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五卷）

外交部長的見聞

　　◎ 黃 華

　　建國後，黃華同誌長期在外交戰線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又擔任過外交部長。最近，他所著的《親曆與見聞——黃華回憶錄》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此書記載了黃華在從事外交工作過程中的所見所聞，現摘錄若幹片斷，以饗讀者。

　　周恩來的密信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周總理給我寫了封信，要我向他報告斯諾夫婦訪問了什麽地方、工廠、學校，接觸了什麽人，還有多長時間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慮何時見斯諾並同他談些什麽問題。總理提醒我，在我的報告中不要建議林彪、江青見斯諾；更不要提請總理見斯諾。總理要我報告斯諾的訪華情況，是理所當然；對我的那些提醒，倒出乎我的意料。實際情況是，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後，尤其是以林彪和江青為首的兩個反革命集團又勾結又爭奪最高領導權力的險惡圖謀已有明顯表露，對此周總理和許多老革命同誌看得十分清楚。一九七○年下半年，林彪一麵在寫假檢討，一麵在窺測形勢，策劃下一步陰謀。江青一夥則利用手中權力阻撓國民經濟計劃的通過和執行，不惜使中國的經濟走向崩潰。周總理心急如焚，忍辱負重，又要應付“文革”的局麵，又要衝破種種障礙推動生產，但他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林、江之流從人民手中篡奪最高權力。

　　斯諾在中國訪問已經四個月了，安排他采訪毛主席的事不能再拖了。周總理知道斯諾的報道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而不能讓斯諾被林、江利用，但其深層原因又不好對我明說，因此隻好在十二月七日夜裏寫了一封短信提醒我。至於他本人，雖然斯諾幾次要求采訪，可是他從來是克己奉公，嚴於律己，那時更不能招致非議，囑咐我不要提到他。回想起來，總理提醒我是怕我不了解這些當時限製在中央很小範圍的內情而提出不適當的建議。在林彪叛國外逃和四人幫的野心敗露後，我才逐步領悟周總理給我的信函的蘊意，深深感激總理對我的關心和愛護。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毛主席請斯諾去中南海談話和吃早飯，由王海容和唐聞生二人參加擔任記錄和翻譯，一直談到中午。首先他說，外交部有人反對你來，說你是美國特務，此人就是喬老爺（喬冠華）。然後他談到“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講假話和武鬥，也談到個人崇拜。他問斯諾，如果沒有人崇拜，你會高興嗎？當斯諾談到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的時候，毛主席未作出反應。我沒有參加這次會見，但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由我負責初審斯諾關於主席這次談話的“紀要”，以便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全黨和全國各基層單位。

　　中美秘密聯係渠道

　　《上海公報》開始了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進程，但還有許多事要做，許多障礙要克服。由於我常駐紐約，基辛格建議在他和我之間建立一條與巴黎渠道並行的，中美間另一條秘密聯係渠道——紐約渠道，此提議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當中美雙方討論互設聯絡處時，基辛格仍要求繼續保持紐約渠道，中方的答複是：機密的、緊急的、不便用聯絡處的事，還是用紐約渠道。於是，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我和基辛格在紐約有許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會晤，多次會晤是在約定的時間在紐約曼哈頓四十三街的一所公寓裏進行。我和基辛格會麵時，我方出席的有過家鼎和施燕華，美方出席的有溫斯頓·洛德。美方派一輛陳舊的轎車直接開到我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地下車庫接我們去四十三街。基辛格和洛德兩人準時在二樓的一間客廳裏等候我們，並為我們準備了茶點和咖啡。雙方各自坐下後，寒暄一番，即進入正題。在寒暄中，基辛格談笑風生，並享用著茶幾上的點心。會晤的內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報美蘇核會談、在巴黎的美越會議、美日關係等情況。我們也就一些國際關係問題互通信息。我還曾就美機入侵廣西，投彈，發射導彈，在越南炸沉中國漁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國對美國的強烈抗議。會晤情況，基辛格直接向尼克鬆和白宮報告，美國國務院對我們的會晤一無所知。我們向國內的報告也是絕密的，代表團的其他人員一概不過問。這種會晤是中美兩國在沒有正式建交的情況下進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來往。

　　“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喬冠華

　　對於喬冠華，人們並不缺乏了解。根據張穎同誌（章文晉副部長的夫人）在她著的《外交風雲親曆記》一書中回憶，一九七四年冬天，她陪同時任駐加拿大大使的章文晉回國述職，向喬冠華部長匯報工作。喬冠華和章含之請他夫婦倆到家裏坐。喬冠華對張穎談起國內“文革”狀況，重點是談江青。喬冠華說江青領導“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稱讚重用。又說江青認為張穎很能幹，從小參加革命，表現不錯，要調張穎去文化組負責工作。喬冠華接著說：“當前‘文革’的形勢你知道，周總理病重，看來不久於人世。識時務者為俊傑嘛，應該好好想想，何況江青那麽看重你。”章含之則對章文晉說，江青對他有好感，很欣賞他。顯然，喬冠華、章含之認為時機已到，直接打出江青的旗幟，為江青收羅人才，拉幫結夥。這段回憶十分深刻鮮明地展示出喬冠華、章含之的醜惡心態。

　　我與喬冠華在外交部共事多年，他的前妻龔澎同誌是我在燕大的校友。龔澎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骨幹，業務能力和政治思想都很強，是女幹部中的傑出人才。在重慶時期，外事工作方麵她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我對她一向敬重，可惜她在“文革”中過於緊張勞累，英年早逝。我在幹校勞動時聞此噩耗，深為痛惜。喬冠華頗有文采，所寫時事述評受到讀者歡迎，得到組織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點也非常突出，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名利思想，不思改造，反而怨天尤人，這嚴重地阻礙了他的進步，也影響了他同領導和同誌的關係，曾受到周恩來、董必武和李克農同誌多次的嚴肅批評。“文革”後期，他參加了對周總理的無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廣大幹部的非議，他在“識時務者為俊傑”的人生觀支配下終於投靠江青一夥。

　　法國總統在西藏

　　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於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應葉劍英委員長的邀請來華訪問，受到我國的熱烈歡迎。德斯坦總統表示，他愛好登山，希望到西藏去看看。我陪他飛抵拉薩。拉薩市的海拔為三千六百米，十月份空氣中的含氧量比北京低百分之二十，下飛機後不久，我就覺得頭重腳輕。從機場到拉薩市需要乘坐兩個多小時汽車，主人為防止來賓出現高山反應，在轎車內配有枕頭式的氧氣袋。我吸氧後覺得舒服多了。到了拉薩市，熱地同誌告訴我們，隻要走路慢、少說話、不喝酒、及時吸氧，頭痛會減輕，甚至沒有不適之感。在賓館的客房安排好後，我去找德斯坦先生時，他早已不見人影了。原來他興致極高地去跑步登山，看那些喜歡在海拔四千米高原上生活的犛牛，同它們拍照攝像。

　　我回到北京後，帶著一尊精致的小銅菩薩像去看小平同誌，並向他匯報情況。他聽說我去了西藏，羨慕之至地說：“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僅僅到拉薩機場用腳踏一下西藏的土地立即返航也好哇。但是醫生們和中央堅決不讓我去，說是對我很危險的，我隻好從命。”

　　小平同誌說：“我還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個人生活中就這麽兩個願望。”我說：“第二個願望總沒有問題吧。”他說：“誰曉得。”

　　鄧小平：“我錯怪了黃華同誌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開會期間還發生了一個我被牽涉在內的嚴重的政治事件，轟動一時。被邀請來的香港記者極想捕捉到一點有關中央對香港回歸問題談判的信息，其中焦點之一就是回歸後人民解放軍是否進駐香港問題。香港記者趁人大會議期間香港各界人士與中國最高層人士聚焦的時機，見到國家領導人就劈頭蓋臉地提問。一位人大副委員長讓香港記者圍住，問起回歸後是否駐軍問題。這位同誌脫口而出說“可以考慮不派軍隊進駐香港”。這是違背中央當時口徑的。那天小平同誌正在會見香港各界代表人士，許家屯向鄧小平報告說，某某副委員長曾答複香港記者說“可以考慮不派軍隊進駐”。鄧小平一聽就火了，把正在散去的香港人士和香港記者請回廳內，大聲地說：某某說可以考慮不派駐軍隊，那是胡說八道！旁邊主管香港交涉事務的副總理插話說，還有黃華。鄧小平說這都是胡說八道。香港記者抓住這個場麵在報紙、電視上大肆炒作，鬧得不亦樂乎。

　　事後，一位在場的同誌告訴我上述情況。我當天晚上打電話給小平同誌的秘書王瑞林同誌說：請你轉報小平同誌，我以我的黨票擔保，我沒有向香港記者說過不駐軍的話，希望小平同誌查核。小平同誌是個正直講信義的人，他隨後向香港船王包玉剛先生鄭重說明，黃華沒有說過香港回歸後不駐軍的話，並說：我錯怪了黃華同誌了。包玉剛先生與我甚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親自向我說了小平同誌對他講的話。小平同誌還向陪同他會見外賓的外交部的同誌作過同樣的說明。

　　一九八九年北京街頭

　　一九八九年五月，天安門廣場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大概在五月十五日，應我國邀請第一百次訪華的日中經濟協會顧問岡崎嘉平太正在北京訪問，穀牧同誌和我在釣魚台國賓館設宴款待他，可是西長安街被一些鬧事的和看熱鬧的人們擠得水泄不通，把欄杆弄得橫七豎八，使客人的汽車難以通過。我們的幾位幹部想出一個好辦法，在汽車前的擋風玻璃邊上貼出幾個毛筆字：“周總理的日本友人。”人群看到這幾個字即讓出一條路，讓車慢慢駛過。我們高興地同日本朋友在釣魚台國賓館慶祝老先生第一百次訪華和感謝他對中日友好所作的貢獻。

　　五月二十七日，我出發到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際會議中心，參加國際行動理事會第七次年會。會議結束後，我在六月初回國途中在夏威夷停留兩天，聽接機的燕京大學老校友、美籍華人肖成大告訴我，北京發生了流血事件。我到旅館立即打開電視，看到解放軍的一輛坦克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行駛，回避一名擋路的男青年。美國廣播公司每半小時即重播這一鏡頭。我同國內通電話後知道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心裏很急，想一下子回到北京。路過日本時，駐日大使館的同誌告訴我說，現在北京戒嚴，最好等幾天後再回國。我覺得不必顧慮，決定按原定日期回京。

　　六月七日晚九點，我和何理良飛抵北京首都機場。我的女婿曹吉東開了一輛很不起眼的舊轎車和我的警衛參謀楊克木一起到了機場，來接我們的還有負責安全的公安部警衛局的一位處長和兩位參謀。處長簡要向我介紹了北京的社會治安情況後，我們的車就隨著警衛局的車出發了。在行至城區東四十條的路口時，看到執勤軍人伸手示意，讓我們靠路邊停車。當我們的車到路邊停下，楊克木下車準備出示證件時，距我們的車十米外路口兩側的四名手握衝鋒槍的執勤人員用槍口迅速對準我們。這時看到一名少校軍官向我們走來，楊克木拿出證件迎上去，向少校介紹了一下情況。少校走到車前時，我把車窗玻璃放下來向他道好。少校看清我後立即向我敬禮，並說：“首長好，對不起首長，我們正在執行任務。”我說：“沒關係，你們辛苦了。”少校接著說：“黃部長，我在電視上看到過您，想不到今天親眼見到了您。”當我要下車同他握手時，他堅決不讓，並一再表示歉意和解釋道：“剛才戰士的槍口對向首長方向，純粹因為前麵車輛上的三位同誌突然下車的緣故。”這也難怪，公安部警衛局的幾位同誌按照規程，見我的座車停下，立即打開車門下車並手插褲兜，做好必要準備。職業要求安全保衛人員做到絕對無任何失誤，而執勤的野戰軍部隊的任務是對周圍的動靜保持高度警惕。不過雙方的對峙很快結束，這一緊張狀態即告解除。 ■