而忠臣們由於提了意見不被接受，亦表示不言。我和你們都應該深刻地記取這種教訓呀！”正由於仁宗有這種勇於納諫的作風，士奇提的建議、批評，才不斷被接受實施。
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正月，全國各地的地方官來京朝賀。趁著仁宗高興，兵部尚書李慶對皇帝說：“現在民間牧養的馬繁衍很快，有不少已散到軍伍之中，目前還剩下幾千匹，請您下令，讓在京的朝覲官們領去飼養以減輕民間負擔，讓正官領一匹公馬，佐貳官領一匹母馬，然後每年收他們的馬駒子，如有了虧損，也與百姓一樣，令其賠償。”這個建議貌似同情百姓，官民平等，實際上是一個媚上壓下，非常可笑的主意。它不僅於國家收入根本起不了什麽作用，而且影響又很壞。楊士奇一聽就反對這個意見。李慶非常生氣，不顧楊士奇的勸阻，一意孤行。於是士奇便單獨晉見皇帝，指出：“當今朝廷征求天下賢能者任官，卻又讓他們去養馬，還要象百姓一樣收他們的稅。難道這是重人才賤牲畜嗎？”第二天他又上奏：“如果一定要頒行此令，天下的賢能之士誰願意來做官呢？虧損一匹馬一定要賠償，耗費了全家資產還累及子孫，朝廷如何以此名聲而負天下和後世呢？”皇帝聽後答應馬上製止此事，但是過了幾天仍不見皇帝的指示下來。士奇不罷休，為了證實自己的觀點，他又親自上街視察。他向仁宗匯報道：“兵部現在已經督使朝覲官領馬去了，而他們散出去的多是些沒馴過的生馬，那些南方人都很脆弱，根本駕馭不了，眼看著野馬在街頭逃逸，無法追回，隻好號泣於街頭。看來這個命令的錯誤真是太大了”。仁宗漫不經心地說：“我偶然忘了。”中午，仁宗來到思善門，把士奇召來說：“我哪裏是忘了這事呢？我是聽說呂震、李慶都很嫉恨你，我怕你遭到別人攻擊，處於孤立的地位，因此不願意由你製止此事。現在咱們可有話說。”說著他拿出陝西省按察使陳智的《言養馬不便疏》，讓士奇以此寫一道詔令製止分馬。士奇一聽非常感動地說：“陛下這樣信任我，我並不孤立啊！”仁宗說：“今後行此令若有不便，你隻管和我私下說。李慶、呂震這些人不識大體，不足以和他們商量。”沒多久，仁宗就罷掉了李慶的職務，讓士奇兼兵部尚書，領三份的俸祿。這樣一來他就身兼三職：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由此可見，仁宗倒是一位善辨忠奸的明君，他對士奇的信任到了寵愛的地步。但是楊士奇並沒有借寵逢迎，而是更加謙恭和忠心耿耿地向皇帝進諫，批評時政。士奇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有著他明確的政治抱負的。我們從下麵的這段對話可以窺其一二：
一次仁宗對士奇說：“我辦事情如有過失，退朝後就很後悔。如果此時大臣正好說到了這一點，那我會感到很痛快。”士奇說：“宋朝宰相富弼說過：‘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仁宗說：“是的，書雲‘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群臣所言，即使有人講的很不中聽，我退而自思，若確實是我錯了，那我也不會怪罪他。”士奇說：“成湯能夠善於改過，所以才成為聖人。”仁宗說：“我有不對的地方，主要是怕自己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並不難改。”
從這番對話，我們可以看出楊士奇作為一個開明的政治家，熱情地希望自己能成為成湯文武那樣的聖人，因此他非常佩服“恥君不堯舜，以諫爭為己任”的唐初魏征。實際上，他在某些方麵也起到了一個唐朝魏征應起的作用。這樣，明朝前期也出現了一個為史家所稱道的“君明臣直”的政治局麵。
洪熙元年四月，有人為了逢迎新皇帝，上書歌頌太平盛世，仁宗看過後拿給楊士奇、蹇義、夏原吉、楊榮等人看。不少人看過後，都點頭稱是。蹇義說道：“陛下即位以來，所行的都是仁政，百姓們再沒有科斂徭役之苦，現在真是治世呀！”很明顯，這是一種不合實際的吹捧。這時唯獨楊士奇沒有高唱讚歌，沒有粉飾太平，而是實事求是地對現實進行了正確的估價。他說：“陛下雖然恩澤天下，但是現在仍有流民無家可歸，戰爭的創傷還未醫治好，國內還有吃不上飯的人。看來，必須再休養上幾年，太平日子才會到來。”這一席話，壓住了阿諛奉承的不正之風，給產生了驕傲心理的仁宗敲響了警鍾。仁宗逐漸冷靜下來，連連稱是，他轉向蹇義等人說：“我對待你們非常至誠，是希望你們能夠經常匡正我。但是現在唯有士奇曾經上書五章，而你們卻無一言可進，難道朝政果然沒有缺點，天下果然就太平無事了嗎？”這番話把另外幾個羞得滿麵慚色。
事實上，在當時輔佐皇帝的大臣中，楊士奇不僅具有冷靜的頭腦，而且更具有敢於針砭時弊的正直品格。他除了自己直諫外，還支持其他官員大膽上書，當這些人遭受打擊時，他也能站出來，為他們申辨。
仁宗皇帝繼位之初，提拔弋謙任大理少卿。弋謙為人十分耿直，敢於議論朝政。他特別痛恨那些貪官汙吏的殘暴行為，多次上書請求製裁，仁宗都接受了。但後來他又提了五條意見，因為言辭過激，引起了皇帝的反感。禮部尚書呂震和都禦史劉觀都是些專事逢迎的諛臣，他們善觀風向，喜歡揣摸皇帝的心理。現在看到皇帝不高興，他們立刻糾合了一幫人攻擊弋謙，說他是借批評時政來誣蔑朝廷，應當論罪。皇帝於是問楊士奇該如何處理，士奇直率地說：“弋謙這人講話雖然過激了些，但他乃是一片忠心，想報效朝廷。古來主聖則臣直，因此請陛下一定要寬懷容人。”皇帝雖然沒有治弋謙的罪，但因多位官員的彈劾聲常在耳邊回響，他心中依然很慍怒，一方麵要弋謙任事如故，另一方麵又不讓他上朝。士奇覺得這樣下去不利於君臣共事，便又從容地對仁宗說：“陛下，是您下命令讓大家提意見，說講錯了也不怪罪。可您現在卻因為弋謙提意見而如此生氣，那以後朝臣們就害怕了，誰還敢提意見呢？若傳出去，人們都會說朝廷不能容納直言了。”這番話雖然引起了仁宗的警覺，但他仍然很不痛快，說：“可現在大家都在說弋謙的不是呀，以後不要讓他見我算了！”果然，從這以後提意見的人越來越少了。仁宗開始有些不安了，他忙把士奇找來解釋：“我不是討厭弋謙提意見，而是嫌他言過其實。你看群臣讓我治他的罪我都沒有治，隻不過免去了他的朝參。但從那以後言事者果然越來越少。現在請你把我的心意向大家轉告一下。”士奇不錯過這個機會，說：“這不是我講了人家就會相信，一定要您下詔書才行。”仁宗為了挽回影響，便請士奇代筆檢討了自己的過失，表示今後一定會待謙如初，並希望大家不要以弋謙的境遇為戒。不久，仁宗又提拔弋謙當了副都禦史。在那種君主權威至高無上的封建社會裏，一個皇帝能夠這樣主動地引咎自省，一個臣子能夠為一件事這樣三番五次地犯顏直諫，確實都是難能可貴的。
如何提意見既切中時弊又不至於拂耳難入呢？這不僅需要敏銳的政治眼光和極大的勇氣，而且還要有巧妙的進諫藝術。士奇當政四十多年的漫長歲月裏，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進諫風格，從而使自己的意見多被采納，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鑒於諸臣不敢講話，成祖在位期間倒是很認真地下過幾道命令以鼓勵人們直言：
上諭給事中朱原貞曰：“郡縣之間豈無一事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在千萬裏外乎？卿等可以朕意諭之，何利當興，何弊當革，皆勿隱。若公不言，有他人言之，則無所逃罪矣。”（《明通監》卷十四）“一日，上禦奉天門，諭科臣直言，因顧（解）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原與爾等共勉之。”（同上）
“上諭鄭場曰：不罪直言則忠告言進，諛言退。”（《明通監》卷十五）
但是，進“諛言”還是大有人在。
永樂十二年元旦那一天日食。這之前皇帝問禮部和翰林諸大臣：“正是元旦這一天日食，百官還行不行賀禮呢？”禮部尚書呂震是個慣於溜須拍馬的家夥，他從不放過一個討好的機會，於是趕緊說：“日食與朝賀不在同一時辰，應該如期舉行大慶賀。”而禮部侍郎儀智卻不同意說：“但畢竟是同一天呐，還是免了吧。”士奇非常鄙夷呂震的為人，他站出來堅決主張免賀，接著他又舉出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免賀的例子來駁斥呂震，勸說皇帝，最後成祖同意了士奇的意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東裏集》王直作《楊士奇傳》）免去了繁盛的賀禮賀宴。
以日食而主張免朝賀，應當稱是一個迷信論點，但也從側麵反映了楊士奇不無端逢迎，反對鋪張，能秉公論事的正直性格。
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七月，成祖去世，八月，朱高熾以太子身份繼承皇帝位，這就是曆史上的明仁宗，年號洪熙。仁宗性格不那麽剛烈，也較樂於納諫，加之他在二十年監國中，遭受過種種打擊，全仗士奇等人為他排解紛擾，因此，對於這位患難與共的忠臣的建議，自然是言聽計從。他一即位，便提拔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這是明史上內閣大臣第一次擔任六部職務。“上踐作以來，士奇、榮等皆東宮舊臣，俱掌內製，不次超遷，然居內閣者，必以尚書為尊，自榮後，諸入文淵閣者，皆相繼晉尚書，於是閣職漸崇。”（《明通監》卷十八）仁宗朝，是內閣權力增大的重要過渡階段。
這次提升之前，仁宗曾對士奇說：“自今朝廷之事，全仗蹇義和你了。”要先封他二人的官。士奇的態度非常明朗，說：“漢文帝即位時，先提拔他的親信宋、昌，曆史上皆批評之，還是先提拔扈成祖北征的有功之臣吧。”楊榮與金幼孜在成祖時多親隨北征，因此他們都得到了提升。楊士奇這個意見，既規勸了仁宗要任人為賢，又體現出他不以寵臣自居傲視別人的謙虛美德和寬闊胸懷。仁宗很欽佩他這種品格，對他更加信賴了。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為了發展生產，穩定封建秩序，一麵招撫農民開荒，一麵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使明初的經濟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朱元璋的繼承者也基本上遵循了這種路線。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隨著經濟發展，明統治者們出於他們的階級本性，貪欲日益增大，因而出現了對人民徭役賦稅越來越重的趨勢。明成祖為了營建北京，永樂十五年——十八年（一四一七——一四二0年），動員了三十萬優秀工匠和上百萬農民參加修建工程，這對人民無疑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一四二0年的唐富兒起義，正是剝削慘重、徭役繁多的結果。爾後的皇帝們，隨著他們追求享受的欲望增大，宮廷開支劇增，因此對百姓征收的賦稅越來越沒有名堂了。此時的楊士奇雖然長期生活在上層，但是由於他三十多年的平民生活，使他能夠理解人民的疾苦要求，能夠清醒地分析現狀。他出於對明朝根本利益的考慮，不斷地向皇帝進諫，批評和製止了種種增派賦稅徭役的做法，減輕了百姓們的一些負擔。
仁宗繼位後，下了一道命令：同意宮廷歲用征收減半。這命令下了兩天後，楊士奇便聽到惜薪司準備按舊例向北京、山東年征大棗八十萬斤為宮中燒香炭所用的消息，並聽說已得到了皇帝的批準，他很不滿意，準備提意見。一天，仁宗在便殿聽蹇義、夏原吉奏事，看到楊士奇來了，便對二人說：“新任華蓋殿大學士來了，一定是有直言相告，我們不妨一同聽聽吧！”這時士奇上前進言道：“朝廷關於減輕歲供的詔書下了才兩天，可是惜薪司還在傳旨征集大棗八十萬斤，實在太多，這不是和朝廷下的詔書相違背了嗎？”仁宗接受了士奇的意見，高興地說：“我就知道大學士說出來的話必定有道理。這些日子我的事情太忙，那件事（指征棗）是我一時倉促回答的。”於是馬上重申，大棗征收減半。仁宗誠懇地說：“你們三人是我的得力助手，有什麽話都應該說出來，以糾正我的過失。”他認為士奇這人忠誠可嘉，便又升他為少保，然後賜給他與楊榮等人每人一枚刻有“繩愆糾繆”的銀章，以示自己納諫的決心，他還準許這幾個人可以密奏重大國事，不久士奇又被晉升為少傅，權力就更大了。
仁宗由於監國二十年，所以他有著較豐富的經驗，懂得“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的道理。他很痛恨一些地方官吏侵擾百姓的行為。為了使自己不被蒙蔽，他一再鼓勵大臣直言。一次他對士奇、楊榮、金幼孜說：“你們三人和蹇義、夏原吉都是先帝舊臣，我正要依靠你們的輔助。不少皇帝惡聞直言，他們的親信都是畏威順旨，而忠臣們由於提了意見不被接受，亦表示不言。我和你們都應該深刻地記取這種教訓呀！”正由於仁宗有這種勇於納諫的作風，士奇提的建議、批評，才不斷被接受實施。
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正月，全國各地的地方官來京朝賀。趁著仁宗高興，兵部尚書李慶對皇帝說：“現在民間牧養的馬繁衍很快，有不少已散到軍伍之中，目前還剩下幾千匹，請您下令，讓在京的朝覲官們領去飼養以減輕民間負擔，讓正官領一匹公馬，佐貳官領一匹母馬，然後每年收他們的馬駒子，如有了虧損，也與百姓一樣，令其賠償。”這個建議貌似同情百姓，官民平等，實際上是一個媚上壓下，非常可笑的主意。它不僅於國家收入根本起不了什麽作用，而且影響又很壞。楊士奇一聽就反對這個意見。李慶非常生氣，不顧楊士奇的勸阻，一意孤行。於是士奇便單獨晉見皇帝，指出：“當今朝廷征求天下賢能者任官，卻又讓他們去養馬，還要象百姓一樣收他們的稅。難道這是重人才賤牲畜嗎？”第二天他又上奏：“如果一定要頒行此令，天下的賢能之士誰願意來做官呢？虧損一匹馬一定要賠償，耗費了全家資產還累及子孫，朝廷如何以此名聲而負天下和後世呢？”皇帝聽後答應馬上製止此事，但是過了幾天仍不見皇帝的指示下來。士奇不罷休，為了證實自己的觀點，他又親自上街視察。他向仁宗匯報道：“兵部現在已經督使朝覲官領馬去了，而他們散出去的多是些沒馴過的生馬，那些南方人都很脆弱，根本駕馭不了，眼看著野馬在街頭逃逸，無法追回，隻好號泣於街頭。看來這個命令的錯誤真是太大了”。仁宗漫不經心地說：“我偶然忘了。”中午，仁宗來到思善門，把士奇召來說：“我哪裏是忘了這事呢？我是聽說呂震、李慶都很嫉恨你，我怕你遭到別人攻擊，處於孤立的地位，因此不願意由你製止此事。現在咱們可有話說。”說著他拿出陝西省按察使陳智的《言養馬不便疏》，讓士奇以此寫一道詔令製止分馬。士奇一聽非常感動地說：“陛下這樣信任我，我並不孤立啊！”仁宗說：“今後行此令若有不便，你隻管和我私下說。李慶、呂震這些人不識大體，不足以和他們商量。”沒多久，仁宗就罷掉了李慶的職務，讓士奇兼兵部尚書，領三份的俸祿。這樣一來他就身兼三職：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由此可見，仁宗倒是一位善辨忠奸的明君，他對士奇的信任到了寵愛的地步。但是楊士奇並沒有借寵逢迎，而是更加謙恭和忠心耿耿地向皇帝進諫，批評時政。士奇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有著他明確的政治抱負的。我們從下麵的這段對話可以窺其一二：
一次仁宗對士奇說：“我辦事情如有過失，退朝後就很後悔。如果此時大臣正好說到了這一點，那我會感到很痛快。”士奇說：“宋朝宰相富弼說過：‘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仁宗說：“是的，書雲‘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群臣所言，即使有人講的很不中聽，我退而自思，若確實是我錯了，那我也不會怪罪他。”士奇說：“成湯能夠善於改過，所以才成為聖人。”仁宗說：“我有不對的地方，主要是怕自己不知道，如果知道了並不難改。”
從這番對話，我們可以看出楊士奇作為一個開明的政治家，熱情地希望自己能成為成湯文武那樣的聖人，因此他非常佩服“恥君不堯舜，以諫爭為己任”的唐初魏征。實際上，他在某些方麵也起到了一個唐朝魏征應起的作用。這樣，明朝前期也出現了一個為史家所稱道的“君明臣直”的政治局麵。
洪熙元年四月，有人為了逢迎新皇帝，上書歌頌太平盛世，仁宗看過後拿給楊士奇、蹇義、夏原吉、楊榮等人看。不少人看過後，都點頭稱是。蹇義說道：“陛下即位以來，所行的都是仁政，百姓們再沒有科斂徭役之苦，現在真是治世呀！”很明顯，這是一種不合實際的吹捧。這時唯獨楊士奇沒有高唱讚歌，沒有粉飾太平，而是實事求是地對現實進行了正確的估價。他說：“陛下雖然恩澤天下，但是現在仍有流民無家可歸，戰爭的創傷還未醫治好，國內還有吃不上飯的人。看來，必須再休養上幾年，太平日子才會到來。”這一席話，壓住了阿諛奉承的不正之風，給產生了驕傲心理的仁宗敲響了警鍾。仁宗逐漸冷靜下來，連連稱是，他轉向蹇義等人說：“我對待你們非常至誠，是希望你們能夠經常匡正我。但是現在唯有士奇曾經上書五章，而你們卻無一言可進，難道朝政果然沒有缺點，天下果然就太平無事了嗎？”這番話把另外幾個羞得滿麵慚色。
事實上，在當時輔佐皇帝的大臣中，楊士奇不僅具有冷靜的頭腦，而且更具有敢於針砭時弊的正直品格。他除了自己直諫外，還支持其他官員大膽上書，當這些人遭受打擊時，他也能站出來，為他們申辨。
仁宗皇帝繼位之初，提拔弋謙任大理少卿。弋謙為人十分耿直，敢於議論朝政。他特別痛恨那些貪官汙吏的殘暴行為，多次上書請求製裁，仁宗都接受了。但後來他又提了五條意見，因為言辭過激，引起了皇帝的反感。禮部尚書呂震和都禦史劉觀都是些專事逢迎的諛臣，他們善觀風向，喜歡揣摸皇帝的心理。現在看到皇帝不高興，他們立刻糾合了一幫人攻擊弋謙，說他是借批評時政來誣蔑朝廷，應當論罪。皇帝於是問楊士奇該如何處理，士奇直率地說：“弋謙這人講話雖然過激了些，但他乃是一片忠心，想報效朝廷。古來主聖則臣直，因此請陛下一定要寬懷容人。”皇帝雖然沒有治弋謙的罪，但因多位官員的彈劾聲常在耳邊回響，他心中依然很慍怒，一方麵要弋謙任事如故，另一方麵又不讓他上朝。士奇覺得這樣下去不利於君臣共事，便又從容地對仁宗說：“陛下，是您下命令讓大家提意見，說講錯了也不怪罪。可您現在卻因為弋謙提意見而如此生氣，那以後朝臣們就害怕了，誰還敢提意見呢？若傳出去，人們都會說朝廷不能容納直言了。”這番話雖然引起了仁宗的警覺，但他仍然很不痛快，說：“可現在大家都在說弋謙的不是呀，以後不要讓他見我算了！”果然，從這以後提意見的人越來越少了。仁宗開始有些不安了，他忙把士奇找來解釋：“我不是討厭弋謙提意見，而是嫌他言過其實。你看群臣讓我治他的罪我都沒有治，隻不過免去了他的朝參。但從那以後言事者果然越來越少。現在請你把我的心意向大家轉告一下。”士奇不錯過這個機會，說：“這不是我講了人家就會相信，一定要您下詔書才行。”仁宗為了挽回影響，便請士奇代筆檢討了自己的過失，表示今後一定會待謙如初，並希望大家不要以弋謙的境遇為戒。不久，仁宗又提拔弋謙當了副都禦史。在那種君主權威至高無上的封建社會裏，一個皇帝能夠這樣主動地引咎自省，一個臣子能夠為一件事這樣三番五次地犯顏直諫，確實都是難能可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